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的講題是：“如何研究曆史地理”。
有人說，曆史等於演戲，地理則是曆史的舞台。此譬實不切合。一群演員，可以在任何戲台上演出同樣的戲來。但曆史演員，則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變，曆史亦變。在這一舞台上演的戲，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創世，先造地，後才造人。這世界各處地理不同，人生長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氣候、物產、交通情況等各不同，於是人亦因地而異。非洲人固不同於埃斯基摩人，希臘人亦迥異於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曆史演變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釋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穌亦不能出生在中國，此有地理和曆史的雙重限製。
中國古時，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講，這是有一番極大的現實真理在內的。故研究曆史，同時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則代表了個別性。人處於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經由個別的地，而後再能回複到共通的天，此為人類曆史演變一共同的大進程。人由個別性回歸到共通性，亦為人類文化理想一項大目標。隻有中國曆史深明此義，並亦一貫保持此趨向。歐洲曆史則不然。他們的個別性勝過了共通性。換言之，他們的地域限製，顯示出其在曆史上之特別重要性。如希臘、羅馬史，都顯示出有一種地域區分。現代英、法、德、意諸國，亦現實其乃由地域區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製，而成其為分裂的。中國曆史則總是合而為一。自始到今，隻是一個中國。
若我們另用曆史區域這一名詞，則整個中國總在此區域之內。所包容之地理分別，縱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麵有一曆史區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區域之各別性，而包蓋涵容了它，因此中國曆史上的地理區別之重要性遂不易見。中國曆史是包容著廣大地域，不分裂的。
講到曆史時期，西洋史是斷續的。如希臘史斷了，接上的是羅馬史。中國曆史則不然，我們決不能說春秋史斷了，接上來有戰國史。戰國史斷了，接上來有秦漢史。中國曆史隻是涵氣內轉，一貫直下。故中國曆史區域大，時間長，因而其一切變動都隱藏在曆史內部，看不出，分別不易。中國的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員此進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戲。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單純，而實際則甚複雜。西方曆史則一反於是。時時改變舞台，不僅演員變，甚至舞台亦變。故西洋史之複雜性顯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頭萬緒，一見便知其不單純。其實中國的曆史區域所包容的地理區域之複雜性，決不單純於西方，而且更遠為複雜。一部中國史，幾等於全部歐洲史。
讀西方史，其各地區之相互鬥爭與彼此起落，頗易見。讀中國史，其各地區之相互融和與彼此配合，其事卻不易見。故如不明了中國地理之複雜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國曆史區域之單純性之表現之偉大意義與價值之所在。故學習中國曆史，更應先熟諳中國地理。姑從最淺顯處說，如治春秋史，若我們不知道晉國在哪裏，楚國在哪裏，齊國、魯國在哪裏，秦國、吳國又各在哪裏，試問我們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讀自秦以下的曆史，東漢和西漢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這裏麵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國防形勢不同，經濟命脈不同，種種有關地理狀況之不同之極大差異在內。因此我們若不明白各時代的地理情況，便不易明白到各時代的曆史事實。
再進一步就東西雙方曆史大趨勢言，西洋曆史是轉動的，自小地麵轉向大地麵，自低地轉向到高地，自溫暖地區轉向到寒冷地區。一部歐洲史從希臘開始，轉向到羅馬意大利半島，又轉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轉向到荷、比、英、法諸國，再轉向到德意誌，直至今又轉向到蘇俄，其在地理區域上之論轉動態，大致如此。中國曆史趨勢，不好說是轉動的，隻好說是展拓的。中國史是最先從某一狹小地區，展擴到廣大地區去。由是而再從廣大地區推拓到較狹小的地區，從高燥地帶推拓到低濕地帶，從寒冷地區推拓到溫暖地區的。此一不斷推拓的過程，即自北方黃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長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勢是如此。此為在中西雙方曆史區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個絕大區別。更主要的，乃在其動的形態上。我們若能自此著眼來研究中西曆史，似乎更可對中西雙方曆史所表現的不同趨勢與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們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裏深入，便可有許多更深邃更重大的發現。而主要則在研究曆史同時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
講到一個曆史區域在地理上的不斷推拓，隻有美國與中國有相似處。美國自十三州開始，由北向南，自東向西，地麵繼續開辟，而仍隻在此同一曆史區域之內。這與古羅馬以及近代英、法諸帝國主義之向外征服絕不同。一是憑其國力富強，僅是一種地理區域之擴展。一則表現其文化精神以及曆史區域之放大。若使美國沒有近百年來之西部發展，美國文化當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國古代北方若沒有向南方長江流域擴展，也不能有秦、漢以後之成就一般。若論往日之大英帝國，曾有一時期，見稱國旗所插處永不見日落。但疆土推拓，即與文化進展無關。英國人仍隻是此英國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則仍限在英倫三島。正如東方往昔之蒙古帝國，鐵騎所至，蹂躪歐、亞，但與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無補益。
中國之偉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曆史進展，不僅是地區推擴，同時是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隨而推擴了。美國之西部推拓，隻不過百餘年曆史，自然也不能與中國相比。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之偉大，乃在不斷推擴之下，而仍保留著各地區的分別性。長江流域不同於黃河流域，甚至廣東不同於廣西，福建又不同於廣東。中國民族乃是在眾多複雜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曆史大傳統。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曆史卻為地理區域所劃分了。隻有中國，能由分別性匯歸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著分別性。天、地、人三位一體，能在文化曆史上表現出此項奇跡來的，則隻有中國了。
二
以前學者研究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兩部書，一是《禹貢》，一是《漢書·地理誌》。兩書相比，後者似更重要。不論《禹貢》是戰國人偽撰，在《禹貢》書中，亦隻注意在政治和經濟方麵。而《漢書·地理誌》則開始注意到各地區的文化背景。因於各地區氣候、生產、交通種種條件不同，而影響到人生文化方麵者，其事極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間性格有不同，風俗習尚有不同，心理狀態與精神活動都可有不同。《漢書·地理誌》根據《詩經》十五國風，來敘述推論當時各地區之曆史傳統和文化特點。此一體統與特點之提示，大值我們注意。惟春秋時代十五國風所詠，大部還是在中國北部黃河流域。我們若細分之，也可說，詩中《雅》《頌》部分，是代表著古代中國之西方。十五國風，則代表著當時之東方。但後來中國疆域不斷擴大，由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而中國乃有南北之分。如戰國時，莊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辭產生在漢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為是南方了。
當時人，對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態度與精神動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們也可說，道家思想與楚辭文學，已是中國古代文化中，隨後加進的新產物了。但後來中國疆土開拓，愈推愈南，到三國時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與吳。此後經五胡之亂，大批人從北方遷移到長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對立。到此時，中國又正式擴大了南方一片新的曆史疆域。在中國文化中，又加進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變動與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為一。下經安史之亂，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國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過了北方。我們也可說，唐以前中國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後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則轉移到南方了。
南宋以下，中國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極南部的珠江流域亦變成中國曆史上極重要的一部分。此時長江流域已成為中國的中部，淮南已成為北方，所謂南方便讓給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嶺以南，雖已早屬於中國之版圖，但也可說尚未加入中國文化的大統。唐代廣東人在政府中任高職的，隻張九齡一人，他是曲江人，還是在廣東的較北部。至於閩人考進士的，要到韓昌黎時代才有。但佛教禪宗六祖慧能，竟可說他在中國創立了新宗教，其對後來影響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粵人，惟大致說來，唐以前廣東著名人物究不多見。
孔子在中國曆史人物中是最偉大的，後來惟南宋朱子，其影響之大差堪相隨，而朱子實為一閩人。故在唐以後，中國南方出了兩大偉人，即慧能與朱子。南方地區對中國文化上之貢獻，可謂已超越了北、中兩部。直至近代，南方影響更大了。如太平天國起於粵，平定洪、楊者多屬湘人。民國開創，孫中山、黃克強以至蔡鬆坡，都生在湘粵。近十年來，大陸的毛澤東，也是湘人。撇開其成敗是非功罪於不論，可謂南方人在中國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實自現代開始。大致來說，古代中國是北方人的，長江以南地區正式露頭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曆史人物則為更後之事。
三
上麵當然是一種極粗略的敘述。古代北方，後來已被稱為中原了。所以中國曆史上之地理推拓，應列為研究中國曆史主要一項目。若我們亦如研究西洋史般來研究中國曆史，把此曆代區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別，逐地逐區，隔開來看。其人物性格，其社會風尚，其經濟榮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麵均可發現出無限複雜，無限變動，並可有無窮妙義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國如何能將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會，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傾向與精神向往等多方麵之人群，匯通和合，冶之一爐，使其同成為中國人，熔鑄成一個中國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國曆史來。
此事以往在中國，似乎不成一問題。但我們現在麵對著一部歐洲史，看他們直從希臘以來，永遠是分崩離析，各自立國，互不合作。雖麵對大敵，危機在前，其各地區之不能融和相協，依然如故。但中國何以能至於大一統，能將不同地區，不同性格，不同風習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係統之下，共同來創造此一曆史傳統？中國之地理擴展，並非如西方帝國主義憑武力來向外征服，而是一種自然的趨向於文化的凝聚與統一。因此，西方曆史看似複雜而實單純，其複雜在外麵，而內裏則單純。中國曆史看似單純而實複雜，其單純在外麵的形式，而內裏精神則實是複雜。西方曆史上之所謂英國人、法國人，隻似一種化學單位。而中國曆史上之中國人，則似化學上一種混合製劑。
我要問諸位，未來世界人類前途究該永遠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麵，則未來的大同世界，應非采用中國理想走上中國人的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國人無地域偏見，無民族偏見，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來融通各地域，調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國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並亦有以往曆史可為作證。如西方各自分開，各求發展，總會有毛病。如中國，統諸異，求一同，愈統會便愈複雜，愈融和便愈變化。若非細參中國曆史，諸位或許不易接受此說法。
今天的西方人，講曆史人類文化前途，似乎均帶有一種悲觀氣氛。其實西方人自有曆史哲學以來，便是帶有悲觀氣氛的。此話如何說起？如西方曆史哲學家黑格爾，他認為人類最後命運當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觀念，便已是悲觀的。難道上帝特為日耳曼人來創造此世界的嗎？討論人類文化前途，自應高瞻遠矚，不應專著眼在日耳曼一地域與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史觀，亦屬悲觀論調。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崩潰，共產主義社會必然興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必然有一天會聯合起來打倒目前的資本主義。至少此項觀念對西方來說是悲觀的。隻因馬克思是猶太人，他本人對西歐文化本無切身痛癢，故由他說來，好像不覺是悲觀。猶如黑格爾是日耳曼人，他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類文化命定地要轉落在日耳曼人手裏，在他意想中亦不覺是悲觀。但由對方看來，則實際是一種悲觀。
今天的蘇維埃，把自己置身於西歐之外，他們崇奉馬克思，認為人類前途則必然在他們手裏，他們覺得是一種興奮，不感到是悲觀，也正如黑格爾給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種興奮，而不覺其悲觀一樣。從前人不察此理，認為西方悲觀曆史哲學，自德人斯賓格勒始。其實當推溯到黑格爾。故我說西方人講曆史哲學，是徹頭徹尾有悲觀傾向的。若問其何以如此，則因其不能擺脫地域偏見，民族偏見，乃至階級偏見故。
當前英國文化史學者湯恩比的文化觀，亦是悲觀的。他以生物學上的刺激與反應說，來闡釋人類文化的發展。其實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們的富強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們外麵，並不能有何力量來刺激他們。他們之病象，乃由他們內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給予。湯恩比並未能深切看出人類文化以前與以後之真問題、真症結之所在，故他列舉世界人類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種之多。可知湯恩比講人類文化，依然限於地域分隔，不能調和融通來看。若盡依此地域與民族之分割看法，則隻在英倫三島，也可有愛爾蘭起來自鬧獨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遠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輪回悲劇了。更可笑的，是湯恩比將人類文化分成西方與東方兩部，而將今天的蘇俄硬派到東方來。其實共產黨鼻祖馬克思，原籍在德國，其血統則出猶太。逃亡倫敦，從事著作，他個人純係在西方環境中培養而成。他的曆史哲學，也全根據西方曆史作證。無論如何，共產主義不能算是東方文化中的出品。
四
上帝創世，先造地，後造人。複雜多異的人，生於複雜多異之地麵上。耶穌曾說過：“上帝的事歸上帝管，愷撒的事歸愷撒管。”但不幸愷撒是一羅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麵上的人呢？西方觀念之悲劇性，正在不脫離此狹隘地域性的束縛之一個原因上。有的中國人也信了斯賓格勒之說，有的認為中國文化到戰國以後就停止了，或竟是熄滅了。有的認為唐以後中國文化是停止了，熄滅了。但我並不如此想。即論西方文化，也並沒有死去。自希臘、羅馬以迄今日，直到蘇維埃，均是歐洲文化在演變。若限於地域觀念，則感到希臘、羅馬文化都死了。
中國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隻用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來作說明。中國曆史上每經一次大亂，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遷徙到新的區域去。一個文化在某一地區的一個社會上一長久，便會因種種關係而呆滯停頓下來，不再能前進。但正如植物一樣，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會重生新枝，再見發榮。一粒種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養料，便會產生新的生命。
西漢末年，長安已殘破。東漢末，洛陽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亂，一部分中國人遷往遼東，一部分遷往西涼。待到北朝興起，此兩支人再匯合起來，茁長了新生命。其大部分遷往長江以南的，則成立東晉與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經匯合，即有唐代新盛運興起。此種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來。譬如佛教傳來中國，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識字的慧能，即創立了禪宗，成為佛教後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國文化永遠在大地麵上，因於不斷的播遷，反而生發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線深入作研究，亦可闡述出中國文化所以能綿亙四五千年而長見其不衰不老之一個理由來。
講到此處，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國流亡人士的足跡。我認為經過這一次新的播遷，可能又醞釀出中國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將來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會回到祖國，在中國曆史上必然會有一番新配合與新開展，這是根據以往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賓格勒的曆史悲觀論，隻因為他們限於一地域，限於一民族，把來各自獨立分開算，豈能說齊國亡了，魯國亡了，吳國亡了，越國亡了，他們各國間的文化也就中斷不見了？若西歐人也能如中國般，早就融凝成一個大國家，早就陶鑄為一個大民族，他們的文化，豈不也會和中國般長生不老嗎？
故就中國以往曆史事實言，中國的文化新生，與其一番新力量，大體均係在新地麵新疆土上產生。故我謂中國文化之發展，乃係隨於新地域之轉進而擴大。諸位不妨自史籍中細心找尋資料，為此作證，大可寫成一冊數十百萬言的巨著來，將為世人討論人類文化問題者一新耳目。
當然上麵所說，隻是一番極粗略的敘述。即如古代中國之北方，後來也被稱為中原了。中國曆史上的地理展擴，同時即是文化展擴，此中大有值得研究處，我隻借此處指出，供諸位作參考。
五
現在也有人說，西方文化發生在都市，中國文化植根在農村，此語亦有理。但中國也有都市，西方也有農村。隻是西方都市其形勢常是對外的，它們都市中之工商業，必求向外伸張，以求維持此都市之存在與繁榮。因此都市與都市間，也成為各自獨立而又互相敵對之情形。中國都市則由四圍農村向心凝結而成，都市與農村相互依存。農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與都市也相互聯絡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國主義，同樣是向外伸張。而中國曆史上之地理推擴，則亦同樣隻是一種向心凝結。帝國主義之向外伸張，外麵殖民地可以叛離而去。中國文化之地理推擴，則在其文化內部，自有一向心凝結之潛力存在。但由上麵再引申，近似玄論。我們試再歸會到本題上。文化推擴到新地區，可以獲得新生命與新進展，已在上麵說過。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興複活呢？此層值得再論。
上麵又說，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國文化主要在農村。城市繁榮，此起彼落。農村雖有興衰，但比較穩定。因此，作為農村凝結中心的城市，亦自與相互爭存的城市不同，而聯帶有其穩定性。讓我把在中國文化係統中，占有較長曆史性的兩個地區，來比較作證。一為今之山東省，一為今之河南省。為何我們不舉長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閩廣諸省呢？因這些地區加入中國文化傳統比較遲。而此兩省，直上直下，幾千年來都在中國文化大統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這兩省時經戰亂，時遭饑荒，變動極大。但屢起屢仆，屢仆屢起，並無所謂文化一衰即無再興之理。我們近日若有人來寫一部“山東、河南兩省文化興衰之綜合研究”，我想一題將是饒有意義的。當然不限此兩省，即拈別地區作例，亦同樣有意義。
上述中國北方，是中國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講來，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則有之，但諸位莫說中國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國文化已轉移到南方來，此實一大錯誤。但我們希望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北方中原，能重來一大振興，則是應該的，而且也是重要的。
六
今天所講，也可說是講的文化地理。地理與文化有關，如氣候、水土、山川形勢，物產風景種種要素，皆與人類曆史文化有大關係。如一輩子生長在香港的人，將不能真了解中國之北方。中國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較穩健踏實。香港人非親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國北方人若不親來香港，也一樣了解不到香港。諸位試想，中國地理有如此般的複雜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樣成為中國人，同受中國文化陶冶，這又是何等偉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講至此，就想到講曆史不能單靠書本知識，還要多遊曆。例如信耶穌的須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須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遊。因遊曆可得更深更親切的知識，決非徒求之於文字書本者可得。
尤其是中國各地，無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壤，都有曆史上的名勝古跡，人物遺風。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國極南一小島，在中國曆史上似無地位可言。但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曆史故跡。遠的如南朝時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際之宋王台等。我的故鄉是江蘇無錫，小地名叫梅裏，遠從吳太伯起，下迄東漢梁鴻，直到明、清近代，有一書名《梅裏誌》，此書現在美國各大圖書館中亦均可見到。此書敘述梅裏一小區域中，所有之曆史故跡名人遺蹤。我幼時常好翻閱，真是可謂接觸了中國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諸位，各自回憶自己之故鄉，亦必各可清楚記得自己故鄉所有之曆史故跡名人遺蹤。即如廣東人講到曹溪六祖，豈不是唐以後中國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嗎？故中國地理，已能和其曆史交融密合緊配在一起了，沒有一地無曆史關係，無文化消息。若我們能到國內各地遊曆一趟，真可能是應接不暇，流連無盡。諸位到一處，才可明白此一處之曆史，此一處之人物，與此一處之文化。以遊曆來作印證，以遊曆來求發明，這實是有意研究中國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驟。
我常聽有人說，中國民族同化力大，故曆史上不斷有外族入侵，都給我們同化了。這話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國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為同一中國人。這一問題，顯然比前一問題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說，中國地理易於統一，不如歐洲地理之易於分裂，這卻未見其誠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須分離，我又不知同一條多瑙河順流而下，如何定須隔斷。但在中國春秋時，晉國人見稱為四塞之國，難於被侵的。後來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後治。天下亂，四川先亂。”試問如江、淮、河、漢諸大流，如太行、秦嶺、五嶺諸山脈，比較起歐洲地形來，何以必見為易於統一，不易分割呀？這裏麵決不是自然地理的關係，而是人文曆史的關係。否則如我家鄉太湖流域江、浙兩省，若要模仿歐洲，至少亦該分江南、江北、浙東、浙西四國吧。隻因我們習慣了在字麵上在口頭上，老說中國和中國人，卻不仔細討究其成為中國和中國人之一切曆史文化來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曆史地理一題目，也如研究歐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著地區來研究。每一地區，從其曆史演變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討，去追求。即如我的家鄉蘇州人，在春秋、戰國是這樣的，到明、清兩代又是那樣的。又如廣東在兩漢時代是那樣的，在南北朝、隋唐時代又是那樣的，在近代中國又是那樣的。我們才知中國幾千年來，能在這廣大多異的地麵上，自己摶成一民族，創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間確有不平凡的意義存在。若我們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麵，隻像一條線般，由上而下來講中國史，則將失去其中許多的精彩和真實。
今天我的講題是：“如何研究曆史地理”。
有人說，曆史等於演戲，地理則是曆史的舞台。此譬實不切合。一群演員，可以在任何戲台上演出同樣的戲來。但曆史演員，則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變，曆史亦變。在這一舞台上演的戲，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創世，先造地，後才造人。這世界各處地理不同，人生長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氣候、物產、交通情況等各不同，於是人亦因地而異。非洲人固不同於埃斯基摩人，希臘人亦迥異於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曆史演變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釋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穌亦不能出生在中國，此有地理和曆史的雙重限製。
中國古時，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講，這是有一番極大的現實真理在內的。故研究曆史，同時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則代表了個別性。人處於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經由個別的地，而後再能回複到共通的天，此為人類曆史演變一共同的大進程。人由個別性回歸到共通性，亦為人類文化理想一項大目標。隻有中國曆史深明此義，並亦一貫保持此趨向。歐洲曆史則不然。他們的個別性勝過了共通性。換言之，他們的地域限製，顯示出其在曆史上之特別重要性。如希臘、羅馬史，都顯示出有一種地域區分。現代英、法、德、意諸國，亦現實其乃由地域區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製，而成其為分裂的。中國曆史則總是合而為一。自始到今，隻是一個中國。
若我們另用曆史區域這一名詞，則整個中國總在此區域之內。所包容之地理分別，縱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麵有一曆史區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區域之各別性，而包蓋涵容了它，因此中國曆史上的地理區別之重要性遂不易見。中國曆史是包容著廣大地域，不分裂的。
講到曆史時期，西洋史是斷續的。如希臘史斷了，接上的是羅馬史。中國曆史則不然，我們決不能說春秋史斷了，接上來有戰國史。戰國史斷了，接上來有秦漢史。中國曆史隻是涵氣內轉，一貫直下。故中國曆史區域大，時間長，因而其一切變動都隱藏在曆史內部，看不出，分別不易。中國的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員此進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戲。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單純，而實際則甚複雜。西方曆史則一反於是。時時改變舞台，不僅演員變，甚至舞台亦變。故西洋史之複雜性顯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頭萬緒，一見便知其不單純。其實中國的曆史區域所包容的地理區域之複雜性，決不單純於西方，而且更遠為複雜。一部中國史，幾等於全部歐洲史。
讀西方史，其各地區之相互鬥爭與彼此起落，頗易見。讀中國史，其各地區之相互融和與彼此配合，其事卻不易見。故如不明了中國地理之複雜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國曆史區域之單純性之表現之偉大意義與價值之所在。故學習中國曆史，更應先熟諳中國地理。姑從最淺顯處說，如治春秋史，若我們不知道晉國在哪裏，楚國在哪裏，齊國、魯國在哪裏，秦國、吳國又各在哪裏，試問我們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讀自秦以下的曆史，東漢和西漢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這裏麵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國防形勢不同，經濟命脈不同，種種有關地理狀況之不同之極大差異在內。因此我們若不明白各時代的地理情況，便不易明白到各時代的曆史事實。
再進一步就東西雙方曆史大趨勢言，西洋曆史是轉動的，自小地麵轉向大地麵，自低地轉向到高地，自溫暖地區轉向到寒冷地區。一部歐洲史從希臘開始，轉向到羅馬意大利半島，又轉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轉向到荷、比、英、法諸國，再轉向到德意誌，直至今又轉向到蘇俄，其在地理區域上之論轉動態，大致如此。中國曆史趨勢，不好說是轉動的，隻好說是展拓的。中國史是最先從某一狹小地區，展擴到廣大地區去。由是而再從廣大地區推拓到較狹小的地區，從高燥地帶推拓到低濕地帶，從寒冷地區推拓到溫暖地區的。此一不斷推拓的過程，即自北方黃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長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勢是如此。此為在中西雙方曆史區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個絕大區別。更主要的，乃在其動的形態上。我們若能自此著眼來研究中西曆史，似乎更可對中西雙方曆史所表現的不同趨勢與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們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裏深入，便可有許多更深邃更重大的發現。而主要則在研究曆史同時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
講到一個曆史區域在地理上的不斷推拓，隻有美國與中國有相似處。美國自十三州開始，由北向南，自東向西，地麵繼續開辟，而仍隻在此同一曆史區域之內。這與古羅馬以及近代英、法諸帝國主義之向外征服絕不同。一是憑其國力富強，僅是一種地理區域之擴展。一則表現其文化精神以及曆史區域之放大。若使美國沒有近百年來之西部發展，美國文化當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國古代北方若沒有向南方長江流域擴展，也不能有秦、漢以後之成就一般。若論往日之大英帝國，曾有一時期，見稱國旗所插處永不見日落。但疆土推拓，即與文化進展無關。英國人仍隻是此英國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則仍限在英倫三島。正如東方往昔之蒙古帝國，鐵騎所至，蹂躪歐、亞，但與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無補益。
中國之偉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曆史進展，不僅是地區推擴，同時是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隨而推擴了。美國之西部推拓，隻不過百餘年曆史，自然也不能與中國相比。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之偉大，乃在不斷推擴之下，而仍保留著各地區的分別性。長江流域不同於黃河流域，甚至廣東不同於廣西，福建又不同於廣東。中國民族乃是在眾多複雜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曆史大傳統。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曆史卻為地理區域所劃分了。隻有中國，能由分別性匯歸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著分別性。天、地、人三位一體，能在文化曆史上表現出此項奇跡來的，則隻有中國了。
二
以前學者研究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兩部書，一是《禹貢》，一是《漢書·地理誌》。兩書相比，後者似更重要。不論《禹貢》是戰國人偽撰，在《禹貢》書中，亦隻注意在政治和經濟方麵。而《漢書·地理誌》則開始注意到各地區的文化背景。因於各地區氣候、生產、交通種種條件不同，而影響到人生文化方麵者，其事極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間性格有不同，風俗習尚有不同，心理狀態與精神活動都可有不同。《漢書·地理誌》根據《詩經》十五國風，來敘述推論當時各地區之曆史傳統和文化特點。此一體統與特點之提示，大值我們注意。惟春秋時代十五國風所詠，大部還是在中國北部黃河流域。我們若細分之，也可說，詩中《雅》《頌》部分，是代表著古代中國之西方。十五國風，則代表著當時之東方。但後來中國疆域不斷擴大，由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而中國乃有南北之分。如戰國時，莊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辭產生在漢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為是南方了。
當時人，對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態度與精神動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們也可說，道家思想與楚辭文學，已是中國古代文化中，隨後加進的新產物了。但後來中國疆土開拓，愈推愈南，到三國時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與吳。此後經五胡之亂，大批人從北方遷移到長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對立。到此時，中國又正式擴大了南方一片新的曆史疆域。在中國文化中，又加進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變動與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為一。下經安史之亂，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國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過了北方。我們也可說，唐以前中國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後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則轉移到南方了。
南宋以下，中國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極南部的珠江流域亦變成中國曆史上極重要的一部分。此時長江流域已成為中國的中部，淮南已成為北方，所謂南方便讓給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嶺以南，雖已早屬於中國之版圖，但也可說尚未加入中國文化的大統。唐代廣東人在政府中任高職的，隻張九齡一人，他是曲江人，還是在廣東的較北部。至於閩人考進士的，要到韓昌黎時代才有。但佛教禪宗六祖慧能，竟可說他在中國創立了新宗教，其對後來影響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粵人，惟大致說來，唐以前廣東著名人物究不多見。
孔子在中國曆史人物中是最偉大的，後來惟南宋朱子，其影響之大差堪相隨，而朱子實為一閩人。故在唐以後，中國南方出了兩大偉人，即慧能與朱子。南方地區對中國文化上之貢獻，可謂已超越了北、中兩部。直至近代，南方影響更大了。如太平天國起於粵，平定洪、楊者多屬湘人。民國開創，孫中山、黃克強以至蔡鬆坡，都生在湘粵。近十年來，大陸的毛澤東，也是湘人。撇開其成敗是非功罪於不論，可謂南方人在中國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實自現代開始。大致來說，古代中國是北方人的，長江以南地區正式露頭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曆史人物則為更後之事。
三
上麵當然是一種極粗略的敘述。古代北方，後來已被稱為中原了。所以中國曆史上之地理推拓，應列為研究中國曆史主要一項目。若我們亦如研究西洋史般來研究中國曆史，把此曆代區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別，逐地逐區，隔開來看。其人物性格，其社會風尚，其經濟榮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麵均可發現出無限複雜，無限變動，並可有無窮妙義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國如何能將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會，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傾向與精神向往等多方麵之人群，匯通和合，冶之一爐，使其同成為中國人，熔鑄成一個中國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國曆史來。
此事以往在中國，似乎不成一問題。但我們現在麵對著一部歐洲史，看他們直從希臘以來，永遠是分崩離析，各自立國，互不合作。雖麵對大敵，危機在前，其各地區之不能融和相協，依然如故。但中國何以能至於大一統，能將不同地區，不同性格，不同風習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係統之下，共同來創造此一曆史傳統？中國之地理擴展，並非如西方帝國主義憑武力來向外征服，而是一種自然的趨向於文化的凝聚與統一。因此，西方曆史看似複雜而實單純，其複雜在外麵，而內裏則單純。中國曆史看似單純而實複雜，其單純在外麵的形式，而內裏精神則實是複雜。西方曆史上之所謂英國人、法國人，隻似一種化學單位。而中國曆史上之中國人，則似化學上一種混合製劑。
我要問諸位，未來世界人類前途究該永遠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麵，則未來的大同世界，應非采用中國理想走上中國人的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國人無地域偏見，無民族偏見，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來融通各地域，調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國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並亦有以往曆史可為作證。如西方各自分開，各求發展，總會有毛病。如中國，統諸異，求一同，愈統會便愈複雜，愈融和便愈變化。若非細參中國曆史，諸位或許不易接受此說法。
今天的西方人，講曆史人類文化前途，似乎均帶有一種悲觀氣氛。其實西方人自有曆史哲學以來，便是帶有悲觀氣氛的。此話如何說起？如西方曆史哲學家黑格爾，他認為人類最後命運當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觀念，便已是悲觀的。難道上帝特為日耳曼人來創造此世界的嗎？討論人類文化前途，自應高瞻遠矚，不應專著眼在日耳曼一地域與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史觀，亦屬悲觀論調。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崩潰，共產主義社會必然興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必然有一天會聯合起來打倒目前的資本主義。至少此項觀念對西方來說是悲觀的。隻因馬克思是猶太人，他本人對西歐文化本無切身痛癢，故由他說來，好像不覺是悲觀。猶如黑格爾是日耳曼人，他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類文化命定地要轉落在日耳曼人手裏，在他意想中亦不覺是悲觀。但由對方看來，則實際是一種悲觀。
今天的蘇維埃，把自己置身於西歐之外，他們崇奉馬克思，認為人類前途則必然在他們手裏，他們覺得是一種興奮，不感到是悲觀，也正如黑格爾給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種興奮，而不覺其悲觀一樣。從前人不察此理，認為西方悲觀曆史哲學，自德人斯賓格勒始。其實當推溯到黑格爾。故我說西方人講曆史哲學，是徹頭徹尾有悲觀傾向的。若問其何以如此，則因其不能擺脫地域偏見，民族偏見，乃至階級偏見故。
當前英國文化史學者湯恩比的文化觀，亦是悲觀的。他以生物學上的刺激與反應說，來闡釋人類文化的發展。其實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們的富強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們外麵，並不能有何力量來刺激他們。他們之病象，乃由他們內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給予。湯恩比並未能深切看出人類文化以前與以後之真問題、真症結之所在，故他列舉世界人類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種之多。可知湯恩比講人類文化，依然限於地域分隔，不能調和融通來看。若盡依此地域與民族之分割看法，則隻在英倫三島，也可有愛爾蘭起來自鬧獨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遠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輪回悲劇了。更可笑的，是湯恩比將人類文化分成西方與東方兩部，而將今天的蘇俄硬派到東方來。其實共產黨鼻祖馬克思，原籍在德國，其血統則出猶太。逃亡倫敦，從事著作，他個人純係在西方環境中培養而成。他的曆史哲學，也全根據西方曆史作證。無論如何，共產主義不能算是東方文化中的出品。
四
上帝創世，先造地，後造人。複雜多異的人，生於複雜多異之地麵上。耶穌曾說過：“上帝的事歸上帝管，愷撒的事歸愷撒管。”但不幸愷撒是一羅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麵上的人呢？西方觀念之悲劇性，正在不脫離此狹隘地域性的束縛之一個原因上。有的中國人也信了斯賓格勒之說，有的認為中國文化到戰國以後就停止了，或竟是熄滅了。有的認為唐以後中國文化是停止了，熄滅了。但我並不如此想。即論西方文化，也並沒有死去。自希臘、羅馬以迄今日，直到蘇維埃，均是歐洲文化在演變。若限於地域觀念，則感到希臘、羅馬文化都死了。
中國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隻用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來作說明。中國曆史上每經一次大亂，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遷徙到新的區域去。一個文化在某一地區的一個社會上一長久，便會因種種關係而呆滯停頓下來，不再能前進。但正如植物一樣，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會重生新枝，再見發榮。一粒種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養料，便會產生新的生命。
西漢末年，長安已殘破。東漢末，洛陽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亂，一部分中國人遷往遼東，一部分遷往西涼。待到北朝興起，此兩支人再匯合起來，茁長了新生命。其大部分遷往長江以南的，則成立東晉與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經匯合，即有唐代新盛運興起。此種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來。譬如佛教傳來中國，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識字的慧能，即創立了禪宗，成為佛教後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國文化永遠在大地麵上，因於不斷的播遷，反而生發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線深入作研究，亦可闡述出中國文化所以能綿亙四五千年而長見其不衰不老之一個理由來。
講到此處，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國流亡人士的足跡。我認為經過這一次新的播遷，可能又醞釀出中國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將來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會回到祖國，在中國曆史上必然會有一番新配合與新開展，這是根據以往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賓格勒的曆史悲觀論，隻因為他們限於一地域，限於一民族，把來各自獨立分開算，豈能說齊國亡了，魯國亡了，吳國亡了，越國亡了，他們各國間的文化也就中斷不見了？若西歐人也能如中國般，早就融凝成一個大國家，早就陶鑄為一個大民族，他們的文化，豈不也會和中國般長生不老嗎？
故就中國以往曆史事實言，中國的文化新生，與其一番新力量，大體均係在新地麵新疆土上產生。故我謂中國文化之發展，乃係隨於新地域之轉進而擴大。諸位不妨自史籍中細心找尋資料，為此作證，大可寫成一冊數十百萬言的巨著來，將為世人討論人類文化問題者一新耳目。
當然上麵所說，隻是一番極粗略的敘述。即如古代中國之北方，後來也被稱為中原了。中國曆史上的地理展擴，同時即是文化展擴，此中大有值得研究處，我隻借此處指出，供諸位作參考。
五
現在也有人說，西方文化發生在都市，中國文化植根在農村，此語亦有理。但中國也有都市，西方也有農村。隻是西方都市其形勢常是對外的，它們都市中之工商業，必求向外伸張，以求維持此都市之存在與繁榮。因此都市與都市間，也成為各自獨立而又互相敵對之情形。中國都市則由四圍農村向心凝結而成，都市與農村相互依存。農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與都市也相互聯絡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國主義，同樣是向外伸張。而中國曆史上之地理推擴，則亦同樣隻是一種向心凝結。帝國主義之向外伸張，外麵殖民地可以叛離而去。中國文化之地理推擴，則在其文化內部，自有一向心凝結之潛力存在。但由上麵再引申，近似玄論。我們試再歸會到本題上。文化推擴到新地區，可以獲得新生命與新進展，已在上麵說過。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興複活呢？此層值得再論。
上麵又說，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國文化主要在農村。城市繁榮，此起彼落。農村雖有興衰，但比較穩定。因此，作為農村凝結中心的城市，亦自與相互爭存的城市不同，而聯帶有其穩定性。讓我把在中國文化係統中，占有較長曆史性的兩個地區，來比較作證。一為今之山東省，一為今之河南省。為何我們不舉長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閩廣諸省呢？因這些地區加入中國文化傳統比較遲。而此兩省，直上直下，幾千年來都在中國文化大統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這兩省時經戰亂，時遭饑荒，變動極大。但屢起屢仆，屢仆屢起，並無所謂文化一衰即無再興之理。我們近日若有人來寫一部“山東、河南兩省文化興衰之綜合研究”，我想一題將是饒有意義的。當然不限此兩省，即拈別地區作例，亦同樣有意義。
上述中國北方，是中國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講來，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則有之，但諸位莫說中國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國文化已轉移到南方來，此實一大錯誤。但我們希望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北方中原，能重來一大振興，則是應該的，而且也是重要的。
六
今天所講，也可說是講的文化地理。地理與文化有關，如氣候、水土、山川形勢，物產風景種種要素，皆與人類曆史文化有大關係。如一輩子生長在香港的人，將不能真了解中國之北方。中國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較穩健踏實。香港人非親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國北方人若不親來香港，也一樣了解不到香港。諸位試想，中國地理有如此般的複雜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樣成為中國人，同受中國文化陶冶，這又是何等偉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講至此，就想到講曆史不能單靠書本知識，還要多遊曆。例如信耶穌的須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須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遊。因遊曆可得更深更親切的知識，決非徒求之於文字書本者可得。
尤其是中國各地，無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壤，都有曆史上的名勝古跡，人物遺風。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國極南一小島，在中國曆史上似無地位可言。但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曆史故跡。遠的如南朝時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際之宋王台等。我的故鄉是江蘇無錫，小地名叫梅裏，遠從吳太伯起，下迄東漢梁鴻，直到明、清近代，有一書名《梅裏誌》，此書現在美國各大圖書館中亦均可見到。此書敘述梅裏一小區域中，所有之曆史故跡名人遺蹤。我幼時常好翻閱，真是可謂接觸了中國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諸位，各自回憶自己之故鄉，亦必各可清楚記得自己故鄉所有之曆史故跡名人遺蹤。即如廣東人講到曹溪六祖，豈不是唐以後中國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嗎？故中國地理，已能和其曆史交融密合緊配在一起了，沒有一地無曆史關係，無文化消息。若我們能到國內各地遊曆一趟，真可能是應接不暇，流連無盡。諸位到一處，才可明白此一處之曆史，此一處之人物，與此一處之文化。以遊曆來作印證，以遊曆來求發明，這實是有意研究中國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驟。
我常聽有人說，中國民族同化力大，故曆史上不斷有外族入侵，都給我們同化了。這話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國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為同一中國人。這一問題，顯然比前一問題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說，中國地理易於統一，不如歐洲地理之易於分裂，這卻未見其誠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須分離，我又不知同一條多瑙河順流而下，如何定須隔斷。但在中國春秋時，晉國人見稱為四塞之國，難於被侵的。後來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後治。天下亂，四川先亂。”試問如江、淮、河、漢諸大流，如太行、秦嶺、五嶺諸山脈，比較起歐洲地形來，何以必見為易於統一，不易分割呀？這裏麵決不是自然地理的關係，而是人文曆史的關係。否則如我家鄉太湖流域江、浙兩省，若要模仿歐洲，至少亦該分江南、江北、浙東、浙西四國吧。隻因我們習慣了在字麵上在口頭上，老說中國和中國人，卻不仔細討究其成為中國和中國人之一切曆史文化來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曆史地理一題目，也如研究歐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著地區來研究。每一地區，從其曆史演變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討，去追求。即如我的家鄉蘇州人，在春秋、戰國是這樣的，到明、清兩代又是那樣的。又如廣東在兩漢時代是那樣的，在南北朝、隋唐時代又是那樣的，在近代中國又是那樣的。我們才知中國幾千年來，能在這廣大多異的地麵上，自己摶成一民族，創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間確有不平凡的意義存在。若我們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麵，隻像一條線般，由上而下來講中國史，則將失去其中許多的精彩和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