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辯解了一句,李念才正式講道:“諸子百家,除少數學派外,都有各自的政治理念,也即是治理天下的想法,如儒家複周禮,道家無為而治,墨家兼愛非攻……”


    “春秋時人心思變,百家諸子尋求更好的治理天下之法,從而提出各種主張,這並無錯,問題在於諸子提出的這些主張忽略了某些因素,以後世的話說便是:忽略了客觀因素,過於主觀。”


    “如儒家的複周禮,儒家認為恢複周時的禮樂製度,天下就能太平安康,卻不想人們希不希望回到周時那種環境?所以春秋時,孔子才四處碰壁,學說不被采納。”


    “道墨兩家也是如此,墨家的‘兼愛、非攻’,好不好?當然好,對陌生人也像對自己親人一樣!”


    “如果我是陌生人,遇到信奉‘兼愛’的墨家弟子,定會十分心喜,但我要是墨家弟子的親人,又會如何作想?怕是更希望親人能更親近自己一些。”


    說完儒墨,李念又說到道家:“道家,黃老之學‘無為而無不為’,倒比墨家和儒家更為可取,可‘無為’是何時無為,何事無為,何度無為,何量無為?”


    “‘無不為’亦是如此,何時無不為,何事無不為,何度無不為,何量無不為?博學明智之士或許能把握好其中的度,可天下間哪有那麽多博學之士?”


    黃老之學聽起來非常不錯,什麽尊重自然規律,反對王侯盲目行動,主張發揮臣民的主觀能動性,倡導“待時而動”、“因時而動”。


    可其中的“時”怎麽掌握,又誰來決定?是由君王,還是臣民?是由飽學之士,還是由目不識丁的庶民?


    又怎麽知道這個“時”掌握得準確與否?每個人、每個階層把握的“時”都一樣嗎?不一樣又要怎麽做?


    簡單說,以黃老之學治天下,缺乏相對統一的標準和製度,大家夥兒都太過自由,但這不利於天下穩定和皇權穩固。


    漢初時發生諸侯王之亂,文帝時濟北王和淮南王叛亂,景帝時“七國之亂”,以及地方豪強壯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為諸侯王和地方豪強發展提供了條件。


    權欲旺盛又雄才大略的漢武哪能忍得了這,自然而然采用了自我改造後的儒家,一腳踹了黃老之學。


    “若以黃老之學治國,於國朝初建,百廢待興時尚可,但時日一久,禍必生焉。”


    人隻能相對自由,而不能有絕對自由。


    李念講給嬴政的回答卻是:“因黃老之學對天下的約束過於鬆散,而人心欲望無盡,災禍自生,反不利於天下承平。”


    實際就是隨著王朝社會穩定,經濟複蘇,黃老之學逐漸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


    “儒家思想若想達成,須天下皆為君子;墨家治國之法想成,須人與人間不分親疏遠近;黃老之學想成,須人人遵紀守法,不生貪欲,不生妄念。若能做到,都將天下大同!”


    儒家、墨家、道家治國理念各有差別,但以最終想要達到的目標看,都是天下大同,烏托邦式的美好世界。


    但人怎麽可能沒欲望,怎麽可能沒私心?


    因此諸子想出的治國思想雖好,卻不切實際,至少不切於大秦現在的實際。


    儒家後來能被漢武選中,是已經改造過了自己。


    聽完李念對儒、墨、道三家的分析,嬴政道:“法家不適合治理大秦,也和儒、墨、道三者是一樣原因?”


    李念道:“後世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知識,‘世間萬物皆在運動之中’,也可理解為‘世間萬物皆在變化之中’。敢問大王,商比於夏如何,周比於商如何,六國比於周如何,我大秦又比於六國如何?”


    嬴政沒回答這個問題,而是道:“你之意是事物在不斷變化,大秦也在變,法家已經不適合如今的大秦?”


    李念點頭:“在某一段時間內,法家適於大秦,所以使得大秦實力飛速提升,一舉超越六國,但如今的大秦已和當年境況不同了。”


    “當年,大秦國力低微,於諸國中並不強大,如不以商君變法,將國亡。可如今,六國已滅,天下歸一,九州之內再無大秦敵手,還能像天下一統前,用法家之法治理大秦嗎?”


    “大王現今已不是秦王,而是天下之主,在思考治理天下之策時,不能再和以往一樣,要著眼於整個天下,原來的六國之民,如今也是大秦之民。”


    朱元璋也遇到過類似問題——南北榜案,但老朱處理得很好,他很明白自己是天下之主,而不是北方皇帝或者南方皇帝。


    嬴政心猛地一震,哪怕他現在已經想到,可被李念指出,還是有種振聾發聵之感。


    ‘是啊,寡人已不隻是秦王,更是天下之主,法家能治大秦,未必治得了整個天下,如今的大秦和先祖任用商君時的大秦,已經不一樣了。本來的曆史上沒有李念,寡人是不是未能想通這點,才為大秦覆滅埋下禍根?’


    嬴政心中自問,若李念知道,定會告訴他:在曆史上,始皇您意識到了自己是天下之主,所以才“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隻是您沒意識到過去的法家已經不適合現在的大秦,還在以法家治理大秦那套用在整個天下身上,不僅讓秦人受不了了,六國人更受不了。


    後世常有人將法家和依法治國劃上等號,實則兩者有很大不同,法家是專為君王服務,對百姓相當嚴苛殘酷。


    法家馭民五術,愚民、疲民、辱民、弱民與貧民,削弱百姓的力量以穩固君王統治。


    這不僅是《商君書》的思想,《韓非子》中也有此類思想。


    始皇會施行“焚書坑儒”,李斯功不可沒,其正是以法家思想勸說始皇焚書,李斯乃法家之人!


    在過去百多年裏,秦人還能忍受法家的治理,但如今一統天下了,還用法家進行高壓統治,即使是根鐵弦,也有崩斷的時刻,而六國的百姓以往沒被如此對待過,更易滋生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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