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隱士傳統是中國社會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3世紀末，中國官員才開始費心思去傳講隱士的貢獻。《後漢書》裏有一章是專門講隱士的，作者是這樣開頭的：
或隱居以求其誌，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繼續解釋說，除了個體之間的這些差異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不變的目標，那就是修道。對他們來說，道是通向塵廛之外的。雖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塵廛裏，因為他認為，作為一個敬道的人，說服那些當權者“為政以德”是他的責任。那些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極星，世界會圍繞著他而和諧地旋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樂觀的。楚狂接輿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經從孔子身邊走過，作歌曰：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論語》第18章
對於一部分人來說，修道意味著孤獨的生活，而對另外一部分人來說，則意味著從政生涯。不管一個特定的個體可能會做出什麽樣的選擇，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關於這兩種選擇之間的辯論是永無休止的。在《楚辭》裏，《漁父》繼續著這場辯論：
屈原既放，
遊於江潭，
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
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
“舉世皆濁我獨清，
眾人皆醉我獨醒，
是以見放。”
漁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物，
而能與世推移。
世人皆濁，
何不其泥而揚其波？
眾人皆醉，
何不其糟而其釃？
何故深思高舉，
自令放為？”
屈原曰：
“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複與言。
屈原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他也是一位薩滿。大約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這種身份供職於楚國宮廷。在楚國附近，有滄浪河流過。由於批評了楚王的過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誹謗，屈原被流放到長江南岸的沼澤地帶。就在那裏，當他正沿著湘江岸邊行走的時候，那位漁父遇見了他。屈原對楚王的昏聵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繼續從政，所以他的前途怎麽樣，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了。在《離騷》裏，他寫道：
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侖兮，
路修遠以周流。
但是屈原沒能成為一位隱士。他也從來沒有到達過昆侖—終南山一帶。他拒絕了漁父的建議，就在汨羅江注入湘江入口處的東麵，跳進了汨羅江。
每年的陰曆五月初五，中國人仍然劃著龍舟去撈救屈原。人們往水裏扔粽子，好讓魚龍亂作一團，以爭取時間，使龍舟能夠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們怎樣努力，詩人依舊年年沉水——隻苦了中國的江河，變得越來越混濁了。
道德和政治之間的矛盾是隱士傳統的核心。如果說，屈原發現了要如自己所願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很困難，那麽應該說，他不是唯一有這種感覺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對兄弟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他們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齊。當伯夷和叔齊聽說新建立的周朝的創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還沒有如禮安葬自己的父親就起兵遠伐的時候，他們厭惡地拂袖而去，遷居到了首陽山。他們就是這樣堅持自己的原則的。
首陽山在黃河北岸，在終南山東端的對麵，離舜（堯所選擇的繼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隱居地不遠。舜以忠孝聞名，而這兩種品質為伯夷和叔齊所敬重。但是與舜不同，這對兄弟沒有遇到欣賞他們這種品質的明君。在隱居期間，他們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薇菜維生，這種做法讓批評者無從置喙。最後他們餓死了。司馬遷在他們的傳記裏提到，為了抵禦饑餓，分散注意力，他們經常唱下麵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
於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論語》裏，孔子評論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第16章）。孟子（約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稱伯夷為“聖之清者”。然而在稱讚這對兄弟的同時，孔子和孟子告訴他們的弟子，這樣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無疑問，孔子和孟子是會仕周的。
不過，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從政和隱居之間的界限劃分得如此涇渭分明。張良和諸葛亮就是這樣的兩個人。
張良的祖先世代為韓國（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統一全中國的進程中，韓國被吞並了。作為孝子忠臣，張良發誓要為家族和國家的榮譽而複仇。但是為了確保他能夠活得足夠長，以實現這一抱負，開始的時候，他隱居到了山裏。在隱居期間，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對他謙恭的品質進行了考驗。這位老人看起來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獎給張良一卷失傳已久的呂尚的《太公兵法》。事實證明張良確實是一個聰明的學生——走出隱居生活以後，他幫助劉邦推翻了秦朝，創建了漢朝。
為了表達對張良的感激，新皇帝願意賜給張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塊封地，於是張良選擇了終南山南坡的留壩。然後張良宣布了他的意圖：他要從世俗事務中抽身引退。之後他開始辟穀，並且練習調息，希望能使自己變得足夠輕，好飛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終於這樣做了。
在此以前，當張良還在隱居和研究呂尚兵法的時候，新建立的秦朝開始征召全國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統治是以殘暴而聞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絕應召，他們是東園公、甪裏先生、綺裏季和夏黃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們拒絕背棄自己的原則，因此隱居到終南山南麵的商山。在那裏，他們靠采集草藥為生。根據《漢書》(1)記載，他們經常唱這首歌以自娛：
莫莫高山，
深穀逶迤。
曄曄紫芝，
可以療饑。
唐虞世遠，
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
其憂甚大。
富貴之畏人，
不如貧賤之肆誌。
商山四皓（16世紀謝時臣作）
盡管他們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卻聲名遠播。秦始皇曾試圖引誘他們出山，劉邦也這樣做過，可是都失敗了。後來，當劉邦將要廢太子而代之以寵妃之子時，呂後向張良求助。她采納了張良的建議，說服了商山四皓，使他們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謙恭看得比財富和權力更重要。商山四皓來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宮。當高祖看到太子已經成功地贏得了這些人的敬重的時候，他改變了廢太子的主意，並且叮囑商山四皓好好輔佐他的兒子。
另一個更為著名的例子是隱士諸葛亮。他結束了隱居生涯，而去輔佐一位明主。諸葛亮生於公元181年，當時全國各地戰亂紛起。諸葛亮年輕的時候，就搬到了荊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莊裏，以逃避亂世。之後他在那裏隱居了十年，並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隱士司馬徽為師。
在這段混亂的時期裏，漢朝統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權，大權旁落到曹操領導的一夥將軍手裏，地方豪強也紛紛建立自己的政權。當時以荊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經供職過的地方）為中心，就有這樣一個割據政權。公元201年，劉備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處。劉備是漢室的一個遠親，他已經招募了一批人馬，以圖恢複漢朝的統治。但是他還缺少一個深謀遠慮的軍師。
當劉備聽說諸葛亮可能是這樣一位人選的時候，他決定親自去拜訪諸葛亮。可是就像有時候會發生的那樣，即使是作為大人物去拜訪隱士，劉備還是不得不三顧茅廬，才得到了諸葛亮的接見。當這兩個人終於會麵的時候，劉備對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他乞求諸葛亮結束隱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國。諸葛亮同意了。
在此後的歲月裏，諸葛亮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他無疑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最偉大的謀略家。有一次，他指揮一支僅兩千人的隊伍趕走了一支二十萬人的軍隊。中國人當中，很少有人沒讀過《三國演義》，很少有人不知道諸葛亮的豐功偉績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麵終南山麓丘陵地帶的一場戰役中，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顆流星落在他的軍營附近。這顆殞石後來被人們鑲嵌在武侯祠的牆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著諸葛亮和那座流星殞落於其中的山穀。
關於如何處理隱居和從政之間的矛盾問題，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經給他的兒子留下了一紙《誡子篇》：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漫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修道者之間的主要差別就在這一點上：從政還是不從政，韜光養晦還是大放異彩——假定事實如馬修·阿諾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這個差別與其說是一個哲學問題，還不如說是性格和個人感覺的問題。目標總是保持不變的：把道德原則運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齊、商山四皓、張良以及諸葛亮都是這樣做的。要理解這些道德原則，一段時間的隱居生活被認為是必要的。但是有時候隱居會持續一生，不過它的目標仍然是在世間建立和諧、擴展和諧。
隱居和從政被看做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補。隱士和官員常常是同一個人，隻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時期，有時候是隱士，有時候是官員罷了。在中國，從來沒有體驗過精神上的寧靜和專注而專事追名逐利的官員，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國人一直把隱士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恩人中的一個族群，因此，不管他們的修道追求看起來多麽不同尋常和消極遁世，中國人都是持鼓勵的態度，而不是潑冷水。不管隱士是否走出隱居生活去從政，他們對於整個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是一泓泓“純粹的思考”和“純粹的生活”的源泉，遲早會找到合適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當中國第一位偉大的詩人從宮廷中被放逐出來的時候，他自沉而葬身於魚腹；中國第二位偉大的詩人陶淵明則還沒有等到任期結束，就隱居到了鄉下。在中國，隱士們有一種解脫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靈、而不是身體遠離城市的塵囂。這種精神，陶淵明在他的組詩《飲酒》之五中，為我們提供了一瞥：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隱士是中國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們象征著這個國家很多最神秘的東西。他們那種化機巧為無心的返樸歸真的智慧，沒有比在中國最早的隱士傳記《高士傳》的開頭部分記載得更清楚了：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缺，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心無求其故。”言未卒，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無心而不可與謀，
彼何人哉！
————————————————————
(1)應為晉代皇甫謐的《高士傳》。——譯者注</p\">
或隱居以求其誌，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繼續解釋說，除了個體之間的這些差異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不變的目標，那就是修道。對他們來說，道是通向塵廛之外的。雖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塵廛裏，因為他認為，作為一個敬道的人，說服那些當權者“為政以德”是他的責任。那些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極星，世界會圍繞著他而和諧地旋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樂觀的。楚狂接輿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經從孔子身邊走過，作歌曰：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論語》第18章
對於一部分人來說，修道意味著孤獨的生活，而對另外一部分人來說，則意味著從政生涯。不管一個特定的個體可能會做出什麽樣的選擇，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關於這兩種選擇之間的辯論是永無休止的。在《楚辭》裏，《漁父》繼續著這場辯論：
屈原既放，
遊於江潭，
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
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
“舉世皆濁我獨清，
眾人皆醉我獨醒，
是以見放。”
漁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物，
而能與世推移。
世人皆濁，
何不其泥而揚其波？
眾人皆醉，
何不其糟而其釃？
何故深思高舉，
自令放為？”
屈原曰：
“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複與言。
屈原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他也是一位薩滿。大約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這種身份供職於楚國宮廷。在楚國附近，有滄浪河流過。由於批評了楚王的過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誹謗，屈原被流放到長江南岸的沼澤地帶。就在那裏，當他正沿著湘江岸邊行走的時候，那位漁父遇見了他。屈原對楚王的昏聵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繼續從政，所以他的前途怎麽樣，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了。在《離騷》裏，他寫道：
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侖兮，
路修遠以周流。
但是屈原沒能成為一位隱士。他也從來沒有到達過昆侖—終南山一帶。他拒絕了漁父的建議，就在汨羅江注入湘江入口處的東麵，跳進了汨羅江。
每年的陰曆五月初五，中國人仍然劃著龍舟去撈救屈原。人們往水裏扔粽子，好讓魚龍亂作一團，以爭取時間，使龍舟能夠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們怎樣努力，詩人依舊年年沉水——隻苦了中國的江河，變得越來越混濁了。
道德和政治之間的矛盾是隱士傳統的核心。如果說，屈原發現了要如自己所願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很困難，那麽應該說，他不是唯一有這種感覺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對兄弟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他們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齊。當伯夷和叔齊聽說新建立的周朝的創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還沒有如禮安葬自己的父親就起兵遠伐的時候，他們厭惡地拂袖而去，遷居到了首陽山。他們就是這樣堅持自己的原則的。
首陽山在黃河北岸，在終南山東端的對麵，離舜（堯所選擇的繼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隱居地不遠。舜以忠孝聞名，而這兩種品質為伯夷和叔齊所敬重。但是與舜不同，這對兄弟沒有遇到欣賞他們這種品質的明君。在隱居期間，他們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薇菜維生，這種做法讓批評者無從置喙。最後他們餓死了。司馬遷在他們的傳記裏提到，為了抵禦饑餓，分散注意力，他們經常唱下麵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
於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論語》裏，孔子評論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第16章）。孟子（約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稱伯夷為“聖之清者”。然而在稱讚這對兄弟的同時，孔子和孟子告訴他們的弟子，這樣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無疑問，孔子和孟子是會仕周的。
不過，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從政和隱居之間的界限劃分得如此涇渭分明。張良和諸葛亮就是這樣的兩個人。
張良的祖先世代為韓國（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統一全中國的進程中，韓國被吞並了。作為孝子忠臣，張良發誓要為家族和國家的榮譽而複仇。但是為了確保他能夠活得足夠長，以實現這一抱負，開始的時候，他隱居到了山裏。在隱居期間，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對他謙恭的品質進行了考驗。這位老人看起來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獎給張良一卷失傳已久的呂尚的《太公兵法》。事實證明張良確實是一個聰明的學生——走出隱居生活以後，他幫助劉邦推翻了秦朝，創建了漢朝。
為了表達對張良的感激，新皇帝願意賜給張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塊封地，於是張良選擇了終南山南坡的留壩。然後張良宣布了他的意圖：他要從世俗事務中抽身引退。之後他開始辟穀，並且練習調息，希望能使自己變得足夠輕，好飛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終於這樣做了。
在此以前，當張良還在隱居和研究呂尚兵法的時候，新建立的秦朝開始征召全國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統治是以殘暴而聞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絕應召，他們是東園公、甪裏先生、綺裏季和夏黃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們拒絕背棄自己的原則，因此隱居到終南山南麵的商山。在那裏，他們靠采集草藥為生。根據《漢書》(1)記載，他們經常唱這首歌以自娛：
莫莫高山，
深穀逶迤。
曄曄紫芝，
可以療饑。
唐虞世遠，
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
其憂甚大。
富貴之畏人，
不如貧賤之肆誌。
商山四皓（16世紀謝時臣作）
盡管他們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卻聲名遠播。秦始皇曾試圖引誘他們出山，劉邦也這樣做過，可是都失敗了。後來，當劉邦將要廢太子而代之以寵妃之子時，呂後向張良求助。她采納了張良的建議，說服了商山四皓，使他們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謙恭看得比財富和權力更重要。商山四皓來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宮。當高祖看到太子已經成功地贏得了這些人的敬重的時候，他改變了廢太子的主意，並且叮囑商山四皓好好輔佐他的兒子。
另一個更為著名的例子是隱士諸葛亮。他結束了隱居生涯，而去輔佐一位明主。諸葛亮生於公元181年，當時全國各地戰亂紛起。諸葛亮年輕的時候，就搬到了荊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莊裏，以逃避亂世。之後他在那裏隱居了十年，並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隱士司馬徽為師。
在這段混亂的時期裏，漢朝統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權，大權旁落到曹操領導的一夥將軍手裏，地方豪強也紛紛建立自己的政權。當時以荊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經供職過的地方）為中心，就有這樣一個割據政權。公元201年，劉備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處。劉備是漢室的一個遠親，他已經招募了一批人馬，以圖恢複漢朝的統治。但是他還缺少一個深謀遠慮的軍師。
當劉備聽說諸葛亮可能是這樣一位人選的時候，他決定親自去拜訪諸葛亮。可是就像有時候會發生的那樣，即使是作為大人物去拜訪隱士，劉備還是不得不三顧茅廬，才得到了諸葛亮的接見。當這兩個人終於會麵的時候，劉備對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他乞求諸葛亮結束隱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國。諸葛亮同意了。
在此後的歲月裏，諸葛亮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他無疑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最偉大的謀略家。有一次，他指揮一支僅兩千人的隊伍趕走了一支二十萬人的軍隊。中國人當中，很少有人沒讀過《三國演義》，很少有人不知道諸葛亮的豐功偉績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麵終南山麓丘陵地帶的一場戰役中，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顆流星落在他的軍營附近。這顆殞石後來被人們鑲嵌在武侯祠的牆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著諸葛亮和那座流星殞落於其中的山穀。
關於如何處理隱居和從政之間的矛盾問題，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經給他的兒子留下了一紙《誡子篇》：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漫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修道者之間的主要差別就在這一點上：從政還是不從政，韜光養晦還是大放異彩——假定事實如馬修·阿諾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這個差別與其說是一個哲學問題，還不如說是性格和個人感覺的問題。目標總是保持不變的：把道德原則運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齊、商山四皓、張良以及諸葛亮都是這樣做的。要理解這些道德原則，一段時間的隱居生活被認為是必要的。但是有時候隱居會持續一生，不過它的目標仍然是在世間建立和諧、擴展和諧。
隱居和從政被看做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補。隱士和官員常常是同一個人，隻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時期，有時候是隱士，有時候是官員罷了。在中國，從來沒有體驗過精神上的寧靜和專注而專事追名逐利的官員，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國人一直把隱士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恩人中的一個族群，因此，不管他們的修道追求看起來多麽不同尋常和消極遁世，中國人都是持鼓勵的態度，而不是潑冷水。不管隱士是否走出隱居生活去從政，他們對於整個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是一泓泓“純粹的思考”和“純粹的生活”的源泉，遲早會找到合適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當中國第一位偉大的詩人從宮廷中被放逐出來的時候，他自沉而葬身於魚腹；中國第二位偉大的詩人陶淵明則還沒有等到任期結束，就隱居到了鄉下。在中國，隱士們有一種解脫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靈、而不是身體遠離城市的塵囂。這種精神，陶淵明在他的組詩《飲酒》之五中，為我們提供了一瞥：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隱士是中國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們象征著這個國家很多最神秘的東西。他們那種化機巧為無心的返樸歸真的智慧，沒有比在中國最早的隱士傳記《高士傳》的開頭部分記載得更清楚了：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缺，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心無求其故。”言未卒，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無心而不可與謀，
彼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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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為晉代皇甫謐的《高士傳》。——譯者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