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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那個崩潰轉型時代並且持續至今天的這段時期，就影響世上一般男女（其數目在工業化世界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增加）的社會轉型而言，或許是人類所經曆過的最具革命性的一個時期。自從石器時代以來，世界人口第一次不再由靠農業和家畜維生的人所構成。全球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亞的1/4地區之外，農民在這個階段都是少數，而在“已開發”國家，更是極少數。這種現象是在短短的一代人之中發生的。於是，世界——不隻是舊日的“已開發”國家——已經都市化。包括大規模工業化在內的經濟發展，以1914年以前不可思議的方式邁向國際化或在全球進行重新分配。當代的科技，依靠內燃機、晶體管、袖珍計算機、到處可見的飛機、小小的自行車，已經滲透到地球這顆行星的最偏遠角落。甚至在1939年，也很少有人想象到商業會如此沒有止境。至少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已開發”國家中，社會結構，包括傳統的家庭和家族結構在內，已經產生戲劇化動搖。於今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使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得以運作的事物，多半都是從過去繼承或接收過來的，然而其發展的過程又適合將這個過去毀滅。就曆史的標準而言，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短時期之內，不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的男女的記憶範圍。它們是人類所經曆過的最大規模和最不尋常的世界經濟擴張的產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後的100年，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結局的預言似乎已經兌現。但是，盡管他們的信徒已經統一了世上1/3的人類，他們所預言的無產階級將推翻資本主義一事，卻未實現。


    顯然，對這個時期而言，19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伴隨它的一切，都屬於那個不再具有直接決定性的過去。但是，19世紀和20世紀晚期都是這個漫長的革命性轉型期的一部分。在18世紀的最後25年，這種轉型的革命性質已可辨認出。曆史學家可以注意下麵的奇怪巧合：20世紀的超級繁榮距離19世紀的偉大繁榮整整100年（1850—1873年，1950—1973年），於是，20世紀晚期的世界經濟困境，正好在19世紀大蕭條之後的100年展開。但是，這些事實之間沒有任何關聯，除非將來有人可從中發現某種有規律性的經濟周期，然而這是相當不可能的。要解釋困擾20世紀80年代或20世紀90年代的事物，我們不需要追溯到19世紀80年代。


    可是，20世紀晚期的世界仍然是由資產階級的世紀所塑造，尤其是由本書所探討的“帝國的年代”所塑造，確確實實的塑造。比方說，日後為20世紀第三個25年的全球繁榮提供國際架構的世界金融安排，是那些在1914年便已成年的人在20世紀40年代協商出來的。而主宰這些人的曆史經驗，正是帝國的年代走向崩潰的那25年。在1914年已經是成人的最後幾個重要政治家或國家元首，要到20世紀70年代方才逝世（例如毛澤東、鐵托、佛朗哥、戴高樂）。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乃是由帝國的年代及其崩潰留下的曆史景觀所塑造的。


    這些遺產中最明顯的一項，是世界被劃分為社會主義國家（或以此自稱的國家）與非社會主義國家。基於我們在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嚐試概述的原因，馬克思的思想影響了1/3以上人類的生活。不論前人曾對從中國諸海到德國中部的歐亞大陸，外加非洲和南北美洲少數幾個地區的未來做過什麽樣的預測，我們都可相當有把握地說：那些自稱實現馬克思預言的政權，一直到群眾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出現之前，皆不曾出現在前人展望的未來之中。它們所呈現的模式和意識形態，接著啟發了落後、附屬或殖民地區的革命運動。


    同樣明顯的另一項遺產，是世界政治模式的全球化。如果說那些習慣被稱作“第三世界”的國家（附帶一提，這些國家不讚同“西方列強”），已構成20世紀後期聯合國的大多數成員，那是因為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帝國時代列強分割世界的遺留物。法國殖民地的喪失大約產生了20個新國家，從大英帝國殖民地衍生出來的國家更多。而至少在非洲（在寫作本書之時，非洲有超過50個在名義上獨立自主的政治實體），所有的新國家都沿用根據帝國主義協商所劃定的疆界。再者，如果不是由於帝國時代的發展，我們很難想象在20世紀晚期，這類國家受過教育的階級和政府，大多數皆使用英語或法語。


    另一項較不明顯的遺產，是所有的國家都應以（其本身也以）“民族”來形容。我在前麵曾經說過，這不僅是因為“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一項19世紀歐洲的產物）可以充當殖民地解放的意識形態，而殖民地的西化精英分子也的確為了這個目的才將其引進；同時也因為在這段時期，“民族國家”的概念適用於各種大小的類似群體，而不像19世紀中葉的“民族原則”開拓者所認為的那樣，隻適用於中型或大型的民族。在19世紀晚期以後誕生的大多數國家（而自威爾遜總統之後，也被授予“民族”的地位），幾乎都是麵積不大、人口不多的國家，而在列強殖民地紛紛喪失之後，更出現許多小國。（20世紀80年代早期，有12個非洲國家人口低於60萬人，其中還有兩個不到10萬人。）就民族主義已滲透到舊日的“已開發”世界之外來說，或者就非歐洲政治已吸收了民族主義而言，帝國時代的傳統仍然存在。


    帝國時代的餘波也同樣出現在傳統西方家庭關係的轉型之中，尤其是在婦女的解放上。無疑，這些轉型自20世紀中葉起，比之前任何時代的規模都大得多，但事實上，“新女性”一詞正是在帝國時代才首次成為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現象，而致力於婦女解放的政治和社會群眾運動，也是在當時才發展成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西方的女權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可能已進入一個嶄新而旺盛的階段，其原因或可歸功於婦女（尤其是已婚婦女）大量從事家庭以外的工薪職務。然而，這隻是一項重大曆史性發展的一個階段。這項發展可以追溯到本書所述時期，而且從實際層麵考慮，也無法追溯得更早。


    再者，如本書嚐試說明的，今日的大眾文化都會特色，從國際性的體育比賽到出版物和電影，多半都是誕生於帝國時代。甚至在技術上，現代媒體也不是全然新創的，而是把引自帝國時代的兩種基本發明物——機械性的複製聲音和活動影像——使用得更普遍、更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