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的文藝界，我個人原是非常陌生的。50年代後期雖也在《自由中國》投過稿，但在該刊關門之後，我便未在台灣報刊上寫過一個字。一直到1977年劉紹唐先生來美國拉夫，要我替自己的英文作品（編者按：此處指《胡適口述自傳》）做點翻譯漢文的工作，這樣我才替“劉傳記”寫了些“打差文章”。本擬譯完就擱筆——對台灣的文壇實況和寫作陣容，並未深入觀察，也無心及此。
我之開始閱讀台灣的文藝作品和群眾性的學術著作，老實說，實在是從翻閱“人間”副刊開始的。那時承《中國時報》大批按時航寄贈閱。我原是中國農村出來的，不習慣於浪費，眼看這樣萬裏外航空寄來一束束印刷精良的報紙，不加翻閱便胡亂丟掉，未免太浪費了。由於“免罪過”心情的驅使，我才一篇篇地翻看一下，這樣才使我逐漸深入，不能自拔。
30年代，讀中小學時代，我曾經是個副刊迷。對那時的副刊作家，什麽魯迅、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都可倒背如流。彼時政府的“文網”還算不上太密，這批人又托庇於租界，所以能暢所欲言，而讀報的青年，又正是崇拜英雄最忠實的年齡，一卷在手，廢寢忘餐……在我個人褊狹的記憶裏，30年代真是我祖國當代文藝和學術的黃金時代。
後來抗戰開始了，報刊少起來，而左右各派大作家的框框反而愈來愈重。青年大學生的腦袋又一天天地獨立起來，不願意“讓人家牽著鼻子走”，因此對“框框文學”興趣也日漸減退，甚至覺得“時下少可看之書，坊間多欠通之作”呢。
在許多知識分子的經驗裏，大學時代往往都是他一生“學問”的巔峰時期，他瞧不起這、瞧不起那。可是在我的記憶裏，“30年代”仍是個迷人的時代，她一去不複返，多惹人懷念啊！這大概也如“初戀是最甜蜜的”一種心理在作祟吧。
那時大中學裏的文藝青年對魯迅的迷戀，和今天的張純華姑娘對魯迅孫子的一往情深，也頗有些相同之處。
可是當我在五年前接觸“人間”副刊時，我就覺得我自己的孤陋寡聞和淺薄落伍了。不但當大學生時代的輕狂心理久已消失，甚至我對“30年代”的懷念也連根動搖了。有時我細嚼“人間”上的諸家作品，覺得他們都寫得很好，甚至可以說是篇篇珠玉，非小可所能及，而編者的編排技巧、選稿、插圖，皆深具匠心——彈一句老調，真叫做“超過國際水平”——令我看得眼花繚亂，愛不忍釋！“30年代”裏哪有這個水平？
由於“人間”的勾引，我閱讀中文報刊的範圍也擴大了，越看越覺得今日的台灣文藝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拋入古物陳列所了。
現代中國文藝，在這個寶島之上邁進了一大步，我們在海外喜歡翻閱“中國現代文藝發展史”的讀者們，對台灣寫作界的千百個文藝耕耘者，真要脫帽致敬。
今昔對比之下，我對當前台灣女作家的表現尤其感到驚異。
記得大約兩三年前，我讀到張曉風女士所寫的悼念我的老友顧獻梁先生的文章——那時我還不知道張曉風是位“女作家”——她說獻梁守不住錢，守不住朋友，也守不住太太，雖然他的兩位夫人都是最善良的婦女，但是他死後卻落得無數青年學生在為他垂淚、治喪。我讀後為之淒然者竟日。
獻梁是我的老友，是一位頗有才華的文人，對文學和藝術都有火熱的愛心。他年齡比我大，學問比我好，閱曆也比我多，我可說一向都是“以兄事之”的。後來他應聘返台，我們的往還就少了。一直到1970年冬，我回台灣，他於午夜時分到我旅邸相訪，懇談數小時。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傾談。這時他給我的印象，便是一位十分潦倒的文人——真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以獻梁的才華和經曆，他本不該惆悵若是。分手之後，我心中頗為惻惻，而不得其解，一直等到讀完張曉風女士的悼文，我才若有所悟。
因為我對亡友顧獻梁先生了解得太深刻，讀到張文才有扣我心弦的感應，而久久不能忘。也由於我讀到這一類“女作家”的作品，才又使我想起我在30年代所讀的什麽“小雨點”、“小讀者”、“小劄”……一類大名鼎鼎的“小”字號女作家的作品來。兩兩相比，70年代的作品，畢竟比30年代的要成熟得多了。
去年我有幸在紐約聽到丁玲女士的講演。看那位老太太在台前走來走去的神情，和聽她那一篇惹起很多青年作家和她抬杠的講辭，我坐在後排暗想：這就是我讀初中時代所朝夕傾慕的“丁玲女士”嗎？
後來我們又一起吃晚飯，交談之間，我狠狠地注視著她，想從她那蕭疏的白發之間，找出些羅曼蒂克“30年代”的痕跡，可是我一絲也找不到了。
“30年代”畢竟是一去不複返了。
代之而起的，是台灣這個小島上“70年代”的過去和“80年代”的將來！
“文藝”畢竟不是生薑，老的不一定最辣；“文壇”也不是市場，在那兒劣幣不一定可以驅逐良幣；而“曆史”卻是一麵篩子，優良的作品，一定要經得起曆史的考驗！古往今來的佳作、巨著，無一而非是曆史的篩子篩出來的。
言念及此，我個人亦深覺自疚。因為我自己不是搞文學的，而我在前些年，卻聽信海外文藝界的友人說台灣的文藝是“藍色窗簾的文藝”。朋友們是低估了這片一度有“文化沙漠”之稱的寶島了。
台灣文藝之有今日的成果，當然是它所擁有的千百個作家共同努力的結晶。但是這批作家們，話說回頭，原隻是一批有戰鬥潛力的“散兵遊勇”，如不經過一些“總司令”型的編輯加以“收編”、“整訓”，日久他們就會渙散、消失，而他們今日之有如此的集體成就，論功行賞，信疆和其他各報刊的主編先生，都是應該居首功拿頭獎的。
願將滿苑繁花果，
獻與殷勤種樹人！
將來的“中國文學史”是不會辜負你們的。
近年在紐約、前年在大陸，我便向那些新從“牛棚”裏“解放”出來的文藝界好友們，直言無隱地道出我對台灣近年文藝發展的觀感。希望大陸上也能及早恢複30年代的水平，從而超越之。
我個人也是不太讚成美國式或日本式絕對“自由化”的道路。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應該有若幹道德和法律約束的。但是，搞文藝和學術，不坐“牛棚”，就戴“紗帽”，總歸也是不太正常的。我們總應把“牛棚”和“紗帽”之間的距離拉長，使文藝工作者和學術工作者，在兩者之間有適當的生存餘地。（下略）（本文係節錄旅美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函）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我之開始閱讀台灣的文藝作品和群眾性的學術著作，老實說，實在是從翻閱“人間”副刊開始的。那時承《中國時報》大批按時航寄贈閱。我原是中國農村出來的，不習慣於浪費，眼看這樣萬裏外航空寄來一束束印刷精良的報紙，不加翻閱便胡亂丟掉，未免太浪費了。由於“免罪過”心情的驅使，我才一篇篇地翻看一下，這樣才使我逐漸深入，不能自拔。
30年代，讀中小學時代，我曾經是個副刊迷。對那時的副刊作家，什麽魯迅、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都可倒背如流。彼時政府的“文網”還算不上太密，這批人又托庇於租界，所以能暢所欲言，而讀報的青年，又正是崇拜英雄最忠實的年齡，一卷在手，廢寢忘餐……在我個人褊狹的記憶裏，30年代真是我祖國當代文藝和學術的黃金時代。
後來抗戰開始了，報刊少起來，而左右各派大作家的框框反而愈來愈重。青年大學生的腦袋又一天天地獨立起來，不願意“讓人家牽著鼻子走”，因此對“框框文學”興趣也日漸減退，甚至覺得“時下少可看之書，坊間多欠通之作”呢。
在許多知識分子的經驗裏，大學時代往往都是他一生“學問”的巔峰時期，他瞧不起這、瞧不起那。可是在我的記憶裏，“30年代”仍是個迷人的時代，她一去不複返，多惹人懷念啊！這大概也如“初戀是最甜蜜的”一種心理在作祟吧。
那時大中學裏的文藝青年對魯迅的迷戀，和今天的張純華姑娘對魯迅孫子的一往情深，也頗有些相同之處。
可是當我在五年前接觸“人間”副刊時，我就覺得我自己的孤陋寡聞和淺薄落伍了。不但當大學生時代的輕狂心理久已消失，甚至我對“30年代”的懷念也連根動搖了。有時我細嚼“人間”上的諸家作品，覺得他們都寫得很好，甚至可以說是篇篇珠玉，非小可所能及，而編者的編排技巧、選稿、插圖，皆深具匠心——彈一句老調，真叫做“超過國際水平”——令我看得眼花繚亂，愛不忍釋！“30年代”裏哪有這個水平？
由於“人間”的勾引，我閱讀中文報刊的範圍也擴大了，越看越覺得今日的台灣文藝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拋入古物陳列所了。
現代中國文藝，在這個寶島之上邁進了一大步，我們在海外喜歡翻閱“中國現代文藝發展史”的讀者們，對台灣寫作界的千百個文藝耕耘者，真要脫帽致敬。
今昔對比之下，我對當前台灣女作家的表現尤其感到驚異。
記得大約兩三年前，我讀到張曉風女士所寫的悼念我的老友顧獻梁先生的文章——那時我還不知道張曉風是位“女作家”——她說獻梁守不住錢，守不住朋友，也守不住太太，雖然他的兩位夫人都是最善良的婦女，但是他死後卻落得無數青年學生在為他垂淚、治喪。我讀後為之淒然者竟日。
獻梁是我的老友，是一位頗有才華的文人，對文學和藝術都有火熱的愛心。他年齡比我大，學問比我好，閱曆也比我多，我可說一向都是“以兄事之”的。後來他應聘返台，我們的往還就少了。一直到1970年冬，我回台灣，他於午夜時分到我旅邸相訪，懇談數小時。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傾談。這時他給我的印象，便是一位十分潦倒的文人——真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以獻梁的才華和經曆，他本不該惆悵若是。分手之後，我心中頗為惻惻，而不得其解，一直等到讀完張曉風女士的悼文，我才若有所悟。
因為我對亡友顧獻梁先生了解得太深刻，讀到張文才有扣我心弦的感應，而久久不能忘。也由於我讀到這一類“女作家”的作品，才又使我想起我在30年代所讀的什麽“小雨點”、“小讀者”、“小劄”……一類大名鼎鼎的“小”字號女作家的作品來。兩兩相比，70年代的作品，畢竟比30年代的要成熟得多了。
去年我有幸在紐約聽到丁玲女士的講演。看那位老太太在台前走來走去的神情，和聽她那一篇惹起很多青年作家和她抬杠的講辭，我坐在後排暗想：這就是我讀初中時代所朝夕傾慕的“丁玲女士”嗎？
後來我們又一起吃晚飯，交談之間，我狠狠地注視著她，想從她那蕭疏的白發之間，找出些羅曼蒂克“30年代”的痕跡，可是我一絲也找不到了。
“30年代”畢竟是一去不複返了。
代之而起的，是台灣這個小島上“70年代”的過去和“80年代”的將來！
“文藝”畢竟不是生薑，老的不一定最辣；“文壇”也不是市場，在那兒劣幣不一定可以驅逐良幣；而“曆史”卻是一麵篩子，優良的作品，一定要經得起曆史的考驗！古往今來的佳作、巨著，無一而非是曆史的篩子篩出來的。
言念及此，我個人亦深覺自疚。因為我自己不是搞文學的，而我在前些年，卻聽信海外文藝界的友人說台灣的文藝是“藍色窗簾的文藝”。朋友們是低估了這片一度有“文化沙漠”之稱的寶島了。
台灣文藝之有今日的成果，當然是它所擁有的千百個作家共同努力的結晶。但是這批作家們，話說回頭，原隻是一批有戰鬥潛力的“散兵遊勇”，如不經過一些“總司令”型的編輯加以“收編”、“整訓”，日久他們就會渙散、消失，而他們今日之有如此的集體成就，論功行賞，信疆和其他各報刊的主編先生，都是應該居首功拿頭獎的。
願將滿苑繁花果，
獻與殷勤種樹人！
將來的“中國文學史”是不會辜負你們的。
近年在紐約、前年在大陸，我便向那些新從“牛棚”裏“解放”出來的文藝界好友們，直言無隱地道出我對台灣近年文藝發展的觀感。希望大陸上也能及早恢複30年代的水平，從而超越之。
我個人也是不太讚成美國式或日本式絕對“自由化”的道路。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應該有若幹道德和法律約束的。但是，搞文藝和學術，不坐“牛棚”，就戴“紗帽”，總歸也是不太正常的。我們總應把“牛棚”和“紗帽”之間的距離拉長，使文藝工作者和學術工作者，在兩者之間有適當的生存餘地。（下略）（本文係節錄旅美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函）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