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汝登寫文的同時，陳元藻也沒閑著。
陳元藻家境貧寒但是卻是真正的名士，也是一個能上史書的好官。原曆史上再過五年他就能考中進士，之後一生都踐行著自己的初心：
他當江西右參政時正好碰上當地水災，朝廷卻正要他征南糧，陳元藻看地方上百姓受災根本湊不出糧食，為了幫助百姓拖延時間，直接辭職不幹。
但他並非一味的軟弱，後來他調任天津，麵對上當地有權有勢的大戶，又剛正不屈，不像其他官員一樣把糧稅加在窮人頭上，而是鐵麵辦事，直接在大戶身上榨出了兩年的軍儲。
崇禎年間他已當到了廣東按察使，但為官幾十年家裏最珍貴的財產就是一套瓊州朋友送的丘浚文集，晚年陳元藻辭官回到福建老家，官囊中所得的錢財不過是在家鄉修了幾間草屋罷了。
曆史上此君一直到九十多歲還有書畫產出，不是他有那麽高的藝術追求，而是他要賣畫賣字以維持生計。
陳元藻對於世道是有自己的見解的，他不喜歡參與黨派鬥爭，但同樣覺得如今的時局應該改革，並且認為應該為此做些實事。
他和周汝登談論了幾次《訓詁學方法論》，越發理解王文龍想要改革儒學而出書的想法，並且由心同意。
此時陳元藻身上錢財已空，根本到不了陝西。
周汝登願意出錢幫助陳元藻，但他卻不願接受，決心靠自己的本事掙來路費。
可他的名聲在福建還有點作用，放到江南真卻是沒多少人聽過，在南京賣字賣畫，怕不要一兩個月時間才能湊足費用。
花了幾天時間來讀《訓詁學方法論》了，陳元藻對於王文龍的思想已然十分推崇，這時他又看見周汝登發表的文章，一拍腦袋，決定也寫一篇相關內容，掙點稿費。
不過陳元藻在文壇上的地位不算高，對於經學的功底也遠遠不如周汝登那麽深厚，寫了文章報社也不一定會發表。
陳元藻隻能思來想去找到一個角度，落筆成文後嚐試性的送到報社，沒想報社還真的采用，並為此給了他一兩銀子的稿費。
討論《訓詁學方法論》的文章不少，之所以報社會采用他的文字，因為他寫作方向實在太出奇了：
隻看他給這文章起的名字就直到這家夥的腦回路和別人不同——《學訓詁學方法論於求工有大益處》
“近日筆者讀王建陽《訓詁學方法論》新書，以後學視角觀之，以為實在是一本極有作用之文字。
細讀此書，仿若王建陽手把手予以指導，不需遠求，於書齋之中便可學會如何做訓詁之研究，筆者以為其效果比之從名師而遊二三載亦絲毫不差也……
筆者讀書之後便以書中‘以形求義’之法去解楚辭，真發現其中一二難解之字全然可以用形意法解得，現作求解方法如下……
筆者告此研究結論於海門先生周公汝登，竟得大讚，且邀入南京陽明祠相晤，筆者不過一舉子，屢試不第，得此機緣實乃榮幸，若無《訓詁學》之助，庶幾無可能……
綜上可知，《訓詁學方法論》乃是如今求學不得者做研究之捷徑。學習此書，便是資質平平者也可入門考據之學，甚而有若幹發現，青史留名，亦未可知也！”
陳元藻是吃過苦受過罪的讀書人，太了解窮苦文人的想法了。周汝登說的那些什麽儒家學派之間的思想鬥爭固然深刻，但是離大多數考舉人都有困難的讀書人太遠，而這些讀書人才是真正的理學根基。
無論周汝登再怎麽想改革儒學，隻要四書五經還是科舉的要求範本，那麽理學就不會倒。想要把王文龍的思想傳入這些人心中，用傳教方法是不可能的，隻有靠因勢利導。
要讓更多人去看《訓詁學方法論》，與其討論學術理論，還不如直接告訴他們這本書就是工具書，讀了就能找到工作！讀了就能掙錢！
不少底層文人看到陳元藻的文章之後還真專門去買了《訓詁學方法論》來研究。
他們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麽攻擊程朱理學，而是有訓詁學功底的書生自然會有不少高門大戶願意找他們當卿客幕僚，這書若能教會他們做訓詁，是真能解決工作問題。
而發陳元藻文章的報紙也是一份麵向窮苦文人的小報，售價都比其他報紙要便宜十文錢，陳元藻的文章十分符合他們的調性，刊登之後果真反響不錯。
陳元藻因此也得到了稿費，王文龍更是因此書籍多了近百部的銷量，大家都開心。
對王文龍《訓詁學方法論》的傳播起到更大推動力的則是東林大佬丁元薦的評論：
“此書真正打破小學為經學附庸之觀念，訓詁學從此真成一家也。王建陽此書可謂石破天驚，此道可謂高屋建瓴，此人亦是膽識過人、慧眼獨具，開宗立派之大名傳揚不在今日，而將千古也！”
作為考據學的研究者，丁元薦一年前看到《尚書古文疏證》和《文字斷代學講義》就已到處去推薦，但那兩本書都還隻是講考據學的一個方麵，甚至其中使用的一些理論放到後世都已經頗為陳舊。
而《訓詁學方法論》則直接是一本後世大學裏都在使用的教科書，這部書突然出現在丁元薦麵前，幾乎就相當於在古人麵前放了一部智能機，丁元薦看了此書整整三晝夜，覺都沒睡，腦子嗡嗡的，後勁十足。
丁元薦作為東林黨大佬在此時江南文壇之中的影響力非常恐怖。
這時的東林黨正處在名聲最佳的階段：東林書院剛剛建立，東林黨人漸漸掌握朝堂輿論，同時又還沒有掌握朝局中央，也就沒機會有什麽抽象操作。
此時別說文人了，就是普通百姓都以為東林黨人是大明天下的救星，丁元薦等人跑到東林書院去開一場會講到場聽講的人數動輒一兩千，東林書院外頭都站不下人。
而此時的丁元薦對《訓詁學方法論》如此之推薦，瞬間就使得此書在江南賣到脫銷。
如今但凡有讀書人集會，總要拿出此書的內容來談論兩句，廣大學子們哪怕是為了跟上潮流也得買一套回家湊麵子，實在是家中窮困的就一起湊錢拚著買一套輪流看。
原本敦古齋以為王文龍的這套書題材艱澀，能夠賣出個一千套就了不得了，還是考慮到王文龍的名氣這才將第一版的印數加到了兩千套，因為印數不高，又采用套色印刷以及插入大量的甲骨圖片，所以成本其實也不算低，一套油印書籍的出廠價就開到了二兩五錢。
卻沒想到此書第一版流傳到江南一個多月就賣脫銷了。這年代的作者誰在江南有名聲，誰就占據了書籍的消費市場，那可遠比僅僅在福建出名要掙得多，敦古齋連忙加班加點的趕製。
《訓詁學方法論》第二版開印兩千冊，半個月就銷售一空，一直到第三版，銷量才終於減緩下來，總銷量最終穩定在五千冊上下。
還沒有哪本諸子作品能夠有這樣的銷量，《訓詁學方法論》甚至在江南帶起了一股訓詁學熱潮。
不過訓詁學真是一門挺艱深的學問，沒有足夠的文字學、音韻學功底積累光是看了教材就上崗，情況幾乎就和看了中學教材然後便直接上奧數比賽一樣。
但這年代的讀書人接觸外界消息的渠道太窄，看了一兩本醫書就認為自己醫術通神敢亂給自己開虎狼之藥的人都不在少數，更別說做點不疼不癢的訓詁學研究了。
不少看了此書的讀者，都覺得自己已經學會了訓詁學的研究方法，然後就開始拿起古書考證。
之後種種“訓詁研究”便在市麵上流傳，有人號稱自己通過訓詁學重新解讀了詩經楚辭、有人號稱自己用訓詁學方法解完了所有甲骨文、甚至有人號稱自己研究訓詁學之後破解了河圖洛書……河圖洛書上連字都沒有，也不知他要怎麽訓出來。
不過訓詁學熱潮的出現也代表了明末思想界真正開始重視考據學這一學派，泥沙俱下之中，也有些學者真正通過王文龍的書籍獲得了考據學的訓練與啟蒙，與考據學相關的集社開始出現、一些靠譜的考據學研究也漸漸發表在市麵上。
這些愛好者中有不少通過鑽研練習而成長為考據學的骨幹。
而在這一係列研究中，王文龍的《訓詁學方法論》無疑有決定性的地位。
丁元薦的師弟“蕺山先生”劉宗周在自己的《周易古文鈔》之中便直言：
“《訓詁學方法論》誠為今之考據學之引領，猶綠洲於沙海，為學子指引前行之路。後世凡做訓詁、語源之學，皆靜觀先生門徒也。其著作獨具一格，先行於眾，必載青史，流傳百世。”
被丁元薦這群考據學開山鼻祖如此誇獎，王文龍在日後曆史上的考據學祖師地位算是徹底坐實了。
而由於作品的火熱王文龍的名氣也在快速醱酵。以前王文龍隻是個研究者，而此書之後許多人卻要自稱他的弟子，考據學的門人對於王文龍更是不吝讚美之詞，甚至有人直接稱他為“陽明之後又一大家”。
這絕對是過譽了，王陽明在這年代可是可以建祠的人，已經漸漸步入聖人級別，這樣的誇獎對王文龍來說幾乎是捧殺，好在如此說的人不算多，這稱號也沒有被大多數人所認可。
王文龍的名氣卻因為這些人的吹捧更加流傳廣布，這股訓詁風潮更是漸漸走出江南，一路吹進了京師之中。(本章完)
陳元藻家境貧寒但是卻是真正的名士，也是一個能上史書的好官。原曆史上再過五年他就能考中進士，之後一生都踐行著自己的初心：
他當江西右參政時正好碰上當地水災，朝廷卻正要他征南糧，陳元藻看地方上百姓受災根本湊不出糧食，為了幫助百姓拖延時間，直接辭職不幹。
但他並非一味的軟弱，後來他調任天津，麵對上當地有權有勢的大戶，又剛正不屈，不像其他官員一樣把糧稅加在窮人頭上，而是鐵麵辦事，直接在大戶身上榨出了兩年的軍儲。
崇禎年間他已當到了廣東按察使，但為官幾十年家裏最珍貴的財產就是一套瓊州朋友送的丘浚文集，晚年陳元藻辭官回到福建老家，官囊中所得的錢財不過是在家鄉修了幾間草屋罷了。
曆史上此君一直到九十多歲還有書畫產出，不是他有那麽高的藝術追求，而是他要賣畫賣字以維持生計。
陳元藻對於世道是有自己的見解的，他不喜歡參與黨派鬥爭，但同樣覺得如今的時局應該改革，並且認為應該為此做些實事。
他和周汝登談論了幾次《訓詁學方法論》，越發理解王文龍想要改革儒學而出書的想法，並且由心同意。
此時陳元藻身上錢財已空，根本到不了陝西。
周汝登願意出錢幫助陳元藻，但他卻不願接受，決心靠自己的本事掙來路費。
可他的名聲在福建還有點作用，放到江南真卻是沒多少人聽過，在南京賣字賣畫，怕不要一兩個月時間才能湊足費用。
花了幾天時間來讀《訓詁學方法論》了，陳元藻對於王文龍的思想已然十分推崇，這時他又看見周汝登發表的文章，一拍腦袋，決定也寫一篇相關內容，掙點稿費。
不過陳元藻在文壇上的地位不算高，對於經學的功底也遠遠不如周汝登那麽深厚，寫了文章報社也不一定會發表。
陳元藻隻能思來想去找到一個角度，落筆成文後嚐試性的送到報社，沒想報社還真的采用，並為此給了他一兩銀子的稿費。
討論《訓詁學方法論》的文章不少，之所以報社會采用他的文字，因為他寫作方向實在太出奇了：
隻看他給這文章起的名字就直到這家夥的腦回路和別人不同——《學訓詁學方法論於求工有大益處》
“近日筆者讀王建陽《訓詁學方法論》新書，以後學視角觀之，以為實在是一本極有作用之文字。
細讀此書，仿若王建陽手把手予以指導，不需遠求，於書齋之中便可學會如何做訓詁之研究，筆者以為其效果比之從名師而遊二三載亦絲毫不差也……
筆者讀書之後便以書中‘以形求義’之法去解楚辭，真發現其中一二難解之字全然可以用形意法解得，現作求解方法如下……
筆者告此研究結論於海門先生周公汝登，竟得大讚，且邀入南京陽明祠相晤，筆者不過一舉子，屢試不第，得此機緣實乃榮幸，若無《訓詁學》之助，庶幾無可能……
綜上可知，《訓詁學方法論》乃是如今求學不得者做研究之捷徑。學習此書，便是資質平平者也可入門考據之學，甚而有若幹發現，青史留名，亦未可知也！”
陳元藻是吃過苦受過罪的讀書人，太了解窮苦文人的想法了。周汝登說的那些什麽儒家學派之間的思想鬥爭固然深刻，但是離大多數考舉人都有困難的讀書人太遠，而這些讀書人才是真正的理學根基。
無論周汝登再怎麽想改革儒學，隻要四書五經還是科舉的要求範本，那麽理學就不會倒。想要把王文龍的思想傳入這些人心中，用傳教方法是不可能的，隻有靠因勢利導。
要讓更多人去看《訓詁學方法論》，與其討論學術理論，還不如直接告訴他們這本書就是工具書，讀了就能找到工作！讀了就能掙錢！
不少底層文人看到陳元藻的文章之後還真專門去買了《訓詁學方法論》來研究。
他們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麽攻擊程朱理學，而是有訓詁學功底的書生自然會有不少高門大戶願意找他們當卿客幕僚，這書若能教會他們做訓詁，是真能解決工作問題。
而發陳元藻文章的報紙也是一份麵向窮苦文人的小報，售價都比其他報紙要便宜十文錢，陳元藻的文章十分符合他們的調性，刊登之後果真反響不錯。
陳元藻因此也得到了稿費，王文龍更是因此書籍多了近百部的銷量，大家都開心。
對王文龍《訓詁學方法論》的傳播起到更大推動力的則是東林大佬丁元薦的評論：
“此書真正打破小學為經學附庸之觀念，訓詁學從此真成一家也。王建陽此書可謂石破天驚，此道可謂高屋建瓴，此人亦是膽識過人、慧眼獨具，開宗立派之大名傳揚不在今日，而將千古也！”
作為考據學的研究者，丁元薦一年前看到《尚書古文疏證》和《文字斷代學講義》就已到處去推薦，但那兩本書都還隻是講考據學的一個方麵，甚至其中使用的一些理論放到後世都已經頗為陳舊。
而《訓詁學方法論》則直接是一本後世大學裏都在使用的教科書，這部書突然出現在丁元薦麵前，幾乎就相當於在古人麵前放了一部智能機，丁元薦看了此書整整三晝夜，覺都沒睡，腦子嗡嗡的，後勁十足。
丁元薦作為東林黨大佬在此時江南文壇之中的影響力非常恐怖。
這時的東林黨正處在名聲最佳的階段：東林書院剛剛建立，東林黨人漸漸掌握朝堂輿論，同時又還沒有掌握朝局中央，也就沒機會有什麽抽象操作。
此時別說文人了，就是普通百姓都以為東林黨人是大明天下的救星，丁元薦等人跑到東林書院去開一場會講到場聽講的人數動輒一兩千，東林書院外頭都站不下人。
而此時的丁元薦對《訓詁學方法論》如此之推薦，瞬間就使得此書在江南賣到脫銷。
如今但凡有讀書人集會，總要拿出此書的內容來談論兩句，廣大學子們哪怕是為了跟上潮流也得買一套回家湊麵子，實在是家中窮困的就一起湊錢拚著買一套輪流看。
原本敦古齋以為王文龍的這套書題材艱澀，能夠賣出個一千套就了不得了，還是考慮到王文龍的名氣這才將第一版的印數加到了兩千套，因為印數不高，又采用套色印刷以及插入大量的甲骨圖片，所以成本其實也不算低，一套油印書籍的出廠價就開到了二兩五錢。
卻沒想到此書第一版流傳到江南一個多月就賣脫銷了。這年代的作者誰在江南有名聲，誰就占據了書籍的消費市場，那可遠比僅僅在福建出名要掙得多，敦古齋連忙加班加點的趕製。
《訓詁學方法論》第二版開印兩千冊，半個月就銷售一空，一直到第三版，銷量才終於減緩下來，總銷量最終穩定在五千冊上下。
還沒有哪本諸子作品能夠有這樣的銷量，《訓詁學方法論》甚至在江南帶起了一股訓詁學熱潮。
不過訓詁學真是一門挺艱深的學問，沒有足夠的文字學、音韻學功底積累光是看了教材就上崗，情況幾乎就和看了中學教材然後便直接上奧數比賽一樣。
但這年代的讀書人接觸外界消息的渠道太窄，看了一兩本醫書就認為自己醫術通神敢亂給自己開虎狼之藥的人都不在少數，更別說做點不疼不癢的訓詁學研究了。
不少看了此書的讀者，都覺得自己已經學會了訓詁學的研究方法，然後就開始拿起古書考證。
之後種種“訓詁研究”便在市麵上流傳，有人號稱自己通過訓詁學重新解讀了詩經楚辭、有人號稱自己用訓詁學方法解完了所有甲骨文、甚至有人號稱自己研究訓詁學之後破解了河圖洛書……河圖洛書上連字都沒有，也不知他要怎麽訓出來。
不過訓詁學熱潮的出現也代表了明末思想界真正開始重視考據學這一學派，泥沙俱下之中，也有些學者真正通過王文龍的書籍獲得了考據學的訓練與啟蒙，與考據學相關的集社開始出現、一些靠譜的考據學研究也漸漸發表在市麵上。
這些愛好者中有不少通過鑽研練習而成長為考據學的骨幹。
而在這一係列研究中，王文龍的《訓詁學方法論》無疑有決定性的地位。
丁元薦的師弟“蕺山先生”劉宗周在自己的《周易古文鈔》之中便直言：
“《訓詁學方法論》誠為今之考據學之引領，猶綠洲於沙海，為學子指引前行之路。後世凡做訓詁、語源之學，皆靜觀先生門徒也。其著作獨具一格，先行於眾，必載青史，流傳百世。”
被丁元薦這群考據學開山鼻祖如此誇獎，王文龍在日後曆史上的考據學祖師地位算是徹底坐實了。
而由於作品的火熱王文龍的名氣也在快速醱酵。以前王文龍隻是個研究者，而此書之後許多人卻要自稱他的弟子，考據學的門人對於王文龍更是不吝讚美之詞，甚至有人直接稱他為“陽明之後又一大家”。
這絕對是過譽了，王陽明在這年代可是可以建祠的人，已經漸漸步入聖人級別，這樣的誇獎對王文龍來說幾乎是捧殺，好在如此說的人不算多，這稱號也沒有被大多數人所認可。
王文龍的名氣卻因為這些人的吹捧更加流傳廣布，這股訓詁風潮更是漸漸走出江南，一路吹進了京師之中。(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