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當我軍自汨羅江向武漢疾進時，吳佩孚曾檄請“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前來湘鄂應援，以便夾擊我軍。孰知孫氏此時卻作坐山觀虎鬥的打算。意圖等待我軍和吳軍兩敗俱傷後，一石二鳥，取吳氏而代為華中之主。至於我軍，因素為孫氏所輕視，渠如能取吳而代之，則區區華南便不難定了。
不意我軍長驅北進，直如疾風掃落葉，一舉而囊括武漢。孫傳芳到此才知革命軍不可侮，急謀應敵之策。那時我國當代第一流的戰略家蔣百裏適在孫氏幕中，據說，蔣氏於我軍轉戰汨羅之初，即向孫氏獻援吳三策。
蔣氏的第一策是趁革命軍北進和吳軍鏖戰時，孫氏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進，腰擊我軍，占領長沙，以斷我軍歸路。
第二策是待我軍進圍武漢時，孫氏揮海陸大軍溯江西上，解武漢之圍，使吳我兩軍相持於武漢以南，相互消耗戰鬥力，然後孫軍待機而動。然此二策都未被孫氏采納。
其第三策則係將孫氏五省聯軍的主力向江西集中布防，以逸待勞，以俟我軍。此策或係蔣氏三策中之最下者。然吳氏既失武漢，革命軍底定湘鄂，聲威大震，孫傳芳也不得不采此下策，急速將原駐蘇、浙、皖各軍集中江西，以待我軍來襲。因此當我軍方合圍武昌，右翼我軍擔任向江西警戒的第一、二、三、六各軍已和孫軍前鋒發生遭遇戰。武昌既經合圍，孫軍大部也已入贛，敵我江西之戰便迫在眉睫了。
孫傳芳虎踞長江下遊有年，餉裕財豐，彈械充足，其實力較之吳佩孚有過之無不及。現將孫軍實力及其向江西集中前各部駐地，列於下：
一、江蘇之部
陳儀師八千人 駐徐州
衛隊二團 駐南京
孟昭月旅六千人 駐南京
鄭俊彥師八千人 駐清淮
謝鴻勳師一萬二千人 駐津浦、滬寧線各站
周鳳岐師六千人 駐南京
白寶山師三千人 駐海州
馮紹閔師四千人 駐泗陽、邳縣
二、浙江之部
盧香亭師二萬人 駐浙江
夏超部一萬五千人 駐浙江
三、安徽之部
陳調元師一萬六千人 駐蚌埠
倪朝榮旅一千五百人 駐蚌埠
馬祥斌旅一千五百人 駐南宿
王普旅三千人 駐蕪湖
畢化東旅二千人 駐壽州、霍邱
楊光和旅二千人 駐邳縣
彭德銓旅二千人 駐皖境
楊鎮東旅一千餘人 駐皖境
顏景宗旅三千人
張中立旅二千人
張國威炮團一團山野炮十門
四、江西之部
鄧如琢師七千人 駐南昌、九江
唐福山師五千人 駐萍鄉
蔣鎮臣師五千人，迫擊炮四門 駐吉安
劉室題旅二千人 駐鄱陽
賴世璜師四千人 駐粵贛邊境
楊如軒師二千人 駐贛州
楊池生師二千人 駐三南
張鳳岐旅三千人 駐萬載
陳修爵部一千餘人 駐寧山崗
五、福建之部
周蔭人師 駐福州
李生春旅三千人 駐福州至延平
劉俊旅三千人 駐延汀
炮兵團一千餘人 駐延汀
孔昭同旅四千餘人 駐漳泉
蘇埏旅三千餘人 駐延建
蔣啟鳳旅二千餘人 駐泉州
衛隊旅三千人 駐延平
吳大洪旅 駐泉屬
張毅師六千人 駐漳、龍（漳州、龍岩）
李鳳翔師三千人 駐汀、龍（汀州、龍岩）
張慶昶旅三千餘人 駐汀州
林忠陸戰隊三千餘人 駐馬尾、廈門、東山
王麒旅二千餘人 駐雲浦
何麓昆部一千餘人 駐建甌
上列各部隊中以盧香亭的第二師、謝鴻勳的第四師、鄭俊彥的第十師戰鬥力最強，為孫軍的中堅部隊。
孫傳芳既決定對我軍作戰，乃將所部二十餘萬人分為五方麵軍。除在閩的周蔭人為第四方麵軍外，餘均在贛（此項部署係我軍於箬溪大破孫軍後，自虜獲的敵人秘密文件中所獲悉的）。
孫軍第一方麵軍以原駐江西部隊編成，任鄧如琢為總司令。所部第一軍為唐福山、張鳳岐部，在樟樹。第二軍為蔣鎮臣、謝文炳部，在新淦。第三軍為鄧部第一師，在南昌。第四軍為原滇軍楊池生、楊如軒所部，在永豐。
第二方麵軍以鄭俊彥為總司令。自南潯路南段集中，向湘贛邊境萍鄉一帶前進。
第三方麵軍為盧香亭部，在南潯路中段。其主力數萬人在德安、塗家鋪、武寧一帶。
第五方麵軍總司令為陳調元。所部有王普、劉鳳圖等旅，在武穴、富池口、石灰窯等處。全軍號令森嚴，聲威殊盛，各軍戰鬥力也都不在吳佩孚各軍之下。 <h4>二</h4>
我方進攻江西的戰略部署分三路東進。以第一、二、三各軍為右翼，由蔣總司令親自指揮。第二軍由贛南的吉安循贛江北進，第三軍由萍鄉出高安，第一軍的第二師由銅鼓經奉新東進，均以南昌為目標。贛南之敵楊池生、楊如軒所部，因實力較弱，故由新近附義的贛軍賴世璜部加以解決。
我軍中路由第一軍第一師和第六軍擔任，由程潛指揮。出修水、武寧，直搗德安，以截斷南潯鐵路。
我第七軍則擔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線入贛。沿長江南岸東進，經陽新、武穴、瑞昌，直搗九江孫傳芳的總司令部，並向左警戒長江江麵和北岸敵軍陳調元所部。
我軍入贛部署既定，蔣總司令乃於9月10日前後，親至南湖七軍軍部告訴我，並頒發命令調第七軍克日入贛，將武昌圍城任務交第四軍接替。但此時我軍餉糈、被服等接濟俱由廣西征發而來，現已屆秋末冬初，後方接濟尚未送到，行軍殊有困難。我遂將此情況報告蔣氏，蔣說：“我叫俞飛鵬立刻送十萬元‘五省通用券’給你暫時使用。”俞飛鵬是北伐軍的兵站總監。不久，他果然送來數大箱“五省通用券”。這是我七軍在北伐途中第一次收到的中央方麵的接濟。不過我當時尚不知“五省通用券”為何物，中央財政部也未明令通用。既來之則安之，我們也隻得暫時收下。到我軍進入江西後開箱使用時，才發現全是五十元和百元大票。我們既未使用過，人民也聞所未聞。當時物價很低，縱使人民願意，也無法接受此百元大票。所幸沿途人民簞食壺漿，十分合作，各地商民團體都自動集合為我軍兌換使用，糧餉才不虞匱乏。
我軍在南湖接到命令後，遂立刻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贛。9月13日全軍抵達大冶。過此東進便是江西邊界。大冶城東郊便係一大湖沼，大軍東去須乘渡船，如自湖邊繞道東進，勢非三五日不為功。我們不得已，乃征調船隻東渡，經一晝夜不停擺渡，兩萬大軍才抵達湖東，進駐陽新。後方兵站則駐於鄂城、黃石港和石灰窯一帶長江南岸的小市鎮。
自陽新東進，又有小河兩道不能徒涉；大軍通過，勢須架設浮橋。工程也相當浩大，勢非三五日不能竣工，我便命令全軍在陽新暫息。同時派出“差遣”三組，化裝成平民，偕土人向武寧方麵偵探，以便和第六軍取得聯絡。因我在大冶時已接得總司令部“通報”，知程潛的中路軍已占領修水、銅鼓，現計時應已占領武寧了。
三組聯絡員派出不久，便有兩組相繼回報說，武寧有敵人盤踞城內，他們不敢入城；至於第六軍卻“不知所終”。我得報至為詫異。然那時我們的無線電又失靈，普通電話更是鞭長莫及，各方聯絡全失。友軍何往，以及全盤戰況若何，直使我如墜五裏霧中。
就在此時，我忽然接到武漢方麵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和武漢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公博三人的聯銜急電。大意是說：據報敵海軍已溯江而上，將在黃石港登陸占領大冶，企圖解武昌之圍，情況緊急之至；要我克日回師大冶，以對付該地之敵，而減少武漢的危險。當軍部尚在研究這電報時，我軍留駐黃石港的兵站分監曾其新忽打緊急電話來報告說，敵人已在黃石港登陸，顯係陳調元軍的王普、馬登瀛兩部。這時電話內已微聞槍炮聲。曾其新說：“……我們將向鄂城撤退！”話未說完，電話便斷了。敵人顯然已在黃石港登陸，向大冶進攻；我軍後路已斷。
我乃在陽新召集緊急軍事會議，商討應付之策。我計算全軍繞湖回援大冶非四五日不能到達。有此四五日時間，已足夠進抵九江。雖然是孤軍深入，所幸士氣極旺，不難一鼓而下九江。我軍如攻占九江，則敵人不但不敢攻武漢，贛局也必急轉直下。兵貴神速，事不宜遲；自古出奇兵製勝，未有不冒險而能克敵致果的。當時夏、胡兩指揮官均表讚成，各級將士也表示聽命。當夜浮橋搭成，全軍遂於拂曉渡河，向九江挺進。當天便進抵橫港，更夤夜前進。不久，前鋒鍾祖培旅便與敵軍約千餘人發生遭遇戰，敵人稍戰即潰，我軍乃繼續前進。
是夜10時，我在陽新所派的第三組探報人員也自武寧回來報告說，武寧城內確有敵軍一兩千人；程潛第六軍不知去向。如是則我右後方已受敵人威脅，後方歸路已斷，欲退不能。我再查閱九江附近的地圖，知該地全屬湖沼區。我軍三麵受敵，北阻長江，且江邊也有敵人，我們如進入該區為敵人重重包圍，正如魚入笮籠、虎落深阱，終必彈盡援絕為敵人所消滅。在此進退維穀之時，將如何是好？
熟思片刻，我自覺要改變戰略，舍棄九江，全軍向右靠攏，翻越羊腸山，以尋找第六軍。如第六軍被圍，我正可前往解救。主意既定，便立刻請蘇聯顧問馬邁耶夫和參謀長王應榆前來商議。
馬邁耶夫聽說我要改變戰略，便立刻咆哮起來。他說：“舍九江不攻是違背既定戰略和統帥部的命令。在蘇聯，指揮官如擅改作戰計劃或不聽命令，是犯死罪的。在蘇聯便要槍斃，在你們中國就是要殺頭的！”
“馬顧問，”我說，“在通常情況下擅改作戰計劃是犯罪的，但是目前情形不同。我們右翼的友軍不知去向，後路又被敵人截斷，我們彈械、糧草已極其有限，一旦進入死地，四麵受敵，前途將不堪設想。再者，我們在陽新時，武漢有電報要我向大冶撤退（其實蔣總司令於9月17日有一電報給我，要我暫駐大冶，監視武穴、富池口一帶之敵，不過我未能收到該電報）。向大冶撤退尚且不犯軍令，何況是向右靠攏以支援友軍呢？”
但是馬邁耶夫仍不以我言為然，喋喋不休。這時我軍已有一團正向九江前進，胡、夏二指揮官也在前進中。我顧不得馬氏的抗議，當即派人追向前去，命令他務必於拂曉前找到胡、夏，囑其停止前進，就地待命。馬顧問仍期期以為不可，竟和我大鬧起來。但是他終究是顧問，無權命令我主官。他見奈何我不得，不覺性氣大發，嘰嘰咕咕似乎罵了起來。那俄文譯員也不敢再譯，想必馬氏把不堪入耳的穢詞都罵了出來。我也管不得許多了。
拂曉時，胡、夏二指揮和我會於中途。我便將我的新決定告訴他們，他們也絕口稱頌我判斷的正確。一聲號令，大軍兩萬餘人便舍東而南，改途向羊腸山前進了。
當我軍自汨羅江向武漢疾進時，吳佩孚曾檄請“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前來湘鄂應援，以便夾擊我軍。孰知孫氏此時卻作坐山觀虎鬥的打算。意圖等待我軍和吳軍兩敗俱傷後，一石二鳥，取吳氏而代為華中之主。至於我軍，因素為孫氏所輕視，渠如能取吳而代之，則區區華南便不難定了。
不意我軍長驅北進，直如疾風掃落葉，一舉而囊括武漢。孫傳芳到此才知革命軍不可侮，急謀應敵之策。那時我國當代第一流的戰略家蔣百裏適在孫氏幕中，據說，蔣氏於我軍轉戰汨羅之初，即向孫氏獻援吳三策。
蔣氏的第一策是趁革命軍北進和吳軍鏖戰時，孫氏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進，腰擊我軍，占領長沙，以斷我軍歸路。
第二策是待我軍進圍武漢時，孫氏揮海陸大軍溯江西上，解武漢之圍，使吳我兩軍相持於武漢以南，相互消耗戰鬥力，然後孫軍待機而動。然此二策都未被孫氏采納。
其第三策則係將孫氏五省聯軍的主力向江西集中布防，以逸待勞，以俟我軍。此策或係蔣氏三策中之最下者。然吳氏既失武漢，革命軍底定湘鄂，聲威大震，孫傳芳也不得不采此下策，急速將原駐蘇、浙、皖各軍集中江西，以待我軍來襲。因此當我軍方合圍武昌，右翼我軍擔任向江西警戒的第一、二、三、六各軍已和孫軍前鋒發生遭遇戰。武昌既經合圍，孫軍大部也已入贛，敵我江西之戰便迫在眉睫了。
孫傳芳虎踞長江下遊有年，餉裕財豐，彈械充足，其實力較之吳佩孚有過之無不及。現將孫軍實力及其向江西集中前各部駐地，列於下：
一、江蘇之部
陳儀師八千人 駐徐州
衛隊二團 駐南京
孟昭月旅六千人 駐南京
鄭俊彥師八千人 駐清淮
謝鴻勳師一萬二千人 駐津浦、滬寧線各站
周鳳岐師六千人 駐南京
白寶山師三千人 駐海州
馮紹閔師四千人 駐泗陽、邳縣
二、浙江之部
盧香亭師二萬人 駐浙江
夏超部一萬五千人 駐浙江
三、安徽之部
陳調元師一萬六千人 駐蚌埠
倪朝榮旅一千五百人 駐蚌埠
馬祥斌旅一千五百人 駐南宿
王普旅三千人 駐蕪湖
畢化東旅二千人 駐壽州、霍邱
楊光和旅二千人 駐邳縣
彭德銓旅二千人 駐皖境
楊鎮東旅一千餘人 駐皖境
顏景宗旅三千人
張中立旅二千人
張國威炮團一團山野炮十門
四、江西之部
鄧如琢師七千人 駐南昌、九江
唐福山師五千人 駐萍鄉
蔣鎮臣師五千人，迫擊炮四門 駐吉安
劉室題旅二千人 駐鄱陽
賴世璜師四千人 駐粵贛邊境
楊如軒師二千人 駐贛州
楊池生師二千人 駐三南
張鳳岐旅三千人 駐萬載
陳修爵部一千餘人 駐寧山崗
五、福建之部
周蔭人師 駐福州
李生春旅三千人 駐福州至延平
劉俊旅三千人 駐延汀
炮兵團一千餘人 駐延汀
孔昭同旅四千餘人 駐漳泉
蘇埏旅三千餘人 駐延建
蔣啟鳳旅二千餘人 駐泉州
衛隊旅三千人 駐延平
吳大洪旅 駐泉屬
張毅師六千人 駐漳、龍（漳州、龍岩）
李鳳翔師三千人 駐汀、龍（汀州、龍岩）
張慶昶旅三千餘人 駐汀州
林忠陸戰隊三千餘人 駐馬尾、廈門、東山
王麒旅二千餘人 駐雲浦
何麓昆部一千餘人 駐建甌
上列各部隊中以盧香亭的第二師、謝鴻勳的第四師、鄭俊彥的第十師戰鬥力最強，為孫軍的中堅部隊。
孫傳芳既決定對我軍作戰，乃將所部二十餘萬人分為五方麵軍。除在閩的周蔭人為第四方麵軍外，餘均在贛（此項部署係我軍於箬溪大破孫軍後，自虜獲的敵人秘密文件中所獲悉的）。
孫軍第一方麵軍以原駐江西部隊編成，任鄧如琢為總司令。所部第一軍為唐福山、張鳳岐部，在樟樹。第二軍為蔣鎮臣、謝文炳部，在新淦。第三軍為鄧部第一師，在南昌。第四軍為原滇軍楊池生、楊如軒所部，在永豐。
第二方麵軍以鄭俊彥為總司令。自南潯路南段集中，向湘贛邊境萍鄉一帶前進。
第三方麵軍為盧香亭部，在南潯路中段。其主力數萬人在德安、塗家鋪、武寧一帶。
第五方麵軍總司令為陳調元。所部有王普、劉鳳圖等旅，在武穴、富池口、石灰窯等處。全軍號令森嚴，聲威殊盛，各軍戰鬥力也都不在吳佩孚各軍之下。 <h4>二</h4>
我方進攻江西的戰略部署分三路東進。以第一、二、三各軍為右翼，由蔣總司令親自指揮。第二軍由贛南的吉安循贛江北進，第三軍由萍鄉出高安，第一軍的第二師由銅鼓經奉新東進，均以南昌為目標。贛南之敵楊池生、楊如軒所部，因實力較弱，故由新近附義的贛軍賴世璜部加以解決。
我軍中路由第一軍第一師和第六軍擔任，由程潛指揮。出修水、武寧，直搗德安，以截斷南潯鐵路。
我第七軍則擔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線入贛。沿長江南岸東進，經陽新、武穴、瑞昌，直搗九江孫傳芳的總司令部，並向左警戒長江江麵和北岸敵軍陳調元所部。
我軍入贛部署既定，蔣總司令乃於9月10日前後，親至南湖七軍軍部告訴我，並頒發命令調第七軍克日入贛，將武昌圍城任務交第四軍接替。但此時我軍餉糈、被服等接濟俱由廣西征發而來，現已屆秋末冬初，後方接濟尚未送到，行軍殊有困難。我遂將此情況報告蔣氏，蔣說：“我叫俞飛鵬立刻送十萬元‘五省通用券’給你暫時使用。”俞飛鵬是北伐軍的兵站總監。不久，他果然送來數大箱“五省通用券”。這是我七軍在北伐途中第一次收到的中央方麵的接濟。不過我當時尚不知“五省通用券”為何物，中央財政部也未明令通用。既來之則安之，我們也隻得暫時收下。到我軍進入江西後開箱使用時，才發現全是五十元和百元大票。我們既未使用過，人民也聞所未聞。當時物價很低，縱使人民願意，也無法接受此百元大票。所幸沿途人民簞食壺漿，十分合作，各地商民團體都自動集合為我軍兌換使用，糧餉才不虞匱乏。
我軍在南湖接到命令後，遂立刻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贛。9月13日全軍抵達大冶。過此東進便是江西邊界。大冶城東郊便係一大湖沼，大軍東去須乘渡船，如自湖邊繞道東進，勢非三五日不為功。我們不得已，乃征調船隻東渡，經一晝夜不停擺渡，兩萬大軍才抵達湖東，進駐陽新。後方兵站則駐於鄂城、黃石港和石灰窯一帶長江南岸的小市鎮。
自陽新東進，又有小河兩道不能徒涉；大軍通過，勢須架設浮橋。工程也相當浩大，勢非三五日不能竣工，我便命令全軍在陽新暫息。同時派出“差遣”三組，化裝成平民，偕土人向武寧方麵偵探，以便和第六軍取得聯絡。因我在大冶時已接得總司令部“通報”，知程潛的中路軍已占領修水、銅鼓，現計時應已占領武寧了。
三組聯絡員派出不久，便有兩組相繼回報說，武寧有敵人盤踞城內，他們不敢入城；至於第六軍卻“不知所終”。我得報至為詫異。然那時我們的無線電又失靈，普通電話更是鞭長莫及，各方聯絡全失。友軍何往，以及全盤戰況若何，直使我如墜五裏霧中。
就在此時，我忽然接到武漢方麵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和武漢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公博三人的聯銜急電。大意是說：據報敵海軍已溯江而上，將在黃石港登陸占領大冶，企圖解武昌之圍，情況緊急之至；要我克日回師大冶，以對付該地之敵，而減少武漢的危險。當軍部尚在研究這電報時，我軍留駐黃石港的兵站分監曾其新忽打緊急電話來報告說，敵人已在黃石港登陸，顯係陳調元軍的王普、馬登瀛兩部。這時電話內已微聞槍炮聲。曾其新說：“……我們將向鄂城撤退！”話未說完，電話便斷了。敵人顯然已在黃石港登陸，向大冶進攻；我軍後路已斷。
我乃在陽新召集緊急軍事會議，商討應付之策。我計算全軍繞湖回援大冶非四五日不能到達。有此四五日時間，已足夠進抵九江。雖然是孤軍深入，所幸士氣極旺，不難一鼓而下九江。我軍如攻占九江，則敵人不但不敢攻武漢，贛局也必急轉直下。兵貴神速，事不宜遲；自古出奇兵製勝，未有不冒險而能克敵致果的。當時夏、胡兩指揮官均表讚成，各級將士也表示聽命。當夜浮橋搭成，全軍遂於拂曉渡河，向九江挺進。當天便進抵橫港，更夤夜前進。不久，前鋒鍾祖培旅便與敵軍約千餘人發生遭遇戰，敵人稍戰即潰，我軍乃繼續前進。
是夜10時，我在陽新所派的第三組探報人員也自武寧回來報告說，武寧城內確有敵軍一兩千人；程潛第六軍不知去向。如是則我右後方已受敵人威脅，後方歸路已斷，欲退不能。我再查閱九江附近的地圖，知該地全屬湖沼區。我軍三麵受敵，北阻長江，且江邊也有敵人，我們如進入該區為敵人重重包圍，正如魚入笮籠、虎落深阱，終必彈盡援絕為敵人所消滅。在此進退維穀之時，將如何是好？
熟思片刻，我自覺要改變戰略，舍棄九江，全軍向右靠攏，翻越羊腸山，以尋找第六軍。如第六軍被圍，我正可前往解救。主意既定，便立刻請蘇聯顧問馬邁耶夫和參謀長王應榆前來商議。
馬邁耶夫聽說我要改變戰略，便立刻咆哮起來。他說：“舍九江不攻是違背既定戰略和統帥部的命令。在蘇聯，指揮官如擅改作戰計劃或不聽命令，是犯死罪的。在蘇聯便要槍斃，在你們中國就是要殺頭的！”
“馬顧問，”我說，“在通常情況下擅改作戰計劃是犯罪的，但是目前情形不同。我們右翼的友軍不知去向，後路又被敵人截斷，我們彈械、糧草已極其有限，一旦進入死地，四麵受敵，前途將不堪設想。再者，我們在陽新時，武漢有電報要我向大冶撤退（其實蔣總司令於9月17日有一電報給我，要我暫駐大冶，監視武穴、富池口一帶之敵，不過我未能收到該電報）。向大冶撤退尚且不犯軍令，何況是向右靠攏以支援友軍呢？”
但是馬邁耶夫仍不以我言為然，喋喋不休。這時我軍已有一團正向九江前進，胡、夏二指揮官也在前進中。我顧不得馬氏的抗議，當即派人追向前去，命令他務必於拂曉前找到胡、夏，囑其停止前進，就地待命。馬顧問仍期期以為不可，竟和我大鬧起來。但是他終究是顧問，無權命令我主官。他見奈何我不得，不覺性氣大發，嘰嘰咕咕似乎罵了起來。那俄文譯員也不敢再譯，想必馬氏把不堪入耳的穢詞都罵了出來。我也管不得許多了。
拂曉時，胡、夏二指揮和我會於中途。我便將我的新決定告訴他們，他們也絕口稱頌我判斷的正確。一聲號令，大軍兩萬餘人便舍東而南，改途向羊腸山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