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和戴季陶拂袖而去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新漁陽裏六號，最初原是李漢俊住的。1918年底，李漢俊從日本回來，租下此屋居住。
後來，李漢俊遷往三益裏，與哥哥李書城同住。他把新漁陽裏六號轉給戴季陶住。
維經斯基訪問了戴季陶之後，覺得這位國民黨員的家中更適合於召開一些座談會。於是，除了密談在陳獨秀家進行之外，各種聚會便在戴季陶那裏舉行。
最初參加那裏聚會的是陳獨秀、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張東蓀。邵力子有時來坐一會兒，又匆匆坐著他的黃包車走了。
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物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社會黨。”[1]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陳獨秀、李大釗，《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是張東蓀——維經斯基最早的建黨藍圖裏，包括了這些“筆杆”。
開了幾回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杆”提了出來。
“這樣一來，首先就嚇倒了張東蓀，他立即退出了這個運動。”[2]
張東蓀為什麽一聽要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就要打“退堂鼓”呢？
“據說張東蓀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為這個組織是學術研究性質，現在說這就是共產黨，那他不能參加。因為他是研究係，他還不打算脫離研究係。”[3]
所謂“研究係”，原是梁啟超、湯化龍等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後來演變為“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研究係”，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為機關報。張東蓀作為《時事新報》主編，是“研究係”首領之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學說可以作為“學術”進行“研究”，而他不願介入政治——參加共產黨。這位葉公好龍式的“社會主義者”，告退了。從此，他不再參與新漁陽裏的座談。維經斯基所設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張東蓀雖然退出，而出席座談會的人仍不斷增加。
當年曾出席座談會的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憶：
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同戴季陶、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風、俞秀鬆、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引者注：袁振英此處所回憶的名單有誤，有些人是在5月後才參加座談會的，如李達、劉少奇等），同俄國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漁陽裏六號，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由張繼和柏文蔚出頭，由戴季陶起草共產黨綱領（原注：這一點是聽說的，綱領是交給陳獨秀，由陳拿給大家討論）……[4]
一討論起提綱來，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的起草者、會場寓主、《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
戴季陶為什麽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樣的說法——
當時從日本回國省親，路過上海而出席會議的周佛海如此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麵。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讚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筆名茅盾）是讚成的。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他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黨綱》的最初草案，雖然是他起草的，他卻沒有加入。”[5]
邵力子說得很婉轉：“戴季陶退出時，說因有不方便處。”[6]
茅盾則說：“戴季陶不幹的理由是怕違背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7]
李達道出了背後的情形：“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係，他不懂得什麽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8]
中國共產黨還處於“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來，便有這麽兩員“大將”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從新漁陽裏六號搬走了，離去時聲言：“我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讚助，現在暫時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楊明齋租下了新漁陽裏六號，搬了進來。於是，這裏更成了維經斯基召集各種座談會的場所。人們並沒有因張東蓀、戴季陶的離去而動搖，反而更加堅定地得出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漢俊著手起草黨章。李達記得，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有七八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這個黨，叫什麽名字？叫“中國社會黨”，還是叫“中國共產黨”？
又引起一番爭論。
連陳獨秀也定不下來，於是，寫信跟李大釗、張申府商量。
張申府又名張崧年，北京大學講師，與李大釗關係甚為密切。據張申府回憶：
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大意如此。為什麽呢？一是因為陳獨秀在北大當過文科學長，認識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適於談，而建黨的事是秘密進行的。二是陳獨秀在北京時，他和守常以及我經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圖書館李主任辦公室來（在紅樓一層靠東南角的兩間房子裏），我們的觀點一致。他辦《新青年》，我們經常寫稿。民國七年（引者注：即1918年）11月底辦《每周評論》，我們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門外一個報館裏，我曾與李大釗同誌去校對，彼此很了解，所以陳獨秀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不是偶然的。當時建黨究竟叫什麽名字，這沒有確定，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
這樣，黨的名稱定了下來。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小組的成員有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沈雁冰、邵力子、楊明齋等。稍後加入的是施存統。 [1]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2]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4]《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5]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6]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7]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8]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後來，李漢俊遷往三益裏，與哥哥李書城同住。他把新漁陽裏六號轉給戴季陶住。
維經斯基訪問了戴季陶之後，覺得這位國民黨員的家中更適合於召開一些座談會。於是，除了密談在陳獨秀家進行之外，各種聚會便在戴季陶那裏舉行。
最初參加那裏聚會的是陳獨秀、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張東蓀。邵力子有時來坐一會兒，又匆匆坐著他的黃包車走了。
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物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社會黨。”[1]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陳獨秀、李大釗，《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是張東蓀——維經斯基最早的建黨藍圖裏，包括了這些“筆杆”。
開了幾回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杆”提了出來。
“這樣一來，首先就嚇倒了張東蓀，他立即退出了這個運動。”[2]
張東蓀為什麽一聽要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就要打“退堂鼓”呢？
“據說張東蓀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為這個組織是學術研究性質，現在說這就是共產黨，那他不能參加。因為他是研究係，他還不打算脫離研究係。”[3]
所謂“研究係”，原是梁啟超、湯化龍等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後來演變為“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研究係”，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為機關報。張東蓀作為《時事新報》主編，是“研究係”首領之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學說可以作為“學術”進行“研究”，而他不願介入政治——參加共產黨。這位葉公好龍式的“社會主義者”，告退了。從此，他不再參與新漁陽裏的座談。維經斯基所設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張東蓀雖然退出，而出席座談會的人仍不斷增加。
當年曾出席座談會的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憶：
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同戴季陶、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風、俞秀鬆、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引者注：袁振英此處所回憶的名單有誤，有些人是在5月後才參加座談會的，如李達、劉少奇等），同俄國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漁陽裏六號，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由張繼和柏文蔚出頭，由戴季陶起草共產黨綱領（原注：這一點是聽說的，綱領是交給陳獨秀，由陳拿給大家討論）……[4]
一討論起提綱來，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的起草者、會場寓主、《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
戴季陶為什麽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樣的說法——
當時從日本回國省親，路過上海而出席會議的周佛海如此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麵。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讚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筆名茅盾）是讚成的。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他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黨綱》的最初草案，雖然是他起草的，他卻沒有加入。”[5]
邵力子說得很婉轉：“戴季陶退出時，說因有不方便處。”[6]
茅盾則說：“戴季陶不幹的理由是怕違背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7]
李達道出了背後的情形：“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係，他不懂得什麽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8]
中國共產黨還處於“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來，便有這麽兩員“大將”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從新漁陽裏六號搬走了，離去時聲言：“我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讚助，現在暫時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楊明齋租下了新漁陽裏六號，搬了進來。於是，這裏更成了維經斯基召集各種座談會的場所。人們並沒有因張東蓀、戴季陶的離去而動搖，反而更加堅定地得出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漢俊著手起草黨章。李達記得，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有七八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這個黨，叫什麽名字？叫“中國社會黨”，還是叫“中國共產黨”？
又引起一番爭論。
連陳獨秀也定不下來，於是，寫信跟李大釗、張申府商量。
張申府又名張崧年，北京大學講師，與李大釗關係甚為密切。據張申府回憶：
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大意如此。為什麽呢？一是因為陳獨秀在北大當過文科學長，認識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適於談，而建黨的事是秘密進行的。二是陳獨秀在北京時，他和守常以及我經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圖書館李主任辦公室來（在紅樓一層靠東南角的兩間房子裏），我們的觀點一致。他辦《新青年》，我們經常寫稿。民國七年（引者注：即1918年）11月底辦《每周評論》，我們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門外一個報館裏，我曾與李大釗同誌去校對，彼此很了解，所以陳獨秀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不是偶然的。當時建黨究竟叫什麽名字，這沒有確定，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
這樣，黨的名稱定了下來。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小組的成員有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沈雁冰、邵力子、楊明齋等。稍後加入的是施存統。 [1]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2]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4]《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5]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6]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7]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8]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