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奏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出現在奧地利的神秘人物
暮春初夏的維也納，最為宜人，也最為迷人。每年這個時節，遊人從四麵八方湧向這座古城——自從奧匈帝國解體，奧地利共和國在1918年宣告成立，這兒成了奧地利共和國的首都。
湛藍的多瑙河從市區緩緩穿過。古色古香的皇宮、議會廳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頂，在金色的陽光下發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華的輪街街頭的廣場上，矗立著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宮花園裏，莫紮特的石像矜持軒昂。這座音樂之都，與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頓、施特勞斯以及貝多芬、莫紮特的大名緊緊相連。在遊人最盛的日子裏，音樂節在這兒舉行，空氣中飄蕩的音符更增添了歡樂悅耳的氣氛。
1921年，在音樂節前夕，一列蒸汽機車“呼哧、呼哧”喘著粗氣，駛入維也納車站。在一大群優哉遊哉的下車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顯得與眾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連鬢胡子，衣著隨便，看上去一派軍人氣質或者工人模樣。可是，那一副金絲邊框近視眼鏡，開闊的前額，卻又顯示出知識分子的風度。
他雙手拎著一大一小兩隻箱子，走出車站，跳上一輛馬車。來到一家中等旅館裏，他訂房間時用德語說道：“給我頂層的單人房間。”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語答道，滿足了他的要求。德語是這裏通行的語言。
他在房間裏放好箱子，鎖上房門，外出辦事。奇怪，此人竟沒有回來過夜。
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那房間仍然空蕩蕩的，不見那位旅客的蹤影。
難道他在奧地利有親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處，為什麽又要在旅館裏租房間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
旅店的老板壓根兒沒想到：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個特殊的“住處”——納也納警察局的監牢裏！
他，被拘捕了！他是在申請前往中國時被拘捕的。他持有荷蘭護照。他在旅館的旅客登記冊上簽了“andresen”（安德烈森）這樣的名字，而他的護照上則寫著他的姓名叫“hendricus j.f.m.sneevliet”（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
其實，對於他來說，在不同的場合改名換姓猶如在不同的季節改換衣服一樣，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實姓名。他的化名，多得令人眼花繚亂：
不久前，他在蘇俄莫斯科，用的是“marng”（馬林）。 馬林
此外，他還用過化名“marting”（馬丁）、“mar-ling”（馬靈）、“mareng”（馬倫）、“malin”（馬琳）、“levelet”（斯列夫利特）、“dr.simon”（西蒙博士）、“mr.philip”（菲力浦先生）、“brouwer”（布羅維爾）、“joh vanson”（樂文鬆）。
他甚至還有中國名字“gni kong-ching”（倪恭卿）！
後來，他還取過中國筆名“sun-to”——“孫鐸”呢！
以上共計十四個名字——這尚不包括他臨時用一兩天、以至臨時用一次的那些連他自己都記不得的化名！
顯而易見，此人非等閑之輩，從事特殊的工作。他來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國上海，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奧地利警方的注意。剛剛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紅色政權才三年多的蘇俄，震撼著歐洲，引起資本主義世界的“地震”。從1918年3月15日開始，英軍在摩爾曼斯克登陸，協約國（即包括美、英、法、意、日等國）開始公開幹涉俄國革命。4月5日，日本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在蘇俄東方的海參崴登陸。8月16日，美軍也在海參崴登陸。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新生的蘇維埃沒有被外敵的鐵腕卡死在搖籃裏，反而在反擊侵略者的戰鬥中變得壯實、強大。
雖然入侵者被趕出了蘇俄國土，但是，資本主義世界跟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敵意愈發加深了。特別是從1919年3月起，到1921年初夏，短短一年多時間，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美國、墨西哥、丹麥、英國、法國這七個國家，相繼成立了共產黨，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深深的不安。
各國共產黨的紛紛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18年1月27日芬蘭共產黨領導了芬蘭革命，芬蘭赤衛隊占領了首都赫爾辛基的政府機關。翌日，宣告芬蘭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蘇維埃成立。芬蘭蘇維埃政權存在了三個月，最終被消滅。緊接著，1918年6月24日，匈牙利共產黨奪取政權，在首都布達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蘇維埃。這一紅色政權遭到鎮壓之後，同年11月3日德國基爾港水兵在德國共產黨領導下起義，升起了紅旗，宣布成立“蘇維埃”……
地處中歐，與蘇俄隻隔著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奧地利，時時提防著蘇俄的影響。即便是在琴聲四起，《藍色的多瑙河》旋律在“音樂之都”維也納飄蕩的歌舞升平時節，維也納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視著那些夾雜在遊人之中、來自蘇俄的“赤色分子”。
維也納外事局的專員帶著斯內夫利特的荷蘭護照，特地來到荷蘭王國駐奧地利的大使館。大使先生很明確地作出答複：“此人是共產黨！”
於是，斯內夫利特被押進了維也納警察局看守所。
得到了風聲，斯內夫利特的朋友弗裏德裏希·阿德勃帶著一位奧地利律師，趕到了維也納警察局。
“你們為什麽拘捕斯內夫利特？”阿德勃質問道。
“因為他是共產黨！”警官傲慢地答道。
“你們有什麽證據證明他是共產黨？”阿德勃反駁道，“你們別忘了，他是外國人——荷蘭人！這兒不是荷蘭！他隻是路過奧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國的簽證。他是奧地利的客人。他在維也納，沒有觸犯奧地利的任何法律，你們怎麽可以隨便拘捕一個外國人？”
“警官先生，恰恰是你們的行為，違反了奧地利法律！”這時，那位律師也發話了。
警官無言以對。兩道濃眉，這時緊緊地擰在一起。過了半晌，才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我們研究一下，給予答複。”
“在你們沒有釋放斯內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師一起，到這裏跟你們交涉一次，表示我們的抗議！”阿德勃用非常堅定的語氣說道。
那家旅館頂層的單人房間空蕩蕩地度過了六個晝夜，終於響起了開門聲。斯內夫利特終於回來了。他的身後跟著四個人一阿德勃和律師，還有兩名佩槍的奧地利警察。
斯內夫利特用粗壯有力的手，拎起兩隻皮箱，就離開了那個房間——他竟然沒有在那裏住過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維也納火車站。因為奧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一把斯內夫利特驅逐出境！
斯內夫利特是在1921年4月15日離開維也納，4月21日從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魯克號”（原名“阿奎利亞號”）輪船，朝東方進發，駛向上海……
時間淡化了檔案的神秘麵紗。據收藏在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內的英文檔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國駐華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蘭駐華使歐登科·維廉·亞梅斯，便已提及了這位行動機密的斯內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1]
北京荷蘭會使
歐登科先生閣下
親愛的同仁：
茲接我政府電，謂某名為h.斯內夫利特者約為荷蘭人，確已負有荷屬東印度（引者注：即今印度尼西亞）進行直接的布爾什維克宣傳的使命赴遠東。電報命令我設法在他向英國駐華公使中請護照的簽證時，隊止他得到簽證。
我沒有關於這個人行動的任何材料，隻知道他約在二年前從荷屬東印度到了荷蘭。
如果閣下獲悉斯內夫利特去中請英國簽證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將不勝感激。
你忠實的艾斯敦
翌日，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即複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內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遠東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2]：
北京比爾比·艾斯敦
爵士公使閣下
親愛的比爾比爵士：
現回複閣下的來函，奉告下述情況：幾個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電報，內稱斯內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遺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電報指示我提請中國政府注意。我已照辦並補充說，如果中國當局認為拒絕斯內夫利特在中國登陸是可行的，我將不會反對他們這樣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複函。
如果我能夠給你關於此人活動或打算的情報，我非常高興地向你提供。
你忠實的歐登科
檔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蘭政府（當時設在海牙）和英國政府都已密切注視斯內夫利特的行蹤，並已“提請中國政府注意”。
正因為這樣，1921年4月，當斯內夫利特在維也納出現，那裏的警察便關注著這位來曆不凡的人物。
在斯內夫利特被逐出奧地利之後，據荷蘭海牙殖民地事務部所存檔案表明，奧地利維也納警察局於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蘭駐維也納公使館，內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內夫利特的動向：
斯內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發護照，其上蓋有前往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國和日本的簽證，其他身份證件則一概沒有。經驗證其身份和雇聘與解雇證明之後，斯不願在維也納逗留，遂於1921年4月15日離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並擬於1921年4月20日自威尼斯市乘直達上海的火輪繼續其旅行。
在上海，他將作為一家英國（引者注：應為日本）雜誌《東方經濟學家》的記者進行活動。
據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舉行的國際反軍國主義大會期間曾有傳言說斯內夫利特到東方也將為進行反軍國主義的宣傳而建立聯係。
當斯內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東去的輪船，由於接到維也納警察局的密告函，荷蘭、英國以至日本駐奧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視這一“赤色分子”的動向。
各國大使緊張地行動起來，紛紛發出密電，那充滿著音符的維也納上空頓時夾雜著不協調的無線電波。
荷蘭大使館發密電通知荷蘭駐上海領事館，還通知了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
英國大使館發密電通知英屬亞洲國家——斯裏蘭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國管轄下的香港。
因為這些地方是斯內夫利特前往中國時可能經過的。另外，還通知了英國駐上海領事館。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駐奧地利大使的密電。
如臨大敵，嚴陣以待，斯內夫利特的中國之行，驚動了這麽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1]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2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2]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暮春初夏的維也納，最為宜人，也最為迷人。每年這個時節，遊人從四麵八方湧向這座古城——自從奧匈帝國解體，奧地利共和國在1918年宣告成立，這兒成了奧地利共和國的首都。
湛藍的多瑙河從市區緩緩穿過。古色古香的皇宮、議會廳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頂，在金色的陽光下發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華的輪街街頭的廣場上，矗立著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宮花園裏，莫紮特的石像矜持軒昂。這座音樂之都，與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頓、施特勞斯以及貝多芬、莫紮特的大名緊緊相連。在遊人最盛的日子裏，音樂節在這兒舉行，空氣中飄蕩的音符更增添了歡樂悅耳的氣氛。
1921年，在音樂節前夕，一列蒸汽機車“呼哧、呼哧”喘著粗氣，駛入維也納車站。在一大群優哉遊哉的下車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顯得與眾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連鬢胡子，衣著隨便，看上去一派軍人氣質或者工人模樣。可是，那一副金絲邊框近視眼鏡，開闊的前額，卻又顯示出知識分子的風度。
他雙手拎著一大一小兩隻箱子，走出車站，跳上一輛馬車。來到一家中等旅館裏，他訂房間時用德語說道：“給我頂層的單人房間。”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語答道，滿足了他的要求。德語是這裏通行的語言。
他在房間裏放好箱子，鎖上房門，外出辦事。奇怪，此人竟沒有回來過夜。
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那房間仍然空蕩蕩的，不見那位旅客的蹤影。
難道他在奧地利有親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處，為什麽又要在旅館裏租房間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
旅店的老板壓根兒沒想到：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個特殊的“住處”——納也納警察局的監牢裏！
他，被拘捕了！他是在申請前往中國時被拘捕的。他持有荷蘭護照。他在旅館的旅客登記冊上簽了“andresen”（安德烈森）這樣的名字，而他的護照上則寫著他的姓名叫“hendricus j.f.m.sneevliet”（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
其實，對於他來說，在不同的場合改名換姓猶如在不同的季節改換衣服一樣，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實姓名。他的化名，多得令人眼花繚亂：
不久前，他在蘇俄莫斯科，用的是“marng”（馬林）。 馬林
此外，他還用過化名“marting”（馬丁）、“mar-ling”（馬靈）、“mareng”（馬倫）、“malin”（馬琳）、“levelet”（斯列夫利特）、“dr.simon”（西蒙博士）、“mr.philip”（菲力浦先生）、“brouwer”（布羅維爾）、“joh vanson”（樂文鬆）。
他甚至還有中國名字“gni kong-ching”（倪恭卿）！
後來，他還取過中國筆名“sun-to”——“孫鐸”呢！
以上共計十四個名字——這尚不包括他臨時用一兩天、以至臨時用一次的那些連他自己都記不得的化名！
顯而易見，此人非等閑之輩，從事特殊的工作。他來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國上海，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奧地利警方的注意。剛剛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紅色政權才三年多的蘇俄，震撼著歐洲，引起資本主義世界的“地震”。從1918年3月15日開始，英軍在摩爾曼斯克登陸，協約國（即包括美、英、法、意、日等國）開始公開幹涉俄國革命。4月5日，日本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在蘇俄東方的海參崴登陸。8月16日，美軍也在海參崴登陸。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新生的蘇維埃沒有被外敵的鐵腕卡死在搖籃裏，反而在反擊侵略者的戰鬥中變得壯實、強大。
雖然入侵者被趕出了蘇俄國土，但是，資本主義世界跟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敵意愈發加深了。特別是從1919年3月起，到1921年初夏，短短一年多時間，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美國、墨西哥、丹麥、英國、法國這七個國家，相繼成立了共產黨，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深深的不安。
各國共產黨的紛紛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18年1月27日芬蘭共產黨領導了芬蘭革命，芬蘭赤衛隊占領了首都赫爾辛基的政府機關。翌日，宣告芬蘭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蘇維埃成立。芬蘭蘇維埃政權存在了三個月，最終被消滅。緊接著，1918年6月24日，匈牙利共產黨奪取政權，在首都布達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蘇維埃。這一紅色政權遭到鎮壓之後，同年11月3日德國基爾港水兵在德國共產黨領導下起義，升起了紅旗，宣布成立“蘇維埃”……
地處中歐，與蘇俄隻隔著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奧地利，時時提防著蘇俄的影響。即便是在琴聲四起，《藍色的多瑙河》旋律在“音樂之都”維也納飄蕩的歌舞升平時節，維也納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視著那些夾雜在遊人之中、來自蘇俄的“赤色分子”。
維也納外事局的專員帶著斯內夫利特的荷蘭護照，特地來到荷蘭王國駐奧地利的大使館。大使先生很明確地作出答複：“此人是共產黨！”
於是，斯內夫利特被押進了維也納警察局看守所。
得到了風聲，斯內夫利特的朋友弗裏德裏希·阿德勃帶著一位奧地利律師，趕到了維也納警察局。
“你們為什麽拘捕斯內夫利特？”阿德勃質問道。
“因為他是共產黨！”警官傲慢地答道。
“你們有什麽證據證明他是共產黨？”阿德勃反駁道，“你們別忘了，他是外國人——荷蘭人！這兒不是荷蘭！他隻是路過奧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國的簽證。他是奧地利的客人。他在維也納，沒有觸犯奧地利的任何法律，你們怎麽可以隨便拘捕一個外國人？”
“警官先生，恰恰是你們的行為，違反了奧地利法律！”這時，那位律師也發話了。
警官無言以對。兩道濃眉，這時緊緊地擰在一起。過了半晌，才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我們研究一下，給予答複。”
“在你們沒有釋放斯內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師一起，到這裏跟你們交涉一次，表示我們的抗議！”阿德勃用非常堅定的語氣說道。
那家旅館頂層的單人房間空蕩蕩地度過了六個晝夜，終於響起了開門聲。斯內夫利特終於回來了。他的身後跟著四個人一阿德勃和律師，還有兩名佩槍的奧地利警察。
斯內夫利特用粗壯有力的手，拎起兩隻皮箱，就離開了那個房間——他竟然沒有在那裏住過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維也納火車站。因為奧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一把斯內夫利特驅逐出境！
斯內夫利特是在1921年4月15日離開維也納，4月21日從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魯克號”（原名“阿奎利亞號”）輪船，朝東方進發，駛向上海……
時間淡化了檔案的神秘麵紗。據收藏在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內的英文檔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國駐華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蘭駐華使歐登科·維廉·亞梅斯，便已提及了這位行動機密的斯內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1]
北京荷蘭會使
歐登科先生閣下
親愛的同仁：
茲接我政府電，謂某名為h.斯內夫利特者約為荷蘭人，確已負有荷屬東印度（引者注：即今印度尼西亞）進行直接的布爾什維克宣傳的使命赴遠東。電報命令我設法在他向英國駐華公使中請護照的簽證時，隊止他得到簽證。
我沒有關於這個人行動的任何材料，隻知道他約在二年前從荷屬東印度到了荷蘭。
如果閣下獲悉斯內夫利特去中請英國簽證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將不勝感激。
你忠實的艾斯敦
翌日，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即複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內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遠東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2]：
北京比爾比·艾斯敦
爵士公使閣下
親愛的比爾比爵士：
現回複閣下的來函，奉告下述情況：幾個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電報，內稱斯內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遺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電報指示我提請中國政府注意。我已照辦並補充說，如果中國當局認為拒絕斯內夫利特在中國登陸是可行的，我將不會反對他們這樣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複函。
如果我能夠給你關於此人活動或打算的情報，我非常高興地向你提供。
你忠實的歐登科
檔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蘭政府（當時設在海牙）和英國政府都已密切注視斯內夫利特的行蹤，並已“提請中國政府注意”。
正因為這樣，1921年4月，當斯內夫利特在維也納出現，那裏的警察便關注著這位來曆不凡的人物。
在斯內夫利特被逐出奧地利之後，據荷蘭海牙殖民地事務部所存檔案表明，奧地利維也納警察局於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蘭駐維也納公使館，內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內夫利特的動向：
斯內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發護照，其上蓋有前往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國和日本的簽證，其他身份證件則一概沒有。經驗證其身份和雇聘與解雇證明之後，斯不願在維也納逗留，遂於1921年4月15日離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並擬於1921年4月20日自威尼斯市乘直達上海的火輪繼續其旅行。
在上海，他將作為一家英國（引者注：應為日本）雜誌《東方經濟學家》的記者進行活動。
據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舉行的國際反軍國主義大會期間曾有傳言說斯內夫利特到東方也將為進行反軍國主義的宣傳而建立聯係。
當斯內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東去的輪船，由於接到維也納警察局的密告函，荷蘭、英國以至日本駐奧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視這一“赤色分子”的動向。
各國大使緊張地行動起來，紛紛發出密電，那充滿著音符的維也納上空頓時夾雜著不協調的無線電波。
荷蘭大使館發密電通知荷蘭駐上海領事館，還通知了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
英國大使館發密電通知英屬亞洲國家——斯裏蘭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國管轄下的香港。
因為這些地方是斯內夫利特前往中國時可能經過的。另外，還通知了英國駐上海領事館。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駐奧地利大使的密電。
如臨大敵，嚴陣以待，斯內夫利特的中國之行，驚動了這麽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1]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2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2]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