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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年代：1875—1914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關於工人階級在1870—1914年間形成了有意識和有組織的社會群體這個一般性的主題，我們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此介紹實際上和可能的種種變化，包括地理、意識形態、國家、地方性等等。在非白人的世界（例如印度，當然還有日本），即使工業發展已不可否認，工人階級顯然尚未形成具有上述意義的社會群體。階級組織的這種進展，在時序上不是勻速發展的。它在下列兩個短暫時期中進展得特別迅速。第一次大進展發生在19世紀80年代末到19世紀90年代初，這些年間發生的突出事件，有勞工國際性組織的重新建立（稱為第二國際，以區別於1864—1872年間的第一國際），以及勞工階級希望和信心的象征——五一勞動節。在這些年間，若幹國家的議會首次出現一定數目的社會主義者，而即使是在社會主義政黨已擁有強大勢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在1887—1893年間也增加了一倍（由10.1%增加到23.3%）。第二次大進展發生在1905年的俄國革命到1914年間——俄國革命對這項進展具有重大影響，尤以中歐為最。勞工和社會主義政黨在選舉上的重大進展，如今更得到選舉權普及的助力，後者讓它可以有效地增加選票。同時，一波一波的勞工騷動，推動了有組織的工會力量的一大躍進。雖然細節隨各國情形而有極大的不同，這兩波迅速的勞工進展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隨處可見。
可是，勞動階級意識的形成，不能簡單等同於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成長，雖然，也有一些例子顯示工人對其政黨和運動幾乎完全認同，尤其是在中歐和某些工業特區。因而，1913年時，一位對德國中部選區［瑙姆堡——梅澤堡（naumburg-merseburg）］進行選舉分析的觀察家會非常驚訝地發現：隻有88%的工人投票給社會民主黨。顯然，在這兒，一般都以為工人便等於是社會民主黨員。[20] 但是這種情形既非典型，甚至也非常見。越來越常見的情況是非政治性的階級認同，不論工人是否認同於“他們的”政黨，工人都感覺到自己是另一個工人世界的一分子。這個世界包含但遠遠超越了“階級政黨”。因為，這個世界是以另一種生活經驗為根據，以另一種生活方式為根據。這種生活方式超越語言和習慣的區域性差異，表現在他們共有的社會活動上（比方說，特別表演給勞動階級看的那些運動，例如19世紀80年代以後的英國足球），甚至表現在階級特有的衣著打扮上，例如眾所周知的工人鴨舌帽。
不過，如果沒有勞工運動的同時出現，那麽甚至階級意識的非政治表現，也將既不完整又無法完全理解。因為，正是通過這種運動，多元的工人階級才結合為一個單一階級。但是，反過來說，因為勞工運動本身已轉變成群眾運動，於是，也浸染了工人對所有四體不勤之人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覺的。這種普遍的“勞工運動”，反映了群眾政黨的真實情形。因為這些政黨與小而非法的組織不同，絕大多數是由體力勞動工人所組成。1911—1912年，在漢堡的6.1萬名社會民主黨黨員之中，隻有36名是“作家和新聞記者”，外加兩個高級專業人士。事實上，其黨員中隻有5%是非勞動階級，而這5%當中又有半數是旅店主人。[21] 但是，對非勞工的不信任，並不妨礙他們對來自其他階級的偉大導師（如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礙他們對少數資產階級出身的社會主義者、開創元老、民族領袖和雄辯家（這兩種人的作用往往不易區分）或“理論家”的崇拜。而事實上，在社會主義政黨成立的最初30年，它們吸引了理應接受這種崇拜的中產階級偉大人才：奧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國的饒勒斯（jaurès，1859—1914）、意大利的圖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蘭廷（branting，1860—1925）。
那麽，這個在極端情況下實際與該階級共同擴張的“運動”，指的是什麽呢？不管在什麽地方，它都包括了工會這個最基本、最普遍的工人組織。不過，這些工會的形式各色各樣，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經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為工人的商店，偶爾（比如在比利時）也可成為這個運動的中央機構。（雖然工人合作社與勞工運動具有密切關係，並且事實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和新社會主義之間的橋梁，然而，這卻不是合作社最輝煌的部分，其最輝煌的部分是表現在意大利之外的小農和農場主身上。）在擁有大規模社會主義政黨的國家，勞工運動可以包括工人實際參加的每一種組織：從搖籃到墳墓——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火葬場。由於他們反對教權，因而讚成“進步人士”熱情提倡的火葬，認為它更適合這個科學和進步的時代。[22] 這些組織可以涵括1914年時擁有20萬會員的德國工人合唱團聯盟（german federation of worker choirs），1910年時擁有13萬成員的自行車俱樂部共同體（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郵會（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養兔會（worker rabbit breeders），這些團體的蹤跡至今仍偶爾可以在維也納的郊區旅店中看到。但是，大體上，這些運動都附屬於某個政黨，或是其組成部分，或至少與它有密切關聯。這個政黨是它最重要的表現，並且幾乎永遠或是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或是簡簡單單地稱為工黨或勞工黨，也可能兼有兩個名字。不具有組織的階級政黨或反對政治的勞工運動，雖然代表烏托邦或左翼無政府主義的意識形態，卻幾乎永遠處於弱勢。它們隻能代表個別好戰者、傳播福音者、煽動者和罷工領袖組成的變化不定的核心，而非大規模結構。除了在永遠和歐洲其他地區發展相左的伊比利亞半島外，無政府主義並未在歐洲其他地方形成勞工運動的主要意識形態，甚至連弱勢都談不上。除了在拉丁國家以及俄國——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無政府主義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
大多數的工人階級政黨（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種社會基本變革，因而自稱為“社會主義者”,或被人認定將往這個方向發展，如英國的工黨。在1914年以前，它們認為在勞工階級自組政府並（也許）著手進行這項偉大的轉型之前，最好盡量少和統治階級的政治活動有所牽連，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產階級政黨與政府引誘並與之妥協的勞工領袖，除非他們閉口不語，否則一定會受到咒罵。麥克唐納（j. r. macdonald）在與自由黨員進行選舉安排時，便不敢大肆宣揚，這項安排首次讓英國工黨在1906年的國會當中擁有一定的代表權。（我們不難了解，這些政黨對地方政府的態度要正麵得多。）許多這類政黨之所以舉起馬克思紅旗，或許是因為馬克思較任何左翼理論家更能向它們說明三件似乎聽起來同樣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製度下，沒有可預見的改革可以改變工人階級被壓榨的情形；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他曾詳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會而代之以較好的新社會一事，不太能確定，而由階級政黨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將是這個光榮未來的創造者和繼承人。因而，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類似於宗教的保證——科學顯示出他們的最後勝利是曆史的必然。在這些方麵，馬克思主義非常有效，以至連馬克思的反對者，也大致采納了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
因此，這些政黨的演說家和理論家以及他們的敵人，一致假定他們需要一場社會革命，或他們的行動具有社會革命的含義。但是，“社會革命”這個詞的確切意義，指的不過是當社會由資本主義轉成社會主義，當一個以私有財產和企業為基礎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以公有生產和分配為基礎的社會，[23] 必定會為他們的生活帶來革命。不過，他們對於未來社會的確切性質和內容麵貌的討論，卻出奇得少。它們給人的印象一片模糊，隻是籠統地保證現在的不良情形將會有所改善。在這個時期，勞動階級政治辯論的所有議題，都集中在革命性質這個焦點上。
即使當時有許多領袖和好戰者太忙於眼前的各種奮鬥，以致對於較遙遠的未來沒有什麽興趣，但是這個時期所爭論的問題，卻不是全盤改造社會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較像是那種希望借由突然、狂暴的權力易手而達成社會基本改變的革命，而這種想法可從馬克思和巴枯寧（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傳統。或者，在比較一般性的千禧年信仰的意義上，它較像是一場偉大的改變，這場改變的曆史必然性，應該比它在工業世界實際顯現的更為迫近，而事實上，也的確較它在不景氣的19世紀80年代或希望初現的19世紀90年代更為迫近。然而，即使是老練的恩格斯，這個曾回顧每隔20年便會豎起防禦工事的革命時代的人，這個曾經真正持槍參加過革命戰役的老前輩，也警告說：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複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紀90年代中期起，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想法似乎已無法取信於人。那麽，數以百萬計的在紅旗下動員起來的勞動階級，他們將做些什麽？
在運動的右翼，有些人提議集中精力追求改進和改革——這些是勞動階級可以從政府和雇主那裏爭取到的——而較遠的將來則聽其自然。總之，反叛和暴動並不在他們的計劃表上。不過，即使如此，仍然沒有幾個19世紀60年代以後出世的勞工領袖曾放棄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他曾魯莽地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應該按照流行的資本主義加以修正（修正主義），而社會主義所假設的目標，要比在追求它時一路上所可能贏得的改革更為次要。他受到勞工政治家的嚴詞譴責，但這些政治家對於實際推翻資本主義，有時顯得極沒興趣。如某位曾對20世紀最初10年德國社會主義會議進行觀察的人士所雲：勞動階級的好戰分子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一事，不過是三心二意。[24] 新社會的理想，不過是賜予工人階級希望的口惠罷了。
那麽，在這個舊製度看上去絕不會很快崩解的時代，新社會如何能產生？考茨基有點兒困窘地將偉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形容成一個“雖然以革命為號召，卻不製造革命的政黨”。[25] 這句話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問題所在。然而（如社會民主黨那樣），隻在理論上維持對社會革命的起碼承諾，例行公事般地在選舉中檢測這個運動日漸增長的力量，並且依靠曆史發展的客觀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這樣做便夠了嗎？如果這指的是勞工運動可借此自我調節，以便在它無力推翻的製度體係內運作，那麽答案是：不夠。如許多激進或好戰人士所感受到的，這個號稱不妥協的陣線卻以可悲的組織紀律為借口，隱藏了妥協、消極，它拒絕命令動員起來的勞工大軍采取行動，並壓製群眾的自發性鬥爭。
因而，不配稱為激進左派的叛徒、草根工會好鬥者、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分子，他們所排斥的，是大規模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認為這些政黨無疑是修正主義派，並因為從事某些政治活動而日趨官僚化。不論當時盛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學說（如歐洲大陸通常的情形），還是英國的費邊社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反對它們的議論大致相同。相反，激進左派喜歡采用可繞過政治這個危險泥沼的直接行動，特別是能造成類似革命效果的總罷工。1914年前10年間所盛行的“革命工團主義”（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結合了這種全力以赴的社會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會的尚武政策，這一結合多多少少與無政府主義思想有關。在這個運動不斷成長並趨向激進化的第二階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為少數幾百個或幾千個無產階級工會激進分子和少數知識分子的主要意識形態。在這一階段中，勞工的不安狀態相當普遍而且具有國際性，同時社會主義政黨對於它們究竟能做些什麽和應該做些什麽，也有點兒舉棋不定。
1905—1914年間，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種工團主義者。矛盾的是，他們拒絕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政黨的意識形態，因為政黨會以此作為不發動革命的借口。這對馬克思的亡靈是有點兒不公平，因為打著他旗號的西方無產階級各政黨，其最顯著的特色便是馬克思對它們隻有十分有限的影響。其領袖和好戰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激進左派如出一轍。他們同樣相信理性可對抗無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權主義），進步將戰勝黑暗的過去，也相信科學、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體的自由、平等、博愛。即使是在三個公民裏麵就有一個投票給社會民主黨（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德國，1905年前，《共產黨宣言》munist manifesto ）每版隻發行2 000—3 000冊，而工人圖書館中最受人歡迎的思想著作，是從其書名便可知其內容的《達爾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 ）。[26] 實際上，德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很少。德國最著名的“理論家”，是由奧匈帝國或俄國進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後者如帕爾烏斯（parvus）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因為由維也納和布拉格向東走，四處可見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而在這些地區，馬克思主義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衝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顯關聯——因為在這些地區，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實的。
而事實上，這裏便是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模式的關鍵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間曆史上許多其他模式的關鍵所在。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在雙元革命的國家，事實上，也出現在西歐和中歐的許多地方，在這些地方，每一個具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回顧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場革命——法國大革命，而任何出生於滑鐵盧（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當中，直接或間接經曆過至少兩次甚或三次革命。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自以為是這一傳統的正統延續。在他們慶祝新的五一勞動節以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慶祝的是三月節，也就是1848年維也納革命受難者的紀念日。但是，社會革命當時正迅速從其最初籌劃的地帶撤退。而在某些方麵，大規模、有組織，尤其是有紀律的階級政黨的出現，反倒加速了社會革命的退卻。有組織的群眾集會、經過仔細計劃的群眾示威遊行，取代了叛亂和騷動，而非為叛亂和騷動鋪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先進國家中，“紅色”政黨的突然出現，對於其統治者而言，的確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但是，它們之中沒幾個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斷頭台。它們可以承認這類政黨是其體係中的激烈反對團體，不過，這個體係提供了改進和修好的餘地。盡管惑人的言辭皆指向相反方向，但當時的確沒有，或尚未有，或不再會有血流成河的社會。
促使新政黨（至少在理論上）致力於徹底的社會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眾將自己托付給這些政黨的原因，確實不是資本主義不能帶給他們某些改進。就大多數希望改進的工人看來，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義的改善，都必須通過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行動和組織方可達成。事實上，在某些方麵，選擇集體改進一途的決定，使他們無法做其他選擇。在意大利的某些區域，貧苦無地的農業勞工選擇了組織工會和合作社，並因此放棄了大規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階級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越強，則固守於工會和合作社之中的社會壓力便越大。不過，這樣的壓力並不妨礙——尤其是就礦工這樣的群體而言——他們立誌要讓他們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讓他們將來可以脫離礦坑。在工人階級好鬥者的社會主義信念背後，以及他們的群眾支持背後，主要是強加於新勞動階級的被隔離世界。如果他們還有希望——他們那些組織起來的成員的確是驕傲而且滿懷希望的，那是因為他們對這個運動抱有希望。如果“美國夢”是個人主義的，那麽歐洲工人的夢便是集體性的。
這場運動是革命性的嗎？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所有革命社會主義政黨中最強大的一個，從它大多數黨員的行為來判斷，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它不屬於暴動式革命。但是，當時歐洲有一個廣大的半圓形地帶，彌漫著貧窮不安的氣氛。在這個地帶裏的人們的確在計劃革命，至少在其中的某個部分，也果真爆發了革命。這個地帶由西班牙通過意大利的許多地區和巴爾幹半島，進入俄國。革命在這個時期從西歐轉移到東歐。下麵我們還將討論歐洲大陸和世界革命地帶的命運。在此，我們隻需注意：東方的馬克思主義保留了其原來富有爆炸性的含義。在俄國革命之後，馬克思主義回到西方，並傳播到東方，成為社會革命最完美的意識形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了20世紀的大半時間。與此同時，在主張同一理論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其溝通上的裂縫正在不知不覺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戰爆發暴露出這道裂縫，人們才驚覺其程度之嚴重。這一年，長久以來讚賞德國社會民主黨正統的列寧，發現其首要理論家竟是一個叛徒。
可是，勞動階級意識的形成，不能簡單等同於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成長，雖然，也有一些例子顯示工人對其政黨和運動幾乎完全認同，尤其是在中歐和某些工業特區。因而，1913年時，一位對德國中部選區［瑙姆堡——梅澤堡（naumburg-merseburg）］進行選舉分析的觀察家會非常驚訝地發現：隻有88%的工人投票給社會民主黨。顯然，在這兒，一般都以為工人便等於是社會民主黨員。[20] 但是這種情形既非典型，甚至也非常見。越來越常見的情況是非政治性的階級認同，不論工人是否認同於“他們的”政黨，工人都感覺到自己是另一個工人世界的一分子。這個世界包含但遠遠超越了“階級政黨”。因為，這個世界是以另一種生活經驗為根據，以另一種生活方式為根據。這種生活方式超越語言和習慣的區域性差異，表現在他們共有的社會活動上（比方說，特別表演給勞動階級看的那些運動，例如19世紀80年代以後的英國足球），甚至表現在階級特有的衣著打扮上，例如眾所周知的工人鴨舌帽。
不過，如果沒有勞工運動的同時出現，那麽甚至階級意識的非政治表現，也將既不完整又無法完全理解。因為，正是通過這種運動，多元的工人階級才結合為一個單一階級。但是，反過來說，因為勞工運動本身已轉變成群眾運動，於是，也浸染了工人對所有四體不勤之人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覺的。這種普遍的“勞工運動”，反映了群眾政黨的真實情形。因為這些政黨與小而非法的組織不同，絕大多數是由體力勞動工人所組成。1911—1912年，在漢堡的6.1萬名社會民主黨黨員之中，隻有36名是“作家和新聞記者”，外加兩個高級專業人士。事實上，其黨員中隻有5%是非勞動階級，而這5%當中又有半數是旅店主人。[21] 但是，對非勞工的不信任，並不妨礙他們對來自其他階級的偉大導師（如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礙他們對少數資產階級出身的社會主義者、開創元老、民族領袖和雄辯家（這兩種人的作用往往不易區分）或“理論家”的崇拜。而事實上，在社會主義政黨成立的最初30年，它們吸引了理應接受這種崇拜的中產階級偉大人才：奧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國的饒勒斯（jaurès，1859—1914）、意大利的圖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蘭廷（branting，1860—1925）。
那麽，這個在極端情況下實際與該階級共同擴張的“運動”，指的是什麽呢？不管在什麽地方，它都包括了工會這個最基本、最普遍的工人組織。不過，這些工會的形式各色各樣，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經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為工人的商店，偶爾（比如在比利時）也可成為這個運動的中央機構。（雖然工人合作社與勞工運動具有密切關係，並且事實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和新社會主義之間的橋梁，然而，這卻不是合作社最輝煌的部分，其最輝煌的部分是表現在意大利之外的小農和農場主身上。）在擁有大規模社會主義政黨的國家，勞工運動可以包括工人實際參加的每一種組織：從搖籃到墳墓——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火葬場。由於他們反對教權，因而讚成“進步人士”熱情提倡的火葬，認為它更適合這個科學和進步的時代。[22] 這些組織可以涵括1914年時擁有20萬會員的德國工人合唱團聯盟（german federation of worker choirs），1910年時擁有13萬成員的自行車俱樂部共同體（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郵會（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養兔會（worker rabbit breeders），這些團體的蹤跡至今仍偶爾可以在維也納的郊區旅店中看到。但是，大體上，這些運動都附屬於某個政黨，或是其組成部分，或至少與它有密切關聯。這個政黨是它最重要的表現，並且幾乎永遠或是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或是簡簡單單地稱為工黨或勞工黨，也可能兼有兩個名字。不具有組織的階級政黨或反對政治的勞工運動，雖然代表烏托邦或左翼無政府主義的意識形態，卻幾乎永遠處於弱勢。它們隻能代表個別好戰者、傳播福音者、煽動者和罷工領袖組成的變化不定的核心，而非大規模結構。除了在永遠和歐洲其他地區發展相左的伊比利亞半島外，無政府主義並未在歐洲其他地方形成勞工運動的主要意識形態，甚至連弱勢都談不上。除了在拉丁國家以及俄國——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無政府主義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
大多數的工人階級政黨（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種社會基本變革，因而自稱為“社會主義者”,或被人認定將往這個方向發展，如英國的工黨。在1914年以前，它們認為在勞工階級自組政府並（也許）著手進行這項偉大的轉型之前，最好盡量少和統治階級的政治活動有所牽連，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產階級政黨與政府引誘並與之妥協的勞工領袖，除非他們閉口不語，否則一定會受到咒罵。麥克唐納（j. r. macdonald）在與自由黨員進行選舉安排時，便不敢大肆宣揚，這項安排首次讓英國工黨在1906年的國會當中擁有一定的代表權。（我們不難了解，這些政黨對地方政府的態度要正麵得多。）許多這類政黨之所以舉起馬克思紅旗，或許是因為馬克思較任何左翼理論家更能向它們說明三件似乎聽起來同樣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製度下，沒有可預見的改革可以改變工人階級被壓榨的情形；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他曾詳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會而代之以較好的新社會一事，不太能確定，而由階級政黨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將是這個光榮未來的創造者和繼承人。因而，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類似於宗教的保證——科學顯示出他們的最後勝利是曆史的必然。在這些方麵，馬克思主義非常有效，以至連馬克思的反對者，也大致采納了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
因此，這些政黨的演說家和理論家以及他們的敵人，一致假定他們需要一場社會革命，或他們的行動具有社會革命的含義。但是，“社會革命”這個詞的確切意義，指的不過是當社會由資本主義轉成社會主義，當一個以私有財產和企業為基礎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以公有生產和分配為基礎的社會，[23] 必定會為他們的生活帶來革命。不過，他們對於未來社會的確切性質和內容麵貌的討論，卻出奇得少。它們給人的印象一片模糊，隻是籠統地保證現在的不良情形將會有所改善。在這個時期，勞動階級政治辯論的所有議題，都集中在革命性質這個焦點上。
即使當時有許多領袖和好戰者太忙於眼前的各種奮鬥，以致對於較遙遠的未來沒有什麽興趣，但是這個時期所爭論的問題，卻不是全盤改造社會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較像是那種希望借由突然、狂暴的權力易手而達成社會基本改變的革命，而這種想法可從馬克思和巴枯寧（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傳統。或者，在比較一般性的千禧年信仰的意義上，它較像是一場偉大的改變，這場改變的曆史必然性，應該比它在工業世界實際顯現的更為迫近，而事實上，也的確較它在不景氣的19世紀80年代或希望初現的19世紀90年代更為迫近。然而，即使是老練的恩格斯，這個曾回顧每隔20年便會豎起防禦工事的革命時代的人，這個曾經真正持槍參加過革命戰役的老前輩，也警告說：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複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紀90年代中期起，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想法似乎已無法取信於人。那麽，數以百萬計的在紅旗下動員起來的勞動階級，他們將做些什麽？
在運動的右翼，有些人提議集中精力追求改進和改革——這些是勞動階級可以從政府和雇主那裏爭取到的——而較遠的將來則聽其自然。總之，反叛和暴動並不在他們的計劃表上。不過，即使如此，仍然沒有幾個19世紀60年代以後出世的勞工領袖曾放棄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他曾魯莽地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應該按照流行的資本主義加以修正（修正主義），而社會主義所假設的目標，要比在追求它時一路上所可能贏得的改革更為次要。他受到勞工政治家的嚴詞譴責，但這些政治家對於實際推翻資本主義，有時顯得極沒興趣。如某位曾對20世紀最初10年德國社會主義會議進行觀察的人士所雲：勞動階級的好戰分子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一事，不過是三心二意。[24] 新社會的理想，不過是賜予工人階級希望的口惠罷了。
那麽，在這個舊製度看上去絕不會很快崩解的時代，新社會如何能產生？考茨基有點兒困窘地將偉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形容成一個“雖然以革命為號召，卻不製造革命的政黨”。[25] 這句話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問題所在。然而（如社會民主黨那樣），隻在理論上維持對社會革命的起碼承諾，例行公事般地在選舉中檢測這個運動日漸增長的力量，並且依靠曆史發展的客觀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這樣做便夠了嗎？如果這指的是勞工運動可借此自我調節，以便在它無力推翻的製度體係內運作，那麽答案是：不夠。如許多激進或好戰人士所感受到的，這個號稱不妥協的陣線卻以可悲的組織紀律為借口，隱藏了妥協、消極，它拒絕命令動員起來的勞工大軍采取行動，並壓製群眾的自發性鬥爭。
因而，不配稱為激進左派的叛徒、草根工會好鬥者、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分子，他們所排斥的，是大規模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認為這些政黨無疑是修正主義派，並因為從事某些政治活動而日趨官僚化。不論當時盛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學說（如歐洲大陸通常的情形），還是英國的費邊社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反對它們的議論大致相同。相反，激進左派喜歡采用可繞過政治這個危險泥沼的直接行動，特別是能造成類似革命效果的總罷工。1914年前10年間所盛行的“革命工團主義”（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結合了這種全力以赴的社會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會的尚武政策，這一結合多多少少與無政府主義思想有關。在這個運動不斷成長並趨向激進化的第二階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為少數幾百個或幾千個無產階級工會激進分子和少數知識分子的主要意識形態。在這一階段中，勞工的不安狀態相當普遍而且具有國際性，同時社會主義政黨對於它們究竟能做些什麽和應該做些什麽，也有點兒舉棋不定。
1905—1914年間，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種工團主義者。矛盾的是，他們拒絕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政黨的意識形態，因為政黨會以此作為不發動革命的借口。這對馬克思的亡靈是有點兒不公平，因為打著他旗號的西方無產階級各政黨，其最顯著的特色便是馬克思對它們隻有十分有限的影響。其領袖和好戰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激進左派如出一轍。他們同樣相信理性可對抗無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權主義），進步將戰勝黑暗的過去，也相信科學、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體的自由、平等、博愛。即使是在三個公民裏麵就有一個投票給社會民主黨（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德國，1905年前，《共產黨宣言》munist manifesto ）每版隻發行2 000—3 000冊，而工人圖書館中最受人歡迎的思想著作，是從其書名便可知其內容的《達爾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 ）。[26] 實際上，德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很少。德國最著名的“理論家”，是由奧匈帝國或俄國進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後者如帕爾烏斯（parvus）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因為由維也納和布拉格向東走，四處可見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而在這些地區，馬克思主義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衝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顯關聯——因為在這些地區，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實的。
而事實上，這裏便是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模式的關鍵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間曆史上許多其他模式的關鍵所在。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在雙元革命的國家，事實上，也出現在西歐和中歐的許多地方，在這些地方，每一個具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回顧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場革命——法國大革命，而任何出生於滑鐵盧（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當中，直接或間接經曆過至少兩次甚或三次革命。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自以為是這一傳統的正統延續。在他們慶祝新的五一勞動節以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慶祝的是三月節，也就是1848年維也納革命受難者的紀念日。但是，社會革命當時正迅速從其最初籌劃的地帶撤退。而在某些方麵，大規模、有組織，尤其是有紀律的階級政黨的出現，反倒加速了社會革命的退卻。有組織的群眾集會、經過仔細計劃的群眾示威遊行，取代了叛亂和騷動，而非為叛亂和騷動鋪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先進國家中，“紅色”政黨的突然出現，對於其統治者而言，的確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但是，它們之中沒幾個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斷頭台。它們可以承認這類政黨是其體係中的激烈反對團體，不過，這個體係提供了改進和修好的餘地。盡管惑人的言辭皆指向相反方向，但當時的確沒有，或尚未有，或不再會有血流成河的社會。
促使新政黨（至少在理論上）致力於徹底的社會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眾將自己托付給這些政黨的原因，確實不是資本主義不能帶給他們某些改進。就大多數希望改進的工人看來，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義的改善，都必須通過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行動和組織方可達成。事實上，在某些方麵，選擇集體改進一途的決定，使他們無法做其他選擇。在意大利的某些區域，貧苦無地的農業勞工選擇了組織工會和合作社，並因此放棄了大規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階級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越強，則固守於工會和合作社之中的社會壓力便越大。不過，這樣的壓力並不妨礙——尤其是就礦工這樣的群體而言——他們立誌要讓他們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讓他們將來可以脫離礦坑。在工人階級好鬥者的社會主義信念背後，以及他們的群眾支持背後，主要是強加於新勞動階級的被隔離世界。如果他們還有希望——他們那些組織起來的成員的確是驕傲而且滿懷希望的，那是因為他們對這個運動抱有希望。如果“美國夢”是個人主義的，那麽歐洲工人的夢便是集體性的。
這場運動是革命性的嗎？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所有革命社會主義政黨中最強大的一個，從它大多數黨員的行為來判斷，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它不屬於暴動式革命。但是，當時歐洲有一個廣大的半圓形地帶，彌漫著貧窮不安的氣氛。在這個地帶裏的人們的確在計劃革命，至少在其中的某個部分，也果真爆發了革命。這個地帶由西班牙通過意大利的許多地區和巴爾幹半島，進入俄國。革命在這個時期從西歐轉移到東歐。下麵我們還將討論歐洲大陸和世界革命地帶的命運。在此，我們隻需注意：東方的馬克思主義保留了其原來富有爆炸性的含義。在俄國革命之後，馬克思主義回到西方，並傳播到東方，成為社會革命最完美的意識形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了20世紀的大半時間。與此同時，在主張同一理論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其溝通上的裂縫正在不知不覺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戰爆發暴露出這道裂縫，人們才驚覺其程度之嚴重。這一年，長久以來讚賞德國社會民主黨正統的列寧，發現其首要理論家竟是一個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