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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借助於組織所采納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將其新福音帶給人民大眾，在此以前，除了壓榨他們和命令他們安靜、服從以外，幾乎所有的機構都忽略了這些民眾，甚至小學也不例外，它們隻負責教誨公民盡他們應盡的宗教責任。各種有組織的教會，除了少數屬於平民的教派外，皆遲遲不肯進入無產階級領域，不肯接觸那些與古老鄉村和城市教區如此不同的人群。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工人是默默無聞和為人所遺忘的一群。中產階級社會調查家和觀察家的許多作品，都可以證明他們是多麽默默無聞，而看過畫家梵高（van gogh，曾進入比利時煤田傳播福音）書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們是多麽為人所遺忘。社會主義者往往是最先去關照他們的人。在情況適合的地方，他們最會讓形形色色的工人群體（從技術工人或好戰先鋒，到所有的戶外工作者或礦工）深刻感受到一種獨立的身份——“無產階級”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ège）周圍山穀中的比利時農場雇工（傳統上以製造槍支維生），從沒有發起過任何政治活動。他們過著收入微薄的生活，隻有養鴿子、釣魚和鬥雞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變化。但是自從“工人黨”（workers party）來到他們中間那刻起，他們便全體入黨。從此以後，維斯德穀地（val 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給社會主義政黨，甚至當地天主教的最後防線也遭到破壞。列日附近的居民發現他們自己和根特（ghent）的織工有同樣的身份和信仰（他們甚至連根特人的語言——弗拉芒語——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單一且普遍的工人階級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樣的身份和信仰。煽動者和宣傳家將所有貧窮工人團結一致的信息，帶到其國家最偏遠的角落。他們同時也帶來了組織。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工人便不能以一個階級的形式存在。而通過組織，他們得到一群發言人，這些發言人可以清晰地表達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無法自行表達。這些人也擁有或發現了可以表達他們所感覺到的真理的言辭。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主義，他們隻是貧窮的勞動者。因為，簡潔陳述前工業世界勞動貧民人生哲學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諺語和詩歌，現在已不夠用了。他們是新的社會實體，需要新的反映。這種認知開始於他們從新發言人口中聽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們是一個階級，你們必須表現出你們是一個階級。因而，在極端的情形下，新政黨隻需宣布他們的名稱——“工人的政黨”——就足夠了。除了這個新運動的激進分子外，沒有人將這種階級意識的信息帶給工人。這項信息將那些預備超越彼此間的差異，進而承認這一偉大真理的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大家都準備承認這項真理，因為，將工人或準工人與其他人（包括社會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開來的鴻溝正在加寬。因為，工人階級的世界越來越孤立；尤其因為，勞資雙方的衝突是一個越來越具有主導性的實際存在。在事實上被工業也為工業所創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波鴻（bochum，1842年有4 200名居民，1907年有12萬居民，其中78%為工人，0—3%為資本主義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 000名居民，1911年有5萬—10萬居民）。這些主要於19世紀下半葉迅速成長的礦業和重工業中心，比起稍早作為典型工業中心的紡織業市鎮，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難見到不在某方麵支配他們的非受薪階級人士（業主、經理、官員、教師、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這些人供應窮人有限的需要，他們依靠他們的顧客維生，因而也適應了無產階級環境。（在許多國家，酒店經常是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支部的聚會場所，而酒店老板也經常是社會主義好戰者。）波鴻的消費品生產者，除了一般的麵包師、屠夫和釀酒商外，還有幾百個縫紉女工和48個女帽商。但是，它隻有11個洗衣婦、幾個製帽者、8個皮貨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半個製作手套（中上階層典型身份象征）的人。[15]


    可是，即使是在擁有各式各樣的服務業和多元性社會的大城市，除了在公園、火車站和娛樂場所這些中性地帶以外，機能性分工加上這個時期的市鎮計劃和房地產發展，也日益將階級與階級隔離開來。舊日的“大眾化區域”隨著這種新的社會隔離而式微。在裏昂，絲織工暴動的古老根據地“紅十字區”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為“小雇員”區，“蜂聚的工人已離開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16] 工人由這個古老的城市搬到羅訥河（rh?ne）對岸和他們的工廠宿舍。被逐出城中區之後，新工人階級住處的陰沉單調，籠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爾恩（neuk?llun）區，維也納的法渥瑞騰（favoriten）和奧塔克林（ottakring）區，倫敦的波普拉（por）和西漢姆（west ham）區。這些地方和迅速成長中的中產和中低階級的住宅區和郊區恰成對比。如果說傳統手工藝廣為大家討論的危機，像在德國一樣，將工匠中的某些群體逼成反資本主義和反無產階級的激進右派，那麽它也可以像在法國的情形，加強反資本主義的極端激進主義或讚成共和的激進主義。對其職工和學徒而言，這些危機一定會讓他們認識到他們隻不過是無產階級。再者，承受強烈壓力的原始農舍工業，不是往往也像早期與工廠製度共生的手搖紡織機織工一樣，認同無產階級的處境嗎？在德國中部的丘陵地帶、波希米亞和其他地區的這種地方性社群，遂成為這個運動的天然根據地。


    所有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社會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們據以判斷的關鍵卻是他們與雇主的關係。新社會主義勞工運動與工作場所的不滿情緒無法分開，不論這樣的情緒是否表達在罷工和較少見的有組織工會裏麵。地方性社會主義政黨的興起，往往與當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體有關，這些政黨導致或反映了他們的動員。在法國的羅阿訥（roanne），織工們形成了工人黨（parti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間，當這個地區的紡織業組織起來以後，這些農村地區的政治立場立刻由“保守反動”轉為“社會主義”，而工業衝突也已進入政治組織和選舉活動中。可是，如19世紀中期英國勞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資本家）階級為主要政敵的態度與他們進行罷工和組織的意願，並沒有必然聯係。事實上，傳統上的共同陣線使勞動生產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產階級團結一致，對抗閑散和“特權”，而信仰進步的人（也是一個打破階級界限的聯盟）則對抗“保守反動”。可是，這個大致造成自由主義早期曆史和政治力量的聯盟（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潰了，不僅是因為選擇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類成員的利害分歧（參見第四章），也因為越來越以規模和集中為象征的雇主階級［如前所見，“大”這個關鍵字眼出現得更頻繁了，例如英文的“大”企業（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實業（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以及德文的“大”實業（grossindustrie）］，[17] 更明顯地踏入政、商、特勾結不分的三角地帶。它加入了英國愛德華時代煽動政治家所喜歡責罵的“財閥政治”，這種“財閥政治”在從不景氣走向經濟擴張的時代裏，越來越常借由新興大眾媒體自我炫耀。英國政府的首席勞工專家聲言：報紙和汽車（在歐洲是富人的專利）使貧富之間的強烈對比成為必然。[18]


    但是，當針對“特權”的戰鬥與以往發生在工作場地及其周邊的戰鬥結合在一起時，由於第三產業的興起，體力勞動者與地位較高的階層的差距便越來越大。服務業在某些國家成長得迅速而驚人，創造了一個工作時不需把手弄髒的社會階層。從前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視作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過渡地帶或真空地帶。可是這些新興下中階級和上述的小資產階級不同，它們將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分隔開來，而他們好不到哪裏去的經濟收入（往往隻比高工資工人多一點兒），促使他們更為強調自己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以及自己與地位較高人士的相同性——這些相同性是他們希望擁有或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的（參見第七章）。他們形成了孤懸在工人之上的一個階層。


    如果說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助於形成一個涵括所有體力勞動者的階級意識，那麽第三項因素更從實際上給予加強，此即日益糾結的國家經濟和國家政府。國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結構，樹立了它的特性，也決定了工人奮鬥的具體條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幹預，對於工人階級的生存也越來越重要。經濟越來越趨向以一個整合的係統運作，或者更準確地說，在這個係統中，同業工會不再能以一個集合了許多地方單位的鬆散組織發揮作用，並把地方事務作為首要關懷。與之相反，它被迫采取全國性觀點，至少對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國，有組織的全國性勞工衝突這種新現象最初在19世紀90年代出現，而全國性罷工的幽靈，也在20世紀最初10年由運輸和煤礦工人召喚到世人麵前。與此相呼應的是，各種工業開始磋商全國性的集體協議，在1889年前，這種舉動幾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這種情形顯然已稀鬆平常。


    工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工會）越來越傾向於將工人組成綜合性團體，每個團體涵蓋一種全國性實業［“實業工會主義”（industrial unionism）］。這種傾向，反映了上述以經濟為一個整合體的事實。“實業工會主義”的靈感，源自他們認識到“實業”已不再是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的一個理論類別，而是正在變成全國性的行動或戰略概念，不論其地方性多麽強固，它都是工會戰鬥的經濟骨架。雖然英國的煤礦工人熱愛他們的煤礦區，甚至他們的礦坑自治權，但在意識到其本身問題和習慣的獨特之後，南威爾士和諾森伯蘭郡（northumbe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卻在1888—1908年間，基於這個理由結合成全國性的組織。


    至於政府，選舉的民主化加強了其統治者希望避免的階級團結。擴大公民權的抗爭對工人而言自然是帶有階級意味的，因為爭執的焦點（至少就男人來說）正是無產公民的選舉權。財產限製的標準不論多中庸，都會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沒有得到普選權的地方，至少在理論上，新社會主義運動必然會成為普選權的主要擁護者，並以發動示威和威脅全麵罷工作為爭取手段。比利時在1893年便碰上了這種麻煩，此後又發生過兩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蘭也一樣。這個現象，證明並加強了他們動員新皈依社會主義的民眾的力量。甚至刻意反民主的選舉改革，也可增強全國性的階級意識，隻要它們把工人階級的合格選舉人組成一個分離（和沒有充分代表權的）選舉區，例如1905年俄國的情形。由於無政府主義者將選舉活動視為脫離革命軌道的發展，因此社會主義政黨的全力加入使他們大為驚恐。這些選舉活動隻會賦予工人階級一個單一的全國一致性，不論這個階級在其他方麵如何分裂，其結果都一樣。


    更有甚者，是政府統一了這個階級，因為任何社會群體都必須越來越采取對全國性政府施加壓力的辦法，來達成其政治目的——它們或是讚成或是反對全國性法律的製定或推行。沒有任何其他階級比無產階級更需要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采取積極行動，以補償孤立無援的集體行動的不足，而全國無產階級的人數越多，政治人物對這個龐大的危險的選民團體的要求便越（被迫要）敏感。19世紀80年代，英國維多利亞中期的舊式工會和新興勞工運動之所以分裂，其關鍵問題便在於勞工要求經由法律來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而非經由集體磋商來確立這個工作時數。這意味著：製定一條普遍適用於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國性的法律。充分意識到這項要求之重大意義的第二國際，甚至認為應製定一條這樣的國際性法律。這項國際性口號的確自1890年起造成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遊行，該運動的確是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現。（1917年時，終於獲得自由而能慶祝這個節日的俄國工人，甚至放棄他們自己的曆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士同一天遊行。）[19] ［眾所周知，1917年時，俄國的愷撒曆比我們的格列高利曆（gregorian calendar）晚13天，因此才有“十月革命”發生在11月7日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矛盾現象。］可是，促使工人階級團結在每個國家之內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希望和主張，隻有少數高尚的鬥士和行動家對此持有不同看法。如大多數國家的工人階級在1914年8月所表現的那樣，除了短暫的革命時刻以外，其階級意識的有效框架仍舊是國家以及政治意義上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