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開篇就極力推薦漢語拚音，王文龍寫道：
“漢字源於漢語。眾皆言讀書識字為難，實難在言語轉為文字。若通拚音，則知其聲。逢不識之字，可尋識字之書。理論上言，知拚音，則無有不能讀者。拚音既成，輔以識字之書，如師隨形。勤力學之，不複可言不識字矣。是以學拚音，乃習漢字之首要也。”
剛讀完第一章的引言，周汝登就不由得驚訝起來，這聽也沒聽過的拚音，居然被王文龍推崇為學習漢字的首要，這語氣也太大了吧。
這年代的人還沒有體會過拚音的力量，一時間還無法想象一個拚音能為漢語教學提供多少方便。但是王文龍給出的南京官話拚音方案還是十分驚豔，對於周汝登來說，他過去從沒想過在反切法之外還有這麽一種包含聲韻母和音調的拚音方法。
花費了半上午時間弄懂了拚音之後，周汝登越發感到驚喜，王文龍給出的這套拚音拚讀南京官話實在是太準確了。
他覺得光是能看到這麽一套拚音方案這本《語文》就值得學習了。
他帶著驚喜繼續閱讀，接下來的第二章則開始講解漢字結構、漢字的四書法、常用偏旁部首、筆劃順序書寫規範。第三章進入詞匯學習，常用詞語、近義詞與反義詞、詞匯分類與記憶……
第三章的內容還沒讀完，周汝登卻已經十分驚喜。他發現王文龍的這本《語文》跟他之前見過的所有啟蒙教材都有著明顯區別。
王文龍的書依照邏輯分成章節，而每一章的內容都又被分成幾個知識點，幾個知識點結合在一起，大概就是一節課的時間，而且在每章的最後居然還會印上“練習題”環節。
這年代的啟蒙讀物根本就不講什麽科學性，後世的教材編寫思想放到這年代是碾壓級別的。
周汝登作為一線教學者，對這本《語文》是越看越感覺愛不釋手，他甚至可以想象自己拿著這本教材跟學生講課時會怎麽講——
教材把每節課學生要掌握的知識點都給提示出來了。而且這些知識點安排的非常恰當，隻要這節課上的學生掌握了這些內容，那麽肯定就能達到學習要求。
老師拿著這教材想要考教學生時也不需要動太多腦筋，直接抽查知識點進行提問，就能知道學生學懂沒有。
周汝登稍稍閱讀就能想道這本書在實際應用中會給私塾老師省下多少功夫。
周汝登越看這教材越喜歡，讀的連時間都忘記了，等到老妻來叫他吃飯，他才發現窗外的天光已經從清晨轉為黃昏。
周汝登急於看書，隨便喝了碗粥便點起蠟燭又繼續閱讀，這回他一邊讀著《語文》教材一邊做筆記，試圖總結出王文龍編寫教材的先進思路。
第二天，周汝登的侄女婿兼弟子喻安性前來拜訪。
喻安性也是嵊州名士，他早在八年前就考中了進士，今年他從南昌府推官升任禮部主事，在上京赴任的路上，順便回老家看看家人。
見到師父時喻安性嚇了一跳，就見周汝登胡子拉碴，臉頰瘦削，整個人仿佛蒼老了幾歲，精神卻出奇的亢奮。
“師父，是遇到什麽事情了嗎，為何如此憔悴？”喻安性連忙詢問。
周汝登拿著《語文》教材，開口便極力推薦道：“中卿，這本《語文》真是世上前所未見的好教材，以後天下開蒙之學子有福了。”
“這是什麽書？”喻安性不明所以。
“這便是王建陽的新作《語文》，專門是一本開蒙之書，”周汝登讚歎之色溢於言表，“此書的內容深入淺出，選材精當，編排的更是出彩，蒙童用此書學習認字，隻怕真能在一年半載之內便學會認字。”
“原來是建陽先生之佳作。”喻安性笑道，“早聽聞那福建王建陽是個奇才，我也喜歡看他的書，既然先生說此書是一等一的蒙書，想來定是好的。”
“何止是好，天下一流！”
不僅是周汝登，在整個江南隻要是教過館的讀書人看到《語文》一書，那驚豔的感受幾乎都是一樣。
這書實在太好用了，用來教學生識字，比起以前的方法，不知要省多少力氣。
在這些讀書人的大力推薦之下，江南百姓不久之後也認了這本書，以至於更多的私塾先生都隻能拿來《語文》仔細學習。
因為江南百姓送孩子到蒙館去學識字，第一句話就是問先生用不用《語文》教材，如果不了解《語文》、不會官話拚音，還怎麽開私塾？
為了提高識字率，王文龍早就放出了三本教材的版權，許多作坊見《語文》賣的這麽好都來跟風印刷。
開蒙教材的需求量實在太大，以至於短短五年之後，這本《語文》居然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樣因為印刷數量太多售價直接打到了市麵上最低一檔，在同樣的印刷品中也就比黃曆賣的貴一些而已。
不光是蒙童和教書先生爭相閱讀，這書還直接啟發了本時空教材的編寫思想。
以前的大明根本就沒有教材這一概念，全天下的書院都用著同樣的三百千加上四書五經。考童生考秀才對著的是這幾本書，考到進士對著的也是這幾本書，學生能把四書五經理解到什麽程度，一部分看悟性，另一部分基本上要靠能不能碰到一個好先生。
而王文龍的《語文》《數學》《自然》三部著作出版之後，大明的讀書人終於才意識到：教材和哲學書是不同的東西。
開始有人學習王文龍的寫作方法，將教學內容按課時和知識點獨立編出來。
至萬曆末年，《語文》已經在全天下普及，並且啟發了一大批類似的教材，連程文墨卷的編寫體例都改變了。
教材質量的提升直接帶來的是教育效率的提升，江南百姓的識字率以一種緩慢但顯著的方式迅速攀升，一代人內就會帶來顯著影響。
而王文龍的《衡山書齋三部》被認為是這一教材啟蒙運動的發軔之作。憑這三本書，王文龍就已經成為明代文化史上地位無法撼動的偉大教育家。(本章完)
“漢字源於漢語。眾皆言讀書識字為難，實難在言語轉為文字。若通拚音，則知其聲。逢不識之字，可尋識字之書。理論上言，知拚音，則無有不能讀者。拚音既成，輔以識字之書，如師隨形。勤力學之，不複可言不識字矣。是以學拚音，乃習漢字之首要也。”
剛讀完第一章的引言，周汝登就不由得驚訝起來，這聽也沒聽過的拚音，居然被王文龍推崇為學習漢字的首要，這語氣也太大了吧。
這年代的人還沒有體會過拚音的力量，一時間還無法想象一個拚音能為漢語教學提供多少方便。但是王文龍給出的南京官話拚音方案還是十分驚豔，對於周汝登來說，他過去從沒想過在反切法之外還有這麽一種包含聲韻母和音調的拚音方法。
花費了半上午時間弄懂了拚音之後，周汝登越發感到驚喜，王文龍給出的這套拚音拚讀南京官話實在是太準確了。
他覺得光是能看到這麽一套拚音方案這本《語文》就值得學習了。
他帶著驚喜繼續閱讀，接下來的第二章則開始講解漢字結構、漢字的四書法、常用偏旁部首、筆劃順序書寫規範。第三章進入詞匯學習，常用詞語、近義詞與反義詞、詞匯分類與記憶……
第三章的內容還沒讀完，周汝登卻已經十分驚喜。他發現王文龍的這本《語文》跟他之前見過的所有啟蒙教材都有著明顯區別。
王文龍的書依照邏輯分成章節，而每一章的內容都又被分成幾個知識點，幾個知識點結合在一起，大概就是一節課的時間，而且在每章的最後居然還會印上“練習題”環節。
這年代的啟蒙讀物根本就不講什麽科學性，後世的教材編寫思想放到這年代是碾壓級別的。
周汝登作為一線教學者，對這本《語文》是越看越感覺愛不釋手，他甚至可以想象自己拿著這本教材跟學生講課時會怎麽講——
教材把每節課學生要掌握的知識點都給提示出來了。而且這些知識點安排的非常恰當，隻要這節課上的學生掌握了這些內容，那麽肯定就能達到學習要求。
老師拿著這教材想要考教學生時也不需要動太多腦筋，直接抽查知識點進行提問，就能知道學生學懂沒有。
周汝登稍稍閱讀就能想道這本書在實際應用中會給私塾老師省下多少功夫。
周汝登越看這教材越喜歡，讀的連時間都忘記了，等到老妻來叫他吃飯，他才發現窗外的天光已經從清晨轉為黃昏。
周汝登急於看書，隨便喝了碗粥便點起蠟燭又繼續閱讀，這回他一邊讀著《語文》教材一邊做筆記，試圖總結出王文龍編寫教材的先進思路。
第二天，周汝登的侄女婿兼弟子喻安性前來拜訪。
喻安性也是嵊州名士，他早在八年前就考中了進士，今年他從南昌府推官升任禮部主事，在上京赴任的路上，順便回老家看看家人。
見到師父時喻安性嚇了一跳，就見周汝登胡子拉碴，臉頰瘦削，整個人仿佛蒼老了幾歲，精神卻出奇的亢奮。
“師父，是遇到什麽事情了嗎，為何如此憔悴？”喻安性連忙詢問。
周汝登拿著《語文》教材，開口便極力推薦道：“中卿，這本《語文》真是世上前所未見的好教材，以後天下開蒙之學子有福了。”
“這是什麽書？”喻安性不明所以。
“這便是王建陽的新作《語文》，專門是一本開蒙之書，”周汝登讚歎之色溢於言表，“此書的內容深入淺出，選材精當，編排的更是出彩，蒙童用此書學習認字，隻怕真能在一年半載之內便學會認字。”
“原來是建陽先生之佳作。”喻安性笑道，“早聽聞那福建王建陽是個奇才，我也喜歡看他的書，既然先生說此書是一等一的蒙書，想來定是好的。”
“何止是好，天下一流！”
不僅是周汝登，在整個江南隻要是教過館的讀書人看到《語文》一書，那驚豔的感受幾乎都是一樣。
這書實在太好用了，用來教學生識字，比起以前的方法，不知要省多少力氣。
在這些讀書人的大力推薦之下，江南百姓不久之後也認了這本書，以至於更多的私塾先生都隻能拿來《語文》仔細學習。
因為江南百姓送孩子到蒙館去學識字，第一句話就是問先生用不用《語文》教材，如果不了解《語文》、不會官話拚音，還怎麽開私塾？
為了提高識字率，王文龍早就放出了三本教材的版權，許多作坊見《語文》賣的這麽好都來跟風印刷。
開蒙教材的需求量實在太大，以至於短短五年之後，這本《語文》居然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樣因為印刷數量太多售價直接打到了市麵上最低一檔，在同樣的印刷品中也就比黃曆賣的貴一些而已。
不光是蒙童和教書先生爭相閱讀，這書還直接啟發了本時空教材的編寫思想。
以前的大明根本就沒有教材這一概念，全天下的書院都用著同樣的三百千加上四書五經。考童生考秀才對著的是這幾本書，考到進士對著的也是這幾本書，學生能把四書五經理解到什麽程度，一部分看悟性，另一部分基本上要靠能不能碰到一個好先生。
而王文龍的《語文》《數學》《自然》三部著作出版之後，大明的讀書人終於才意識到：教材和哲學書是不同的東西。
開始有人學習王文龍的寫作方法，將教學內容按課時和知識點獨立編出來。
至萬曆末年，《語文》已經在全天下普及，並且啟發了一大批類似的教材，連程文墨卷的編寫體例都改變了。
教材質量的提升直接帶來的是教育效率的提升，江南百姓的識字率以一種緩慢但顯著的方式迅速攀升，一代人內就會帶來顯著影響。
而王文龍的《衡山書齋三部》被認為是這一教材啟蒙運動的發軔之作。憑這三本書，王文龍就已經成為明代文化史上地位無法撼動的偉大教育家。(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