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了一員虎將李達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走了張東蓀，走了戴季陶。
來了陳望道，又來了李達。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壯實、三十歲的男子，剛從日本歸來，前往漁陽裏二號拜訪陳獨秀。
這位湖南口音的來訪者，原本隻是看望陳獨秀，卻被陳獨秀留住了，從此竟住在漁陽裏二號，成為《新青年》雜誌的新編輯。
此人便是李達，號鶴鳴——毛澤東總是喊他“鶴鳴兄”。
李達的到來，使正在籌備之中的中國共產黨，添了一員虎將。
李達曾如此回憶道：“我回到上海以後，首先訪問陳獨秀，談起組織社會革命黨派的事，他說他和李漢俊正在準備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就邀請我參加，做了發起人，這時的發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施存統（當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每次開會時，吳廷康（即維經斯基）都來參加。……”[1] 李達達的夫人王會悟
當時的李達，正處於熱戀之中。
時值暑假，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理事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中國學生聯合總會的工作。
學聯有時跟女聯在工作上有些來往。女聯，亦即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乃黃興夫人。黃興，同盟會的元老，辛亥革命時的革命軍總司令。偶然，李達在徐宗漢那裏，結識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會悟。王會悟眉清目秀，知書達理，與李達相識後彼此很快就產生了愛慕之情。
李達，1890年出生於湖南零陵縣一戶佃農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讀書的機會。
在李達上中學的時候，有兩件事給了他莫大的影響。
一件事是學校裏收到一封從長沙寄來的信，拆開來一看，那信竟是用鮮血寫成的！
寫信者名叫徐特立（後來他成為毛澤東的老師）。他斷指寫血書，號召青年學生們投入反日救國運動。
這封血書震撼了李達的心靈。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鮮血寫信的徐特立……
另一件事是同學們為了抵製日貨，把日本生產的文具堆在操場上，用火燒毀。點火時，發覺火柴也是日本貨！可是，點火的同學在點火之後，不得不把這盒日本火柴留下來。因為倘若把這盒火柴也燒掉的話，下一回燒日貨就沒有火柴了！
他意識到中國實在太落後了。抱著“實業救國”的願望，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費生，去日本學理工科。
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
我們一群留日的青年們，一方麵感到恥辱，一方麵滋長著反日情緒。老實說，我們是要忍耐著，在那裏學習一點東西，以便將來回國搞好我們自己的國家。可是，當時國內的情勢怎樣呢？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終於流產，出現了封建軍閥頭子袁世凱獨裁的政治局麵。袁世凱被人民推翻以後，又出現了直係、奉係、皖係各派軍閥互相混戰的局麵；同時，南方也出現了川、滇、粵、桂各派新軍閥互相爭鬥的局麵。各派新舊軍閥都勾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後台，發動內戰。全國人民在蔓延的戰火中，受著軍閥們的剝削和壓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英、美、法、德、俄等帝國主義趁機大舉對中國進行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國所盤踞的膠州灣，占領了山東，又以最後通牒的形式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約，形成了日本獨占中國的局麵。這件事激起了留日學生們極大的義憤，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開展了“反日救亡”運動。我們發通電，開大會，表示抗議。可是在當時的日本，連開會的會場也很難找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會場，剛剛開會，警察又把我們驅散。這時我們沉痛地感到，日子是過不下去了。如果不尋找新的出路，中國是一定要滅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裏呢？這對我們仍是茫然的。當時我們就像漫漫長夜裏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樣，眼前是黑暗的，內心是極端苦悶的。[2]
積偵終於在極度的苦悶中爆發，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當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反蘇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聲言為了“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可以開入中國東北全境。消息傳出，三千中國留日學生義憤填膺，責罵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
中國留日學生組成了“留日學生救國團”決定“罷學歸國”、“上京請願”。這個救國團的領袖人物之一，便是李達。
5月中旬，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一百多人抵達北京。
北京大學學生們在北京大學西齋飯廳召開了歡迎大會。主持大會的便是後來成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李達和許德珩都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5月21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和北京大學等校學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請願。
雖然這次請願沒有取得多大效果，不過，卻使李達由“實業救國”轉向了“革命救國”。
回到日本之後，李達找來許多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埋頭鑽研起來。他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等。
一年之後——1919年的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接連刊出《什麽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兩文，署名“鶴”（取自李達的號鶴鳴）。這位“鶴鳴”冼生終於“鳴”起來了，“鳴”出了社會主義之聲，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轉。
原本埋頭數理化的他，如今埋頭於翻譯馬克思學說著作。那在《民國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隻是他在翻譯之餘寫下的心得而已。他譯出數十萬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
這樣，李達成了中國早期為數不多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較深了解的人。
也正因為這樣，李達跟陳獨秀才見了一次麵，陳獨秀馬上抓住了他：“你搬過來，到我這兒住，幫我編《新青年》！”
陳望道搬過來了，李達搬過來了，漁陽裏二號裏住著三位“筆杆子”，同編《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大計。
當然，隨著李達遷入漁陽裏二號，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臨那裏。
這時，陳獨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終於帶著女兒子美、兒子和年，從北京南下，住進了漁陽裏二號。
陳獨秀的發妻高曉嵐所生長子、次子陳延年、陳喬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學學習。就在陳獨秀抵滬前夕，陳延年、陳喬年獲準赴法勤工儉學，於1920年1月離滬，坐船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得港，到達馬賽，在2月3日乘火車到達巴黎。 [1]《李達自傳》，《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4月第8期。[2]李達：《沿著革命的道路前進》，《中國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來了陳望道，又來了李達。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壯實、三十歲的男子，剛從日本歸來，前往漁陽裏二號拜訪陳獨秀。
這位湖南口音的來訪者，原本隻是看望陳獨秀，卻被陳獨秀留住了，從此竟住在漁陽裏二號，成為《新青年》雜誌的新編輯。
此人便是李達，號鶴鳴——毛澤東總是喊他“鶴鳴兄”。
李達的到來，使正在籌備之中的中國共產黨，添了一員虎將。
李達曾如此回憶道：“我回到上海以後，首先訪問陳獨秀，談起組織社會革命黨派的事，他說他和李漢俊正在準備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就邀請我參加，做了發起人，這時的發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施存統（當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每次開會時，吳廷康（即維經斯基）都來參加。……”[1] 李達達的夫人王會悟
當時的李達，正處於熱戀之中。
時值暑假，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理事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中國學生聯合總會的工作。
學聯有時跟女聯在工作上有些來往。女聯，亦即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乃黃興夫人。黃興，同盟會的元老，辛亥革命時的革命軍總司令。偶然，李達在徐宗漢那裏，結識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會悟。王會悟眉清目秀，知書達理，與李達相識後彼此很快就產生了愛慕之情。
李達，1890年出生於湖南零陵縣一戶佃農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讀書的機會。
在李達上中學的時候，有兩件事給了他莫大的影響。
一件事是學校裏收到一封從長沙寄來的信，拆開來一看，那信竟是用鮮血寫成的！
寫信者名叫徐特立（後來他成為毛澤東的老師）。他斷指寫血書，號召青年學生們投入反日救國運動。
這封血書震撼了李達的心靈。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鮮血寫信的徐特立……
另一件事是同學們為了抵製日貨，把日本生產的文具堆在操場上，用火燒毀。點火時，發覺火柴也是日本貨！可是，點火的同學在點火之後，不得不把這盒日本火柴留下來。因為倘若把這盒火柴也燒掉的話，下一回燒日貨就沒有火柴了！
他意識到中國實在太落後了。抱著“實業救國”的願望，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費生，去日本學理工科。
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
我們一群留日的青年們，一方麵感到恥辱，一方麵滋長著反日情緒。老實說，我們是要忍耐著，在那裏學習一點東西，以便將來回國搞好我們自己的國家。可是，當時國內的情勢怎樣呢？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終於流產，出現了封建軍閥頭子袁世凱獨裁的政治局麵。袁世凱被人民推翻以後，又出現了直係、奉係、皖係各派軍閥互相混戰的局麵；同時，南方也出現了川、滇、粵、桂各派新軍閥互相爭鬥的局麵。各派新舊軍閥都勾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後台，發動內戰。全國人民在蔓延的戰火中，受著軍閥們的剝削和壓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英、美、法、德、俄等帝國主義趁機大舉對中國進行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國所盤踞的膠州灣，占領了山東，又以最後通牒的形式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約，形成了日本獨占中國的局麵。這件事激起了留日學生們極大的義憤，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開展了“反日救亡”運動。我們發通電，開大會，表示抗議。可是在當時的日本，連開會的會場也很難找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會場，剛剛開會，警察又把我們驅散。這時我們沉痛地感到，日子是過不下去了。如果不尋找新的出路，中國是一定要滅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裏呢？這對我們仍是茫然的。當時我們就像漫漫長夜裏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樣，眼前是黑暗的，內心是極端苦悶的。[2]
積偵終於在極度的苦悶中爆發，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當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反蘇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聲言為了“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可以開入中國東北全境。消息傳出，三千中國留日學生義憤填膺，責罵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
中國留日學生組成了“留日學生救國團”決定“罷學歸國”、“上京請願”。這個救國團的領袖人物之一，便是李達。
5月中旬，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一百多人抵達北京。
北京大學學生們在北京大學西齋飯廳召開了歡迎大會。主持大會的便是後來成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李達和許德珩都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5月21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和北京大學等校學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請願。
雖然這次請願沒有取得多大效果，不過，卻使李達由“實業救國”轉向了“革命救國”。
回到日本之後，李達找來許多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埋頭鑽研起來。他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等。
一年之後——1919年的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接連刊出《什麽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兩文，署名“鶴”（取自李達的號鶴鳴）。這位“鶴鳴”冼生終於“鳴”起來了，“鳴”出了社會主義之聲，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轉。
原本埋頭數理化的他，如今埋頭於翻譯馬克思學說著作。那在《民國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隻是他在翻譯之餘寫下的心得而已。他譯出數十萬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
這樣，李達成了中國早期為數不多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較深了解的人。
也正因為這樣，李達跟陳獨秀才見了一次麵，陳獨秀馬上抓住了他：“你搬過來，到我這兒住，幫我編《新青年》！”
陳望道搬過來了，李達搬過來了，漁陽裏二號裏住著三位“筆杆子”，同編《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大計。
當然，隨著李達遷入漁陽裏二號，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臨那裏。
這時，陳獨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終於帶著女兒子美、兒子和年，從北京南下，住進了漁陽裏二號。
陳獨秀的發妻高曉嵐所生長子、次子陳延年、陳喬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學學習。就在陳獨秀抵滬前夕，陳延年、陳喬年獲準赴法勤工儉學，於1920年1月離滬，坐船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得港，到達馬賽，在2月3日乘火車到達巴黎。 [1]《李達自傳》，《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4月第8期。[2]李達：《沿著革命的道路前進》，《中國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