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大門口的野蠻人
羅輯思維：迷茫時代的明白人 作者：羅振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類的繁榮到底是怎麽來的
在講繁榮之前，我先講講衰落。講到經濟衰落，你會想到哪個國家？對！就是日本。
“二戰”後，日本經濟一直發展得很好，尤其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一度超過了美國gdp的一半，當時全世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隻有日本。
當時有一幅漫畫，畫的是自由女神像都穿上了和服。那時，感覺地球人已經擋不住日本人了，他們實在太有錢了，在國際市場上什麽都買，藝術品也買，地產也買，帝國大廈都被他們買下來了。
但是時隔15年，我們再看一眼東邊這位兄弟，好可憐。2014年年底，美國的gdp已經超過了17萬億美元，中國這一年也正式加入了“10萬億美元俱樂部”（現在這個俱樂部裏麵隻有中美兩家）。而日本呢？2014年，中國的gdp大概是它的兩倍。
日本到底是怎麽回事？雖然gdp不能說明一切，但它畢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這位兄弟怎麽就20多年不長進呢？
剛開始有這麽一套說法——陰謀論，說在1985年的時候，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於是美國人在紐約廣場飯店逼著日本人簽字畫押，通過讓美元貶值使全球經濟再平衡。這就是《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經濟迅速泡沫化。
雖然這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說說也就算了，不能一直說到2015年吧？2015年已經是《廣場協議》簽字畫押30周年了。30年，一代人都換過去了。就像20世紀中葉，有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說，我們之所以經濟發展得不好，都怪帝國主義的殖民。6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老牌殖民地印度，還有半殖民地中國，經濟都發展起來了。第三世界國家如果還在怪那些帝國主義的殖民，不就太沒有出息了嗎？
所以，對於日本經濟的停滯，今天我們必須重新尋找一套解釋。 日本經濟衰落之謎
日本經濟真的有問題嗎？很多朋友從日本回來都跟我講，日本經濟真是不行啊。可是他們的大企業仍然非常好，像豐田、日產這樣的公司，在國際汽車市場上的競爭力仍然非常可觀。
那你說怪誰？怪日本的技術不好？一部iphone，三分之一的重要零部件都是在日本生產的。日本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什麽地震、海嘯，國際上很多尖端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那怪日本人嗎？日本的員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兢兢業業的員工，日本經濟雖然不行了20多年，日本的員工可是兢兢業業地加班了20多年。
怪日本的政客嗎？一個政客不好那可以換，日本的首相換得多勤啊。當年，美國的小布什總統就頭疼得要死，老記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
它的政策有問題嗎？我們可千萬不能把對這麽大一個經濟體的觀察，建立在說他們蠢這個基礎上。要知道，日本人才輩出，20多年來他們也想盡了辦法。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經濟學中認為行之有效的所有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日本人全用過。
你說降低利率好使？那就降，日本甚至一度是負利率。你說支持大型的基礎建設管用？那就搞基礎建設。日本的基礎建設搞到什麽程度？有些高速公路，據說隻有熊在上麵走。
日本的海塘（就是防護海浪對陸地侵蝕的基礎設施），已經可防一千年一遇的海浪。日本人當年開過一個玩笑，說如果人類滅絕了，外星人來到地球上，根本就猜不出來這個設施到底是幹嗎用的，一定會認為這是當年日本人的某種宗教設施。
辦法都想盡了，還是無解，所以日本為何經濟衰落，對人類來講是一個大謎題。
那怎麽解這道題呢？讓我們回到日本經濟的現實中去看。
在世界經合組織當中，日本的社會生產效率排名第二十，這是2007年的數字。如果在七個最發達的工業國當中排名，日本正好排老七。排老七什麽意思？就是連以懶散著稱的意大利人都不如。
日本有那麽多高效率的好企業，而總體的社會生產效率排名卻這麽低，隻能有一個解釋了，那就是他們還有一大堆效率低到沒法看的企業。
日本金融業中有一種銀行叫僵屍銀行。啥叫僵屍？就是已經死了，但它偏偏不死。日本還有一些企業，它的股市市值已經低於企業的銀行存款了，也就是說，你花一大筆錢把這家公司收購了之後，然後把這家公司清盤，這家公司的銀行存款都能讓你賺錢。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情況？這源於日本的一種製度：為了社會的安定團結讓一些競爭不下去的企業不死。
其實，公司本身是為了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在某一個特定階段，一些資源臨時性的組合方式，自身不應該是一個永久的存在。
過去30多年，中國人也漸漸接受了一個觀點：公司要做大、做強、做久。包括當年的馬雲也這麽說，我們要做橫跨三個世紀的公司，至少要活102年。
這個念頭在中國人心目中有，而日本人中這個毒更深，所有的公司最好都不要倒閉，你以為這是日本社會對資本家好嗎？當然不是！這一切隻是為了讓那些公司的雇員能夠獲得一筆穩定的收入和穩定的職場生涯。
說到這裏，我們還要介紹日本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叫終身雇用製。這個終身雇用製和年功序列製，包括企業內部工會和決策審核製，曾經一度被吹噓為日本經濟管理的四大支柱，或者說四大法寶。
提出這個理論的是一個美國學者。1956年左右，他跑到日本去調查，發現日本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美國不太一樣，後來就總結出這所謂的四大法寶，寫在一本叫《日本的管理》的書裏。後來，因為日本經濟形勢好，尤其是在烈火烹油的20世紀80年代，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經驗。
可是今天我們再回到日本社會一看，原來這個社會是不允許企業死的，因為就怕這種終身雇用製的社會基礎發生崩塌。嚴重到了什麽程度？日本專門有一條法律規定，說一家企業要解雇員工，如果你的理由沒有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那這個解雇就是無效的。
所有給那些被解雇或者沒有工作的工人介紹職業的機構，日本政府都不太允許這些機構存在的，為此設置了大量限製。為啥？因為日本社會認為，人家都沒工作了，你還去剝削人家，這種錢也好意思掙？
久而久之，日本社會上上下下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氛圍：大公司不好意思解雇員工，因為怕影響名聲；員工也不好意思跳槽換工作，也是怕影響名聲。大家合力在維持這個終身雇用製的繁榮假象。
可是我們知道，什麽叫市場經濟？就是那個著名的詞——“看不見的手”，那個手不停地在把社會的所有資源往最優化的方向去配置。該死掉的企業硬撐著不解體，就意味著市場經濟這隻手其實沒有辦法讓資源得到最優化的配置。
本來某種產業落後了，那這個產業代表性的公司就會解體，其中的員工就會被釋放出來，到所謂的勞動力市場上接受培訓，然後再到新的產業組合裏麵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正常模式。可是，日本經濟因為這種終身雇用製而喪失了這樣一次機會。 老而不死，是為賊
很多人在講，日本人好可惜，錯過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it革命大浪潮，讓美國人僥幸地超過去了。這話說得其實很不負責任，因為日本人錯過it革命，不是日本經濟衰落的原因，而是結果之一。
其實日本人當年很重視it。1981年的時候，還沒有微軟，日本人就提出了一個偉大的第五代計算機的計劃。日本財政撥款8.5億美元，開始進行這個計劃，一心想要超過美國人。但是隨後的十年間，日本人發現這個計劃太大了，最終失敗了。
為什麽失敗了？不是日本人不重視，也不是投入不夠，而是市場經濟賦予企業這種生生死死的自然節奏，日本人頑固地不去遵守。美國人是怎麽搞it革命的？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市場上的巨無霸是一些汽車企業，是通用、福特、克萊斯勒。隨後就變成了英特爾和微軟，再隨後就變成了像穀歌、亞馬遜、facebook這樣的公司。正是靠這種公司的方生方死，舊的、大的死掉，產生新的，新的由小再變大，完成了這一次偉大的it革命。
而日本人的企業卻始終不死。我小時候看電視廣告，是索尼、鬆下這些公司，現在還是這些公司。孔子說過一句話，叫“老而不死，是為賊”。對，它們就是個禍害。
當大公司要追求所謂的永續經營、基業長青的時候，它們就會成為社會的禍害。而日本上上下下的文化氛圍，真的就打造出了一批禍害。
反過來，我們再從人的角度來觀察日本的經濟。如果你到日本去旅遊，會覺得這個國家簡直像天堂一樣，人和人之間是那樣和善、彬彬有禮，素質是那樣高，日本的員工是那樣勤懇。可是生活在日本的人，卻往往覺得日本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國家。
日本有一個藝術家叫村上隆，他講過一句很著名的話：“日本這個國家什麽都有，就沒有一樣東西，那就是希望。”什麽叫希望？希望就是未來的不確定性。如果未來非常美好，但它是有確定性的，那它也不會帶來任何希望。
很多中國人從日本回來後的感受是：日本什麽都好，就是有一點，你不可能創業，整個社會沒有給創新、創業留下任何縫隙。你舉目四望，這個社會已經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幹的事情大企業們都包了，你唯一可以選擇的生存方式，就是進入職場，最好是進入大企業，然後熬年頭。
前麵我還提到的年功序列製，就是一個年輕人進到大公司以後，按照你的工齡來漲工資，不同的崗位在同等工齡的情況下，工資的差異是極小的，日本人非常排斥所謂美國式的自由經濟。
在日本某家大公司的網頁上赫然寫著一段話：“我們歡迎變革，我們確實需要變革。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是那種任由市場作祟的變革，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溫情脈脈的、讓所有人感覺到安定、安心的變革。”
老天爺，那還叫變革嗎？就拿我們中國來說，前些年，有些上海朋友在討論：“為什麽阿裏巴巴這樣的公司不出在我們大上海？我們這個地方的經商環境多好啊。”
對，就是因為所謂的環境太好了、太規範了。一個剛剛開始發展的網商公司，難免有一點點不規範，你一會兒工商來查，一會兒稅務來查，一會兒消防來查，它還怎麽發展呢？所以，很多網商公司隻好跑到離上海這個規範的環境遠一點兒的地方，比如杭州。
再拿美國來說，當年ibm公司這樣的一代巨無霸，它的時代過去之後，就向社會輸出了一些人才。現在蘋果公司的ceo庫克就曾在ibm幹了12年，然後跳槽到了新公司。人的變化才是社會創造力的源泉。
而日本這套製度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它追求的那個東西又沒有追求到。前麵我們講的那個大公司要改革，但是要那種安定、安心的改革。可是他們要到了安定、安心嗎？沒有。
首先，很多日本企業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終身雇用製搞不下去了，所以它們正常的反應就是，原來的老員工存量不動，但是增量——也就是新員工，對不起，你們改叫臨時工吧。佳能公司後來任命了一個ceo，叫禦手洗富士夫，他上任之後就裁了一萬人。日本社會當即就炸了鍋，不是說好的終身雇用製嗎？你怎麽能裁人呢？禦手洗說：“你們看清楚了，我可沒有裁正式員工，我裁的都是臨時工。”其實市場經濟規律還是在起作用的。
由此，日本社會就釀成了一個族群，叫窮忙族。他們找不到正式工作，一會兒在這兒打個零工，一會兒又到那兒打個零工，但是他們可都有一顆向往穩定的心，都向往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所以，即使大企業釋放出了大量的社會邊緣人，但是他們卻不可能成為社會創新力的來源。
那些大公司裏麵年過五十、已經喪失創造力的人怎麽辦呢？企業就把窗邊的一排位置給他們騰出來，那可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得到窗外的風景，讓他們喝喝茶、看看報紙，度過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就算了。這幫人被稱為窗邊族。
於是，窮忙族和窗邊族這一對大寶貝，構成了日本經濟的癌症。你可能會說，日本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我們就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來換得社會的安定。可是得到這個結果了嗎？
在世界發達國家中，日本的自殺率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指數排名是比較靠後的。你可能又會反駁：日本企業付出這樣的代價，換得的就是員工的忠心。我告訴你，這個結果也沒有得到。
我看到過一組調查數據，如果問日本的員工：“你願意跟你的企業一起拚搏向上嗎？”隻有54%的日本員工說“願意”。而美國人呢？74%的人說願意。如果問日本員工：“你和你的企業價值觀一致嗎？”隻有19%回答“是”。而美國人呢？有41%。如果問日本員工：“如果再讓你選一次，你還會選這家公司嗎？”隻有23%的人回答“會”，而美國人這樣回答的有69%。說白了，美國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要大過日本員工。
你可能會說，羅胖，你又在以偏概全了！我經常受到這樣的指責。如果把日本經濟的整套製度都否定了，那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奇跡是怎麽發生的？
確實，那個時候的日本經濟和日本的這套製度，就好像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給大家舉一個例子，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它的上遊供應商有2000多家，而且跟這些上遊配套廠商每次隻簽一年的合同。而日本企業就不一樣，豐田的上遊製造商隻有幾百家，而且一簽合同就是四年。
在汽車這麽複雜的產品行業裏，確實講究上下遊產業鏈配套的穩固性，大家最好都是熟人，長年打交道、長年配合。具體到一個人身上也是這樣，一個工人在一條生產線上反複鑽研自己的手藝，他的產品的質量和精益度，確實更容易提升。20世紀80年代的家電產品也是這樣，比如說錄像機、電機，裏麵有那麽複雜的零配件，它確實需要這樣的製度，需要這樣的員工。
可是那個時代過去了，現在的電子業是一個什麽時代？叫模塊化生產，很多大企業都把生產扔給了富士康這樣的公司，富士康是在全球進行采購，各種各樣的零配件之間就是一個模塊的關係。員工在裝配它的時候，不需要多高的技巧，僅僅按照一些圖紙，再加上富士康發明的一些專業的裝配工具，經過短暫的訓練，馬上就可以上崗。所以，日本經濟的那一整套優勢，在現在的電子時代、互聯網時代也就過時了。
當然也不是全部過時，像前麵講的汽車業，還有單反相機這種內部結構非常精密的產業，日本人的競爭力現在依然不錯。但是，時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換舊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實日本社會也不乏創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稱為日本民間的股神。2006年，他因為一個所謂的內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員當年就這個案子說過一句話：像村上世彰這樣的人，擱在美國，就是金融創新的英雄；擱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監獄，因為日本社會受不了這些不講規矩搞創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講的一句話發人深省。他說：“日本社會真的就不能給創新者、破壞者留下機會嗎？真的就不能讓那些創新者重新開球嗎？”
日本的經濟停滯已經是延續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細枝末節的理由也無法解釋這個現象。我們隻能說，日本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陷入了一種創新無能的狀態。
是日本人缺乏創新精神嗎？還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發布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說要幹掉穀歌，搞一個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這個計劃失敗了。有一些評論者觀察這個計劃之後發現，項目的主持人連自己到底要幹什麽都不知道，就是一堆雜亂的軟件開發計劃。
這個計劃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麽叫大航海？就是人類在某一個曆史關頭，這個曆史關頭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遠隔幾百年才有可能打開一次的窗口。你通過一次冒險抵達一片新大陸，抵達一片完全未知的、遠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這個項目定了這麽重的名字。
我覺得日本人確實有野心。但問題是，這個項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時代的本質精神是背離的。大航海時代，是發現美洲新大陸，繞過非洲好望角開啟了從歐洲到亞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實現環球航行的一個時代，他們是怎麽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間的那些細碎的、自發的創新完成的。
這些創新背後至少有兩個因素。
第一點，這個社會一定要發明一種絕佳的應對風險的製度。在大航海時代，搞出了所謂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製度。以前，一個商人帶著一船貨出海，他麵對的風險是如此之大。萬一船翻了、貨丟了、被海盜搶了，這個商人就要承擔所有責任，因為債主就要找你要錢，你隻能把自己的房子、田產賣了，帶著老婆、孩子到街上流離失所。風險大到這個程度的時候，人們就不願意去嚐試創新。
有限責任公司出現之後，帶來兩個結果。一、風險變得可控，因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資額來承擔風險的，大不了這船貨全賠掉。也就賠到這個程度而已，不至於牽連其他家產。二、巨大的風險分攤到無數個人身上，這樣每一個人承擔的風險相對較小。
我們再回頭來看日本社會。所有的創新都是產生於一種應對風險的製度安排，而日本的製度安排不是要應對風險，它是要把風險完全消除，這和大航海時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點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誰搞出來的？我們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質高著稱，可問題是，為什麽這麽多高素質的人搞出了一個停滯的經濟呢？我們不妨從反麵想一想，那些野蠻人、那些沒素質的人，他們對創新的價值又何在呢？這又得說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誰完成的？就是一幫沒素質的人完成的。為什麽？因為有素質的人不肯吃這個苦嘛。現在，很多船員在巨大的集裝箱輪上還怨聲載道，說當海員太辛苦、太無聊了，何況幾百年前呢？那個時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沒準兒一條命就要扔到海裏。所以每一次出發，大家都抱著赴死的決心。而且那個時候的船又小，因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盡可能裝滿食物、水和貨物，留給人活動的空間非常狹窄，在上麵待上幾個月，那個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熱帶航行的時候，食物會很快變質，甚至爬滿蟲子。
船上空間小，一旦發生疫病，連隔離的可能性都沒有，所以經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個時候的醫療條件差，無法克服遠航中經常出現的壞血症。
那個時候從歐洲海港出發的船上，裝的淨是流浪漢、無業遊民，甚至是逃犯，因為隻有他們肯吃那個苦、冒那個險。而這幫人為人類的大創新付出的代價也是很沉重的。根據記載，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從阿姆斯特丹港帶走的人有70萬，最後有26萬人被拋屍海外，再也沒能回來。而那些抵達目的地的人，在當地燒殺擄掠，給很多東方和非洲人的感覺就是：這幫歐洲殖民者怎麽這麽壞？他們這幫人在歐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況到了番邦外國，當然壞了。
所以19世紀有一個作家說，即使按照當時的道德水準和評判標準來看，這幫人的言行也是讓人惡心的。但是沒辦法，創新就是要靠這樣的人。 邁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漢繁榮起來的都市
我沒有鼓吹低素質等於創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個邪——低素質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創新和社會繁榮的。
給大家舉個例子，1980年，古巴的領導人卡斯特羅說：“美國人不是老指責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讓人民自由移民嗎？我自由一個給你看看。”所以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開放了，走吧，都去美國吧。很多社會底層的人，什麽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漢都去了美國。那一年走了15萬人，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非軍事渡海行動。這15萬人去了美國哪兒呢？距離古巴最近的那個港口——邁阿密。
這幫人去的時候身無分文，是一幫赤貧，而且又都是社會底層人士，多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一幫粗魯的人。
可是今天的邁阿密是怎樣一座城市呢？邁阿密是除了紐約之外，美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個中南美洲所有國際大企業的總部所在地，邁阿密機場是美國最大的貨運機場；它還是美國最幹淨的城市。說白了，如果除掉華盛頓、紐約，整個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邁阿密。
這種繁榮是怎麽創造出來的呢？其實就是靠古巴的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無家可歸的人創造出來的。
我去過邁阿密，去坐過油輪。在那個城市，英語確實不大奏效，滿街講的都是西班牙語，而且房價特別貴，市容非常整潔美好。
我們再回到“素質”這個詞。所謂的高素質無非是你學曆比較高，你舉止比較文明，你道德比較高尚，而所謂的低素質的人不是沒文化、沒禮貌嗎？
可問題是，在創新這件事情上，不見得有文化、懂禮貌、知禮節就會搞創新。創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標準都衡量不出來的，是學校培養不出來的。
其實我們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國人來說，愛迪生小時候隻上過三年學，他的小學老師認為他是個弱智兒童，但是他臨死的時候被證明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家之一。
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他是愛爾蘭移民的後裔。要知道，在美國的白人社會裏麵，愛爾蘭人的地位還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個子比爾——這是他的一個外號，這人是靠賣野藥為生的。說白了，洛克菲勒出生於一個底層的騙子家庭。
再比如說那個著名的大經濟學家弗裏德曼，他的父母是東歐猶太人，到美國的時候身無分文，是最底層的工人。而他們隻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出了像弗裏德曼這樣的世界級大學者。
再說一個大家更熟悉的例子——喬布斯。喬布斯其實是中東移民的後代，而且從小就被拋棄了。所以你看，低素質家庭、低素質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傑。
反過來說，為什麽那些高素質的人往往成不了創新的領頭人呢？我們會認為，這些人因為衣食飽暖，所以沒有勇氣打破現狀。我覺得這是錯怪他們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處境當中，當存量過大的時候，創新本身在邏輯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經講過一個例子，當年，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王建宙在美國曾跟穀歌的ceo施密特有過一次對談。施密特給了他一個建議，讓中國移動把電話費給大家免了，然後提供各種各樣的增值服務，這是最符合互聯網企業運營經驗的一條道路。
王建宙說：“我知道這條路對，但是我不能幹。每年中國移動有數以百億計的話費收入，你說不要就不要，你對國家負責嗎？你對股東負責嗎？”
再比如說，很多人指責微軟不創新，所以讓穀歌這樣的公司超過了。是，如果微軟能像現在的互聯網公司那樣，把所有的軟件免費，然後爭取下一個發展台階，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現實上呢？意味著微軟每年要放棄數百億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來嗎？任何職業經理人膽敢拿股東的錢、拿公司當年的營收額做這樣的放手一搏，那這個人一定是個渾蛋，一定不可信任，股東一定會把他開除。
所以有存量的時候，那些高素質的人是不可能搞創新的。 創新：低素質者與高素質者的雙人舞
我們再看一眼“創新”這個詞，正本清源地講，創新實際上是一個雙層結構。第一，要靠那些沒素質的野蠻人拚命去闖、去衝，因為他們的機會成本比較低。就像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沒什麽可失去的，要失去的隻是鎖鏈。所以，試一試有什麽不好呢？雖然這樣的創新大多數是不靠譜的，是不會有收獲的。大量這樣的人消失在曆史深處，他們的創新沒有成功，沒有人知道。我們知道的都是我前麵講的愛迪生、洛克菲勒、弗裏德曼等人。像弗裏德曼這樣的人隻能是九牛一毛，而且這樣的人是無法從芸芸眾生當中預先被識別出來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不是說由沒素質的人創新就一定會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馬裏，到處都是沒素質的人，甚至是海盜，也沒搞出什麽創新。每年海盜搶的那些錢，如果拿來正經做生意的話，沒準兒一次貿易就能夠掙回來，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所以創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當年大航海時代，剛開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麵衝。後來，身為生意人的荷蘭人素質就高得多了。再後來，真正把全球形成一個大的整體的是誰？是英國人，而英國人的整體素質相對來說要高得多。
其實創新有兩種。第一種叫從0到1，真正的大創新往往就是從0到1的過程，就是說這類東西世界上原來就沒有，所以這類創新就得靠我們剛才講的野蠻人去衝、去試，用大量的失敗來換取最後的碩果僅存，形成從0到1的創新。
緊接著，必須要接上一種叫從1到n的創新。給大家舉個例子，哥倫布是一個素質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氣、有執著的精神，人家還有運氣，所以他就完成了從0到1的過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可是光發現有什麽用？要把這個地方建設成一個美麗富饒的國家，就得等到華盛頓、富蘭克林那一代人出現了，因為他們才可以在“1”的基礎上，持續地添磚加瓦，可以調動人類所有的知識和經驗的存量，撲上去搞建設。這個時候，什麽周密計劃、事先設計、持續改進、及時調整、順暢溝通，都得有素質的人去幹。
我並不是講素質低的人和素質高的人誰更重要，隻想說，這是一個創新進程中兩個不可或缺的階段。我們現在又麵對著一次大航海時代的機會，就是所謂的it革命。這一次大航海和幾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區別嗎？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來完成創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麽多創業者，那麽多創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夠探尋到創新的方向。
再有，誰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資本。所以，人類在對抗風險上，又有了一個巨大的製度創新，就是眾所周知的風險投資。
雖然有這兩個重大的區別，但是有一個底層的東西從來也沒有變過，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幹、機會成本特別低、表麵看起來可能素質比較低的人，用自己的拚搏精神和機會成本去大量試錯，然後找出一個可能的創新方向。此時，有素質的人再撲上去。人類搞創新，自古至今，這個過程從來沒有變過。
我們在談論“經濟”“繁榮”這些詞的時候，往往看到的是數字、是貨物、是景觀、是城市，但是這個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麽？是人。從人的視角看經濟，天大的難解之謎也就獲得了答案。
就像開篇的引子，日本經濟為什麽會停滯？如果從人的角度看，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新的答案，不是什麽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對頭，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問題。日本社會實在是太溫情了，它的社會實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點點不文明的東西、動物精神的東西都喪失掉了。
這個病可就太難治了，因為如果要破除邪惡、野蠻，靠時間、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個社會的病是因為太理性、太文明，那這個病可怎麽治？所以，很多人在問，日本經濟怎麽打破停滯？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個答案，那隻能等待一些難得的曆史契機。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開放國門，歡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來發展，這些人就會重新激活日本社會。可是這個好像太難了，因為日本本來就人多地少，已經很擠，而且它那個單一民族的排外傳統又非常之發達。
還有一個機會，就是等待一場世界大戰，把日本打得滿目瘡痍，所有人都沒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蠻人的路子上去，來重新建設這個國家。這樣的曆史契機會降臨到日本人頭上嗎？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將何去何從
最後再說一件我們中國人比較關心的事，關於香港。香港這兩年經濟好像也陷入了停滯狀態，日本的情況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說，內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競爭，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現一波非常強烈的對內地人的反感心理。
這些話從情緒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過去，香港的繁榮是怎麽來的？我們都知道，由於鴉片戰爭，香港開埠。但在之後的100多年時間裏，香港沒有發展起來，僅僅是一個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發展水平肯定不如廣州，就更別提上海了。
香港經濟真正發展起來，其實是1949年之後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去了一批人，然後陸陸續續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當時對這些偷渡者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要腳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當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個階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當中，有40個人是私渡者。他們有什麽特點？上岸的時候身無分文，隻有一顆要發財、要立足的心，其實就是我們前麵講的那一批野蠻人，或者說是低素質的人。正是他們造就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榮。
要知道，那時候，香港的經濟條件遠遠不如今天。首先，與北邊的內地意識形態不同。然後，周邊的亞洲各國到處都是戰火，越南船民的問題到今天也沒有徹底解決。很多人對香港那個時代的發展是沒有信心的，稍有風吹草動就跑了。
今天呢？祖國給了各種支持，又有安定繁榮的周邊環境，但是香港經濟卻陷入了停滯，這是為什麽？是香港政府無能嗎？他們也想了很多刺激經濟的措施，比如搞什麽數碼港計劃——這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但是並不奏效，為什麽？
回到人的角度，你會發現香港現在至少有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它變成了一個在人口上封閉的社會，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香港開始搞福利社會了，開始給老百姓派糖。這本來不是什麽壞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見人就發，香港現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萬，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給區分開來。
再看內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兩倍，對吧？這就是有活力。當然，它也帶來了一些負麵的東西，比如說不公平等。
對於經濟繁榮而言，如果一個社會缺了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又沒有戶口，除了靠自己的雙手去拚搏一個前程之外，什麽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覺得它還會有活力嗎？
香港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它變成了一個文明雅致的社會。這與我們前麵分析的那種“日本病”如出一轍，當一個社會足夠老熟、文明之後，你就很難在雅致和粗俗之間去構建一個可以促進繁榮的精妙的平衡點了。香港正在失去這個平衡點。
所以我一直在講，對中國的未來，我有堅定的信心。中國在未來的30年，經濟一定會好到讓人不相信的程度，因為在中國，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質的人看不起的人。他們破衣爛衫，他們露出那種渴望的眼神。但是，他們生活的每一點兒改進，都是這個國家經濟的新邊疆；他們眼神中的每一絲對財富的向往，都是這個國家活力的來源。
在講繁榮之前，我先講講衰落。講到經濟衰落，你會想到哪個國家？對！就是日本。
“二戰”後，日本經濟一直發展得很好，尤其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一度超過了美國gdp的一半，當時全世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隻有日本。
當時有一幅漫畫，畫的是自由女神像都穿上了和服。那時，感覺地球人已經擋不住日本人了，他們實在太有錢了，在國際市場上什麽都買，藝術品也買，地產也買，帝國大廈都被他們買下來了。
但是時隔15年，我們再看一眼東邊這位兄弟，好可憐。2014年年底，美國的gdp已經超過了17萬億美元，中國這一年也正式加入了“10萬億美元俱樂部”（現在這個俱樂部裏麵隻有中美兩家）。而日本呢？2014年，中國的gdp大概是它的兩倍。
日本到底是怎麽回事？雖然gdp不能說明一切，但它畢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這位兄弟怎麽就20多年不長進呢？
剛開始有這麽一套說法——陰謀論，說在1985年的時候，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於是美國人在紐約廣場飯店逼著日本人簽字畫押，通過讓美元貶值使全球經濟再平衡。這就是《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經濟迅速泡沫化。
雖然這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說說也就算了，不能一直說到2015年吧？2015年已經是《廣場協議》簽字畫押30周年了。30年，一代人都換過去了。就像20世紀中葉，有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說，我們之所以經濟發展得不好，都怪帝國主義的殖民。6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老牌殖民地印度，還有半殖民地中國，經濟都發展起來了。第三世界國家如果還在怪那些帝國主義的殖民，不就太沒有出息了嗎？
所以，對於日本經濟的停滯，今天我們必須重新尋找一套解釋。 日本經濟衰落之謎
日本經濟真的有問題嗎？很多朋友從日本回來都跟我講，日本經濟真是不行啊。可是他們的大企業仍然非常好，像豐田、日產這樣的公司，在國際汽車市場上的競爭力仍然非常可觀。
那你說怪誰？怪日本的技術不好？一部iphone，三分之一的重要零部件都是在日本生產的。日本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什麽地震、海嘯，國際上很多尖端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那怪日本人嗎？日本的員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兢兢業業的員工，日本經濟雖然不行了20多年，日本的員工可是兢兢業業地加班了20多年。
怪日本的政客嗎？一個政客不好那可以換，日本的首相換得多勤啊。當年，美國的小布什總統就頭疼得要死，老記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
它的政策有問題嗎？我們可千萬不能把對這麽大一個經濟體的觀察，建立在說他們蠢這個基礎上。要知道，日本人才輩出，20多年來他們也想盡了辦法。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經濟學中認為行之有效的所有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日本人全用過。
你說降低利率好使？那就降，日本甚至一度是負利率。你說支持大型的基礎建設管用？那就搞基礎建設。日本的基礎建設搞到什麽程度？有些高速公路，據說隻有熊在上麵走。
日本的海塘（就是防護海浪對陸地侵蝕的基礎設施），已經可防一千年一遇的海浪。日本人當年開過一個玩笑，說如果人類滅絕了，外星人來到地球上，根本就猜不出來這個設施到底是幹嗎用的，一定會認為這是當年日本人的某種宗教設施。
辦法都想盡了，還是無解，所以日本為何經濟衰落，對人類來講是一個大謎題。
那怎麽解這道題呢？讓我們回到日本經濟的現實中去看。
在世界經合組織當中，日本的社會生產效率排名第二十，這是2007年的數字。如果在七個最發達的工業國當中排名，日本正好排老七。排老七什麽意思？就是連以懶散著稱的意大利人都不如。
日本有那麽多高效率的好企業，而總體的社會生產效率排名卻這麽低，隻能有一個解釋了，那就是他們還有一大堆效率低到沒法看的企業。
日本金融業中有一種銀行叫僵屍銀行。啥叫僵屍？就是已經死了，但它偏偏不死。日本還有一些企業，它的股市市值已經低於企業的銀行存款了，也就是說，你花一大筆錢把這家公司收購了之後，然後把這家公司清盤，這家公司的銀行存款都能讓你賺錢。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情況？這源於日本的一種製度：為了社會的安定團結讓一些競爭不下去的企業不死。
其實，公司本身是為了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在某一個特定階段，一些資源臨時性的組合方式，自身不應該是一個永久的存在。
過去30多年，中國人也漸漸接受了一個觀點：公司要做大、做強、做久。包括當年的馬雲也這麽說，我們要做橫跨三個世紀的公司，至少要活102年。
這個念頭在中國人心目中有，而日本人中這個毒更深，所有的公司最好都不要倒閉，你以為這是日本社會對資本家好嗎？當然不是！這一切隻是為了讓那些公司的雇員能夠獲得一筆穩定的收入和穩定的職場生涯。
說到這裏，我們還要介紹日本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叫終身雇用製。這個終身雇用製和年功序列製，包括企業內部工會和決策審核製，曾經一度被吹噓為日本經濟管理的四大支柱，或者說四大法寶。
提出這個理論的是一個美國學者。1956年左右，他跑到日本去調查，發現日本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美國不太一樣，後來就總結出這所謂的四大法寶，寫在一本叫《日本的管理》的書裏。後來，因為日本經濟形勢好，尤其是在烈火烹油的20世紀80年代，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經驗。
可是今天我們再回到日本社會一看，原來這個社會是不允許企業死的，因為就怕這種終身雇用製的社會基礎發生崩塌。嚴重到了什麽程度？日本專門有一條法律規定，說一家企業要解雇員工，如果你的理由沒有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那這個解雇就是無效的。
所有給那些被解雇或者沒有工作的工人介紹職業的機構，日本政府都不太允許這些機構存在的，為此設置了大量限製。為啥？因為日本社會認為，人家都沒工作了，你還去剝削人家，這種錢也好意思掙？
久而久之，日本社會上上下下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氛圍：大公司不好意思解雇員工，因為怕影響名聲；員工也不好意思跳槽換工作，也是怕影響名聲。大家合力在維持這個終身雇用製的繁榮假象。
可是我們知道，什麽叫市場經濟？就是那個著名的詞——“看不見的手”，那個手不停地在把社會的所有資源往最優化的方向去配置。該死掉的企業硬撐著不解體，就意味著市場經濟這隻手其實沒有辦法讓資源得到最優化的配置。
本來某種產業落後了，那這個產業代表性的公司就會解體，其中的員工就會被釋放出來，到所謂的勞動力市場上接受培訓，然後再到新的產業組合裏麵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正常模式。可是，日本經濟因為這種終身雇用製而喪失了這樣一次機會。 老而不死，是為賊
很多人在講，日本人好可惜，錯過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it革命大浪潮，讓美國人僥幸地超過去了。這話說得其實很不負責任，因為日本人錯過it革命，不是日本經濟衰落的原因，而是結果之一。
其實日本人當年很重視it。1981年的時候，還沒有微軟，日本人就提出了一個偉大的第五代計算機的計劃。日本財政撥款8.5億美元，開始進行這個計劃，一心想要超過美國人。但是隨後的十年間，日本人發現這個計劃太大了，最終失敗了。
為什麽失敗了？不是日本人不重視，也不是投入不夠，而是市場經濟賦予企業這種生生死死的自然節奏，日本人頑固地不去遵守。美國人是怎麽搞it革命的？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市場上的巨無霸是一些汽車企業，是通用、福特、克萊斯勒。隨後就變成了英特爾和微軟，再隨後就變成了像穀歌、亞馬遜、facebook這樣的公司。正是靠這種公司的方生方死，舊的、大的死掉，產生新的，新的由小再變大，完成了這一次偉大的it革命。
而日本人的企業卻始終不死。我小時候看電視廣告，是索尼、鬆下這些公司，現在還是這些公司。孔子說過一句話，叫“老而不死，是為賊”。對，它們就是個禍害。
當大公司要追求所謂的永續經營、基業長青的時候，它們就會成為社會的禍害。而日本上上下下的文化氛圍，真的就打造出了一批禍害。
反過來，我們再從人的角度來觀察日本的經濟。如果你到日本去旅遊，會覺得這個國家簡直像天堂一樣，人和人之間是那樣和善、彬彬有禮，素質是那樣高，日本的員工是那樣勤懇。可是生活在日本的人，卻往往覺得日本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國家。
日本有一個藝術家叫村上隆，他講過一句很著名的話：“日本這個國家什麽都有，就沒有一樣東西，那就是希望。”什麽叫希望？希望就是未來的不確定性。如果未來非常美好，但它是有確定性的，那它也不會帶來任何希望。
很多中國人從日本回來後的感受是：日本什麽都好，就是有一點，你不可能創業，整個社會沒有給創新、創業留下任何縫隙。你舉目四望，這個社會已經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幹的事情大企業們都包了，你唯一可以選擇的生存方式，就是進入職場，最好是進入大企業，然後熬年頭。
前麵我還提到的年功序列製，就是一個年輕人進到大公司以後，按照你的工齡來漲工資，不同的崗位在同等工齡的情況下，工資的差異是極小的，日本人非常排斥所謂美國式的自由經濟。
在日本某家大公司的網頁上赫然寫著一段話：“我們歡迎變革，我們確實需要變革。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是那種任由市場作祟的變革，我們需要的是那種溫情脈脈的、讓所有人感覺到安定、安心的變革。”
老天爺，那還叫變革嗎？就拿我們中國來說，前些年，有些上海朋友在討論：“為什麽阿裏巴巴這樣的公司不出在我們大上海？我們這個地方的經商環境多好啊。”
對，就是因為所謂的環境太好了、太規範了。一個剛剛開始發展的網商公司，難免有一點點不規範，你一會兒工商來查，一會兒稅務來查，一會兒消防來查，它還怎麽發展呢？所以，很多網商公司隻好跑到離上海這個規範的環境遠一點兒的地方，比如杭州。
再拿美國來說，當年ibm公司這樣的一代巨無霸，它的時代過去之後，就向社會輸出了一些人才。現在蘋果公司的ceo庫克就曾在ibm幹了12年，然後跳槽到了新公司。人的變化才是社會創造力的源泉。
而日本這套製度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它追求的那個東西又沒有追求到。前麵我們講的那個大公司要改革，但是要那種安定、安心的改革。可是他們要到了安定、安心嗎？沒有。
首先，很多日本企業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終身雇用製搞不下去了，所以它們正常的反應就是，原來的老員工存量不動，但是增量——也就是新員工，對不起，你們改叫臨時工吧。佳能公司後來任命了一個ceo，叫禦手洗富士夫，他上任之後就裁了一萬人。日本社會當即就炸了鍋，不是說好的終身雇用製嗎？你怎麽能裁人呢？禦手洗說：“你們看清楚了，我可沒有裁正式員工，我裁的都是臨時工。”其實市場經濟規律還是在起作用的。
由此，日本社會就釀成了一個族群，叫窮忙族。他們找不到正式工作，一會兒在這兒打個零工，一會兒又到那兒打個零工，但是他們可都有一顆向往穩定的心，都向往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所以，即使大企業釋放出了大量的社會邊緣人，但是他們卻不可能成為社會創新力的來源。
那些大公司裏麵年過五十、已經喪失創造力的人怎麽辦呢？企業就把窗邊的一排位置給他們騰出來，那可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得到窗外的風景，讓他們喝喝茶、看看報紙，度過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就算了。這幫人被稱為窗邊族。
於是，窮忙族和窗邊族這一對大寶貝，構成了日本經濟的癌症。你可能會說，日本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我們就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來換得社會的安定。可是得到這個結果了嗎？
在世界發達國家中，日本的自殺率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指數排名是比較靠後的。你可能又會反駁：日本企業付出這樣的代價，換得的就是員工的忠心。我告訴你，這個結果也沒有得到。
我看到過一組調查數據，如果問日本的員工：“你願意跟你的企業一起拚搏向上嗎？”隻有54%的日本員工說“願意”。而美國人呢？74%的人說願意。如果問日本員工：“你和你的企業價值觀一致嗎？”隻有19%回答“是”。而美國人呢？有41%。如果問日本員工：“如果再讓你選一次，你還會選這家公司嗎？”隻有23%的人回答“會”，而美國人這樣回答的有69%。說白了，美國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要大過日本員工。
你可能會說，羅胖，你又在以偏概全了！我經常受到這樣的指責。如果把日本經濟的整套製度都否定了，那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奇跡是怎麽發生的？
確實，那個時候的日本經濟和日本的這套製度，就好像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給大家舉一個例子，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它的上遊供應商有2000多家，而且跟這些上遊配套廠商每次隻簽一年的合同。而日本企業就不一樣，豐田的上遊製造商隻有幾百家，而且一簽合同就是四年。
在汽車這麽複雜的產品行業裏，確實講究上下遊產業鏈配套的穩固性，大家最好都是熟人，長年打交道、長年配合。具體到一個人身上也是這樣，一個工人在一條生產線上反複鑽研自己的手藝，他的產品的質量和精益度，確實更容易提升。20世紀80年代的家電產品也是這樣，比如說錄像機、電機，裏麵有那麽複雜的零配件，它確實需要這樣的製度，需要這樣的員工。
可是那個時代過去了，現在的電子業是一個什麽時代？叫模塊化生產，很多大企業都把生產扔給了富士康這樣的公司，富士康是在全球進行采購，各種各樣的零配件之間就是一個模塊的關係。員工在裝配它的時候，不需要多高的技巧，僅僅按照一些圖紙，再加上富士康發明的一些專業的裝配工具，經過短暫的訓練，馬上就可以上崗。所以，日本經濟的那一整套優勢，在現在的電子時代、互聯網時代也就過時了。
當然也不是全部過時，像前麵講的汽車業，還有單反相機這種內部結構非常精密的產業，日本人的競爭力現在依然不錯。但是，時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換舊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實日本社會也不乏創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稱為日本民間的股神。2006年，他因為一個所謂的內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員當年就這個案子說過一句話：像村上世彰這樣的人，擱在美國，就是金融創新的英雄；擱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監獄，因為日本社會受不了這些不講規矩搞創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講的一句話發人深省。他說：“日本社會真的就不能給創新者、破壞者留下機會嗎？真的就不能讓那些創新者重新開球嗎？”
日本的經濟停滯已經是延續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細枝末節的理由也無法解釋這個現象。我們隻能說，日本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陷入了一種創新無能的狀態。
是日本人缺乏創新精神嗎？還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發布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說要幹掉穀歌，搞一個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這個計劃失敗了。有一些評論者觀察這個計劃之後發現，項目的主持人連自己到底要幹什麽都不知道，就是一堆雜亂的軟件開發計劃。
這個計劃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麽叫大航海？就是人類在某一個曆史關頭，這個曆史關頭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遠隔幾百年才有可能打開一次的窗口。你通過一次冒險抵達一片新大陸，抵達一片完全未知的、遠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這個項目定了這麽重的名字。
我覺得日本人確實有野心。但問題是，這個項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時代的本質精神是背離的。大航海時代，是發現美洲新大陸，繞過非洲好望角開啟了從歐洲到亞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實現環球航行的一個時代，他們是怎麽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間的那些細碎的、自發的創新完成的。
這些創新背後至少有兩個因素。
第一點，這個社會一定要發明一種絕佳的應對風險的製度。在大航海時代，搞出了所謂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製度。以前，一個商人帶著一船貨出海，他麵對的風險是如此之大。萬一船翻了、貨丟了、被海盜搶了，這個商人就要承擔所有責任，因為債主就要找你要錢，你隻能把自己的房子、田產賣了，帶著老婆、孩子到街上流離失所。風險大到這個程度的時候，人們就不願意去嚐試創新。
有限責任公司出現之後，帶來兩個結果。一、風險變得可控，因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資額來承擔風險的，大不了這船貨全賠掉。也就賠到這個程度而已，不至於牽連其他家產。二、巨大的風險分攤到無數個人身上，這樣每一個人承擔的風險相對較小。
我們再回頭來看日本社會。所有的創新都是產生於一種應對風險的製度安排，而日本的製度安排不是要應對風險，它是要把風險完全消除，這和大航海時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點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誰搞出來的？我們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質高著稱，可問題是，為什麽這麽多高素質的人搞出了一個停滯的經濟呢？我們不妨從反麵想一想，那些野蠻人、那些沒素質的人，他們對創新的價值又何在呢？這又得說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誰完成的？就是一幫沒素質的人完成的。為什麽？因為有素質的人不肯吃這個苦嘛。現在，很多船員在巨大的集裝箱輪上還怨聲載道，說當海員太辛苦、太無聊了，何況幾百年前呢？那個時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沒準兒一條命就要扔到海裏。所以每一次出發，大家都抱著赴死的決心。而且那個時候的船又小，因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盡可能裝滿食物、水和貨物，留給人活動的空間非常狹窄，在上麵待上幾個月，那個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熱帶航行的時候，食物會很快變質，甚至爬滿蟲子。
船上空間小，一旦發生疫病，連隔離的可能性都沒有，所以經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個時候的醫療條件差，無法克服遠航中經常出現的壞血症。
那個時候從歐洲海港出發的船上，裝的淨是流浪漢、無業遊民，甚至是逃犯，因為隻有他們肯吃那個苦、冒那個險。而這幫人為人類的大創新付出的代價也是很沉重的。根據記載，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從阿姆斯特丹港帶走的人有70萬，最後有26萬人被拋屍海外，再也沒能回來。而那些抵達目的地的人，在當地燒殺擄掠，給很多東方和非洲人的感覺就是：這幫歐洲殖民者怎麽這麽壞？他們這幫人在歐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況到了番邦外國，當然壞了。
所以19世紀有一個作家說，即使按照當時的道德水準和評判標準來看，這幫人的言行也是讓人惡心的。但是沒辦法，創新就是要靠這樣的人。 邁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漢繁榮起來的都市
我沒有鼓吹低素質等於創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個邪——低素質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創新和社會繁榮的。
給大家舉個例子，1980年，古巴的領導人卡斯特羅說：“美國人不是老指責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讓人民自由移民嗎？我自由一個給你看看。”所以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開放了，走吧，都去美國吧。很多社會底層的人，什麽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漢都去了美國。那一年走了15萬人，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非軍事渡海行動。這15萬人去了美國哪兒呢？距離古巴最近的那個港口——邁阿密。
這幫人去的時候身無分文，是一幫赤貧，而且又都是社會底層人士，多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一幫粗魯的人。
可是今天的邁阿密是怎樣一座城市呢？邁阿密是除了紐約之外，美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個中南美洲所有國際大企業的總部所在地，邁阿密機場是美國最大的貨運機場；它還是美國最幹淨的城市。說白了，如果除掉華盛頓、紐約，整個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邁阿密。
這種繁榮是怎麽創造出來的呢？其實就是靠古巴的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無家可歸的人創造出來的。
我去過邁阿密，去坐過油輪。在那個城市，英語確實不大奏效，滿街講的都是西班牙語，而且房價特別貴，市容非常整潔美好。
我們再回到“素質”這個詞。所謂的高素質無非是你學曆比較高，你舉止比較文明，你道德比較高尚，而所謂的低素質的人不是沒文化、沒禮貌嗎？
可問題是，在創新這件事情上，不見得有文化、懂禮貌、知禮節就會搞創新。創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標準都衡量不出來的，是學校培養不出來的。
其實我們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國人來說，愛迪生小時候隻上過三年學，他的小學老師認為他是個弱智兒童，但是他臨死的時候被證明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家之一。
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他是愛爾蘭移民的後裔。要知道，在美國的白人社會裏麵，愛爾蘭人的地位還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個子比爾——這是他的一個外號，這人是靠賣野藥為生的。說白了，洛克菲勒出生於一個底層的騙子家庭。
再比如說那個著名的大經濟學家弗裏德曼，他的父母是東歐猶太人，到美國的時候身無分文，是最底層的工人。而他們隻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出了像弗裏德曼這樣的世界級大學者。
再說一個大家更熟悉的例子——喬布斯。喬布斯其實是中東移民的後代，而且從小就被拋棄了。所以你看，低素質家庭、低素質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傑。
反過來說，為什麽那些高素質的人往往成不了創新的領頭人呢？我們會認為，這些人因為衣食飽暖，所以沒有勇氣打破現狀。我覺得這是錯怪他們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處境當中，當存量過大的時候，創新本身在邏輯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經講過一個例子，當年，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王建宙在美國曾跟穀歌的ceo施密特有過一次對談。施密特給了他一個建議，讓中國移動把電話費給大家免了，然後提供各種各樣的增值服務，這是最符合互聯網企業運營經驗的一條道路。
王建宙說：“我知道這條路對，但是我不能幹。每年中國移動有數以百億計的話費收入，你說不要就不要，你對國家負責嗎？你對股東負責嗎？”
再比如說，很多人指責微軟不創新，所以讓穀歌這樣的公司超過了。是，如果微軟能像現在的互聯網公司那樣，把所有的軟件免費，然後爭取下一個發展台階，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現實上呢？意味著微軟每年要放棄數百億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來嗎？任何職業經理人膽敢拿股東的錢、拿公司當年的營收額做這樣的放手一搏，那這個人一定是個渾蛋，一定不可信任，股東一定會把他開除。
所以有存量的時候，那些高素質的人是不可能搞創新的。 創新：低素質者與高素質者的雙人舞
我們再看一眼“創新”這個詞，正本清源地講，創新實際上是一個雙層結構。第一，要靠那些沒素質的野蠻人拚命去闖、去衝，因為他們的機會成本比較低。就像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沒什麽可失去的，要失去的隻是鎖鏈。所以，試一試有什麽不好呢？雖然這樣的創新大多數是不靠譜的，是不會有收獲的。大量這樣的人消失在曆史深處，他們的創新沒有成功，沒有人知道。我們知道的都是我前麵講的愛迪生、洛克菲勒、弗裏德曼等人。像弗裏德曼這樣的人隻能是九牛一毛，而且這樣的人是無法從芸芸眾生當中預先被識別出來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不是說由沒素質的人創新就一定會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馬裏，到處都是沒素質的人，甚至是海盜，也沒搞出什麽創新。每年海盜搶的那些錢，如果拿來正經做生意的話，沒準兒一次貿易就能夠掙回來，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所以創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當年大航海時代，剛開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麵衝。後來，身為生意人的荷蘭人素質就高得多了。再後來，真正把全球形成一個大的整體的是誰？是英國人，而英國人的整體素質相對來說要高得多。
其實創新有兩種。第一種叫從0到1，真正的大創新往往就是從0到1的過程，就是說這類東西世界上原來就沒有，所以這類創新就得靠我們剛才講的野蠻人去衝、去試，用大量的失敗來換取最後的碩果僅存，形成從0到1的創新。
緊接著，必須要接上一種叫從1到n的創新。給大家舉個例子，哥倫布是一個素質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氣、有執著的精神，人家還有運氣，所以他就完成了從0到1的過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可是光發現有什麽用？要把這個地方建設成一個美麗富饒的國家，就得等到華盛頓、富蘭克林那一代人出現了，因為他們才可以在“1”的基礎上，持續地添磚加瓦，可以調動人類所有的知識和經驗的存量，撲上去搞建設。這個時候，什麽周密計劃、事先設計、持續改進、及時調整、順暢溝通，都得有素質的人去幹。
我並不是講素質低的人和素質高的人誰更重要，隻想說，這是一個創新進程中兩個不可或缺的階段。我們現在又麵對著一次大航海時代的機會，就是所謂的it革命。這一次大航海和幾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區別嗎？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來完成創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麽多創業者，那麽多創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夠探尋到創新的方向。
再有，誰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資本。所以，人類在對抗風險上，又有了一個巨大的製度創新，就是眾所周知的風險投資。
雖然有這兩個重大的區別，但是有一個底層的東西從來也沒有變過，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幹、機會成本特別低、表麵看起來可能素質比較低的人，用自己的拚搏精神和機會成本去大量試錯，然後找出一個可能的創新方向。此時，有素質的人再撲上去。人類搞創新，自古至今，這個過程從來沒有變過。
我們在談論“經濟”“繁榮”這些詞的時候，往往看到的是數字、是貨物、是景觀、是城市，但是這個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麽？是人。從人的視角看經濟，天大的難解之謎也就獲得了答案。
就像開篇的引子，日本經濟為什麽會停滯？如果從人的角度看，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新的答案，不是什麽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對頭，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問題。日本社會實在是太溫情了，它的社會實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點點不文明的東西、動物精神的東西都喪失掉了。
這個病可就太難治了，因為如果要破除邪惡、野蠻，靠時間、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個社會的病是因為太理性、太文明，那這個病可怎麽治？所以，很多人在問，日本經濟怎麽打破停滯？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個答案，那隻能等待一些難得的曆史契機。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開放國門，歡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來發展，這些人就會重新激活日本社會。可是這個好像太難了，因為日本本來就人多地少，已經很擠，而且它那個單一民族的排外傳統又非常之發達。
還有一個機會，就是等待一場世界大戰，把日本打得滿目瘡痍，所有人都沒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蠻人的路子上去，來重新建設這個國家。這樣的曆史契機會降臨到日本人頭上嗎？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將何去何從
最後再說一件我們中國人比較關心的事，關於香港。香港這兩年經濟好像也陷入了停滯狀態，日本的情況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說，內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競爭，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現一波非常強烈的對內地人的反感心理。
這些話從情緒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過去，香港的繁榮是怎麽來的？我們都知道，由於鴉片戰爭，香港開埠。但在之後的100多年時間裏，香港沒有發展起來，僅僅是一個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發展水平肯定不如廣州，就更別提上海了。
香港經濟真正發展起來，其實是1949年之後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去了一批人，然後陸陸續續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當時對這些偷渡者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要腳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當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個階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當中，有40個人是私渡者。他們有什麽特點？上岸的時候身無分文，隻有一顆要發財、要立足的心，其實就是我們前麵講的那一批野蠻人，或者說是低素質的人。正是他們造就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榮。
要知道，那時候，香港的經濟條件遠遠不如今天。首先，與北邊的內地意識形態不同。然後，周邊的亞洲各國到處都是戰火，越南船民的問題到今天也沒有徹底解決。很多人對香港那個時代的發展是沒有信心的，稍有風吹草動就跑了。
今天呢？祖國給了各種支持，又有安定繁榮的周邊環境，但是香港經濟卻陷入了停滯，這是為什麽？是香港政府無能嗎？他們也想了很多刺激經濟的措施，比如搞什麽數碼港計劃——這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但是並不奏效，為什麽？
回到人的角度，你會發現香港現在至少有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它變成了一個在人口上封閉的社會，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香港開始搞福利社會了，開始給老百姓派糖。這本來不是什麽壞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見人就發，香港現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萬，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給區分開來。
再看內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兩倍，對吧？這就是有活力。當然，它也帶來了一些負麵的東西，比如說不公平等。
對於經濟繁榮而言，如果一個社會缺了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又沒有戶口，除了靠自己的雙手去拚搏一個前程之外，什麽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覺得它還會有活力嗎？
香港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它變成了一個文明雅致的社會。這與我們前麵分析的那種“日本病”如出一轍，當一個社會足夠老熟、文明之後，你就很難在雅致和粗俗之間去構建一個可以促進繁榮的精妙的平衡點了。香港正在失去這個平衡點。
所以我一直在講，對中國的未來，我有堅定的信心。中國在未來的30年，經濟一定會好到讓人不相信的程度，因為在中國，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質的人看不起的人。他們破衣爛衫，他們露出那種渴望的眼神。但是，他們生活的每一點兒改進，都是這個國家經濟的新邊疆；他們眼神中的每一絲對財富的向往，都是這個國家活力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