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三大在克裏姆林宮舉行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莫斯科“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刊物《革命的東方》，在1928年第4、5期合刊中，發表的1921年6月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部的一份報告中，有這麽一段：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張太雷於1921年的春天到達了伊爾庫茨克，為了與遠東書記處建立更密切的聯係，書記處指示他準備一個報告，並在即將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提交出來。……
在《革命的東方》雜誌披露的這份報告中，提及了一個名叫“楊和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
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代表楊和德（譯音）也來到了伊爾庫茨克。這兩個中國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張太雷）和遠東書記處的代表舉行了多次會議。會議的結果是決定建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中圓部。……
張大雷和楊和德於1921年6月離開伊爾庫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這位“楊和德”，又被譯為“楊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憶張太雷》一書193頁中，特地加了一條注釋：
“按俄文音譯，應為楊厚德，舊譯楊和德，係從英文轉譯。”
不論怎麽譯，這位“楊和德”能夠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而且又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當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
不過，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屈指可數。就連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也有名冊可查。查來查去，沒有“楊和德”、“楊厚德”其人。
其實，“楊和德”、“楊厚德”都隻是音譯罷了。他的準確的中文名字應為楊好德。
楊好德又是誰呢？
楊明齋的本名叫楊好德！
楊明齋本來作為俄共（布）黨員派往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在上海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如今，又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這完全合乎情理。確實，他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派往伊爾庫茨克的最恰當的人選。
楊明齋是在張太雷抵達伊爾庫茨克之後，來到那裏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從上海出發，單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鬆。他的英語也不錯。他是受少共國際的邀請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委托，到蘇俄出席少共國際的“二大”。
共產國際“三大”和少共國際“二大”交錯在莫斯科舉行：
共產國際“三大”於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裏姆林宮的安德烈大廳裏舉行；
少共國際“二大”於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齊明歌劇院舉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錯的：張太雷既是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又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國際“二大”。
俞秀鬆呢，既是少共國際“二大”的中國代表，同時也列席共產國際“三大”。
此外，楊明齋的一批學生，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過的學員，正好在這時來到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學習，也輪流列席共產國際“三大”。內中有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簫勁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嶽、卜士奇、彭述之、謝文錦、華林、曹靖華等。
抵達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為記者，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他，異鄉遇故知——張太雷。他向張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太雷也答應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
共產國際“三大”是一次氣勢磅礴、規模宏大的會議，因為蘇俄已經擊敗了入侵者，結束了四年內戰，踏上了勝利的階梯。誠如共產國際的名譽主席列寧所說：“我們現在是第一次在這樣的條件下開會：現在共產國際已經不隻是一句口號，而真正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組織機構，它在各個最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了自己的基礎，真實的基礎。”[1]也就是說，蘇俄已經牢牢站穩了腳跟，從四年的圍困之中解脫出來。
出席共產國際的有五十二個國家，一百零三個組織的六百零五位代表，出席開幕式的達五千多人。
記者瞿秋白當時是這麽寫的[2]：
共產國際舉行第三次大會開幕式。大劇院五千餘座位都占得滿滿的，在台上四望，真是入海，萬頭攢動。欣喜的氣象，革命的熱度已到百分。
大會由季諾維也夫主持。在他宣布開會之後，大廳裏響起了嘹亮的《國際歌》歌聲。歌聲使人們記起1871年5月28日的巴黎公社最後一個堡壘——拉雪茲神甫公墓被凡爾賽軍隊攻破時，那血流成河的壯烈場景。受詩人鮑狄埃所寫的歌詞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國際歌》譯成中文，後來在1923年，又經蕭三轉譯，陳喬年配歌。那“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的歌聲，從此在中國四處傳唱。
列寧出現了，大廳裏掌聲雷動。瞿秋白是這麽描述的[3]：
安德烈廳每逢列寧演說，台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著人山。電氣照相開燈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著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征。……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為霹靂的鼓掌聲所吞沒。……
瞿秋白還寫道[4]：
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談幾句，他指給我幾篇東方問題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在7月12日的共產國際“三大”閉幕式上，張太雷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作大會發言。由於發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發言時間為五分鍾。
張太雷說[5]：
共產國際和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今後有必要對遠東的運動更多地加以注視，不惜一切給予支援。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就是世界三個資本主義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國正麵臨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極需活動的時機。
張太雷最後說[6]：
在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萬歲！”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發言——雖然在共產國際“一大”時，有劉紹周、張永奎參加；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有劉紹周、安恩學列席。出席“一大”，劉紹周、張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華工聯合會”；出席“二大”，劉紹周、安恩學代表的是“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在如此莊重、宏大的會議上，卻不見那位在共產國際“二大”上被選為執行委員的馬林。
馬林哪裏去了呢？
如同本書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現在奧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裏轉往中國，執行列寧交給他的任務——幫助中國正式建立共產黨…… [1]《列寧全集》，第32卷，156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2]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6]《“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張太雷於1921年的春天到達了伊爾庫茨克，為了與遠東書記處建立更密切的聯係，書記處指示他準備一個報告，並在即將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提交出來。……
在《革命的東方》雜誌披露的這份報告中，提及了一個名叫“楊和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
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代表楊和德（譯音）也來到了伊爾庫茨克。這兩個中國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張太雷）和遠東書記處的代表舉行了多次會議。會議的結果是決定建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中圓部。……
張大雷和楊和德於1921年6月離開伊爾庫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這位“楊和德”，又被譯為“楊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憶張太雷》一書193頁中，特地加了一條注釋：
“按俄文音譯，應為楊厚德，舊譯楊和德，係從英文轉譯。”
不論怎麽譯，這位“楊和德”能夠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而且又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當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
不過，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屈指可數。就連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也有名冊可查。查來查去，沒有“楊和德”、“楊厚德”其人。
其實，“楊和德”、“楊厚德”都隻是音譯罷了。他的準確的中文名字應為楊好德。
楊好德又是誰呢？
楊明齋的本名叫楊好德！
楊明齋本來作為俄共（布）黨員派往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在上海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如今，又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這完全合乎情理。確實，他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派往伊爾庫茨克的最恰當的人選。
楊明齋是在張太雷抵達伊爾庫茨克之後，來到那裏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從上海出發，單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鬆。他的英語也不錯。他是受少共國際的邀請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委托，到蘇俄出席少共國際的“二大”。
共產國際“三大”和少共國際“二大”交錯在莫斯科舉行：
共產國際“三大”於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裏姆林宮的安德烈大廳裏舉行；
少共國際“二大”於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齊明歌劇院舉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錯的：張太雷既是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又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國際“二大”。
俞秀鬆呢，既是少共國際“二大”的中國代表，同時也列席共產國際“三大”。
此外，楊明齋的一批學生，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過的學員，正好在這時來到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學習，也輪流列席共產國際“三大”。內中有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簫勁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嶽、卜士奇、彭述之、謝文錦、華林、曹靖華等。
抵達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為記者，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他，異鄉遇故知——張太雷。他向張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太雷也答應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
共產國際“三大”是一次氣勢磅礴、規模宏大的會議，因為蘇俄已經擊敗了入侵者，結束了四年內戰，踏上了勝利的階梯。誠如共產國際的名譽主席列寧所說：“我們現在是第一次在這樣的條件下開會：現在共產國際已經不隻是一句口號，而真正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組織機構，它在各個最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了自己的基礎，真實的基礎。”[1]也就是說，蘇俄已經牢牢站穩了腳跟，從四年的圍困之中解脫出來。
出席共產國際的有五十二個國家，一百零三個組織的六百零五位代表，出席開幕式的達五千多人。
記者瞿秋白當時是這麽寫的[2]：
共產國際舉行第三次大會開幕式。大劇院五千餘座位都占得滿滿的，在台上四望，真是入海，萬頭攢動。欣喜的氣象，革命的熱度已到百分。
大會由季諾維也夫主持。在他宣布開會之後，大廳裏響起了嘹亮的《國際歌》歌聲。歌聲使人們記起1871年5月28日的巴黎公社最後一個堡壘——拉雪茲神甫公墓被凡爾賽軍隊攻破時，那血流成河的壯烈場景。受詩人鮑狄埃所寫的歌詞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國際歌》譯成中文，後來在1923年，又經蕭三轉譯，陳喬年配歌。那“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的歌聲，從此在中國四處傳唱。
列寧出現了，大廳裏掌聲雷動。瞿秋白是這麽描述的[3]：
安德烈廳每逢列寧演說，台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著人山。電氣照相開燈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著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征。……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為霹靂的鼓掌聲所吞沒。……
瞿秋白還寫道[4]：
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談幾句，他指給我幾篇東方問題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在7月12日的共產國際“三大”閉幕式上，張太雷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作大會發言。由於發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發言時間為五分鍾。
張太雷說[5]：
共產國際和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今後有必要對遠東的運動更多地加以注視，不惜一切給予支援。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就是世界三個資本主義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國正麵臨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極需活動的時機。
張太雷最後說[6]：
在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萬歲！”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發言——雖然在共產國際“一大”時，有劉紹周、張永奎參加；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有劉紹周、安恩學列席。出席“一大”，劉紹周、張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華工聯合會”；出席“二大”，劉紹周、安恩學代表的是“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在如此莊重、宏大的會議上，卻不見那位在共產國際“二大”上被選為執行委員的馬林。
馬林哪裏去了呢？
如同本書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現在奧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裏轉往中國，執行列寧交給他的任務——幫助中國正式建立共產黨…… [1]《列寧全集》，第32卷，156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2]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6]《“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