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講“如何研究中國曆史人物”。
曆史是人事的記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會有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數人能來創造曆史。又且創造了曆史，也不一定能繼續綿延的，定要不斷有人來維持這曆史，使他承續不絕。因此曆史雖說是屬於人，但重要的隻在比較少數人身上。曆史是關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曆史與持續曆史者，則總屬少數。似乎中國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國曆史記載最主要的在人物。向來被認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體例，特別重要是列傳。可見中國人一向以人物為曆史中心。故要研究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曆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曆史。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曆史之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
我們研究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曆史人物。一曆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斷有曆史人物出現，才能持續舊傳統，開創新曆史。這比不斷有史學家出現更需要。我此講如何研究曆史人物，也可說主要用意即在此。
二
但空說曆史人物，勢難從頭列數，這究將何從說起呢？我此下將試把中國曆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
第一類：先說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有人幸而生於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於衰亂之世。若說曆史以人為主，要人物來創造持續，則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較多，又較勝。在衰亂之世所出人物必會較少，又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勝，因此才成其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為衰亂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應如此，但根據中國曆史看，卻並不然。
中國曆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又且強過了治盛世。我此所謂曆史人物，乃指其能對此下曆史發生作用和影響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國曆史上，顯然是生在亂世衰世的，更多勝過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曆史事實為證，不容否認。譬如孔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舊曆史傳統崩潰消失的末路，勢已不可收拾，誰也挽回不過此一頹運來。孔子以後，如孟、荀、莊、老諸子生於戰國，論其時代，更不如孔子。那時天下大亂，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了。然論開創此後曆史新局麵，能在中國此後曆史上具有無比的大作用大影響的人物，我們總不免要數說到先秦。試問先秦人物，豈不全是些衰亂世的人物嗎？
繼此再說到兩漢。兩漢之治盛，勝過先秦。但論人物，其在曆史上作用之大，影響之深，則決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東漢之治盛，不如西漢。但論人物對此下曆史之作用與影響，似乎更勝過西漢。因此後代人對東漢人物，也似乎較對西漢人物更重視、更敬仰。即就經學言，兩漢經學首推鄭玄。但鄭氏已生在東漢末期。他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開始在東漢末的最衰世，而淹沒在三國初標準的大亂世。但在中國學術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響的一位大儒呀！
說到唐代，自然可說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開元以前轉似不如天寶以後。宋代雖非亂世，亦可稱衰世。但宋代人物，卻超過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國家將亡，出一朱子。論其在學術史上之地位，尤應越出在鄭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後中國曆史上之作用與影響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與朱子，是中國史上前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卻均出在衰亂世。
我們再講到元代，可說是中國曆史上之黑暗時代。任何衰亂世，均不能與此時期相比。元人統治中國，前後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時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他們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國學術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對於此下曆史上之作用與影響，可謂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輩開國人物如劉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時期中養成。
明代之盛，堪與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下迨明亡，大儒輩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樣。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人稱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稱為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
綜上所陳，可見在中國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曆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曆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我們若從二十四史中，把各時代人物作一全麵的統計，便可知我前麵述說之不虛。
諸位當知，此處實為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中一項偉大精義所在。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義，可自試讀《論》、《孟》、《莊》、《老》諸書。凡此諸書中所陳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類曆史之偉大展望。但在他們書中，卻不見他們時代的衰亂實況來。諸位如欲認識他們的時代，當另讀《左傳》、《戰國策》等史籍。諸位把此兩方麵會合看，便知他們之偉大處。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曆史隻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曆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曆史人物。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於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曆史了。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因此，隻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曆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隻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隻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曆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曆史哲學上一大問題。我們固可說，所謂曆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曆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曆史性之偉大。人若不在曆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曆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曆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但在中國曆史上則不然。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麵傳統，來開創下麵新曆史。他們的曆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曆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三
第二類：關於得誌成功的人物與不得誌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誌，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曆史舞台上有所表現。不得誌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誠然，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敗者隻能在曆史中作陪襯。但就中國以往曆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誌的，反而會比得誌而成功的更偉大。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曆史將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誌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曆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周公得誌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孔子不得誌，他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孔子自歎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但孔子對此後曆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故從曆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誌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誌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孔子則是一位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曆史上失敗的英雄。對於在曆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嶽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曆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曆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曆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麵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隻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但嶽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隻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我們看衛、霍、二李，隻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麽突出性。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別突出。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曆史隻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隨表現，隨消失。隻有人，始是曆史之主，始可事態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曆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曆史事態必然一去而不複。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隻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曆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並非人事之堆積。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並不是說，在曆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曆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並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
四
第三類：要講到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剛才說到，中國曆史上有許多失敗人物為當時及後世史家所推尊頌揚，他雖然失敗，但總是有所表現了。此下所講，則從一個人之有無表現來說。我們通常聽人說，某人無所表現，似乎其人無所表現即不值提。但在中國曆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此話似乎很難懂，但在中國曆史上，此種例，多不勝舉，亦可說此正是中國曆史之偉大處，也即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處。
例如吳太伯，又如伯夷、叔齊，在曆史上皆可謂無所表現，而為孔子所稱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億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似乎孔子乃在其無表現中讚揚其已有所表現。而且是表現得極可讚揚。我們也可說，此乃是在人群社會中，在曆史上，一種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現，一種逃避脫離的表現。
孟子也常稱頌伯夷，他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他的稱頌伯夷，大意亦與孔子相同。孟子又將伯夷、伊尹、柳下惠並稱為三聖人。他說：“伊尹聖之任，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誌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得誌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並無成功，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
後來太史公作《史記》，此為中國正史之創始，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體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為中心，而特創列傳一體。但太史公又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三十世家之首，將《伯夷列傳》列為七十列傳之首。他在《伯夷列傳》中，屢屢提到因於伯夷之無所表現而無可稱道，甚至其人若猶在或有或無可信可疑間，隻因孔子稱頌了他。太史公又用顏淵作陪襯，他說：“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其實顏淵也就無所表現，故太史公引來推崇伯夷無表現之偉大，而褒然列之於列傳之首。
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顏淵似乎是最無表現。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死，孔子哭之慟。並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然顏淵在孔門到底是無表現，不能與子路、子貢、冉有、宰我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雲：“伯夷、叔齊雖賢，顏淵雖篤學，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見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無表現之一麵。孔子目此為德行，吳太伯民無得而稱，孔子卻稱之為至德。德行在孔門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記》可謂深得孔子之意。
以下中國曆史上遂搜羅了極多無所表現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備受後世人之稱道與欽敬，此又是中國曆史一特點。故我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諸位隻有精讀中國史，深研中國曆史人物，始能對此有了悟。
讓我姑舉數例以作說明。如春秋時代之介之推，戰國時代之先生王鬥，西漢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魯兩生。循此以下，如東漢初年的嚴光，此人對曆史亦一無表現，但後人永遠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人物。漢光武即帝位，以前長安太學中同學，均已攀龍附鳳，功成名遂。獨嚴光隱身不見。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訪之，久而後得。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這一番故事，雖若有表現，隻可說是無表現，亦可謂是表現了其無表現，此等更說不上得誌與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誌，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陳摶，居華山修道，恒百餘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隱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鶴，時謂其梅妻鶴子。此等皆同為後世稱道。我們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嶽華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對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們並不親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們的姓名，對於他們那種無所表現的人格，亦可謂乃隻表現一無表現的人格，還像曆曆在目，這也真是怪事。
又如三國時代，英雄人物層出不窮，大家各顯身手。可謂在此時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現者。然亦有無所表現，而被認為第一流人物，如管寧即其一例。管寧在當時，實是一無表現。但論三國人物，管寧必屈首指。他少時曾與華歆同席共讀，遇軒冕過門，歆廢書往觀，寧即與割席分坐。魏明帝時，華歆位至太尉，欲遜位讓寧，寧終不就。看來歆雖佩服寧，寧終不重視歆。史書稱其“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雲禹、稷、顏回同道之意。其實管寧固可比顏回之不出，而華歆又豈得與禹、稷相提並論。要之，中國史家喜歡表彰無表現之人物，真是無微不至。論其事業，斷斷不夠載入曆史。但在其無表現之背後，則卓然有一人在，此卻是一大表現。這意義值得吾們深細求解。
又如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他並不是不能有表現，卻又不想表現。後來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肯出許馳驅。他在《出師表》中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今且問，此兩語是否當時諸葛真意？我且舉其友作證，一是徐庶，他知諸葛最深，應亦是一有作為人。初事劉備，曹操獲其母，庶乃辭備歸操。雖仕至禦史中丞，然在曆史上，終不見徐庶曾為曹操設一謀，劃一策。其人便如此無表現而終了。又一人如龐德公，時荊州刺史劉表屢以禮延，不能屈，隱鹿門山，采藥以終。諸葛孔明常拜於其床下，可見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現，隻是寧為一無表現人。徐、龐如此，故知若非劉先主三顧草廬，諸葛定亦永無表現如徐、龐。
五
我們當知諸葛《出師表》兩語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無意求聞達。中國曆史上此種無表現的人物，真是各時代都有。他們的本領，亦隻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偉大的人物。我們若能匯集起寫一書，即名“中國曆史上之無表現人物”。此書亦可有大作用，大影響，至少在闡發史心，宣揚文化傳統上，可有大貢獻。
此種尊崇無表現人物之傳統，又影響到小說。如唐人《虯髯客傳》，即是故意要描寫一個無表現之英雄。又如《水滸傳》敘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開始卻有一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是一無表現人物。《水滸傳》作者，把此一人閑閑敘在前麵，真使後麵忠義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漢，相形減色。此種筆法，可謂與太史公《史記》三十世家以吳太伯為首，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種大手筆，諸位莫輕忽過。
今天諸位也可說是各處在衰亂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諸位一讀曆史，知道研究曆史人物，便知我們盡可做一不得誌和失敗的人，或甚至做一無表現之人。這一時代是失敗了，但處此時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並可有大成。隻要人能有成，下麵時代便可挽轉，不使常在失敗中。若人都失敗了，則一切完了，下麵亦將無成功時代可期。孟子曾說：“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禹、稷是有表現的人，顏回則是無表現的人，這隻因時代不同。但不論有表現無表現，曆史傳統，文化精神，卻同樣主持在他們手裏。孟子又說：“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正是無表現。所以若時代不許可，我們盡可不強求表現。一旦時來運轉，風雲際會，到那時自有出來表現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留得有人，還怕曆史中斷嗎？
昔範仲淹作《嚴子陵先生祠堂記》，末後兩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有一人說，“德”字不如改作“風”字，範公欣然從之。上麵說過，孔子四科，德行為首，而顏回、閔子騫、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卻都是無表現的人物，故範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與人格，但此隻屬私人的。風則可以影響他人，擴而至於曆史後代，並可發生莫大影響與作用。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亦雲：“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但孟子隻言伯夷、柳下惠之風，卻不說伊尹之風，此何故？豈不因前兩人無表現，而後一人有表現？在事功上有了表現的人，反而對後世的風力少勁。因事功總不免要摻雜近時代呀，地位呀，機緣呀，遭遇呀，種種條件，故而事功總不免滯在實境中，反而無風，也不能成為風。惟有立德之人，隻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業表現，反而其德可以風靡後世。在嚴子陵本人當時，隻是抱此德，但經曆久遠，此德卻展衍成風。故說“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之德字不如改風字，更見深義。否則有德之人，豈不成為一自了漢，與世無補，又何足貴？
在中國曆史上，正為有此許多衰世亂世的人物，有此許多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有此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才使中國曆史文化綿延不綴，直到於今，經曆了四五千年的長時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勸諸位，處衰世亂世不足怕，就是不得誌或失敗了，亦不足怕。甚至於無所表現無所作為，同樣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麵自然會不斷有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這一講演所要提出，請諸位去細心研究的。
六
上麵所說，似乎像指中國古人所謂立德立功與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麵，功指的事業方麵，言指的思想與學術方麵。現在再就中國的文學方麵略有陳述，文學不必全是立言。中國曆史上最受後代崇拜的三大文學家，屈原、陶淵明與杜甫，此三人，皆為眾熟知。屈原可說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則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他們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熱情，透過文學，而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誌來。上麵說過，人在治世盛世，功成誌得，有所表現，別人反而對他為人不易有更深的覺察。惟在衰亂之世，不得誌，失敗了，或是無表現，這樣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內心意誌來，如上三人均是。
不但文學如此，藝術亦然。如宋末鄭所南畫蘭，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雲林，明末八大山人與石濤等，此等詩人畫家在曆史上可謂一無表現，但曆史卻在他們的藝術與他們的詩文上表現出來了。他們無事功可表現，所表現的則是他們之心誌。由他們之心誌，可以想見他們之時代，故說曆史在他們之詩文藝術上表現了。故中國人之文學，非純粹之文學。中國人之藝術，亦非純粹之藝術。重要者，乃在其內心意誌一麵。一人在事業上無表現，旁見側出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來表現，這亦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一脈。他其人可以不上曆史，但曆史卻在他身上。他可以無表現，但無表現之表現，卻成為大表現。中國有許多曆史人物皆當由此處去看。
我在此將特地提出一“誌”字。中國人常言“誌士仁人”，人若無誌，便亦不仁。但其所誌，亦正貴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又說：“匹夫不可奪誌”。諸位如須研究曆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誌。若沒有了此誌，則古人自是古人，曆史自是曆史，和我渺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
昔顧亭林嚐雲：“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又說：“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亭林所謂保國與亡國，是指一國之政治言。所謂保天下與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之絕續言。我上麵所說那些曆史人物，則多是有誌保天下的人。他們在曆史上，有許多亦僅隻是一匹夫。但文化絕續，時運興衰之大責任，他們卻把己身來擔起。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或許比曆史上任何時代更衰更亂。可是我們的處境，比起古人來，實未見困難更甚。如我們能設身處地，平心去研究我們曆史上許多處衰世亂世的人物，許多不得誌失敗的人物，甚至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興亡，我們也實在責有難逃。若我們脫離現實，隻馳心空想漢、唐盛世，隻馳心空想一旦得意來做一個曆史上成功的人物，則深恐河清難俟，我們也隻有嗟歎終老，但也好因此把我們的責任交卸淨盡了。
《易經》上亦說：“天地閉、賢人隱”，隱了自然沒有所表現。中國文化之偉大，正在天地閉時，賢人懂得隱。正在天地閉時，隱處仍還有賢人。因此，天地不會常閉，賢人不會常隱。這些人乃在隱處旋乾轉坤，天地給他們轉變了，但別人還是看不見，隻當是他無所表現。諸位想，這是何等偉大的表現呀！諸位若有誌，不妨來搜羅隱逸，寫一部中國賢人傳，把中國曆史上那些無表現的人物，自許由、務光、吳太伯、伯夷、叔齊起，從頭敘述。我想隻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們之無所表現，正是我們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現。諸位若再搜羅到各地地方誌，及筆記小說之類，更可找出很多這類的人物。這是天地元氣所鍾，文化命脈所寄。今天我們隻看重得誌成功和有表現的人，卻忽略了那些不得誌失敗和無表現的人。因此也遂覺到自己並無責任可言。諸位當知，中國曆史所以能經曆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曆史維持此命脈者，正在此等不得誌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
但在今天，我們心目中已無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縱使尚有隱了的賢人，我們也將覿麵不相識，此實是中國文化的極大不幸極大危機。我們當求再認識此等人物之可貴。人或問，我一匹夫，怎能負起天下興亡之大責？其實匹夫也好，匹婦也好，隻要他能像像樣樣地做一人，便是此責已盡。
從人物來講曆史，近人或許已認為是落伍了。至於研究曆史而注意的這些無表現的人物，近人將更認為此與曆史無關。此話亦不錯，此等人本可以不載入曆史。但曆史的大命脈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國曆史之偉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曆史不相幹之人來負荷此曆史。諸位今天，也莫要認為自己和曆史不相幹，諸位亦正該負荷起此曆史之重任。
或有人問：你是講曆史的，將來中國前途如何，你該有一看法。其實我亦哪能燭見未來。我隻見向來曆史是如此，在此亂世，我亦隻能說：“苟全性命，不求聞達。”諸為或許又會問，現在時代變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該有一番表現，為何卻要置身事外做一無表現的人？此則又須回複到我上次所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話題。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誌”“業”。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誌則是內在的，隻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對每一人，且莫問其事業，當先看其意誌。
中國古人又說“詩言誌”，中國人有時把此誌隻在文學中詩中來表現。若我們把西方人觀點來看中國人，有時覺得像是不積極，無力量，無奮鬥精神。我亦常說中國史像似一首詩。但詩中有誌，看似柔軟無力，卻已表現出無限力量。詩可以風，我們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學詩。中國詩裏的理想境界，則必是具有風力的。風來了，萬物滋生。諸位若能從詩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風，諸位又若能把此風吹向他處，吹向將來。諸位當知風是無物能阻的。風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們大家來吹噓成風吧！
今天講“如何研究中國曆史人物”。
曆史是人事的記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會有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數人能來創造曆史。又且創造了曆史，也不一定能繼續綿延的，定要不斷有人來維持這曆史，使他承續不絕。因此曆史雖說是屬於人，但重要的隻在比較少數人身上。曆史是關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曆史與持續曆史者，則總屬少數。似乎中國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國曆史記載最主要的在人物。向來被認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體例，特別重要是列傳。可見中國人一向以人物為曆史中心。故要研究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曆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曆史。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曆史之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
我們研究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曆史人物。一曆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斷有曆史人物出現，才能持續舊傳統，開創新曆史。這比不斷有史學家出現更需要。我此講如何研究曆史人物，也可說主要用意即在此。
二
但空說曆史人物，勢難從頭列數，這究將何從說起呢？我此下將試把中國曆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
第一類：先說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有人幸而生於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於衰亂之世。若說曆史以人為主，要人物來創造持續，則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較多，又較勝。在衰亂之世所出人物必會較少，又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勝，因此才成其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為衰亂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應如此，但根據中國曆史看，卻並不然。
中國曆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又且強過了治盛世。我此所謂曆史人物，乃指其能對此下曆史發生作用和影響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國曆史上，顯然是生在亂世衰世的，更多勝過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曆史事實為證，不容否認。譬如孔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舊曆史傳統崩潰消失的末路，勢已不可收拾，誰也挽回不過此一頹運來。孔子以後，如孟、荀、莊、老諸子生於戰國，論其時代，更不如孔子。那時天下大亂，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了。然論開創此後曆史新局麵，能在中國此後曆史上具有無比的大作用大影響的人物，我們總不免要數說到先秦。試問先秦人物，豈不全是些衰亂世的人物嗎？
繼此再說到兩漢。兩漢之治盛，勝過先秦。但論人物，其在曆史上作用之大，影響之深，則決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東漢之治盛，不如西漢。但論人物對此下曆史之作用與影響，似乎更勝過西漢。因此後代人對東漢人物，也似乎較對西漢人物更重視、更敬仰。即就經學言，兩漢經學首推鄭玄。但鄭氏已生在東漢末期。他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開始在東漢末的最衰世，而淹沒在三國初標準的大亂世。但在中國學術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響的一位大儒呀！
說到唐代，自然可說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開元以前轉似不如天寶以後。宋代雖非亂世，亦可稱衰世。但宋代人物，卻超過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國家將亡，出一朱子。論其在學術史上之地位，尤應越出在鄭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後中國曆史上之作用與影響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與朱子，是中國史上前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卻均出在衰亂世。
我們再講到元代，可說是中國曆史上之黑暗時代。任何衰亂世，均不能與此時期相比。元人統治中國，前後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時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他們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國學術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對於此下曆史上之作用與影響，可謂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輩開國人物如劉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時期中養成。
明代之盛，堪與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下迨明亡，大儒輩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樣。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人稱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稱為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
綜上所陳，可見在中國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曆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曆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我們若從二十四史中，把各時代人物作一全麵的統計，便可知我前麵述說之不虛。
諸位當知，此處實為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中一項偉大精義所在。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義，可自試讀《論》、《孟》、《莊》、《老》諸書。凡此諸書中所陳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類曆史之偉大展望。但在他們書中，卻不見他們時代的衰亂實況來。諸位如欲認識他們的時代，當另讀《左傳》、《戰國策》等史籍。諸位把此兩方麵會合看，便知他們之偉大處。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曆史隻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曆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曆史人物。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於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曆史了。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因此，隻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曆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隻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隻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曆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曆史哲學上一大問題。我們固可說，所謂曆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曆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曆史性之偉大。人若不在曆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曆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曆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但在中國曆史上則不然。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麵傳統，來開創下麵新曆史。他們的曆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曆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三
第二類：關於得誌成功的人物與不得誌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誌，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曆史舞台上有所表現。不得誌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誠然，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敗者隻能在曆史中作陪襯。但就中國以往曆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誌的，反而會比得誌而成功的更偉大。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曆史將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誌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曆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周公得誌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孔子不得誌，他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孔子自歎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但孔子對此後曆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故從曆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誌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誌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孔子則是一位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曆史上失敗的英雄。對於在曆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嶽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曆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曆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曆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麵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隻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但嶽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隻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我們看衛、霍、二李，隻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麽突出性。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別突出。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曆史隻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隨表現，隨消失。隻有人，始是曆史之主，始可事態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曆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曆史事態必然一去而不複。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隻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曆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並非人事之堆積。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並不是說，在曆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曆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並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
四
第三類：要講到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剛才說到，中國曆史上有許多失敗人物為當時及後世史家所推尊頌揚，他雖然失敗，但總是有所表現了。此下所講，則從一個人之有無表現來說。我們通常聽人說，某人無所表現，似乎其人無所表現即不值提。但在中國曆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此話似乎很難懂，但在中國曆史上，此種例，多不勝舉，亦可說此正是中國曆史之偉大處，也即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處。
例如吳太伯，又如伯夷、叔齊，在曆史上皆可謂無所表現，而為孔子所稱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億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似乎孔子乃在其無表現中讚揚其已有所表現。而且是表現得極可讚揚。我們也可說，此乃是在人群社會中，在曆史上，一種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現，一種逃避脫離的表現。
孟子也常稱頌伯夷，他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他的稱頌伯夷，大意亦與孔子相同。孟子又將伯夷、伊尹、柳下惠並稱為三聖人。他說：“伊尹聖之任，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誌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得誌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並無成功，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
後來太史公作《史記》，此為中國正史之創始，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體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為中心，而特創列傳一體。但太史公又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三十世家之首，將《伯夷列傳》列為七十列傳之首。他在《伯夷列傳》中，屢屢提到因於伯夷之無所表現而無可稱道，甚至其人若猶在或有或無可信可疑間，隻因孔子稱頌了他。太史公又用顏淵作陪襯，他說：“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其實顏淵也就無所表現，故太史公引來推崇伯夷無表現之偉大，而褒然列之於列傳之首。
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顏淵似乎是最無表現。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死，孔子哭之慟。並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然顏淵在孔門到底是無表現，不能與子路、子貢、冉有、宰我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雲：“伯夷、叔齊雖賢，顏淵雖篤學，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見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無表現之一麵。孔子目此為德行，吳太伯民無得而稱，孔子卻稱之為至德。德行在孔門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記》可謂深得孔子之意。
以下中國曆史上遂搜羅了極多無所表現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備受後世人之稱道與欽敬，此又是中國曆史一特點。故我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諸位隻有精讀中國史，深研中國曆史人物，始能對此有了悟。
讓我姑舉數例以作說明。如春秋時代之介之推，戰國時代之先生王鬥，西漢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魯兩生。循此以下，如東漢初年的嚴光，此人對曆史亦一無表現，但後人永遠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人物。漢光武即帝位，以前長安太學中同學，均已攀龍附鳳，功成名遂。獨嚴光隱身不見。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訪之，久而後得。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這一番故事，雖若有表現，隻可說是無表現，亦可謂是表現了其無表現，此等更說不上得誌與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誌，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陳摶，居華山修道，恒百餘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隱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鶴，時謂其梅妻鶴子。此等皆同為後世稱道。我們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嶽華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對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們並不親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們的姓名，對於他們那種無所表現的人格，亦可謂乃隻表現一無表現的人格，還像曆曆在目，這也真是怪事。
又如三國時代，英雄人物層出不窮，大家各顯身手。可謂在此時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現者。然亦有無所表現，而被認為第一流人物，如管寧即其一例。管寧在當時，實是一無表現。但論三國人物，管寧必屈首指。他少時曾與華歆同席共讀，遇軒冕過門，歆廢書往觀，寧即與割席分坐。魏明帝時，華歆位至太尉，欲遜位讓寧，寧終不就。看來歆雖佩服寧，寧終不重視歆。史書稱其“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雲禹、稷、顏回同道之意。其實管寧固可比顏回之不出，而華歆又豈得與禹、稷相提並論。要之，中國史家喜歡表彰無表現之人物，真是無微不至。論其事業，斷斷不夠載入曆史。但在其無表現之背後，則卓然有一人在，此卻是一大表現。這意義值得吾們深細求解。
又如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他並不是不能有表現，卻又不想表現。後來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肯出許馳驅。他在《出師表》中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今且問，此兩語是否當時諸葛真意？我且舉其友作證，一是徐庶，他知諸葛最深，應亦是一有作為人。初事劉備，曹操獲其母，庶乃辭備歸操。雖仕至禦史中丞，然在曆史上，終不見徐庶曾為曹操設一謀，劃一策。其人便如此無表現而終了。又一人如龐德公，時荊州刺史劉表屢以禮延，不能屈，隱鹿門山，采藥以終。諸葛孔明常拜於其床下，可見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現，隻是寧為一無表現人。徐、龐如此，故知若非劉先主三顧草廬，諸葛定亦永無表現如徐、龐。
五
我們當知諸葛《出師表》兩語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無意求聞達。中國曆史上此種無表現的人物，真是各時代都有。他們的本領，亦隻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偉大的人物。我們若能匯集起寫一書，即名“中國曆史上之無表現人物”。此書亦可有大作用，大影響，至少在闡發史心，宣揚文化傳統上，可有大貢獻。
此種尊崇無表現人物之傳統，又影響到小說。如唐人《虯髯客傳》，即是故意要描寫一個無表現之英雄。又如《水滸傳》敘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開始卻有一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是一無表現人物。《水滸傳》作者，把此一人閑閑敘在前麵，真使後麵忠義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漢，相形減色。此種筆法，可謂與太史公《史記》三十世家以吳太伯為首，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種大手筆，諸位莫輕忽過。
今天諸位也可說是各處在衰亂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諸位一讀曆史，知道研究曆史人物，便知我們盡可做一不得誌和失敗的人，或甚至做一無表現之人。這一時代是失敗了，但處此時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並可有大成。隻要人能有成，下麵時代便可挽轉，不使常在失敗中。若人都失敗了，則一切完了，下麵亦將無成功時代可期。孟子曾說：“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禹、稷是有表現的人，顏回則是無表現的人，這隻因時代不同。但不論有表現無表現，曆史傳統，文化精神，卻同樣主持在他們手裏。孟子又說：“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正是無表現。所以若時代不許可，我們盡可不強求表現。一旦時來運轉，風雲際會，到那時自有出來表現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留得有人，還怕曆史中斷嗎？
昔範仲淹作《嚴子陵先生祠堂記》，末後兩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有一人說，“德”字不如改作“風”字，範公欣然從之。上麵說過，孔子四科，德行為首，而顏回、閔子騫、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卻都是無表現的人物，故範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與人格，但此隻屬私人的。風則可以影響他人，擴而至於曆史後代，並可發生莫大影響與作用。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亦雲：“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但孟子隻言伯夷、柳下惠之風，卻不說伊尹之風，此何故？豈不因前兩人無表現，而後一人有表現？在事功上有了表現的人，反而對後世的風力少勁。因事功總不免要摻雜近時代呀，地位呀，機緣呀，遭遇呀，種種條件，故而事功總不免滯在實境中，反而無風，也不能成為風。惟有立德之人，隻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業表現，反而其德可以風靡後世。在嚴子陵本人當時，隻是抱此德，但經曆久遠，此德卻展衍成風。故說“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之德字不如改風字，更見深義。否則有德之人，豈不成為一自了漢，與世無補，又何足貴？
在中國曆史上，正為有此許多衰世亂世的人物，有此許多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有此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才使中國曆史文化綿延不綴，直到於今，經曆了四五千年的長時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勸諸位，處衰世亂世不足怕，就是不得誌或失敗了，亦不足怕。甚至於無所表現無所作為，同樣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麵自然會不斷有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這一講演所要提出，請諸位去細心研究的。
六
上麵所說，似乎像指中國古人所謂立德立功與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麵，功指的事業方麵，言指的思想與學術方麵。現在再就中國的文學方麵略有陳述，文學不必全是立言。中國曆史上最受後代崇拜的三大文學家，屈原、陶淵明與杜甫，此三人，皆為眾熟知。屈原可說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誌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則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他們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熱情，透過文學，而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誌來。上麵說過，人在治世盛世，功成誌得，有所表現，別人反而對他為人不易有更深的覺察。惟在衰亂之世，不得誌，失敗了，或是無表現，這樣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內心意誌來，如上三人均是。
不但文學如此，藝術亦然。如宋末鄭所南畫蘭，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雲林，明末八大山人與石濤等，此等詩人畫家在曆史上可謂一無表現，但曆史卻在他們的藝術與他們的詩文上表現出來了。他們無事功可表現，所表現的則是他們之心誌。由他們之心誌，可以想見他們之時代，故說曆史在他們之詩文藝術上表現了。故中國人之文學，非純粹之文學。中國人之藝術，亦非純粹之藝術。重要者，乃在其內心意誌一麵。一人在事業上無表現，旁見側出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來表現，這亦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一脈。他其人可以不上曆史，但曆史卻在他身上。他可以無表現，但無表現之表現，卻成為大表現。中國有許多曆史人物皆當由此處去看。
我在此將特地提出一“誌”字。中國人常言“誌士仁人”，人若無誌，便亦不仁。但其所誌，亦正貴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又說：“匹夫不可奪誌”。諸位如須研究曆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誌。若沒有了此誌，則古人自是古人，曆史自是曆史，和我渺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
昔顧亭林嚐雲：“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又說：“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亭林所謂保國與亡國，是指一國之政治言。所謂保天下與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之絕續言。我上麵所說那些曆史人物，則多是有誌保天下的人。他們在曆史上，有許多亦僅隻是一匹夫。但文化絕續，時運興衰之大責任，他們卻把己身來擔起。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或許比曆史上任何時代更衰更亂。可是我們的處境，比起古人來，實未見困難更甚。如我們能設身處地，平心去研究我們曆史上許多處衰世亂世的人物，許多不得誌失敗的人物，甚至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興亡，我們也實在責有難逃。若我們脫離現實，隻馳心空想漢、唐盛世，隻馳心空想一旦得意來做一個曆史上成功的人物，則深恐河清難俟，我們也隻有嗟歎終老，但也好因此把我們的責任交卸淨盡了。
《易經》上亦說：“天地閉、賢人隱”，隱了自然沒有所表現。中國文化之偉大，正在天地閉時，賢人懂得隱。正在天地閉時，隱處仍還有賢人。因此，天地不會常閉，賢人不會常隱。這些人乃在隱處旋乾轉坤，天地給他們轉變了，但別人還是看不見，隻當是他無所表現。諸位想，這是何等偉大的表現呀！諸位若有誌，不妨來搜羅隱逸，寫一部中國賢人傳，把中國曆史上那些無表現的人物，自許由、務光、吳太伯、伯夷、叔齊起，從頭敘述。我想隻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們之無所表現，正是我們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現。諸位若再搜羅到各地地方誌，及筆記小說之類，更可找出很多這類的人物。這是天地元氣所鍾，文化命脈所寄。今天我們隻看重得誌成功和有表現的人，卻忽略了那些不得誌失敗和無表現的人。因此也遂覺到自己並無責任可言。諸位當知，中國曆史所以能經曆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曆史維持此命脈者，正在此等不得誌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
但在今天，我們心目中已無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縱使尚有隱了的賢人，我們也將覿麵不相識，此實是中國文化的極大不幸極大危機。我們當求再認識此等人物之可貴。人或問，我一匹夫，怎能負起天下興亡之大責？其實匹夫也好，匹婦也好，隻要他能像像樣樣地做一人，便是此責已盡。
從人物來講曆史，近人或許已認為是落伍了。至於研究曆史而注意的這些無表現的人物，近人將更認為此與曆史無關。此話亦不錯，此等人本可以不載入曆史。但曆史的大命脈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國曆史之偉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曆史不相幹之人來負荷此曆史。諸位今天，也莫要認為自己和曆史不相幹，諸位亦正該負荷起此曆史之重任。
或有人問：你是講曆史的，將來中國前途如何，你該有一看法。其實我亦哪能燭見未來。我隻見向來曆史是如此，在此亂世，我亦隻能說：“苟全性命，不求聞達。”諸為或許又會問，現在時代變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該有一番表現，為何卻要置身事外做一無表現的人？此則又須回複到我上次所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話題。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誌”“業”。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誌則是內在的，隻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對每一人，且莫問其事業，當先看其意誌。
中國古人又說“詩言誌”，中國人有時把此誌隻在文學中詩中來表現。若我們把西方人觀點來看中國人，有時覺得像是不積極，無力量，無奮鬥精神。我亦常說中國史像似一首詩。但詩中有誌，看似柔軟無力，卻已表現出無限力量。詩可以風，我們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學詩。中國詩裏的理想境界，則必是具有風力的。風來了，萬物滋生。諸位若能從詩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風，諸位又若能把此風吹向他處，吹向將來。諸位當知風是無物能阻的。風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們大家來吹噓成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