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迷茫時代的明白人:李鴻章
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 作者：羅振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李鴻章活著的時候，腦袋上有兩頂大帽子：漢奸、誤國權臣。當時有人專門寫了兩副對聯描寫他，對此說得很明白。
第一副：“楊三已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楊三是當年北京城一個著名的醜角演員，大名楊鳴玉，因在家中排行老三，故稱楊三，是徽班進京後由演唱徽調、昆腔衍變為京劇的十三位奠基人之一。楊三正好在《馬關條約》簽訂（1895年4月17日）之前死了，所以老百姓就編了這麽一副對聯。這副對聯對得特別工整——“楊三”對“李二”（李鴻章在家行二）；“已死”對“先生”；“無蘇醜”對“是漢奸”。這就是一頂漢奸帽子。
第二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宰相合肥”指的是李鴻章，他是安徽合肥人，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其實就相當於宰相。所以上聯是一語雙關，意思是你們家倒是肥了，可老百姓家瘦啊；“司農常熟”指的是當時的軍機大臣兼任戶部尚書翁同龢，他是江蘇常熟人，掌理著國家財政，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長兼內政部長。清朝人雅稱戶部尚書為大司農，所以下聯就是說，你們家有糧食吃，老百姓地裏都是荒的。這副對聯裏說的兩個人都是誤國權臣。
客觀地講，真要把這兩頂帽子給李鴻章是有點不公平的。
首先說漢奸，無非是因為《馬關條約》《辛醜條約》都是李鴻章主持簽訂的，但他也是沒辦法。當年打甲午戰爭，他說不能打，可光緒皇帝卻說，怎麽不能打？跟英法打可能打不過，日本蕞爾小國有什麽打不過的？打！結果打輸了。再說，李鴻章也為這場敗仗付出了政治上的代價——被拔去三眼花翎——革職了。
但慈禧太後還是不肯放過他。革職就完事兒了？哪有這麽便宜的事！跟外國人談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談判，還得你李鴻章去，因為隻有你有這能耐。所以李鴻章不得不又揣著一頂帽子——頭等全權大臣，跑到日本去簽《馬關條約》。在日本期間他還遇了刺，帶著一臉血就去了談判現場，後來日本人因為此事不得不在談判條件上稍做了讓步。所以，能說他是漢奸嗎？
關於《辛醜條約》，李鴻章就更冤了。當年慈禧太後帶著端郡王載漪跟義和團在北京胡鬧的時候，李鴻章在南方當兩廣總督，所以這件事和他根本沒有關係。慈禧太後把這攤子弄得一塌糊塗之後，帶著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去了，路上匆匆給李鴻章發了一封電報說：你快回來，把爛攤子給我收拾了。李鴻章當時已經將近80歲了，哆哆嗦嗦從廣東趕到北京，在賣國條約上簽了字，兩個月之後，就憂憤而死。所以，能說他是漢奸嗎？這公平嗎？
再說誤國，這其實主要歸因於整個晚清的官僚和皇家係統。而李鴻章在這裏麵扮演的角色，反而是引導國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所以說他誤國就更不公平。
現在網上有很多人都在說，李鴻章1896年在俄國受賄了。當時俄國人為了簽《中俄密約》（即《禦敵互相援助條約》），給了李鴻章好大一筆錢——300萬盧布。
但是這件事在曆史學界是沒有定論的，直到今天還存在大量的爭論。因為所謂的李鴻章受賄，無非是俄國財政部存有一份文件，說當時為了簽這個條約，沙皇撥了一筆300萬盧布的基金，以李鴻章基金的名義存在了華俄道勝銀行。至於這筆錢後來給沒給李鴻章，就眾說紛紜了，但是事件的關鍵當事人，也就是俄國當時的談判代表維特伯爵，後來明確表示這個錢其實是沒有給李鴻章的。所以李鴻章到底拿沒拿錢這件事始終是一個懸案。 回到具體的曆史情境
雖然在我們看來，李鴻章在當時絕對屬於高富帥，但是在國際場合他就經常把底褲給露出來，留下了各種笑料。比如美國有一道菜，叫“李鴻章雜碎”。就是因為李鴻章吃雞不用刀叉，直接拿手招呼，美國人也沒辦法，為了遵循外交禮儀隻好學他也用手。後來美國人就幹脆把西餐和中餐兌在一塊，發明了這道“李鴻章雜碎”。
再講幾件李鴻章在俄國出醜的事。1896年，他到俄國彼得堡簽《中俄密約》，首先要去跟財政大臣維特伯爵談判。據維特伯爵記載，在客廳接待李鴻章時，問老爺子抽不抽煙。李鴻章說好，然後就發出了一聲公馬似的嚎叫：“上煙哪！”接著就跑出來幾個中國人開始伺候他抽煙，有的擦火，有的捧煙鬥。李鴻章什麽都不用動，就動嘴。維特伯爵堂堂一個沙皇貴族哪兒見過這架勢，當時就覺得李鴻章很粗魯。
還有一件事兒，也能看出李鴻章的風格。法國駐北京公使叫施阿蘭，是個法國貴族後裔，當時比較年輕，火氣很大。恭親王跟這個法國公子打交道的時候，特別頭疼，結果李鴻章就主動請纓跟他打交道。他往那兒一坐，問道：“小孩兒，你幾歲了？”李鴻章後來解釋說，他知道西方人最忌諱別人問他歲數，所以故意這麽問。然後接著說：“你不就是施阿蘭嗎？去年我在法國的時候，跟你爺爺談了好半天呢。”據他自己記載，施阿蘭當即就俯首帖耳，沒了氣焰。
關於這件事，我覺得李鴻章是在意淫。按照中國人的邏輯，我跟你爺爺同輩，那你就是我孫子。但法國人哪裏講這一套？所以這應該是李鴻章自己的幻想。但是，這確實也是沒辦法的辦法。弱國在搞外交時，有時隻能用點耍無賴、打痞子腔的方法，讓別人至少接收到一個信號：我不怕你，我敢跟你胡來。
後來還有一件事，1896年李鴻章到俄國參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慶典在霍登廣場舉行，當天發生了踩踏事件，導致兩千多人死亡。見此情景，他就問維特伯爵：“這事兒你會報告給你們皇上嗎？”維特說：“當然了，這麽大的事，死了兩千多人呢！”李鴻章說：“你傻呀，別說！我當年在當直隸總督的時候，那裏發鼠疫死了好幾萬人，我就不說。我為什麽要給皇上他老人家增加這種負擔呢？皇上吃不好睡不好，對國家有什麽好處呢？我給朝廷上奏折的時候，就說都好著呢。”他視維特伯爵為後生小子，然後倚老賣老地把中國官場這種欺上瞞下的事當作先進經驗傳授給人家了。
上麵這幾個故事絕對不是單純為了黑李鴻章，我想說的是：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下，中國是一艘孤獨行進的航船，突然遇到西方的現代文明後，它是張皇失措的，你不能太苛求當時的人。
維特伯爵在他的回憶錄裏麵還說了一段話：
我承認，李鴻章確實是一個著名的國務活動家。雖然他在他們國家受過很高的教育，很有文化，但是以歐洲人的視角來看，他既沒有受過什麽教育，也沒有什麽文化。
這段話是很有內涵的，他把對個人的評價直接上升到了文明的對比當中。就是說，你在你的文明係統中再怎麽牛，跟現代化的文明一比，馬上就土得掉渣了，就顯得沒文化、沒受過教育了。這就是現代化端到中國人麵前之後，我們這個民族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隔著100多年當然可以批評李鴻章，說他賣國、不懂事。他死了兩個月後，梁啟超寫了著名的《李鴻章傳》，裏麵有三句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就是說李鴻章很有才能，但是可惜他的見識不夠，而且他一生的遭遇、情境、境遇都很悲哀。
知識分子這麽說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同時代的人這麽說，就缺少一份諒解。什麽叫見識不夠呢？每一個人所處的環境都是在具體的經驗、傳統、境遇當中，無論是悲也好、惜也好、敬也好，我們都隻是作為局外人在旁觀罷了。一旦我們置身到他的環境中，你遇到的全部是每一個時刻最具體的選擇。
現在回頭去看那段曆史，知道當時隻要改革、維新就能富強，當時誰不想富國強兵？可是眼前這一步，遇到的最具體的一個問題是，該怎麽做？不是說造艦、造炮、建工廠，推動市場經濟，國家就會馬上繁榮起來的，具體負責的人有具體的難處。包括寫《李鴻章傳》的梁啟超，後來在民國時期也當過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卻幹得一塌糊塗。所以每一個具體情境裏的人，都有他具體的難處。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寓言，叫《愚人船》。說有這麽一種船，船艙是密閉的，所有駕駛的儀器、船台全部在這船艙裏頭。陌生人走到船艙裏麵之後眼前一團漆黑，隻能慢慢摸索，他看不到外麵，也接收不到任何信號。而甲板上有一幫人在喊：“哎呀，你往這邊開，那邊有礁石，不能往那邊走！”這幫人喊破了嗓子，他也聽不見，隻能在船艙裏幹著急。突然，船似乎撞到了什麽，劇烈地搖晃起來，他也很著急，想聽聽外麵的人到底在喊什麽，但是外麵的聲音隔著厚厚的甲板根本傳不到船艙內。
這就相當於我們今天和李鴻章對話這種困境，李鴻章做出的選擇，隻能是基於他當時所處的環境。所以，今天我們去苛求古人，無論是誇李鴻章還是罵李鴻章，其實都毫無意義。
就在這樣一條愚人船上，就在這樣一種前景不分明、現狀很糾結的情況下，李鴻章是怎麽做的，而他的做法對今天的我們有什麽樣的啟發意義呢？這就要首先了解一下李鴻章其人。 李鴻章的一生
用李鴻章自己的話講，他這一生是“少年科甲、中年戎馬、晚年洋務”。1870年之前，他是讀書、做官、帶兵打仗，跟太平天國和撚軍死磕。1870年的時候，他被調到天津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展開了持續20多年的洋務運動的實驗，這是他人生最輝煌的頂峰。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他被拔去三眼花翎，到北京投閑置散，當了一任閑散的京官，“落架的鳳凰不如雞”，這時候他既沒權沒錢又沒威風。但是到風燭殘年的時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慈禧把他派到廣州當了一任兩廣總督。時間不長，又調回北京，簽完《辛醜條約》兩個月之後去世。這就是他一生最簡短的介紹。
晚清有三個人是最重要的，一個是慈禧，一個是曾國藩，另一個就是李鴻章。特別湊巧的是，這三個人都屬羊。所以後來革命黨人就開始造謠：屬羊的命苦。這個說法一直到今天還在民間流傳。
但是，我們回頭看，這三個屬羊的確實命苦，三隻羊拖著中華民族這輛破車，一步一步地、艱難地、毫無方向感地往前趕，能不難嗎？更何況周邊還有那麽多反對的聲音。而且隻要你具體做事，就得承擔具體的責任，反對的聲音就會千奇百怪，花樣百出。
舉個例子，甲午戰敗之後，李鴻章混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但是每個人殺他的理由又不一樣。有一派觀點說，你是漢奸嘛，要不然你怎麽畏戰、避戰、打敗仗呢？肯定是日本天皇給了你錢。這個說法直到今天還有。
另外一派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陳寶箴當年給朝廷上表，說：“李鴻章可殺，這我同意，但是我的理由跟別人不一樣——他明明知道打不過，為什麽不說呢？即使說了也沒大聲說，應該死乞白賴、滿地打滾地說；他如果伏闕瀝血直陳，他如果以生死去力爭，十之七八可回聖聽。”
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說李鴻章應該抱著光緒皇帝的大腿說：“您就聽老臣的吧，不聽我就死給你看，不聽我就要上吊、抹脖子，就碰死在您麵前。”那樣沒準兒光緒皇帝就聽了李鴻章的呢。
現在聽著挺有道理，但是我們不覺得這對當事人太苛刻了嗎？李鴻章作為臣子，能這麽辦嗎？他已經跟朝廷說了打不過，不能打。但朝廷卻說，下定決心了，非打不可。於是他就拚命去打。敗了承擔責任就好，陳寶箴站在一個局外人和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對他橫加指責，這就沒有道理了，太不公平！
這也提醒了我們這些人，不能用我們今天的是非標準去評判當年人的是非對錯。所以要認識李鴻章，我們就要穿越到當時一人一時的具體情境中去。更好的方法不是講是非對錯，而是講當時的對比，我們把幾個當年的大牛人跟李鴻章擱在一塊兒，來看看李鴻章今天能給我們提供的價值到底是什麽。 李鴻章pk左宗棠：不沉浸於過往恩怨
我們先來拿一個人和他做對比，左宗棠。左宗棠此人不得了，湖湘大才子，他自己也不客氣地說：“古時候有個諸葛亮，今天有個左宗棠，所以我是今亮。”他的功績確實也很大，早期參加鎮壓太平天國，後來又帶兵收複了新疆，戰功卓著。
但是這個人有個毛病，就是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輝煌曆史和人情恩怨之中。比如說他西征的時候，就總跟曾國藩過不去。雖然曾國藩跟他有矛盾，但對他還是不錯的，他給左宗棠辦理後勤總是盡心盡力，而且把自己手下的湘軍大將劉鬆山派給他用，還把整個部隊都劃給了他。但是左宗棠不管那一套，每天升帳之後，跟將領們說上三言兩語就岔到罵曾國藩身上去了，搞得湘軍將領麵麵相覷。
後來西征結束，新疆也收複了，北京的恭親王一聽，左宗棠是人才啊，天天看折子都說到他，把他弄到北京來得了，天天給咱們說說故事、出出主意，人家是當今的諸葛亮嘛，一定得放在朝廷裏。最後就把他弄到北京當了軍機大臣。
“請神容易送神難。”左宗棠每天往朝房裏一坐，就開始吹噓自己西征的戰績。有一次，李鴻章給朝廷上了一道折子，叫《籌議海防折》，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建設現代化海軍的第一份大型規劃案。恭親王拿出這道折子說，咱們議議吧。左宗棠拿來一看，說海防很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啊，想當年老夫在西征的時候……一說就是一整天。恭親王也沒辦法，左宗棠歲數又大，又是大功臣，還是自己請來的，隻能笑眯眯聽著。聽一天可以，可是他老人家竟然連續說了半個月。恭親王後來實在受不了了，幹脆把折子收起來不議了。恭親王想：咱惹不起他，把他外派出去當封疆大吏算了。所以就把左宗棠弄出了軍機處，去當兩江總督。
左宗棠到了總督任上依然如故，甭管來什麽客人，三言兩語之後他老人家就有本事把話題轉到兩件事上——第一，西征時我有多牛；第二，曾國藩有多壞。從早一直罵到晚，天色擦黑了，左宗棠的仆人就直接喊：老爺送客。可客人的事情還沒辦呢，所以第二天還得來，聽他再罵一天。他的晚年基本上就是這麽度過的，也可以說他晚年一直致力於跟曾國藩死磕的偉大事業之中。
曾國藩死的時候，他送去了一副挽聯，上聯還很謙虛：“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但這絕對不是真心話，因為曾國藩死了以後，他還在罵他。朝廷給曾國藩賜了一個諡號叫“文正”，他一聽就急了：他叫“文正”，那我死了莫非要叫“武邪”不成？
左宗棠一生都在跟過往的恩怨較勁，這也算是人生悲劇吧。
反過來我們再來看李鴻章。李鴻章這個人最大的特點是，他雖然有敵人，也有恩怨，但他從來不沉在裏麵難以自拔。比如說，他其實跟曾國藩之間也有一段恩怨。
李鴻章早年在安徽一帶辦團練，但是辦得很失敗，辦了六年都沒有什麽成就，所以就入了曾國藩的幕府，給曾國藩起草一些奏折，辦一些文案上的事。曾國藩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早上會擺一桌子菜，一直等到所有的幕僚聚齊了再動筷子。可李鴻章愛睡懶覺，所以經常不來，曾國藩就一遍一遍地派人去催，雙方可能因此鬧得有點兒不愉快。但這是小事，他倆真正的矛盾發生在曾國藩大營駐紮在安徽南部祁門的時候。當時李鴻章說，祁門這個地方是個絕地，四周都是山，一旦被圍非常危險，不能駐在這個地方，但曾國藩不聽，這是其中一個矛盾。
還有一個矛盾就是當時湘軍有個將領叫李元度，在安徽南部當道台。他不聽曾國藩的勸阻，非要出兵跟太平天國作戰，最後大敗而歸，把徽州給丟了。曾國藩氣得要死，揚言要上表彈劾他。當時的湘軍將領都勸曾國藩：“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偶爾犯個錯你哪能這麽幹呢？”但曾國藩不聽，一定要彈劾。李鴻章當時是他的幕僚，負責給他寫奏折，就不肯寫。曾國藩說：“你不寫我寫。”李鴻章說：“你寫了我就不幹了。”曾國藩說：“不幹就不幹，滾！”李鴻章真就走了。李鴻章走了之後，曾國藩才發現李鴻章說的是對的，祁門真的不能待。後來曾國藩出生入死，被湘軍力救才突出重圍，最後把總司令部設在安徽一個叫東流鎮的地方，這才轉危為安。
曾國藩緩過勁來後，就給李鴻章寫了一封信，說去年你走的時候也沒說不回來，我現在遇到很多難處，而且身體也不好，你就不能回來一下嗎？李鴻章接到信之後，二話不說立即回到了曾國藩的大營，後來還跟曾國藩形成了師徒父子的關係。
曾國藩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替手就是接班人、繼承人，他就找了李鴻章這麽一個替手。這就是不往後看、向前看的一種人生觀。
看完李鴻章的很多事跡，你會發現他身上的這個特征非常明顯——從來不沉浸在過去的恩怨之中。這是第一個對比。 李鴻章pk張之洞：不跟曆史叫板，不跟未來較勁
第二個對比人物也是一個大牛人，叫張之洞。張之洞是河北人，是一個詞臣，文章寫得非常好，跟慈禧太後的私交也很好。因為慈禧太後剛當上太後那一年，正好主管當年的科舉，張之洞本來是二甲第一名，慈禧太後看了他的文章覺得寫得好——其實慈禧太後認字不多，不知道她為什麽就覺得好——就親手把張之洞從二甲第一名點到了一甲第三名，欽點探花。所以慈禧太後和張之洞之間實際上有一點門生關係，這是很隱秘的親密關係，是其他朝臣望塵莫及的。
張之洞比李鴻章小十幾歲，他屬於狂生。他第一次外放當地方官是到山西當巡撫，為此他寫了一副對聯：“身為疆吏，固猶是瞻戀九重之心；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就是說我經營八表去也，八表是指神州大地，一般隻有帝王能用，可張之洞就敢這麽說。
張之洞有一個堂兄叫張之萬，有一次上朝的時候戴了兩塊掛表。有人就問：“你怎麽戴了兩塊表啊？”張之萬開玩笑說：“這遠不如我堂弟，人家戴了八塊表。”
這就是張之洞當年的形象，特別狂。後來他當上湖廣總督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了，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有這樣的特征：大言不慚。他雖然沒有左宗棠老往後看的毛病，但他往前看的時候，經常給自己設一個特別宏大的目標，至於能不能辦得到，則不作考慮。所以晚清時有這麽一個說法，說有三屠：岑春煊是屠官，經常彈劾別人，讓別人的官做不成；袁世凱是屠民，因為他殺義和團的時候下手特別狠；而張之洞呢，屠錢，花錢如流水。
但張之洞有一個好處，不貪汙，特別清廉。他當兩廣總督時，還在府衙後頭開了一片菜園子，自己種田，自給自足。當時有很多人彈劾他，說他花錢無數，肯定是靡費貪汙。朝廷就派了很多人去查張之洞，包括李鴻章的大哥李瀚章，後來發現他清廉得很。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講過一句話，說其實清官有時候比貪官還可恨。貪官無非就是貪點錢，但他畢竟要找各種機會讓錢生出來，他才能貪一點。但清官就不一樣了，清官仗著自己不貪錢，就往往帶著強大的道德正義感胡作非為。劉鶚說的其實就是張之洞。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辦洋務，開辦了一個漢陽鐵廠。漢陽鐵廠完全是在規劃不明晰、路徑不清楚、技術不成熟、市場不知道的情況下倉促上馬的。這項目上馬之後虧得是一塌糊塗，最後把漢陽鐵廠救回來的還是李鴻章的一個小兄弟盛宣懷。
總而言之，張之洞就是這麽一個人，一旦看到未來有什麽好的前景，就貪婪無度，設一個巨大的目標讓自己夠不著。
與此同時，張之洞還有一個毛病，就是對未來永遠懷有一種小心謹慎的恐懼。當然，這也不能賴他，因為在當時那個風波險惡的官場裏，誰都不得不如此。比如說戊戌變法的時候，張之洞作為局外人，表現就很讓人齒冷。
他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投機機會，因為光緒皇帝上台了，隻跟太後關係好不行，那是冷灶，還得跟皇上關係好才行，這是熱灶，得趕緊燒，所以他幹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把自己的門生楊銳派到北京，想盡辦法送到了軍機處四小章京。後來被殺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個人叫楊銳，就是此人。張之洞派楊銳過去目的是搞改革，這裏麵得有他的人。
第二，改革得支持，但怎麽支持？他其實覺得康有為這幫人有點兒不靠譜，所以采取了一種繞彎策略。首先，他們不是要辦什麽會、印什麽報紙嗎？我可以捐錢，但是別寫我的名字，我不入會。他永遠在騎牆。
後來他感覺到維新變法的味兒有點兒不對了，於是趕緊寫了一本書，叫《勸學篇》。張之洞的《勸學篇》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這本書誕生的動機就有點令人齒冷。
《勸學篇》總的意思是什麽？維新是好的，但目的是為了維護綱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白了，就是萬一戊戌變法搞失敗了，我在這裏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光緒皇帝一看，這個《勸學篇》寫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國。據說在晚清這本書印行了兩百萬冊，這絕對是個天文數字。
這就是張之洞。後來還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變的時候他那種首鼠兩端的態度；包括當時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軍，其實這幫人大部分都是張之洞自己培養出來的，跟他有師生之誼。他也知道這幫人要造反，但他不殺也不抓，就擱在那兒。因為沒準兒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在北京讓八國聯軍給弄死了，隻要他手裏還有這股勢力，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說不定就是他張之洞呢。所以張之洞實際上是有一點兒投機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後帶著光緒皇帝已經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穩定了之後，立即把自立軍唐才常這幫人圍捕，然後全部殺掉。
當然，關於這幾件事曆史學界也有一些爭論，我們暫且不提。張之洞確實是一個眼光很超拔的人，是能看到未來的人。但是你也會發現，當他麵對未來的時候，是有兩種心態的，第一種是貪婪，第二種是恐懼。
我們再回來對比李鴻章這個人，李鴻章從來沒有什麽偉大的規劃，也從來不提什麽偉大的設想。他搞洋務運動跟張之洞完全不一樣，沒有什麽巨大的動靜，隻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從來也不說我這個偉大的計劃受到挫折之後我有多受傷，我一顆玻璃心碎一地。隻要是他想幹的事，他是有機會就往前拱一截，有機會就往前走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修鐵路。其實早在1875年的時候，他就跟朝廷提過修鐵路的事。朝廷當時是恭親王當政，恭親王也覺得挺好，但是說道：“（此事）無人敢主持。”李鴻章“複請其間為兩宮言之”，恭親王回答：“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
意思是說你這想法挺好，但是誰來主持呢？誰主持不挨罵？而且太後都不敢支持你這事，還是算了吧。李鴻章說，算了就算了。這計劃就歇了。
1880年，也就是五年後，他又提出來了。但這次他不是自己提，而是讓他手下一個叫劉銘傳的淮軍將領提，此人綽號“劉大麻子”。劉大麻子原來是一個土匪，李鴻章組建淮軍的時候，將其收到旗下。劉銘傳後來做了第一任台灣巡撫，也是晚清的一位名人。李鴻章跟劉銘傳說，你反正沒文化，粗人一個，你來提吧。劉大麻子就給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說要修鐵路。
慈禧太後看到這道折子後，就發下去給所有封疆大吏，讓大家來決定能不能修。這裏麵就冒出了千奇百怪的聲音，包括一些後來著名的洋務派都反對。慈禧太後看意見不能統一，就“著毋庸議”，意思是這事兒就算了吧。
但是李鴻章通過這件事聞到了一點政治風向：老太後不是很反對。老太後既然讓大家商量，說白了就是站在我這頭兒，試驗大夥兒的反應。那好，我就偷偷摸摸上馬。
他當時是直隸總督，唐山有煤礦，他就打算修一條唐胥鐵路用來運煤。反對派、頑固派都說不能修鐵路，說會震動陵寢，會搶奪旗人的土地，還會破壞老百姓家裏的祖墳風水。
李鴻章就問大家怕什麽，大家就說，火車嗚嗚嗚叫人怕。李鴻章說：“我們不要火車頭，就鋪兩條鐵軌，讓驢拉，這總行吧？”這樣一來大家真就沒什麽意見了。所以1881年李鴻章就修了一條從唐山到胥各莊的唐胥鐵路，雖然這段鐵路不長，卻是人類鐵路史上的一個奇景。當時是一個英國的工程師主持修建的，還用一堆廢舊材料拚出了一個火車頭，叫“中國火箭號”，李鴻章還到上麵主持了開工典禮。
後來又說不用火車頭，要用驢拉。用驢拉其實很荒謬，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李鴻章就拚命公關，所以幾個月後重新裝上了火車頭，這個時候大家又接受了。其間李鴻章跑到宮裏跟老太後說，法國人要孝敬您——在宮裏給您修條鐵路。慈禧太後很高興，說這個東西可以試試。後來法國人就免費在故宮裏麵修了條鐵路，也是沒有火車頭，要找太監拉，一共也沒多長。
後來史學家分析，其實慈禧太後此舉是做給封疆大吏看的，意思是既然你們反對，我也不明說我就支持修鐵路，但是我讓宮裏修鐵路。這樣一來老太後的態度不是很明顯嗎？封疆大吏都是七竅玲瓏心，當然都明白了，所以修鐵路的阻力瞬間就變得很小了。
到了1884年的時候，清廷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分水嶺，叫“甲申易樞”，就是恭親王下台，醇親王上位。醇親王原來也是一個小憤青，反對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後當了家才知道柴米油鹽不容易，就跟李鴻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鴻章一看朝廷換人了，又跑去跟醇親王左講右講修鐵路這好那好。醇親王很有興趣，就支持他。
修鐵路的規劃案改了好多次，李鴻章一會兒說我們修天津到北京的鐵路吧，一會兒又說要從北京修到關外。最後張之洞又出來搗亂，說咱們應該修北京到漢口的。你會發現，李鴻章隨時都在變方案，從來沒有什麽激進的口號，但是一旦他發現哪兒鬆動了一點兒，立馬就往前拱一點兒，叫“日拱一卒”。他就是用這樣的方法推動著中國的進步。
張之洞沉浸在曆史裏，對未來充滿了貪婪和恐懼；而李鴻章，既不跟曆史叫板，也不跟未來較勁，他就活在當下。
這就是李鴻章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發。 李鴻章pk翁同龢：不被人際關係綁定
讓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不得自由的，有兩個牢籠：一個是對過去的貪戀；一個是對未來的恐懼，以及對它的貪婪。其實還有一個牢籠，就是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不同空間裏的人際關係對你的自由意誌的綁定。
對此我們也做一下對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鴻章。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史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因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個傳統：非常尊重帝師。隻要你給皇帝當過老師，誰都得高看一眼，犯了錯也會網開一麵。翁同龢家是帝師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師；而他自己不僅是個狀元，而且是光緒、同治兩任皇帝的老師。所以，這位皇上家的教書先生牛壞了。
但是翁同龢這個人一生被各種各樣的官場關係糾纏著，比如說他跟李鴻章的關係就死活不好。
當年李鴻章還在給曾國藩當幕僚的時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任安徽巡撫，犯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曾國藩就彈劾他，這份底稿就是李鴻章寫的。因為這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鴻章一輩子。當然翁同龢恨李鴻章也不全是因為這個，還因為翁同龢是清流黨人，清流黨就是靠寫字、罵人為生的一幫公知，而李鴻章是幹實事的，所以翁同龢就跟他不對付。
而且清流黨裏麵也分南派和北派，翁同龢屬於南派，因為他是江蘇人；北派以河北人李鴻章為首。當時有個清流黨人跟李鴻章關係特別好，後來還做了他的女婿，這個人就是張佩綸。張佩綸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鴻章關係好，結果翁同龢看著又不爽，因為在清流黨裏麵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鴻章之間的對頭關係，真的是持續了一生。
其實李鴻章在政壇的行跡跟翁同龢之間並沒有什麽交集，雙方也沒有重大利益衝突，但翁同龢就是被這些人際關係綁定了。綁定之後，他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比如說他當時任戶部尚書，管著錢袋子，北洋艦隊要的任何東西，買槍、買彈藥、換船，統統不批；甚至有兩年，連一顆子彈錢都沒有撥給北洋艦隊。李鴻章也沒辦法，他雖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錢都是朝廷批下來的。
後來戰敗之後大家開始追究責任，翁同龢還說，你要是缺彈藥，你就跟我說嘛。李鴻章說，我說了呀，天天打報告。翁同龢說，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複說嘛。
這就不講理了，對吧？所以李鴻章在甲午戰敗之後氣得要死，當麵就跟翁同龢說，你們這幫人，小錢不願花，就愛花大錢！其實哪是不願花小錢呢，他就是要作弄你。
翁同龢甚至跟自己的一個小黨羽，也是他的一個門生說，李鴻章搞北洋艦隊搞了幾十年了，哪天讓他到戰場上去試試，打敗了咱們就有理由收拾他了。這叫什麽話？這是一個正色立朝、為國家人民考慮的大臣該說的話嗎？所以說，他就是一個官場巧宦。
翁同龢最後為什麽被攆回家？現在很多曆史學的解釋其實都是錯的——因為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是帝黨；慈禧老太後是頑固派，看不慣他，所以要把他搞掉。其實根本就不是，是因為翁同龢在甲午戰爭前前後後的表現，讓光緒皇帝、慈禧太後，包括恭親王在內把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恭親王臨死的時候，就跟光緒皇帝說，那個家夥不能用，是個壞蛋。恭親王前腳一死，過了沒幾天，宮裏就下令說，翁同龢你走人吧，開缺回籍。但你畢竟是帝師，我們朝廷對帝師也有優待的傳統，也不折騰你了，你就回家吧。所以這件事在曆史學上一直是被錯誤地解釋的。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後來翁同龢死的時候，當時的慶親王奕劻替他請恤典，因為老大臣死了，又是帝師，總得撥點銀子給治個喪，賞點什麽吧。結果光緒皇帝帶頭反對，那時候他已經被囚禁於瀛台了，也沒什麽權力，就在朝堂上說我不幹，然後曆數他甲午戰爭前後的罪責。慈禧垂簾聽政，在後頭也不吱聲，意思是我同意。所以，翁同龢差不多算是晚清重臣當中唯一一個沒有犯罪卻沒有恤典的人。這就是他一生被官場思維綁架的後果。
翁同龢有一個發小，也是晚清的一個重臣、大學士，叫潘祖蔭。潘祖蔭曾說過，我們倆是總角之交，都是貴公子，翁同龢對我都好用巧妙，他遲早會敗在好用巧妙之上。
既然是做對比，那李鴻章好不好用巧妙呢？當然也好，一個老官僚、老滑頭，他能不好用巧妙嗎？但是李鴻章有一條，他用巧妙，不是為人是為事。比如我要造鐵路，我要造北洋艦隊，我要去談判一個什麽具體成果，他是為這些事好用巧妙。不是說他不為自己考慮，他考慮的基礎是一個具體的事件，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際關係。
舉個例子，1898年距離庚子大亂，也就是義和團鬧北京沒多久，光緒皇帝剛剛百日新政失敗，慈禧太後把他攆到一邊兒去，自己又出來垂簾聽政。慈禧太後有一次就跟李鴻章說，有人彈劾你，說你是康有為那一黨的。李鴻章當時回答說，如果說搞新政就是康黨，那我就是康黨。他以為反正跟太後關係很好，所以也不在乎承認這事。但慈禧太後聽了就很不爽，就想作弄他。
1898年又發生了一個什麽事呢？一邊朝廷裏麵在鬧，另一邊民不聊生——夏秋季節山東段的黃河決口了，淹了幾十個縣。慈禧太後一看，機會來了，就對李鴻章說，你勘河去吧。勘河就是勘探黃河，看看怎麽治理。
那時候李鴻章已經75歲了，不太能走了。他就上了一個折子，說我老了，歲數大了，精力都不夠用了。這個折子寫得非常短，前麵引了聖旨，後麵隻有幾句話，意思就是表明態度，你讓我去我就去，但你最好別讓我去。後來清廷給駁回了，就是要折騰他，甚至是懲罰他。
於是75歲的老人家秋末就從北京出發，一直到次年三月才回到北京，整整一個冬天行走了兩千多裏地，而且帶著一幫外國顧問按照現代科學方法去勘探黃河，提出了一整套治理黃河的科學方法。
李鴻章這個人就是這樣。我不跟你意氣用事，不跟你生氣，你讓我去，我就說最好別讓我去；你非得讓我去，那我就去。而且一旦我去了，不管我多大歲數，我都會踏踏實實地把這件事幹成。這就是李鴻章這一生最狠的地方。他不被任何所謂的周邊關係所綁定，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事上。 看住當下，做現在該做的事情
一個人之所以會生出各種各樣的妄念，通常都出自一個原因：糾纏於過去、未來、同事間的人際關係中。現在有很多在公司裏打工的人覺得心裏不爽，工資少，也沒有前途。他們的很多想法其實都是妄念。
如果說你非要進大組織、考公務員、跟過去的組織較勁，就要吸取左宗棠的教訓——因為你活在過去。如果你天天想著我要創業，我有一個什麽想法要去拿風險投資，那你也許就是犯了張之洞的毛病。
晚清還有一副對聯：“李鴻章張目而臥，張之洞閉目而奔。”什麽意思？就是李鴻章躺在那兒眼睛都是睜著的，是個明白人；張之洞跑的時候都是閉著眼睛的，完全沒有目標。所以，咱也不能貿然創業。
但有的人會說，那我就地搞搞辦公室政治，靠巧妙往上奔行不行？李鴻章的故事會告訴你，也許這三條路都錯了。
那不就沒有路了嗎？不就是絕路嗎？錯。前不久，我參加了一個會議，參會者全部是傳統媒體轉做新媒體的一些人，就是新建的那些部門的小編們、新總編們的一個會議。大家就跟我聊，說傳統媒體轉新媒體不怎麽好弄啊，想跟《羅輯思維》學習吧，又覺得你們也沒有什麽可複製性。
我說對呀，他們就問：“那我們怎麽辦呢？”我說很簡單，給大家講一個心法，叫臨行喝媽一口奶。什麽意思？就是你們不要去想未來會怎麽樣，就利用好你們現在的資源，做一件在現在這個崗位上最漂亮的事。你的所有注意力不能是張主任滿意不滿意，王總高興不高興，今天的kpi考核怎麽樣，這都是組織內的人際關係指標，不要去想這些。也不要去想自己原來的本事在未來能不能用，因為情況變了，新媒體、舊媒體時代完全不一樣了。更不要去想，是不是不要在這兒幹了，搞個什麽項目創業去。
最好的方案就是學習李鴻章，看住當下，就從這一點出發，做現在該做的事情。
原來給人打工的時候，我就老跟別人講，我自己做事有一個心法：所有的事都是做給現在老板用的，但同時也是做給下一個老板看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任何事，既是為現在的公司、單位作貢獻，與此同時也是在打造我們的個人品牌，讓下一個老板自然看到。這樣也許是老板，也許是風險投資人，他們會找上門來，來利用我們這個本事。 把心放在現在、今天、此刻
其實李鴻章就是這麽辦的，而且李鴻章後來之所以在國際上聲名浩蕩，正是因為他的這種行事作風。1896年李鴻章訪問俄、德、荷、比、法、英、美諸國，他在全球受到的那種禮遇和高規格的接待，基本上就是國王的標準，尤其是在德國。
李鴻章最瀟灑的是在美國。因為李鴻章長得也帥，一米八的大個子，仙風道骨，留著山羊胡，特別有東方老者的派頭。美國人把戰敗國的李鴻章都快捧到天上去了。
當時很多廣告都是用李鴻章做招牌，有一個麥乳精的廣告，說李鴻章特愛吃我們的麥乳精，吃了之後牙口倍兒好，身體倍兒棒，吃嘛嘛香。
當時紐約的新聞報還專門登了李鴻章的照片，說李鴻章從來不會錯過我們周日的新聞報，這也是廣告。甚至還有一些賣東方瓷器的人也公開打廣告，說我是李鴻章的副官，等等，都是拿老頭兒說事。
你說這是為什麽？當然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但是你想，他們為什麽這麽做呢？因為李鴻章辦一件事辦出了名——他的注意力在事上，所以西方人都知道，李鴻章是中國辦洋務最棒的一個人，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看得最遠、站得最高的一個人。品牌樹起來了，整個市場都會認你。
所以在一個市場極其動蕩的時代，我們是在一個組織內為現在的老板打工，還是利用現在老板的資源為整個市場製造一個高地，讓所有的人都看見我們呢？這其實比貿然用一個妄想的計劃出去創業更高明，也是比枯守在原組織內、希望得到現有組織認可更高明的做法。
《時代周刊》有一期封麵文章叫《正念革命》（the mindful revolution）。mindful這個單詞是全神貫注的意思。這是西方企業家群體裏麵正在興起甚至已達到狂熱的一種減壓心法。
當然在心理學係統裏，它是一種減壓、禪修、玄想的方法。但實際上它就是告訴你，在這麽混亂的情況下，你不要想前麵，也不要想後頭，你就把注意力放在當下。他們的很多修習方法都非常簡單，比如我們都吃過葡萄幹，但葡萄幹是什麽味道我們絕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因為我們都沒有認認真真吃過一顆葡萄幹。
你先坐在那兒打坐，靜默，然後閉上眼睛，拿一顆葡萄幹放在嘴裏，用牙齒輕輕地挑破它的表皮，一點一點感受它的滋味。如果你這麽吃葡萄幹，或者吃任何東西，你就會發現你其實從來沒有吃過葡萄幹。這就是mindful，即正念的力量。
其實關於正念我們也不用講更多，就是一個“念”字。漢語裏念字怎麽寫？上麵一個今，下麵一個心，什麽叫正念？就是把心放在現在、今天、此刻。
為什麽這套心法在這個時代愈加重要？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時代變化的驚濤駭浪之中，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和100多年前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其實差不多，都是“愚人船”，我們在船艙裏都不知道未來會怎麽樣，也沒有人隔著船艙告訴我們應該往哪裏走，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蹚著往前試，往前走。
就像2013年9月諾基亞賣給微軟的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們的老總就講了一句很讓人心疼的話。他說我們其實也沒犯什麽錯，但是不知道怎麽就輸了。
沒錯，在這個時代你會發現，過去的經驗沒用了，對未來的預測基本都是瞎扯，基於原來人際關係獲得的所有巧妙幾乎也都失效了。那怎麽辦？在這裏我們其實就提供了一個方案：學習李鴻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當下，不管過去，不管未來，不管周邊，做當下最該做的事。
最後引用胡適先生寫的一句詩：“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大時代，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顆過河的卒子。
第一副：“楊三已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楊三是當年北京城一個著名的醜角演員，大名楊鳴玉，因在家中排行老三，故稱楊三，是徽班進京後由演唱徽調、昆腔衍變為京劇的十三位奠基人之一。楊三正好在《馬關條約》簽訂（1895年4月17日）之前死了，所以老百姓就編了這麽一副對聯。這副對聯對得特別工整——“楊三”對“李二”（李鴻章在家行二）；“已死”對“先生”；“無蘇醜”對“是漢奸”。這就是一頂漢奸帽子。
第二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宰相合肥”指的是李鴻章，他是安徽合肥人，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其實就相當於宰相。所以上聯是一語雙關，意思是你們家倒是肥了，可老百姓家瘦啊；“司農常熟”指的是當時的軍機大臣兼任戶部尚書翁同龢，他是江蘇常熟人，掌理著國家財政，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長兼內政部長。清朝人雅稱戶部尚書為大司農，所以下聯就是說，你們家有糧食吃，老百姓地裏都是荒的。這副對聯裏說的兩個人都是誤國權臣。
客觀地講，真要把這兩頂帽子給李鴻章是有點不公平的。
首先說漢奸，無非是因為《馬關條約》《辛醜條約》都是李鴻章主持簽訂的，但他也是沒辦法。當年打甲午戰爭，他說不能打，可光緒皇帝卻說，怎麽不能打？跟英法打可能打不過，日本蕞爾小國有什麽打不過的？打！結果打輸了。再說，李鴻章也為這場敗仗付出了政治上的代價——被拔去三眼花翎——革職了。
但慈禧太後還是不肯放過他。革職就完事兒了？哪有這麽便宜的事！跟外國人談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談判，還得你李鴻章去，因為隻有你有這能耐。所以李鴻章不得不又揣著一頂帽子——頭等全權大臣，跑到日本去簽《馬關條約》。在日本期間他還遇了刺，帶著一臉血就去了談判現場，後來日本人因為此事不得不在談判條件上稍做了讓步。所以，能說他是漢奸嗎？
關於《辛醜條約》，李鴻章就更冤了。當年慈禧太後帶著端郡王載漪跟義和團在北京胡鬧的時候，李鴻章在南方當兩廣總督，所以這件事和他根本沒有關係。慈禧太後把這攤子弄得一塌糊塗之後，帶著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去了，路上匆匆給李鴻章發了一封電報說：你快回來，把爛攤子給我收拾了。李鴻章當時已經將近80歲了，哆哆嗦嗦從廣東趕到北京，在賣國條約上簽了字，兩個月之後，就憂憤而死。所以，能說他是漢奸嗎？這公平嗎？
再說誤國，這其實主要歸因於整個晚清的官僚和皇家係統。而李鴻章在這裏麵扮演的角色，反而是引導國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所以說他誤國就更不公平。
現在網上有很多人都在說，李鴻章1896年在俄國受賄了。當時俄國人為了簽《中俄密約》（即《禦敵互相援助條約》），給了李鴻章好大一筆錢——300萬盧布。
但是這件事在曆史學界是沒有定論的，直到今天還存在大量的爭論。因為所謂的李鴻章受賄，無非是俄國財政部存有一份文件，說當時為了簽這個條約，沙皇撥了一筆300萬盧布的基金，以李鴻章基金的名義存在了華俄道勝銀行。至於這筆錢後來給沒給李鴻章，就眾說紛紜了，但是事件的關鍵當事人，也就是俄國當時的談判代表維特伯爵，後來明確表示這個錢其實是沒有給李鴻章的。所以李鴻章到底拿沒拿錢這件事始終是一個懸案。 回到具體的曆史情境
雖然在我們看來，李鴻章在當時絕對屬於高富帥，但是在國際場合他就經常把底褲給露出來，留下了各種笑料。比如美國有一道菜，叫“李鴻章雜碎”。就是因為李鴻章吃雞不用刀叉，直接拿手招呼，美國人也沒辦法，為了遵循外交禮儀隻好學他也用手。後來美國人就幹脆把西餐和中餐兌在一塊，發明了這道“李鴻章雜碎”。
再講幾件李鴻章在俄國出醜的事。1896年，他到俄國彼得堡簽《中俄密約》，首先要去跟財政大臣維特伯爵談判。據維特伯爵記載，在客廳接待李鴻章時，問老爺子抽不抽煙。李鴻章說好，然後就發出了一聲公馬似的嚎叫：“上煙哪！”接著就跑出來幾個中國人開始伺候他抽煙，有的擦火，有的捧煙鬥。李鴻章什麽都不用動，就動嘴。維特伯爵堂堂一個沙皇貴族哪兒見過這架勢，當時就覺得李鴻章很粗魯。
還有一件事兒，也能看出李鴻章的風格。法國駐北京公使叫施阿蘭，是個法國貴族後裔，當時比較年輕，火氣很大。恭親王跟這個法國公子打交道的時候，特別頭疼，結果李鴻章就主動請纓跟他打交道。他往那兒一坐，問道：“小孩兒，你幾歲了？”李鴻章後來解釋說，他知道西方人最忌諱別人問他歲數，所以故意這麽問。然後接著說：“你不就是施阿蘭嗎？去年我在法國的時候，跟你爺爺談了好半天呢。”據他自己記載，施阿蘭當即就俯首帖耳，沒了氣焰。
關於這件事，我覺得李鴻章是在意淫。按照中國人的邏輯，我跟你爺爺同輩，那你就是我孫子。但法國人哪裏講這一套？所以這應該是李鴻章自己的幻想。但是，這確實也是沒辦法的辦法。弱國在搞外交時，有時隻能用點耍無賴、打痞子腔的方法，讓別人至少接收到一個信號：我不怕你，我敢跟你胡來。
後來還有一件事，1896年李鴻章到俄國參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慶典在霍登廣場舉行，當天發生了踩踏事件，導致兩千多人死亡。見此情景，他就問維特伯爵：“這事兒你會報告給你們皇上嗎？”維特說：“當然了，這麽大的事，死了兩千多人呢！”李鴻章說：“你傻呀，別說！我當年在當直隸總督的時候，那裏發鼠疫死了好幾萬人，我就不說。我為什麽要給皇上他老人家增加這種負擔呢？皇上吃不好睡不好，對國家有什麽好處呢？我給朝廷上奏折的時候，就說都好著呢。”他視維特伯爵為後生小子，然後倚老賣老地把中國官場這種欺上瞞下的事當作先進經驗傳授給人家了。
上麵這幾個故事絕對不是單純為了黑李鴻章，我想說的是：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下，中國是一艘孤獨行進的航船，突然遇到西方的現代文明後，它是張皇失措的，你不能太苛求當時的人。
維特伯爵在他的回憶錄裏麵還說了一段話：
我承認，李鴻章確實是一個著名的國務活動家。雖然他在他們國家受過很高的教育，很有文化，但是以歐洲人的視角來看，他既沒有受過什麽教育，也沒有什麽文化。
這段話是很有內涵的，他把對個人的評價直接上升到了文明的對比當中。就是說，你在你的文明係統中再怎麽牛，跟現代化的文明一比，馬上就土得掉渣了，就顯得沒文化、沒受過教育了。這就是現代化端到中國人麵前之後，我們這個民族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隔著100多年當然可以批評李鴻章，說他賣國、不懂事。他死了兩個月後，梁啟超寫了著名的《李鴻章傳》，裏麵有三句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就是說李鴻章很有才能，但是可惜他的見識不夠，而且他一生的遭遇、情境、境遇都很悲哀。
知識分子這麽說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同時代的人這麽說，就缺少一份諒解。什麽叫見識不夠呢？每一個人所處的環境都是在具體的經驗、傳統、境遇當中，無論是悲也好、惜也好、敬也好，我們都隻是作為局外人在旁觀罷了。一旦我們置身到他的環境中，你遇到的全部是每一個時刻最具體的選擇。
現在回頭去看那段曆史，知道當時隻要改革、維新就能富強，當時誰不想富國強兵？可是眼前這一步，遇到的最具體的一個問題是，該怎麽做？不是說造艦、造炮、建工廠，推動市場經濟，國家就會馬上繁榮起來的，具體負責的人有具體的難處。包括寫《李鴻章傳》的梁啟超，後來在民國時期也當過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卻幹得一塌糊塗。所以每一個具體情境裏的人，都有他具體的難處。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寓言，叫《愚人船》。說有這麽一種船，船艙是密閉的，所有駕駛的儀器、船台全部在這船艙裏頭。陌生人走到船艙裏麵之後眼前一團漆黑，隻能慢慢摸索，他看不到外麵，也接收不到任何信號。而甲板上有一幫人在喊：“哎呀，你往這邊開，那邊有礁石，不能往那邊走！”這幫人喊破了嗓子，他也聽不見，隻能在船艙裏幹著急。突然，船似乎撞到了什麽，劇烈地搖晃起來，他也很著急，想聽聽外麵的人到底在喊什麽，但是外麵的聲音隔著厚厚的甲板根本傳不到船艙內。
這就相當於我們今天和李鴻章對話這種困境，李鴻章做出的選擇，隻能是基於他當時所處的環境。所以，今天我們去苛求古人，無論是誇李鴻章還是罵李鴻章，其實都毫無意義。
就在這樣一條愚人船上，就在這樣一種前景不分明、現狀很糾結的情況下，李鴻章是怎麽做的，而他的做法對今天的我們有什麽樣的啟發意義呢？這就要首先了解一下李鴻章其人。 李鴻章的一生
用李鴻章自己的話講，他這一生是“少年科甲、中年戎馬、晚年洋務”。1870年之前，他是讀書、做官、帶兵打仗，跟太平天國和撚軍死磕。1870年的時候，他被調到天津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展開了持續20多年的洋務運動的實驗，這是他人生最輝煌的頂峰。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他被拔去三眼花翎，到北京投閑置散，當了一任閑散的京官，“落架的鳳凰不如雞”，這時候他既沒權沒錢又沒威風。但是到風燭殘年的時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慈禧把他派到廣州當了一任兩廣總督。時間不長，又調回北京，簽完《辛醜條約》兩個月之後去世。這就是他一生最簡短的介紹。
晚清有三個人是最重要的，一個是慈禧，一個是曾國藩，另一個就是李鴻章。特別湊巧的是，這三個人都屬羊。所以後來革命黨人就開始造謠：屬羊的命苦。這個說法一直到今天還在民間流傳。
但是，我們回頭看，這三個屬羊的確實命苦，三隻羊拖著中華民族這輛破車，一步一步地、艱難地、毫無方向感地往前趕，能不難嗎？更何況周邊還有那麽多反對的聲音。而且隻要你具體做事，就得承擔具體的責任，反對的聲音就會千奇百怪，花樣百出。
舉個例子，甲午戰敗之後，李鴻章混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但是每個人殺他的理由又不一樣。有一派觀點說，你是漢奸嘛，要不然你怎麽畏戰、避戰、打敗仗呢？肯定是日本天皇給了你錢。這個說法直到今天還有。
另外一派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陳寶箴當年給朝廷上表，說：“李鴻章可殺，這我同意，但是我的理由跟別人不一樣——他明明知道打不過，為什麽不說呢？即使說了也沒大聲說，應該死乞白賴、滿地打滾地說；他如果伏闕瀝血直陳，他如果以生死去力爭，十之七八可回聖聽。”
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說李鴻章應該抱著光緒皇帝的大腿說：“您就聽老臣的吧，不聽我就死給你看，不聽我就要上吊、抹脖子，就碰死在您麵前。”那樣沒準兒光緒皇帝就聽了李鴻章的呢。
現在聽著挺有道理，但是我們不覺得這對當事人太苛刻了嗎？李鴻章作為臣子，能這麽辦嗎？他已經跟朝廷說了打不過，不能打。但朝廷卻說，下定決心了，非打不可。於是他就拚命去打。敗了承擔責任就好，陳寶箴站在一個局外人和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對他橫加指責，這就沒有道理了，太不公平！
這也提醒了我們這些人，不能用我們今天的是非標準去評判當年人的是非對錯。所以要認識李鴻章，我們就要穿越到當時一人一時的具體情境中去。更好的方法不是講是非對錯，而是講當時的對比，我們把幾個當年的大牛人跟李鴻章擱在一塊兒，來看看李鴻章今天能給我們提供的價值到底是什麽。 李鴻章pk左宗棠：不沉浸於過往恩怨
我們先來拿一個人和他做對比，左宗棠。左宗棠此人不得了，湖湘大才子，他自己也不客氣地說：“古時候有個諸葛亮，今天有個左宗棠，所以我是今亮。”他的功績確實也很大，早期參加鎮壓太平天國，後來又帶兵收複了新疆，戰功卓著。
但是這個人有個毛病，就是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輝煌曆史和人情恩怨之中。比如說他西征的時候，就總跟曾國藩過不去。雖然曾國藩跟他有矛盾，但對他還是不錯的，他給左宗棠辦理後勤總是盡心盡力，而且把自己手下的湘軍大將劉鬆山派給他用，還把整個部隊都劃給了他。但是左宗棠不管那一套，每天升帳之後，跟將領們說上三言兩語就岔到罵曾國藩身上去了，搞得湘軍將領麵麵相覷。
後來西征結束，新疆也收複了，北京的恭親王一聽，左宗棠是人才啊，天天看折子都說到他，把他弄到北京來得了，天天給咱們說說故事、出出主意，人家是當今的諸葛亮嘛，一定得放在朝廷裏。最後就把他弄到北京當了軍機大臣。
“請神容易送神難。”左宗棠每天往朝房裏一坐，就開始吹噓自己西征的戰績。有一次，李鴻章給朝廷上了一道折子，叫《籌議海防折》，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建設現代化海軍的第一份大型規劃案。恭親王拿出這道折子說，咱們議議吧。左宗棠拿來一看，說海防很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啊，想當年老夫在西征的時候……一說就是一整天。恭親王也沒辦法，左宗棠歲數又大，又是大功臣，還是自己請來的，隻能笑眯眯聽著。聽一天可以，可是他老人家竟然連續說了半個月。恭親王後來實在受不了了，幹脆把折子收起來不議了。恭親王想：咱惹不起他，把他外派出去當封疆大吏算了。所以就把左宗棠弄出了軍機處，去當兩江總督。
左宗棠到了總督任上依然如故，甭管來什麽客人，三言兩語之後他老人家就有本事把話題轉到兩件事上——第一，西征時我有多牛；第二，曾國藩有多壞。從早一直罵到晚，天色擦黑了，左宗棠的仆人就直接喊：老爺送客。可客人的事情還沒辦呢，所以第二天還得來，聽他再罵一天。他的晚年基本上就是這麽度過的，也可以說他晚年一直致力於跟曾國藩死磕的偉大事業之中。
曾國藩死的時候，他送去了一副挽聯，上聯還很謙虛：“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但這絕對不是真心話，因為曾國藩死了以後，他還在罵他。朝廷給曾國藩賜了一個諡號叫“文正”，他一聽就急了：他叫“文正”，那我死了莫非要叫“武邪”不成？
左宗棠一生都在跟過往的恩怨較勁，這也算是人生悲劇吧。
反過來我們再來看李鴻章。李鴻章這個人最大的特點是，他雖然有敵人，也有恩怨，但他從來不沉在裏麵難以自拔。比如說，他其實跟曾國藩之間也有一段恩怨。
李鴻章早年在安徽一帶辦團練，但是辦得很失敗，辦了六年都沒有什麽成就，所以就入了曾國藩的幕府，給曾國藩起草一些奏折，辦一些文案上的事。曾國藩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早上會擺一桌子菜，一直等到所有的幕僚聚齊了再動筷子。可李鴻章愛睡懶覺，所以經常不來，曾國藩就一遍一遍地派人去催，雙方可能因此鬧得有點兒不愉快。但這是小事，他倆真正的矛盾發生在曾國藩大營駐紮在安徽南部祁門的時候。當時李鴻章說，祁門這個地方是個絕地，四周都是山，一旦被圍非常危險，不能駐在這個地方，但曾國藩不聽，這是其中一個矛盾。
還有一個矛盾就是當時湘軍有個將領叫李元度，在安徽南部當道台。他不聽曾國藩的勸阻，非要出兵跟太平天國作戰，最後大敗而歸，把徽州給丟了。曾國藩氣得要死，揚言要上表彈劾他。當時的湘軍將領都勸曾國藩：“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偶爾犯個錯你哪能這麽幹呢？”但曾國藩不聽，一定要彈劾。李鴻章當時是他的幕僚，負責給他寫奏折，就不肯寫。曾國藩說：“你不寫我寫。”李鴻章說：“你寫了我就不幹了。”曾國藩說：“不幹就不幹，滾！”李鴻章真就走了。李鴻章走了之後，曾國藩才發現李鴻章說的是對的，祁門真的不能待。後來曾國藩出生入死，被湘軍力救才突出重圍，最後把總司令部設在安徽一個叫東流鎮的地方，這才轉危為安。
曾國藩緩過勁來後，就給李鴻章寫了一封信，說去年你走的時候也沒說不回來，我現在遇到很多難處，而且身體也不好，你就不能回來一下嗎？李鴻章接到信之後，二話不說立即回到了曾國藩的大營，後來還跟曾國藩形成了師徒父子的關係。
曾國藩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替手就是接班人、繼承人，他就找了李鴻章這麽一個替手。這就是不往後看、向前看的一種人生觀。
看完李鴻章的很多事跡，你會發現他身上的這個特征非常明顯——從來不沉浸在過去的恩怨之中。這是第一個對比。 李鴻章pk張之洞：不跟曆史叫板，不跟未來較勁
第二個對比人物也是一個大牛人，叫張之洞。張之洞是河北人，是一個詞臣，文章寫得非常好，跟慈禧太後的私交也很好。因為慈禧太後剛當上太後那一年，正好主管當年的科舉，張之洞本來是二甲第一名，慈禧太後看了他的文章覺得寫得好——其實慈禧太後認字不多，不知道她為什麽就覺得好——就親手把張之洞從二甲第一名點到了一甲第三名，欽點探花。所以慈禧太後和張之洞之間實際上有一點門生關係，這是很隱秘的親密關係，是其他朝臣望塵莫及的。
張之洞比李鴻章小十幾歲，他屬於狂生。他第一次外放當地方官是到山西當巡撫，為此他寫了一副對聯：“身為疆吏，固猶是瞻戀九重之心；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就是說我經營八表去也，八表是指神州大地，一般隻有帝王能用，可張之洞就敢這麽說。
張之洞有一個堂兄叫張之萬，有一次上朝的時候戴了兩塊掛表。有人就問：“你怎麽戴了兩塊表啊？”張之萬開玩笑說：“這遠不如我堂弟，人家戴了八塊表。”
這就是張之洞當年的形象，特別狂。後來他當上湖廣總督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了，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有這樣的特征：大言不慚。他雖然沒有左宗棠老往後看的毛病，但他往前看的時候，經常給自己設一個特別宏大的目標，至於能不能辦得到，則不作考慮。所以晚清時有這麽一個說法，說有三屠：岑春煊是屠官，經常彈劾別人，讓別人的官做不成；袁世凱是屠民，因為他殺義和團的時候下手特別狠；而張之洞呢，屠錢，花錢如流水。
但張之洞有一個好處，不貪汙，特別清廉。他當兩廣總督時，還在府衙後頭開了一片菜園子，自己種田，自給自足。當時有很多人彈劾他，說他花錢無數，肯定是靡費貪汙。朝廷就派了很多人去查張之洞，包括李鴻章的大哥李瀚章，後來發現他清廉得很。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講過一句話，說其實清官有時候比貪官還可恨。貪官無非就是貪點錢，但他畢竟要找各種機會讓錢生出來，他才能貪一點。但清官就不一樣了，清官仗著自己不貪錢，就往往帶著強大的道德正義感胡作非為。劉鶚說的其實就是張之洞。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辦洋務，開辦了一個漢陽鐵廠。漢陽鐵廠完全是在規劃不明晰、路徑不清楚、技術不成熟、市場不知道的情況下倉促上馬的。這項目上馬之後虧得是一塌糊塗，最後把漢陽鐵廠救回來的還是李鴻章的一個小兄弟盛宣懷。
總而言之，張之洞就是這麽一個人，一旦看到未來有什麽好的前景，就貪婪無度，設一個巨大的目標讓自己夠不著。
與此同時，張之洞還有一個毛病，就是對未來永遠懷有一種小心謹慎的恐懼。當然，這也不能賴他，因為在當時那個風波險惡的官場裏，誰都不得不如此。比如說戊戌變法的時候，張之洞作為局外人，表現就很讓人齒冷。
他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投機機會，因為光緒皇帝上台了，隻跟太後關係好不行，那是冷灶，還得跟皇上關係好才行，這是熱灶，得趕緊燒，所以他幹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把自己的門生楊銳派到北京，想盡辦法送到了軍機處四小章京。後來被殺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個人叫楊銳，就是此人。張之洞派楊銳過去目的是搞改革，這裏麵得有他的人。
第二，改革得支持，但怎麽支持？他其實覺得康有為這幫人有點兒不靠譜，所以采取了一種繞彎策略。首先，他們不是要辦什麽會、印什麽報紙嗎？我可以捐錢，但是別寫我的名字，我不入會。他永遠在騎牆。
後來他感覺到維新變法的味兒有點兒不對了，於是趕緊寫了一本書，叫《勸學篇》。張之洞的《勸學篇》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這本書誕生的動機就有點令人齒冷。
《勸學篇》總的意思是什麽？維新是好的，但目的是為了維護綱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白了，就是萬一戊戌變法搞失敗了，我在這裏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光緒皇帝一看，這個《勸學篇》寫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國。據說在晚清這本書印行了兩百萬冊，這絕對是個天文數字。
這就是張之洞。後來還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變的時候他那種首鼠兩端的態度；包括當時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軍，其實這幫人大部分都是張之洞自己培養出來的，跟他有師生之誼。他也知道這幫人要造反，但他不殺也不抓，就擱在那兒。因為沒準兒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在北京讓八國聯軍給弄死了，隻要他手裏還有這股勢力，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說不定就是他張之洞呢。所以張之洞實際上是有一點兒投機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後帶著光緒皇帝已經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穩定了之後，立即把自立軍唐才常這幫人圍捕，然後全部殺掉。
當然，關於這幾件事曆史學界也有一些爭論，我們暫且不提。張之洞確實是一個眼光很超拔的人，是能看到未來的人。但是你也會發現，當他麵對未來的時候，是有兩種心態的，第一種是貪婪，第二種是恐懼。
我們再回來對比李鴻章這個人，李鴻章從來沒有什麽偉大的規劃，也從來不提什麽偉大的設想。他搞洋務運動跟張之洞完全不一樣，沒有什麽巨大的動靜，隻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從來也不說我這個偉大的計劃受到挫折之後我有多受傷，我一顆玻璃心碎一地。隻要是他想幹的事，他是有機會就往前拱一截，有機會就往前走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修鐵路。其實早在1875年的時候，他就跟朝廷提過修鐵路的事。朝廷當時是恭親王當政，恭親王也覺得挺好，但是說道：“（此事）無人敢主持。”李鴻章“複請其間為兩宮言之”，恭親王回答：“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
意思是說你這想法挺好，但是誰來主持呢？誰主持不挨罵？而且太後都不敢支持你這事，還是算了吧。李鴻章說，算了就算了。這計劃就歇了。
1880年，也就是五年後，他又提出來了。但這次他不是自己提，而是讓他手下一個叫劉銘傳的淮軍將領提，此人綽號“劉大麻子”。劉大麻子原來是一個土匪，李鴻章組建淮軍的時候，將其收到旗下。劉銘傳後來做了第一任台灣巡撫，也是晚清的一位名人。李鴻章跟劉銘傳說，你反正沒文化，粗人一個，你來提吧。劉大麻子就給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說要修鐵路。
慈禧太後看到這道折子後，就發下去給所有封疆大吏，讓大家來決定能不能修。這裏麵就冒出了千奇百怪的聲音，包括一些後來著名的洋務派都反對。慈禧太後看意見不能統一，就“著毋庸議”，意思是這事兒就算了吧。
但是李鴻章通過這件事聞到了一點政治風向：老太後不是很反對。老太後既然讓大家商量，說白了就是站在我這頭兒，試驗大夥兒的反應。那好，我就偷偷摸摸上馬。
他當時是直隸總督，唐山有煤礦，他就打算修一條唐胥鐵路用來運煤。反對派、頑固派都說不能修鐵路，說會震動陵寢，會搶奪旗人的土地，還會破壞老百姓家裏的祖墳風水。
李鴻章就問大家怕什麽，大家就說，火車嗚嗚嗚叫人怕。李鴻章說：“我們不要火車頭，就鋪兩條鐵軌，讓驢拉，這總行吧？”這樣一來大家真就沒什麽意見了。所以1881年李鴻章就修了一條從唐山到胥各莊的唐胥鐵路，雖然這段鐵路不長，卻是人類鐵路史上的一個奇景。當時是一個英國的工程師主持修建的，還用一堆廢舊材料拚出了一個火車頭，叫“中國火箭號”，李鴻章還到上麵主持了開工典禮。
後來又說不用火車頭，要用驢拉。用驢拉其實很荒謬，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李鴻章就拚命公關，所以幾個月後重新裝上了火車頭，這個時候大家又接受了。其間李鴻章跑到宮裏跟老太後說，法國人要孝敬您——在宮裏給您修條鐵路。慈禧太後很高興，說這個東西可以試試。後來法國人就免費在故宮裏麵修了條鐵路，也是沒有火車頭，要找太監拉，一共也沒多長。
後來史學家分析，其實慈禧太後此舉是做給封疆大吏看的，意思是既然你們反對，我也不明說我就支持修鐵路，但是我讓宮裏修鐵路。這樣一來老太後的態度不是很明顯嗎？封疆大吏都是七竅玲瓏心，當然都明白了，所以修鐵路的阻力瞬間就變得很小了。
到了1884年的時候，清廷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分水嶺，叫“甲申易樞”，就是恭親王下台，醇親王上位。醇親王原來也是一個小憤青，反對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後當了家才知道柴米油鹽不容易，就跟李鴻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鴻章一看朝廷換人了，又跑去跟醇親王左講右講修鐵路這好那好。醇親王很有興趣，就支持他。
修鐵路的規劃案改了好多次，李鴻章一會兒說我們修天津到北京的鐵路吧，一會兒又說要從北京修到關外。最後張之洞又出來搗亂，說咱們應該修北京到漢口的。你會發現，李鴻章隨時都在變方案，從來沒有什麽激進的口號，但是一旦他發現哪兒鬆動了一點兒，立馬就往前拱一點兒，叫“日拱一卒”。他就是用這樣的方法推動著中國的進步。
張之洞沉浸在曆史裏，對未來充滿了貪婪和恐懼；而李鴻章，既不跟曆史叫板，也不跟未來較勁，他就活在當下。
這就是李鴻章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發。 李鴻章pk翁同龢：不被人際關係綁定
讓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不得自由的，有兩個牢籠：一個是對過去的貪戀；一個是對未來的恐懼，以及對它的貪婪。其實還有一個牢籠，就是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不同空間裏的人際關係對你的自由意誌的綁定。
對此我們也做一下對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鴻章。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史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因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個傳統：非常尊重帝師。隻要你給皇帝當過老師，誰都得高看一眼，犯了錯也會網開一麵。翁同龢家是帝師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師；而他自己不僅是個狀元，而且是光緒、同治兩任皇帝的老師。所以，這位皇上家的教書先生牛壞了。
但是翁同龢這個人一生被各種各樣的官場關係糾纏著，比如說他跟李鴻章的關係就死活不好。
當年李鴻章還在給曾國藩當幕僚的時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任安徽巡撫，犯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曾國藩就彈劾他，這份底稿就是李鴻章寫的。因為這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鴻章一輩子。當然翁同龢恨李鴻章也不全是因為這個，還因為翁同龢是清流黨人，清流黨就是靠寫字、罵人為生的一幫公知，而李鴻章是幹實事的，所以翁同龢就跟他不對付。
而且清流黨裏麵也分南派和北派，翁同龢屬於南派，因為他是江蘇人；北派以河北人李鴻章為首。當時有個清流黨人跟李鴻章關係特別好，後來還做了他的女婿，這個人就是張佩綸。張佩綸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鴻章關係好，結果翁同龢看著又不爽，因為在清流黨裏麵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鴻章之間的對頭關係，真的是持續了一生。
其實李鴻章在政壇的行跡跟翁同龢之間並沒有什麽交集，雙方也沒有重大利益衝突，但翁同龢就是被這些人際關係綁定了。綁定之後，他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比如說他當時任戶部尚書，管著錢袋子，北洋艦隊要的任何東西，買槍、買彈藥、換船，統統不批；甚至有兩年，連一顆子彈錢都沒有撥給北洋艦隊。李鴻章也沒辦法，他雖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錢都是朝廷批下來的。
後來戰敗之後大家開始追究責任，翁同龢還說，你要是缺彈藥，你就跟我說嘛。李鴻章說，我說了呀，天天打報告。翁同龢說，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複說嘛。
這就不講理了，對吧？所以李鴻章在甲午戰敗之後氣得要死，當麵就跟翁同龢說，你們這幫人，小錢不願花，就愛花大錢！其實哪是不願花小錢呢，他就是要作弄你。
翁同龢甚至跟自己的一個小黨羽，也是他的一個門生說，李鴻章搞北洋艦隊搞了幾十年了，哪天讓他到戰場上去試試，打敗了咱們就有理由收拾他了。這叫什麽話？這是一個正色立朝、為國家人民考慮的大臣該說的話嗎？所以說，他就是一個官場巧宦。
翁同龢最後為什麽被攆回家？現在很多曆史學的解釋其實都是錯的——因為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是帝黨；慈禧老太後是頑固派，看不慣他，所以要把他搞掉。其實根本就不是，是因為翁同龢在甲午戰爭前前後後的表現，讓光緒皇帝、慈禧太後，包括恭親王在內把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恭親王臨死的時候，就跟光緒皇帝說，那個家夥不能用，是個壞蛋。恭親王前腳一死，過了沒幾天，宮裏就下令說，翁同龢你走人吧，開缺回籍。但你畢竟是帝師，我們朝廷對帝師也有優待的傳統，也不折騰你了，你就回家吧。所以這件事在曆史學上一直是被錯誤地解釋的。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後來翁同龢死的時候，當時的慶親王奕劻替他請恤典，因為老大臣死了，又是帝師，總得撥點銀子給治個喪，賞點什麽吧。結果光緒皇帝帶頭反對，那時候他已經被囚禁於瀛台了，也沒什麽權力，就在朝堂上說我不幹，然後曆數他甲午戰爭前後的罪責。慈禧垂簾聽政，在後頭也不吱聲，意思是我同意。所以，翁同龢差不多算是晚清重臣當中唯一一個沒有犯罪卻沒有恤典的人。這就是他一生被官場思維綁架的後果。
翁同龢有一個發小，也是晚清的一個重臣、大學士，叫潘祖蔭。潘祖蔭曾說過，我們倆是總角之交，都是貴公子，翁同龢對我都好用巧妙，他遲早會敗在好用巧妙之上。
既然是做對比，那李鴻章好不好用巧妙呢？當然也好，一個老官僚、老滑頭，他能不好用巧妙嗎？但是李鴻章有一條，他用巧妙，不是為人是為事。比如我要造鐵路，我要造北洋艦隊，我要去談判一個什麽具體成果，他是為這些事好用巧妙。不是說他不為自己考慮，他考慮的基礎是一個具體的事件，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際關係。
舉個例子，1898年距離庚子大亂，也就是義和團鬧北京沒多久，光緒皇帝剛剛百日新政失敗，慈禧太後把他攆到一邊兒去，自己又出來垂簾聽政。慈禧太後有一次就跟李鴻章說，有人彈劾你，說你是康有為那一黨的。李鴻章當時回答說，如果說搞新政就是康黨，那我就是康黨。他以為反正跟太後關係很好，所以也不在乎承認這事。但慈禧太後聽了就很不爽，就想作弄他。
1898年又發生了一個什麽事呢？一邊朝廷裏麵在鬧，另一邊民不聊生——夏秋季節山東段的黃河決口了，淹了幾十個縣。慈禧太後一看，機會來了，就對李鴻章說，你勘河去吧。勘河就是勘探黃河，看看怎麽治理。
那時候李鴻章已經75歲了，不太能走了。他就上了一個折子，說我老了，歲數大了，精力都不夠用了。這個折子寫得非常短，前麵引了聖旨，後麵隻有幾句話，意思就是表明態度，你讓我去我就去，但你最好別讓我去。後來清廷給駁回了，就是要折騰他，甚至是懲罰他。
於是75歲的老人家秋末就從北京出發，一直到次年三月才回到北京，整整一個冬天行走了兩千多裏地，而且帶著一幫外國顧問按照現代科學方法去勘探黃河，提出了一整套治理黃河的科學方法。
李鴻章這個人就是這樣。我不跟你意氣用事，不跟你生氣，你讓我去，我就說最好別讓我去；你非得讓我去，那我就去。而且一旦我去了，不管我多大歲數，我都會踏踏實實地把這件事幹成。這就是李鴻章這一生最狠的地方。他不被任何所謂的周邊關係所綁定，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事上。 看住當下，做現在該做的事情
一個人之所以會生出各種各樣的妄念，通常都出自一個原因：糾纏於過去、未來、同事間的人際關係中。現在有很多在公司裏打工的人覺得心裏不爽，工資少，也沒有前途。他們的很多想法其實都是妄念。
如果說你非要進大組織、考公務員、跟過去的組織較勁，就要吸取左宗棠的教訓——因為你活在過去。如果你天天想著我要創業，我有一個什麽想法要去拿風險投資，那你也許就是犯了張之洞的毛病。
晚清還有一副對聯：“李鴻章張目而臥，張之洞閉目而奔。”什麽意思？就是李鴻章躺在那兒眼睛都是睜著的，是個明白人；張之洞跑的時候都是閉著眼睛的，完全沒有目標。所以，咱也不能貿然創業。
但有的人會說，那我就地搞搞辦公室政治，靠巧妙往上奔行不行？李鴻章的故事會告訴你，也許這三條路都錯了。
那不就沒有路了嗎？不就是絕路嗎？錯。前不久，我參加了一個會議，參會者全部是傳統媒體轉做新媒體的一些人，就是新建的那些部門的小編們、新總編們的一個會議。大家就跟我聊，說傳統媒體轉新媒體不怎麽好弄啊，想跟《羅輯思維》學習吧，又覺得你們也沒有什麽可複製性。
我說對呀，他們就問：“那我們怎麽辦呢？”我說很簡單，給大家講一個心法，叫臨行喝媽一口奶。什麽意思？就是你們不要去想未來會怎麽樣，就利用好你們現在的資源，做一件在現在這個崗位上最漂亮的事。你的所有注意力不能是張主任滿意不滿意，王總高興不高興，今天的kpi考核怎麽樣，這都是組織內的人際關係指標，不要去想這些。也不要去想自己原來的本事在未來能不能用，因為情況變了，新媒體、舊媒體時代完全不一樣了。更不要去想，是不是不要在這兒幹了，搞個什麽項目創業去。
最好的方案就是學習李鴻章，看住當下，就從這一點出發，做現在該做的事情。
原來給人打工的時候，我就老跟別人講，我自己做事有一個心法：所有的事都是做給現在老板用的，但同時也是做給下一個老板看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任何事，既是為現在的公司、單位作貢獻，與此同時也是在打造我們的個人品牌，讓下一個老板自然看到。這樣也許是老板，也許是風險投資人，他們會找上門來，來利用我們這個本事。 把心放在現在、今天、此刻
其實李鴻章就是這麽辦的，而且李鴻章後來之所以在國際上聲名浩蕩，正是因為他的這種行事作風。1896年李鴻章訪問俄、德、荷、比、法、英、美諸國，他在全球受到的那種禮遇和高規格的接待，基本上就是國王的標準，尤其是在德國。
李鴻章最瀟灑的是在美國。因為李鴻章長得也帥，一米八的大個子，仙風道骨，留著山羊胡，特別有東方老者的派頭。美國人把戰敗國的李鴻章都快捧到天上去了。
當時很多廣告都是用李鴻章做招牌，有一個麥乳精的廣告，說李鴻章特愛吃我們的麥乳精，吃了之後牙口倍兒好，身體倍兒棒，吃嘛嘛香。
當時紐約的新聞報還專門登了李鴻章的照片，說李鴻章從來不會錯過我們周日的新聞報，這也是廣告。甚至還有一些賣東方瓷器的人也公開打廣告，說我是李鴻章的副官，等等，都是拿老頭兒說事。
你說這是為什麽？當然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但是你想，他們為什麽這麽做呢？因為李鴻章辦一件事辦出了名——他的注意力在事上，所以西方人都知道，李鴻章是中國辦洋務最棒的一個人，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看得最遠、站得最高的一個人。品牌樹起來了，整個市場都會認你。
所以在一個市場極其動蕩的時代，我們是在一個組織內為現在的老板打工，還是利用現在老板的資源為整個市場製造一個高地，讓所有的人都看見我們呢？這其實比貿然用一個妄想的計劃出去創業更高明，也是比枯守在原組織內、希望得到現有組織認可更高明的做法。
《時代周刊》有一期封麵文章叫《正念革命》（the mindful revolution）。mindful這個單詞是全神貫注的意思。這是西方企業家群體裏麵正在興起甚至已達到狂熱的一種減壓心法。
當然在心理學係統裏，它是一種減壓、禪修、玄想的方法。但實際上它就是告訴你，在這麽混亂的情況下，你不要想前麵，也不要想後頭，你就把注意力放在當下。他們的很多修習方法都非常簡單，比如我們都吃過葡萄幹，但葡萄幹是什麽味道我們絕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因為我們都沒有認認真真吃過一顆葡萄幹。
你先坐在那兒打坐，靜默，然後閉上眼睛，拿一顆葡萄幹放在嘴裏，用牙齒輕輕地挑破它的表皮，一點一點感受它的滋味。如果你這麽吃葡萄幹，或者吃任何東西，你就會發現你其實從來沒有吃過葡萄幹。這就是mindful，即正念的力量。
其實關於正念我們也不用講更多，就是一個“念”字。漢語裏念字怎麽寫？上麵一個今，下麵一個心，什麽叫正念？就是把心放在現在、今天、此刻。
為什麽這套心法在這個時代愈加重要？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時代變化的驚濤駭浪之中，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和100多年前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其實差不多，都是“愚人船”，我們在船艙裏都不知道未來會怎麽樣，也沒有人隔著船艙告訴我們應該往哪裏走，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蹚著往前試，往前走。
就像2013年9月諾基亞賣給微軟的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們的老總就講了一句很讓人心疼的話。他說我們其實也沒犯什麽錯，但是不知道怎麽就輸了。
沒錯，在這個時代你會發現，過去的經驗沒用了，對未來的預測基本都是瞎扯，基於原來人際關係獲得的所有巧妙幾乎也都失效了。那怎麽辦？在這裏我們其實就提供了一個方案：學習李鴻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當下，不管過去，不管未來，不管周邊，做當下最該做的事。
最後引用胡適先生寫的一句詩：“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大時代，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顆過河的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