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個人崛起的力量
羅輯思維：迷茫時代的明白人 作者：羅振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01 大公司：和螞蟻一起起舞</h2>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年代
中國古代有一個笑話，說有個聾子看到別人放炮仗，就覺得好奇怪啊，好好的一個花紙卷，怎麽說散就散了呢？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你有一個感官通道封閉後，不管你多麽用勁地觀察，都是沒有辦法理解這個世界的。
現在，我們人類世界，甭管是政治還是商業，都處於一個特別神奇的時代，我們經常會感覺到，“這個花紙卷怎麽說散就散了呢”？
比如說諾基亞被收購了，那樣堅若磐石的龐然大物原來也能崩潰；微軟這個10年前還炙手可熱的大企業，如今做什麽都做不成，沒準兒也離死不遠了；原來默默無聞的一些小企業，比如說三年前大家還不知道的小米，突然就成為估值100億美元的公司了。
小米發布2999元47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互聯網大彩電時，搞得我那些在傳統彩電公司工作的朋友大驚失色，倒抽一口涼氣。為什麽？他們原來那個大帝國就此接到了“病危通知書”，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倒掉了。
即使是國家層麵，美國當年那叫一超獨霸，現在麵對敘利亞這麽一個彈丸之地，也感覺到狗咬刺蝟一般地為難，不知道從何下嘴。這個世界真的是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誰都不知道自己烈火烹油似的繁華能夠持續到哪一天。
給大家推薦一本書——《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的作者大有來頭，叫作庫珀·雷默，他是基辛格的弟子。他是一個飛行特技駕駛員，還是一個很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
這本書就是針對美國提出來的一整套如何適應新世界的解決方案，對於所有身在傳統商業大組織中的人都有借鑒意義，也就是大象如何才能和螞蟻一起舞蹈。 所有危險都有不可預測性
大象為什麽遭遇到這樣的困境？答案隻有一個，由於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帶來了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格局全新的變化。這個變化最核心的地方是什麽？就是個體崛起。
舉個例子來講，《羅輯思維》為什麽能夠存在？要知道我們現在每期的點擊量有100多萬，tv有些著名欄目也相差無幾。我們是怎麽做到的呢？央視所有的資源都是從組織內獲取，得有各地的差轉台、各個城市中心的轉播塔、底層的上萬名員工，才能做出一些好欄目。
我們《羅輯思維》是草根生長，我們也不是沒有資源、沒有底座，我們也有，優酷等互聯網視頻網站的帶寬服務器免費給我們用，張小龍團隊不眠不休多少個日夜做出來的微信我們也在免費用。我們沒有必要進入到央視那樣的體係裏，就能獲得如此開放、全麵、強大的資源。
像羅胖這麽溫柔敦厚、一副無害的表情的人獲得這樣的資源倒也罷了，如果這資源落到恐怖分子手裏呢？據說從2008年開始，人類就可以從互聯網上完整地下載天花基因的製造方案，而且這種天花基因是可以對現在所有的防疫係統進行突破的。也就是說，這種天花基因能秒殺所有疫苗。所以很多人就說，也許過不了幾年，第一個可以秒殺所有疫苗的天花病毒就將在某個恐怖分子家裏製造出來。一旦製造出來怎麽辦？
據說，前幾年美國國防部也做了一個實驗，電腦模擬了一下人類感染了這種新型天花病毒會怎麽樣。結果，幾周之內，幾百萬人都死了，最後國防部幹脆把插頭拔了，說這事別再弄了。這個危機往下演算下去，就是美國人滅絕，因為在整個電腦推演當中，沒有發現任何現行的防疫機製可以阻止這次瘟疫的蔓延，它太快了。
這就是個人崛起的力量，但是這還不是根本。這本書裏最有趣的觀點，就是所有危險的不可預測性。有人會說，無非複雜一點兒，有什麽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從遠古有人類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追求的就是可預測、可預見。搞商業的人都知道，任何計劃的執行無非是“計劃、執行、檢查、調整、提高”這幾步，我們必須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往哪兒發展。
什麽叫不可預測性？如果世界陷入了不可預測性，原來工業社會建立的係統就會全部崩潰掉。這正是我們即將麵對的局麵。
這本書裏記載了一個實驗，叫“沙堆實驗”。如果取一堆沙，一粒一粒地往下滴，一開始它會形成一個自組織，形成一個非常漂亮的圓錐形。可是隨著沙粒一粒一粒往下滴，沙堆不可能一直保持圓錐形，總有一刻沙堆會發生崩塌，尤其是那個尖，“啪”的一下就不成形了。
這就是科學上著名的沙堆問題：什麽時候崩塌可以預見嗎？
最開始沙堆實驗是作為一個思想實驗提出來的，提出者叫巴克。他認為沒法預測，但是沒有驗證。後來，美國一位科學家幹脆真的做了這個實驗，發現巴克的猜測是對的。當沙堆堆成一定的規模之後，再往上去，每個點發生崩塌的概率都一樣，並非堆得越高越容易崩塌。這是沙子，不是泥土，每一粒沙之間沒有黏性，隻有擠壓的作用。
這個實驗的執行者提出了一個數字，他說每下來一粒新沙，原來沙堆內部結構的複雜度，每一秒鍾提升100萬倍。這就是指數級的概念了。請注意，它隻是沙堆內部的複雜性，而這種複雜性跟外部的衝擊力是無關的。沙堆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但是沒人知道它會怎麽變。
我們現在的社會不就是這樣嗎？互聯網把每一個人從傳統的小共同體當中剝離了出來，很多公司的離職率大增，每一個年輕人都覺得，我認識好多人，我網友多得是，那麽多公司都在網上招聘，我隨時可以去。這就是剝離出來的一種力量。
我們不會像我們的父輩那樣，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在單位事事都要聽領導的，爭取早日當上組長、車間主任，順著體係往上爬。現在不是了，互聯網為每一個人打開了眼界，讓每個人還原到沙子的狀態，它不再是凝結在一起的土塊，它幾乎沒有任何可建築性。
也就是說，當整個社會由這些分散的像沙粒一樣的人和小組織構成的時候，沙堆實驗當中呈現出來的一個邏輯，就可怕地出現在我們的麵前——下一刻發生什麽，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這本書裏最讓我震撼的就是這個沙堆實驗。當人類那麽多種因素堆積在一起，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可能是一個新的ngo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的縮寫，意為非政府組織）誕生了，可能是一個印度農民離家出走了，可能是矽穀出現了一個新的技術，可能是北京中關村兩家公司合並了。就這麽一顆沙粒往下一落，整個係統突然就發生了崩塌，這種可能性難道不存在嗎？
沒錯，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正在籠罩這個世界。就像中國的樓市，很多經濟學家都說，樓市馬上就要大跌了。這道理誰都懂，一個暴漲的市場，總有一天會發生大跌。可是什麽時候跌？如果他敢斬釘截鐵地告訴你一個具體日子，那這個人一定是騙子。這是因為樓市和剛才我們說的沙堆實驗是一樣的，是一個複雜的係統，是由所有消費者、樓市投資者、基金、政府、全球的政治和經濟架構決定的一個沙堆，裏麵的複雜性一點兒不比剛才我們說的沙堆要小。它什麽時候崩塌，早就在實驗中被證明，是不可預測的。
20世紀幾乎所有的科學領域都出現了這樣的進展，科學發展到最後，發現這個世界是不可預測的。20世紀初，海森堡就把不可測量帶入了整個量子物理，後來流體動力學、信息論，包括數理邏輯裏麵都發現，最後否決了因果關係，否決了世界的可測量性、可理解性，很多現實才可以解釋。所以，這個世界的本質沒準兒就是不可預期。為什麽呢？因為很多小家夥的力量，當它逐步強大之後，爆發出來的後果是可怕的。
很多人都知道蝴蝶效應，一隻蝴蝶扇動翅膀，不知道哪裏就會爆發龍卷風。現在，我們的商業大組織麵對著同樣的不確定性。前幾年，我給很多企業當危機管理顧問的時候，偶爾也管點兒公關的事，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企業的輿論危機是不可管理、不可預防的，隻能在它發生之後隨之舞蹈。但我這個觀點很得罪人，因為很多公司就是靠預防危機、管理危機吃飯的，我這麽一說不是砸了人家的飯碗嗎？
我跟他們抬杠的時候經常會說，當一個大組織、一個大企業處在互聯網的輿論環境裏時，它根本不知道哪一個對它有傷害的聲音會被加速，會被強化到企業根本承受不住的地步，而且根本沒法預判，他可能就是一個個人。所以如果我聽到誰說“我能夠管理危機”，我就會抬杠說：“那你倒回去兩年，替中國紅十字會把郭美美給預測出來。”到現在，也沒有人可以證明郭美美跟中國紅十字會有一毛錢的關係，但又如何？中國紅十字會的名譽已經毀掉了。
個人崛起的時代不像以前，恐怖分子給公安局打電話說：“我放了十萬個炸彈。”公安局馬上就全城排查，隻要拆掉一顆炸彈，風險就少掉十萬分之一，這是可以預測、可以管理的風險。可是現在呢？公安局隻能安排全城人民大撤離，沒有別的辦法。當每一個風險都能成為郭美美級的風險，請問我們的企業還能躲到哪裏去？這風險還怎麽預測呢？ 這個世界是不可控製的
《不可思議的年代》告訴我們的第一個壞消息是，這個世界不可預測，而第二個壞消息就更要命了——這個世界不可控製。
書中舉了一個例子，蘇聯解體。如果時光倒轉，讓我們回到20世紀80年代，我們跟別人說“蘇聯要解體”，恐怕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因為那是一個看起來堅若磐石、有著堅強的控製力、擁有克格勃這樣的組織的國家。它的政治結構看起來比美國還要穩固、還要強大，怎麽會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呼啦啦大廈傾倒，就那麽垮掉了？真的是很讓人震驚，包括美國人在內。
美國人剛開始驚呆了，然後就開香檳慶祝——冷戰我們贏了。戈爾巴喬夫弄垮蘇聯之後，反複強調的一個政治觀點就是：美國人一直說他們贏得了冷戰，這是個錯誤。但是美國人不這麽看，他們寫了一大堆文章來分析，說首要的原因是美國搞星球大戰計劃把蘇聯的經濟拖垮了。有沒有搞錯？蘇聯的經濟是不太行，可那會兒並不是它最不行的時候，烏克蘭大饑荒死了幾百萬人，那時候怎麽沒垮？而且蘇聯垮了之後，類蘇聯結構的國家，比如古巴、朝鮮，它們的經濟更糟糕，怎麽現在還沒垮？這個原因是解釋不通的。
第二個原因，美國人搞了很多反蘇的油印小冊子在蘇聯境內進行傳播。《不可思議的年代》的作者把這個分析告訴了俄羅斯的專家們。他們哄堂大笑，說那種油印小冊子以及“美國之音”的廣播，在蘇聯人民的生活中已經是常備品了，存在幾十年了，怎麽會剛好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就爆發了呢？這個理由說不通。
還有人說是因為美國的“軟實力”，蘇聯是被牛仔褲、麥當勞、搖滾樂、美國的電視劇、好萊塢電影、迪士尼轟垮的。也不能說這個分析一點兒道理也沒有，持這個觀點的是美國著名的戰略學家奈斯比特。怎麽定義軟實力呢？軟實力的標準定義是，能夠在其他國家人民心中建立偏好的能力。你愛看我的電視劇，愛用我的文化，那時間一長，你不就喜歡上我了嗎？你喜歡上我，就會厭惡現在的統治者，然後摧枯拉朽，你就到我的碗裏來了。
可是我們仔細想想，好像也不對。隨便舉兩個例子，俾斯麥對法國文化真是崇拜到了極點，他非常喜歡巴黎，可是第一支血洗巴黎的外國軍隊不就是他帶領的嗎？抗日戰爭的時候，哪個日本指揮官不是用我們中國人發明的漢字寫戰地報告、發布命令？正是那些命令讓中國陷入一片火海中。就像現在中東的恐怖分子，他的包裏可能就放有麥當娜的唱片，而旁邊就是招募人體炸彈的招貼。一個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上午剛在美國大使館遞交了哈佛大學的入學申請，下午就可能跑到美國大使館裏扔石頭。所以，美國不遺餘力地加強軟實力、建立偏好，與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反感甚至是敵意，是並行不悖的兩件事情。
軟實力在國際政治上真的起過作用嗎？事實上，我們沒有看到過例證。那蘇聯崩潰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的？後來，我又看到一種解釋，說是蘇聯內部發生了崩潰，是蘇聯統治集團內部的精英們在蘇聯的後期，都希望這個政權垮台，是這種力量從內部把它撕碎的。 高度控製，唯有慘敗
不管美國人寫了多少文章，對蘇聯垮台的原因是怎麽分析的，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判斷：這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它的崩潰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是不可預測的。
美國人針對蘇聯製訂的各種計劃真的起到過作用嗎？真的能夠控製這件事情的發生嗎？恐怕未必。為什麽控製在複雜的係統是無效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對方不是死人，他就站那兒，你施以小計，他就正中你的下懷，這件事情可能發生嗎？
我們再拿美國的另外一個策略“中東和平”來說，這是美國近些年每一任總統都想留下的一座曆史豐碑，可是從來沒有成功過。有一個在中東斡旋的美國外交官曾開玩笑說，斡旋中東和平進程的外交官是世界上唯一終身從事的職業，因為這事兒永遠沒完沒了。
為什麽呢？機理其實很簡單。美國先拋出了一個計劃，以色列就說，我得從這個計劃中再爭取一部分能獲得以色列人民歡呼的條件。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那邊呢？民族主義者得反對這個計劃。等這兩種聲音各自把老百姓說服之後，雙方就開始把這個計劃兩邊扯，直到把這個計劃碎為止。所以在中東和平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哪個美國總統拋出的任何一份計劃是能夠成功的。
這本書裏還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電腦病毒。2008年的時候，一個頂級黑客發現全球的互聯網有一個巨大的漏洞，他突然覺得自己陷入了一個邏輯怪圈：如果著手修補，那就得宣布一個計劃，但是這就等於告訴那些特別壞的黑客，那些想去盜竊他人財產的黑客，去利用這個漏洞。可是，不說又怎麽修補呢？一個想炫耀自己的技能和發現的黑客，是注定不能挽救互聯網的。所以那一次互聯網危機，最後是靠一幫黑客和一幫公司用極其秘密的方式，讓全球互聯網度過了一劫。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9·11”。美國2001年9月11日遭受到那次大打擊的三天之後，9月14日，布什總統就在國家大教堂發表演講，演講詞寫得那叫一個氣壯山河。他說：“‘9·11’襲擊是敵人用他們選擇的方式，在他們選擇的時間裏發起的；現在，我們美國人民要用我們選擇的方式，在我們認可的時間裏把它結束掉！”可是這句話裏包含著一種愚蠢，一種試圖控製對方的愚蠢。沒錯，美國很強大，想打誰就打誰，把薩達姆幹掉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結束了一個故事，但是你也親手開啟了另外一個比前麵的故事更悲慘、更具災難意味的故事。
後來，我們在伊拉克就看到了這種情況。美國大兵長驅直入，橫掃薩達姆政權，犁庭掃穴。可是接下來呢？整個伊拉克的社會係統崩潰了。這其中有一個細節，美國人當時想，我隻打有生力量，隻要把它打散，把薩達姆推翻就行了，基礎設施咱們要盡量保住。美國人也確實用高科技手段做到了這一點。可是等整個社會係統崩潰之後發生了什麽？美國人好不容易保住的基礎設施，隨後就被伊拉克那些潰兵、那些普通百姓在短時間內破壞得一幹二淨，所有的成果都喪失了。 拿出一種園丁精神來
係統崩潰帶來的後果是美國人沒想到的。美國人打利比亞，利比亞原來還有一個卡紮菲，雖然很多人嘲笑卡紮菲，說他隻是一個母雞，站在一堆蛋麵前，說“這堆蛋是我的，我是他們的媽”。其實這堆蛋他一個都拿不起來，因為那是一個部族政治的國家，部族政治隻是那些酋長跟卡紮菲達成的暫時協議而已。所以把卡紮菲搞掉之後，利比亞的社會崩潰，這個國家重建的難題就落在了美國人的頭上。美國人一腳踩在了爛泥塘裏，死活拔不出來。
這就是追求控製的結果，結束了一個災難，又迅速開始了另外一個災難。在人類曆史上，所有高度控製的係統，一旦遇到一個具有高度靈活的低度控製係統的時候，往往都是慘敗。
中國曆史上就發生過這麽一幕，解放戰爭中，蔣介石追求的就是中央控製。新一軍、新六軍派往東北的時候，全副美式裝備，所有給養都由國民黨的後勤部隊供給，軍容非常整肅，正規軍嘛。蔣介石還不放心，親自打電話指揮戰鬥，一直要打到團長級別。
延安那邊呢？人家不追求控製，東北野戰軍進東北的時候，就地征糧、就地征兵，先搞土改，然後動員百姓參軍，根本沒有一套發達的後勤係統，但是部隊很靈活，很有戰鬥力。延安丟了沒關係，毛主席帶著大部隊就那麽走了。中央和各野戰軍之間的電報聯係甚至不太通暢，沒有關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隨便打。
這就是兩個係統之間的差別，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最典型的一次戰役是遼沈戰役中的胡家窩棚戰鬥。當時，兩股部隊糾纏在一起，連長找不到團長，團長找不著師長。林彪一看，好，越亂越好。他這麽說是因為共產黨的軍隊是有價值觀係統的，雖然打散了，但他們都知道，看見敵人咱們就要消滅掉。而國民黨軍隊是中央控製，中央控製一旦喪失，那不就是沒頭蒼蠅了嗎？結果在胡家窩棚，廖耀湘的司令部生生被一個摸黑過去的共產黨小分隊端掉了。這次胡家窩棚戰鬥對遼沈戰役的整個進程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所以，麵對一個越來越像生態係統、越來越不像機械組織的世界，用控製這種方法，你覺得還能成立嗎？
1974年，著名的經濟學家、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領獎的時候，他發表了一篇演說，很有意思。他先客氣了一句，說經濟學終於有諾貝爾獎了。緊接著話鋒一轉，說：“人們正在呼籲經濟學家出來談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擺脫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這種嚴重的威脅？然而，必須承認，正是大多數經濟學家曾經推薦甚至極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這種局麵。”就是說，現在經濟不景氣正是這些經濟學家給政府瞎出主意導致的。
這篇短短的演講，感覺就像是替所有經濟學家向大夥兒道歉。哈耶克最後說了一段話，大意是：對待一個複雜性已經根深蒂固的係統，我們要采取一種什麽姿態？不是自大地以為我們能夠控製它的姿態，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樣去模鑄產品，而是必須拿出一種園丁精神，像園丁看護花草那樣含情脈脈地看著這些花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通過提供適宜的環境，維護它的生態，幫助它成長。
這篇演說的名字叫《似乎有知識》，多奇妙的名字。對於我們所熟悉的事物，我們似乎覺得自己有知識，可實際呢？實際上，我們一無所知。 破解方案1：放眼全局
在《羅輯思維》以前的視頻節目裏，我們一直在強調個體的崛起。在這裏，我們要講的是大組織麵對個體崛起之後的困境，怎麽破？有解嗎？有。《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的作者就提出了一個思路，叫深度安全。這個思路比較複雜，簡單說就是兩條，第一條就是放眼全局。
美國人在“二戰”後期發現有點不對頭：為什麽我們拿燃燒彈轟炸德國，反而導致德國人民眾誌成城，團結在了希特勒的周圍呢？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高度控製帶來的一個結果，你想影響他，讓他按照你的方向走，但是對方往往不會讓你如願。
“二戰”後，美國人吃的虧就更多了。在越南戰爭中，美軍b-52轟炸機發射的軍火量，遠遠超過“二戰”的總和。但是又怎麽樣？美國敗了。在越戰中成長起來的一批美國軍官，在越戰結束之後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哪兒錯了？
冷戰時期，西方的軍人以美軍為首，一直在做一道推演題：如果蘇聯舉全國之力向西歐發動進攻的話，我們用多大的火力才能把蘇聯阻截在50千米之內？結果發現不可能，蘇軍要一直打到德國，把德國打敗，才能止下步伐，此時雙方將進入對攻戰。可是這個情況是不可接受的，這要死多少人啊？肯定血流成河。所以一些年輕軍官就提出來：可不可以不直接消滅他的有生力量，而去打一些後方的節點？什麽節點？比方說我們不把敵人打死，隻把他們打成傷兵，這不就增加了對方戰地醫院的負擔嗎？然後，我們定點去攻擊對方的油料庫、醫院，包括一些通信設施，攻破他們的後方網絡。經過電腦推演，大家發現這個策略挺好，反而能在50千米到100千米之內就阻截住蘇軍的進攻。
後來在實戰中，美國的軍人就一直用這招，打伊拉克的時候用過，打南斯拉夫的時候也用過。當時，他們有一招，就是先用飛機空投石墨做的絲。大家都知道石墨是細絲，可以導電的，美國在整個南斯拉夫的電網當中就投放這種細絲。結果就導致南斯拉夫的電網大麵積的短路，貝爾格萊德整個城市陷入一片黑暗。我們那個時候看電視新聞的時候，老覺得那是防空需要，不是，那是真的停電了，讓美軍給弄的。所以，南斯拉夫整個民心士氣一下子就崩潰了。
你要說這玩意兒新鮮嗎？它不新鮮，尤其是我們中國人聽起來，這叫什麽新鮮？因為我們《孫子兵法》從來都是這麽說的。在兵法中講究一個“勢”，什麽叫勢？勢就是我製造一種情況，讓敵人按照我想讓他去的那個方向去運動，這就是製造勢。換句話說，中國的兵法在心中一直是有全局觀的。
要想有全局觀，我們就要學會不控製的藝術。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我們想控製一件事情，我們想推動一件事情，但是結果呢？比方說有新聞說，得經常回家看看，這件事得立法，不孝敬老人這可不行。後來又聽說讀書要立法，不讀書判刑這事好像有點不對。但是你看，所有這種思維都是中央對邊緣的控製型思維，我們拍桌子喊：《新聞聯播》播了，全民得讀書！是好意，可問題是這種控製結構麵對一盤散沙——互聯網式的一個紛亂的生態係統，真能起到作用嗎？你呼喚讀書，老百姓就真的拿起書本嗎？
所以，甭管你是立法，還是加大中央的宣傳力度，都是沒有用的。什麽是有用的呢？比如，可以扶持《羅輯思維》這樣的節目，然後由這樣的一個個讀書社群形成網絡，然後讓這些種子自由生長。這恰恰是放棄控製的思路，而用生態對生態的觀點，用全局的思維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破解方案2：組織變形
第二個就是組織變形。既然對方是螞蟻，你非要當一頭大象，那對不起，你隻有被螞蟻啃死的結局，不會有第二種可能。
那怎麽組織變形？我們為什麽講很多軍事故事？因為你要知道，在五百強企業中，西點軍校畢業的高管比哈佛商學院畢業的多。美國人打阿富汗的時候，就進行了一次重要的組織變形，主導人叫拉姆斯·菲爾德——美國人當時的國防部部長。他在任上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把美國的戰鬥組織進行了重組。
原來蘇軍打阿富汗的時候，是正規軍往裏開，是中央控製係統往裏走，最後铩羽而歸。美國人不這麽幹，蘇軍是把70%的成本用於火力，30%的成本用於尋找目標。拉姆斯·菲爾德說：“我們能不能通過組織創新，把這個成本結構給顛倒一下？70%的成本用於搜尋目標，30%的成本用於對敵打擊。”他把美國大兵分成了好幾百個三人小組。每個三人小組中，一個人是炸彈專家，一個人是通信專家，一個人是戰鬥專家，三個人帶一套5000萬美元的裝備，結伴在阿富汗山區尋找。他們一旦發現塔利班組織的人，通信專家就向後方發一封電郵，後方就直接發炮彈把它定點清除，甚至彈藥量都是計算好的。
後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馮侖就提出，看來今後正規組織的變形方向就是這個方向，所以他給這種組織起名叫“特種部隊組織”。這種特種部隊組織在中國的商業結構裏麵也很典型，保險公司“掃樓”的都是特種部隊。雖然隻有一個人敲門賣保險，實際上他背後有一個龐大的支持係統，保險公司的那些精算師會算出每一個保險產品的賠率。所以，未來的組織係統很可能就是這樣，讓前線聽得到炮聲的人發命令，後台去做支持；而不是後台發命令，前方去執行。
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做決定，這也是華為這家中國很有創新精神的公司近幾年提出來的組織變革的方向。為什麽要做組織變革？因為對方也在變革，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都是仿照美國軍隊建立的。當然，你模仿我，你又不如我，當然就打不過我。但是“二戰”之後這些國家的組織都在進行變形，用馮侖的說法，他們變成了“基地型組織”。他們的特征是什麽？成員極度離散，成本各自負擔，然後靠價值觀協調。針對這種組織變形，正規組織如果不進行變形，那是不可以的。
中國曆史上也是這樣，為什麽農民戰爭一爆發，中央王朝這個中央控製係統就很容易發生崩潰？我在史料中看過這樣的故事，說李自成打仗非常簡單，因為他說是有幾百萬人的軍隊，哪有什麽正經軍人？都是老百姓、饑民，想跟著他搶口吃的。攻城的時候也很簡單，所有男丁隻要能上去搗一塊磚下來就可以去吃飯，拿不回來就隻能死在城牆根前。他沒有什麽戰術，就是這麽一哄而上，然後像螞蟻一樣把一座城池瞬間啃成白骨。他這種打法，中央正規軍還怎麽跟他打？
清朝的太平天國也是這樣，清政府做了什麽樣的組織變形呢？它變成了突擊隊，由恭親王在中央主持，然後讓漢族士大夫各自組織團練。當時，打太平天國的結構就是這樣：曾國藩在安慶，胡林翼在湖北，李鴻章在江蘇，左宗棠在浙江，彭玉麟管水師，各自爆發出活力，各自為戰。就是這麽一個結構，最後把太平天國給打下來了。你不能不說這是清政府在麵對危機的時候，自發所做的一次組織轉型。唯有這種分散力量、完成組織轉型的方案，才是對抗這種新興的螞蟻型組織的唯一有效的方案。 激發起底層的驚人力量
在《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裏麵其實舉了很多這種組織變形的例子。比方說，南非有一個治療肺結核病的醫療項目，政府非常重視這個項目，就讓醫生去監督老百姓吃藥。結果，因為那個藥物的副作用非常大，老百姓說還不如死了算了，幹脆不去治，最後這個項目執行得非常糟糕。
後來有一個治療艾滋病的項目，因為治療艾滋病的“雞尾酒療法”非常複雜，而且非常昂貴。那些黑人老百姓得了艾滋病之後，就自發地組織起來，每周或者每個月通過同鄉會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當活力來自於民間的時候，這個項目就運行得非常好。
這本書裏還舉了一個商業上的例子，也非常有意思。十幾年前，巴西有一家企業，老板叫塞姆勒。他說巴西通脹率已經到了百分之百了，在這個國家做商人，就像地震的時候騎在一頭暴怒的公牛上，真正可怕的不是公牛的顛簸，而是地震。這個國家的整個經濟環境太不穩定了，企業簡直沒法幹下去，他就不想幹了。
可是一旦他不幹了，工廠的工人怎麽辦？工人代表就找他談判，說：“這樣吧，我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但是你得答應兩個條件。第一，以後工廠如果掙錢了，我們的分紅能不能增加點兒？”塞姆勒說這個可以，反正現在什麽都沒有，以後萬一掙錢了多分點沒問題。“第二條，以後你簽出去的每一張支出的支票，得由我們工會代表附簽，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錢都是花我們的。”塞姆勒說這也行，反正什麽都沒有了，死馬當活馬醫。
結果怎麽樣？在通脹率百分之百的情況下，這家企業居然盈利了！因為每一個工人都覺得，“這是我的公司，它要死了我就沒飯吃了”。後來通貨膨脹期過去了，塞姆勒覺得這個體製很好，就保留了下來，什麽都讓工人自己決定，自己什麽都不管了。
有一次選擇建新工廠的地址，塞姆勒說你們工人自己投票決定吧。工人們就選擇了一塊地，這塊地旁邊就是當地人常年鬧罷工的地方。塞姆勒心裏犯了嘀咕：這裏天天亂哄哄的，天天在罷工，行嗎？結果新工廠建成之後，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旁邊天天在鬧罷工、遊行，這家工廠裏的工人卻天天鑽在車間裏搞技術革新。
塞姆勒的工廠裏還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個車間的叉車工人平常是八點上班，可是這個車間的工人說，早點上班，多幹點活吧，以後七點上班。可是那個叉車工人死活不幹。結果呢，這個車間所有的工人都學會了開叉車。
底層的力量就是這麽大，所以塞姆勒這家公司現在變成了巴西一家特別奇怪的公司，可能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塞姆勒就根本不知道他雇用了多少人，也不知道這家企業在幹什麽，因為這些決定都不是他做的。他作為一個大股東、精神領袖，經常到車間裏跟工人們握握手就行了。你看，底層力量一旦被激發起來，就是嚇死人的力量。而底層力量怎麽激發？組織得變革，這是這本書給我們提供的第二個答案。
其實中國的企業當中，這樣的變革少嗎？太多了。前不久，我遇到一個廣州的企業家，他從事的是傳統製造業，一直渴望能完成互聯網轉型。可是他琢磨來琢磨去，覺得靠自個兒可能沒戲，所以就想了一個招：“員工們不都嫌製造業沒錢賺，想跳槽嗎？那就在公司裏搞個創業pk大賽，跟那個《贏在中國》是一樣一樣的，每年兩次。全民投票，如果這屆大賽你贏了，你去創業，我就支持你，白給你個人股份，我控股就行。”對於那些有創業計劃的人，這個思路就很有新鮮感，也很有吸引力。結果幾年之後，這家傳統製造業企業居然控股了幾個具有強烈互聯網基因的子公司。
很多人都說變革難，關鍵你要知道你變革的是什麽，你以為變革產品就行了？你以為搞一搞市場調研就行了？不行的，組織得變。 用不確定性對抗不確定性
我還想補一個答案，既然世界是不確定的，那怎麽辦呢？其實終極的答案是，用不確定性對抗不確定性。
我還記得當年聽《冬吳相對論》的時候，吳伯凡老師講過一句話，他說什麽是健康？健康就是指在得病和不得病之間的那種搖搖欲墜的狀態。對啊，世界上哪有絕對的好和絕對的壞？也許你自認為是健康的，可是從頭到腳去想，你會發現你渾身都是毛病。不說別的，誰敢說自己所有的牙都是標準的、完整的、好的？
整個世界都是不完美的，可是傳統的管理，尤其是日本管理學那一套，都是想把事情往完美去做，這是工業社會在確定性的時代，想要用控製的方法來達成的一個目標。
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在互聯網讓每一個個人都崛起的時代，如果你再用確定性的、可控製的思路去麵對你的競爭對手，你可能就會麵對大象被螞蟻吃掉這樣的結局。
怎麽辦？用不確定性對抗不確定性。什麽叫不確定性？其實就是一個“人”字。我們還會說到戰爭，戰爭是最具有不確定性的，尤其是在古代戰場上，沒有那麽多的偵察設備，也許連敵方在哪兒都不知道，所以古代的名將不見得一定是大儒，很多名將一個大字都不識。
高陽先生筆下的清代名將鮑超就不識字，但是有很好的直覺，他站在山頭一看，時候差不多了，就喊：“兄弟們，衝啊！”大部隊就衝下去了。但是什麽時候喊這句，這就是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隻有在直覺非常好的將領的心中才會有。所以嶽飛有一句名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請注意，“一心”就是說隻有一個人的心裏可以掌握這個秘密。
柳傳誌先生曾經講過一句話，可能要被西方管理學笑話死，他說，在中國做企業要“因人設事”。事兒得靠譜，更重要的是得找到靠譜的人，我覺得這人能夠控製這個事，這事就可以幹了，這就叫“因人設事”。所以喬布斯故去之後，你罵庫克有什麽用？他不是喬布斯，你希望他達到喬布斯用他的不確定性和創造性完成的那種創新，可能嗎？他根本就不具備喬布斯那種不確定性，自然不可能帶來令你驚訝的結果。
《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的腰封上寫著幾行字：“舊時代的全球秩序搖搖欲墜，傳統的精英們束手無策，現在是輪到我們登場的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創造我們的社會。”正是如此，以不確定性對付不確定性，那我們就具有了不確定性。
有很多人在問，《羅輯思維》有確定性嗎？萬一你羅胖哪天出車禍死了呢？或者你哪天厭倦了不想幹了，這個商業模式不就垮了嗎？
我的答案是兩條。第一條，垮了就垮了，那它就是回歸了生態係統。生態係統的生物就像草一樣，一歲一枯榮，有生有死，這難道不正常嗎？為什麽要追逐那種控製，一定要基業長青呢？“老而不死，是為賊”，如果沒有了生命力卻還苟延殘喘著，那叫吸血僵屍。何必要追求長久？
第二條，如果它很長久怎麽辦？還是回到生態係統。
總之，請參與到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社會重建中來，我們等著你。
中國古代有一個笑話，說有個聾子看到別人放炮仗，就覺得好奇怪啊，好好的一個花紙卷，怎麽說散就散了呢？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你有一個感官通道封閉後，不管你多麽用勁地觀察，都是沒有辦法理解這個世界的。
現在，我們人類世界，甭管是政治還是商業，都處於一個特別神奇的時代，我們經常會感覺到，“這個花紙卷怎麽說散就散了呢”？
比如說諾基亞被收購了，那樣堅若磐石的龐然大物原來也能崩潰；微軟這個10年前還炙手可熱的大企業，如今做什麽都做不成，沒準兒也離死不遠了；原來默默無聞的一些小企業，比如說三年前大家還不知道的小米，突然就成為估值100億美元的公司了。
小米發布2999元47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互聯網大彩電時，搞得我那些在傳統彩電公司工作的朋友大驚失色，倒抽一口涼氣。為什麽？他們原來那個大帝國就此接到了“病危通知書”，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倒掉了。
即使是國家層麵，美國當年那叫一超獨霸，現在麵對敘利亞這麽一個彈丸之地，也感覺到狗咬刺蝟一般地為難，不知道從何下嘴。這個世界真的是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誰都不知道自己烈火烹油似的繁華能夠持續到哪一天。
給大家推薦一本書——《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的作者大有來頭，叫作庫珀·雷默，他是基辛格的弟子。他是一個飛行特技駕駛員，還是一個很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
這本書就是針對美國提出來的一整套如何適應新世界的解決方案，對於所有身在傳統商業大組織中的人都有借鑒意義，也就是大象如何才能和螞蟻一起舞蹈。 所有危險都有不可預測性
大象為什麽遭遇到這樣的困境？答案隻有一個，由於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帶來了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格局全新的變化。這個變化最核心的地方是什麽？就是個體崛起。
舉個例子來講，《羅輯思維》為什麽能夠存在？要知道我們現在每期的點擊量有100多萬，tv有些著名欄目也相差無幾。我們是怎麽做到的呢？央視所有的資源都是從組織內獲取，得有各地的差轉台、各個城市中心的轉播塔、底層的上萬名員工，才能做出一些好欄目。
我們《羅輯思維》是草根生長，我們也不是沒有資源、沒有底座，我們也有，優酷等互聯網視頻網站的帶寬服務器免費給我們用，張小龍團隊不眠不休多少個日夜做出來的微信我們也在免費用。我們沒有必要進入到央視那樣的體係裏，就能獲得如此開放、全麵、強大的資源。
像羅胖這麽溫柔敦厚、一副無害的表情的人獲得這樣的資源倒也罷了，如果這資源落到恐怖分子手裏呢？據說從2008年開始，人類就可以從互聯網上完整地下載天花基因的製造方案，而且這種天花基因是可以對現在所有的防疫係統進行突破的。也就是說，這種天花基因能秒殺所有疫苗。所以很多人就說，也許過不了幾年，第一個可以秒殺所有疫苗的天花病毒就將在某個恐怖分子家裏製造出來。一旦製造出來怎麽辦？
據說，前幾年美國國防部也做了一個實驗，電腦模擬了一下人類感染了這種新型天花病毒會怎麽樣。結果，幾周之內，幾百萬人都死了，最後國防部幹脆把插頭拔了，說這事別再弄了。這個危機往下演算下去，就是美國人滅絕，因為在整個電腦推演當中，沒有發現任何現行的防疫機製可以阻止這次瘟疫的蔓延，它太快了。
這就是個人崛起的力量，但是這還不是根本。這本書裏最有趣的觀點，就是所有危險的不可預測性。有人會說，無非複雜一點兒，有什麽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從遠古有人類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追求的就是可預測、可預見。搞商業的人都知道，任何計劃的執行無非是“計劃、執行、檢查、調整、提高”這幾步，我們必須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往哪兒發展。
什麽叫不可預測性？如果世界陷入了不可預測性，原來工業社會建立的係統就會全部崩潰掉。這正是我們即將麵對的局麵。
這本書裏記載了一個實驗，叫“沙堆實驗”。如果取一堆沙，一粒一粒地往下滴，一開始它會形成一個自組織，形成一個非常漂亮的圓錐形。可是隨著沙粒一粒一粒往下滴，沙堆不可能一直保持圓錐形，總有一刻沙堆會發生崩塌，尤其是那個尖，“啪”的一下就不成形了。
這就是科學上著名的沙堆問題：什麽時候崩塌可以預見嗎？
最開始沙堆實驗是作為一個思想實驗提出來的，提出者叫巴克。他認為沒法預測，但是沒有驗證。後來，美國一位科學家幹脆真的做了這個實驗，發現巴克的猜測是對的。當沙堆堆成一定的規模之後，再往上去，每個點發生崩塌的概率都一樣，並非堆得越高越容易崩塌。這是沙子，不是泥土，每一粒沙之間沒有黏性，隻有擠壓的作用。
這個實驗的執行者提出了一個數字，他說每下來一粒新沙，原來沙堆內部結構的複雜度，每一秒鍾提升100萬倍。這就是指數級的概念了。請注意，它隻是沙堆內部的複雜性，而這種複雜性跟外部的衝擊力是無關的。沙堆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但是沒人知道它會怎麽變。
我們現在的社會不就是這樣嗎？互聯網把每一個人從傳統的小共同體當中剝離了出來，很多公司的離職率大增，每一個年輕人都覺得，我認識好多人，我網友多得是，那麽多公司都在網上招聘，我隨時可以去。這就是剝離出來的一種力量。
我們不會像我們的父輩那樣，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在單位事事都要聽領導的，爭取早日當上組長、車間主任，順著體係往上爬。現在不是了，互聯網為每一個人打開了眼界，讓每個人還原到沙子的狀態，它不再是凝結在一起的土塊，它幾乎沒有任何可建築性。
也就是說，當整個社會由這些分散的像沙粒一樣的人和小組織構成的時候，沙堆實驗當中呈現出來的一個邏輯，就可怕地出現在我們的麵前——下一刻發生什麽，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這本書裏最讓我震撼的就是這個沙堆實驗。當人類那麽多種因素堆積在一起，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可能是一個新的ngo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的縮寫，意為非政府組織）誕生了，可能是一個印度農民離家出走了，可能是矽穀出現了一個新的技術，可能是北京中關村兩家公司合並了。就這麽一顆沙粒往下一落，整個係統突然就發生了崩塌，這種可能性難道不存在嗎？
沒錯，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正在籠罩這個世界。就像中國的樓市，很多經濟學家都說，樓市馬上就要大跌了。這道理誰都懂，一個暴漲的市場，總有一天會發生大跌。可是什麽時候跌？如果他敢斬釘截鐵地告訴你一個具體日子，那這個人一定是騙子。這是因為樓市和剛才我們說的沙堆實驗是一樣的，是一個複雜的係統，是由所有消費者、樓市投資者、基金、政府、全球的政治和經濟架構決定的一個沙堆，裏麵的複雜性一點兒不比剛才我們說的沙堆要小。它什麽時候崩塌，早就在實驗中被證明，是不可預測的。
20世紀幾乎所有的科學領域都出現了這樣的進展，科學發展到最後，發現這個世界是不可預測的。20世紀初，海森堡就把不可測量帶入了整個量子物理，後來流體動力學、信息論，包括數理邏輯裏麵都發現，最後否決了因果關係，否決了世界的可測量性、可理解性，很多現實才可以解釋。所以，這個世界的本質沒準兒就是不可預期。為什麽呢？因為很多小家夥的力量，當它逐步強大之後，爆發出來的後果是可怕的。
很多人都知道蝴蝶效應，一隻蝴蝶扇動翅膀，不知道哪裏就會爆發龍卷風。現在，我們的商業大組織麵對著同樣的不確定性。前幾年，我給很多企業當危機管理顧問的時候，偶爾也管點兒公關的事，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企業的輿論危機是不可管理、不可預防的，隻能在它發生之後隨之舞蹈。但我這個觀點很得罪人，因為很多公司就是靠預防危機、管理危機吃飯的，我這麽一說不是砸了人家的飯碗嗎？
我跟他們抬杠的時候經常會說，當一個大組織、一個大企業處在互聯網的輿論環境裏時，它根本不知道哪一個對它有傷害的聲音會被加速，會被強化到企業根本承受不住的地步，而且根本沒法預判，他可能就是一個個人。所以如果我聽到誰說“我能夠管理危機”，我就會抬杠說：“那你倒回去兩年，替中國紅十字會把郭美美給預測出來。”到現在，也沒有人可以證明郭美美跟中國紅十字會有一毛錢的關係，但又如何？中國紅十字會的名譽已經毀掉了。
個人崛起的時代不像以前，恐怖分子給公安局打電話說：“我放了十萬個炸彈。”公安局馬上就全城排查，隻要拆掉一顆炸彈，風險就少掉十萬分之一，這是可以預測、可以管理的風險。可是現在呢？公安局隻能安排全城人民大撤離，沒有別的辦法。當每一個風險都能成為郭美美級的風險，請問我們的企業還能躲到哪裏去？這風險還怎麽預測呢？ 這個世界是不可控製的
《不可思議的年代》告訴我們的第一個壞消息是，這個世界不可預測，而第二個壞消息就更要命了——這個世界不可控製。
書中舉了一個例子，蘇聯解體。如果時光倒轉，讓我們回到20世紀80年代，我們跟別人說“蘇聯要解體”，恐怕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因為那是一個看起來堅若磐石、有著堅強的控製力、擁有克格勃這樣的組織的國家。它的政治結構看起來比美國還要穩固、還要強大，怎麽會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呼啦啦大廈傾倒，就那麽垮掉了？真的是很讓人震驚，包括美國人在內。
美國人剛開始驚呆了，然後就開香檳慶祝——冷戰我們贏了。戈爾巴喬夫弄垮蘇聯之後，反複強調的一個政治觀點就是：美國人一直說他們贏得了冷戰，這是個錯誤。但是美國人不這麽看，他們寫了一大堆文章來分析，說首要的原因是美國搞星球大戰計劃把蘇聯的經濟拖垮了。有沒有搞錯？蘇聯的經濟是不太行，可那會兒並不是它最不行的時候，烏克蘭大饑荒死了幾百萬人，那時候怎麽沒垮？而且蘇聯垮了之後，類蘇聯結構的國家，比如古巴、朝鮮，它們的經濟更糟糕，怎麽現在還沒垮？這個原因是解釋不通的。
第二個原因，美國人搞了很多反蘇的油印小冊子在蘇聯境內進行傳播。《不可思議的年代》的作者把這個分析告訴了俄羅斯的專家們。他們哄堂大笑，說那種油印小冊子以及“美國之音”的廣播，在蘇聯人民的生活中已經是常備品了，存在幾十年了，怎麽會剛好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就爆發了呢？這個理由說不通。
還有人說是因為美國的“軟實力”，蘇聯是被牛仔褲、麥當勞、搖滾樂、美國的電視劇、好萊塢電影、迪士尼轟垮的。也不能說這個分析一點兒道理也沒有，持這個觀點的是美國著名的戰略學家奈斯比特。怎麽定義軟實力呢？軟實力的標準定義是，能夠在其他國家人民心中建立偏好的能力。你愛看我的電視劇，愛用我的文化，那時間一長，你不就喜歡上我了嗎？你喜歡上我，就會厭惡現在的統治者，然後摧枯拉朽，你就到我的碗裏來了。
可是我們仔細想想，好像也不對。隨便舉兩個例子，俾斯麥對法國文化真是崇拜到了極點，他非常喜歡巴黎，可是第一支血洗巴黎的外國軍隊不就是他帶領的嗎？抗日戰爭的時候，哪個日本指揮官不是用我們中國人發明的漢字寫戰地報告、發布命令？正是那些命令讓中國陷入一片火海中。就像現在中東的恐怖分子，他的包裏可能就放有麥當娜的唱片，而旁邊就是招募人體炸彈的招貼。一個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上午剛在美國大使館遞交了哈佛大學的入學申請，下午就可能跑到美國大使館裏扔石頭。所以，美國不遺餘力地加強軟實力、建立偏好，與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反感甚至是敵意，是並行不悖的兩件事情。
軟實力在國際政治上真的起過作用嗎？事實上，我們沒有看到過例證。那蘇聯崩潰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的？後來，我又看到一種解釋，說是蘇聯內部發生了崩潰，是蘇聯統治集團內部的精英們在蘇聯的後期，都希望這個政權垮台，是這種力量從內部把它撕碎的。 高度控製，唯有慘敗
不管美國人寫了多少文章，對蘇聯垮台的原因是怎麽分析的，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判斷：這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它的崩潰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是不可預測的。
美國人針對蘇聯製訂的各種計劃真的起到過作用嗎？真的能夠控製這件事情的發生嗎？恐怕未必。為什麽控製在複雜的係統是無效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對方不是死人，他就站那兒，你施以小計，他就正中你的下懷，這件事情可能發生嗎？
我們再拿美國的另外一個策略“中東和平”來說，這是美國近些年每一任總統都想留下的一座曆史豐碑，可是從來沒有成功過。有一個在中東斡旋的美國外交官曾開玩笑說，斡旋中東和平進程的外交官是世界上唯一終身從事的職業，因為這事兒永遠沒完沒了。
為什麽呢？機理其實很簡單。美國先拋出了一個計劃，以色列就說，我得從這個計劃中再爭取一部分能獲得以色列人民歡呼的條件。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那邊呢？民族主義者得反對這個計劃。等這兩種聲音各自把老百姓說服之後，雙方就開始把這個計劃兩邊扯，直到把這個計劃碎為止。所以在中東和平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哪個美國總統拋出的任何一份計劃是能夠成功的。
這本書裏還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電腦病毒。2008年的時候，一個頂級黑客發現全球的互聯網有一個巨大的漏洞，他突然覺得自己陷入了一個邏輯怪圈：如果著手修補，那就得宣布一個計劃，但是這就等於告訴那些特別壞的黑客，那些想去盜竊他人財產的黑客，去利用這個漏洞。可是，不說又怎麽修補呢？一個想炫耀自己的技能和發現的黑客，是注定不能挽救互聯網的。所以那一次互聯網危機，最後是靠一幫黑客和一幫公司用極其秘密的方式，讓全球互聯網度過了一劫。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9·11”。美國2001年9月11日遭受到那次大打擊的三天之後，9月14日，布什總統就在國家大教堂發表演講，演講詞寫得那叫一個氣壯山河。他說：“‘9·11’襲擊是敵人用他們選擇的方式，在他們選擇的時間裏發起的；現在，我們美國人民要用我們選擇的方式，在我們認可的時間裏把它結束掉！”可是這句話裏包含著一種愚蠢，一種試圖控製對方的愚蠢。沒錯，美國很強大，想打誰就打誰，把薩達姆幹掉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結束了一個故事，但是你也親手開啟了另外一個比前麵的故事更悲慘、更具災難意味的故事。
後來，我們在伊拉克就看到了這種情況。美國大兵長驅直入，橫掃薩達姆政權，犁庭掃穴。可是接下來呢？整個伊拉克的社會係統崩潰了。這其中有一個細節，美國人當時想，我隻打有生力量，隻要把它打散，把薩達姆推翻就行了，基礎設施咱們要盡量保住。美國人也確實用高科技手段做到了這一點。可是等整個社會係統崩潰之後發生了什麽？美國人好不容易保住的基礎設施，隨後就被伊拉克那些潰兵、那些普通百姓在短時間內破壞得一幹二淨，所有的成果都喪失了。 拿出一種園丁精神來
係統崩潰帶來的後果是美國人沒想到的。美國人打利比亞，利比亞原來還有一個卡紮菲，雖然很多人嘲笑卡紮菲，說他隻是一個母雞，站在一堆蛋麵前，說“這堆蛋是我的，我是他們的媽”。其實這堆蛋他一個都拿不起來，因為那是一個部族政治的國家，部族政治隻是那些酋長跟卡紮菲達成的暫時協議而已。所以把卡紮菲搞掉之後，利比亞的社會崩潰，這個國家重建的難題就落在了美國人的頭上。美國人一腳踩在了爛泥塘裏，死活拔不出來。
這就是追求控製的結果，結束了一個災難，又迅速開始了另外一個災難。在人類曆史上，所有高度控製的係統，一旦遇到一個具有高度靈活的低度控製係統的時候，往往都是慘敗。
中國曆史上就發生過這麽一幕，解放戰爭中，蔣介石追求的就是中央控製。新一軍、新六軍派往東北的時候，全副美式裝備，所有給養都由國民黨的後勤部隊供給，軍容非常整肅，正規軍嘛。蔣介石還不放心，親自打電話指揮戰鬥，一直要打到團長級別。
延安那邊呢？人家不追求控製，東北野戰軍進東北的時候，就地征糧、就地征兵，先搞土改，然後動員百姓參軍，根本沒有一套發達的後勤係統，但是部隊很靈活，很有戰鬥力。延安丟了沒關係，毛主席帶著大部隊就那麽走了。中央和各野戰軍之間的電報聯係甚至不太通暢，沒有關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隨便打。
這就是兩個係統之間的差別，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最典型的一次戰役是遼沈戰役中的胡家窩棚戰鬥。當時，兩股部隊糾纏在一起，連長找不到團長，團長找不著師長。林彪一看，好，越亂越好。他這麽說是因為共產黨的軍隊是有價值觀係統的，雖然打散了，但他們都知道，看見敵人咱們就要消滅掉。而國民黨軍隊是中央控製，中央控製一旦喪失，那不就是沒頭蒼蠅了嗎？結果在胡家窩棚，廖耀湘的司令部生生被一個摸黑過去的共產黨小分隊端掉了。這次胡家窩棚戰鬥對遼沈戰役的整個進程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所以，麵對一個越來越像生態係統、越來越不像機械組織的世界，用控製這種方法，你覺得還能成立嗎？
1974年，著名的經濟學家、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領獎的時候，他發表了一篇演說，很有意思。他先客氣了一句，說經濟學終於有諾貝爾獎了。緊接著話鋒一轉，說：“人們正在呼籲經濟學家出來談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擺脫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這種嚴重的威脅？然而，必須承認，正是大多數經濟學家曾經推薦甚至極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這種局麵。”就是說，現在經濟不景氣正是這些經濟學家給政府瞎出主意導致的。
這篇短短的演講，感覺就像是替所有經濟學家向大夥兒道歉。哈耶克最後說了一段話，大意是：對待一個複雜性已經根深蒂固的係統，我們要采取一種什麽姿態？不是自大地以為我們能夠控製它的姿態，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樣去模鑄產品，而是必須拿出一種園丁精神，像園丁看護花草那樣含情脈脈地看著這些花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通過提供適宜的環境，維護它的生態，幫助它成長。
這篇演說的名字叫《似乎有知識》，多奇妙的名字。對於我們所熟悉的事物，我們似乎覺得自己有知識，可實際呢？實際上，我們一無所知。 破解方案1：放眼全局
在《羅輯思維》以前的視頻節目裏，我們一直在強調個體的崛起。在這裏，我們要講的是大組織麵對個體崛起之後的困境，怎麽破？有解嗎？有。《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的作者就提出了一個思路，叫深度安全。這個思路比較複雜，簡單說就是兩條，第一條就是放眼全局。
美國人在“二戰”後期發現有點不對頭：為什麽我們拿燃燒彈轟炸德國，反而導致德國人民眾誌成城，團結在了希特勒的周圍呢？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高度控製帶來的一個結果，你想影響他，讓他按照你的方向走，但是對方往往不會讓你如願。
“二戰”後，美國人吃的虧就更多了。在越南戰爭中，美軍b-52轟炸機發射的軍火量，遠遠超過“二戰”的總和。但是又怎麽樣？美國敗了。在越戰中成長起來的一批美國軍官，在越戰結束之後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哪兒錯了？
冷戰時期，西方的軍人以美軍為首，一直在做一道推演題：如果蘇聯舉全國之力向西歐發動進攻的話，我們用多大的火力才能把蘇聯阻截在50千米之內？結果發現不可能，蘇軍要一直打到德國，把德國打敗，才能止下步伐，此時雙方將進入對攻戰。可是這個情況是不可接受的，這要死多少人啊？肯定血流成河。所以一些年輕軍官就提出來：可不可以不直接消滅他的有生力量，而去打一些後方的節點？什麽節點？比方說我們不把敵人打死，隻把他們打成傷兵，這不就增加了對方戰地醫院的負擔嗎？然後，我們定點去攻擊對方的油料庫、醫院，包括一些通信設施，攻破他們的後方網絡。經過電腦推演，大家發現這個策略挺好，反而能在50千米到100千米之內就阻截住蘇軍的進攻。
後來在實戰中，美國的軍人就一直用這招，打伊拉克的時候用過，打南斯拉夫的時候也用過。當時，他們有一招，就是先用飛機空投石墨做的絲。大家都知道石墨是細絲，可以導電的，美國在整個南斯拉夫的電網當中就投放這種細絲。結果就導致南斯拉夫的電網大麵積的短路，貝爾格萊德整個城市陷入一片黑暗。我們那個時候看電視新聞的時候，老覺得那是防空需要，不是，那是真的停電了，讓美軍給弄的。所以，南斯拉夫整個民心士氣一下子就崩潰了。
你要說這玩意兒新鮮嗎？它不新鮮，尤其是我們中國人聽起來，這叫什麽新鮮？因為我們《孫子兵法》從來都是這麽說的。在兵法中講究一個“勢”，什麽叫勢？勢就是我製造一種情況，讓敵人按照我想讓他去的那個方向去運動，這就是製造勢。換句話說，中國的兵法在心中一直是有全局觀的。
要想有全局觀，我們就要學會不控製的藝術。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我們想控製一件事情，我們想推動一件事情，但是結果呢？比方說有新聞說，得經常回家看看，這件事得立法，不孝敬老人這可不行。後來又聽說讀書要立法，不讀書判刑這事好像有點不對。但是你看，所有這種思維都是中央對邊緣的控製型思維，我們拍桌子喊：《新聞聯播》播了，全民得讀書！是好意，可問題是這種控製結構麵對一盤散沙——互聯網式的一個紛亂的生態係統，真能起到作用嗎？你呼喚讀書，老百姓就真的拿起書本嗎？
所以，甭管你是立法，還是加大中央的宣傳力度，都是沒有用的。什麽是有用的呢？比如，可以扶持《羅輯思維》這樣的節目，然後由這樣的一個個讀書社群形成網絡，然後讓這些種子自由生長。這恰恰是放棄控製的思路，而用生態對生態的觀點，用全局的思維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破解方案2：組織變形
第二個就是組織變形。既然對方是螞蟻，你非要當一頭大象，那對不起，你隻有被螞蟻啃死的結局，不會有第二種可能。
那怎麽組織變形？我們為什麽講很多軍事故事？因為你要知道，在五百強企業中，西點軍校畢業的高管比哈佛商學院畢業的多。美國人打阿富汗的時候，就進行了一次重要的組織變形，主導人叫拉姆斯·菲爾德——美國人當時的國防部部長。他在任上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把美國的戰鬥組織進行了重組。
原來蘇軍打阿富汗的時候，是正規軍往裏開，是中央控製係統往裏走，最後铩羽而歸。美國人不這麽幹，蘇軍是把70%的成本用於火力，30%的成本用於尋找目標。拉姆斯·菲爾德說：“我們能不能通過組織創新，把這個成本結構給顛倒一下？70%的成本用於搜尋目標，30%的成本用於對敵打擊。”他把美國大兵分成了好幾百個三人小組。每個三人小組中，一個人是炸彈專家，一個人是通信專家，一個人是戰鬥專家，三個人帶一套5000萬美元的裝備，結伴在阿富汗山區尋找。他們一旦發現塔利班組織的人，通信專家就向後方發一封電郵，後方就直接發炮彈把它定點清除，甚至彈藥量都是計算好的。
後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馮侖就提出，看來今後正規組織的變形方向就是這個方向，所以他給這種組織起名叫“特種部隊組織”。這種特種部隊組織在中國的商業結構裏麵也很典型，保險公司“掃樓”的都是特種部隊。雖然隻有一個人敲門賣保險，實際上他背後有一個龐大的支持係統，保險公司的那些精算師會算出每一個保險產品的賠率。所以，未來的組織係統很可能就是這樣，讓前線聽得到炮聲的人發命令，後台去做支持；而不是後台發命令，前方去執行。
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做決定，這也是華為這家中國很有創新精神的公司近幾年提出來的組織變革的方向。為什麽要做組織變革？因為對方也在變革，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都是仿照美國軍隊建立的。當然，你模仿我，你又不如我，當然就打不過我。但是“二戰”之後這些國家的組織都在進行變形，用馮侖的說法，他們變成了“基地型組織”。他們的特征是什麽？成員極度離散，成本各自負擔，然後靠價值觀協調。針對這種組織變形，正規組織如果不進行變形，那是不可以的。
中國曆史上也是這樣，為什麽農民戰爭一爆發，中央王朝這個中央控製係統就很容易發生崩潰？我在史料中看過這樣的故事，說李自成打仗非常簡單，因為他說是有幾百萬人的軍隊，哪有什麽正經軍人？都是老百姓、饑民，想跟著他搶口吃的。攻城的時候也很簡單，所有男丁隻要能上去搗一塊磚下來就可以去吃飯，拿不回來就隻能死在城牆根前。他沒有什麽戰術，就是這麽一哄而上，然後像螞蟻一樣把一座城池瞬間啃成白骨。他這種打法，中央正規軍還怎麽跟他打？
清朝的太平天國也是這樣，清政府做了什麽樣的組織變形呢？它變成了突擊隊，由恭親王在中央主持，然後讓漢族士大夫各自組織團練。當時，打太平天國的結構就是這樣：曾國藩在安慶，胡林翼在湖北，李鴻章在江蘇，左宗棠在浙江，彭玉麟管水師，各自爆發出活力，各自為戰。就是這麽一個結構，最後把太平天國給打下來了。你不能不說這是清政府在麵對危機的時候，自發所做的一次組織轉型。唯有這種分散力量、完成組織轉型的方案，才是對抗這種新興的螞蟻型組織的唯一有效的方案。 激發起底層的驚人力量
在《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裏麵其實舉了很多這種組織變形的例子。比方說，南非有一個治療肺結核病的醫療項目，政府非常重視這個項目，就讓醫生去監督老百姓吃藥。結果，因為那個藥物的副作用非常大，老百姓說還不如死了算了，幹脆不去治，最後這個項目執行得非常糟糕。
後來有一個治療艾滋病的項目，因為治療艾滋病的“雞尾酒療法”非常複雜，而且非常昂貴。那些黑人老百姓得了艾滋病之後，就自發地組織起來，每周或者每個月通過同鄉會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當活力來自於民間的時候，這個項目就運行得非常好。
這本書裏還舉了一個商業上的例子，也非常有意思。十幾年前，巴西有一家企業，老板叫塞姆勒。他說巴西通脹率已經到了百分之百了，在這個國家做商人，就像地震的時候騎在一頭暴怒的公牛上，真正可怕的不是公牛的顛簸，而是地震。這個國家的整個經濟環境太不穩定了，企業簡直沒法幹下去，他就不想幹了。
可是一旦他不幹了，工廠的工人怎麽辦？工人代表就找他談判，說：“這樣吧，我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但是你得答應兩個條件。第一，以後工廠如果掙錢了，我們的分紅能不能增加點兒？”塞姆勒說這個可以，反正現在什麽都沒有，以後萬一掙錢了多分點沒問題。“第二條，以後你簽出去的每一張支出的支票，得由我們工會代表附簽，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錢都是花我們的。”塞姆勒說這也行，反正什麽都沒有了，死馬當活馬醫。
結果怎麽樣？在通脹率百分之百的情況下，這家企業居然盈利了！因為每一個工人都覺得，“這是我的公司，它要死了我就沒飯吃了”。後來通貨膨脹期過去了，塞姆勒覺得這個體製很好，就保留了下來，什麽都讓工人自己決定，自己什麽都不管了。
有一次選擇建新工廠的地址，塞姆勒說你們工人自己投票決定吧。工人們就選擇了一塊地，這塊地旁邊就是當地人常年鬧罷工的地方。塞姆勒心裏犯了嘀咕：這裏天天亂哄哄的，天天在罷工，行嗎？結果新工廠建成之後，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旁邊天天在鬧罷工、遊行，這家工廠裏的工人卻天天鑽在車間裏搞技術革新。
塞姆勒的工廠裏還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個車間的叉車工人平常是八點上班，可是這個車間的工人說，早點上班，多幹點活吧，以後七點上班。可是那個叉車工人死活不幹。結果呢，這個車間所有的工人都學會了開叉車。
底層的力量就是這麽大，所以塞姆勒這家公司現在變成了巴西一家特別奇怪的公司，可能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塞姆勒就根本不知道他雇用了多少人，也不知道這家企業在幹什麽，因為這些決定都不是他做的。他作為一個大股東、精神領袖，經常到車間裏跟工人們握握手就行了。你看，底層力量一旦被激發起來，就是嚇死人的力量。而底層力量怎麽激發？組織得變革，這是這本書給我們提供的第二個答案。
其實中國的企業當中，這樣的變革少嗎？太多了。前不久，我遇到一個廣州的企業家，他從事的是傳統製造業，一直渴望能完成互聯網轉型。可是他琢磨來琢磨去，覺得靠自個兒可能沒戲，所以就想了一個招：“員工們不都嫌製造業沒錢賺，想跳槽嗎？那就在公司裏搞個創業pk大賽，跟那個《贏在中國》是一樣一樣的，每年兩次。全民投票，如果這屆大賽你贏了，你去創業，我就支持你，白給你個人股份，我控股就行。”對於那些有創業計劃的人，這個思路就很有新鮮感，也很有吸引力。結果幾年之後，這家傳統製造業企業居然控股了幾個具有強烈互聯網基因的子公司。
很多人都說變革難，關鍵你要知道你變革的是什麽，你以為變革產品就行了？你以為搞一搞市場調研就行了？不行的，組織得變。 用不確定性對抗不確定性
我還想補一個答案，既然世界是不確定的，那怎麽辦呢？其實終極的答案是，用不確定性對抗不確定性。
我還記得當年聽《冬吳相對論》的時候，吳伯凡老師講過一句話，他說什麽是健康？健康就是指在得病和不得病之間的那種搖搖欲墜的狀態。對啊，世界上哪有絕對的好和絕對的壞？也許你自認為是健康的，可是從頭到腳去想，你會發現你渾身都是毛病。不說別的，誰敢說自己所有的牙都是標準的、完整的、好的？
整個世界都是不完美的，可是傳統的管理，尤其是日本管理學那一套，都是想把事情往完美去做，這是工業社會在確定性的時代，想要用控製的方法來達成的一個目標。
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在互聯網讓每一個個人都崛起的時代，如果你再用確定性的、可控製的思路去麵對你的競爭對手，你可能就會麵對大象被螞蟻吃掉這樣的結局。
怎麽辦？用不確定性對抗不確定性。什麽叫不確定性？其實就是一個“人”字。我們還會說到戰爭，戰爭是最具有不確定性的，尤其是在古代戰場上，沒有那麽多的偵察設備，也許連敵方在哪兒都不知道，所以古代的名將不見得一定是大儒，很多名將一個大字都不識。
高陽先生筆下的清代名將鮑超就不識字，但是有很好的直覺，他站在山頭一看，時候差不多了，就喊：“兄弟們，衝啊！”大部隊就衝下去了。但是什麽時候喊這句，這就是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隻有在直覺非常好的將領的心中才會有。所以嶽飛有一句名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請注意，“一心”就是說隻有一個人的心裏可以掌握這個秘密。
柳傳誌先生曾經講過一句話，可能要被西方管理學笑話死，他說，在中國做企業要“因人設事”。事兒得靠譜，更重要的是得找到靠譜的人，我覺得這人能夠控製這個事，這事就可以幹了，這就叫“因人設事”。所以喬布斯故去之後，你罵庫克有什麽用？他不是喬布斯，你希望他達到喬布斯用他的不確定性和創造性完成的那種創新，可能嗎？他根本就不具備喬布斯那種不確定性，自然不可能帶來令你驚訝的結果。
《不可思議的年代》這本書的腰封上寫著幾行字：“舊時代的全球秩序搖搖欲墜，傳統的精英們束手無策，現在是輪到我們登場的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創造我們的社會。”正是如此，以不確定性對付不確定性，那我們就具有了不確定性。
有很多人在問，《羅輯思維》有確定性嗎？萬一你羅胖哪天出車禍死了呢？或者你哪天厭倦了不想幹了，這個商業模式不就垮了嗎？
我的答案是兩條。第一條，垮了就垮了，那它就是回歸了生態係統。生態係統的生物就像草一樣，一歲一枯榮，有生有死，這難道不正常嗎？為什麽要追逐那種控製，一定要基業長青呢？“老而不死，是為賊”，如果沒有了生命力卻還苟延殘喘著，那叫吸血僵屍。何必要追求長久？
第二條，如果它很長久怎麽辦？還是回到生態係統。
總之，請參與到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社會重建中來，我們等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