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當1926年11月初旬，我軍肅清江西之敵以後，革命軍的聲威可以說震撼全國，中外側目。此時實際歸於國民政府統轄之下的地區，計有：粵、桂、湘、贛、鄂、閩、黔七省，西北的馮、閻都已聲明加入革命；川、滇地方政要也紛紛派員來通款曲；安徽的陳調元早已暗中接洽反正；中國最跋扈強橫的兩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已被徹底擊破。革命軍掃蕩東南和中原，直指顧間事耳。國民政府的統一全國，簡直有傳檄而定的趨勢。
誰知正當革命勢力如日中天，“三民主義”建設前程似錦之時，我革命陣營內的弱點也逐漸暴露，勝利浪潮中所潛伏的各種暗礁，現在都要露出水麵了。
就軍事方麵來說，最難克服的一項困難，便是蔣總司令身上無可補救的缺點。蔣氏的個性，可說是偏私狹隘，剛愎黠傲，猜忌嫉妒，無不具備。渠身為國民革命軍的統帥，然其意念中總是以第一軍為主體。軍中一切彈械補充、給養調劑、編製擴展等，第一軍常比他軍為優厚。例如江西肅清後，嚴霜如雪，嶺南子弟不慣於寒冷氣候，多已瑟縮難耐，然後方軍毯運到時，蔣總司令即麵諭兵站總監俞飛鵬，就第一軍傷兵醫院優先發給，此外賞賜慰勞銀元也照此辦理。俞謂：“每一醫院中都有各軍的傷兵，當如何應付？”蔣說：“不管，不管，他們自有他們自己的軍長！”蔣氏此話，顯然忘卻其主帥的地位，而仍以第一軍軍長自居。他這種作風，可能故意使第一軍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軍官兵對第一軍發生向往羨慕之心。然事實上，他所得的結果反而是友軍懷怨不平，部曲離心。
又如馬口之役，白參謀長將所獲戰利品運返牛行車站，堆積如山，蔣總司令和我們各軍長都曾親往視察，欣慰無比。時白崇禧因為一、二、三、六各軍損失很大，故麵請蔣總司令將該項戰利品酌量分發一部分給各該軍補充。蔣氏未置可否，白氏誤以為總司令已默許，遂通知各軍前來領取。各軍將士聞訊，無不歡天喜地，手舞足蹈，而身為主帥的蔣氏卻反露出滿麵不愉之色，大不以白崇禧專命為然。然事已至此，隻好任各軍分別領去。但是總司令的原意何在，三軍將士均非孩提，焉有不知。是以軍中偶語，嘖有煩言，皆以蔣總司令的作風，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鉗人之口。所以就這點說來，蔣氏最多隻可說是偏將之才，位居主帥之尊，其智能、德性、涵養俱不逮遠甚。
抑有進者，在北伐各戰役中，蔣氏所認為嫡係的第一軍，在戰場上的表現卻微不足道。何應欽的東路軍入閩雖節節勝利，然浙、閩地區固非敵人主力所在，福建周蔭人部原不堪一擊，而北路作戰，自第二師在武昌圍城參戰之後，亦無赫赫之功。嗣後南昌一役，第一師棄甲曳兵而逃，第一軍代軍長王柏齡竟於9月21日“失蹤”，不知去向。所以在北伐期中，就戰功言，第一軍不特較之四、七兩軍瞠乎其後，即與二、三、六、八各軍亦難相等。然蔣氏仍故意將第一軍特殊化，豈能服人之心？
再者，當時黃埔出身的中下級幹部和見習官習氣極壞。王家鋪戰後，總司令部曾送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一百五十餘人到第七軍隨軍見習。我軍當即遵奉總司令部訓令，將該批學生分發到營、連內任見習官。誰知這批學生十分驕縱，不聽營長、連長的約束。每屆行軍或宿營時，均任意脫離隊伍，不聽命令。忽而爭先恐後前進，忽而自由停止休息。並覓取舒適民房居住，不受紀律的約束。諸如此類的行為，不一而足，頗有不屑與所屬部隊的營、連官長共同生活的模樣。也許他們自以為在校時朝夕與共的將級教官，尚且所在多有，對這些中下級軍官何能放在眼內。何況蔣校長今已位居最高統帥，這批學生以天子門生自居，自然更目空一切了。
我當時目擊這種情形，便引為隱憂。因為他們在校時期太短，所受的教育已極膚淺，而在見習期中，又未能養成恪守軍紀、吃苦耐勞的習慣，將來如何能與士卒共甘苦，而為國家的幹城？
北伐軍既底定江西，駐節南昌的蔣總司令也已深知此輩“天子門生”的種種劣跡，因曾一度集合駐地的黃埔學生，痛加訓斥。所言至為沉痛而切要。事後並將該項訓詞油印分發在各軍中見習的黃埔畢業生。我見這訓詞，曾大為讚賞。因黃埔學生的驕縱，如不加抑製，小則將貽害此輩青年本身，大則足以禍國殃民，實在不可不預為之計。
1926年12月我和蔣氏在九江牯嶺閑談時，曾言及革命軍中的缺點，彼此均有同感。蔣提及上項訓話，我說我已拜讀。他問我意見如何，我便乘機向他建議，略謂今日總司令的地位，實際上已負荷了黨政軍的領導重任，日理萬機。他聽了這兩句話後，立刻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繼續陳述道：“總司令責任重大，遠在前方，對黃埔軍校一切事務，自然鞭長莫及、難於兼顧，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學兼優、熱心致力軍事教育的人才，擔任黃埔校長的職位，假以事權，責以成效，必可訓練出腳踏實地的優秀幹部為國家服務。中央如決心以身作則，必能掃除中國軍隊傳統以個人為中心的惡習，使全國軍隊一元化，使革命軍成為單純的黨的軍隊，庶幾將來可蛻變為國家的軍隊，為三民主義建國而奮鬥。”我力勸他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免學生有“天子門生”的觀念，自我特殊化。我說，革命軍中一有部隊特殊化，它必然自外於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與其他部隊對立的現象。如是，革命陣營便無法兼容並包，將致後患無窮。蔣氏傾聽之下，默不作聲，態度也頓時變為嚴肅。我當然也隻有言盡而退了。
後來總司令部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我和鄧演達、陳公博、陳銘樞三人某次閑談，我便說我曾勸總司令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避免軍中加深門戶之見。鄧演達聽了，不覺失笑，問道：“你和總司令說了嗎？”
我說：“當然說啦！”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麽不可說的，而且是應該說的。我是忠心耿耿為國家前途著想，為蔣總司令練兵減少困難的。
鄧笑著說：“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製造的。他故意把軍隊係統化，造成他個人的軍隊。你要他不兼校長，不是與虎謀皮嗎？”
陳銘樞、陳公博二人知蔣也較深，他們也認為我為蔣氏謀，卻偏與蔣氏原意相反。我們檢討之下，都有不勝欷歔之感。
由於蔣總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軍上行下效的結果，唐生智首先便發生問題了。唐的第八軍，先於武長路繳獲由嶽州一帶潰退敵軍的大批武器，後自嘉魚渡江，漢陽、漢口之敵，因劉佐龍反正而倉皇撤退，所遺械彈又為該軍所得。唐生智更於漢陽取得規模極大的漢陽兵工廠的管理權，所獲尤豐。唐氏乃乘機招兵買馬，擴充所部實力。在我軍破武昌後，唐氏遂囊括武漢三鎮，聲威不可一世。
我軍肅清了江西，總司令部移駐南昌。不久，遂接唐生智來電，呈請將所部擴編為四個軍，由唐部原有師長李品仙、葉琪、何鍵、劉興升任軍長。時我適在總司令部，見到唐氏電報，我便力陳我國民革命軍的擴充編製，應由總司令部統籌辦理，絕不可由各軍長恣意自為。我對蔣總司令說：“此風絕不可長，唐生智的電報應予批駁，以儆效尤。”無奈此時第一軍也在擴編之中，因廣州新到一批蘇械，蔣總司令以之悉數撥歸第一軍，該軍已在湘粵兩地擴編，故總司令部實無辭以駁唐氏。再者，此時粵漢兩地正在醞釀反蔣，武漢方麵的黨政首腦皆非蔣的心腹，蔣氏深恐激唐成變，使唐氏為該批政客所利用，所以就準了唐的請求。因此，唐生智一軍轉瞬間竟變成了四軍，頓成尾大不掉之勢，革命軍的製度和體係遂被破壞無遺。嗣後，唐生智來南昌開軍事會議，我鄭重地告訴他說：“孟瀟，你是始作俑者啊！我們國民革命軍怎麽可以任意要求擴充部隊，這還成什麽體統呢？”
唐生智苦笑說：“德鄰兄，我沒有辦法啊！部下都有戰功，大家都應該升一升才好啊！”
我說：“若論戰功，我們四、七兩軍遠在八軍之上。假若論功行賞，我們都要升起官來，哪有許多官可升呢？”唐氏聞言語塞，支吾其詞了事。
第八軍既開其端，接著第四軍也依樣畫葫蘆，要求擴編，經該軍自行協議，呈請總司令批準。第十二師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師長晉升軍長，轄第十二、第二十五兩師。第三十六團團長黃琪翔晉升副軍長兼第十二師師長。朱暉日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原第十師則擴編為第十一軍，由師長陳銘樞晉升軍長，蔣光鼐為副軍長，轄第十、第二十四及第二十六三師，由蔡廷鍇、戴戟、楊其昌分任師長。其留守廣東的第四軍軍長李濟深所轄的陳濟棠、徐景唐兩師，則改稱為第八路軍，由李濟深任總指揮。於是，武漢方麵的駐軍頓時由一個半軍擴充至七個軍。而江西方麵的二、三、六各軍因待遇不公，內心憤懣，反蔣情緒正在逐漸醞釀中。凡此種種的發展，都伏下了日後寧漢分裂的禍苗。
此時各軍除任意擴充外，各軍首長複紛紛涉足政財兩界以擴充其個人的影響力。湖南攻勢發動之初，唐生智即受任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八軍到武漢，唐氏的勢力也隨之向外延伸。江西肅清後的首任主席為李烈鈞，但旋即改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擔任，隱然以江西主人自命。此外，各軍長、師長複紛紛薦舉心腹股肱出任收複地區的縣長和稅局局長等職。中央領導人物既已徇私，影響所及，下級政治遂“治絲益棼”，無法收拾了。
際此軍政擾攘爭奪之際，我第七軍奉命陳師鄂東，卻絲毫未改舊觀。論戰功，無論在湘、在贛均首屈一指，論將士傷亡的比率，也是各軍中最高的，但是我們絕沒有乘機要挾擴編。自衡陽而後，我軍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後，我軍便迅速推進，將地方行政交予戰地政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我軍不參與絲毫。自湘而鄂而贛，我軍終未推薦一人出任縣長，更未保舉一人助征稅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虛構。雖當時我們頗為清議所嘉許，而官方別無獎勖之辭。然我軍終能於北伐史上長留清白的一頁，今日回想，也很覺自慰。 <h4>二</h4>
軍事之外，當時政治上所潛伏的暗礁尤為嚴重。此種暗礁所來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於國民黨左右兩派的內訌，再加以共產黨的活動，而蔣先生本人於1924年本黨改組後，或左或右，縱橫捭闔，以培植其個人地位權力的作風，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自焚而後已。
本黨於1924年改組之初，黨內領袖即因對容共意見的不同，隱然形成左右兩派。此時如中央領導分子目光遠大、氣度寬宏，此種意見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漸化除，使全黨同誌和衷共濟，為“三民主義”革命而奮鬥。無奈總理死後，汪、蔣二人一味“左傾”，借重共產國際的援助，逐漸奪取黨政軍的領導權，致迫使黨內一部分領袖脫離中央。至於中山艦事變的內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蔣氏發動政變，以打擊共產黨始，以排擠汪兆銘終，則為不易的史實。汪氏既除，蔣氏重表示“左傾”，與共產黨、蘇聯顧問攜手以打擊正在為其反共政變喝彩的“西山派”，斥之為反革命。蔣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並非由於其政治觀點的改變，事實上隻是其個人的權術，以虛虛實實的姿態排除異己，以達其個人獨裁的目的。當時本黨左右派的領袖都不直其所為，隻因其權勢炙手可熱，對渠無可奈何而已。然蔣氏獨裁的跡象已現，故左右兩派一有機緣，都想對蔣加以抑製。
至於共產黨則自始至終與蔣氏即係互相利用。中山艦事變時，蔣氏幾已公開反共，而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卻一再忍讓。因他們那時如公開反蔣，則共產國際在中國便無可利用的人，而蔣反可挾“右派”以自重，頓時成為中國的反共英雄。在共產黨看來，蔣氏四麵皆敵，到共產黨發展至相當程度，不愁蔣不就範。共產黨之所以公開反對北伐，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而蔣則利用共產國際的支持，虛與委蛇，以取得國民黨內的實際黨權和軍權。故蔣共雙方自中山艦事變後，鬥法已久。今番北伐軍進展勢如破竹，席卷全國之勢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蔣氏軍權在握，其個人獨裁，將為必然的後果。因此在我軍擊潰吳、孫主力，取得基本勝利之後，此種顧慮，遂泛濫於國共兩黨之內。國民黨方麵領袖想在革命軍事尚未完成勝利之前，從速提高黨權，以免蔣氏獨裁。而共產黨方麵，卻利用國民黨領袖原有的反蔣情緒，推波助瀾，發動一大規模反蔣運動，以收漁利。以故11月中旬，廣州乃有所謂“海內外黨部聯席會議”的產生。一麵發動迎汪之議，想使汪重立黨政而抑蔣，另一麵則想修改“總司令部組織法”，以削減總司令兼管革命軍克複地區民財兩政的大權。
由於軍事和黨政上這兩大暗礁的逐漸暴露，到1926年底，反蔣運動已有山雨欲來之勢。至所謂“遷都”問題發生，這一運動便正式爆發了。
當1926年11月初旬，我軍肅清江西之敵以後，革命軍的聲威可以說震撼全國，中外側目。此時實際歸於國民政府統轄之下的地區，計有：粵、桂、湘、贛、鄂、閩、黔七省，西北的馮、閻都已聲明加入革命；川、滇地方政要也紛紛派員來通款曲；安徽的陳調元早已暗中接洽反正；中國最跋扈強橫的兩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已被徹底擊破。革命軍掃蕩東南和中原，直指顧間事耳。國民政府的統一全國，簡直有傳檄而定的趨勢。
誰知正當革命勢力如日中天，“三民主義”建設前程似錦之時，我革命陣營內的弱點也逐漸暴露，勝利浪潮中所潛伏的各種暗礁，現在都要露出水麵了。
就軍事方麵來說，最難克服的一項困難，便是蔣總司令身上無可補救的缺點。蔣氏的個性，可說是偏私狹隘，剛愎黠傲，猜忌嫉妒，無不具備。渠身為國民革命軍的統帥，然其意念中總是以第一軍為主體。軍中一切彈械補充、給養調劑、編製擴展等，第一軍常比他軍為優厚。例如江西肅清後，嚴霜如雪，嶺南子弟不慣於寒冷氣候，多已瑟縮難耐，然後方軍毯運到時，蔣總司令即麵諭兵站總監俞飛鵬，就第一軍傷兵醫院優先發給，此外賞賜慰勞銀元也照此辦理。俞謂：“每一醫院中都有各軍的傷兵，當如何應付？”蔣說：“不管，不管，他們自有他們自己的軍長！”蔣氏此話，顯然忘卻其主帥的地位，而仍以第一軍軍長自居。他這種作風，可能故意使第一軍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軍官兵對第一軍發生向往羨慕之心。然事實上，他所得的結果反而是友軍懷怨不平，部曲離心。
又如馬口之役，白參謀長將所獲戰利品運返牛行車站，堆積如山，蔣總司令和我們各軍長都曾親往視察，欣慰無比。時白崇禧因為一、二、三、六各軍損失很大，故麵請蔣總司令將該項戰利品酌量分發一部分給各該軍補充。蔣氏未置可否，白氏誤以為總司令已默許，遂通知各軍前來領取。各軍將士聞訊，無不歡天喜地，手舞足蹈，而身為主帥的蔣氏卻反露出滿麵不愉之色，大不以白崇禧專命為然。然事已至此，隻好任各軍分別領去。但是總司令的原意何在，三軍將士均非孩提，焉有不知。是以軍中偶語，嘖有煩言，皆以蔣總司令的作風，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鉗人之口。所以就這點說來，蔣氏最多隻可說是偏將之才，位居主帥之尊，其智能、德性、涵養俱不逮遠甚。
抑有進者，在北伐各戰役中，蔣氏所認為嫡係的第一軍，在戰場上的表現卻微不足道。何應欽的東路軍入閩雖節節勝利，然浙、閩地區固非敵人主力所在，福建周蔭人部原不堪一擊，而北路作戰，自第二師在武昌圍城參戰之後，亦無赫赫之功。嗣後南昌一役，第一師棄甲曳兵而逃，第一軍代軍長王柏齡竟於9月21日“失蹤”，不知去向。所以在北伐期中，就戰功言，第一軍不特較之四、七兩軍瞠乎其後，即與二、三、六、八各軍亦難相等。然蔣氏仍故意將第一軍特殊化，豈能服人之心？
再者，當時黃埔出身的中下級幹部和見習官習氣極壞。王家鋪戰後，總司令部曾送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一百五十餘人到第七軍隨軍見習。我軍當即遵奉總司令部訓令，將該批學生分發到營、連內任見習官。誰知這批學生十分驕縱，不聽營長、連長的約束。每屆行軍或宿營時，均任意脫離隊伍，不聽命令。忽而爭先恐後前進，忽而自由停止休息。並覓取舒適民房居住，不受紀律的約束。諸如此類的行為，不一而足，頗有不屑與所屬部隊的營、連官長共同生活的模樣。也許他們自以為在校時朝夕與共的將級教官，尚且所在多有，對這些中下級軍官何能放在眼內。何況蔣校長今已位居最高統帥，這批學生以天子門生自居，自然更目空一切了。
我當時目擊這種情形，便引為隱憂。因為他們在校時期太短，所受的教育已極膚淺，而在見習期中，又未能養成恪守軍紀、吃苦耐勞的習慣，將來如何能與士卒共甘苦，而為國家的幹城？
北伐軍既底定江西，駐節南昌的蔣總司令也已深知此輩“天子門生”的種種劣跡，因曾一度集合駐地的黃埔學生，痛加訓斥。所言至為沉痛而切要。事後並將該項訓詞油印分發在各軍中見習的黃埔畢業生。我見這訓詞，曾大為讚賞。因黃埔學生的驕縱，如不加抑製，小則將貽害此輩青年本身，大則足以禍國殃民，實在不可不預為之計。
1926年12月我和蔣氏在九江牯嶺閑談時，曾言及革命軍中的缺點，彼此均有同感。蔣提及上項訓話，我說我已拜讀。他問我意見如何，我便乘機向他建議，略謂今日總司令的地位，實際上已負荷了黨政軍的領導重任，日理萬機。他聽了這兩句話後，立刻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繼續陳述道：“總司令責任重大，遠在前方，對黃埔軍校一切事務，自然鞭長莫及、難於兼顧，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學兼優、熱心致力軍事教育的人才，擔任黃埔校長的職位，假以事權，責以成效，必可訓練出腳踏實地的優秀幹部為國家服務。中央如決心以身作則，必能掃除中國軍隊傳統以個人為中心的惡習，使全國軍隊一元化，使革命軍成為單純的黨的軍隊，庶幾將來可蛻變為國家的軍隊，為三民主義建國而奮鬥。”我力勸他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免學生有“天子門生”的觀念，自我特殊化。我說，革命軍中一有部隊特殊化，它必然自外於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與其他部隊對立的現象。如是，革命陣營便無法兼容並包，將致後患無窮。蔣氏傾聽之下，默不作聲，態度也頓時變為嚴肅。我當然也隻有言盡而退了。
後來總司令部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我和鄧演達、陳公博、陳銘樞三人某次閑談，我便說我曾勸總司令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避免軍中加深門戶之見。鄧演達聽了，不覺失笑，問道：“你和總司令說了嗎？”
我說：“當然說啦！”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麽不可說的，而且是應該說的。我是忠心耿耿為國家前途著想，為蔣總司令練兵減少困難的。
鄧笑著說：“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製造的。他故意把軍隊係統化，造成他個人的軍隊。你要他不兼校長，不是與虎謀皮嗎？”
陳銘樞、陳公博二人知蔣也較深，他們也認為我為蔣氏謀，卻偏與蔣氏原意相反。我們檢討之下，都有不勝欷歔之感。
由於蔣總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軍上行下效的結果，唐生智首先便發生問題了。唐的第八軍，先於武長路繳獲由嶽州一帶潰退敵軍的大批武器，後自嘉魚渡江，漢陽、漢口之敵，因劉佐龍反正而倉皇撤退，所遺械彈又為該軍所得。唐生智更於漢陽取得規模極大的漢陽兵工廠的管理權，所獲尤豐。唐氏乃乘機招兵買馬，擴充所部實力。在我軍破武昌後，唐氏遂囊括武漢三鎮，聲威不可一世。
我軍肅清了江西，總司令部移駐南昌。不久，遂接唐生智來電，呈請將所部擴編為四個軍，由唐部原有師長李品仙、葉琪、何鍵、劉興升任軍長。時我適在總司令部，見到唐氏電報，我便力陳我國民革命軍的擴充編製，應由總司令部統籌辦理，絕不可由各軍長恣意自為。我對蔣總司令說：“此風絕不可長，唐生智的電報應予批駁，以儆效尤。”無奈此時第一軍也在擴編之中，因廣州新到一批蘇械，蔣總司令以之悉數撥歸第一軍，該軍已在湘粵兩地擴編，故總司令部實無辭以駁唐氏。再者，此時粵漢兩地正在醞釀反蔣，武漢方麵的黨政首腦皆非蔣的心腹，蔣氏深恐激唐成變，使唐氏為該批政客所利用，所以就準了唐的請求。因此，唐生智一軍轉瞬間竟變成了四軍，頓成尾大不掉之勢，革命軍的製度和體係遂被破壞無遺。嗣後，唐生智來南昌開軍事會議，我鄭重地告訴他說：“孟瀟，你是始作俑者啊！我們國民革命軍怎麽可以任意要求擴充部隊，這還成什麽體統呢？”
唐生智苦笑說：“德鄰兄，我沒有辦法啊！部下都有戰功，大家都應該升一升才好啊！”
我說：“若論戰功，我們四、七兩軍遠在八軍之上。假若論功行賞，我們都要升起官來，哪有許多官可升呢？”唐氏聞言語塞，支吾其詞了事。
第八軍既開其端，接著第四軍也依樣畫葫蘆，要求擴編，經該軍自行協議，呈請總司令批準。第十二師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師長晉升軍長，轄第十二、第二十五兩師。第三十六團團長黃琪翔晉升副軍長兼第十二師師長。朱暉日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原第十師則擴編為第十一軍，由師長陳銘樞晉升軍長，蔣光鼐為副軍長，轄第十、第二十四及第二十六三師，由蔡廷鍇、戴戟、楊其昌分任師長。其留守廣東的第四軍軍長李濟深所轄的陳濟棠、徐景唐兩師，則改稱為第八路軍，由李濟深任總指揮。於是，武漢方麵的駐軍頓時由一個半軍擴充至七個軍。而江西方麵的二、三、六各軍因待遇不公，內心憤懣，反蔣情緒正在逐漸醞釀中。凡此種種的發展，都伏下了日後寧漢分裂的禍苗。
此時各軍除任意擴充外，各軍首長複紛紛涉足政財兩界以擴充其個人的影響力。湖南攻勢發動之初，唐生智即受任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八軍到武漢，唐氏的勢力也隨之向外延伸。江西肅清後的首任主席為李烈鈞，但旋即改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擔任，隱然以江西主人自命。此外，各軍長、師長複紛紛薦舉心腹股肱出任收複地區的縣長和稅局局長等職。中央領導人物既已徇私，影響所及，下級政治遂“治絲益棼”，無法收拾了。
際此軍政擾攘爭奪之際，我第七軍奉命陳師鄂東，卻絲毫未改舊觀。論戰功，無論在湘、在贛均首屈一指，論將士傷亡的比率，也是各軍中最高的，但是我們絕沒有乘機要挾擴編。自衡陽而後，我軍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後，我軍便迅速推進，將地方行政交予戰地政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我軍不參與絲毫。自湘而鄂而贛，我軍終未推薦一人出任縣長，更未保舉一人助征稅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虛構。雖當時我們頗為清議所嘉許，而官方別無獎勖之辭。然我軍終能於北伐史上長留清白的一頁，今日回想，也很覺自慰。 <h4>二</h4>
軍事之外，當時政治上所潛伏的暗礁尤為嚴重。此種暗礁所來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於國民黨左右兩派的內訌，再加以共產黨的活動，而蔣先生本人於1924年本黨改組後，或左或右，縱橫捭闔，以培植其個人地位權力的作風，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自焚而後已。
本黨於1924年改組之初，黨內領袖即因對容共意見的不同，隱然形成左右兩派。此時如中央領導分子目光遠大、氣度寬宏，此種意見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漸化除，使全黨同誌和衷共濟，為“三民主義”革命而奮鬥。無奈總理死後，汪、蔣二人一味“左傾”，借重共產國際的援助，逐漸奪取黨政軍的領導權，致迫使黨內一部分領袖脫離中央。至於中山艦事變的內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蔣氏發動政變，以打擊共產黨始，以排擠汪兆銘終，則為不易的史實。汪氏既除，蔣氏重表示“左傾”，與共產黨、蘇聯顧問攜手以打擊正在為其反共政變喝彩的“西山派”，斥之為反革命。蔣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並非由於其政治觀點的改變，事實上隻是其個人的權術，以虛虛實實的姿態排除異己，以達其個人獨裁的目的。當時本黨左右派的領袖都不直其所為，隻因其權勢炙手可熱，對渠無可奈何而已。然蔣氏獨裁的跡象已現，故左右兩派一有機緣，都想對蔣加以抑製。
至於共產黨則自始至終與蔣氏即係互相利用。中山艦事變時，蔣氏幾已公開反共，而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卻一再忍讓。因他們那時如公開反蔣，則共產國際在中國便無可利用的人，而蔣反可挾“右派”以自重，頓時成為中國的反共英雄。在共產黨看來，蔣氏四麵皆敵，到共產黨發展至相當程度，不愁蔣不就範。共產黨之所以公開反對北伐，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而蔣則利用共產國際的支持，虛與委蛇，以取得國民黨內的實際黨權和軍權。故蔣共雙方自中山艦事變後，鬥法已久。今番北伐軍進展勢如破竹，席卷全國之勢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蔣氏軍權在握，其個人獨裁，將為必然的後果。因此在我軍擊潰吳、孫主力，取得基本勝利之後，此種顧慮，遂泛濫於國共兩黨之內。國民黨方麵領袖想在革命軍事尚未完成勝利之前，從速提高黨權，以免蔣氏獨裁。而共產黨方麵，卻利用國民黨領袖原有的反蔣情緒，推波助瀾，發動一大規模反蔣運動，以收漁利。以故11月中旬，廣州乃有所謂“海內外黨部聯席會議”的產生。一麵發動迎汪之議，想使汪重立黨政而抑蔣，另一麵則想修改“總司令部組織法”，以削減總司令兼管革命軍克複地區民財兩政的大權。
由於軍事和黨政上這兩大暗礁的逐漸暴露，到1926年底，反蔣運動已有山雨欲來之勢。至所謂“遷都”問題發生，這一運動便正式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