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第二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
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先對普通史求了解，然後再分類以求。從曆史的各方麵分析來看，然後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曆史之大全體。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
政治與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若講政治，則重要在製度，屬專門史。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製度。這些製度，相互間又必成一係統，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從前人學曆史，必特別注重政治製度方麵。亦可說中國曆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的政治製度，並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國曆代政治製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中國專講政治製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誌》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
為何講製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如將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並敘述，則變為編年史，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但曆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如秦代完了，接著有漢代，漢代結束，接著有魏晉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國曆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但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內在的一貫性。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曆史上的傳統製度保留著。這證明，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因此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製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
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製度方麵的通史。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製度的一部分。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誌”，《漢書》共有“十誌”，都屬講製度方麵的。以後曆代正史中多數有“誌”，或有“書”，這些誌與書，因其講的是製度方麵，比較專門，普通讀曆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麵的曆史，大家能讀。其實我們要學曆史，政治製度方麵這一項，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製度方麵的專門史。這亦是說，要學曆史，不可不通製度之意。
二
我們講到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後一段落為秦以後之郡縣政治。封建政治結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束。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曆史不同。在西方曆史上，並無此兩種政治製度之分別與存在。而中國的政治製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家民族的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曆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中國曆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能創建優良的政治製度來完成其大一統之局麵，且能維持此大一統之局麵曆數千年之久而不敗。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曆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曆史之無上成績。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別注意其政治製度之一麵。中國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後二千年是郡縣政治。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別，卻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曆史上的產物，隻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曆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
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出了一套封建製度。其實這一套製度，本是連接著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曆史傳統而來。隻是經周公一番創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製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製納歸於統一的製度。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內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的局麵。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一。在西洋曆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麵，不屬上層的。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社會無所依存，於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於大貴族。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一政權，但卻無法實現。譬如築寶塔，由平地築起，卻沒有結頂。在他們那時期有所謂神聖羅馬帝國一名稱，則隻是一理想，一空中樓閣，在人心想像中的一個影子組織而已。因此中西曆史上之所謂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們今天沒有人來詳細寫一部周代封建製度的書。事實上在今天來寫此書卻不易，因關於此方麵的材料，大都不在曆史書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經書中。今天我們大學開科設係，有史學，無經學。經學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項曆史上重大的專門題目，竟難覓位勝任愉快的人來撰寫。
周室東遷，封建製度瀕臨崩潰，乃有五霸乘時而起。據《春秋左傳》中記載，當時各地諸侯，為數不下兩百。在當時，國與國間種種交涉來往，仍多少遵守著周公所定封建製度下的一切禮文來維係。此種禮文，在當時乃為霸業所憑。若無此種種禮，霸業亦無法出現。此種種禮，若用近代新名詞說之，實即是一種國際公法。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有國際公法，係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謂的國際公法，來和春秋時代諸侯各國間種種交際來往的禮文作比較，寫一書，名《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當時著過與此相類之書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書今俱亡佚難覓。客歲本人赴美講學，途徑舊金山，晤華僑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寫此書，聞已積有成稿，惜未能一讀其內容。竊以為此等比較研究，實非穿鑿附會。在中國，實自有那時一套國際間共同遵守之禮法，以之與近代西方的國際公法乃至聯合國憲章等相互對比，雖古今時代不同，然雙方不妨各有短長優劣。好在《左傳》全書俱在，人人可以把來作參證。
我們通常說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統一支開始，其實此說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國早已具有統一規模了。隻是那時是封建政治下的統一，而秦漢以後乃是郡縣政治下的統一。雖其間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國時代還存在，中國之永為一統一國，此項政治製度實貢獻過其甚大之績效。
三
講到此，有一問題須提出。即秦漢以下的中國，早非封建，而改行郡縣製度了。但秦漢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訂之封建製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統以後，封建製度徹底消滅，而周公孔子仍受當時人崇拜？此問題之解答，首當注意到中國曆史文化之傳統性，政治製度則隻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後之政製，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製而來，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們，接受西方學說影響，遂若西周封建製度一無是處。而秦以下之政府，則隻以“君主專製”四字目之。這因依照西方人說法，謂凡國體，可分為民主與君主。凡政體，可分為專製與立憲。於是謂世間政體不外三型：一、君主專製；二、君主立憲；三、民主立憲。但中國傳統政製，自秦以後有君主，無憲法，而又非專製。此項政體，實無法將之硬歸納入西方人所定的範疇格式之內。若我們不能確切抉發出中國曆史之特殊性，而處處隻照西方人意見，把中國史硬裝進去，則中國曆史勢成一無是處。無怪近代的中國人，對自己曆史傳統如此輕漠不關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惡痛疾的態度來對待國史呀。
講至此，憶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學曆史學係開講中國政治製度史一選修課，當時史學係學生多不願修習此課。彼輩認為此刻已是民主時代，開這門課，對時代來講沒有意義。後來還是北大法學院同學，受了該院院長及政治係主任的忠告，勸他們說，你們學的都是西方的政治製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國以往的，來作比較。因此他們倒有許多人來選修此課。開講既久，文學院曆史學係學生也多來旁聽，擠滿了一講堂。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曆史的，已頗多知道中國曆史上傳統政治製度之重要，在此方麵出版的著作與論文也日見增加，與我當時在北大開課時情形，顯然有甚大的不同了。
四
此刻要來講中國曆史上政治製度之傳統與沿革，茲事體大，殊非一小時之講演所能敘述。不得已，我想約略扼要舉出幾點來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製度，此乃中國政府組織中極特殊的，在西方曆史上很少有同樣的製度堪與相比。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秦以下，依法製言，是王權相權駢立並峙的。王室與政府有分別，自秦以下，早有此觀念，而且此觀念極為清晰。王室世襲，表示國運之綿延。宰相更迭，則為政事之時新。在製度上，並未能像現代英國般，把來很嚴格地劃開。中國人並不認為一國之元首君主隻許掛一空名，絕不許預問政治。因此君權與相權間，一麵有許多融通，另一麵亦可有許多糾葛。即如諸葛武侯《出師表》，其中有雲：“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即指皇宮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見在中國傳統製度及傳統觀念下，此宮、府兩機構是有分別的，而又可調和融通的。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之說，在中國傳統意見下，絕難認許。中國自秦迄清，大體說來，政府均設有宰相。最低限度說，在明以前是顯然有宰相的。明代廢宰相，但仍有內廷與外朝之分別。其間細節雖有變動，但大體製則沿襲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國曆史上稱為“職官”，或稱官職。西方論政重權，中國論政重職。一官即有一職，職官即是政府組織中之職位分配。我們此刻稱“君權”“相權”雲雲，實由西方觀念來。實際中國政府僅有職位之分，無權力之爭。中國人稱權，乃是權度、權量、權衡之意，此乃各官職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屬外力之爭。故中國傳統觀念，隻說君職相職。凡職皆當各有權衡。設官所以分職，職有分，則權自別。非在職位之外別有權。中國史有職官製，君亦一職，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烏得有西方人之所謂君權專製。在中國，權在職之內，非有權始有職。此層分辨極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暢為發揮。
近代隻有孫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國傳統政製來和西方現代政治參酌配合。他主張把中國政治上原有之考試、監察兩製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糅合為五權憲法之理想。我們且不論此項理想是否盡善盡美，然孫先生實具有超曠之識見，融會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長，來適合國情，創製立法。在孫先生同時，乃至目前，一般人隻知有西方，而抹殺了中國自己。總認為隻要抄襲西方一套政製，便可盡治國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國自己固有優良傳統製度全拋棄了。兩兩相比，自見中山先生慧眼卓識，其見解已可綿曆百代，跨越輩流，不愧為這一時代之偉大人物了。
中國傳統政製，除宰相製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試製度。在中國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試製度，漢代則為察舉製度，均由官辦。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論食貨，即指經濟製度言。次章論選舉，但實際則由漢代察舉下逮唐代之科舉考試。可見考試由察舉來。察舉之目的在甄拔賢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職，處理政事。但察舉非由民選，後因有流弊，唐以後始改行考試。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選舉舊名，則因選舉製度原為考試製度之濫觴。製度雖變，用意則一。中國自秦以下之統一政府，又可說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謂是一賢人政府。因政府用意，總在公開察舉考試，選拔賢才進入仕途。
自東西交通，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國考試製度，任用職員。其後此製度遂影響及於英國政府，亦采用考試，成為彼國之文官製度。其製實係模仿我國而來。後來又影響到美國。但他們實隻學了中國考試製度之一半，而仍保留著他們自己傳統的政黨選舉製度。凡屬政府上層主要職位，如總統內閣首相國務院及各部首領，皆由政黨中人出任，隻下麵官吏則酌采考試選拔。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的海關郵政和鐵路等各機關，因有外國力量羼入，亦均從考試量材錄用，比較上軌道。此項製度，好像學自英國，其實則是吾家舊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麵，卻轉把舊傳統中的考試製度遺忘蔑棄了。隻有中山先生主張仍用考試製度，設立考試院為五院之一。但此後並未能遵照中國舊傳統切實推行，實已名存實亡。此一製度，可說是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襲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級官吏，均須公開察選以及考試，循序登進。此項製度，顯然可成為現代潮流世界性製度的一部分。但中國人則自加忽視，今天雖有考試院之存在，而反不為我們自己所看重，這實在是大可惋惜的。
五
在中國傳統政製中，上述宰相製與考試製屬於政府方麵。現在再略舉幾項製度之有關其他方麵者。首先述及有關社會問題的，如戶口調查。在我幼年時，曾聽大家眾口交譽西方人有此好製度，而中國則無。其實中國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戶口調查一項。中國古書常連用“版圖”兩字，版字即指戶籍，即從戶口調查而來。在我國曆史上曆代戶口均有記錄，其調查戶口登記戶籍之手續與方法，若有人肯根據史籍作為專題寫一論文，雖不能係統詳盡，但至少可寫成十萬字以上的專書。此書至少可使人知道現代世界性的戶口調查，在中國曆史上已有兩千幾百年之演變。
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主張耕者有其田。此一口號，亦自中國傳統政製來。今天，“自由中國”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賴此使國民政府獲得國際聲譽。其實此一製度，亦是中國舊傳統政製中所有。中國向來土地製度之因革演變，雖曆代各有不同，而大體可謂是朝此一目標而努力。此亦是中國舊政製在現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視之一項。
其次說到軍事製度。在五十年前，我常聽人說西方國家的軍事製度好，尤其是他們能推行全國皆兵製，而中國獨否。但西方推行全國皆兵，實自普魯士開始，為時不到兩百年。而在中國則古已有之。漢代早是全國皆兵，此下曆代兵製雖遞有改變，但如唐代的府兵製度，明代的衛所製度，皆由兵農合一製演變而來，並可說較全民皆兵製更進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製，何嚐不是日就廢替了。可見中國曆史上的兵役製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現代性世界性之意義，而值得再加研究。
又有人說，中國從前的軍閥和督軍為國大害，而盛讚西方政製限定軍人不幹政之精美。其實此種文武分職，軍人不幹政的製度，在中國又是古已有之，亦屬中國舊製中一項優良的傳統。漢唐盛時莫不如此。軍人統兵歸來，僅有爵位勳級，地位盡高，待遇盡厚，但在政府並無實職，不能預聞操縱政事，正與近代西方政製如出一轍。
此下再講到有關經濟製度方麵，如漢武時代所創始的鹽鐵政策，即就近代觀念言，亦係一種頗為進步的經濟政策。西方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各項經濟製度，實肇始自德國俾斯麥。但中國在漢代遠已有之，由政府來統製鹽鐵官賣。直到清代，中國社會從未能有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即是此項政製之績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義，有節製資本一口號，其實亦在中國傳統政製中有淵源。中國社會，自戰國以下，自由工商業即甚趨繁榮，但永不能產生出資本主義，即由此故。故在中國曆史上此項有關節製資本的一切製度，在現代世界潮流中，實仍有值得注意探討研究的價值。
又如漢代的平準製度，此乃一種調整物價的措施。此製度在中國曆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穀賤傷農。待到荒年季節，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穀，寓有賑濟貧農之意。此項製度，隨後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製度。據說美國羅斯福執政時，國內發生了經濟恐慌，聞知中國曆史上此一套調節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性的法製。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向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隻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曆史人物傳統政製，都不值得再談了。於是話不投機，隻支吾以對。
再次講到中國從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屬統治製度，直到現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來，帝國主義大行其道，英、法等國都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們乃自羅馬傳統而來。但在中國，自秦以下，版圖雖大，統一政府所轄範圍雖廣，其政製則是郡縣的，不得以西方傳統的帝國相比擬。但今天的中國人，事事喜歡模仿西方，因此隨口常稱“漢帝國”“唐帝國”雲雲。難道漢唐時代的中國人，除卻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縣便均以殖民地視之，均以帝國征服方式來統治的嗎？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模，豈能與現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即就清代之藩屬統治言，亦尚有中國傳統美意在，實在還值得今天我們來再行研討呀！
又如中國社會上之宗教信仰，向來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則有一套製度，對此民眾信仰，有頗為開明的管製與調節。因此在中國曆史上，政教分離，又是自古已然，並亦極少有因民間信仰衝突而釀成宗教戰爭的。直到今天，還未有人能仔細來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國曆史傳統中，宗教與政府與社會三方麵如何配合，於自由開放之中，有其節製調整之用心的種種製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
以上隻就中國傳統政製，分從各方麵隨便舉出幾項，用來說明在此刻來研究中國以往傳統政製，實未見與現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說過，中國傳統政製，乃是貫通於中國全部曆史進程中，而占有極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說來，可見研究中國史，自未見即與現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離存在了。
六
近代的中國人，隻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曆史上一切文物製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隻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誌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製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製度，不該專從製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製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製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製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製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製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曆史上記載製度，往往隻舉此一製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製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製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製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製度，必須明白在此製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曆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曆代所製定所實行的一切製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製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七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製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製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製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隻要此製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製度又複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曆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製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製，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製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曆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隻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曆史上一切傳統政製，如上述宰相製度、選舉製度、考試製度和賦稅製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曆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曆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麵之高明處，實早已淩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曆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隻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製度有什麽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曆。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製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曆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製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隻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麵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製度，一麵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製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製度史，或中國曆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這是我所要講的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的大概。
今天是第二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
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先對普通史求了解，然後再分類以求。從曆史的各方麵分析來看，然後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曆史之大全體。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
政治與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若講政治，則重要在製度，屬專門史。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製度。這些製度，相互間又必成一係統，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從前人學曆史，必特別注重政治製度方麵。亦可說中國曆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的政治製度，並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國曆代政治製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中國專講政治製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誌》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
為何講製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如將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並敘述，則變為編年史，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但曆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如秦代完了，接著有漢代，漢代結束，接著有魏晉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國曆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但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內在的一貫性。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曆史上的傳統製度保留著。這證明，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因此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製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
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製度方麵的通史。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製度的一部分。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誌”，《漢書》共有“十誌”，都屬講製度方麵的。以後曆代正史中多數有“誌”，或有“書”，這些誌與書，因其講的是製度方麵，比較專門，普通讀曆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麵的曆史，大家能讀。其實我們要學曆史，政治製度方麵這一項，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製度方麵的專門史。這亦是說，要學曆史，不可不通製度之意。
二
我們講到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後一段落為秦以後之郡縣政治。封建政治結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束。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曆史不同。在西方曆史上，並無此兩種政治製度之分別與存在。而中國的政治製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家民族的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曆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中國曆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能創建優良的政治製度來完成其大一統之局麵，且能維持此大一統之局麵曆數千年之久而不敗。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曆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曆史之無上成績。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別注意其政治製度之一麵。中國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後二千年是郡縣政治。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別，卻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曆史上的產物，隻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曆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
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出了一套封建製度。其實這一套製度，本是連接著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曆史傳統而來。隻是經周公一番創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製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製納歸於統一的製度。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內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的局麵。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一。在西洋曆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麵，不屬上層的。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社會無所依存，於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於大貴族。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一政權，但卻無法實現。譬如築寶塔，由平地築起，卻沒有結頂。在他們那時期有所謂神聖羅馬帝國一名稱，則隻是一理想，一空中樓閣，在人心想像中的一個影子組織而已。因此中西曆史上之所謂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們今天沒有人來詳細寫一部周代封建製度的書。事實上在今天來寫此書卻不易，因關於此方麵的材料，大都不在曆史書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經書中。今天我們大學開科設係，有史學，無經學。經學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項曆史上重大的專門題目，竟難覓位勝任愉快的人來撰寫。
周室東遷，封建製度瀕臨崩潰，乃有五霸乘時而起。據《春秋左傳》中記載，當時各地諸侯，為數不下兩百。在當時，國與國間種種交涉來往，仍多少遵守著周公所定封建製度下的一切禮文來維係。此種禮文，在當時乃為霸業所憑。若無此種種禮，霸業亦無法出現。此種種禮，若用近代新名詞說之，實即是一種國際公法。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有國際公法，係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謂的國際公法，來和春秋時代諸侯各國間種種交際來往的禮文作比較，寫一書，名《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當時著過與此相類之書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書今俱亡佚難覓。客歲本人赴美講學，途徑舊金山，晤華僑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寫此書，聞已積有成稿，惜未能一讀其內容。竊以為此等比較研究，實非穿鑿附會。在中國，實自有那時一套國際間共同遵守之禮法，以之與近代西方的國際公法乃至聯合國憲章等相互對比，雖古今時代不同，然雙方不妨各有短長優劣。好在《左傳》全書俱在，人人可以把來作參證。
我們通常說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統一支開始，其實此說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國早已具有統一規模了。隻是那時是封建政治下的統一，而秦漢以後乃是郡縣政治下的統一。雖其間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國時代還存在，中國之永為一統一國，此項政治製度實貢獻過其甚大之績效。
三
講到此，有一問題須提出。即秦漢以下的中國，早非封建，而改行郡縣製度了。但秦漢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訂之封建製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統以後，封建製度徹底消滅，而周公孔子仍受當時人崇拜？此問題之解答，首當注意到中國曆史文化之傳統性，政治製度則隻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後之政製，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製而來，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們，接受西方學說影響，遂若西周封建製度一無是處。而秦以下之政府，則隻以“君主專製”四字目之。這因依照西方人說法，謂凡國體，可分為民主與君主。凡政體，可分為專製與立憲。於是謂世間政體不外三型：一、君主專製；二、君主立憲；三、民主立憲。但中國傳統政製，自秦以後有君主，無憲法，而又非專製。此項政體，實無法將之硬歸納入西方人所定的範疇格式之內。若我們不能確切抉發出中國曆史之特殊性，而處處隻照西方人意見，把中國史硬裝進去，則中國曆史勢成一無是處。無怪近代的中國人，對自己曆史傳統如此輕漠不關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惡痛疾的態度來對待國史呀。
講至此，憶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學曆史學係開講中國政治製度史一選修課，當時史學係學生多不願修習此課。彼輩認為此刻已是民主時代，開這門課，對時代來講沒有意義。後來還是北大法學院同學，受了該院院長及政治係主任的忠告，勸他們說，你們學的都是西方的政治製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國以往的，來作比較。因此他們倒有許多人來選修此課。開講既久，文學院曆史學係學生也多來旁聽，擠滿了一講堂。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曆史的，已頗多知道中國曆史上傳統政治製度之重要，在此方麵出版的著作與論文也日見增加，與我當時在北大開課時情形，顯然有甚大的不同了。
四
此刻要來講中國曆史上政治製度之傳統與沿革，茲事體大，殊非一小時之講演所能敘述。不得已，我想約略扼要舉出幾點來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製度，此乃中國政府組織中極特殊的，在西方曆史上很少有同樣的製度堪與相比。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秦以下，依法製言，是王權相權駢立並峙的。王室與政府有分別，自秦以下，早有此觀念，而且此觀念極為清晰。王室世襲，表示國運之綿延。宰相更迭，則為政事之時新。在製度上，並未能像現代英國般，把來很嚴格地劃開。中國人並不認為一國之元首君主隻許掛一空名，絕不許預問政治。因此君權與相權間，一麵有許多融通，另一麵亦可有許多糾葛。即如諸葛武侯《出師表》，其中有雲：“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即指皇宮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見在中國傳統製度及傳統觀念下，此宮、府兩機構是有分別的，而又可調和融通的。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之說，在中國傳統意見下，絕難認許。中國自秦迄清，大體說來，政府均設有宰相。最低限度說，在明以前是顯然有宰相的。明代廢宰相，但仍有內廷與外朝之分別。其間細節雖有變動，但大體製則沿襲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國曆史上稱為“職官”，或稱官職。西方論政重權，中國論政重職。一官即有一職，職官即是政府組織中之職位分配。我們此刻稱“君權”“相權”雲雲，實由西方觀念來。實際中國政府僅有職位之分，無權力之爭。中國人稱權，乃是權度、權量、權衡之意，此乃各官職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屬外力之爭。故中國傳統觀念，隻說君職相職。凡職皆當各有權衡。設官所以分職，職有分，則權自別。非在職位之外別有權。中國史有職官製，君亦一職，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烏得有西方人之所謂君權專製。在中國，權在職之內，非有權始有職。此層分辨極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暢為發揮。
近代隻有孫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國傳統政製來和西方現代政治參酌配合。他主張把中國政治上原有之考試、監察兩製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糅合為五權憲法之理想。我們且不論此項理想是否盡善盡美，然孫先生實具有超曠之識見，融會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長，來適合國情，創製立法。在孫先生同時，乃至目前，一般人隻知有西方，而抹殺了中國自己。總認為隻要抄襲西方一套政製，便可盡治國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國自己固有優良傳統製度全拋棄了。兩兩相比，自見中山先生慧眼卓識，其見解已可綿曆百代，跨越輩流，不愧為這一時代之偉大人物了。
中國傳統政製，除宰相製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試製度。在中國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試製度，漢代則為察舉製度，均由官辦。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論食貨，即指經濟製度言。次章論選舉，但實際則由漢代察舉下逮唐代之科舉考試。可見考試由察舉來。察舉之目的在甄拔賢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職，處理政事。但察舉非由民選，後因有流弊，唐以後始改行考試。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選舉舊名，則因選舉製度原為考試製度之濫觴。製度雖變，用意則一。中國自秦以下之統一政府，又可說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謂是一賢人政府。因政府用意，總在公開察舉考試，選拔賢才進入仕途。
自東西交通，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國考試製度，任用職員。其後此製度遂影響及於英國政府，亦采用考試，成為彼國之文官製度。其製實係模仿我國而來。後來又影響到美國。但他們實隻學了中國考試製度之一半，而仍保留著他們自己傳統的政黨選舉製度。凡屬政府上層主要職位，如總統內閣首相國務院及各部首領，皆由政黨中人出任，隻下麵官吏則酌采考試選拔。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的海關郵政和鐵路等各機關，因有外國力量羼入，亦均從考試量材錄用，比較上軌道。此項製度，好像學自英國，其實則是吾家舊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麵，卻轉把舊傳統中的考試製度遺忘蔑棄了。隻有中山先生主張仍用考試製度，設立考試院為五院之一。但此後並未能遵照中國舊傳統切實推行，實已名存實亡。此一製度，可說是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襲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級官吏，均須公開察選以及考試，循序登進。此項製度，顯然可成為現代潮流世界性製度的一部分。但中國人則自加忽視，今天雖有考試院之存在，而反不為我們自己所看重，這實在是大可惋惜的。
五
在中國傳統政製中，上述宰相製與考試製屬於政府方麵。現在再略舉幾項製度之有關其他方麵者。首先述及有關社會問題的，如戶口調查。在我幼年時，曾聽大家眾口交譽西方人有此好製度，而中國則無。其實中國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戶口調查一項。中國古書常連用“版圖”兩字，版字即指戶籍，即從戶口調查而來。在我國曆史上曆代戶口均有記錄，其調查戶口登記戶籍之手續與方法，若有人肯根據史籍作為專題寫一論文，雖不能係統詳盡，但至少可寫成十萬字以上的專書。此書至少可使人知道現代世界性的戶口調查，在中國曆史上已有兩千幾百年之演變。
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主張耕者有其田。此一口號，亦自中國傳統政製來。今天，“自由中國”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賴此使國民政府獲得國際聲譽。其實此一製度，亦是中國舊傳統政製中所有。中國向來土地製度之因革演變，雖曆代各有不同，而大體可謂是朝此一目標而努力。此亦是中國舊政製在現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視之一項。
其次說到軍事製度。在五十年前，我常聽人說西方國家的軍事製度好，尤其是他們能推行全國皆兵製，而中國獨否。但西方推行全國皆兵，實自普魯士開始，為時不到兩百年。而在中國則古已有之。漢代早是全國皆兵，此下曆代兵製雖遞有改變，但如唐代的府兵製度，明代的衛所製度，皆由兵農合一製演變而來，並可說較全民皆兵製更進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製，何嚐不是日就廢替了。可見中國曆史上的兵役製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現代性世界性之意義，而值得再加研究。
又有人說，中國從前的軍閥和督軍為國大害，而盛讚西方政製限定軍人不幹政之精美。其實此種文武分職，軍人不幹政的製度，在中國又是古已有之，亦屬中國舊製中一項優良的傳統。漢唐盛時莫不如此。軍人統兵歸來，僅有爵位勳級，地位盡高，待遇盡厚，但在政府並無實職，不能預聞操縱政事，正與近代西方政製如出一轍。
此下再講到有關經濟製度方麵，如漢武時代所創始的鹽鐵政策，即就近代觀念言，亦係一種頗為進步的經濟政策。西方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各項經濟製度，實肇始自德國俾斯麥。但中國在漢代遠已有之，由政府來統製鹽鐵官賣。直到清代，中國社會從未能有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即是此項政製之績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義，有節製資本一口號，其實亦在中國傳統政製中有淵源。中國社會，自戰國以下，自由工商業即甚趨繁榮，但永不能產生出資本主義，即由此故。故在中國曆史上此項有關節製資本的一切製度，在現代世界潮流中，實仍有值得注意探討研究的價值。
又如漢代的平準製度，此乃一種調整物價的措施。此製度在中國曆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穀賤傷農。待到荒年季節，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穀，寓有賑濟貧農之意。此項製度，隨後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製度。據說美國羅斯福執政時，國內發生了經濟恐慌，聞知中國曆史上此一套調節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性的法製。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向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隻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曆史人物傳統政製，都不值得再談了。於是話不投機，隻支吾以對。
再次講到中國從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屬統治製度，直到現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來，帝國主義大行其道，英、法等國都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們乃自羅馬傳統而來。但在中國，自秦以下，版圖雖大，統一政府所轄範圍雖廣，其政製則是郡縣的，不得以西方傳統的帝國相比擬。但今天的中國人，事事喜歡模仿西方，因此隨口常稱“漢帝國”“唐帝國”雲雲。難道漢唐時代的中國人，除卻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縣便均以殖民地視之，均以帝國征服方式來統治的嗎？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模，豈能與現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即就清代之藩屬統治言，亦尚有中國傳統美意在，實在還值得今天我們來再行研討呀！
又如中國社會上之宗教信仰，向來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則有一套製度，對此民眾信仰，有頗為開明的管製與調節。因此在中國曆史上，政教分離，又是自古已然，並亦極少有因民間信仰衝突而釀成宗教戰爭的。直到今天，還未有人能仔細來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國曆史傳統中，宗教與政府與社會三方麵如何配合，於自由開放之中，有其節製調整之用心的種種製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
以上隻就中國傳統政製，分從各方麵隨便舉出幾項，用來說明在此刻來研究中國以往傳統政製，實未見與現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說過，中國傳統政製，乃是貫通於中國全部曆史進程中，而占有極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說來，可見研究中國史，自未見即與現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離存在了。
六
近代的中國人，隻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曆史上一切文物製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隻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誌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製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製度，不該專從製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製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製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製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製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製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曆史上記載製度，往往隻舉此一製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製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製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製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製度，必須明白在此製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曆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曆代所製定所實行的一切製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製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七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製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製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製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隻要此製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製度又複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曆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製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製，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製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曆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隻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曆史上一切傳統政製，如上述宰相製度、選舉製度、考試製度和賦稅製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曆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曆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麵之高明處，實早已淩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曆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隻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製度有什麽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曆。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製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曆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製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隻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麵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製度，一麵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製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製度史，或中國曆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這是我所要講的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的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