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裝的新聞記者訪問李大釗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不遠處一幢外國公寓裏，來了五位新客人。客人們一律持“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護照。三男兩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國人，卻能操一口流暢的俄語。
據雲，五位客人是俄文報紙《生活報》的記者。他們都帶有《生活報》記者證。此次中國之行，為的是籌建一家通訊社，名曰“華俄通訊社”。這家通訊社將把中國的消息譯成俄文，發往俄國；同時把俄國的新聞譯成中文，供給中國各報刊，以促進中俄兩國的信息交流。在當時中俄兩國消息相互閉塞的情況下，《生活報》的記者們籌建這樣的一個通訊社，倒是確實需要的。當別的外國客人問起這五位俄國記者時，他們總是如此敘述自己來華的使命。 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
就在這個代表團抵達北京不久，又有兩位從不同途徑趕來的俄國人悄然到達北京，並與他們取得了聯係。
其中的一位是俄國婦女，也來自海參崴。不過，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羅斯女人不同。她是貝加爾湖沿岸的布裏亞特蒙古人。她會講俄語，也會講蒙古語。她叫薩赫揚諾娃，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在三個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致函，表示準備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係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著大胡子，這位俄國人會講一口純正的法語——他本是俄國工人，後來僑居法國。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記者，從哈爾濱奉命趕來。他叫斯托揚諾維奇，又名米諾爾，俄共（布）黨員。
薩赫揚諾娃和斯托揚諾維奇前來北京，都是為了配合那個《生活報》記者代表團執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開始“采訪”的，是那位中國人——楊明齋。比起他的俄國同誌來，他在北京活動要方便得多。雖然他的衣袋裏放著蘇俄護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國公寓，便融入了街頭那黃皮膚、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對於楊明齋來說，這兒雖然是他的祖國，不過新來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畢竟他十九歲便離鄉背井“闖俄羅斯”去了，在俄國度過了十九個春秋。他這次是頭一回來北京。
楊明齋首先“采訪”的是號稱“中國通”的波列伏依。他來到離王府井大街不遠的北京大學，跟這位在那裏任教的俄語教授用俄語交談著——雖說他們也可以用漢語交談，但是那時北京城裏懂俄語的畢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鮑立維”，又叫“柏烈偉”。在海參崴長大的他，常跟那兒的中國人打交道，會講漢語，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國的《詩經》來，成了一位漢學家。1918年下半年，他從海參崴來到天津，住在“特別一區”。台灣王健民先生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一書稱他是“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那是不準確的。他不是俄共（布）黨員，而是白俄，當然也就不可能是“第散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不過，他傾向革命，與俄共（布）的許多朋友有著友誼和聯係。他來到天津之後，確實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許多進步文化人進行聯絡。他既會講俄語，又會講漢語，成了溝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國進步文化人士之間的橋梁。
鮑立維對《新青年》雜誌非常注意，每期必讀。理所當然，他注意起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時候，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跟李大釗談得非常投機。他送給李大釗一些來自莫斯科的關於馬列主義的小冊子，使李大釗十分高興。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於是，李大釗介紹鮑立維到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員，並編纂《俄華辭典》。
楊明齋拜訪了鮑立維，說是蘇俄《生活報》記者維經斯基希望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鮑立維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說：“李大釗！”又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說：“陳獨秀！”
鮑立維向楊明齋說起了北京大學，說起了《新青年》，說起了去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說起了“北李南陳”……這位貨真價實的“中國通”，十分準確地勾畫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簡貌，使楊明齋心中有了底。因為他和維經斯基“初來中國的時候，對於中國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1]
楊明齋又去拜訪北京大學另一位俄籍教員阿列克塞·伊凡諾維奇·伊凡諾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國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鳳閣”，又叫“伊文”。他也是漢學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鮑立維來華更早。伊鳳閣所介紹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情況，大致跟鮑立維差不多，他同樣提到了“北李南陳”。
維經斯基決定訪問“北李南陳”。陳獨秀已經出走上海，他就請鮑立維、伊鳳閣介紹，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訪問李大釗。
這是俄共（布）使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人物李大釗的第一次正式接觸。三十一歲的李大釗比維經斯基大四歲。
當時在場的李大釗的二十四歲的學生羅章龍，如今這樣回憶往事： 上海的中共“二大”會址
李大釗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他在當時寫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語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數他的最多，他公開讚揚十月革命，是我國最早宣揚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時，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維經斯基到北大會見李大釗是很自然的事。
維經斯基訪問李大釗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些準備工作。首先維經斯基了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讚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釗見麵談了一席話之後，便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和維經斯基見麵。人數不多，其中有我和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我們同維經斯基見麵的談話會，是在圖書館舉行的。會上，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他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震撼世界的十天》（引者注：即美國記者約翰·裏德的長篇報告文學）等。後者是美國記者介紹是十月革命的英文書。他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帶的書，除俄文版外，還有英文、德文版本。維經斯基在會上還詳細地介紹了蘇俄的各項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業、礦山、銀行等收歸國有的政策，工廠實行工人監督與管理，蘇俄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管理全國經濟工作的製度，列寧提出的電氣化的宏偉規劃等。他還講到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麵臨種種困難，為了解決困難，不得不臨時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餘糧征集製等等。這次談話內容相當廣泛。當時我們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後的俄國，他談的這些情況，使我們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興趣。這就使我們對蘇維埃製度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看到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
維經斯基這個人工作很細致。他來了之後，除了開座談會，介紹蘇俄情況，了解中國情況之外，還找人個別談話。通過個別談話，可以了解座談會上不易得到的情況。他是一個有知識，有工作經驗的人，對大家提出的問題，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語直接與同學談話。他對中國的曆史，中國的問題頗有研究。關於五四運動，他問得很詳細；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相互勾結的情況看得也清楚；對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以前我國的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釗先生談得很融洽，對李大釗先生評價很高。他在座談會上曾暗示說，你們在座的同學參加了五四運動，又在研究馬克思學說，你們都是當前中國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勵在座的人，要好好學習，要了解蘇俄十月革命，正因為如此，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認為他談的這些話，很符合我們的心願。我個人體會，通過他的談話，使我們對十月革命，對蘇維埃製度，對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維經斯基對李大釗所講的最後一句話“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是最為重要的話，使李大釗不禁記起一個多月前坐在那輛奔往天津的騾車上，他和陳獨秀關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次悄聲長談。維經斯基的見解，與“北李南陳”的心願不謀而合！
“維經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可不去上海訪問陳獨秀先生。他是《新青年》雜誌創始人、主編。”李大釗說道。
“李先生，我也早已聽說陳獨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為介紹？”維經斯基趕緊說道。
“行，行。我寫一封親筆信給他，你帶在身邊。他看了信，就會願意接受你的采訪。”由於維經斯基一直是以記者的身份跟李大釗接觸，所以李大釗這麽說道。
李大釗拿起毛筆，當即揮就一封信，交給了維經斯基。
李大釗的這封信如今已無從尋覓。據當時的李大釗的學生張國燾後來回憶：“李大釗先生介紹維經斯基、楊明齋去會晤陳獨秀先生，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因為李大釗先生和維經斯基後來都沒有說過他們之間有過甚麽初步的商談。大概李真的以為維經斯基是一位新聞記者。維氏與陳獨秀先生在初步接觸時，尚隱藏著他的真實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當時的介紹信隻是泛泛的。”張國燾也未親眼見過那封介紹信，隻是“推知”而已。他的回憶，僅供參考罷了。
帶著“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維經斯基決定前往上海。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翻譯楊明齋以及那位從海參崴趕來的薩赫揚諾娃，與他同行，共赴上海。
馬馬耶夫夫婦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繼續跟李大釗保持聯係。
那位來自哈爾濱的斯托揚諾維奇也去了上海。1920年秋經北京的黃淩霜介紹，前往廣州，住在東山，以“遠東共和國電訊社記者”的身份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革命的報道。
就在維經斯基一行離開北京不久，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的另一領導人維廉斯基，西比利亞可夫抵達北京。他和斯托揚諾維奇一樣，也以“遠東共和國”的名義在中國活動。“遠東共和國”是在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的，所轄區域包括蘇俄整個遠東地區，首都設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實際上是由俄共（布）領導。列寧建立遠東共和國，為的是在遠東建立一個緩衝國，便於同協約國打交道。1922年冬，當紅軍把日軍全部趕出遠東之後。遠東共和國並入了蘇俄。維廉斯基是以“遠東共和國優林外交使團秘書”的身份在北京進行活動的。
維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黨員，開了一次秘密會議。維廉斯基在會上很明確地指出：
“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已經具備客觀條件。”[2]
此後，維廉斯基在中國工作多年，出任蘇俄駐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團顧同。
俄共（布）及共產國際從不同途徑派出各種身份的人物來華活動，表明了他們對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無比關切。 [1]《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見《“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2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又見楊雲若、楊奎鬆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
據雲，五位客人是俄文報紙《生活報》的記者。他們都帶有《生活報》記者證。此次中國之行，為的是籌建一家通訊社，名曰“華俄通訊社”。這家通訊社將把中國的消息譯成俄文，發往俄國；同時把俄國的新聞譯成中文，供給中國各報刊，以促進中俄兩國的信息交流。在當時中俄兩國消息相互閉塞的情況下，《生活報》的記者們籌建這樣的一個通訊社，倒是確實需要的。當別的外國客人問起這五位俄國記者時，他們總是如此敘述自己來華的使命。 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
就在這個代表團抵達北京不久，又有兩位從不同途徑趕來的俄國人悄然到達北京，並與他們取得了聯係。
其中的一位是俄國婦女，也來自海參崴。不過，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羅斯女人不同。她是貝加爾湖沿岸的布裏亞特蒙古人。她會講俄語，也會講蒙古語。她叫薩赫揚諾娃，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在三個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致函，表示準備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係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著大胡子，這位俄國人會講一口純正的法語——他本是俄國工人，後來僑居法國。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記者，從哈爾濱奉命趕來。他叫斯托揚諾維奇，又名米諾爾，俄共（布）黨員。
薩赫揚諾娃和斯托揚諾維奇前來北京，都是為了配合那個《生活報》記者代表團執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開始“采訪”的，是那位中國人——楊明齋。比起他的俄國同誌來，他在北京活動要方便得多。雖然他的衣袋裏放著蘇俄護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國公寓，便融入了街頭那黃皮膚、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對於楊明齋來說，這兒雖然是他的祖國，不過新來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畢竟他十九歲便離鄉背井“闖俄羅斯”去了，在俄國度過了十九個春秋。他這次是頭一回來北京。
楊明齋首先“采訪”的是號稱“中國通”的波列伏依。他來到離王府井大街不遠的北京大學，跟這位在那裏任教的俄語教授用俄語交談著——雖說他們也可以用漢語交談，但是那時北京城裏懂俄語的畢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鮑立維”，又叫“柏烈偉”。在海參崴長大的他，常跟那兒的中國人打交道，會講漢語，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國的《詩經》來，成了一位漢學家。1918年下半年，他從海參崴來到天津，住在“特別一區”。台灣王健民先生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一書稱他是“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那是不準確的。他不是俄共（布）黨員，而是白俄，當然也就不可能是“第散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不過，他傾向革命，與俄共（布）的許多朋友有著友誼和聯係。他來到天津之後，確實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許多進步文化人進行聯絡。他既會講俄語，又會講漢語，成了溝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國進步文化人士之間的橋梁。
鮑立維對《新青年》雜誌非常注意，每期必讀。理所當然，他注意起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時候，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跟李大釗談得非常投機。他送給李大釗一些來自莫斯科的關於馬列主義的小冊子，使李大釗十分高興。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於是，李大釗介紹鮑立維到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員，並編纂《俄華辭典》。
楊明齋拜訪了鮑立維，說是蘇俄《生活報》記者維經斯基希望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鮑立維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說：“李大釗！”又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說：“陳獨秀！”
鮑立維向楊明齋說起了北京大學，說起了《新青年》，說起了去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說起了“北李南陳”……這位貨真價實的“中國通”，十分準確地勾畫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簡貌，使楊明齋心中有了底。因為他和維經斯基“初來中國的時候，對於中國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1]
楊明齋又去拜訪北京大學另一位俄籍教員阿列克塞·伊凡諾維奇·伊凡諾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國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鳳閣”，又叫“伊文”。他也是漢學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鮑立維來華更早。伊鳳閣所介紹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情況，大致跟鮑立維差不多，他同樣提到了“北李南陳”。
維經斯基決定訪問“北李南陳”。陳獨秀已經出走上海，他就請鮑立維、伊鳳閣介紹，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訪問李大釗。
這是俄共（布）使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人物李大釗的第一次正式接觸。三十一歲的李大釗比維經斯基大四歲。
當時在場的李大釗的二十四歲的學生羅章龍，如今這樣回憶往事： 上海的中共“二大”會址
李大釗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他在當時寫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語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數他的最多，他公開讚揚十月革命，是我國最早宣揚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時，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維經斯基到北大會見李大釗是很自然的事。
維經斯基訪問李大釗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些準備工作。首先維經斯基了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讚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釗見麵談了一席話之後，便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和維經斯基見麵。人數不多，其中有我和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我們同維經斯基見麵的談話會，是在圖書館舉行的。會上，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他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震撼世界的十天》（引者注：即美國記者約翰·裏德的長篇報告文學）等。後者是美國記者介紹是十月革命的英文書。他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帶的書，除俄文版外，還有英文、德文版本。維經斯基在會上還詳細地介紹了蘇俄的各項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業、礦山、銀行等收歸國有的政策，工廠實行工人監督與管理，蘇俄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管理全國經濟工作的製度，列寧提出的電氣化的宏偉規劃等。他還講到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麵臨種種困難，為了解決困難，不得不臨時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餘糧征集製等等。這次談話內容相當廣泛。當時我們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後的俄國，他談的這些情況，使我們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興趣。這就使我們對蘇維埃製度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看到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
維經斯基這個人工作很細致。他來了之後，除了開座談會，介紹蘇俄情況，了解中國情況之外，還找人個別談話。通過個別談話，可以了解座談會上不易得到的情況。他是一個有知識，有工作經驗的人，對大家提出的問題，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語直接與同學談話。他對中國的曆史，中國的問題頗有研究。關於五四運動，他問得很詳細；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相互勾結的情況看得也清楚；對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以前我國的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釗先生談得很融洽，對李大釗先生評價很高。他在座談會上曾暗示說，你們在座的同學參加了五四運動，又在研究馬克思學說，你們都是當前中國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勵在座的人，要好好學習，要了解蘇俄十月革命，正因為如此，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認為他談的這些話，很符合我們的心願。我個人體會，通過他的談話，使我們對十月革命，對蘇維埃製度，對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維經斯基對李大釗所講的最後一句話“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是最為重要的話，使李大釗不禁記起一個多月前坐在那輛奔往天津的騾車上，他和陳獨秀關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次悄聲長談。維經斯基的見解，與“北李南陳”的心願不謀而合！
“維經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可不去上海訪問陳獨秀先生。他是《新青年》雜誌創始人、主編。”李大釗說道。
“李先生，我也早已聽說陳獨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為介紹？”維經斯基趕緊說道。
“行，行。我寫一封親筆信給他，你帶在身邊。他看了信，就會願意接受你的采訪。”由於維經斯基一直是以記者的身份跟李大釗接觸，所以李大釗這麽說道。
李大釗拿起毛筆，當即揮就一封信，交給了維經斯基。
李大釗的這封信如今已無從尋覓。據當時的李大釗的學生張國燾後來回憶：“李大釗先生介紹維經斯基、楊明齋去會晤陳獨秀先生，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因為李大釗先生和維經斯基後來都沒有說過他們之間有過甚麽初步的商談。大概李真的以為維經斯基是一位新聞記者。維氏與陳獨秀先生在初步接觸時，尚隱藏著他的真實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當時的介紹信隻是泛泛的。”張國燾也未親眼見過那封介紹信，隻是“推知”而已。他的回憶，僅供參考罷了。
帶著“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維經斯基決定前往上海。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翻譯楊明齋以及那位從海參崴趕來的薩赫揚諾娃，與他同行，共赴上海。
馬馬耶夫夫婦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繼續跟李大釗保持聯係。
那位來自哈爾濱的斯托揚諾維奇也去了上海。1920年秋經北京的黃淩霜介紹，前往廣州，住在東山，以“遠東共和國電訊社記者”的身份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革命的報道。
就在維經斯基一行離開北京不久，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的另一領導人維廉斯基，西比利亞可夫抵達北京。他和斯托揚諾維奇一樣，也以“遠東共和國”的名義在中國活動。“遠東共和國”是在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的，所轄區域包括蘇俄整個遠東地區，首都設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實際上是由俄共（布）領導。列寧建立遠東共和國，為的是在遠東建立一個緩衝國，便於同協約國打交道。1922年冬，當紅軍把日軍全部趕出遠東之後。遠東共和國並入了蘇俄。維廉斯基是以“遠東共和國優林外交使團秘書”的身份在北京進行活動的。
維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黨員，開了一次秘密會議。維廉斯基在會上很明確地指出：
“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已經具備客觀條件。”[2]
此後，維廉斯基在中國工作多年，出任蘇俄駐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團顧同。
俄共（布）及共產國際從不同途徑派出各種身份的人物來華活動，表明了他們對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無比關切。 [1]《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見《“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2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又見楊雲若、楊奎鬆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