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做一頭獨來獨往的獅子:胡適
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 作者：羅振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中國流傳甚廣的歌曲《蘭花草》和它的詞作者胡適的命運幾乎一模一樣，都是中國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事物。胡適的大名在中國可謂眾所周知，他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授和思想家，但在新中國成立後卻被一頓臭批，而近些年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國時期文化名人的聖壇上。他為何會擁有這麽高的學術和思想地位呢？讓我們來聊聊胡適其人。
胡適先生擁有學者和文化名人的雙重身份，很多學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領域都有開創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談不上有較高的學術建樹。作為一個學者，胡適僅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堪稱真正成體係的學術著作，但也隻完成了上卷；作為一個文化名人，他的社會、政治立場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胡適是安徽績溪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6歲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當時他提倡白話文運動，致使多位老學問家、老學者都看輕他，如國學大師黃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過他，認為白話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適的很多學問都處於草創時期，都還隻是一種很簡樸的學術。國學如此，西學亦然。當時很多搞西學的人也看不起胡適，如北大的辜鴻銘就曾嘲笑他，認為他所學的英語屬美國俚語，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還認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學，教哲學更是誤人子弟；另一個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教授陳漢章，也曾經在課堂上嘲笑胡適對哲學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論，胡適在學問方麵的確是提倡有心，創作無力，沒有太多可觀的成就。曆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這是由於他成名太早，不敢對千秋萬代負責。縱觀胡適的整個學術生涯可謂無足可道，但他卻喜歡去研究一些鮮有人涉獵的東西，如《水經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場
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很尷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載，曆經四個時期，即清朝廷、北洋軍閥、南京政府時期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十幾年。
北洋軍閥政府時期，胡適就是一個堅定的反對派，動輒寫詩攻擊政府，還曾拒絕政府授予的嘉禾勳章。南京政府時期，胡適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態度十分微妙，他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是貌合神離。要說合，他差點兒成了國民政府的總統，胡適死後，蔣介石還給他送了一副叫“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挽聯，可謂對他推崇備至；但蔣介石也在日記中承認，胡適的死給革命思想和民族複興思想除掉了一個障礙。要說離，老蔣就曾以胡適反黨的理由否決了他當清華大學校長的報告。胡適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可以概括為“國家諍臣，政府諍友”，他從來就不曾是蔣介石的走狗。
在與共產黨的關係方麵，胡適的朋友很少，但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毛澤東曾給他寫過不少信，胡適也用自己主辦的雜誌轉載過《湘江評論》上毛澤東的文章。胡適一生在1949年之前，沒有說過一句反共的話，他對共產黨始終不來往、不熟悉、不評論。
毛澤東於1951年和1954年發動的對胡適的批判，針對的是其代表的整個舊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而非胡適本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有知識分子都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胡適作為過去整個士林的領袖，被拿來當作檢驗大家學習馬克思主義成果的一個標準。
胡適的思想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他是以一種孤單的政治姿態出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他自己就曾說過：獅子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的，隻有狐狸才會成群結隊。
胡適對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很是看重，他的孤立獨存，不管是麵對兩股政治勢力還是主流民意，都敢於表達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從頭到尾都反對五四運動，認為學生不該上街，不該搞政治運動，應該回到書齋去研究學問，做未來民族的棟梁。
更典型的是他在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抗戰之前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他曾堅決地反對對日開戰，認為是一個農業國和一個工業國打，是一個前現代化的國家和一個已經現代化的國家打，根本打不過，應該以空間換取時間。他還認為當時應該承認偽滿洲國，好換取一個和平條約，以換取搞國內現代化建設的時間，等養足力量再打。
早在1935年，胡適就說過：中國想要打敗日本，需要具備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上開戰這個必要條件。他不僅有這個判斷，而且在1938年擔任駐美大使後，拚命地挑撥日本和美國的關係，他就是奔著這個使命去努力的。
胡適在美國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個僅僅給大家發發護照和簽證的大使，而是一個到處演講的大使，其演講的基本意思為：中國自古和美國一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國人對日本人抵抗是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日本就是法西斯，是白眼狼；日本遲早會讓美國吃虧的。現實還真被胡適言中了，1941年就爆發了珍珠港事變。這次胡適作為一頭獨來獨往的獅子，又一次看對了未來。
談了這麽多，我不是想把胡適放在一個曆史夾縫當中來分析，把他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是想要追問作為幾十年前智者的胡適，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是什麽？ 胡適方法論：少談些主義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胡適在學問上是不錯的，在政治上是反動的，細琢磨這段公案，其實在胡適的思想當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他這一生反複在講的那句：“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乍一聽好似犬儒，但若回到那個年代就會讀出不一樣的意味。
先看後半句，“少談些主義”。什麽叫主義？主義的前身是思想，對於信奉者來說，信著信著就變得不容辯駁了，就成了主義。胡適認為沒有什麽東西是不容辯駁的，是天然正確的，應先疑而後信。所以他說，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當中有一個規律，就是相信名教，即以名詞為宗教。雖然中國沒有全民信仰的共同宗教，但都信仰一些大詞，如禮義廉恥、忠孝節義等，好似語言本身就有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證據。但胡適認為這些東西均不可信。
有人將胡適的思想總結為“非主義論”，這是對一切建構性的、不容懷疑的理論而言。這似乎有些讓人費解。比如說胡適一生都在整理國故，研究國學，可他卻主張年輕人不要研究國學，應去學習更現代化、更具普世價值的科學知識；再比如說“民主”這個詞，這個詞似乎天然正確，但是胡適卻認為民主不是什麽優秀的政治製度，而是一種先進的生活方式。中國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需要像培養小孩一樣，從一點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這條道路，這就是胡適“少談些主義”的根本內涵。 胡適方法論：多研究些問題
胡適的思想還有“多研究些問題”這上半句話。他自己一輩子研究的問題其實沒那麽重要，《紅樓夢》《水經注》對當今社會的用處不太大，但他的確為中國思想文化引入了一種現代的科學方法論。
我們今天經常會講到一個詞，獨立思考。很多人都以為獨立思考是跟別人想得不一樣，特立獨行，其實這不叫獨立思考，真正的獨立思考應該是不盲從盲信，不被人騙，不被人忽悠，能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用胡適的話說，就是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思想方法來研究問題。
胡適對史學界的影響是造就了所謂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即是要有懷疑精神，如果沒有證據就不盲信。胡適已經去世這麽多年了，但中國現在居然還有那麽多人在反對科學。要知道，科學其實從來不自詡為真理，科學是目前為止人類接近真理最可靠的一條羊腸小路。科學反複講的就是要懷疑、要否定那些可證偽的東西，這才是科學。科學是一點點進步的，但它的每一次進步都是紮實的、可信任的進步。胡適這套方法論雖然講起來很簡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這也是200年來人類文明得以進展到今天這個程度的基本精神。
胡適是不信主義的，他要求大家應該先自省、自贖和自救，重新認識當時的中國到底處於一種什麽樣的狀態，分析一下自身能力是否能與日本人幹這一架，如若沒有，就該回頭選擇一條更有效、更聰明的政治策略。因而，胡適那些聽起來像漢奸言論的東西，其背後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學方法論。 胡適的情懷：“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以上，我簡單介紹了一下胡適的思想。最後借用英國學者柏林的《狐狸與刺蝟》打個比方，胡適表麵上有狐狸的才能，因為他廣泛涉獵文史哲，幾乎沒有他不碰的學問，可本質上他是一隻刺蝟，因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這件事情就是“少談些主義”，少被人騙、被人蒙，多用現代科學方法論，來一點一點地擴展我們的認知邊界。
同時胡適還常在文章裏自比鸚鵡。這源自中國古代的一個傳說：深山裏有隻鸚鵡，有一天突發山火，鸚鵡就用自己的翅膀去水邊蘸上一滴水去滅山火。山神認為它傻，說這麽做是毫無意義的，但鸚鵡卻說：“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隔著幾十年的時光去看這位老人家，如果我們這個時代再不相信科學，再被人騙、被人蒙，我們就永遠記住他的眼神吧，這隻刺蝟、這隻鸚鵡的眼神，在曆史深處看著我們的冷峻的眼神。
胡適先生擁有學者和文化名人的雙重身份，很多學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領域都有開創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談不上有較高的學術建樹。作為一個學者，胡適僅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堪稱真正成體係的學術著作，但也隻完成了上卷；作為一個文化名人，他的社會、政治立場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胡適是安徽績溪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6歲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當時他提倡白話文運動，致使多位老學問家、老學者都看輕他，如國學大師黃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過他，認為白話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適的很多學問都處於草創時期，都還隻是一種很簡樸的學術。國學如此，西學亦然。當時很多搞西學的人也看不起胡適，如北大的辜鴻銘就曾嘲笑他，認為他所學的英語屬美國俚語，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還認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學，教哲學更是誤人子弟；另一個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教授陳漢章，也曾經在課堂上嘲笑胡適對哲學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論，胡適在學問方麵的確是提倡有心，創作無力，沒有太多可觀的成就。曆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這是由於他成名太早，不敢對千秋萬代負責。縱觀胡適的整個學術生涯可謂無足可道，但他卻喜歡去研究一些鮮有人涉獵的東西，如《水經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場
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很尷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載，曆經四個時期，即清朝廷、北洋軍閥、南京政府時期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十幾年。
北洋軍閥政府時期，胡適就是一個堅定的反對派，動輒寫詩攻擊政府，還曾拒絕政府授予的嘉禾勳章。南京政府時期，胡適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態度十分微妙，他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是貌合神離。要說合，他差點兒成了國民政府的總統，胡適死後，蔣介石還給他送了一副叫“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挽聯，可謂對他推崇備至；但蔣介石也在日記中承認，胡適的死給革命思想和民族複興思想除掉了一個障礙。要說離，老蔣就曾以胡適反黨的理由否決了他當清華大學校長的報告。胡適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可以概括為“國家諍臣，政府諍友”，他從來就不曾是蔣介石的走狗。
在與共產黨的關係方麵，胡適的朋友很少，但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毛澤東曾給他寫過不少信，胡適也用自己主辦的雜誌轉載過《湘江評論》上毛澤東的文章。胡適一生在1949年之前，沒有說過一句反共的話，他對共產黨始終不來往、不熟悉、不評論。
毛澤東於1951年和1954年發動的對胡適的批判，針對的是其代表的整個舊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而非胡適本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有知識分子都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胡適作為過去整個士林的領袖，被拿來當作檢驗大家學習馬克思主義成果的一個標準。
胡適的思想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他是以一種孤單的政治姿態出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他自己就曾說過：獅子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的，隻有狐狸才會成群結隊。
胡適對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很是看重，他的孤立獨存，不管是麵對兩股政治勢力還是主流民意，都敢於表達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從頭到尾都反對五四運動，認為學生不該上街，不該搞政治運動，應該回到書齋去研究學問，做未來民族的棟梁。
更典型的是他在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抗戰之前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他曾堅決地反對對日開戰，認為是一個農業國和一個工業國打，是一個前現代化的國家和一個已經現代化的國家打，根本打不過，應該以空間換取時間。他還認為當時應該承認偽滿洲國，好換取一個和平條約，以換取搞國內現代化建設的時間，等養足力量再打。
早在1935年，胡適就說過：中國想要打敗日本，需要具備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上開戰這個必要條件。他不僅有這個判斷，而且在1938年擔任駐美大使後，拚命地挑撥日本和美國的關係，他就是奔著這個使命去努力的。
胡適在美國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個僅僅給大家發發護照和簽證的大使，而是一個到處演講的大使，其演講的基本意思為：中國自古和美國一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國人對日本人抵抗是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日本就是法西斯，是白眼狼；日本遲早會讓美國吃虧的。現實還真被胡適言中了，1941年就爆發了珍珠港事變。這次胡適作為一頭獨來獨往的獅子，又一次看對了未來。
談了這麽多，我不是想把胡適放在一個曆史夾縫當中來分析，把他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是想要追問作為幾十年前智者的胡適，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是什麽？ 胡適方法論：少談些主義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胡適在學問上是不錯的，在政治上是反動的，細琢磨這段公案，其實在胡適的思想當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他這一生反複在講的那句：“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乍一聽好似犬儒，但若回到那個年代就會讀出不一樣的意味。
先看後半句，“少談些主義”。什麽叫主義？主義的前身是思想，對於信奉者來說，信著信著就變得不容辯駁了，就成了主義。胡適認為沒有什麽東西是不容辯駁的，是天然正確的，應先疑而後信。所以他說，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當中有一個規律，就是相信名教，即以名詞為宗教。雖然中國沒有全民信仰的共同宗教，但都信仰一些大詞，如禮義廉恥、忠孝節義等，好似語言本身就有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證據。但胡適認為這些東西均不可信。
有人將胡適的思想總結為“非主義論”，這是對一切建構性的、不容懷疑的理論而言。這似乎有些讓人費解。比如說胡適一生都在整理國故，研究國學，可他卻主張年輕人不要研究國學，應去學習更現代化、更具普世價值的科學知識；再比如說“民主”這個詞，這個詞似乎天然正確，但是胡適卻認為民主不是什麽優秀的政治製度，而是一種先進的生活方式。中國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需要像培養小孩一樣，從一點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這條道路，這就是胡適“少談些主義”的根本內涵。 胡適方法論：多研究些問題
胡適的思想還有“多研究些問題”這上半句話。他自己一輩子研究的問題其實沒那麽重要，《紅樓夢》《水經注》對當今社會的用處不太大，但他的確為中國思想文化引入了一種現代的科學方法論。
我們今天經常會講到一個詞，獨立思考。很多人都以為獨立思考是跟別人想得不一樣，特立獨行，其實這不叫獨立思考，真正的獨立思考應該是不盲從盲信，不被人騙，不被人忽悠，能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用胡適的話說，就是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思想方法來研究問題。
胡適對史學界的影響是造就了所謂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即是要有懷疑精神，如果沒有證據就不盲信。胡適已經去世這麽多年了，但中國現在居然還有那麽多人在反對科學。要知道，科學其實從來不自詡為真理，科學是目前為止人類接近真理最可靠的一條羊腸小路。科學反複講的就是要懷疑、要否定那些可證偽的東西，這才是科學。科學是一點點進步的，但它的每一次進步都是紮實的、可信任的進步。胡適這套方法論雖然講起來很簡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這也是200年來人類文明得以進展到今天這個程度的基本精神。
胡適是不信主義的，他要求大家應該先自省、自贖和自救，重新認識當時的中國到底處於一種什麽樣的狀態，分析一下自身能力是否能與日本人幹這一架，如若沒有，就該回頭選擇一條更有效、更聰明的政治策略。因而，胡適那些聽起來像漢奸言論的東西，其背後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學方法論。 胡適的情懷：“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以上，我簡單介紹了一下胡適的思想。最後借用英國學者柏林的《狐狸與刺蝟》打個比方，胡適表麵上有狐狸的才能，因為他廣泛涉獵文史哲，幾乎沒有他不碰的學問，可本質上他是一隻刺蝟，因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這件事情就是“少談些主義”，少被人騙、被人蒙，多用現代科學方法論，來一點一點地擴展我們的認知邊界。
同時胡適還常在文章裏自比鸚鵡。這源自中國古代的一個傳說：深山裏有隻鸚鵡，有一天突發山火，鸚鵡就用自己的翅膀去水邊蘸上一滴水去滅山火。山神認為它傻，說這麽做是毫無意義的，但鸚鵡卻說：“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隔著幾十年的時光去看這位老人家，如果我們這個時代再不相信科學，再被人騙、被人蒙，我們就永遠記住他的眼神吧，這隻刺蝟、這隻鸚鵡的眼神，在曆史深處看著我們的冷峻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