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別讓人際關係毀了你:曾國藩
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 作者：羅振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對曾國藩可沒什麽好印象，因為曆史教科書告訴我們，他外號叫“曾剃頭”，是一個劊子手，是鎮壓太平天國的惡棍。
但是隨著年歲漸長，讀的書越來越多，我們知道中國近代的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毛澤東、蔣介石都十分崇拜曾國藩。可見，曾國藩是當時標準下的一個成功人物。
所以，在中國的很多地攤圖書上，曾國藩成為了成功學著作的一個重要作者。前幾年不是有一句話嗎？“經商要讀胡雪岩，當官得看曾國藩。”
曾國藩到底是個什麽人，他到底成功不成功呢？他當然很成功。按照當時的標準，他在28歲中了進士，少年得誌。然後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從一個普通的翰林，連續被提拔七次，如果按級別來說，就是連提了十級，一直做到吏部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組部副部長，可謂順風順水，青雲直上。
他當了侍郎之後，家裏出事了——他的母親去世了。按照當時的規矩，他要回家丁憂守製，於是他就回到老家湖南守孝。當時正趕上太平天國興起，於是他投筆從戎，組織起家鄉的團練，這就是著名的湘軍。
湘軍不僅戰功赫赫，還是中國近代軍閥的老祖宗。曾國藩後半輩子都在帶領湘軍跟太平天國死磕以愉悅皇上，最後磕贏了，滅掉了太平天國。
這功勞實在是太大了，對清朝來說幾乎可以算是再造之恩，但這也給清政府出了一個大難題：功勞這麽大，沒法兒封賞了。
如果按照鹹豐的想法，那就簡單了。鹹豐在生前曾經懸賞過一個賞格：任何人隻要滅掉太平天國，就賞他一個王爵。今天聽起來可能沒什麽，皇帝封一個王爺，不就是隨口一句話的事兒嗎？可在清代的製度裏，可不是這麽簡單的。
自從吳三桂死了之後，清朝封王爺，要麽是愛新覺羅家族自己的子弟，要麽就是朝鮮、蒙古這些外藩。旗人是奴才，封不了王，漢人就更別說了，那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鹹豐答應給外姓封王，是一個大大的賞格。
可是鹹豐一死，他留下的慈安太後和慈禧太後一看，既然太平天國已滅，這王爺的爵位就舍不得了，後來隻封了曾國藩一個一等毅勇侯，就是侯爵當中的一等爵。
曾國藩這個人很牛，後來他功成身退，得到了善終。在帝製時期，一個大功臣如果還能有善終，絕對有了不得的官場生存能力。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 “笨蛋”曾國藩
曾國藩這個人也有缺陷，就是他比較笨。當時也有人說他是“賜同進士出身”，意思是三甲的進士出身，看不起他。
清朝進士一共分三檔，就是三甲。一甲隻有三名，就是狀元、榜眼、探花，這叫“賜進士及第”；二甲人數就多一些了，這叫“賜進士出身”；三甲的進士叫“賜同進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憐你們，賞賜你們，你們的身份也如同進士。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詞叫“如夫人”，指的就是小妾，但“如夫人”與夫人的地位可不知差到哪兒去了。“賜同進士出身”與進士，就相當於小妾和夫人之間的區別。所以當時有一副流傳很廣的對聯：“替如夫人洗腳，賜同進士出身。”
這麽“黑”曾國藩其實沒什麽道理，因為按照當時的人口基數來算，三年才有一次京考，然後才出那麽幾個進士，真的是很少很少，比今天北大、清華的學曆可要金貴得多了，所以曾國藩還是一時之人傑。
我說他笨，是指他小時候。他小時候是真笨。前麵我們說他28歲考取進士，但是他23歲時才考取秀才，而且前後考了七次。
曾國藩小時候不屬於那種才氣縱橫的人，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普遍都很早，比如說比曾國藩小一歲的左宗棠，14歲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縣第一名。而曾國藩考了七次才中，還是全縣倒數第二名。再比如說梁啟超，11歲中秀才，16歲就中舉人了；李鴻章17歲就中了秀才。所以說，曾國藩讀書開竅是比較遲的。
野史裏麵有一則史料，說有一個賊跑到曾國藩家裏偷東西，藏在房梁上，準備等他們全家睡著以後再下來。當時曾國藩正在背一篇很短的文章，但怎麽都背不會。最後這個賊都會背了，他氣急敗壞地從房梁上跳下來，從大門口揚長而去，臨走還回頭指著曾國藩說：“這麽笨，還讀什麽書啊！”
確實，曾國藩自己在成功之後也一直說，我這個人才氣不行。包括同時代的左宗棠，後生當中的梁啟超，也都說曾國藩這個人一生不以才氣見長。
曾國藩後來總結自己的一生，說自己吃過四次大虧，叫“四大塹”，頭兩次都是跟智力相關的。
第一次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時，考得還不行，學台大人就張榜發布公告，說給曾國藩四個字的評語：“文理太淺。”但他又認為曾國藩是個可造之材，就給他搞了一個身份：佾生。
“佾生”就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學台大人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在學習的時候，你這個佾生可以來伴舞。所以，曾國藩把這件事當作人生中第一次奇恥大辱。
第二次發生在跟鹹豐皇帝打交道的時候。鹹豐1851年上台後，下詔“求言”。曾國藩就上了個奏折，建議皇帝“日講”，就是給皇帝上課，加強學習。鹹豐皇帝說這個想法不錯，你寫個方案吧。
曾國藩就寫了個方案，還畫了一張日講的講堂布置圖給大家看。結果所有的同僚都嘲笑他說，這圖畫得太醜了。一個農家出身的靦腆少年，懷著一種壯烈的心誌想幹一件事，結果卻被所有的人嘲笑。所以，他認為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奇恥大辱。
總之，在曆史上，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的曾國藩，給我們的感覺是一個笨笨的形象。 青年時代，用自己的道德標準要求別人
笨是什麽意思？中國人說人笨，通常包含三個字。第一個字是愚，第二個字是蠢，第三個才是這個笨，這三個字字形不一樣，含義也略有區別。
所謂愚，上從禺，下從心，上麵的禺是什麽意思？就是指山腳或者牆角。合起來，就是指一個人鑽牛角尖，不開通，死心眼，一根筋，鑽到角落裏難以自拔。
蠢的意思是什麽呢？它上麵是個春字，下麵是兩個蟲，含義就是春天到了，蟲就出來了，一通亂動。所以亂動稱之為蠢。
笨是最難解釋的，它上麵是個竹字頭，把一根竹子破開之後，我們會發現裏麵有一層薄薄的東西，潔白得像紙一樣。它跟笨蛋有什麽關係呢？其實這中間有個過渡。當時古人形容一個女子很笨，會說她像白紙一樣純潔簡單，後來這個簡單的意思就演化為笨蛋的笨。
我們說曾國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簡單。因為他從小受的是儒家教育，那個世界確實很簡單，隻要在上者仁義，感化下麵的人，下麵的每一個人恪守自己的本分（比如說文官就要死諫，武將就要死戰），那個世界就會變成朗朗乾坤。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社會發展模式，它太簡單，簡單到根本就沒法兒運作。所以《紅樓夢》裏麵的賈寶玉就說，什麽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都是騙人的。
但曾國藩就是相信這一套，而且還身體力行。他不僅用這樣一個簡單的世界圖景和道德準則來要求自己，還要求其他人；不僅要求其他普通人，甚至還要求皇帝。
舉個例子，鹹豐皇帝登基之後，按照慣例要求群臣直言進諫。這個時候作為臣子，輕描淡寫地提上一兩條，比如“領導太不愛惜身體”之類的就可以了。可是曾國藩老老實實地寫了一封奏折，指出了皇帝的三個毛病。
第一條，說鹹豐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任何一個有智商、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受不了這個評價。第二條，說鹹豐“徒尚文飾”，就是隻喜歡搞表麵上那一套。第三條，說鹹豐剛愎自用，出爾反爾。
別說是臣子給皇上提意見了，現在的領導如果直不愣登地給自己的“90後”下屬提這麽三條意見，人家也得跟你急。
鹹豐皇帝果然就急了。據說他當時拿到這個奏折，“咣嘰”一下就給扔地上了，馬上就要派人辦曾國藩。結果被邊上的人給攔住了，說是您老人家自己求直言的，這個時候再殺人不好吧？所以曾國藩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曾國藩不隻跟皇帝這麽來勁，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樣，都是用自己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別人。
他剛剛拉起湘軍的時候，就帶著隊伍跑到湖南的省城長沙，要求跟當時的正規軍——綠營會操（一起訓練）。綠營又稱綠旗兵，是清朝的常備軍之一，在滿清入關幾百年後，已經爛得提不起來了，很多將官都是靠吃空額過日子的，很多士兵除了當兵這份職業，還搞起了第二職業，比如剃個頭、賣個豆腐之類。這樣的軍隊，看見曾國藩帶來的這幫“土老帽兒”，能看得起嗎？雖然綠營軍戰鬥力不如人家，但他們認為自己是國家正規軍，湘軍是民兵；自己是警察，湘軍是城管。你想跟我會操，你有資格嗎？
當時長沙綠營的副將叫清德，是個滿人、八旗子弟，當然就不服不忿了，每次會操都不來。那些士兵本來就不聽招呼，更何況他們的長官在後麵挑撥是非。曾國藩抱著拳拳忠君之心，要為抵抗太平天國加強戰鬥力，還經常登台演講，以忠君愛國之心來激勵士氣。但是那些人連字都不認識，皇上來了要糧食他們可以給，但忠君愛國的思想他們哪裏有呢？所以就很難說到一塊兒去。
清德後來鬧得非常不像話。曾國藩一看有這麽一個人在背後搗鬼，反正自己也有專折奏事之權，於是就給鹹豐皇帝發了一封奏折，說清德原來逃跑，現在搗亂。鹹豐就說，那就把這個清德革職查辦吧。
曾國藩初來乍到，居然用朝廷的體製把身邊的兄弟給辦了，這讓其他人怎麽看？當時的湖南提督鮑起豹也是一名武將，他當然要跟曾國藩為難了。但是因為有前車之鑒，他就在背後搗亂，經常挑撥綠營兵和湘軍之間的關係。
有一次，綠營兵把曾國藩的弟兄們給揍了，曾國藩一怒之下，行文到提督衙門要求嚴懲肇事者。鮑起豹就裝模作樣地綁了幾個士兵給曾國藩送去。與此同時，他又挑撥其他的綠營兵跟曾國藩起哄，看他怎麽嚴懲。反正鮑起豹自己不出頭，因為一出頭就會被參。
結果大家可想而知，綠營兵綁著自己的幾個弟兄，送到了曾國藩那裏，然後就在門口起哄：“我們把人送來了，有本事你處置啊！”
曾國藩當時在湖南巡撫衙門的“射圃”（練射箭的園子）裏設了一個臨時辦公室。當時的湖南巡撫叫駱秉章，就住在隔壁，也不吱聲，就看著曾國藩。曾國藩剛開始心裏也是定的，認為自己又沒犯錯，而且巡撫大人就在隔壁，你們還能把我怎麽樣？所以也不吱聲。
外麵這幫綠營兵越鬧越凶，最後情緒失控，破開大門，衝進來就要打人，甚至要殺人。要知道，這幫當兵的沒有文化，然後基於各種各樣的義氣，後麵又有自己的長官撐腰，能幹出什麽事兒可就真沒準兒了。
曾國藩被嚇得掉頭就往巡撫衙門裏跑。這個時候駱秉章出來了，綠營兵一看巡撫大人到場，馬上就安靜了。在清朝的體製中，重文輕武，巡撫當時是掛中央的銜的，是最高的軍官，甭管武將有多高的品銜，哪怕是一品的武官，見到二品大員的巡撫都要下跪。所以駱秉章一來，大家就安靜了。
駱秉章上去就給五花大綁的弟兄們鬆綁：“哎呀，弟兄們受委屈了，好了，沒事兒了，大家撤了吧。”綠營兵就撤了，這一仗算是打贏了。
其實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給曾國藩看的。就是要告訴他，你再這樣堅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則，所有人都不會待見你，所有人都會在自己的分內給你難看。
駱秉章事後就跟曾國藩講了一句話：“你不要再這樣鬧了，打仗還是要靠他們。”然後就掉頭回自己屋了，給了曾國藩非常大的一個難堪。
曾國藩在長沙混得不好，後來他又帶隊去了江西。當時的江西巡撫叫陳啟邁，這個人權力欲特別強，他認為曾國藩就是個客軍，就得歸自己管。而且曾國藩所有的糧餉都是從他這兒撥出去的，所以陳啟邁動不動就跑到曾國藩的軍營裏說三道四。
曾國藩看這個老頭兒不懂軍事業，所以經常不聽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鹹豐皇帝那兒告了陳啟邁一狀。
鹹豐皇帝說：“那好，把陳啟邁也給辦掉吧。”繼任的江西巡撫叫文俊，又是一個旗人。文俊上台之後說：“你曾國藩是個不懂規矩的人，陳啟邁怎麽對付你，我還是怎麽對付你。糧餉就在我手裏，你不聽我的，我就是不給你。”
所以曾國藩隻能自己想辦法，找一些富戶去勸捐。文俊和陳啟邁的做法如出一轍，誰敢支持曾國藩，他就給誰顏色看。所以，曾國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這一階段是湘軍崛起的階段，也是曾國藩混得特別窩囊的一個階段。當時他給鹹豐皇帝上的奏折裏麵有四個字，我讀起來特別有感覺，叫“積淚漲江”，就是自己累積的淚水讓江水都上漲了。你說他慘成了什麽樣子？
曾國藩年輕的時候，書信裏寫過一句名言：“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一個堅持自己道德標準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現實麵前被磕得粉碎，而且還得不到皇帝的原諒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輕時代不是因笨而鬱悶嗎？ 失落回鄉，心性大變
鹹豐六年（1856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了，按照當時的規矩，他又要回家守製。但曾國藩是懷著一股怒氣走的，他跟鹹豐皇帝也明說了。鹹豐皇帝當時勸他：“仗打成這個樣子，你還回家守什麽製呢？奪情吧。”“奪情”即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就是說你別回家守製了，為了國家的安危，你要素服從軍，必須回到戰鬥崗位上。
曾國藩說：“回來也不是不行，但是這份氣受夠了，我絕對不在沒有督撫大權的情況下，再去領兵作戰了。”說白了，他就是找鹹豐皇帝要督撫大權。
此時太平天國正在天京鬧內訌，石達開和楊秀清當時殺得一塌糊塗，韋昌輝這些人都被宰了。石達開領兵出走後，太平天國眼瞅著就要不行了。鹹豐皇帝一看，太平天國經過天京內訌之後，就像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多少天了，於是就對曾國藩說：“那你就回家去吧。”
這事實上就等於剝奪了曾國藩的兵權，作為當事人，曾國藩心情特別不好。雖然按照禮法，回家丁憂守製是一個正常的安排。但對於他來講，畢竟不為領導所需要了，心裏還是很失落的。說實話，曾國藩也不是當時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當時各種在籍的官員，一共有54個人在辦團練，根本不指著曾國藩這一支部隊。
所以曾國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鄉縣的老家，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時候經常心慌。這明顯就是氣出來的。
當然，曾國藩是一個受過係統的、正統的儒家教育的理學家，他的理學造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這兩年時間裏，他確實也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包括讀了很多老莊的書，心態漸漸地就平複下來了。
他後來自己講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時間裏，他覺得自己什麽都能，看別人覺得別人這兒也不對、那兒也不對。但是丁巳、戊午之後，也就是回老家這兩年之後，他覺得自己的心性大變，突然覺得自己百無一能，這個時候再看別人，能從別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長處。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脫胎換骨，往往都要經過這樣的變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釋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過這樣一段心態。
釋迦牟尼原本是個王子，出家之後，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維持最少的食物攝入，通過苦行來磨礪自己。他每日或隔日進食一麻一米，後來七日才進食一次。他身邊還有好多從人，跟著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脫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飛躍。所以有一天他決定放棄苦行，跑到尼連禪河裏洗了個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後林中一個放牧的女子，還給了他一點兒乳糜喝。他身邊的人一看，認為王子的道念不堅，背棄了他們的理想，所以就離開釋迦牟尼，跑到別的地方繼續苦行。
釋迦牟尼獨自來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樹，就是後來那棵著名的菩提樹，鋪了一些草，然後在上麵打坐，並發誓說：“我若證不到無上正等正覺，寧可讓此身粉碎，終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後，釋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見性，頓悟成佛。
當然，這隻是一個故事，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個層次，僅僅往外求，即通過各種各樣生活方式的改變來逼自己改變，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對外人變得更加通達，是內心的容量變得充分放大，每一個在人生當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覺得他都有類似的經曆。曾國藩也一樣。 第二次複出：放下身段，長袖善舞
終於，曾國藩的運氣又來了。就在他回家兩年之後，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時候，鹹豐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為太平天國死灰複燃，接連擊破了清軍的江北大營、江南大營，開始反撲了。其實他這個時候守製還沒有結束，還是“奪情”。
此時的曾國藩不再跟皇帝強了，他回家之前認為，皇帝你不給我督撫大權，我就不來給你打仗。甚至臨走的時候還說，專折奏事之權我不要了，以後我有什麽話，就通過湖南巡撫給你上奏折吧。
但現在他不這樣想了。皇帝的詔書在六月初三下達，他六月初七就啟程了，一點兒不廢話，見詔即起行，前後準備僅僅用了四天。曾國藩後半輩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輩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時候，皇帝每次都像求著他似的，說你去救一下武漢吧，你去打一下哪兒哪兒吧。他都不願去，推說兵沒練好，而且每次說話都是有棱有角的。
他的奏折當中有一句著名的話：“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說與其將來我打不下來你治我的罪，還不如現在你就辦我一個畏罪潛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後，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變得柔順了很多。比如說鹹豐曾經有一次讓他出兵四川，曾國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揮，而且讓他帶一幫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賴別人給他撥糧餉，這個罪他之前已經受夠了。
但是他已經學會了不直接拒絕，就跟皇上各種周旋，一會兒說我正在打景德鎮，很快就打下來了，您再等等我。一會兒又說，我把當地的太平天國滅掉就行了。總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後來皇帝一看，四川已經沒事了，就說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間的交流，不像原來那樣剛性了，而是變得更加地柔軟。
曾國藩第二次複出之後，他所有事情的處理方法都變了。比如說跟其他官僚，原來動不動就指責這個不忠君、那個做了逃兵。現在他不這樣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準備了四天嗎？這四天他還幹了一件事——給所有他將來要打交道的官員寫信，從督撫大員到各地的武將無一遺漏，武將在當時其實是沒什麽地位的。此舉叫作“惠乞指針”，就是你指導指導我，我這次該怎麽辦。曾國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來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長沙，然後就拜會了所有大小官員，連長沙縣令也沒有遺漏。
當時官場上有一句話：“前生作惡，今生縣令，惡貫滿盈，縣令附郭。”就是說上輩子不積德，這輩子才會當縣令。你別以為縣太老爺多威風，那是對老百姓而言，在官場裏麵，縣令是最底層的，老是挨欺負。
什麽叫“縣令附郭”？如果你的縣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輩子惡貫滿盈，這輩子才罰你當這個苦差。我們可以想一下，過往省城的各位大員，包括督撫的家眷、姑舅等，誰來辦接待？當然是縣令來接待，來來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來就隻能刮出那麽一丁點兒民脂民膏，但是現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場上，但凡是首縣，都是些八麵玲瓏、乖巧心思、非常柔順的人。
對這麽一個在官場見人就磕頭的可憐蟲，曾國藩也能禮賢下士，可見他的腰身已經柔軟到了什麽程度。
曾國藩這個時候已經變得非常圓滑，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他跟戶部的一些書辦打交道。在中國古代官場，通過科舉去當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們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出身，是沒有實際行政能力的。真正幹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職業往往是世襲的。比如說京城的六部，六部裏真正辦事的往往都是這些吏，而且是爺爺傳爸爸，爸爸傳兒子，這麽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所以，各個部的書辦往往是掌握實權的，比如說戶部的書辦，他們負責各種各樣的軍事報銷。一場大仗打下來，軍費往往高達幾千萬兩銀子，軍官報銷的時候，很多東西就會被書辦駁回。戶部的書辦就負責這個。
要想快速通過怎麽辦？隻能賄賂書辦。所以一看太平天國打下來之後，這些戶部的書辦高興得不得了，終於有一筆大財要發了。
當時，按照史書記載，曾國藩要報銷的軍費是3000萬兩銀子。按照潛規則，應該給戶部的書辦40萬兩。但是因為太多了，雙方就要談判，談來談去，最後以8萬兩成交。
但在這個時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說這麽大一場仗，生靈塗炭，你們把所有的報銷文件在戶部備個案，就不用書辦審核了。
這件事對於地方督撫大員、帶兵打仗的將領來說，當然是好事。但是對於戶部的書辦，就是晴天霹靂。
這時我們就可以看出曾國藩的做人之道。曾國藩說，雖然不用報銷，那談好的8萬兩我還是要給。當時曾國藩就從自己的小金庫裏拿了8萬兩，送給戶部的書辦。他想的是，我們既然跟人談好了，就不能沒有信用，以防人家將來找自己的麻煩。這個時候的曾國藩，還是幾年前那個以聖賢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嗎？他幾乎是變了一個人。
跟自己的下屬打交道也是如此。原來曾國藩天天以忠君愛國來激勵自己的下屬，打仗打贏了之後，也有各種各樣的保舉，但他的保舉是非常嚴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來之後，他一共保舉了300人，這在他的部隊裏麵大概是3%的比例。
同時代還有一個名臣，叫胡林翼。後來蔡鍔將軍編過一本兵書，叫《曾胡治兵語錄》，曾指的是曾國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見當時兩個人是齊名的。胡林翼也曾經打下過武昌，打下之後保舉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說，曾國藩對底下的人並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後，曾國藩就幾乎是到了濫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給的各種各樣的保舉文書不要錢，可以隨便印。所以晚清的時候，武將裏麵到處都是紅頂子，一品大員有的是。反正武將的官職也不值錢，曾國藩大約發了幾萬張這樣的保舉證書出去。
在滅掉太平天國之後，經曾國藩保舉出來的地方督撫一級的大員有26個，三品以上的官員，任實職的有50個。所以他後來也不把保舉當回事了。
再說說軍紀，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帶兵的時候，通常都是嚴守軍紀的，因為儒家講究的是仁義，對老百姓怎麽能不仁義呢？剛開始曾國藩也是這樣，但是後來曾國藩完全變了一個人。比如說軍隊搶劫這件事，隻要不觸及底線就好。
有一個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軍紀執行上沒有剛開始那麽嚴了。太平天國把國家打得一片糜爛了，將來國家的重建怎麽辦呢？清政府聽說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積攢了金銀如山，隻要把天京打下來，就可以用這筆錢辦各種善後的重建。但是曾國藩帶著他弟弟曾國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後，告訴朝廷一分錢都沒有找到。
當時民間就有人說，哪裏是沒錢，都讓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給弄走了。湘軍把洪秀全所建宮殿的木頭都拆了下來，從城牆上順下，然後雇船運回湖南老家了。
當時的清政府非常不高興，後來給曾國藩的封賞降了一格也有這個原因。還讓曾國藩去查，這筆錢到哪兒去了。曾國藩當時主張不要查，認為士兵整點錢不容易，於政體人心又無妨礙，何必非得追繳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兒有什麽感覺，可能心裏已經替曾國藩的人生畫出一條曲線了，那不就是一條墮落的曲線嗎？一個人剛開始用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後來，和光同塵，變得和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原來一個以聖賢自期的人，後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簡直就變成了一個“貪官汙吏”、一個市儈；一個有理想的人變成了沒理想的人。 曾國藩的正麵和側麵
在官場上這麽做我們還能理解，因為曾國藩原來是一匹野馬，混到一群斑馬裏，一看跟他們不一樣，就把自己身上用油漆刷成條條，偽裝成一匹斑馬，跟人家同流合汙了。
這是真實的曾國藩嗎？你要是這麽想，就真是冤枉他了。其實，曾國藩一生對自己的要求都很嚴格，在道德上，他一直都是一個廉潔自持的官員。
給大家介紹一本書——《曾國藩的正麵和側麵》，作者是張宏傑先生。這本書裏整理了大量曾國藩一生的財政史料，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怎麽花錢的。
曾國藩後半輩子當了12年的總督，10年的兩江總督，2年的直隸總督。按照張宏傑的計算，當這兩任總督，他基本可以結餘180萬兩白銀。
但是曾國藩臨死的時候，他的積蓄隻有18000兩，隻占1%。而且這1%，他本來是準備自己告老還鄉之後用的，結果也沒用上，因為他在兩江總督的任上死了。當然最後的這18000兩也沒剩下，辦喪事給花得精光。因為他臨死的時候交代自己的兒子，辦喪事不準收禮。
所以從原則上來講，曾國藩是一個沒有留下遺產的人，除了在湘鄉的一棟房子和裏麵的藏書。
曾國藩一輩子對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嚴，吃飯就用一個瓦盆，見客人的時候就穿著邋遢的破衣，因為他覺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麽好幹什麽？他一生穿的鞋襪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做女紅的產物，自產自銷。
他的夫人姓歐陽，歐陽夫人在老家一聽老公當總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過點兒好日子。沒想到，到安慶一看，總督衙門破爛得一塌糊塗，老媽子隻有兩個。這麽一大家子，家務怎麽操持得過來呢？所以歐陽夫人就自作主張到街上去買了一個丫鬟。
曾國藩看見了就很生氣，說咱家沒必要花這個錢，有事自己做，最後逼著歐陽夫人把這個丫鬟給送人了。這不是什麽廉潔，他就是覺得沒必要。而且曾國藩一生有一個觀念，不要給子孫留財。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說他有一個規定，“夜飯不葷”，就是說晚飯的時候不吃葷菜。總而言之，曾國藩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對別人卻不是這樣。比如說前麵我們講的那個例子，對戶部的書辦，他跟人家談好要給8萬兩，就一定會給。再比如說，同治七年（1868年），因為他調任直隸總督，要進京麵聖，就隨身帶了2萬兩銀子的銀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為他要籠絡京官。
曾國藩和傳統的很多小人，行為作風完全不一樣。典型小人的作風是律己寬、責人嚴，而曾國藩正好反過來，是律己嚴、責人寬。
你可能會說，曾國藩的所作所為無非證明他是一個好人，是個君子，而且也學會了孔老夫子講的恕道，對其他人比較寬容。
僅此而已嗎？還真不是，我們來琢磨一下他背後的邏輯。 “不給他人難堪”背後的邏輯
曾國藩是一個清官，這沒錯，但他是一個非典型清官，因為他收禮。舉個例子，他剛當上兩江總督，去安慶上任的時候，地方官當然得巴結了，給他辦公館，送家具、被褥、細軟。曾國藩一看，說不錯，你們當差很謹慎，很用心，但這麽多東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這七領草席好了。
這就是給雙方台階下，讓地方官也有麵子，不至於在總督大人那兒碰一鼻子灰回來。
他手下有一個大將，叫鮑超，字春霆，帶領著霆字營，是湘軍當中戰鬥力非常強的一支。鮑超是個粗人，會打仗，也會搶奪戰利品，很快就發財了。有一次曾國藩過生日，鮑超帶著十六個大包的禮物就來了。曾國藩一看，帶的東西還真不少，就讓鮑超打開看看都有什麽好東西。打開一看，金銀細軟、古玩字畫，一大堆。
曾國藩就說，我也不能全不收，我隻收一樣，但是你讓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後挑來挑去，挑中了一頂繡花小帽，剩下的完璧歸趙。請注意，這當中可沒有那些零碎，他不問鮑超這錢是怎麽來的，也不訓導他要廉潔，等等，隻是禮送出營而已。
再比如說曾國藩有一個幕僚叫容閎，這個人可不得了，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當然他是中國人。容閎在曾國藩的幕府裏，跟曾國藩商量說，一定要搞洋務運動，引進外國的機器和技術。
曾國藩說，好，我給你68000兩銀子，你到美國去采購機器，我們自己造槍造炮。容閎揣著錢就走了。按照當時官場的說法，隻要碰了公款，這可就是美差。後來容閎回國的時候，曾國藩已經不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閎一定會來給他送禮，所以他就給自己的兒子曾紀澤寫了一封信，說容閎上門，一定會送禮，你也別不收，但也別多收，20兩銀子之類的禮物你就收下好了。
這就是曾國藩的原則：不給他人難堪。
還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這個原則。他到京城的時候，不是帶了2萬兩銀子的銀票，在京官當中散嗎？但是他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小金庫結餘的是3萬兩，按說他都能帶走，但是他沒帶，隻帶了2萬兩。
那剩下的一萬兩怎麽辦？他寫信給他兒子，說這一萬兩你替我散給窮人，但是隻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張旗鼓地散。為什麽？因為我不願意當一個清官。
這件事背後的邏輯是什麽？曾國藩自己寫道：“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與雖美而遠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就是說，我喜歡美名，別人也喜歡。如果我一味地圖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歸於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別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時候，就會很難堪。如果讓他人承擔了這樣的名聲就不好了，不能讓他人難為情。 內聖外王的人生境界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為曾國藩梳理一下，他到底達到了一種什麽樣的人生境界。都說當官要讀曾國藩，我們在他身上到底要學點什麽呢？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的文化氛圍裏，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整個世界的人格分成兩種，一種叫君子，一種叫小人；一種叫聖賢，一種叫奸賊。奸賊和小人就不必說了，禍國殃民，隻為私利，當然是不好的。可是聖賢和君子呢？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大義在手，所以就用這種道德標尺，不僅要求自己，還要求周邊的所有人。
舉兩個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間有一段著名的對話，朱棣說，你給我寫即位詔書，我要當皇上。方孝孺說，我就不寫。你不寫，你不怕我誅你的九族嗎？你誅我十族又如何？所謂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學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親戚，包括他的學生，全部處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窮，在衙門後院自己種菜吃。但與此同時，他也用這種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難堪，這就是曾國藩講的“蓋難為情”。
所以，聖賢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們與周圍人的關係未必好。因為他的道德標準已經高到了那個樣子，光芒萬丈，所有周圍的普通人、俗人在這種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慚形穢，他們就會離你遠遠的。海瑞最後複出的時候，他隻是被作為一個道德標杆擱在那裏，誰都不願意跟他共事，更別提幫助他成什麽事了。
曾國藩所實踐的，恰恰是儒家一個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內聖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讓自己在內心裏成為一個聖賢。但這還不夠，這種人生還沒有登頂，真正的登頂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業的。
一個人做事的時候，關鍵不取決於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幹，關鍵取決於你能調動多少資源來幫助你。這個時候技巧就出現了，如果你不僅要追逐內聖，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僅要當一個君子，還要有能力調動一切能夠幫助你的力量，來幫助你做成這一番事業。
隻有搞清楚了這個邏輯，你才能明白曾國藩一生當中最令人費解的轉變是怎麽發生的。曾國藩在當京官的時候，喜歡跟什麽人搞在一起？就是後來典型的頑固派，比如說像倭仁這樣的人就覺得自己是理學家、道學家，一輩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為他承襲的是孔孟的道統。
可是，中年之後的曾國藩反而成為洋務派的代表，對一些外洋庶務所謂的“奇技淫巧”，表現出了強烈的好奇心，做出了當時士大夫當中非常罕見的開放和包容的姿態。
這是一種轉變嗎？
當我們深看一層的時候，會發現這根本就不是什麽轉變，而是因為曾國藩追求的就是“內聖外王”這種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話叫“泰山不辭細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資源，曾國藩都不會拒絕，隻要他內在還是一個聖賢就行了。
回到《曾國藩的正麵和側麵》這本書，在序言當中，有一段話讓我印象非常深，說曾國藩這個人給我們呈現出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曾國藩全麵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麵。”
第二樣東西：“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誌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麽樣的高度。”
但是隨著年歲漸長，讀的書越來越多，我們知道中國近代的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毛澤東、蔣介石都十分崇拜曾國藩。可見，曾國藩是當時標準下的一個成功人物。
所以，在中國的很多地攤圖書上，曾國藩成為了成功學著作的一個重要作者。前幾年不是有一句話嗎？“經商要讀胡雪岩，當官得看曾國藩。”
曾國藩到底是個什麽人，他到底成功不成功呢？他當然很成功。按照當時的標準，他在28歲中了進士，少年得誌。然後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從一個普通的翰林，連續被提拔七次，如果按級別來說，就是連提了十級，一直做到吏部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組部副部長，可謂順風順水，青雲直上。
他當了侍郎之後，家裏出事了——他的母親去世了。按照當時的規矩，他要回家丁憂守製，於是他就回到老家湖南守孝。當時正趕上太平天國興起，於是他投筆從戎，組織起家鄉的團練，這就是著名的湘軍。
湘軍不僅戰功赫赫，還是中國近代軍閥的老祖宗。曾國藩後半輩子都在帶領湘軍跟太平天國死磕以愉悅皇上，最後磕贏了，滅掉了太平天國。
這功勞實在是太大了，對清朝來說幾乎可以算是再造之恩，但這也給清政府出了一個大難題：功勞這麽大，沒法兒封賞了。
如果按照鹹豐的想法，那就簡單了。鹹豐在生前曾經懸賞過一個賞格：任何人隻要滅掉太平天國，就賞他一個王爵。今天聽起來可能沒什麽，皇帝封一個王爺，不就是隨口一句話的事兒嗎？可在清代的製度裏，可不是這麽簡單的。
自從吳三桂死了之後，清朝封王爺，要麽是愛新覺羅家族自己的子弟，要麽就是朝鮮、蒙古這些外藩。旗人是奴才，封不了王，漢人就更別說了，那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鹹豐答應給外姓封王，是一個大大的賞格。
可是鹹豐一死，他留下的慈安太後和慈禧太後一看，既然太平天國已滅，這王爺的爵位就舍不得了，後來隻封了曾國藩一個一等毅勇侯，就是侯爵當中的一等爵。
曾國藩這個人很牛，後來他功成身退，得到了善終。在帝製時期，一個大功臣如果還能有善終，絕對有了不得的官場生存能力。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 “笨蛋”曾國藩
曾國藩這個人也有缺陷，就是他比較笨。當時也有人說他是“賜同進士出身”，意思是三甲的進士出身，看不起他。
清朝進士一共分三檔，就是三甲。一甲隻有三名，就是狀元、榜眼、探花，這叫“賜進士及第”；二甲人數就多一些了，這叫“賜進士出身”；三甲的進士叫“賜同進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憐你們，賞賜你們，你們的身份也如同進士。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詞叫“如夫人”，指的就是小妾，但“如夫人”與夫人的地位可不知差到哪兒去了。“賜同進士出身”與進士，就相當於小妾和夫人之間的區別。所以當時有一副流傳很廣的對聯：“替如夫人洗腳，賜同進士出身。”
這麽“黑”曾國藩其實沒什麽道理，因為按照當時的人口基數來算，三年才有一次京考，然後才出那麽幾個進士，真的是很少很少，比今天北大、清華的學曆可要金貴得多了，所以曾國藩還是一時之人傑。
我說他笨，是指他小時候。他小時候是真笨。前麵我們說他28歲考取進士，但是他23歲時才考取秀才，而且前後考了七次。
曾國藩小時候不屬於那種才氣縱橫的人，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普遍都很早，比如說比曾國藩小一歲的左宗棠，14歲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縣第一名。而曾國藩考了七次才中，還是全縣倒數第二名。再比如說梁啟超，11歲中秀才，16歲就中舉人了；李鴻章17歲就中了秀才。所以說，曾國藩讀書開竅是比較遲的。
野史裏麵有一則史料，說有一個賊跑到曾國藩家裏偷東西，藏在房梁上，準備等他們全家睡著以後再下來。當時曾國藩正在背一篇很短的文章，但怎麽都背不會。最後這個賊都會背了，他氣急敗壞地從房梁上跳下來，從大門口揚長而去，臨走還回頭指著曾國藩說：“這麽笨，還讀什麽書啊！”
確實，曾國藩自己在成功之後也一直說，我這個人才氣不行。包括同時代的左宗棠，後生當中的梁啟超，也都說曾國藩這個人一生不以才氣見長。
曾國藩後來總結自己的一生，說自己吃過四次大虧，叫“四大塹”，頭兩次都是跟智力相關的。
第一次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時，考得還不行，學台大人就張榜發布公告，說給曾國藩四個字的評語：“文理太淺。”但他又認為曾國藩是個可造之材，就給他搞了一個身份：佾生。
“佾生”就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學台大人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在學習的時候，你這個佾生可以來伴舞。所以，曾國藩把這件事當作人生中第一次奇恥大辱。
第二次發生在跟鹹豐皇帝打交道的時候。鹹豐1851年上台後，下詔“求言”。曾國藩就上了個奏折，建議皇帝“日講”，就是給皇帝上課，加強學習。鹹豐皇帝說這個想法不錯，你寫個方案吧。
曾國藩就寫了個方案，還畫了一張日講的講堂布置圖給大家看。結果所有的同僚都嘲笑他說，這圖畫得太醜了。一個農家出身的靦腆少年，懷著一種壯烈的心誌想幹一件事，結果卻被所有的人嘲笑。所以，他認為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奇恥大辱。
總之，在曆史上，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的曾國藩，給我們的感覺是一個笨笨的形象。 青年時代，用自己的道德標準要求別人
笨是什麽意思？中國人說人笨，通常包含三個字。第一個字是愚，第二個字是蠢，第三個才是這個笨，這三個字字形不一樣，含義也略有區別。
所謂愚，上從禺，下從心，上麵的禺是什麽意思？就是指山腳或者牆角。合起來，就是指一個人鑽牛角尖，不開通，死心眼，一根筋，鑽到角落裏難以自拔。
蠢的意思是什麽呢？它上麵是個春字，下麵是兩個蟲，含義就是春天到了，蟲就出來了，一通亂動。所以亂動稱之為蠢。
笨是最難解釋的，它上麵是個竹字頭，把一根竹子破開之後，我們會發現裏麵有一層薄薄的東西，潔白得像紙一樣。它跟笨蛋有什麽關係呢？其實這中間有個過渡。當時古人形容一個女子很笨，會說她像白紙一樣純潔簡單，後來這個簡單的意思就演化為笨蛋的笨。
我們說曾國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簡單。因為他從小受的是儒家教育，那個世界確實很簡單，隻要在上者仁義，感化下麵的人，下麵的每一個人恪守自己的本分（比如說文官就要死諫，武將就要死戰），那個世界就會變成朗朗乾坤。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社會發展模式，它太簡單，簡單到根本就沒法兒運作。所以《紅樓夢》裏麵的賈寶玉就說，什麽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都是騙人的。
但曾國藩就是相信這一套，而且還身體力行。他不僅用這樣一個簡單的世界圖景和道德準則來要求自己，還要求其他人；不僅要求其他普通人，甚至還要求皇帝。
舉個例子，鹹豐皇帝登基之後，按照慣例要求群臣直言進諫。這個時候作為臣子，輕描淡寫地提上一兩條，比如“領導太不愛惜身體”之類的就可以了。可是曾國藩老老實實地寫了一封奏折，指出了皇帝的三個毛病。
第一條，說鹹豐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任何一個有智商、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受不了這個評價。第二條，說鹹豐“徒尚文飾”，就是隻喜歡搞表麵上那一套。第三條，說鹹豐剛愎自用，出爾反爾。
別說是臣子給皇上提意見了，現在的領導如果直不愣登地給自己的“90後”下屬提這麽三條意見，人家也得跟你急。
鹹豐皇帝果然就急了。據說他當時拿到這個奏折，“咣嘰”一下就給扔地上了，馬上就要派人辦曾國藩。結果被邊上的人給攔住了，說是您老人家自己求直言的，這個時候再殺人不好吧？所以曾國藩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曾國藩不隻跟皇帝這麽來勁，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樣，都是用自己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別人。
他剛剛拉起湘軍的時候，就帶著隊伍跑到湖南的省城長沙，要求跟當時的正規軍——綠營會操（一起訓練）。綠營又稱綠旗兵，是清朝的常備軍之一，在滿清入關幾百年後，已經爛得提不起來了，很多將官都是靠吃空額過日子的，很多士兵除了當兵這份職業，還搞起了第二職業，比如剃個頭、賣個豆腐之類。這樣的軍隊，看見曾國藩帶來的這幫“土老帽兒”，能看得起嗎？雖然綠營軍戰鬥力不如人家，但他們認為自己是國家正規軍，湘軍是民兵；自己是警察，湘軍是城管。你想跟我會操，你有資格嗎？
當時長沙綠營的副將叫清德，是個滿人、八旗子弟，當然就不服不忿了，每次會操都不來。那些士兵本來就不聽招呼，更何況他們的長官在後麵挑撥是非。曾國藩抱著拳拳忠君之心，要為抵抗太平天國加強戰鬥力，還經常登台演講，以忠君愛國之心來激勵士氣。但是那些人連字都不認識，皇上來了要糧食他們可以給，但忠君愛國的思想他們哪裏有呢？所以就很難說到一塊兒去。
清德後來鬧得非常不像話。曾國藩一看有這麽一個人在背後搗鬼，反正自己也有專折奏事之權，於是就給鹹豐皇帝發了一封奏折，說清德原來逃跑，現在搗亂。鹹豐就說，那就把這個清德革職查辦吧。
曾國藩初來乍到，居然用朝廷的體製把身邊的兄弟給辦了，這讓其他人怎麽看？當時的湖南提督鮑起豹也是一名武將，他當然要跟曾國藩為難了。但是因為有前車之鑒，他就在背後搗亂，經常挑撥綠營兵和湘軍之間的關係。
有一次，綠營兵把曾國藩的弟兄們給揍了，曾國藩一怒之下，行文到提督衙門要求嚴懲肇事者。鮑起豹就裝模作樣地綁了幾個士兵給曾國藩送去。與此同時，他又挑撥其他的綠營兵跟曾國藩起哄，看他怎麽嚴懲。反正鮑起豹自己不出頭，因為一出頭就會被參。
結果大家可想而知，綠營兵綁著自己的幾個弟兄，送到了曾國藩那裏，然後就在門口起哄：“我們把人送來了，有本事你處置啊！”
曾國藩當時在湖南巡撫衙門的“射圃”（練射箭的園子）裏設了一個臨時辦公室。當時的湖南巡撫叫駱秉章，就住在隔壁，也不吱聲，就看著曾國藩。曾國藩剛開始心裏也是定的，認為自己又沒犯錯，而且巡撫大人就在隔壁，你們還能把我怎麽樣？所以也不吱聲。
外麵這幫綠營兵越鬧越凶，最後情緒失控，破開大門，衝進來就要打人，甚至要殺人。要知道，這幫當兵的沒有文化，然後基於各種各樣的義氣，後麵又有自己的長官撐腰，能幹出什麽事兒可就真沒準兒了。
曾國藩被嚇得掉頭就往巡撫衙門裏跑。這個時候駱秉章出來了，綠營兵一看巡撫大人到場，馬上就安靜了。在清朝的體製中，重文輕武，巡撫當時是掛中央的銜的，是最高的軍官，甭管武將有多高的品銜，哪怕是一品的武官，見到二品大員的巡撫都要下跪。所以駱秉章一來，大家就安靜了。
駱秉章上去就給五花大綁的弟兄們鬆綁：“哎呀，弟兄們受委屈了，好了，沒事兒了，大家撤了吧。”綠營兵就撤了，這一仗算是打贏了。
其實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給曾國藩看的。就是要告訴他，你再這樣堅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則，所有人都不會待見你，所有人都會在自己的分內給你難看。
駱秉章事後就跟曾國藩講了一句話：“你不要再這樣鬧了，打仗還是要靠他們。”然後就掉頭回自己屋了，給了曾國藩非常大的一個難堪。
曾國藩在長沙混得不好，後來他又帶隊去了江西。當時的江西巡撫叫陳啟邁，這個人權力欲特別強，他認為曾國藩就是個客軍，就得歸自己管。而且曾國藩所有的糧餉都是從他這兒撥出去的，所以陳啟邁動不動就跑到曾國藩的軍營裏說三道四。
曾國藩看這個老頭兒不懂軍事業，所以經常不聽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鹹豐皇帝那兒告了陳啟邁一狀。
鹹豐皇帝說：“那好，把陳啟邁也給辦掉吧。”繼任的江西巡撫叫文俊，又是一個旗人。文俊上台之後說：“你曾國藩是個不懂規矩的人，陳啟邁怎麽對付你，我還是怎麽對付你。糧餉就在我手裏，你不聽我的，我就是不給你。”
所以曾國藩隻能自己想辦法，找一些富戶去勸捐。文俊和陳啟邁的做法如出一轍，誰敢支持曾國藩，他就給誰顏色看。所以，曾國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這一階段是湘軍崛起的階段，也是曾國藩混得特別窩囊的一個階段。當時他給鹹豐皇帝上的奏折裏麵有四個字，我讀起來特別有感覺，叫“積淚漲江”，就是自己累積的淚水讓江水都上漲了。你說他慘成了什麽樣子？
曾國藩年輕的時候，書信裏寫過一句名言：“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一個堅持自己道德標準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現實麵前被磕得粉碎，而且還得不到皇帝的原諒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輕時代不是因笨而鬱悶嗎？ 失落回鄉，心性大變
鹹豐六年（1856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了，按照當時的規矩，他又要回家守製。但曾國藩是懷著一股怒氣走的，他跟鹹豐皇帝也明說了。鹹豐皇帝當時勸他：“仗打成這個樣子，你還回家守什麽製呢？奪情吧。”“奪情”即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就是說你別回家守製了，為了國家的安危，你要素服從軍，必須回到戰鬥崗位上。
曾國藩說：“回來也不是不行，但是這份氣受夠了，我絕對不在沒有督撫大權的情況下，再去領兵作戰了。”說白了，他就是找鹹豐皇帝要督撫大權。
此時太平天國正在天京鬧內訌，石達開和楊秀清當時殺得一塌糊塗，韋昌輝這些人都被宰了。石達開領兵出走後，太平天國眼瞅著就要不行了。鹹豐皇帝一看，太平天國經過天京內訌之後，就像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多少天了，於是就對曾國藩說：“那你就回家去吧。”
這事實上就等於剝奪了曾國藩的兵權，作為當事人，曾國藩心情特別不好。雖然按照禮法，回家丁憂守製是一個正常的安排。但對於他來講，畢竟不為領導所需要了，心裏還是很失落的。說實話，曾國藩也不是當時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當時各種在籍的官員，一共有54個人在辦團練，根本不指著曾國藩這一支部隊。
所以曾國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鄉縣的老家，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時候經常心慌。這明顯就是氣出來的。
當然，曾國藩是一個受過係統的、正統的儒家教育的理學家，他的理學造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這兩年時間裏，他確實也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包括讀了很多老莊的書，心態漸漸地就平複下來了。
他後來自己講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時間裏，他覺得自己什麽都能，看別人覺得別人這兒也不對、那兒也不對。但是丁巳、戊午之後，也就是回老家這兩年之後，他覺得自己的心性大變，突然覺得自己百無一能，這個時候再看別人，能從別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長處。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脫胎換骨，往往都要經過這樣的變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釋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過這樣一段心態。
釋迦牟尼原本是個王子，出家之後，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維持最少的食物攝入，通過苦行來磨礪自己。他每日或隔日進食一麻一米，後來七日才進食一次。他身邊還有好多從人，跟著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脫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飛躍。所以有一天他決定放棄苦行，跑到尼連禪河裏洗了個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後林中一個放牧的女子，還給了他一點兒乳糜喝。他身邊的人一看，認為王子的道念不堅，背棄了他們的理想，所以就離開釋迦牟尼，跑到別的地方繼續苦行。
釋迦牟尼獨自來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樹，就是後來那棵著名的菩提樹，鋪了一些草，然後在上麵打坐，並發誓說：“我若證不到無上正等正覺，寧可讓此身粉碎，終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後，釋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見性，頓悟成佛。
當然，這隻是一個故事，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個層次，僅僅往外求，即通過各種各樣生活方式的改變來逼自己改變，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對外人變得更加通達，是內心的容量變得充分放大，每一個在人生當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覺得他都有類似的經曆。曾國藩也一樣。 第二次複出：放下身段，長袖善舞
終於，曾國藩的運氣又來了。就在他回家兩年之後，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時候，鹹豐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為太平天國死灰複燃，接連擊破了清軍的江北大營、江南大營，開始反撲了。其實他這個時候守製還沒有結束，還是“奪情”。
此時的曾國藩不再跟皇帝強了，他回家之前認為，皇帝你不給我督撫大權，我就不來給你打仗。甚至臨走的時候還說，專折奏事之權我不要了，以後我有什麽話，就通過湖南巡撫給你上奏折吧。
但現在他不這樣想了。皇帝的詔書在六月初三下達，他六月初七就啟程了，一點兒不廢話，見詔即起行，前後準備僅僅用了四天。曾國藩後半輩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輩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時候，皇帝每次都像求著他似的，說你去救一下武漢吧，你去打一下哪兒哪兒吧。他都不願去，推說兵沒練好，而且每次說話都是有棱有角的。
他的奏折當中有一句著名的話：“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說與其將來我打不下來你治我的罪，還不如現在你就辦我一個畏罪潛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後，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變得柔順了很多。比如說鹹豐曾經有一次讓他出兵四川，曾國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揮，而且讓他帶一幫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賴別人給他撥糧餉，這個罪他之前已經受夠了。
但是他已經學會了不直接拒絕，就跟皇上各種周旋，一會兒說我正在打景德鎮，很快就打下來了，您再等等我。一會兒又說，我把當地的太平天國滅掉就行了。總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後來皇帝一看，四川已經沒事了，就說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間的交流，不像原來那樣剛性了，而是變得更加地柔軟。
曾國藩第二次複出之後，他所有事情的處理方法都變了。比如說跟其他官僚，原來動不動就指責這個不忠君、那個做了逃兵。現在他不這樣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準備了四天嗎？這四天他還幹了一件事——給所有他將來要打交道的官員寫信，從督撫大員到各地的武將無一遺漏，武將在當時其實是沒什麽地位的。此舉叫作“惠乞指針”，就是你指導指導我，我這次該怎麽辦。曾國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來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長沙，然後就拜會了所有大小官員，連長沙縣令也沒有遺漏。
當時官場上有一句話：“前生作惡，今生縣令，惡貫滿盈，縣令附郭。”就是說上輩子不積德，這輩子才會當縣令。你別以為縣太老爺多威風，那是對老百姓而言，在官場裏麵，縣令是最底層的，老是挨欺負。
什麽叫“縣令附郭”？如果你的縣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輩子惡貫滿盈，這輩子才罰你當這個苦差。我們可以想一下，過往省城的各位大員，包括督撫的家眷、姑舅等，誰來辦接待？當然是縣令來接待，來來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來就隻能刮出那麽一丁點兒民脂民膏，但是現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場上，但凡是首縣，都是些八麵玲瓏、乖巧心思、非常柔順的人。
對這麽一個在官場見人就磕頭的可憐蟲，曾國藩也能禮賢下士，可見他的腰身已經柔軟到了什麽程度。
曾國藩這個時候已經變得非常圓滑，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他跟戶部的一些書辦打交道。在中國古代官場，通過科舉去當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們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出身，是沒有實際行政能力的。真正幹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職業往往是世襲的。比如說京城的六部，六部裏真正辦事的往往都是這些吏，而且是爺爺傳爸爸，爸爸傳兒子，這麽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所以，各個部的書辦往往是掌握實權的，比如說戶部的書辦，他們負責各種各樣的軍事報銷。一場大仗打下來，軍費往往高達幾千萬兩銀子，軍官報銷的時候，很多東西就會被書辦駁回。戶部的書辦就負責這個。
要想快速通過怎麽辦？隻能賄賂書辦。所以一看太平天國打下來之後，這些戶部的書辦高興得不得了，終於有一筆大財要發了。
當時，按照史書記載，曾國藩要報銷的軍費是3000萬兩銀子。按照潛規則，應該給戶部的書辦40萬兩。但是因為太多了，雙方就要談判，談來談去，最後以8萬兩成交。
但在這個時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說這麽大一場仗，生靈塗炭，你們把所有的報銷文件在戶部備個案，就不用書辦審核了。
這件事對於地方督撫大員、帶兵打仗的將領來說，當然是好事。但是對於戶部的書辦，就是晴天霹靂。
這時我們就可以看出曾國藩的做人之道。曾國藩說，雖然不用報銷，那談好的8萬兩我還是要給。當時曾國藩就從自己的小金庫裏拿了8萬兩，送給戶部的書辦。他想的是，我們既然跟人談好了，就不能沒有信用，以防人家將來找自己的麻煩。這個時候的曾國藩，還是幾年前那個以聖賢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嗎？他幾乎是變了一個人。
跟自己的下屬打交道也是如此。原來曾國藩天天以忠君愛國來激勵自己的下屬，打仗打贏了之後，也有各種各樣的保舉，但他的保舉是非常嚴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來之後，他一共保舉了300人，這在他的部隊裏麵大概是3%的比例。
同時代還有一個名臣，叫胡林翼。後來蔡鍔將軍編過一本兵書，叫《曾胡治兵語錄》，曾指的是曾國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見當時兩個人是齊名的。胡林翼也曾經打下過武昌，打下之後保舉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說，曾國藩對底下的人並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後，曾國藩就幾乎是到了濫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給的各種各樣的保舉文書不要錢，可以隨便印。所以晚清的時候，武將裏麵到處都是紅頂子，一品大員有的是。反正武將的官職也不值錢，曾國藩大約發了幾萬張這樣的保舉證書出去。
在滅掉太平天國之後，經曾國藩保舉出來的地方督撫一級的大員有26個，三品以上的官員，任實職的有50個。所以他後來也不把保舉當回事了。
再說說軍紀，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帶兵的時候，通常都是嚴守軍紀的，因為儒家講究的是仁義，對老百姓怎麽能不仁義呢？剛開始曾國藩也是這樣，但是後來曾國藩完全變了一個人。比如說軍隊搶劫這件事，隻要不觸及底線就好。
有一個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軍紀執行上沒有剛開始那麽嚴了。太平天國把國家打得一片糜爛了，將來國家的重建怎麽辦呢？清政府聽說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積攢了金銀如山，隻要把天京打下來，就可以用這筆錢辦各種善後的重建。但是曾國藩帶著他弟弟曾國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後，告訴朝廷一分錢都沒有找到。
當時民間就有人說，哪裏是沒錢，都讓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給弄走了。湘軍把洪秀全所建宮殿的木頭都拆了下來，從城牆上順下，然後雇船運回湖南老家了。
當時的清政府非常不高興，後來給曾國藩的封賞降了一格也有這個原因。還讓曾國藩去查，這筆錢到哪兒去了。曾國藩當時主張不要查，認為士兵整點錢不容易，於政體人心又無妨礙，何必非得追繳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兒有什麽感覺，可能心裏已經替曾國藩的人生畫出一條曲線了，那不就是一條墮落的曲線嗎？一個人剛開始用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後來，和光同塵，變得和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原來一個以聖賢自期的人，後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簡直就變成了一個“貪官汙吏”、一個市儈；一個有理想的人變成了沒理想的人。 曾國藩的正麵和側麵
在官場上這麽做我們還能理解，因為曾國藩原來是一匹野馬，混到一群斑馬裏，一看跟他們不一樣，就把自己身上用油漆刷成條條，偽裝成一匹斑馬，跟人家同流合汙了。
這是真實的曾國藩嗎？你要是這麽想，就真是冤枉他了。其實，曾國藩一生對自己的要求都很嚴格，在道德上，他一直都是一個廉潔自持的官員。
給大家介紹一本書——《曾國藩的正麵和側麵》，作者是張宏傑先生。這本書裏整理了大量曾國藩一生的財政史料，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怎麽花錢的。
曾國藩後半輩子當了12年的總督，10年的兩江總督，2年的直隸總督。按照張宏傑的計算，當這兩任總督，他基本可以結餘180萬兩白銀。
但是曾國藩臨死的時候，他的積蓄隻有18000兩，隻占1%。而且這1%，他本來是準備自己告老還鄉之後用的，結果也沒用上，因為他在兩江總督的任上死了。當然最後的這18000兩也沒剩下，辦喪事給花得精光。因為他臨死的時候交代自己的兒子，辦喪事不準收禮。
所以從原則上來講，曾國藩是一個沒有留下遺產的人，除了在湘鄉的一棟房子和裏麵的藏書。
曾國藩一輩子對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嚴，吃飯就用一個瓦盆，見客人的時候就穿著邋遢的破衣，因為他覺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麽好幹什麽？他一生穿的鞋襪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做女紅的產物，自產自銷。
他的夫人姓歐陽，歐陽夫人在老家一聽老公當總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過點兒好日子。沒想到，到安慶一看，總督衙門破爛得一塌糊塗，老媽子隻有兩個。這麽一大家子，家務怎麽操持得過來呢？所以歐陽夫人就自作主張到街上去買了一個丫鬟。
曾國藩看見了就很生氣，說咱家沒必要花這個錢，有事自己做，最後逼著歐陽夫人把這個丫鬟給送人了。這不是什麽廉潔，他就是覺得沒必要。而且曾國藩一生有一個觀念，不要給子孫留財。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說他有一個規定，“夜飯不葷”，就是說晚飯的時候不吃葷菜。總而言之，曾國藩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對別人卻不是這樣。比如說前麵我們講的那個例子，對戶部的書辦，他跟人家談好要給8萬兩，就一定會給。再比如說，同治七年（1868年），因為他調任直隸總督，要進京麵聖，就隨身帶了2萬兩銀子的銀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為他要籠絡京官。
曾國藩和傳統的很多小人，行為作風完全不一樣。典型小人的作風是律己寬、責人嚴，而曾國藩正好反過來，是律己嚴、責人寬。
你可能會說，曾國藩的所作所為無非證明他是一個好人，是個君子，而且也學會了孔老夫子講的恕道，對其他人比較寬容。
僅此而已嗎？還真不是，我們來琢磨一下他背後的邏輯。 “不給他人難堪”背後的邏輯
曾國藩是一個清官，這沒錯，但他是一個非典型清官，因為他收禮。舉個例子，他剛當上兩江總督，去安慶上任的時候，地方官當然得巴結了，給他辦公館，送家具、被褥、細軟。曾國藩一看，說不錯，你們當差很謹慎，很用心，但這麽多東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這七領草席好了。
這就是給雙方台階下，讓地方官也有麵子，不至於在總督大人那兒碰一鼻子灰回來。
他手下有一個大將，叫鮑超，字春霆，帶領著霆字營，是湘軍當中戰鬥力非常強的一支。鮑超是個粗人，會打仗，也會搶奪戰利品，很快就發財了。有一次曾國藩過生日，鮑超帶著十六個大包的禮物就來了。曾國藩一看，帶的東西還真不少，就讓鮑超打開看看都有什麽好東西。打開一看，金銀細軟、古玩字畫，一大堆。
曾國藩就說，我也不能全不收，我隻收一樣，但是你讓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後挑來挑去，挑中了一頂繡花小帽，剩下的完璧歸趙。請注意，這當中可沒有那些零碎，他不問鮑超這錢是怎麽來的，也不訓導他要廉潔，等等，隻是禮送出營而已。
再比如說曾國藩有一個幕僚叫容閎，這個人可不得了，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當然他是中國人。容閎在曾國藩的幕府裏，跟曾國藩商量說，一定要搞洋務運動，引進外國的機器和技術。
曾國藩說，好，我給你68000兩銀子，你到美國去采購機器，我們自己造槍造炮。容閎揣著錢就走了。按照當時官場的說法，隻要碰了公款，這可就是美差。後來容閎回國的時候，曾國藩已經不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閎一定會來給他送禮，所以他就給自己的兒子曾紀澤寫了一封信，說容閎上門，一定會送禮，你也別不收，但也別多收，20兩銀子之類的禮物你就收下好了。
這就是曾國藩的原則：不給他人難堪。
還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這個原則。他到京城的時候，不是帶了2萬兩銀子的銀票，在京官當中散嗎？但是他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小金庫結餘的是3萬兩，按說他都能帶走，但是他沒帶，隻帶了2萬兩。
那剩下的一萬兩怎麽辦？他寫信給他兒子，說這一萬兩你替我散給窮人，但是隻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張旗鼓地散。為什麽？因為我不願意當一個清官。
這件事背後的邏輯是什麽？曾國藩自己寫道：“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與雖美而遠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就是說，我喜歡美名，別人也喜歡。如果我一味地圖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歸於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別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時候，就會很難堪。如果讓他人承擔了這樣的名聲就不好了，不能讓他人難為情。 內聖外王的人生境界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為曾國藩梳理一下，他到底達到了一種什麽樣的人生境界。都說當官要讀曾國藩，我們在他身上到底要學點什麽呢？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的文化氛圍裏，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整個世界的人格分成兩種，一種叫君子，一種叫小人；一種叫聖賢，一種叫奸賊。奸賊和小人就不必說了，禍國殃民，隻為私利，當然是不好的。可是聖賢和君子呢？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大義在手，所以就用這種道德標尺，不僅要求自己，還要求周邊的所有人。
舉兩個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間有一段著名的對話，朱棣說，你給我寫即位詔書，我要當皇上。方孝孺說，我就不寫。你不寫，你不怕我誅你的九族嗎？你誅我十族又如何？所謂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學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親戚，包括他的學生，全部處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窮，在衙門後院自己種菜吃。但與此同時，他也用這種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難堪，這就是曾國藩講的“蓋難為情”。
所以，聖賢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們與周圍人的關係未必好。因為他的道德標準已經高到了那個樣子，光芒萬丈，所有周圍的普通人、俗人在這種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慚形穢，他們就會離你遠遠的。海瑞最後複出的時候，他隻是被作為一個道德標杆擱在那裏，誰都不願意跟他共事，更別提幫助他成什麽事了。
曾國藩所實踐的，恰恰是儒家一個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內聖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讓自己在內心裏成為一個聖賢。但這還不夠，這種人生還沒有登頂，真正的登頂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業的。
一個人做事的時候，關鍵不取決於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幹，關鍵取決於你能調動多少資源來幫助你。這個時候技巧就出現了，如果你不僅要追逐內聖，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僅要當一個君子，還要有能力調動一切能夠幫助你的力量，來幫助你做成這一番事業。
隻有搞清楚了這個邏輯，你才能明白曾國藩一生當中最令人費解的轉變是怎麽發生的。曾國藩在當京官的時候，喜歡跟什麽人搞在一起？就是後來典型的頑固派，比如說像倭仁這樣的人就覺得自己是理學家、道學家，一輩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為他承襲的是孔孟的道統。
可是，中年之後的曾國藩反而成為洋務派的代表，對一些外洋庶務所謂的“奇技淫巧”，表現出了強烈的好奇心，做出了當時士大夫當中非常罕見的開放和包容的姿態。
這是一種轉變嗎？
當我們深看一層的時候，會發現這根本就不是什麽轉變，而是因為曾國藩追求的就是“內聖外王”這種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話叫“泰山不辭細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資源，曾國藩都不會拒絕，隻要他內在還是一個聖賢就行了。
回到《曾國藩的正麵和側麵》這本書，在序言當中，有一段話讓我印象非常深，說曾國藩這個人給我們呈現出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曾國藩全麵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麵。”
第二樣東西：“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誌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麽樣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