《旬報》的定位是一份麵向市民階級的報紙,要的就是通俗易懂。


    吳山社的文人雖然文才高,但是他們許多都出生名門,品位格調和普通百姓並不相同,而且這些吟風頌月的才子,也難得有能力去做那筆案之間的編輯苦活。


    反而是席浪仙這樣的文人曆經過世間苦楚,又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更有可能勝任報刊的編輯一職。


    王文龍打算把席浪仙帶回去好好培養,如果能力可以,說不定可以塞給鄧誌謨做副手,一個負責內容選定,一個負責編輯排版等掌總工作。


    ……


    在東園文會結束之後,袁宏道就又要啟程,他的老家在湖北公安,回去的路程並不算麻煩,隻需要從鎮江坐長江江船過南京,然後一路溯江而上就可回去。


    在東園文會的這幾天,袁宏道一邊於東園中跟文人才子們唱和,而袁宏道手下的仆人則在蘇州鎮江一帶采購大量土產。


    這些東西全部會跟著袁宏道的船隻一起沿長江而上,因為袁宏道現在還是禮部官員,一路上打著官方排駕幾乎沒有鈔關敢攔。


    走這一趟,袁宏道至少能獲得上百兩利潤。


    袁家是湖北豪富,有大量的產業,常年都要在湖北和南京之間跑江船,袁宏道和他哥哥袁宗道當官以來已經庇佑了不知多少江船,為家族產業省下好多費用。


    甚至袁宏道在江南采購商品都不需要付錢,直接打成白條,等過一陣子他家裏麵從湖北來的商船再將湖北貨物運到江南時拿貨物充抵即可,相當於零成本進貨。


    這年代的世家大戶就是這麽豪橫,貨運和稅收成本直接比起其他要從江南運貨到湖北公安的商人低了好幾成,袁家怎麽可能不發達?


    其實各地瞬間太監能夠招到爪牙,以後閹黨能夠崛起,也和這些世家大族的壟斷不無關係。


    普通的小商人、小文人根本不可能和袁家這樣的豪門競爭,攀附上太監中官才能給他們一些和世家大族競爭的機會。


    但是這種鬥爭沒有把蛋糕做大,從世家大族手上搶來的權利轉移到了太監和新晉崛起的攀附文人手中,隻是加劇大明內耗而已。


    對於最底層的百姓來說,太監和世家大族兩方為了積攢實力都對下壓榨,然後把壓榨所得用於互相對抗。不但沒有緩解底層百姓的困苦,反而多出一批人來壓榨他們,隻讓他們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


    王文龍參加吳山文會已經收集到了一大批詩詞散文,足夠填充《旬報》很長時間的版麵了。


    這時葉成學從南京而來,邀請他過一陣子去東林講學。


    王文龍對此已經無可無不可,他現在已經有了一定名氣,思想體係也已經通過大量論述在世人麵前顯現,不會再輕易被貼上東林書院的標簽。


    去往東林講學,隻會更提升他的名聲。


    王文龍的名氣已經不小,又是第一次去往東林書院,這次講座東林黨的幾個大佬都要來參加,眾人回來還需要一定時間,所以王文龍索性留在蘇州繼續自己的《國富論》創作。


    《國富論》一開頭王文龍就論述勞動分工提高生產率的原理。


    王文龍拿福建德化的瓷器生產做例子。


    王文龍通過查找福建官方的曆史資料指出德化的人口在南宋和明朝時期差別並不大,但是在南宋和元代德化瓷器全盛之時德化的窯口隻有十幾座,可到本朝卻已經有四十多座,瓷器產量也是宋代的五倍以上。


    “同樣的人口卻能夠做出五倍的生產差距,原因何在?”


    “因為勞動分工提高了生產效率。”


    宋朝的時候,德化的窯口自己要負責從挖土塑形到燒造的所有過程,而到了本朝“土場挖瓷土,泥工做胚土,拉胚匠拉胚,雕花匠雕刻,窯戶燒造”“每一道工序首尾相連,相應工匠隻需要打磨一項技能,而且所有的生產設備都隻為一道工序做準備,自然比一個人要做多項工作的效率更高。”


    解釋了勞動分工帶來效率提高的原理之後,王文龍又指出市場範圍大小對勞動分工的影響。


    “隆慶以前德化瓷器無法外銷,一年產量不過十幾個窯口即能滿足,不足以養活專門土場,所以各個窯戶還要自己前去挖土。”


    “隆慶後海貿漸漸興起,德化瓷器外銷繁榮,窯口數量達到三十個,土礦主便有足夠利潤雇傭工人。“


    “礦主打製專門挖土工具,專業礦工用上合適工具一日掘土量可抵二十年前三倍,原本預計費三日工者如今一日可得。”


    由此王文龍便同讀者解釋,為什麽大城市的商業發達水平總會高於小村鎮,因為“大市場帶來多樣化需求和規模效應使得成本降低,同樣的商業在大城市的經營成本更低,效益更高。”


    繼而“將此推廣到一國的範圍”,市場越大的國家越能進行廣泛的分工,生產力發展潛力也就越大。


    王文龍便由此解釋,為什麽大明的種種技術總是勝過周邊的番邦小國。


    “而在航海之事上這卻反了過來,因為歐洲人有跨越大洲的遠洋貿易需求,所以歐洲人的遠航技術日益提高,而大明的船隻隻走東西洋的近洋航線,所以遠洋貿易的技術沒有發展機會。”


    “一百多年下來,大明的遠航技術便落後於歐洲。”


    王文龍用了幾天時間便寫出前兩章,拿給葉成學一讀,葉成學讀著讀著就鑽研進去。


    第二天他頂著一個黑眼圈跟王文龍回饋:“發人深省,玄妙神奇。”


    這年代的人也在討論經濟現象,但是沒有一本書能將市場經濟各個要素之間關係寫得如此清楚的。


    王文龍又拿著這書去和屋主徐樹丕分享,然後葉成學和徐樹丕都看了進去。


    兩人都感覺書是好書,但這書讀起來非常困難,不是學習諸子文章時尋章摘句理解氣韻的那種困難,而是一種讀理科書時戰戰兢兢絞盡腦汁跟上作者思路的困難感覺。


    明明王文龍的書稿中沒有什麽難解的字詞,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看得懂,但是往往讀著讀著一個晃神突然就發現自己跟不上王文龍的思路,隻能回到前麵重新閱讀。


    兩人苦讀時王文龍也沉浸入創作的世界。


    直到三天以後葉成學一早急急忙忙來找他:“整日讀你這書看得我頭昏腦脹,幾乎忘記大事,先生們這幾日就到了,建陽快隨我去無錫!”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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