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能夠在民初一群政要的後人中脫穎而出,固然要歸功於張作相、郭鬆齡等人曾給予的幫助,但也確有屬於他的一套。由於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高層,耳濡目染之下,張學良對於如何掌權和擁有自己的實力,要比練兵用兵熟稔得多,這在戰後處理郭案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張學良先對郭軍將領進行了一次肅清,凡與郭鬆齡關係較深的老同學、老同事,均撤職不予錄用。當時部隊不在新民,而在後方的軍官,以後也均撤職。然後是職務上的考量,中下級幹部大多奉命行事,因此一律不予追究,照常任職。旅長以上的將領,除郭反奉時,被郭懷疑削去軍職,或在郭軍到新民後,就和張學良暗通聲氣的少數人得以官複原職外,其餘都必須經其逐一考察。這樣做既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原第三軍團的骨幹力量不致流失,仍可為其所用,又避免了軍隊日後再次生變。


    在對旅長以上將領進行甄別時,張學良問他們:“你們說怎麽辦?”每個人的回答都不相同,有的說:“這是郭鬼子的所作所為,我是沒有辦法的。”還有的說:“這賬,你找郭鬼子算就是了。”隻有被郭鬆齡任命為軍長的劉偉頗為倔強,沒有把責任往郭鬆齡身上一推了之,當張學良問他“劉佩高(劉偉字佩高)你怎麽幹這不是人的事(指附郭反奉)”時,劉偉坦然回答:“有不是人的長官,才有我這個不是人的部下!”


    韓麟春當時在場,覺得劉偉勇氣可嘉,是個漢子,在征得張學良的同意後說:“劉佩高你是好樣的,還回到第二旅去當旅長(劉偉原任第二旅旅長)。”最後這些高級將領隻有劉偉一個人得以重掌軍權,其餘全部被安排了閑職。


    看到大局已定,張作霖遂在帥府辦公廳召開善後會議。他進入會場後,首先把頭上的貂皮帽子摘掉放在大案子上,接著向會場環視一周,然後才用低沉的語氣說:“今天這個會雖然還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來向大家作交代的。”說完,他把目光轉向與會的袁金鎧:“四哥(張作霖對袁的稱呼),你把通電先宣讀一下,明天就發表。”


    袁金鎧清了清嗓子,高聲朗讀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戰禍,引咎辭職,還政於民。今後將東北行政交王公(王永江字岷源)、軍事交吳公興權(吳俊升字興權),請中央另派賢能來主持大局,本人甘願避路讓賢。”


    張作霖之所以要讓人起草這封通電,直接起因是郭鬆齡到新民後,便拋開“清君側”的一套說辭,直接朝他開了炮。在郭鬆齡發表的告奉天父老書中,張作霖被口誅筆伐,大加指責。迫於形勢的需要,張作霖當時也被迫發出通電,承認因連年參戰,影響了人民生活,同時表示在張郭戰爭結束後,將引咎告退。


    說出去的話,猶如潑出去的水,既然前麵做了這樣的保證,後麵就不能不有所交代,哪怕是演一場戲。


    通常情況下,一場戲除了主演外還得有一眾積極配合的助演。未等袁金鎧把全篇電文念完,吳俊升就站起來連擺手帶搖頭地說:“嗯……嗯……我一天也擔當不了,你不幹,嗯……咱們一塊兒撂下!”王永江也連忙站起來:“永江代理一省政務,也不稱職,惟有大帥在,我得隨時請示,才不致誤國。現吳督軍不肯負責軍事,我又不勝任政治,東北大局實不堪設想,倘有不測,招致內憂外患,大帥有負國家人民倚托之重。”


    戰禍是誰引起的,張作霖說是他,但郭鬆齡最早的“清君側”卻指明是楊宇霆,此乃眾所周知的事。楊宇霆不敢回避,繼吳俊升、王永江之後,他站起發言:“蘇皖挫敗,乃至牽動全局,招致叛變,我是罪魁禍首,理應明正軍法,但蒙大帥寬容,準許戴罪立功,這完全是從大局著眼。”


    當時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正遭受國民軍的猛烈進攻,形勢岌岌可危,楊宇霆主張應加緊收編郭軍殘部,集中力量,先封鎖遼西要塞,然後派勁旅到關內對直魯聯軍進行策應,以求共同擊敗國民軍。為此他呼籲:“這種危急存亡之際,絕不是大帥引退休養之時。”


    一石激起千層浪,發言實際也就是表態的人越來越多,有的直接說這次戰禍僅一個月就得以平定,“全仗大帥洪福”,言下張作霖不僅無過,還有功。


    眼見火候已到,再講下去恐怕自己也要感到難為情了,張作霖站起身用手往下一壓,讓發言人坐下:“照大家這麽一說,我還得幹!行,將來有人出來主持東北大局,我一定讓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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