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講“如何研究中國社會史”。
大凡一個國家或民族，能維持一長時期的曆史，到數百年或千年以上，並能有繼續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即此可證此國家與民族，必有其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獲得此項成績之主要原因，為其曆史發展與進步之所以然。我們最要者，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此潛力所在。關於政治方麵，我已在上次講過，此講繼論社會。中國社會堅韌性最大，持續力最強，故能延續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傳統。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故即就目前世界論，中國社會依然最廣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
社會一詞，亦是外來的新名詞，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鄉的觀念，在中國一向極受重視。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於社會重要性之認識。但西方人注意社會問題，則係近代的新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張把社會形態來劃分曆史進程。他把西方社會分別為三形態：一曰奴隸社會，二曰封建社會，三曰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把此三種社會形態來配合於西方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說，上古希臘、羅馬時代是奴隸社會，中古時期是封建社會，近代則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他並推翻此後則必然為共產社會無疑。馬氏的唯物史觀及其共產主義之理論及預言，固為一般西方人所懷疑，且多持異議者。然西方史家終亦無法否認馬氏所指出的社會三形態。因馬氏所言之三形態，乃根據西方曆史之已成事實歸納來說，並非向壁虛構。
但就我們東方人看法，則馬克思之曆史知識實僅限在西方，彼所分別之社會三形態，是否可運用之於中國社會，則確係一大疑問。本人在首講中，已指出任何一國與一民族之曆史，必然會有其特殊性。我們決不認為世界人類曆史，乃遵循同一軌道演進，而相互間可以更無異致者。不幸的是，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在辛亥革命前後，大家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隻是一個專製政治。自五四運動前後，大家又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隻是一個封建社會。此種說法，隻是把中國曆史硬裝進西方觀念中，牽強附會，實際毫無曆史根據可言。我在此講中，擬扼要指出兩點曆史事實，來證明中國社會決不能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相提並論，以摧破近代中國人此番無據之讕言。
我在上次已說過，西方封建社會乃起於北方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此時不僅在上無一個統一政府，連地方政府亦無法存在。社會上各自投靠依附於較大勢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層築起了一種封建的架構。我們通常說，西方封建社會中，有貴族與平民兩階級。自經濟觀點言，貴族即大地主，平民則是地主屬下所統轄的農奴。但在中國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終有一統一政府。統一政府之下，並有郡縣地方政府。是否可說那時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即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中之那輩大地主？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固亦有擁田產收田租者，可是在他們田產上從事耕種的民戶，是否亦相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下農奴的身份？首先中國社會知識分子，並非即是封建貴族。其次絕大多數農民，都係屬於統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則如何可說中國社會即相等於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呢？
西方封建社會之地主階級，是世襲的貴族。但中國曆史上之土地兼並，則係民間一種自由買賣。一輩士人經選舉或考試，獲得政府職位，借其俸祿所入而購置些少田產，自屬在所不免。但此等地產，並無明定世襲之權利。往往傳經一兩代之後，又轉為他人所有。而且中國曆史上之知識分子及士大夫階層與其耕戶，同樣都受政府法令統製。在經濟上，貧富自有差異。在法律上言，則無顯著之身份分別。國家對於裁抑兼並及平均地權，屢有新法令之規定與措施。如何說中國秦代以下的社會，便與西方封建社會相同？
再就另一點言，我們都知西方封建社會之崩潰，係由自由工商人即中產階級在城市中興起，因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替代了封建社會而興起。但中國曆史上之城市，頗多綿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長時期。即如廣東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設三十六郡時，番禺即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兩千年前。又如江蘇省之蘇州，即吳縣，此城在春秋時為吳國首都，直傳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曆史。此外如春秋魯國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曆史存在。諸位讀西洋史，當知城市不在封建社會係統之內。近代西方城市興起，在西方史家有許多專書敘述。但中國曆史上之城市，則同時為政治與工商業之中心。而在春秋時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護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魯昭公十六年，晉卿韓宣子欲向鄭國取回一對玉環之一，但鄭子產告以此環乃在賈人之手，政府無權向之索取。韓宣子又欲直接買諸商人，子產又告以鄭國政府無權過問而作罷。舉此一例，自由工商業在春秋時已存在，戰國以下更不論。上麵有統一的政府，下麵有自由工商業，試問在此情況之下，是否會有如西方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產生之可能呢？
惟其中國曆史是一貫綿延從未中斷的，因此中國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曆史綿延，為數甚多。遠在春秋時，城邑可考者當達兩百左右，其間則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長時期存在者。自秦漢推行郡縣製，每縣必有一城為其治所。漢元帝時，縣邑一千三百餘，此一千三百餘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絕大多數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遷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經過不少次之改修與新建。要之，這些城市，不僅作為一政治中心，同時亦是一工商業中心。環繞著它的四鄉，即憑此作為一物資集散之樞紐。此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城市，獨立於當時封建係統以外者大不同。
論到中國城市之商業情況，在戰國時，齊國首都臨淄，已有居民七萬戶。論其口數，應在三十萬以上，或可達五十萬。如唐末黃巢之亂，廣州一城死於戰亂之番胡，為數有十萬之巨。又如宋代金烏珠（兀術——編者注）南侵，蘇州一城死者達五十萬。至如揚州城，自唐迄清，始終為一大商業中心，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可想像其市場繁榮之一斑。至如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漢之長安、東漢之洛陽，南北朝時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陽。唐代之長安、洛陽。宋代之汴京、臨安。遼、金、元、明、清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業之旺盛，皆有史冊可稽。如謂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會中，而能相互融為一體，試問可有此說法否？在中國曆史上，中國社會和西方封建社會比較最多相似處，似當在蒙古統治下之元代。但我們若一讀馬可波羅之東方遊記。便可感到即在元代，東西雙方社會情形之仍不相似處。無怪西方人讀馬氏書，要認他為信口開河，像神話一樣地不真實了。
二
上麵隻說了中國傳統社會決不如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來破近人之讕言。但中國社會究是何等樣的社會呢？有人說，若非封建社會，則定是奴隸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了。我們當知中西曆史並不定限在同一軌道上前進，中國曆史有中國曆史之特殊性，中國社會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學問，喜創新名詞，但西人所創名詞，未必即適用於中國。我們若問中國社會究是何等的社會，我們隻能自鑄新詞，再作解釋。若一味抄襲，把中國社會說成為“亞細亞式的封建社會”，或“前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等等，如此牽強比附，終無是處。我認為中國社會之最特殊處，便是在中國社會中同時有士、農、工、商之四民。若我們必為中國社會定一名稱，則不如稱之曰“四民社會”，較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為特色。其他社會中，很難找出和它同樣的流品。春秋時，中國社會尚顯分貴族平民兩階級，但在此時，士之一流品已漸興起。士、農、工、商四字連用，始見於戰國時代人書中。自秦以後，中國古代之封建貴族已全崩潰，於是四民社會遂正式成立。我認為直到今天，四民社會一名詞還可適用。
但曆史常在變動中。秦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社會不能沒有變。我試就此兩千年來之中國社會再為劃分，其最重要的劃分標準，則乃側重在社會中士的地位之變動上。就中國曆史大傳統言，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上下之間，並無大隔閡。其主要關聯，則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組成分子。中國向稱耕讀傳家。農村子弟，勤習經書。再經選舉或考試，便能踏進政府，參與國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我將試照中國曆史上關於此一方麵之變動情況，來為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約略可有下列之數時期：
一、遊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先秦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老子，乃至戰國策士如樂毅、魯仲連以及公孫衍、張儀等，他們各壞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憑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遊各國。朝秦暮楚，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寧處，以期行道得誌於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爭鳴。上麵結束了春秋時期的封建貴族社會，下麵開起秦漢以下之士族新社會。我們可姑名此時期為“遊士社會”。
二、郎吏時期：此一段時期指兩漢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愜。因稱郎吏社會，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漢代製度不可。因此又擬改稱為“察舉社會”。此一時期之士人，都須經過察舉才得從政，亦或可稱為“太學生社會”。因當時的察舉，多須先經太學生階段。總之，此一時期，上麵的政府已變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參加政府之路徑，首先是為郎為吏。士人得為郎吏之資格，則因經地方察舉獲入太學。故我擬為此一時期之社會定此名稱。逮士人在政府方麵正式奠定其仕途，於是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漲，於是在此時期之後半段，漸有士族興起。我們亦可稱之為“士族興起的時期”，或徑稱“士族社會”。
我們亦可說，封建貴族崩潰在春秋之末，而士族興起則在東漢之處。而自戰國至西漢，全為此兩個社會之轉型期。
三、九品中正時期：此為魏晉南北朝時。此時期也可稱為“門第社會”。乃承接兩漢士族興起，而達於士族全盛之時期，亦可稱為“士族確立時期”。但我們不能即認士族或門第為封建，因當時仍有一個統一政府臨製在上，而下麵複有自由工商業資產階級之存在。此項士族與門第，則因其為溝通政府與社會之一橋梁而特占地位，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貴族仍不相同。
四、科舉時期：唐代科舉製度產生，而門第社會逐次崩潰，又為社會一轉型期。下及宋代，魏晉以來相傳大門第，幾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為近代中國的社會，即“白衣舉子”之社會。此種移轉，本極重要，但因其隻是漸變，非突變，故不易為人覺察。近人梁任公曾說：“中國曆史沒有革命，隻有造反。”此語亦對。若要在中國曆史上尋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國社會隻在融洽的氣氛下逐步向前推移，並不能在倉促間用暴力推翻這個，再在霎時間陡然來興起那個。如先秦時期的封建貴族崩潰，唐代之士族門第崩潰，皆是社會內部之大變。但此等變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關革命，故使人不覺。我們亦可稱唐代科舉為“門第過渡時期”。
五、進士時期：科舉進士，唐代已有。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則自宋代始。我們雖可一並稱呼自唐以下之中國社會為“科舉社會”，但劃分宋以下特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即“進士社會”，則更為貼切。我們亦可稱唐代社會為“前期科舉社會”，宋以後為“後期科舉社會”。當然到了明、清時代，科舉製度又已略有差別，略有變化，但我們卻可不必再為細分了。
我們亦可稱西漢時代，為戰國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一時代。此下東漢時期，印度佛教東來，中國道教繼起，幾乎由宗教勢力來代替了傳統的士勢力。宋代則為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二時代，傳統的士勢力幾乎又漸代替了宗教勢力。所以中國秦以下之士傳統，尤以漢宋兩代為代表。清代之有漢學宋學之分者，其要由此。
馬克思對社會演進的看法，主要以生產工具影響經濟發展之觀點為出發，推論至極，遂成為一種唯物史觀。我講中國曆史，則將社會中“士”的一階層之地位變化，來指出中國社會演進之各形態。此乃就事論事，根據中國曆史社會實況，而分別為以上各時期。卻非先立下了一種哲學的曆史觀，來勉強作此支配。我之此說，亦僅在提供治史者作參考。如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繼續提出，再作研討。總之，曆史事實俱在，無論何種看法與想法，須求不背曆史真實，則是一大原則。
茲再據鄙意簡括說之。士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一領導階層，農則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之基本階層。其他工商兩業，留待下次細講。要之，我們該根據曆史實事求是，作客觀之分析。西方人自據西方曆史來作研究對象，其所得結論，未必可以全部搬到東方社會來應用。又且我們中國社會綿延四五千年，一貫禪遞而來。故家遺澤，積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內蘊，必有值得我們作縝密精詳推求之必要，則斷無可疑。
三
現在再略述研究中國社會史之有關書籍材料的問題。普通意見，認為中國史籍一向隻專重在上層政治史方麵，關於下層社會史方麵之資料甚感缺乏。實亦不然。從中國文化傳統觀點言，中國一向注重下層社會，更過於其注重上層政治，哪有對此方麵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國史籍之記載方法，自有一套體例。若我們不先明白其體例，便不知何項材料應向何種書中或書中之哪一方麵去找尋。即就正史論，其中所包有關社會史之材料已甚豐富，隻我們未經細讀，不知別擇，遂誤認為中國正史對社會下層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牽引太遠，在此且不深論。此下當特別提出某集中特別材料，為研究中國社會所宜注意者。如我們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有兩種中國古學必須注意。一是氏姓之學，一是譜諜之學。此兩種學問，其實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種看。關於秦以前氏姓之學譜諜之學之有關中國史之研討處，此亦略去不論。僅自漢代起，在當時社會，開始有士族興起，又轉成為大門第。整個社會便把氏姓譜諜來分別士庶，至今流傳社會之百家姓一小書，則成於宋初。諸位莫謂百家姓隻是一冊通俗小書，在此通俗小書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國社會史一項特該注意的要目。古代有關氏姓譜諜各項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書之前的，現在都不完備存在，有待我們去稽鉤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後，中國社會家譜盛行，此項材料，到處可得。但從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來，各姓家譜急速散失，隻能在某些大圖書館中去查閱了。但真要了解中國社會之特殊性所在，此項材料，總是不得不注意。
我們可以說，“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過於家。宋以下，則家之重要性轉勝於族。而家與族之所由組成，以及其維持永遠之重要機能，則在“禮”。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國社會相傳所重視之禮。禮之研究，有極專門的，但亦有極通俗的。如婚喪喜慶均有禮，而喪禮尤要，因喪禮與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麵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國社會已變，故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在此方麵即忽略了。除宗族禮製外，中國一向有家訓家教等一類書籍與散篇文章，流傳保存下來的為數也不少，此等也該注意，可與上述材料共同研尋。
除上舉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國社會史尚有另一種史料當注意，便是方誌。中國地方誌書，實是豐富美備。宋以下，省有省誌，州有州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甚至書院學校有誌，寺觀廟宇有誌，鄉裏社團有誌，山林古跡有誌，分門別類，應有盡有。論其卷帙，真所謂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近代西方人士對中國之家譜與方誌皆特別重視，正因此兩者係西方史籍中所無。但在中國近代潮流所趨，此兩項著作體例，新的已絕難繼越，舊的也快沒人理會，這誠是大可惋惜的。
方誌為書，溯其淵源，甚為遙遠。清代《四庫提要》上說，古之地誌，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元和郡縣誌》頗涉古跡，《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為州縣誌書之濫觴。我們亦可說，原先注意的隻在地理和政治方麵，以後逐漸轉移到社會和人物方麵來。大致是時代變，社會情勢變，史書體例與內容自亦隨而變。其實中國方誌，自宋以下，已逐漸走上了成為各地的社會史之途徑。惟因開始是由誌地而起，後人太過注重在此類著述之體例之來曆上，卻沒有注重在此類著述之內容之衍變上。因此究竟方誌該重在地理方麵，抑該重在曆史方麵，直到清代儒家如戴東厚、章實齋等，尚在爭辯不決。但我們用現代眼光來看，中國方誌在不知不覺中，其實早已走上了一種社會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誌中保留了絕大部分各地的社會史料，這是更無可疑的。
就後代一般的方誌體例言，其所記錄，舉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氣候、山川形勢、土壤生產、城市關隘、道路交通、風土景物、鄉俗民情、曆史變遷、政治沿革、經濟狀況、物質建造、人物麵相、宗教信仰、學校教育、文化藝術等，凡屬有關其他之各種情狀演變，分類列目，靡不畢載。我們隻須一翻各方誌之分類目錄，便知其內容所述，大體均與各地社會史料有關。我們若要研究社會史，本該將其社會之大自然背景、曆史沿革、政治、經濟、物質建設、藝術愛好、人物德性、風俗、信仰等種種方麵，綜合會通，融凝如一地來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則中國的方誌，正是研究中國各地社會史之絕好材料，其意義自躍然可見了。
要研究中國方誌，其事也可分幾方麵下手。一方麵將中國各地方誌歸納起來作綜合研究，看出其間之共通性與傳統性。然後再從另方麵把各地域分開來看，看其各自所有之個別性與特殊性。自時間來說，並可劃分各時代，看其演變趨向之大勢。所惜是近代中國學術界，尚未在此方麵能用大力來真實發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國社會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國的地方誌與家譜配合參究，必然可能有許多寶貴的發現。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請諸位有誌作此項研究者注意。
四
其次，當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曆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曆史的張本。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會，社會上所有則是現前的曆史，此兩者本應連係合一來看。我常謂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裏麵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其中有幾百千年的盤根老樹，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幾旬的嬌嫩芝卉。在同一橫斷麵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剛產生的新花樣。此社會之橫切平斷麵，正由許多曆史傳統縱深不同的線條交織而成。社會就是曆史進程的當前歸宿，社會是一部眼前的新曆史。曆史家把曆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但還有眼前史。此當前的社會，呈顯於我們麵前之一切，實為最真實最活躍的眼前史。
我試給它起一名稱，我將戲謂之“無字天書”，一部無字的曆史天書。此外一切史書著作，隻都是“有字人書”。有字人書的價值遠不能超過了無字天書。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早就悟到於此，所以他在寫《史記》以前，便從事於遊曆，遍到各地親眼觀察，讀通了這一部無字天書，才下筆來寫他的有字人書。但我們今天也得反過來講，我們也須能先讀通了有字人書，才能來了悟此無字天書。否則縱使此一人終身生活在某一社會中，可以不認識此社會。縱使他畢生在此世界上周遊，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見“無字天書”該與“有字人書”參讀。曆史是以往的，社會是現存的。如說社會是一個發光體，那麽曆史就是這一發光體不斷放射出來的光。必待有某樣的社會，始能產生某樣的曆史。一切有字人書，全本此無字天書而寫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曆史，不該不落實到現實社會。諸位如欲了解此現實社會，也不該不追究到以往曆史。此兩者，總是不可偏廢才好。
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無字天書，再進而往上追溯，由本鄉本土各方誌所載，再追溯到各項史籍，這始是考尋始末，窮原竟委。原即指曆史言，委即指社會言。但話雖如此，當我在講此番話時，我心上卻覺十分難過。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歲開始有知識起，這六十多年來的中國社會，一回溯，全上心頭，真可謂世變日亟，人事全非。中國社會在此六十年中，驚波駭浪，層翻疊起。使人置身其間，大有眼花繚亂，目不暇給之感。這社會變化委實太大了。在抗戰時期，我避難後方，得遍經華南及西南地區，如湖南、廣東、貴州、雲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覺得那裏的社會尚保存著很多傳統的古老風情，尚如我幼年時在江浙所見。但抗戰時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陸上的變化，想來將更是急劇而巨大。倘我們仍想根據今日眼前所見，來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國社會史一大題目上，這項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為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三世。我們此刻，需能好問多聞，越過此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一百年，才能把我們眼前這一本無字天書，向上銜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書上去。若我們將來返回大陸，那時的中國大陸社會，將更是麵目全非，社會上根本一切都大變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學問，即使要做此一番連貫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
但話雖如此，究竟當前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社會。前幾年，本人有機會去南洋，曾作過幾次講演。有一次，講及與中國社會有關的問題，我曾說：“中國人來海外，是隨帶著中國的社會而同來的。換言之，是隨帶著中國的曆史傳統而俱來的。”證據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處所表現的華僑社會那幾本無字天書上。甚至遠在歐美各地的華僑，他們雖然寄居異鄉，可是隻要有華僑聚居，仍可看出他們是生活在一個中國社會中。華僑去海外，他們都是赤手空拳，孤軍奮鬥，而且是在占有絕對優勢的其他民族的歧視排擠與巨大壓力下，而能憑他們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勞力血汗，來爭取他們的生存。甚至在異邦他鄉，也能頭角崢嶸，各有他們對當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殺之貢獻與功績。這因在中國人各個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社會凝結精神，相與俱往，故能如此。這是眼前的明證確據，隻我們不能把此中真義盡情發揮出來，便成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若能由社會追溯到曆史，從曆史認識到社會，把眼前社會來作以往曆史的一個生動見證，這樣研究，才始活潑真確，不要專在文字記載上作片麵的搜索。
中國社會是廣大的，又是悠久的。我們要研究中國社會，不僅當從社會的橫剖麵看，尤應從其曆史傳統方麵去看。曆史變了，社會自亦隨而變。也可說，正因社會的傳統存在著。譬如我們看今天的香港，我們要能逆溯上去。遠在鴉片戰爭之前，直到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社會自有其甚大之變。到今天，西方物質文明所加被於香港社會的，固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但香港社會依然十足是一個中國社會。在這上，我們可悟到社會之所以成為一社會者，其主要特殊點究何在？我們自亦可以悟到，若我們來研討香港社會之傳統性，決非單拈著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兩個舶來名詞，便能解釋便能明了的。
因此研究社會，即猶如研究曆史。同時，研究曆史，亦即猶如研究社會。主要在能把握其傳統性，顯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處間幾項一定的關係。即如何由個人生活融凝轉化為群體生活之幾條道路，即人類相互接觸間，有關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趨向於和諧與合作，發展與進步。這是研究曆史和社會之最大節目與綱領。因此我們說，要研究社會史，決不可關著門埋頭在圖書館中專尋文字資料所能勝任，主要乃在能從活的現實社會中去獲取生動的實像。也不可在你腦中先存著要解決某一社會問題而來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問題，然後能鑒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對此傳統社會通體明白，徹底了解。到那時，你要解決某項問題，才可有真知灼見來下手。我今天所講是從曆史研究的觀點出發，來談如何研究社會史。時間所限，到此就作結束吧。
今天是講“如何研究中國社會史”。
大凡一個國家或民族，能維持一長時期的曆史，到數百年或千年以上，並能有繼續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即此可證此國家與民族，必有其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獲得此項成績之主要原因，為其曆史發展與進步之所以然。我們最要者，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此潛力所在。關於政治方麵，我已在上次講過，此講繼論社會。中國社會堅韌性最大，持續力最強，故能延續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傳統。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故即就目前世界論，中國社會依然最廣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
社會一詞，亦是外來的新名詞，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鄉的觀念，在中國一向極受重視。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於社會重要性之認識。但西方人注意社會問題，則係近代的新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張把社會形態來劃分曆史進程。他把西方社會分別為三形態：一曰奴隸社會，二曰封建社會，三曰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把此三種社會形態來配合於西方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說，上古希臘、羅馬時代是奴隸社會，中古時期是封建社會，近代則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他並推翻此後則必然為共產社會無疑。馬氏的唯物史觀及其共產主義之理論及預言，固為一般西方人所懷疑，且多持異議者。然西方史家終亦無法否認馬氏所指出的社會三形態。因馬氏所言之三形態，乃根據西方曆史之已成事實歸納來說，並非向壁虛構。
但就我們東方人看法，則馬克思之曆史知識實僅限在西方，彼所分別之社會三形態，是否可運用之於中國社會，則確係一大疑問。本人在首講中，已指出任何一國與一民族之曆史，必然會有其特殊性。我們決不認為世界人類曆史，乃遵循同一軌道演進，而相互間可以更無異致者。不幸的是，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在辛亥革命前後，大家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隻是一個專製政治。自五四運動前後，大家又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隻是一個封建社會。此種說法，隻是把中國曆史硬裝進西方觀念中，牽強附會，實際毫無曆史根據可言。我在此講中，擬扼要指出兩點曆史事實，來證明中國社會決不能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相提並論，以摧破近代中國人此番無據之讕言。
我在上次已說過，西方封建社會乃起於北方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此時不僅在上無一個統一政府，連地方政府亦無法存在。社會上各自投靠依附於較大勢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層築起了一種封建的架構。我們通常說，西方封建社會中，有貴族與平民兩階級。自經濟觀點言，貴族即大地主，平民則是地主屬下所統轄的農奴。但在中國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終有一統一政府。統一政府之下，並有郡縣地方政府。是否可說那時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即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中之那輩大地主？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固亦有擁田產收田租者，可是在他們田產上從事耕種的民戶，是否亦相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下農奴的身份？首先中國社會知識分子，並非即是封建貴族。其次絕大多數農民，都係屬於統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則如何可說中國社會即相等於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呢？
西方封建社會之地主階級，是世襲的貴族。但中國曆史上之土地兼並，則係民間一種自由買賣。一輩士人經選舉或考試，獲得政府職位，借其俸祿所入而購置些少田產，自屬在所不免。但此等地產，並無明定世襲之權利。往往傳經一兩代之後，又轉為他人所有。而且中國曆史上之知識分子及士大夫階層與其耕戶，同樣都受政府法令統製。在經濟上，貧富自有差異。在法律上言，則無顯著之身份分別。國家對於裁抑兼並及平均地權，屢有新法令之規定與措施。如何說中國秦代以下的社會，便與西方封建社會相同？
再就另一點言，我們都知西方封建社會之崩潰，係由自由工商人即中產階級在城市中興起，因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替代了封建社會而興起。但中國曆史上之城市，頗多綿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長時期。即如廣東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設三十六郡時，番禺即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兩千年前。又如江蘇省之蘇州，即吳縣，此城在春秋時為吳國首都，直傳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曆史。此外如春秋魯國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曆史存在。諸位讀西洋史，當知城市不在封建社會係統之內。近代西方城市興起，在西方史家有許多專書敘述。但中國曆史上之城市，則同時為政治與工商業之中心。而在春秋時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護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魯昭公十六年，晉卿韓宣子欲向鄭國取回一對玉環之一，但鄭子產告以此環乃在賈人之手，政府無權向之索取。韓宣子又欲直接買諸商人，子產又告以鄭國政府無權過問而作罷。舉此一例，自由工商業在春秋時已存在，戰國以下更不論。上麵有統一的政府，下麵有自由工商業，試問在此情況之下，是否會有如西方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產生之可能呢？
惟其中國曆史是一貫綿延從未中斷的，因此中國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曆史綿延，為數甚多。遠在春秋時，城邑可考者當達兩百左右，其間則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長時期存在者。自秦漢推行郡縣製，每縣必有一城為其治所。漢元帝時，縣邑一千三百餘，此一千三百餘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絕大多數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遷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經過不少次之改修與新建。要之，這些城市，不僅作為一政治中心，同時亦是一工商業中心。環繞著它的四鄉，即憑此作為一物資集散之樞紐。此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城市，獨立於當時封建係統以外者大不同。
論到中國城市之商業情況，在戰國時，齊國首都臨淄，已有居民七萬戶。論其口數，應在三十萬以上，或可達五十萬。如唐末黃巢之亂，廣州一城死於戰亂之番胡，為數有十萬之巨。又如宋代金烏珠（兀術——編者注）南侵，蘇州一城死者達五十萬。至如揚州城，自唐迄清，始終為一大商業中心，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可想像其市場繁榮之一斑。至如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漢之長安、東漢之洛陽，南北朝時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陽。唐代之長安、洛陽。宋代之汴京、臨安。遼、金、元、明、清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業之旺盛，皆有史冊可稽。如謂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會中，而能相互融為一體，試問可有此說法否？在中國曆史上，中國社會和西方封建社會比較最多相似處，似當在蒙古統治下之元代。但我們若一讀馬可波羅之東方遊記。便可感到即在元代，東西雙方社會情形之仍不相似處。無怪西方人讀馬氏書，要認他為信口開河，像神話一樣地不真實了。
二
上麵隻說了中國傳統社會決不如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來破近人之讕言。但中國社會究是何等樣的社會呢？有人說，若非封建社會，則定是奴隸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了。我們當知中西曆史並不定限在同一軌道上前進，中國曆史有中國曆史之特殊性，中國社會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學問，喜創新名詞，但西人所創名詞，未必即適用於中國。我們若問中國社會究是何等的社會，我們隻能自鑄新詞，再作解釋。若一味抄襲，把中國社會說成為“亞細亞式的封建社會”，或“前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等等，如此牽強比附，終無是處。我認為中國社會之最特殊處，便是在中國社會中同時有士、農、工、商之四民。若我們必為中國社會定一名稱，則不如稱之曰“四民社會”，較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為特色。其他社會中，很難找出和它同樣的流品。春秋時，中國社會尚顯分貴族平民兩階級，但在此時，士之一流品已漸興起。士、農、工、商四字連用，始見於戰國時代人書中。自秦以後，中國古代之封建貴族已全崩潰，於是四民社會遂正式成立。我認為直到今天，四民社會一名詞還可適用。
但曆史常在變動中。秦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社會不能沒有變。我試就此兩千年來之中國社會再為劃分，其最重要的劃分標準，則乃側重在社會中士的地位之變動上。就中國曆史大傳統言，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上下之間，並無大隔閡。其主要關聯，則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組成分子。中國向稱耕讀傳家。農村子弟，勤習經書。再經選舉或考試，便能踏進政府，參與國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我將試照中國曆史上關於此一方麵之變動情況，來為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約略可有下列之數時期：
一、遊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先秦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老子，乃至戰國策士如樂毅、魯仲連以及公孫衍、張儀等，他們各壞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憑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遊各國。朝秦暮楚，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寧處，以期行道得誌於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爭鳴。上麵結束了春秋時期的封建貴族社會，下麵開起秦漢以下之士族新社會。我們可姑名此時期為“遊士社會”。
二、郎吏時期：此一段時期指兩漢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愜。因稱郎吏社會，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漢代製度不可。因此又擬改稱為“察舉社會”。此一時期之士人，都須經過察舉才得從政，亦或可稱為“太學生社會”。因當時的察舉，多須先經太學生階段。總之，此一時期，上麵的政府已變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參加政府之路徑，首先是為郎為吏。士人得為郎吏之資格，則因經地方察舉獲入太學。故我擬為此一時期之社會定此名稱。逮士人在政府方麵正式奠定其仕途，於是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漲，於是在此時期之後半段，漸有士族興起。我們亦可稱之為“士族興起的時期”，或徑稱“士族社會”。
我們亦可說，封建貴族崩潰在春秋之末，而士族興起則在東漢之處。而自戰國至西漢，全為此兩個社會之轉型期。
三、九品中正時期：此為魏晉南北朝時。此時期也可稱為“門第社會”。乃承接兩漢士族興起，而達於士族全盛之時期，亦可稱為“士族確立時期”。但我們不能即認士族或門第為封建，因當時仍有一個統一政府臨製在上，而下麵複有自由工商業資產階級之存在。此項士族與門第，則因其為溝通政府與社會之一橋梁而特占地位，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貴族仍不相同。
四、科舉時期：唐代科舉製度產生，而門第社會逐次崩潰，又為社會一轉型期。下及宋代，魏晉以來相傳大門第，幾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為近代中國的社會，即“白衣舉子”之社會。此種移轉，本極重要，但因其隻是漸變，非突變，故不易為人覺察。近人梁任公曾說：“中國曆史沒有革命，隻有造反。”此語亦對。若要在中國曆史上尋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國社會隻在融洽的氣氛下逐步向前推移，並不能在倉促間用暴力推翻這個，再在霎時間陡然來興起那個。如先秦時期的封建貴族崩潰，唐代之士族門第崩潰，皆是社會內部之大變。但此等變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關革命，故使人不覺。我們亦可稱唐代科舉為“門第過渡時期”。
五、進士時期：科舉進士，唐代已有。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則自宋代始。我們雖可一並稱呼自唐以下之中國社會為“科舉社會”，但劃分宋以下特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即“進士社會”，則更為貼切。我們亦可稱唐代社會為“前期科舉社會”，宋以後為“後期科舉社會”。當然到了明、清時代，科舉製度又已略有差別，略有變化，但我們卻可不必再為細分了。
我們亦可稱西漢時代，為戰國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一時代。此下東漢時期，印度佛教東來，中國道教繼起，幾乎由宗教勢力來代替了傳統的士勢力。宋代則為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二時代，傳統的士勢力幾乎又漸代替了宗教勢力。所以中國秦以下之士傳統，尤以漢宋兩代為代表。清代之有漢學宋學之分者，其要由此。
馬克思對社會演進的看法，主要以生產工具影響經濟發展之觀點為出發，推論至極，遂成為一種唯物史觀。我講中國曆史，則將社會中“士”的一階層之地位變化，來指出中國社會演進之各形態。此乃就事論事，根據中國曆史社會實況，而分別為以上各時期。卻非先立下了一種哲學的曆史觀，來勉強作此支配。我之此說，亦僅在提供治史者作參考。如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繼續提出，再作研討。總之，曆史事實俱在，無論何種看法與想法，須求不背曆史真實，則是一大原則。
茲再據鄙意簡括說之。士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一領導階層，農則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之基本階層。其他工商兩業，留待下次細講。要之，我們該根據曆史實事求是，作客觀之分析。西方人自據西方曆史來作研究對象，其所得結論，未必可以全部搬到東方社會來應用。又且我們中國社會綿延四五千年，一貫禪遞而來。故家遺澤，積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內蘊，必有值得我們作縝密精詳推求之必要，則斷無可疑。
三
現在再略述研究中國社會史之有關書籍材料的問題。普通意見，認為中國史籍一向隻專重在上層政治史方麵，關於下層社會史方麵之資料甚感缺乏。實亦不然。從中國文化傳統觀點言，中國一向注重下層社會，更過於其注重上層政治，哪有對此方麵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國史籍之記載方法，自有一套體例。若我們不先明白其體例，便不知何項材料應向何種書中或書中之哪一方麵去找尋。即就正史論，其中所包有關社會史之材料已甚豐富，隻我們未經細讀，不知別擇，遂誤認為中國正史對社會下層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牽引太遠，在此且不深論。此下當特別提出某集中特別材料，為研究中國社會所宜注意者。如我們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有兩種中國古學必須注意。一是氏姓之學，一是譜諜之學。此兩種學問，其實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種看。關於秦以前氏姓之學譜諜之學之有關中國史之研討處，此亦略去不論。僅自漢代起，在當時社會，開始有士族興起，又轉成為大門第。整個社會便把氏姓譜諜來分別士庶，至今流傳社會之百家姓一小書，則成於宋初。諸位莫謂百家姓隻是一冊通俗小書，在此通俗小書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國社會史一項特該注意的要目。古代有關氏姓譜諜各項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書之前的，現在都不完備存在，有待我們去稽鉤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後，中國社會家譜盛行，此項材料，到處可得。但從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來，各姓家譜急速散失，隻能在某些大圖書館中去查閱了。但真要了解中國社會之特殊性所在，此項材料，總是不得不注意。
我們可以說，“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過於家。宋以下，則家之重要性轉勝於族。而家與族之所由組成，以及其維持永遠之重要機能，則在“禮”。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國社會相傳所重視之禮。禮之研究，有極專門的，但亦有極通俗的。如婚喪喜慶均有禮，而喪禮尤要，因喪禮與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麵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國社會已變，故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在此方麵即忽略了。除宗族禮製外，中國一向有家訓家教等一類書籍與散篇文章，流傳保存下來的為數也不少，此等也該注意，可與上述材料共同研尋。
除上舉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國社會史尚有另一種史料當注意，便是方誌。中國地方誌書，實是豐富美備。宋以下，省有省誌，州有州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甚至書院學校有誌，寺觀廟宇有誌，鄉裏社團有誌，山林古跡有誌，分門別類，應有盡有。論其卷帙，真所謂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近代西方人士對中國之家譜與方誌皆特別重視，正因此兩者係西方史籍中所無。但在中國近代潮流所趨，此兩項著作體例，新的已絕難繼越，舊的也快沒人理會，這誠是大可惋惜的。
方誌為書，溯其淵源，甚為遙遠。清代《四庫提要》上說，古之地誌，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元和郡縣誌》頗涉古跡，《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為州縣誌書之濫觴。我們亦可說，原先注意的隻在地理和政治方麵，以後逐漸轉移到社會和人物方麵來。大致是時代變，社會情勢變，史書體例與內容自亦隨而變。其實中國方誌，自宋以下，已逐漸走上了成為各地的社會史之途徑。惟因開始是由誌地而起，後人太過注重在此類著述之體例之來曆上，卻沒有注重在此類著述之內容之衍變上。因此究竟方誌該重在地理方麵，抑該重在曆史方麵，直到清代儒家如戴東厚、章實齋等，尚在爭辯不決。但我們用現代眼光來看，中國方誌在不知不覺中，其實早已走上了一種社會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誌中保留了絕大部分各地的社會史料，這是更無可疑的。
就後代一般的方誌體例言，其所記錄，舉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氣候、山川形勢、土壤生產、城市關隘、道路交通、風土景物、鄉俗民情、曆史變遷、政治沿革、經濟狀況、物質建造、人物麵相、宗教信仰、學校教育、文化藝術等，凡屬有關其他之各種情狀演變，分類列目，靡不畢載。我們隻須一翻各方誌之分類目錄，便知其內容所述，大體均與各地社會史料有關。我們若要研究社會史，本該將其社會之大自然背景、曆史沿革、政治、經濟、物質建設、藝術愛好、人物德性、風俗、信仰等種種方麵，綜合會通，融凝如一地來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則中國的方誌，正是研究中國各地社會史之絕好材料，其意義自躍然可見了。
要研究中國方誌，其事也可分幾方麵下手。一方麵將中國各地方誌歸納起來作綜合研究，看出其間之共通性與傳統性。然後再從另方麵把各地域分開來看，看其各自所有之個別性與特殊性。自時間來說，並可劃分各時代，看其演變趨向之大勢。所惜是近代中國學術界，尚未在此方麵能用大力來真實發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國社會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國的地方誌與家譜配合參究，必然可能有許多寶貴的發現。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請諸位有誌作此項研究者注意。
四
其次，當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曆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曆史的張本。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會，社會上所有則是現前的曆史，此兩者本應連係合一來看。我常謂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裏麵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其中有幾百千年的盤根老樹，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幾旬的嬌嫩芝卉。在同一橫斷麵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剛產生的新花樣。此社會之橫切平斷麵，正由許多曆史傳統縱深不同的線條交織而成。社會就是曆史進程的當前歸宿，社會是一部眼前的新曆史。曆史家把曆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但還有眼前史。此當前的社會，呈顯於我們麵前之一切，實為最真實最活躍的眼前史。
我試給它起一名稱，我將戲謂之“無字天書”，一部無字的曆史天書。此外一切史書著作，隻都是“有字人書”。有字人書的價值遠不能超過了無字天書。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早就悟到於此，所以他在寫《史記》以前，便從事於遊曆，遍到各地親眼觀察，讀通了這一部無字天書，才下筆來寫他的有字人書。但我們今天也得反過來講，我們也須能先讀通了有字人書，才能來了悟此無字天書。否則縱使此一人終身生活在某一社會中，可以不認識此社會。縱使他畢生在此世界上周遊，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見“無字天書”該與“有字人書”參讀。曆史是以往的，社會是現存的。如說社會是一個發光體，那麽曆史就是這一發光體不斷放射出來的光。必待有某樣的社會，始能產生某樣的曆史。一切有字人書，全本此無字天書而寫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曆史，不該不落實到現實社會。諸位如欲了解此現實社會，也不該不追究到以往曆史。此兩者，總是不可偏廢才好。
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無字天書，再進而往上追溯，由本鄉本土各方誌所載，再追溯到各項史籍，這始是考尋始末，窮原竟委。原即指曆史言，委即指社會言。但話雖如此，當我在講此番話時，我心上卻覺十分難過。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歲開始有知識起，這六十多年來的中國社會，一回溯，全上心頭，真可謂世變日亟，人事全非。中國社會在此六十年中，驚波駭浪，層翻疊起。使人置身其間，大有眼花繚亂，目不暇給之感。這社會變化委實太大了。在抗戰時期，我避難後方，得遍經華南及西南地區，如湖南、廣東、貴州、雲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覺得那裏的社會尚保存著很多傳統的古老風情，尚如我幼年時在江浙所見。但抗戰時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陸上的變化，想來將更是急劇而巨大。倘我們仍想根據今日眼前所見，來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國社會史一大題目上，這項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為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三世。我們此刻，需能好問多聞，越過此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一百年，才能把我們眼前這一本無字天書，向上銜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書上去。若我們將來返回大陸，那時的中國大陸社會，將更是麵目全非，社會上根本一切都大變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學問，即使要做此一番連貫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
但話雖如此，究竟當前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社會。前幾年，本人有機會去南洋，曾作過幾次講演。有一次，講及與中國社會有關的問題，我曾說：“中國人來海外，是隨帶著中國的社會而同來的。換言之，是隨帶著中國的曆史傳統而俱來的。”證據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處所表現的華僑社會那幾本無字天書上。甚至遠在歐美各地的華僑，他們雖然寄居異鄉，可是隻要有華僑聚居，仍可看出他們是生活在一個中國社會中。華僑去海外，他們都是赤手空拳，孤軍奮鬥，而且是在占有絕對優勢的其他民族的歧視排擠與巨大壓力下，而能憑他們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勞力血汗，來爭取他們的生存。甚至在異邦他鄉，也能頭角崢嶸，各有他們對當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殺之貢獻與功績。這因在中國人各個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社會凝結精神，相與俱往，故能如此。這是眼前的明證確據，隻我們不能把此中真義盡情發揮出來，便成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若能由社會追溯到曆史，從曆史認識到社會，把眼前社會來作以往曆史的一個生動見證，這樣研究，才始活潑真確，不要專在文字記載上作片麵的搜索。
中國社會是廣大的，又是悠久的。我們要研究中國社會，不僅當從社會的橫剖麵看，尤應從其曆史傳統方麵去看。曆史變了，社會自亦隨而變。也可說，正因社會的傳統存在著。譬如我們看今天的香港，我們要能逆溯上去。遠在鴉片戰爭之前，直到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社會自有其甚大之變。到今天，西方物質文明所加被於香港社會的，固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但香港社會依然十足是一個中國社會。在這上，我們可悟到社會之所以成為一社會者，其主要特殊點究何在？我們自亦可以悟到，若我們來研討香港社會之傳統性，決非單拈著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兩個舶來名詞，便能解釋便能明了的。
因此研究社會，即猶如研究曆史。同時，研究曆史，亦即猶如研究社會。主要在能把握其傳統性，顯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處間幾項一定的關係。即如何由個人生活融凝轉化為群體生活之幾條道路，即人類相互接觸間，有關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趨向於和諧與合作，發展與進步。這是研究曆史和社會之最大節目與綱領。因此我們說，要研究社會史，決不可關著門埋頭在圖書館中專尋文字資料所能勝任，主要乃在能從活的現實社會中去獲取生動的實像。也不可在你腦中先存著要解決某一社會問題而來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問題，然後能鑒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對此傳統社會通體明白，徹底了解。到那時，你要解決某項問題，才可有真知灼見來下手。我今天所講是從曆史研究的觀點出發，來談如何研究社會史。時間所限，到此就作結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