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太雷出現在伊爾庫茨克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1年5月4日，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開幕式在伊爾庫茨克舉行。
一位戴眼鏡、梳分頭的二十三歲中國小夥子，被選入大會主席團（在籌備大會時，他是朝鮮共產黨成立大會的組織成員）。
他用流暢的英語，在大會上致祝詞。他的第一句話，便非常清楚地點明了他的身份：“我很榮幸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大會上發言。”
顯然，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詞說：
我們大家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擊破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任務。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建立起同日本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1]
這位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便是張太雷。他是與維經斯基一起從北京來到伊爾庫茨克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任命了兩位書記負責中國部的工作，一位是張太雷，另一位便是維經斯基。
張太雷是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派，前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盡管那時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各地成立小組的階段，尚未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尚未選出中央機構，但是張太雷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而且“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致祝詞。
張太雷，江蘇常州人，原名曾讓，字泰來，取意於“否極泰來”。上小學時，校長馬次立給他取了學名張複，取意於“複興中華”。後來他改名太雷，取“泰來”諧音。曾用過張春木、張椿年這樣的名字。
張太雷八歲的時候，父親便病逝了。靠著親戚的接濟，他艱難地在常州讀完小學、中學。在中學的時候，他就特別喜歡英語，跟趙世炎很相似。
十七歲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法科預科。這樣，他從常州來到了北京。不過，北京大學的學製長，家境貧寒的他難以維持。於是，才念了幾個月，他便轉往天津北洋大學法科學習。一邊讀書，一邊在《華北明星報》做英文翻譯。
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太雷是天津大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擔任天津學生評議會的評議長。他作為天津學生代表赴京請願，跟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有了聯係。他結識了李大釗，也結識了周恩來，他開始從一般的進步青年轉向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過六年，跟張太雷有著許多共同的話題。
張太雷在北大結識了羅章龍，羅章龍介紹了他認識了那位來自俄國海參崴的漢學家鮑立維教授。鮑立維剛來中國時，先是住在天津“特別一區”。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著許多聯係。
北京的華俄通訊社招聘工作人員，張太雷應征，為這家通訊社做些翻譯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聯係。
1920年4月，當維經斯基率“記者團”來到北京。經鮑立維介紹，張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維經斯基。維經斯基用英語跟他交談，非常欣賞這位風度瀟灑、英語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青年。
張太雷成了當時活躍的“三張”之一。不過，張國燾、張申府還隻是奔忙於北京一上海之間，而張太雷則在天津一北京一上海之間頻繁往返。
1920年6月，已經在北洋大學畢業的張太雷趕往上海。在那裏，他參與了陳獨秀、維經斯基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當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時，他也參與其事。
不久，他又來到北京，參與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他加入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回到天津，他籌建了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書記。他起草了中國第一個團章：
1）宗旨——研究和實現社會主義。
2）方法——1幫助工人組織起來，並對工人進行教育工作；2調查工人的狀況；3散發文獻書籍；4基礎的宣傳鼓動；5組織討論；6出版文獻讀物；7邀請名人演講；8組織研究社會主義；9協助組織罷工。
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為天津共青團團員；1學生，2工人和農民，3人力車夫，4鐵路工人，5搬運工人，6店員，7士兵，8經大多數團員讚成的所有同情者，都可以被接受為團員。
4）加入天津共青團組織需由兩名或兩名以上團員介紹。
第3條中說到的“士兵”，由兩人介紹可被吸收入團；而凡為“同情者”，須得大多數團員的同意才能被接納。
5）開除團籍——如果某個團員作出了危害其他團員的行動，或是發生了不道德的行為，那麽，根據兩名或兩名以上團員的呈報，經大多數團員同意，他就要被開除出團。
6）經費由團員自願捐獻。
7）執行機構為書記處或各小組的代表、工人狀況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研究部。各部門負責人每月選舉一次。
8）會議時間——例會定為每星期一次。
9）補充條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團員提議，由全體大會通過。[2]
1920年12月16日夜，張太雷興奮地跟一位路過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話談到夜深。
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絲邊框眼鏡後閃爍著精明聰慧的目光。他跟張太雷有著同鄉、同窗之誼，比張太雷小一歲。此時的他，初出茅廬，後來他的大名震撼中國——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報》記者身份，在1920年10月15日獲得遠東共和國派駐北京的使節優林的簽證，獲準前往蘇俄采訪，成為中國第一個訪問紅色蘇俄的記者（日後他寫了《赤都心史》）。
雖然後來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不過此時的瞿秋白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隻是明顯地傾向於共產黨罷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兩天，然後由張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的火車，經哈爾濱進入蘇俄。路過哈爾濱時，瞿秋白“無巧不成書”，竟在那裏遇上參加過共產國際“一大”、“二大”的劉紹周。當時，劉紹周隨張斯麐代表團回來，正在哈爾濱。隻是劉紹周竟不知道中國各地已經有了中國共產黨組織，以至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出席不久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過了1921年的春節（辛酉年正月初一為1921年2月8日），張太雷忽接李大釗的通知，馬上趕往北京。
在北京飯店，張太雷見到了從廣州回來的維經斯基。張太雷獲知，經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李大釗商議，決定派他前往伊爾庫茨克工作。
於是，張太雷和維經斯基的“記者團”同行。這時，原先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的俄共（布）黨員楊明齋仍在上海。張太雷也就成了“記者團”離華時的翻譯。 [1]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團和中國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2]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一位戴眼鏡、梳分頭的二十三歲中國小夥子，被選入大會主席團（在籌備大會時，他是朝鮮共產黨成立大會的組織成員）。
他用流暢的英語，在大會上致祝詞。他的第一句話，便非常清楚地點明了他的身份：“我很榮幸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大會上發言。”
顯然，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詞說：
我們大家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擊破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任務。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建立起同日本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1]
這位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便是張太雷。他是與維經斯基一起從北京來到伊爾庫茨克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任命了兩位書記負責中國部的工作，一位是張太雷，另一位便是維經斯基。
張太雷是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派，前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盡管那時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各地成立小組的階段，尚未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尚未選出中央機構，但是張太雷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而且“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致祝詞。
張太雷，江蘇常州人，原名曾讓，字泰來，取意於“否極泰來”。上小學時，校長馬次立給他取了學名張複，取意於“複興中華”。後來他改名太雷，取“泰來”諧音。曾用過張春木、張椿年這樣的名字。
張太雷八歲的時候，父親便病逝了。靠著親戚的接濟，他艱難地在常州讀完小學、中學。在中學的時候，他就特別喜歡英語，跟趙世炎很相似。
十七歲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法科預科。這樣，他從常州來到了北京。不過，北京大學的學製長，家境貧寒的他難以維持。於是，才念了幾個月，他便轉往天津北洋大學法科學習。一邊讀書，一邊在《華北明星報》做英文翻譯。
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太雷是天津大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擔任天津學生評議會的評議長。他作為天津學生代表赴京請願，跟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有了聯係。他結識了李大釗，也結識了周恩來，他開始從一般的進步青年轉向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過六年，跟張太雷有著許多共同的話題。
張太雷在北大結識了羅章龍，羅章龍介紹了他認識了那位來自俄國海參崴的漢學家鮑立維教授。鮑立維剛來中國時，先是住在天津“特別一區”。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著許多聯係。
北京的華俄通訊社招聘工作人員，張太雷應征，為這家通訊社做些翻譯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聯係。
1920年4月，當維經斯基率“記者團”來到北京。經鮑立維介紹，張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維經斯基。維經斯基用英語跟他交談，非常欣賞這位風度瀟灑、英語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青年。
張太雷成了當時活躍的“三張”之一。不過，張國燾、張申府還隻是奔忙於北京一上海之間，而張太雷則在天津一北京一上海之間頻繁往返。
1920年6月，已經在北洋大學畢業的張太雷趕往上海。在那裏，他參與了陳獨秀、維經斯基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當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時，他也參與其事。
不久，他又來到北京，參與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他加入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回到天津，他籌建了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書記。他起草了中國第一個團章：
1）宗旨——研究和實現社會主義。
2）方法——1幫助工人組織起來，並對工人進行教育工作；2調查工人的狀況；3散發文獻書籍；4基礎的宣傳鼓動；5組織討論；6出版文獻讀物；7邀請名人演講；8組織研究社會主義；9協助組織罷工。
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為天津共青團團員；1學生，2工人和農民，3人力車夫，4鐵路工人，5搬運工人，6店員，7士兵，8經大多數團員讚成的所有同情者，都可以被接受為團員。
4）加入天津共青團組織需由兩名或兩名以上團員介紹。
第3條中說到的“士兵”，由兩人介紹可被吸收入團；而凡為“同情者”，須得大多數團員的同意才能被接納。
5）開除團籍——如果某個團員作出了危害其他團員的行動，或是發生了不道德的行為，那麽，根據兩名或兩名以上團員的呈報，經大多數團員同意，他就要被開除出團。
6）經費由團員自願捐獻。
7）執行機構為書記處或各小組的代表、工人狀況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研究部。各部門負責人每月選舉一次。
8）會議時間——例會定為每星期一次。
9）補充條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團員提議，由全體大會通過。[2]
1920年12月16日夜，張太雷興奮地跟一位路過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話談到夜深。
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絲邊框眼鏡後閃爍著精明聰慧的目光。他跟張太雷有著同鄉、同窗之誼，比張太雷小一歲。此時的他，初出茅廬，後來他的大名震撼中國——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報》記者身份，在1920年10月15日獲得遠東共和國派駐北京的使節優林的簽證，獲準前往蘇俄采訪，成為中國第一個訪問紅色蘇俄的記者（日後他寫了《赤都心史》）。
雖然後來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不過此時的瞿秋白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隻是明顯地傾向於共產黨罷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兩天，然後由張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的火車，經哈爾濱進入蘇俄。路過哈爾濱時，瞿秋白“無巧不成書”，竟在那裏遇上參加過共產國際“一大”、“二大”的劉紹周。當時，劉紹周隨張斯麐代表團回來，正在哈爾濱。隻是劉紹周竟不知道中國各地已經有了中國共產黨組織，以至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出席不久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過了1921年的春節（辛酉年正月初一為1921年2月8日），張太雷忽接李大釗的通知，馬上趕往北京。
在北京飯店，張太雷見到了從廣州回來的維經斯基。張太雷獲知，經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李大釗商議，決定派他前往伊爾庫茨克工作。
於是，張太雷和維經斯基的“記者團”同行。這時，原先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的俄共（布）黨員楊明齋仍在上海。張太雷也就成了“記者團”離華時的翻譯。 [1]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團和中國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2]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