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來最羨慕柏楊。
羨慕他，不是因為他名滿天下、稿費如潮、美眷如花。
我羨慕他已經有這把年紀，還有此“勇氣”、“決心”和“機運”，來“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資治通鑒》！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體會出所謂“學術的世界性”。我們這部《資治通鑒》，不管從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來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巨著！在人類總文明的累積中，找不到幾部。 “啃”是樂趣、是福氣、是運氣
我為什麽說柏楊在“啃”呢？這也是根據我自己的讀書經驗而言。癡生數十年，啥事未幹過，隻讀了一輩子的書。如今謀生吃飯的“正常工作”便是讀“正書”。工作之暇，去尋點消遣、找點“娛樂”，則去讀點“歪書”（借用一句我鄉前輩蘇阿姨的名言）。結果呢，工作、娛樂，正書、歪書，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釋卷”。
據說夏曾佑、陳寅恪諸大學者，胸藏萬卷，讀到無書可讀——他們嫌天下書太少了。我是個大笨蛋，越讀覺得書越多，好書太多，讀不勝讀——我嫌天下書太多了，有時真有點同情秦始皇。
書多了，讀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來他個“一目十行，千目萬行”。針對這個“需要”，聰明的美國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應”——他們搞出個賺錢的行業叫“快讀”（rapid reading），這也是今日美國商場很時髦的生意。
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笨經驗，有些書——尤其是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讀”。相反的，對這種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頭一樣地去“啃”。我個人的體會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燈一盞，清茶一杯，獨“啃”古人書，真是阿q的最大樂事。可是在當今這個“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商業社會裏，你哪有這種福氣和運氣去“啃”其愛“啃”之書呢？
先師胡適之博士曾經告訴我說，讀名著要寫劄記，然後消化、改組，再自己寫出來，這樣才能“據知識為己有”。這條教訓，對我這個笨學生、懶學生來說，還嫌不夠呢！因為有些“知識”我“消化”不了，“改組”不了，“寫”不出來，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裏去了。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徹底的辦法還是翻譯——漢譯西、西譯漢、古譯今。
翻譯工作，一定要對原著一字一句、翻來覆去地“啃”，是一點含糊不得的。
荀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所以專就“為己”之“學”而言，翻譯一部巨著，真要有不世的“機運”和“福氣”，進而能“人己兩利”，兼以“為人”，豈不更好？ 咱也“讀”過《通鑒》
羨慕柏楊譯《通鑒》，我還有點私情，因為咱也讀過《通鑒》。《通鑒》“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愛彌篤；為著她，我也曾闖過點“言禍”，而為士林泰鬥所不諒。
說句更丟人的話，在下做了一輩子“學人”，如今將到“已無朝士稱前輩”的昏庸階層，我一輩子也隻讀過這麽一部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頭偕老，我也仗著她招搖撞騙一輩子，終老不能改。
更慚愧的則是，我對《通鑒》隻是“讀”過，而沒有“啃”過。
“讀”書——如果沒有個人拿著戒尺或皮鞭站在後麵的話——是會偷懶的。再到難懂之處、不明不白之處、半明半白之處、索然無味之處，你會學楊傳廣跳高欄的——一躍而過，永不回頭。所以從治學方麵來說，“跳高欄”和“啃骨頭”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境界了。
對於這部巨著，我也曾“跳高欄”地跳過一遍，從頭跳到尾。我對《通鑒》有偏愛，數十年來，時時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數十年來，就從無此“機運”、“勇氣”和“決心”來幹這“傻事”。今見柏楊為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副業
我什麽時候也“讀”過一部《通鑒》呢？
說來好笑，那是當年蔣委員長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推出來的。
記得那年我正在家鄉一所縣立中學讀初二。我們那所學堂雖小，口氣倒大——以南開自比。平時功課不輕，暑期作業尤重。但是這年——“新生活運動”開始之年——我們的暑期作業忽然全部豁免。原來蔣委員長要我們全部中學生在暑期中“宣傳新生活運動”。
為此，我校在學期結束之前還辦了一個短期宣傳訓練班，並學唱“新生活運動歌”。這個歌我到現在還會唱，前年還在家鄉對那些搞“五講四美”的小朋友們唱過一遍。那歌的開頭是：
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
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
……
另外還有一首《宣傳使用陽曆歌》。什麽：
使用陽曆真方便，二十四節真好算。
上半年來六廿一，下半年來八廿三。
原來陰曆裏的什麽立春、小滿……所謂“二十四節”是不定期的，使用陽曆了，則每月兩個節日，排得整整齊齊的，好不“方便”也！
唱歌之外，我們又練習了一些當時山東韓青天所不能理解的“走路靠左邊”、“扣好風紀扣”、“刷牙上下刷，不應左右拉”等新生活的規律。
準備停當，暑假返家，我就當起“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員”了。在下原是個好學生、佳子弟，老師怎說，咱怎做。
我家是在農村裏，住的是土圍子。我的家叫“唐家圩（土音圍）”。我是那大土圩子裏的小“土少爺”。附近農民中，看我長大的人，都尊稱我為“二哥兒”。可是這次返鄉，我這個“二哥兒”要向他們做宣傳可就難了。
那正是個農忙季節，農民們三三兩兩地在水田內工作，我如何向他們宣傳呢？最後總算蒼天不負宣傳員，我終於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原來那年雨水不多。我鄉農民乃結夥自大河內車水灌田，俗名“打河車”。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通過一條“之”字形的渠道，用三部足踏大水車連環把河水車向地麵。那大水車每部要用六個人去蹬，三部車便有十八條蹬車好漢——這豈不是我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我拿了鉛筆和拍紙簿，靜立一旁，等他們停工，好向他們宣傳“新生活”。
果然不久，那第一部車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漢忽然大叫一聲：“哦……哦……”接著那十七條大漢也跟著大叫：“哦……哦”水車停下了。郭七卡好了水車，便坐下來抽他的旱煙。另外的人則在水桶內用瓢取茶喝，還有幾個小漢則溜到河下，泡在水裏。
我想把他們集合起來來聽我講“走路靠左邊”，顯然不易做到了。“扣好風紀扣”就更難了，他們之中有幾位連褲子也沒穿，隻在屁股周圍圍了一條又髒又大的白布——他們叫“大手巾”，哪有“風紀扣”好“扣”呢？
我認識郭七，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還是想試試，要郭七把他的隊伍集合一下。誰知郭七卻用他的旱煙杆敲敲我的臂膀，嬉皮笑臉地說：“哥兒，去偷一包大前門來抽抽嘛！”
郭七這話並沒有冒犯我，事實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偷”了多少包大前門呢，但是這次我是來“宣傳新生活”的。“宣傳新生活”，怎能繼續做小偷呢？所以我們二人談判決裂。
“哦……哦……”郭七吹了個大口哨，十八條好漢，又去騎他們的水單車去了。
我隻有失望而歸。 認識了司馬光
“宣傳員”做不成了，但是晝長無事，我卻學會了用馬尾絲扣知了（蟬）的新玩意兒，樂趣無窮。
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全神貫注地向樹上扣知了，忽然發現背後站著個老頭子。回頭一看，原來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歲的老爸爸！父親問我為什麽不做暑期作業，而在此捉知了，我據實以對——我這期的暑期作業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好吧！”老頭子說，“那你就替‘我’做點‘暑期作業’吧。”
說著，他把我捕捉的知了全給“放生”了。
“替‘我’做！”他又老氣橫秋地重複一遍。
我跟父親回到家裏的書房。這個三開間、全麵落地玻璃窗、麵向一座大花園的書房，有個現代化的名字，叫“唐樹德堂家庭圖書館”。這個洋名字是當年清華學校足球隊中鋒唐倫起的。唐倫是我的三叔，他那足球隊的隊長名字叫孫立人。
在書房內，父親搬下了一個小木箱，這個精致的黃木書箱上，刻了幾個碗口大的紅字“資治通鑒”。
父親抽開木箱蓋，取出一本線裝書給我說：“這書，你的程度，可以讀。”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樣漂亮的線裝書。那時我最恨線裝書，但對這部書卻一見鍾情。那米黃色的紙那麽賞心悅目，字體又那麽端正、整齊、清晰，書又是嶄新的，真是美觀極了。
我接過書來，立刻便被她美麗的裝潢迷住了，真可說是“愛不忍釋”。再翻翻內容，覺得並不難讀——因為我有讀《史記》的底子，故事也頗合我胃口。
知了早已忘記了，老頭子何時離去，我也未注意。拖了一張圓藤椅，我便在那花香陣陣的紫藤架下讀起《通鑒》來了。
這對我是個難忘的時刻。事隔數十年了，書被燒了，房子被拆了，人也被整死了……但是此情此景，卻隨時在夢中和冥想中不斷地出現。 替老子讀書
記得自那天起，我替父親做“暑期作業”，便一刻未停過，終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之外。有時我自黎明開始，一讀便讀到日落西山，蚊雷陣陣，我還不肯放書。我讀得那樣入迷——直使母親抱怨父親，父親自己也懊悔不迭。原因是我有讀書生病的前科——一場傷寒，幾乎把小命送掉。
其實我那場病與讀書並無關係，“書”隻是替“病”背黑鍋而已。但是那時無現代醫藥常識的鄉巴佬哪裏知道呢？
我把《通鑒》讀得太沉迷了，有些不明真相的老長輩們還誇獎我“用功”呢。可是我如把《通鑒》換成《七劍十三俠》，他們便不會那樣想了，而事實上我看《通鑒》卻和看《七劍十三俠》的心情並無兩樣。講一句80年代的漂亮話，我隻是覺得“曆史比小說更有趣”而已，“用功”雲乎哉？！
不過讀曆史和讀小說也多少有點不同。因為讀曆史有個逐漸向前發展的“境界”，一個接一個迫人而來，讀小說則是一泓秋水，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那時我讀《通鑒》的境界，似乎每日都在迅速改變之中。最原始的便是我對在我家中出出進進的、滿口之乎者也的老食客、老前輩的印象逐漸改變了。他們都是些能說會道之士，講起話來都是出口成章的。
漸漸地，我覺得他們所講的故事一一都在我書中出現了，而書中的故事和他們所講的則頗有出入。
他們都歡喜掉文。漸漸我也覺得他們所“掉”之“文”大有問題（與“書”上不對嘛），有時竟漏洞百出，有時甚至驢頭不對馬嘴。
這些老長輩們一向都是我的“法力無邊”的老師，他們對我們這批孩子們的“訓誨”也是居之不疑的。誰又想到在一兩個月之內，在我的“老師”司馬光比照之下，一個個都麵目全非了呢？
秋季返學，更不得了，班上同學似乎也比以前顯得粗野無知。那位一向向我誇口、說什麽“你數理比我好，我文史比你好”的潘駝子的“文史”，似乎也法寶全失。
不用說，那教我們曆史的女老師，在課堂上時時出岔子——我當然不敢更正她。就是我們一向頂禮崇拜的教國文的蔡老師，他的學問，似乎也跑掉了一半。
天啊，讀了一部《通鑒》，境界上竟然有這樣大的轉變！是我自己長大了？還是被司馬溫公改造了呢？ 做《通鑒》的文抄公
升入高中之後，我的第一位國文老師竟是個不折不扣的“江南鄉試”試出來的“舉人”。他自己也和範進一樣，頗為自命不凡。一次作文時，他出了個題目叫“三國人物選論”。我一下就“選”中了“五虎上將”中的關、張二將，另加軍師孔明。在兩小時的時限中，我交了一篇作文，大意我還有點記得，在文章的結論上，我說：
關羽、張飛皆有國士之風也。然羽有恩於士卒而無禮於士大夫。飛則有禮於士大夫而無恩於士卒。各以短取敗，可悲也夫！
至於軍師孔明呢？我也一反傳統的“諸葛用兵如神”的老調，說武侯“用兵非其所長也”。
文章交上之後，舉人老師顯然大為欣賞。他把我叫到他桌子旁邊，問長問短，著實嘉獎一番，並用朱筆劃給我九十九分——他扣了一分，原因是“小楷欠工整”。
最初，當老師叫我進去時，我很有點緊張，怕他給我不及格，因為我這篇大文，大半是從記憶中，抄我老師司馬光的。做了文抄公，按理是該拿鴨蛋的。我拿了九十九分出來時，雖然受寵若驚，但是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麽舉人老師連部《通鑒》也未讀過呢？
其實他老人家讀是讀過的，隻是年老昏庸，忘記了；不像孩子們，一讀就記住。一下當起文抄公來，連堂堂舉人公也給我唬住了。
在中國科舉時代，是“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一個“舉人”還了得！在民國時代“舉人”絕種了，剩下幾個老頭子，簡直是“珍禽異獸”。想不到這些“鳳凰”、“麒麟”都被我一部《通鑒》唬住了，餘下的飛禽走獸，對一位“通鑒讀者”，就隻有莫測高深之歎了。 學會鬼拉鑽
記得幼年時代，我曾學過少林拳。有位師父教我們一套拳法，叫鬼拉鑽，它的口訣是：學會鬼拉鑽，天下把式打一半！
鬼拉鑽是如何打法的呢？其實最簡單：一、蹬下馬襠；二、左右兩拳輪流快速出擊，一秒鍾打它十幾拳——如土木匠“拉鑽”一樣。據他說學會這一套簡單拳法，當之者，無不被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我發現，自從“宣傳新生活運動”铩羽歸來、替老頭子讀了兩個月的《資治通鑒》，居然也學會了一套鬼拉鑽。其後所到之處，隻要之乎者也一番，自然就有人說你“漢學底子好”。反對你“漢學底子好”的，你使出鬼拉鑽來，一秒鍾你就可把反對者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江湖上有名了，以後不論你加入什麽同鄉會、同學會、校友會、研究會、歌詠團、夥食團、麻將社、橋牌社、登山隊、旅遊隊……你都不會失業。他們會選你做秘書、文案、書記、通訊員等要職，使你不負所學。
筆者的“現職”便是“國立中央大學旅美校友會第二書記”，專司向三岸校友寫八行書。
論“年高德劭”，我本應榮任校友會會長的，恨隻恨我那些“沙坪舊侶”不知敬老尊賢，連個“第一書記”也不讓我幹，因為那一崇高職位還要“兼管其他會務”，量材器使，我隻能“專搞筆墨”！
我為什麽被“下放”去“專搞筆墨”呢？據說是因為我“漢學底子好”，滿口之乎者也。之乎者也哪裏來的呢？全部出於《資治通鑒》！為什麽專讀《通鑒》呢？那是“替老子讀的”！“老子為什麽要強迫你讀《通鑒》呢？”無他，在下是“我的老師”蔣中正（我在中央大學讀書時，蔣先生兼校長，稱“我的老師”並非招搖）的壞學生——把“新生活運動”宣傳糟了的結果。一著之錯便幹了一輩子幕僚、師爺、教書匠！ 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我個人在中學時代，“讀”了一部《通鑒》，那雖然是一個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結果，但我卻深深感到這偶然中充滿著幸運——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學的正途。積數十年的觀察和經驗，我覺得中國史學家治史——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歐美史、通史、斷代史、秦漢史、明史、清史、民國史、政治史、學術史……第一部應熟讀之書就是《通鑒》。
《通鑒》是有其酸溜溜的“臣光曰”的哲學的。我們的“臣光”先生是要上接春秋、下開百世的。但那一套是寫給皇帝看的，看官們既不想做皇帝，則大可一笑置之。
但是我們的溫公卻有治學的雅量。他遍存諸史之真，廣納百家之言。他沒有改寫曆史，沒有“以論帶史”，更沒有“以論代史”。簡言之，我們的司馬溫公沒有糟蹋曆史，而糟蹋曆史，則正是今日大洋三岸史家之通病！
還有，我們讀曆史的怎能不讀點“原著”呢？
朋友，你要知道，“讀原著”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福氣呢。讀西洋史，有幾本“原著”好讀？上帝垂示的《聖經》就不知“翻”了多少筋鬥，最後才來汙辱我們漢文漢語，印出那種醜惡不堪的東西。
筆者也曾一度“啃”過吉本的《羅馬衰亡史》。老實說，我就嫌這位盎格魯·撒克遜的作家，用他生花的英文彩筆，隔靴而搔那講拉丁語羅馬皇帝之癢。我的同事之中，今日尚有以拉丁文作文的，但是他們隔靴而搔的醜態，恐怕連長眠地下的吉本也要笑掉大牙了。
俗語說“隔重肚皮隔重山”，冒認異族做祖宗，你再有生花妙筆，也無法傳神的。君如不信愚言，你去讀讀英譯《紅樓》、英譯《史記》，便知鄙言不虛也。
我們是有福讀我們自己的“原著”了。但是古典浩如煙海、真偽雜糅。遠在宋朝便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之歎，今日再來摩挲古籍，那就更無從摸起了。所以溫公的長處，便是把十七史精華，並旁采百家，納於一爐，從而融會貫通之。精讀此二百九十四卷，則趙宋以前，諸史精華，盡在其中矣。采精去蕪，君實（溫公）獨任之，毋待足下煩心也。
司馬光是個小心謹慎的迂夫子，他不像他遠房遠祖司馬遷那樣天馬行空、大而化之。正因為他“迂”、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編出這部千古奇書、諸史之根的《資治通鑒》來。
章實齋說得好：“六經皆史也。”
曆史實在是一切人文學科的總根。離開曆史，則一切人文學科皆是無根之花。《通鑒》既是諸史精華之薈萃，則《通鑒》也是通向一切諸家經史子集的總樞紐；掌握此一家，則其他諸子百家之雜學，自能絡脈暢通，無往不利。
本乎此，我敢大膽地說，《通鑒》一書，實在是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以前為著指導青年人研究國學，梁啟超、胡適之兩先生曾為諸後生擬訂一份洋洋數十部的國學基本書目。
在下如也練出上述兩前輩之功力，有人也要我擬一“國學基本書目”，那我就老實不客氣，一書定天下——《資治通鑒》。
若有人焉，真把那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書“啃”得爛熟，他還要請求國學大師們來替他開一紙“基本書目”嗎？我看不必了吧！
到了那樣的火候，山人就自作主張了！ “繆大書箱”的真功夫
前已言之，我在中學時代，學了一套鬼拉鑽，完全是個“偶然事件”。我老子要不是討厭我捉知了，他是不會要我學的。斯時我祖父已去世，否則他也不許他兒子強迫他兒子的兒子去讀什麽《通鑒》的。胡適之先生生前便誇獎先祖是位“新人物”，“新人物”怎能叫兒子的兒子讀《資治通鑒》呢？
廢話少說。
且說我這套鬼拉鑽拉到重慶沙坪壩就失靈了。我發現在那兒，我那些師兄師姊們也各有一套，旁觀之下，便再也不敢學香港街頭的李小龍，去“找人打架”了。
羨慕他，不是因為他名滿天下、稿費如潮、美眷如花。
我羨慕他已經有這把年紀，還有此“勇氣”、“決心”和“機運”，來“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資治通鑒》！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體會出所謂“學術的世界性”。我們這部《資治通鑒》，不管從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來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巨著！在人類總文明的累積中，找不到幾部。 “啃”是樂趣、是福氣、是運氣
我為什麽說柏楊在“啃”呢？這也是根據我自己的讀書經驗而言。癡生數十年，啥事未幹過，隻讀了一輩子的書。如今謀生吃飯的“正常工作”便是讀“正書”。工作之暇，去尋點消遣、找點“娛樂”，則去讀點“歪書”（借用一句我鄉前輩蘇阿姨的名言）。結果呢，工作、娛樂，正書、歪書，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釋卷”。
據說夏曾佑、陳寅恪諸大學者，胸藏萬卷，讀到無書可讀——他們嫌天下書太少了。我是個大笨蛋，越讀覺得書越多，好書太多，讀不勝讀——我嫌天下書太多了，有時真有點同情秦始皇。
書多了，讀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來他個“一目十行，千目萬行”。針對這個“需要”，聰明的美國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應”——他們搞出個賺錢的行業叫“快讀”（rapid reading），這也是今日美國商場很時髦的生意。
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笨經驗，有些書——尤其是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讀”。相反的，對這種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頭一樣地去“啃”。我個人的體會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燈一盞，清茶一杯，獨“啃”古人書，真是阿q的最大樂事。可是在當今這個“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商業社會裏，你哪有這種福氣和運氣去“啃”其愛“啃”之書呢？
先師胡適之博士曾經告訴我說，讀名著要寫劄記，然後消化、改組，再自己寫出來，這樣才能“據知識為己有”。這條教訓，對我這個笨學生、懶學生來說，還嫌不夠呢！因為有些“知識”我“消化”不了，“改組”不了，“寫”不出來，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裏去了。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徹底的辦法還是翻譯——漢譯西、西譯漢、古譯今。
翻譯工作，一定要對原著一字一句、翻來覆去地“啃”，是一點含糊不得的。
荀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所以專就“為己”之“學”而言，翻譯一部巨著，真要有不世的“機運”和“福氣”，進而能“人己兩利”，兼以“為人”，豈不更好？ 咱也“讀”過《通鑒》
羨慕柏楊譯《通鑒》，我還有點私情，因為咱也讀過《通鑒》。《通鑒》“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愛彌篤；為著她，我也曾闖過點“言禍”，而為士林泰鬥所不諒。
說句更丟人的話，在下做了一輩子“學人”，如今將到“已無朝士稱前輩”的昏庸階層，我一輩子也隻讀過這麽一部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頭偕老，我也仗著她招搖撞騙一輩子，終老不能改。
更慚愧的則是，我對《通鑒》隻是“讀”過，而沒有“啃”過。
“讀”書——如果沒有個人拿著戒尺或皮鞭站在後麵的話——是會偷懶的。再到難懂之處、不明不白之處、半明半白之處、索然無味之處，你會學楊傳廣跳高欄的——一躍而過，永不回頭。所以從治學方麵來說，“跳高欄”和“啃骨頭”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境界了。
對於這部巨著，我也曾“跳高欄”地跳過一遍，從頭跳到尾。我對《通鑒》有偏愛，數十年來，時時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數十年來，就從無此“機運”、“勇氣”和“決心”來幹這“傻事”。今見柏楊為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副業
我什麽時候也“讀”過一部《通鑒》呢？
說來好笑，那是當年蔣委員長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推出來的。
記得那年我正在家鄉一所縣立中學讀初二。我們那所學堂雖小，口氣倒大——以南開自比。平時功課不輕，暑期作業尤重。但是這年——“新生活運動”開始之年——我們的暑期作業忽然全部豁免。原來蔣委員長要我們全部中學生在暑期中“宣傳新生活運動”。
為此，我校在學期結束之前還辦了一個短期宣傳訓練班，並學唱“新生活運動歌”。這個歌我到現在還會唱，前年還在家鄉對那些搞“五講四美”的小朋友們唱過一遍。那歌的開頭是：
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
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
……
另外還有一首《宣傳使用陽曆歌》。什麽：
使用陽曆真方便，二十四節真好算。
上半年來六廿一，下半年來八廿三。
原來陰曆裏的什麽立春、小滿……所謂“二十四節”是不定期的，使用陽曆了，則每月兩個節日，排得整整齊齊的，好不“方便”也！
唱歌之外，我們又練習了一些當時山東韓青天所不能理解的“走路靠左邊”、“扣好風紀扣”、“刷牙上下刷，不應左右拉”等新生活的規律。
準備停當，暑假返家，我就當起“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員”了。在下原是個好學生、佳子弟，老師怎說，咱怎做。
我家是在農村裏，住的是土圍子。我的家叫“唐家圩（土音圍）”。我是那大土圩子裏的小“土少爺”。附近農民中，看我長大的人，都尊稱我為“二哥兒”。可是這次返鄉，我這個“二哥兒”要向他們做宣傳可就難了。
那正是個農忙季節，農民們三三兩兩地在水田內工作，我如何向他們宣傳呢？最後總算蒼天不負宣傳員，我終於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原來那年雨水不多。我鄉農民乃結夥自大河內車水灌田，俗名“打河車”。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通過一條“之”字形的渠道，用三部足踏大水車連環把河水車向地麵。那大水車每部要用六個人去蹬，三部車便有十八條蹬車好漢——這豈不是我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我拿了鉛筆和拍紙簿，靜立一旁，等他們停工，好向他們宣傳“新生活”。
果然不久，那第一部車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漢忽然大叫一聲：“哦……哦……”接著那十七條大漢也跟著大叫：“哦……哦”水車停下了。郭七卡好了水車，便坐下來抽他的旱煙。另外的人則在水桶內用瓢取茶喝，還有幾個小漢則溜到河下，泡在水裏。
我想把他們集合起來來聽我講“走路靠左邊”，顯然不易做到了。“扣好風紀扣”就更難了，他們之中有幾位連褲子也沒穿，隻在屁股周圍圍了一條又髒又大的白布——他們叫“大手巾”，哪有“風紀扣”好“扣”呢？
我認識郭七，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還是想試試，要郭七把他的隊伍集合一下。誰知郭七卻用他的旱煙杆敲敲我的臂膀，嬉皮笑臉地說：“哥兒，去偷一包大前門來抽抽嘛！”
郭七這話並沒有冒犯我，事實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偷”了多少包大前門呢，但是這次我是來“宣傳新生活”的。“宣傳新生活”，怎能繼續做小偷呢？所以我們二人談判決裂。
“哦……哦……”郭七吹了個大口哨，十八條好漢，又去騎他們的水單車去了。
我隻有失望而歸。 認識了司馬光
“宣傳員”做不成了，但是晝長無事，我卻學會了用馬尾絲扣知了（蟬）的新玩意兒，樂趣無窮。
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全神貫注地向樹上扣知了，忽然發現背後站著個老頭子。回頭一看，原來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歲的老爸爸！父親問我為什麽不做暑期作業，而在此捉知了，我據實以對——我這期的暑期作業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好吧！”老頭子說，“那你就替‘我’做點‘暑期作業’吧。”
說著，他把我捕捉的知了全給“放生”了。
“替‘我’做！”他又老氣橫秋地重複一遍。
我跟父親回到家裏的書房。這個三開間、全麵落地玻璃窗、麵向一座大花園的書房，有個現代化的名字，叫“唐樹德堂家庭圖書館”。這個洋名字是當年清華學校足球隊中鋒唐倫起的。唐倫是我的三叔，他那足球隊的隊長名字叫孫立人。
在書房內，父親搬下了一個小木箱，這個精致的黃木書箱上，刻了幾個碗口大的紅字“資治通鑒”。
父親抽開木箱蓋，取出一本線裝書給我說：“這書，你的程度，可以讀。”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樣漂亮的線裝書。那時我最恨線裝書，但對這部書卻一見鍾情。那米黃色的紙那麽賞心悅目，字體又那麽端正、整齊、清晰，書又是嶄新的，真是美觀極了。
我接過書來，立刻便被她美麗的裝潢迷住了，真可說是“愛不忍釋”。再翻翻內容，覺得並不難讀——因為我有讀《史記》的底子，故事也頗合我胃口。
知了早已忘記了，老頭子何時離去，我也未注意。拖了一張圓藤椅，我便在那花香陣陣的紫藤架下讀起《通鑒》來了。
這對我是個難忘的時刻。事隔數十年了，書被燒了，房子被拆了，人也被整死了……但是此情此景，卻隨時在夢中和冥想中不斷地出現。 替老子讀書
記得自那天起，我替父親做“暑期作業”，便一刻未停過，終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之外。有時我自黎明開始，一讀便讀到日落西山，蚊雷陣陣，我還不肯放書。我讀得那樣入迷——直使母親抱怨父親，父親自己也懊悔不迭。原因是我有讀書生病的前科——一場傷寒，幾乎把小命送掉。
其實我那場病與讀書並無關係，“書”隻是替“病”背黑鍋而已。但是那時無現代醫藥常識的鄉巴佬哪裏知道呢？
我把《通鑒》讀得太沉迷了，有些不明真相的老長輩們還誇獎我“用功”呢。可是我如把《通鑒》換成《七劍十三俠》，他們便不會那樣想了，而事實上我看《通鑒》卻和看《七劍十三俠》的心情並無兩樣。講一句80年代的漂亮話，我隻是覺得“曆史比小說更有趣”而已，“用功”雲乎哉？！
不過讀曆史和讀小說也多少有點不同。因為讀曆史有個逐漸向前發展的“境界”，一個接一個迫人而來，讀小說則是一泓秋水，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那時我讀《通鑒》的境界，似乎每日都在迅速改變之中。最原始的便是我對在我家中出出進進的、滿口之乎者也的老食客、老前輩的印象逐漸改變了。他們都是些能說會道之士，講起話來都是出口成章的。
漸漸地，我覺得他們所講的故事一一都在我書中出現了，而書中的故事和他們所講的則頗有出入。
他們都歡喜掉文。漸漸我也覺得他們所“掉”之“文”大有問題（與“書”上不對嘛），有時竟漏洞百出，有時甚至驢頭不對馬嘴。
這些老長輩們一向都是我的“法力無邊”的老師，他們對我們這批孩子們的“訓誨”也是居之不疑的。誰又想到在一兩個月之內，在我的“老師”司馬光比照之下，一個個都麵目全非了呢？
秋季返學，更不得了，班上同學似乎也比以前顯得粗野無知。那位一向向我誇口、說什麽“你數理比我好，我文史比你好”的潘駝子的“文史”，似乎也法寶全失。
不用說，那教我們曆史的女老師，在課堂上時時出岔子——我當然不敢更正她。就是我們一向頂禮崇拜的教國文的蔡老師，他的學問，似乎也跑掉了一半。
天啊，讀了一部《通鑒》，境界上竟然有這樣大的轉變！是我自己長大了？還是被司馬溫公改造了呢？ 做《通鑒》的文抄公
升入高中之後，我的第一位國文老師竟是個不折不扣的“江南鄉試”試出來的“舉人”。他自己也和範進一樣，頗為自命不凡。一次作文時，他出了個題目叫“三國人物選論”。我一下就“選”中了“五虎上將”中的關、張二將，另加軍師孔明。在兩小時的時限中，我交了一篇作文，大意我還有點記得，在文章的結論上，我說：
關羽、張飛皆有國士之風也。然羽有恩於士卒而無禮於士大夫。飛則有禮於士大夫而無恩於士卒。各以短取敗，可悲也夫！
至於軍師孔明呢？我也一反傳統的“諸葛用兵如神”的老調，說武侯“用兵非其所長也”。
文章交上之後，舉人老師顯然大為欣賞。他把我叫到他桌子旁邊，問長問短，著實嘉獎一番，並用朱筆劃給我九十九分——他扣了一分，原因是“小楷欠工整”。
最初，當老師叫我進去時，我很有點緊張，怕他給我不及格，因為我這篇大文，大半是從記憶中，抄我老師司馬光的。做了文抄公，按理是該拿鴨蛋的。我拿了九十九分出來時，雖然受寵若驚，但是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麽舉人老師連部《通鑒》也未讀過呢？
其實他老人家讀是讀過的，隻是年老昏庸，忘記了；不像孩子們，一讀就記住。一下當起文抄公來，連堂堂舉人公也給我唬住了。
在中國科舉時代，是“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一個“舉人”還了得！在民國時代“舉人”絕種了，剩下幾個老頭子，簡直是“珍禽異獸”。想不到這些“鳳凰”、“麒麟”都被我一部《通鑒》唬住了，餘下的飛禽走獸，對一位“通鑒讀者”，就隻有莫測高深之歎了。 學會鬼拉鑽
記得幼年時代，我曾學過少林拳。有位師父教我們一套拳法，叫鬼拉鑽，它的口訣是：學會鬼拉鑽，天下把式打一半！
鬼拉鑽是如何打法的呢？其實最簡單：一、蹬下馬襠；二、左右兩拳輪流快速出擊，一秒鍾打它十幾拳——如土木匠“拉鑽”一樣。據他說學會這一套簡單拳法，當之者，無不被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我發現，自從“宣傳新生活運動”铩羽歸來、替老頭子讀了兩個月的《資治通鑒》，居然也學會了一套鬼拉鑽。其後所到之處，隻要之乎者也一番，自然就有人說你“漢學底子好”。反對你“漢學底子好”的，你使出鬼拉鑽來，一秒鍾你就可把反對者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江湖上有名了，以後不論你加入什麽同鄉會、同學會、校友會、研究會、歌詠團、夥食團、麻將社、橋牌社、登山隊、旅遊隊……你都不會失業。他們會選你做秘書、文案、書記、通訊員等要職，使你不負所學。
筆者的“現職”便是“國立中央大學旅美校友會第二書記”，專司向三岸校友寫八行書。
論“年高德劭”，我本應榮任校友會會長的，恨隻恨我那些“沙坪舊侶”不知敬老尊賢，連個“第一書記”也不讓我幹，因為那一崇高職位還要“兼管其他會務”，量材器使，我隻能“專搞筆墨”！
我為什麽被“下放”去“專搞筆墨”呢？據說是因為我“漢學底子好”，滿口之乎者也。之乎者也哪裏來的呢？全部出於《資治通鑒》！為什麽專讀《通鑒》呢？那是“替老子讀的”！“老子為什麽要強迫你讀《通鑒》呢？”無他，在下是“我的老師”蔣中正（我在中央大學讀書時，蔣先生兼校長，稱“我的老師”並非招搖）的壞學生——把“新生活運動”宣傳糟了的結果。一著之錯便幹了一輩子幕僚、師爺、教書匠！ 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我個人在中學時代，“讀”了一部《通鑒》，那雖然是一個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結果，但我卻深深感到這偶然中充滿著幸運——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學的正途。積數十年的觀察和經驗，我覺得中國史學家治史——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歐美史、通史、斷代史、秦漢史、明史、清史、民國史、政治史、學術史……第一部應熟讀之書就是《通鑒》。
《通鑒》是有其酸溜溜的“臣光曰”的哲學的。我們的“臣光”先生是要上接春秋、下開百世的。但那一套是寫給皇帝看的，看官們既不想做皇帝，則大可一笑置之。
但是我們的溫公卻有治學的雅量。他遍存諸史之真，廣納百家之言。他沒有改寫曆史，沒有“以論帶史”，更沒有“以論代史”。簡言之，我們的司馬溫公沒有糟蹋曆史，而糟蹋曆史，則正是今日大洋三岸史家之通病！
還有，我們讀曆史的怎能不讀點“原著”呢？
朋友，你要知道，“讀原著”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福氣呢。讀西洋史，有幾本“原著”好讀？上帝垂示的《聖經》就不知“翻”了多少筋鬥，最後才來汙辱我們漢文漢語，印出那種醜惡不堪的東西。
筆者也曾一度“啃”過吉本的《羅馬衰亡史》。老實說，我就嫌這位盎格魯·撒克遜的作家，用他生花的英文彩筆，隔靴而搔那講拉丁語羅馬皇帝之癢。我的同事之中，今日尚有以拉丁文作文的，但是他們隔靴而搔的醜態，恐怕連長眠地下的吉本也要笑掉大牙了。
俗語說“隔重肚皮隔重山”，冒認異族做祖宗，你再有生花妙筆，也無法傳神的。君如不信愚言，你去讀讀英譯《紅樓》、英譯《史記》，便知鄙言不虛也。
我們是有福讀我們自己的“原著”了。但是古典浩如煙海、真偽雜糅。遠在宋朝便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之歎，今日再來摩挲古籍，那就更無從摸起了。所以溫公的長處，便是把十七史精華，並旁采百家，納於一爐，從而融會貫通之。精讀此二百九十四卷，則趙宋以前，諸史精華，盡在其中矣。采精去蕪，君實（溫公）獨任之，毋待足下煩心也。
司馬光是個小心謹慎的迂夫子，他不像他遠房遠祖司馬遷那樣天馬行空、大而化之。正因為他“迂”、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編出這部千古奇書、諸史之根的《資治通鑒》來。
章實齋說得好：“六經皆史也。”
曆史實在是一切人文學科的總根。離開曆史，則一切人文學科皆是無根之花。《通鑒》既是諸史精華之薈萃，則《通鑒》也是通向一切諸家經史子集的總樞紐；掌握此一家，則其他諸子百家之雜學，自能絡脈暢通，無往不利。
本乎此，我敢大膽地說，《通鑒》一書，實在是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以前為著指導青年人研究國學，梁啟超、胡適之兩先生曾為諸後生擬訂一份洋洋數十部的國學基本書目。
在下如也練出上述兩前輩之功力，有人也要我擬一“國學基本書目”，那我就老實不客氣，一書定天下——《資治通鑒》。
若有人焉，真把那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書“啃”得爛熟，他還要請求國學大師們來替他開一紙“基本書目”嗎？我看不必了吧！
到了那樣的火候，山人就自作主張了！ “繆大書箱”的真功夫
前已言之，我在中學時代，學了一套鬼拉鑽，完全是個“偶然事件”。我老子要不是討厭我捉知了，他是不會要我學的。斯時我祖父已去世，否則他也不許他兒子強迫他兒子的兒子去讀什麽《通鑒》的。胡適之先生生前便誇獎先祖是位“新人物”，“新人物”怎能叫兒子的兒子讀《資治通鑒》呢？
廢話少說。
且說我這套鬼拉鑽拉到重慶沙坪壩就失靈了。我發現在那兒，我那些師兄師姊們也各有一套，旁觀之下，便再也不敢學香港街頭的李小龍，去“找人打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