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美齡派出的專機載著特使朝西北飛去時,由張學良派出的一架專機離開西安,朝“紅都”保安飛去。


    13日上午,保安的紅軍和老百姓緊急動員,修飛機場。保安這麽個小縣城,從未有過飛機場。張學良聽說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前來西安,決定派專機迎接。於是,中共方麵找了保安城外一塊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臨時機場。空中響起了飛機的轟鳴聲,轉了幾個圈,飛機無法降落——那臨時機場質量太差了。專機隻得悻悻地返回西安。


    也就在13日上午,中共中央舉行常委擴大會議(也有的文獻稱政治局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總負責張聞天主持。主題是討論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


    這次會議的記錄,現存於中央檔案館。透過會議記錄,可以窺見當時會上爭論的真實情形。


    會議一開始,首先由毛澤東作報告。毛澤東肯定了西安事變,說是有革命意義的,張、楊的行動和綱領都有積極意義,我們應該擁護。


    不過,毛澤東報告中談到的兩個問題,引起了爭論:


    一是毛澤東提議“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國政府”,他說:“我認為在事變上應成立一個實質的政府,叫抗日援綏委員會。名義上又不是全國政府。”


    毛澤東還主張:“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製南京,以兩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


    對於毛澤東這一見解,周恩來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來說:“我們在政治上不采取與南京對立。”顯然,他並不主張“以西安為中心”。


    張國燾則說:“我們要以西安為抗日中心。”他以為,這“就包含了以西安為政權中心的意義”。


    張國燾主張:“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協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顯然,張國燾反對周恩來“在政治上不采取與南京對立”的意見。


    這時,張聞天經過久久思索,終於開腔。他明確地支持周恩來的意見。張聞天說,我們“不願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他以為,張,楊所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並不壞”。他說,我們的方針,應是“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戰線”,使中共“轉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博古最初支持毛澤東的觀點,聽了張聞天的講話,覺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話,說西安事變“應看成是抗日的旗幟而不是抗日反蔣的旗幟”。


    看來,保安窯洞裏,中共高層的爭論並不亞於南京。其中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如何處置蔣介石。


    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地提出“審蔣”、“罷蔣”。他說:“第一,在人民麵前揭破蔣罪惡,擁護西安事變。第二,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


    毛澤東主張“審蔣”、“罷蔣”,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蔣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對頭,中共領袖們恨透了他。


    朱德主張,殺了蔣再講其他。


    博古也說:“要使群眾的抗日運動開展,基本口號應宣布蔣介石罪惡,要求公審。”


    張國燾也力主審蔣、殺蔣。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及當時的情形,倒也頗為真切:


    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疑是養痛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對於殺不殺蔣,周恩來、張聞天沒有吭聲。張聞天含蓄地說:“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


    南京,國民黨中常委主戰、主和兩派爭論;保安,中共常委也爭論熱烈。


    畢竟毛澤東已是中共權威性領袖,中共的行動,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去實行的。


    12月13日下午4時,保安三四百人舉行集會,堅決要求公審蔣介石。斯諾夫人在《延安周記》中,描述了大會上群情激奮的情景:“從1927年‘四一二’以來,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高如山積,現在是清算這筆血債的時候了,必須把蔣帶到保安由全國人民來公審。”


    對於蔣介石的熾烈的仇恨之火,從保安騰起。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回憶錄《領袖們》一書中寫及:“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不會星火燎原。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將如火如荼燒下去,直至化為灰燼。”


    在西安事變最初的日子裏,毛澤東和周恩來便顯示了尼克鬆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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