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曆史上要等到四年以後顧憲成、高攀龍等人主持重修東林書院，並且將此地定為定期進行講學的地點，發起東臨大會，製定《東林會約》之後，東林書院才正式成為東林黨人活動的地點，東林黨也才算是正式成型。
不過早在此時的萬曆二十八年，顧憲成等人就已經經常以東林書院的前身作為自己講學的地點所在了，而且“東林八君子”之中有七人已經罷官回鄉，在無錫講學活動，互相交流思想。
蘇州和無錫都在京杭大運河沿岸，從蘇州去無錫隻要溯河而上就行，路程非常近。
王文龍被葉成學拉著來到還未修繕的東林書院之時，隻見書院中已經擠滿了人。
王文龍忍不住驚訝說道：“怎麽來了這麽多人？”
葉成學笑著說道：“聽說你講學，無錫的文人幾乎全都來了。”
日後與顧憲成齊名的東林黨領袖高攀龍十分熱情的同王文龍招呼：“久聞福建王建陽大名，今日才能一睹風采。”
王文龍忙謙虛道：“存之先生折煞我也。”
東林黨作為掀起明末黨爭大幕的明末第一黨，做的事情雖然褒貶不一，但是東林黨之中還是有不少優秀人物的，高攀龍就是其中之一。
高攀龍七年前就是因為直言上疏而被貶，在曆史之上顧憲成死後高攀龍主持東林大會，憑借自己的名聲被複起為官之後也組織東林黨人打了好幾場硬仗，為黨派居功至偉。
後來和閹黨鬥爭失敗，高攀龍眼看東林黨人被閹黨大肆追捕，連他自己也即將被魏忠賢下毒手，便泰然自若的表示：“我本視死如歸。”遣散諸孫，寫下給天啟皇帝的絕筆信，自沉而死。
不管東林黨在總體上對曆史的貢獻如何，但是高攀龍這樣的人物是真的相信東林黨人的思想有利於國家，並且願意為了自己黨派利益獻上生命的。
高攀龍所提倡的觀點“惠商”“體恤鋪行”，強調“實學”等等也不能說不是正論，雖在實際的此時政治之中作用有限，論為高高在上的空談，但在民間的影響卻不小。
東林黨人能夠天下仰望，也正是依靠這一批人做出的貢獻。
而站在此時的時空環境下，高攀龍也實在沒有什麽可指摘的地方。
東林黨人號召廣開言路，反對閹黨，反對朝廷對東南沿海商業的幹預。
這些說法總體來說，在此時是絕對正確。這也是為什麽東林黨成立之後能造成如此聲望的根本原因。
此時的東林黨人他們總是積極上書，主公正斥邪惡，很多人都覺得隻要這群清流能夠奪權就能改變天下麵貌。
此時人根本想不到接下去的時光裏這群東林黨人將為了上位，先和起黨浙黨楚黨鬥爭一番，鬧的朝堂雞飛狗跳，然後又和閹黨死鬥，等崇禎朝打倒魏忠賢之後，東林後人重掌大權，也沒把事兒幹好。
這群家夥在野時天天罵人，覺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讓他們眾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東林黨成立四十多年以後從來沒有提出過一個可以救治國家的政綱。
自己號召廣開言路，實際上自己找到機會同樣利用黨爭打壓其他派係的聲音。
號召打擊閹黨，但是閹黨被連根拔起之後東林黨就徹底掌權，他們照樣的黨同伐異，被剝削的百姓也沒見日子好過了多少。
至於反對東南沿海商業幹預就更抽象，商業稅到明末已經成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反對幹預商業是對的，但實際執行之中卻很快和東南的新興商業階級配合，以“不能與民爭利”為口號阻撓朝廷收商稅，使得大量的稅收負擔壓在了農民身上，導致農民不堪重負。
後來的東林黨直接變成了江浙仕商一體豪強的保護傘，號召著輕徭薄賦，但是卻對征收商稅萬分回避，對征收農業稅表示支持。
少數有見識的東林黨人如鄒元標也能看出東林黨的問題，但是當他四處呼喊恢複張居正的政策時，其他東林黨人卻紛紛與他割席。
東林黨到後期已經完全成為一個黨爭派係，落下“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的評價。
曆史是唯結果論的。
東林黨沒有登上曆史舞台的時候，被清流嘲諷的“昏君”“權臣”好歹能出張居正改革、萬曆三大征，可東林黨崛起後，不管口號喊得再響亮，卻沒有真正做出什麽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東林後人眾正盈朝的崇禎時期，大明更是幹脆給盈沒了。
站在東林黨內部當然可以有各種理由說自己執政的艱難，但是登上曆史舞台的勢力哪個不艱難？
當國家的命運交到身上時隻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別，形勢艱難不應該成為借口。
當然，站在這個時間點還未成立的東林黨還沒有那些抽象行為，這些東林群賢此時可是敢於和稅官太監、勳貴豪強對抗，保名教、斥奸邪的正直文人，集天下之望。
王文龍也沒可能在現在批評人家什麽。
高攀龍和顧憲成兩人親自陪著王文龍走向高台，高攀龍笑著說道：“我等聚會講學，一直沒有一個固定場所，如今也隻能找這一處破舊的書院作為暫時集會之所。”
顧憲成為王文龍講解：“此地原為閩學鼻祖，龜山先生吳國公楊時在無錫講學的舊院，隻是時間日久，逐漸荒廢，我等來到之時已經改建成佛寺，親自動手劈樹斬草才勉強開辟出這幾間院落，隻為請建陽這樣的名儒前來講學。建陽遍曆諸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還請建陽為我等講解海外之事。”
王文龍謙虛道：“不敢說什麽講解，隻是盡所能罷了。”
今天東林八君子中的七人全部到場，七人都是在野官員，基本全是為了爭國本或是保護清流文官上疏被貶，在江南士林有很大聲望，同時罷官之前在朝中結下的黨派名望也未散去，這些人以同樣目的結合在一起，自然能夠影響朝廷局勢。
王文龍登上講台，看著台下濟濟一堂的名士，覺得心中有些壓力。
東林八君子全部是進士功名，在場的舉人都有十幾個，王文龍若不是寫出《葡萄牙國史》和《天演論》名噪天下，這麽一個監生根本沒機會上台開講。
明代的官話是此時的南京話，和後世南京話有較大差別，但都屬於官話體係。
後世的普通話屬於華北官話，和此時的南京官話勉強可以互相交談，相互理解的難度大概相當於後世說西南官話的四川人和說華北官話的北京人用自己家鄉方言聊天。
不用太生僻的字詞，說話速度緩慢一些，互相都還可以理解。
王文龍是福建人，普通話也不標準，一口地瓜味，此時人也隻以為他海外歸來，說話帶有特有口音而已，正常交流還是可以進行。
王文龍上台之後便對眾人拱手笑道：
“列位先生好，“小子才疏學淺，也不通曉經義學問，能夠被固高二位先生請來東林書院講學，內心深感惶恐。”
他謙虛說道：“今日所講，大家盡可互相探討，若是不認同者也可提出，小子虛心接受，今日不叫講座，隻是與大家交流觀點。”
一番言語引得台下眾人一陣點頭，心中對王文龍先下了個可交的評論。
客套後王文龍正式開講：
“今日高、顧二先生邀我前來東林書院講解西洋諸國之事，自從《葡萄牙國史》寫出之後也有許多文人士子向我詢問，為何能夠如此了解海外掌故，對海外之事頗為感興趣。”
王文龍笑著說道：“我自幼生長在海外，雖然有大明先生為我開蒙，但是初回大名時也是驚訝於我大明人士往往以為海外都是精奇鬼怪之地，其實不然也。”
“許多先生言，看過我《葡萄牙國史》才知從我大明往西有大洲曰非洲，曰歐洲，曰南北美洲。其上所生活土人雖然文化各異，習俗不同，但也都同我大明人物一樣，有工人，有農民，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一些人也會造槍造炮，並非別種生物。”
台下眾人都笑起來，東林黨人許多都與此時的傳教士有接觸，對於那些不開眼看世界的大明文人心中頗為鄙夷。
的確是王文龍的作品出世之後很多與外洋接觸較少的文人才突然發現原來歐洲文明也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身處南直隸的東林黨人，同樣對他們都有嘲笑。
王文龍：“海外之國何其多也，紛繁複雜，我中華自古雖有《諸蕃誌》《嶺外代答》等書目，然而對其風俗記載難免流於表麵，追求精奇古怪，認為以娛讀者可也。隻因地方遙遠國家眾多，想要詳細敘述怕也不能，所以隻能摘其緊要之處，略略描寫，但若想要考察一國之事實這卻又不夠了。”
王文龍道：“我以為做這國別研究，想要弄清一國情況，至少要從：政治，經濟，文化，曆史，地理五個方麵入手方能說得清楚。”
“比如在西洋島嶼上的土人斷發紋身，初到彼處的商賈以為奇異，但若研究其地理曆史便可知道，這些島嶼連成一串，與我八閩海外之大員島相近，那些海島上的土人文化習俗亦都相差不遠，其實乃是古時乘小舟船渡海而去者。”
“而古時閩地越人也有斷發紋身之記載，如此說來，大員之上土人即可能又是我閩越土人遷徙而去。”
(本章完)
不過早在此時的萬曆二十八年，顧憲成等人就已經經常以東林書院的前身作為自己講學的地點所在了，而且“東林八君子”之中有七人已經罷官回鄉，在無錫講學活動，互相交流思想。
蘇州和無錫都在京杭大運河沿岸，從蘇州去無錫隻要溯河而上就行，路程非常近。
王文龍被葉成學拉著來到還未修繕的東林書院之時，隻見書院中已經擠滿了人。
王文龍忍不住驚訝說道：“怎麽來了這麽多人？”
葉成學笑著說道：“聽說你講學，無錫的文人幾乎全都來了。”
日後與顧憲成齊名的東林黨領袖高攀龍十分熱情的同王文龍招呼：“久聞福建王建陽大名，今日才能一睹風采。”
王文龍忙謙虛道：“存之先生折煞我也。”
東林黨作為掀起明末黨爭大幕的明末第一黨，做的事情雖然褒貶不一，但是東林黨之中還是有不少優秀人物的，高攀龍就是其中之一。
高攀龍七年前就是因為直言上疏而被貶，在曆史之上顧憲成死後高攀龍主持東林大會，憑借自己的名聲被複起為官之後也組織東林黨人打了好幾場硬仗，為黨派居功至偉。
後來和閹黨鬥爭失敗，高攀龍眼看東林黨人被閹黨大肆追捕，連他自己也即將被魏忠賢下毒手，便泰然自若的表示：“我本視死如歸。”遣散諸孫，寫下給天啟皇帝的絕筆信，自沉而死。
不管東林黨在總體上對曆史的貢獻如何，但是高攀龍這樣的人物是真的相信東林黨人的思想有利於國家，並且願意為了自己黨派利益獻上生命的。
高攀龍所提倡的觀點“惠商”“體恤鋪行”，強調“實學”等等也不能說不是正論，雖在實際的此時政治之中作用有限，論為高高在上的空談，但在民間的影響卻不小。
東林黨人能夠天下仰望，也正是依靠這一批人做出的貢獻。
而站在此時的時空環境下，高攀龍也實在沒有什麽可指摘的地方。
東林黨人號召廣開言路，反對閹黨，反對朝廷對東南沿海商業的幹預。
這些說法總體來說，在此時是絕對正確。這也是為什麽東林黨成立之後能造成如此聲望的根本原因。
此時的東林黨人他們總是積極上書，主公正斥邪惡，很多人都覺得隻要這群清流能夠奪權就能改變天下麵貌。
此時人根本想不到接下去的時光裏這群東林黨人將為了上位，先和起黨浙黨楚黨鬥爭一番，鬧的朝堂雞飛狗跳，然後又和閹黨死鬥，等崇禎朝打倒魏忠賢之後，東林後人重掌大權，也沒把事兒幹好。
這群家夥在野時天天罵人，覺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讓他們眾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東林黨成立四十多年以後從來沒有提出過一個可以救治國家的政綱。
自己號召廣開言路，實際上自己找到機會同樣利用黨爭打壓其他派係的聲音。
號召打擊閹黨，但是閹黨被連根拔起之後東林黨就徹底掌權，他們照樣的黨同伐異，被剝削的百姓也沒見日子好過了多少。
至於反對東南沿海商業幹預就更抽象，商業稅到明末已經成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反對幹預商業是對的，但實際執行之中卻很快和東南的新興商業階級配合，以“不能與民爭利”為口號阻撓朝廷收商稅，使得大量的稅收負擔壓在了農民身上，導致農民不堪重負。
後來的東林黨直接變成了江浙仕商一體豪強的保護傘，號召著輕徭薄賦，但是卻對征收商稅萬分回避，對征收農業稅表示支持。
少數有見識的東林黨人如鄒元標也能看出東林黨的問題，但是當他四處呼喊恢複張居正的政策時，其他東林黨人卻紛紛與他割席。
東林黨到後期已經完全成為一個黨爭派係，落下“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的評價。
曆史是唯結果論的。
東林黨沒有登上曆史舞台的時候，被清流嘲諷的“昏君”“權臣”好歹能出張居正改革、萬曆三大征，可東林黨崛起後，不管口號喊得再響亮，卻沒有真正做出什麽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東林後人眾正盈朝的崇禎時期，大明更是幹脆給盈沒了。
站在東林黨內部當然可以有各種理由說自己執政的艱難，但是登上曆史舞台的勢力哪個不艱難？
當國家的命運交到身上時隻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別，形勢艱難不應該成為借口。
當然，站在這個時間點還未成立的東林黨還沒有那些抽象行為，這些東林群賢此時可是敢於和稅官太監、勳貴豪強對抗，保名教、斥奸邪的正直文人，集天下之望。
王文龍也沒可能在現在批評人家什麽。
高攀龍和顧憲成兩人親自陪著王文龍走向高台，高攀龍笑著說道：“我等聚會講學，一直沒有一個固定場所，如今也隻能找這一處破舊的書院作為暫時集會之所。”
顧憲成為王文龍講解：“此地原為閩學鼻祖，龜山先生吳國公楊時在無錫講學的舊院，隻是時間日久，逐漸荒廢，我等來到之時已經改建成佛寺，親自動手劈樹斬草才勉強開辟出這幾間院落，隻為請建陽這樣的名儒前來講學。建陽遍曆諸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還請建陽為我等講解海外之事。”
王文龍謙虛道：“不敢說什麽講解，隻是盡所能罷了。”
今天東林八君子中的七人全部到場，七人都是在野官員，基本全是為了爭國本或是保護清流文官上疏被貶，在江南士林有很大聲望，同時罷官之前在朝中結下的黨派名望也未散去，這些人以同樣目的結合在一起，自然能夠影響朝廷局勢。
王文龍登上講台，看著台下濟濟一堂的名士，覺得心中有些壓力。
東林八君子全部是進士功名，在場的舉人都有十幾個，王文龍若不是寫出《葡萄牙國史》和《天演論》名噪天下，這麽一個監生根本沒機會上台開講。
明代的官話是此時的南京話，和後世南京話有較大差別，但都屬於官話體係。
後世的普通話屬於華北官話，和此時的南京官話勉強可以互相交談，相互理解的難度大概相當於後世說西南官話的四川人和說華北官話的北京人用自己家鄉方言聊天。
不用太生僻的字詞，說話速度緩慢一些，互相都還可以理解。
王文龍是福建人，普通話也不標準，一口地瓜味，此時人也隻以為他海外歸來，說話帶有特有口音而已，正常交流還是可以進行。
王文龍上台之後便對眾人拱手笑道：
“列位先生好，“小子才疏學淺，也不通曉經義學問，能夠被固高二位先生請來東林書院講學，內心深感惶恐。”
他謙虛說道：“今日所講，大家盡可互相探討，若是不認同者也可提出，小子虛心接受，今日不叫講座，隻是與大家交流觀點。”
一番言語引得台下眾人一陣點頭，心中對王文龍先下了個可交的評論。
客套後王文龍正式開講：
“今日高、顧二先生邀我前來東林書院講解西洋諸國之事，自從《葡萄牙國史》寫出之後也有許多文人士子向我詢問，為何能夠如此了解海外掌故，對海外之事頗為感興趣。”
王文龍笑著說道：“我自幼生長在海外，雖然有大明先生為我開蒙，但是初回大名時也是驚訝於我大明人士往往以為海外都是精奇鬼怪之地，其實不然也。”
“許多先生言，看過我《葡萄牙國史》才知從我大明往西有大洲曰非洲，曰歐洲，曰南北美洲。其上所生活土人雖然文化各異，習俗不同，但也都同我大明人物一樣，有工人，有農民，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一些人也會造槍造炮，並非別種生物。”
台下眾人都笑起來，東林黨人許多都與此時的傳教士有接觸，對於那些不開眼看世界的大明文人心中頗為鄙夷。
的確是王文龍的作品出世之後很多與外洋接觸較少的文人才突然發現原來歐洲文明也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身處南直隸的東林黨人，同樣對他們都有嘲笑。
王文龍：“海外之國何其多也，紛繁複雜，我中華自古雖有《諸蕃誌》《嶺外代答》等書目，然而對其風俗記載難免流於表麵，追求精奇古怪，認為以娛讀者可也。隻因地方遙遠國家眾多，想要詳細敘述怕也不能，所以隻能摘其緊要之處，略略描寫，但若想要考察一國之事實這卻又不夠了。”
王文龍道：“我以為做這國別研究，想要弄清一國情況，至少要從：政治，經濟，文化，曆史，地理五個方麵入手方能說得清楚。”
“比如在西洋島嶼上的土人斷發紋身，初到彼處的商賈以為奇異，但若研究其地理曆史便可知道，這些島嶼連成一串，與我八閩海外之大員島相近，那些海島上的土人文化習俗亦都相差不遠，其實乃是古時乘小舟船渡海而去者。”
“而古時閩地越人也有斷發紋身之記載，如此說來，大員之上土人即可能又是我閩越土人遷徙而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