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所謂“中央北遷問題”實係由蔣總司令堅持要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往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軍肅清鄂贛之敵後，廣州國民政府便決定北遷，以配合北向進展的軍事。就形勢說，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
蔣總司令之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時中央方麵防蔣軍事獨裁的空氣正日見濃厚，武漢方麵的四、八兩軍，在蔣看來，又非其嫡係。萬一國府和中央黨部遷往武漢，蔣必然失去控製力，所以他堅持中央應設在南昌。但是蔣氏的理由卻十分薄弱，他無法否定武漢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對遷武漢的理由是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總司令部在一起。但是總司令部為何不遷往武漢，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蔣的理由是總司令部應設在前方，以便親自督師。但是，總司令部如設在武漢，不是更接近前方嗎？北上可指揮京漢線，東下可指揮長江下遊，南昌反無此方便。因此蔣的理由實不成其為理由，說出來真是辭窮理屈。但是蔣氏個性倔強，硬幹到底，絕不表示讓步。
我們克複南昌後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及蘇聯顧問鮑羅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一行十餘人抵達南昌，由總司令親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廬山開會。我因係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且未在國民政府及政治會議中擔任職位，所以隻是列席旁聽而已。會議未議出什麽具體方案來，各委員便下山徑往武漢去了。他們這一去，顯然是對蔣氏留中央於南昌的計劃的一大打擊。不過，此時分任國民政府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譚延闓、張人傑兩氏尚滯留廣東，蔣擬繼續請譚、張二主席留在南昌。
然去漢各委員也不示弱。12月13日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開會決議組織所謂“聯席會議”，在政府未正式遷來武漢之前，執行最高職權。“聯席會議”委員，計有：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王法勤等，鮑羅廷也列席。公推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反蔣的陣營遂具雛形。在漢軍人，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等，都表示服從“聯席會議”，武漢、南昌遂隱然對立。
此時總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擬定東征計劃，蔣總司令急於打下江浙，我為此事也時去南昌參加會議，見蔣氏態度非常堅決，對武漢絕不讓步。我唯恐事態擴大，影響軍事進展，乃力勸蔣氏不必和武漢各走極端，應聽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我說：“中央遷往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歸。你既無法阻止國府委員去武漢，不如幹脆讓他遷去算了，但軍隊調遣，繼續北伐，則應絕對服從總司令的指揮。”蔣說：“你看他們肯聽我的命令嗎？”我說：“大敵當前，不聽指揮即等於自殺，此事我願負責斡旋疏通。”蔣才無話。其後果然，反蔣甚烈的二、六兩軍仍聽調度東下，終於克複南京，可見他們也還顧全大局，並非不可理喻。12月底，譚延闓、張人傑抵南昌，住了幾個星期，譚往武漢，張卻去上海。
我在南昌總司令部見到新客極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黃郛、張群二人，都是政學係重要人物。張已做了總司令部裏的總參議。渠何時就職，從何而來，我都不知道。黃郛是初從上海來的。黃也是浙江人，蔣的同鄉，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後，往日本振武學堂留學。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進攻上海，任陳其美的參謀長，和蔣也曾“換帖”。黃氏後來迭任北洋政府要職，1924年曾一度出任內閣總理。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麵，但見其風度翩翩，能說會講，而舉止從容，一望而知為一十分幹練的官僚。他來贛何事，我們也不得而知。唯當時漢、潯一帶黨報對黃氏攻擊不遺餘力，罵他是政學係北洋舊官僚，軍閥的走狗，不應讓他混跡於我們革命陣營之內。蔣總司令為此曾在紀念周上大發雷霆，說黃膺白（黃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也不要了嗎？但是黃郛究為何事來南昌訪蔣，我們終不知其底蘊。 <h4>二</h4>
就在潯、漢對立的情形逐日惡化之際，我們東征軍的部署也逐漸就緒，計劃迅速肅清長江下遊之敵，然後揮軍北上，統一全國。當時我軍整個北伐計劃的部署是對北麵（河南）采取守勢，對東麵（東南）采取攻勢。部隊分為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而中路軍又分為江右軍、江左軍，向我附義的敵軍周鳳岐、劉佐龍等部也都編入戰鬥序列，參加作戰。當時指揮係統如下：
東路軍總指揮 何應欽
東路軍前敵總指揮 白崇禧
第一縱隊指揮官 周鳳岐
第十九軍 陳 儀
第二十六軍 周鳳岐（兼）
第二縱隊指揮官 王 俊
第一軍第一師 薛 嶽第二十二師 陳繼承
第三縱隊指揮官 白崇禧（兼）
第二十一師 嚴 重第二師 劉峙
先遣隊 李明揚
第四縱隊指揮官 馮軼裴
第一軍第三師 譚曙卿
第一軍第十四師 馮軼裴（兼）
第二十師第五十八團 王文翰
第五縱隊指揮官 賴世璜
第十四軍 賴世璜（兼）
第六縱隊指揮官 曹萬順
第十七軍 曹萬順（兼）
中路軍總指揮 蔣中正（兼）
江右軍總指揮 程 潛
第一縱隊指揮官 程 潛（兼）
第六軍 程 潛（兼）
第二縱隊指揮官 魯滌平
第二軍 魯滌平（兼）
第三縱隊指揮官 賀耀組
獨立第二師 賀耀組（兼）
江左軍總指揮 李宗仁
第一縱隊指揮官 李宗仁（兼）
第七軍 李宗仁（兼）
第二縱隊指揮官 王天培
第十軍 王天培（兼）
第三縱隊指揮官 劉佐龍
第十五軍 劉佐龍（兼）
西路軍總指揮 唐生智
第一縱隊指揮官 唐生智（兼）
第八軍 李品仙 第十八軍 葉 琪
第三十五軍 何 鍵 第三十六軍 劉 興
鄂軍第一師 夏鬥寅
第二縱隊指揮官 張發奎（兼）
第四軍 張發奎
第三縱隊指揮官 陳銘樞
第十一軍 陳銘樞（兼）
第四縱隊指揮官 彭漢章
第九軍 彭漢章（兼）
總預備隊指揮官 朱培德
第三軍 朱培德（兼）
各路部署即定，東路軍遂於1927年1月中旬，自閩、贛兩省分途入浙。因何應欽已先期被任命為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遂另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名義，率師由贛東進入浙境。中央軍的江右軍沿長江南岸地區東進，我的江左軍則自鄂東沿長江北岸區域東進，以安慶為目標。
我軍奉到新的作戰計劃後，全軍乃在鄂東一帶布防，待命東征，軍部則遷往漢口。我回到武漢，發現武漢三鎮已麵目全非。群眾運動簡直如火如荼。1月初旬，漢口群眾和英水兵衝突，乘勢衝入英租界，英人見革命群眾的聲勢太大，不得已，答應將英租界交還中國。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軍心民心均大為振奮。
不過，武漢的群眾運動，已發生越軌現象。工會組織遍地皆是，罷工日有所聞，但是這種罷工多數為不合理的聚眾要挾。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已致資方完全不能負擔的程度。然各工會的要求仍是有加無已，以致武漢工廠、商鋪很多被迫歇業。連挑水、賣菜的都有工會組織，時時罷工以圖增加收入。武漢三鎮克複不到數月，竟至市況蕭條、百業倒閉，市上甚至有時連蔬菜也不易買到。而工人、店員等則在各級黨部指導之下，終日開會遊行，無所事事，呈現出一種狂熱奔放，但是卻十分不合理的怪現象。農村的群眾運動尤為幼稚。大地主不消說了，就是小地主、自耕農的財產，也被籍沒充公，本人甚或被槍殺。鄉村農會的權力，大得嚇人。譚延闓告訴我說，他茶陵家裏的佃農，也難逃此劫運。當時兩湖的工農運動的幼稚和過火，確是實情，真是一言難盡。總之，當時武漢和兩湖地區的社會秩序，被國共兩黨內幼稚的黨務人員，鬧得烏煙瘴氣。政府和黨部，初未加以絲毫約束，也是事實。我回抵武漢，便認為這是極大的隱憂。
此時黨政軍高級人員的反蔣空氣也已逐漸明朗化。“聯席會議”中人，為了遷都問題和蔣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說，軍人之中也醞釀反蔣甚烈。唐生智、張發奎等都已公開表明態度，隻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表示袒蔣，然陳氏僅有一個軍，實力究屬有限。1927年1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觀察，渠見武漢風色不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蔣去後，親蔣的陳銘樞旋即被排擠去職，所遺武漢衛戍司令一職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軍軍長一職，則由張發奎兼代。武漢方麵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蔣的政敵了。 <h4>三</h4>
在武漢當時的環境下，我的態度卻十分持重，我認為無論怎樣，我們國民黨斷不能蹈洪楊太平軍的覆轍而同室操戈，致功敗垂成。黨內糾紛，應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決，各方都應顧全大局，盡量忍讓。正因我這種顧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態度，我的處境遂十分困難與痛苦。武漢反蔣人士，認為我的態度有點中間偏蔣，足以維持蔣的地位於不墜，乃紛起包圍我，企圖以說服和利誘的方式來爭取我參加他們的反蔣運動。此時，跨黨分子和共產黨員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緘默，並未來我處遊說，隻在一旁坐觀虎鬥。
常來我處喋喋不休的，都是黨政軍三界的重要領袖人物，如徐謙、顧孟餘、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郭沫若、鮑羅廷，乃至向以溫和圓滑見稱的老政客譚延闓。他們反蔣的理由不外數端：一是說，蔣在製造軍事獨裁。他在廣東已極盡縱橫捭闔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現在已成為一新軍閥，本黨如不及早加以抑製，袁世凱必將重見於中國。再則說，蔣氏個性偏私狹隘，北伐各軍待遇懸殊。蔣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勢力，於德於法，均不足以為全軍主帥。還有就是說，蔣氏想以軍力挾持黨和政府於南昌，破壞黨紀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點，即是蔣脫離群眾，走向反革命途徑，和舊軍閥、舊官僚相勾結等。總之，蔣氏必須打倒或撤換。至少“總司令部組織法”應大加修改，以減少蔣的權力，防止其獨裁的傾向。
在他們苦苦糾纏之下，我實在疲於應付，有時也覺無辭以對，因為他們對蔣的指責和批評都極中肯，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不過，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們無法辯駁。我一再引太平天國為例，洪楊同室操戈，以致功敗垂成，殷鑒不遠。蔣的缺點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認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長處，黨以前也加意扶植過他，今天我們也可以善意地去幫助他，糾正他。斷不可鬧到決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臨陣易帥，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況，尤其會動搖軍心民心，乃至影響國際地位，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鄭重地說，蔣總司令固有缺點，我們黨政軍各界也有嚴重的錯誤。試看我們幼稚和過火的群眾運動，如今鬧得市麵蕭條，人民居處不安；軍隊裏的政工人員則處處挑撥士兵和官長的感情，以圖漁利。凡此種種都於革命有損無益，而我政府和黨部卻充耳不聞。我問鄧演達：“你說工人罷工就叫作革命，為什麽同誌們不到敵人的後方去策動罷工呢？為什麽偏要在我們革命軍後方越軌鬧事，鬧得我們菜也沒得吃呢？”
鄧說：“這是革命時期的幼稚病，終歸無法避免的，將來必能逐步改正。”
我說：“你們何不在這方麵多致點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帥的大題目呢？”
同時，我也告訴唐生智說，目前黨政內部過火的運動是“紙包火”。因為此時唐的中下級軍官已經嘖有煩言，對所謂“群眾運動”感到十分不滿，唐固知之甚詳。我說：“你如不及早設法排解，消弭於無形，將來軍隊會不聽你指揮的。”唐則一再地說：“我有辦法！我有辦法！”
見到張發奎時，我也以同樣理由，向他解說。我說：“你們第四軍裏，共產黨最多，高級將領如葉挺等都是著名的共產黨，你如對他們不加約束，將來軍隊會不聽你指揮的。”張說葉挺和他是廣東北江的小同鄉，從小便在一起，可以說是如兄如弟，以他和葉的“私人關係”，他認為葉挺絕不會和他為難的。我說：“共產黨還談什麽私人關係，他們隻知道第三國際的命令，你別做夢了。”張說：“不會的，絕不會的。”
葉挺的確是個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產黨員，思想激進，一切都以共產黨員的準則要求自己。這時共產黨主張打倒舊禮教，解放婦女。葉挺雖也隨聲附和，但是他對他自己年輕貌美的妻子，卻金屋藏嬌，防範極嚴，絕不輕易介紹給大家一見。這也是四軍中盡人皆知的趣事。張發奎即舉此事為例，向我說葉挺不是那樣荒謬不念舊交的共產黨。
大致就在1月中旬蔣氏離漢之後，反蔣的說客到我第七軍軍部來訪的絡繹不絕。我們互相駁難的內容大體如上所述。其中最具體的，要算是鮑羅廷約我“酒敘”的一次了。
在蔣氏離漢後約一星期，鮑羅廷忽然專柬來約我小敘，我應約而往。我們首先寒暄一番，鮑氏也著實誇獎我的戰功。嗣後，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題，鮑說：“李將軍，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當日援湘也是你們廣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風順，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總不希望革命流產吧？！”
“當然不希望它流產，”我說，“相反，我正希望革命戰爭早日勝利，軍事時期早日結束，好讓和平建設早日開始。”
“那麽，你看蔣介石近日作風是個什麽樣子呢？我看他已經完全脫離群眾，眼看就要變成一個新軍閥。李將軍，你是革命元勳、北伐的發動者，我想你不應該跟著一個軍閥走吧！”鮑羅廷說時麵色十分嚴肅。
我說：“鮑先生，蔣總司令缺點是有的，但是無論怎樣，我不主張打倒他。我主張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幫助他、糾正他……”接著，我便列舉臨陣易帥的危險和洪楊內訌導致覆滅的故事。對他們所發動的反蔣運動，期期以為不可。
鮑說：“我看你們絕不能再讓蔣介石繼續當總司令了。再當下去，中國必然又要出現一個獨裁者，革命就會前功盡棄……”他沉思片刻，繼續說道：“你看蔣介石如果失敗了，誰能繼承他呢？……據我看，李將軍，論黨齡，論功勳，論將才，還是你最適當。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這問題！”鮑氏說著，露出很誠摯的麵色來等待我的回答。
我心想鮑羅廷今番竟欲置我於爐火之上，以總司令的位置來誘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訴他說：“鮑顧問，你還沒有認識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願望，乃至我的個性。我們革命軍人唯一的願望是革命早日勝利，國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設，我們也可以解甲歸農。革命不成，馬革裹屍就是我們唯一的歸宿。既參加革命，我就未考慮到我自己的前途。鮑顧問，你是親自在場的，你看我力辭前敵總指揮，並保薦唐生智擔任，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希望以唐為例，對外號召赴義，以廣招徠。你看我考慮到自己的名位沒有？鮑顧問，你並沒有認識我的為人！”
鮑羅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說得張口結舌，一聲不響。其實，他可能確是一番誠意。他們一心一意要打倒蔣介石，但是蔣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有另一人來當總司令呀！以當時軍功、資望來說，他們考慮到我，原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不過，我反對臨陣易帥，並且認為鮑氏是以名位誘惑我加入反蔣陣營的，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數十年，在這幾十年中滄桑幾變，蔣氏及其左右每每認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實，要推翻他，在1927年2月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那時我拒絕了鮑羅廷的誘惑，絲毫未為名利所動搖，而後來等到蔣氏羽毛豐滿，權力如日中天之時，反而要來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吧！
當時鮑氏被我說得啞口無言，我接著又說：“鮑顧問，我們國民革命至今日已是為山九仞，然而現在卻發生了困難。你是我們的顧問，你要負重大責任啊……”我便一項一項地數給他聽，例如：群眾運動的越軌，鬧得人人恐慌，社會嘖有煩言，妨礙革命進展等等。
“鮑顧問，”我說，“這種幼稚行動是否有人故意製造來和我們革命軍為難呢？……再說打倒禮教，解放婦女吧，也應該緩緩地進行，怎麽可以軍閥還沒有打倒，我們已進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這些都是群眾的幼稚病，革命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舉個例子來說吧，你說婦女們想不想生兒女？”鮑說時頗有得意之色。
“生產是婦女的天職！”我說，“既是女人，就要生兒育女。”
“請問，婦女生產痛苦不痛苦呢？”鮑說。
“豈但痛苦，”我說，“有時還有生命危險！”
“這就是你們的革命了。”鮑笑著說，“婦女知道生產痛苦，還是想生產，正如你們知道革命困難，還是要革命一樣。你們今日革命，由於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難，也就是婦女生產時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鮑羅廷本是一個有高度辯才的人，往往說得對方啞口無言。他這次回答我的問難，例子也舉得頗為切當。這時，我忽然靈機一動，立刻回答他說：“顧問先生，你是相信科學的啦！今日的產科醫生和各種醫藥設備，無不盡量減少產婦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絕沒有產科醫生任由產婦受苦，甚至聽憑她死亡之理。今日我們的國民革命，正如醫生對產婦一樣，不獨不設法減輕革命過程中的痛苦和損害，反而有意無意地任由他挫敗覆亡，這種道理說得通嗎？”
鮑氏聞言大笑，舉起酒杯說：“李將軍，你會說話，你會說話……哈哈！……咱們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當一碰，一飲而盡，結束了我們的一場小辯論。
鮑羅廷是有名的口若懸河的人，而我則一向不長於辭令。這一次不知哪裏來了一股靈感，居然把鮑羅廷說得無辭以對。這或者是“理直氣壯”的緣故吧！
事後，我反複思考這個問題，一班“左派”先生們和鮑羅廷的智能、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籌的。他們深知蔣總司令軍事獨裁一旦得逞，是無法製服的，必將貽患於無窮。而我隻是個存心忠厚，富於妥協性、忍讓性，具有婦人之仁的人，何補於國民革命。不過當時我也有兩個現實大問題橫梗在腦海中：其一就是大敵當前，孫傳芳敗回南京之後，即刻北上，投入張作霖的懷抱，張立刻補充他的軍實；奉軍並已沿京漢、津浦兩路源源南下，聲勢赫赫，實不容輕視。我軍萬一挫敗，退回兩廣，豈非前功盡棄？其次，即使蔣倒之後，仍能支撐現有局麵，占有湘鄂贛地區，黨政責任誰來負責領導？當時共產黨領導工、農、學生團體組織，國民黨則早已分崩離析，絕非共產黨的敵手，處此震撼環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協性罷了。
所謂“中央北遷問題”實係由蔣總司令堅持要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往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軍肅清鄂贛之敵後，廣州國民政府便決定北遷，以配合北向進展的軍事。就形勢說，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
蔣總司令之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時中央方麵防蔣軍事獨裁的空氣正日見濃厚，武漢方麵的四、八兩軍，在蔣看來，又非其嫡係。萬一國府和中央黨部遷往武漢，蔣必然失去控製力，所以他堅持中央應設在南昌。但是蔣氏的理由卻十分薄弱，他無法否定武漢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對遷武漢的理由是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總司令部在一起。但是總司令部為何不遷往武漢，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蔣的理由是總司令部應設在前方，以便親自督師。但是，總司令部如設在武漢，不是更接近前方嗎？北上可指揮京漢線，東下可指揮長江下遊，南昌反無此方便。因此蔣的理由實不成其為理由，說出來真是辭窮理屈。但是蔣氏個性倔強，硬幹到底，絕不表示讓步。
我們克複南昌後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及蘇聯顧問鮑羅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一行十餘人抵達南昌，由總司令親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廬山開會。我因係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且未在國民政府及政治會議中擔任職位，所以隻是列席旁聽而已。會議未議出什麽具體方案來，各委員便下山徑往武漢去了。他們這一去，顯然是對蔣氏留中央於南昌的計劃的一大打擊。不過，此時分任國民政府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譚延闓、張人傑兩氏尚滯留廣東，蔣擬繼續請譚、張二主席留在南昌。
然去漢各委員也不示弱。12月13日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開會決議組織所謂“聯席會議”，在政府未正式遷來武漢之前，執行最高職權。“聯席會議”委員，計有：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王法勤等，鮑羅廷也列席。公推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反蔣的陣營遂具雛形。在漢軍人，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等，都表示服從“聯席會議”，武漢、南昌遂隱然對立。
此時總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擬定東征計劃，蔣總司令急於打下江浙，我為此事也時去南昌參加會議，見蔣氏態度非常堅決，對武漢絕不讓步。我唯恐事態擴大，影響軍事進展，乃力勸蔣氏不必和武漢各走極端，應聽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我說：“中央遷往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歸。你既無法阻止國府委員去武漢，不如幹脆讓他遷去算了，但軍隊調遣，繼續北伐，則應絕對服從總司令的指揮。”蔣說：“你看他們肯聽我的命令嗎？”我說：“大敵當前，不聽指揮即等於自殺，此事我願負責斡旋疏通。”蔣才無話。其後果然，反蔣甚烈的二、六兩軍仍聽調度東下，終於克複南京，可見他們也還顧全大局，並非不可理喻。12月底，譚延闓、張人傑抵南昌，住了幾個星期，譚往武漢，張卻去上海。
我在南昌總司令部見到新客極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黃郛、張群二人，都是政學係重要人物。張已做了總司令部裏的總參議。渠何時就職，從何而來，我都不知道。黃郛是初從上海來的。黃也是浙江人，蔣的同鄉，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後，往日本振武學堂留學。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進攻上海，任陳其美的參謀長，和蔣也曾“換帖”。黃氏後來迭任北洋政府要職，1924年曾一度出任內閣總理。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麵，但見其風度翩翩，能說會講，而舉止從容，一望而知為一十分幹練的官僚。他來贛何事，我們也不得而知。唯當時漢、潯一帶黨報對黃氏攻擊不遺餘力，罵他是政學係北洋舊官僚，軍閥的走狗，不應讓他混跡於我們革命陣營之內。蔣總司令為此曾在紀念周上大發雷霆，說黃膺白（黃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也不要了嗎？但是黃郛究為何事來南昌訪蔣，我們終不知其底蘊。 <h4>二</h4>
就在潯、漢對立的情形逐日惡化之際，我們東征軍的部署也逐漸就緒，計劃迅速肅清長江下遊之敵，然後揮軍北上，統一全國。當時我軍整個北伐計劃的部署是對北麵（河南）采取守勢，對東麵（東南）采取攻勢。部隊分為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而中路軍又分為江右軍、江左軍，向我附義的敵軍周鳳岐、劉佐龍等部也都編入戰鬥序列，參加作戰。當時指揮係統如下：
東路軍總指揮 何應欽
東路軍前敵總指揮 白崇禧
第一縱隊指揮官 周鳳岐
第十九軍 陳 儀
第二十六軍 周鳳岐（兼）
第二縱隊指揮官 王 俊
第一軍第一師 薛 嶽第二十二師 陳繼承
第三縱隊指揮官 白崇禧（兼）
第二十一師 嚴 重第二師 劉峙
先遣隊 李明揚
第四縱隊指揮官 馮軼裴
第一軍第三師 譚曙卿
第一軍第十四師 馮軼裴（兼）
第二十師第五十八團 王文翰
第五縱隊指揮官 賴世璜
第十四軍 賴世璜（兼）
第六縱隊指揮官 曹萬順
第十七軍 曹萬順（兼）
中路軍總指揮 蔣中正（兼）
江右軍總指揮 程 潛
第一縱隊指揮官 程 潛（兼）
第六軍 程 潛（兼）
第二縱隊指揮官 魯滌平
第二軍 魯滌平（兼）
第三縱隊指揮官 賀耀組
獨立第二師 賀耀組（兼）
江左軍總指揮 李宗仁
第一縱隊指揮官 李宗仁（兼）
第七軍 李宗仁（兼）
第二縱隊指揮官 王天培
第十軍 王天培（兼）
第三縱隊指揮官 劉佐龍
第十五軍 劉佐龍（兼）
西路軍總指揮 唐生智
第一縱隊指揮官 唐生智（兼）
第八軍 李品仙 第十八軍 葉 琪
第三十五軍 何 鍵 第三十六軍 劉 興
鄂軍第一師 夏鬥寅
第二縱隊指揮官 張發奎（兼）
第四軍 張發奎
第三縱隊指揮官 陳銘樞
第十一軍 陳銘樞（兼）
第四縱隊指揮官 彭漢章
第九軍 彭漢章（兼）
總預備隊指揮官 朱培德
第三軍 朱培德（兼）
各路部署即定，東路軍遂於1927年1月中旬，自閩、贛兩省分途入浙。因何應欽已先期被任命為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遂另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名義，率師由贛東進入浙境。中央軍的江右軍沿長江南岸地區東進，我的江左軍則自鄂東沿長江北岸區域東進，以安慶為目標。
我軍奉到新的作戰計劃後，全軍乃在鄂東一帶布防，待命東征，軍部則遷往漢口。我回到武漢，發現武漢三鎮已麵目全非。群眾運動簡直如火如荼。1月初旬，漢口群眾和英水兵衝突，乘勢衝入英租界，英人見革命群眾的聲勢太大，不得已，答應將英租界交還中國。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軍心民心均大為振奮。
不過，武漢的群眾運動，已發生越軌現象。工會組織遍地皆是，罷工日有所聞，但是這種罷工多數為不合理的聚眾要挾。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已致資方完全不能負擔的程度。然各工會的要求仍是有加無已，以致武漢工廠、商鋪很多被迫歇業。連挑水、賣菜的都有工會組織，時時罷工以圖增加收入。武漢三鎮克複不到數月，竟至市況蕭條、百業倒閉，市上甚至有時連蔬菜也不易買到。而工人、店員等則在各級黨部指導之下，終日開會遊行，無所事事，呈現出一種狂熱奔放，但是卻十分不合理的怪現象。農村的群眾運動尤為幼稚。大地主不消說了，就是小地主、自耕農的財產，也被籍沒充公，本人甚或被槍殺。鄉村農會的權力，大得嚇人。譚延闓告訴我說，他茶陵家裏的佃農，也難逃此劫運。當時兩湖的工農運動的幼稚和過火，確是實情，真是一言難盡。總之，當時武漢和兩湖地區的社會秩序，被國共兩黨內幼稚的黨務人員，鬧得烏煙瘴氣。政府和黨部，初未加以絲毫約束，也是事實。我回抵武漢，便認為這是極大的隱憂。
此時黨政軍高級人員的反蔣空氣也已逐漸明朗化。“聯席會議”中人，為了遷都問題和蔣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說，軍人之中也醞釀反蔣甚烈。唐生智、張發奎等都已公開表明態度，隻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表示袒蔣，然陳氏僅有一個軍，實力究屬有限。1927年1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觀察，渠見武漢風色不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蔣去後，親蔣的陳銘樞旋即被排擠去職，所遺武漢衛戍司令一職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軍軍長一職，則由張發奎兼代。武漢方麵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蔣的政敵了。 <h4>三</h4>
在武漢當時的環境下，我的態度卻十分持重，我認為無論怎樣，我們國民黨斷不能蹈洪楊太平軍的覆轍而同室操戈，致功敗垂成。黨內糾紛，應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決，各方都應顧全大局，盡量忍讓。正因我這種顧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態度，我的處境遂十分困難與痛苦。武漢反蔣人士，認為我的態度有點中間偏蔣，足以維持蔣的地位於不墜，乃紛起包圍我，企圖以說服和利誘的方式來爭取我參加他們的反蔣運動。此時，跨黨分子和共產黨員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緘默，並未來我處遊說，隻在一旁坐觀虎鬥。
常來我處喋喋不休的，都是黨政軍三界的重要領袖人物，如徐謙、顧孟餘、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郭沫若、鮑羅廷，乃至向以溫和圓滑見稱的老政客譚延闓。他們反蔣的理由不外數端：一是說，蔣在製造軍事獨裁。他在廣東已極盡縱橫捭闔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現在已成為一新軍閥，本黨如不及早加以抑製，袁世凱必將重見於中國。再則說，蔣氏個性偏私狹隘，北伐各軍待遇懸殊。蔣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勢力，於德於法，均不足以為全軍主帥。還有就是說，蔣氏想以軍力挾持黨和政府於南昌，破壞黨紀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點，即是蔣脫離群眾，走向反革命途徑，和舊軍閥、舊官僚相勾結等。總之，蔣氏必須打倒或撤換。至少“總司令部組織法”應大加修改，以減少蔣的權力，防止其獨裁的傾向。
在他們苦苦糾纏之下，我實在疲於應付，有時也覺無辭以對，因為他們對蔣的指責和批評都極中肯，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不過，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們無法辯駁。我一再引太平天國為例，洪楊同室操戈，以致功敗垂成，殷鑒不遠。蔣的缺點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認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長處，黨以前也加意扶植過他，今天我們也可以善意地去幫助他，糾正他。斷不可鬧到決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臨陣易帥，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況，尤其會動搖軍心民心，乃至影響國際地位，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鄭重地說，蔣總司令固有缺點，我們黨政軍各界也有嚴重的錯誤。試看我們幼稚和過火的群眾運動，如今鬧得市麵蕭條，人民居處不安；軍隊裏的政工人員則處處挑撥士兵和官長的感情，以圖漁利。凡此種種都於革命有損無益，而我政府和黨部卻充耳不聞。我問鄧演達：“你說工人罷工就叫作革命，為什麽同誌們不到敵人的後方去策動罷工呢？為什麽偏要在我們革命軍後方越軌鬧事，鬧得我們菜也沒得吃呢？”
鄧說：“這是革命時期的幼稚病，終歸無法避免的，將來必能逐步改正。”
我說：“你們何不在這方麵多致點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帥的大題目呢？”
同時，我也告訴唐生智說，目前黨政內部過火的運動是“紙包火”。因為此時唐的中下級軍官已經嘖有煩言，對所謂“群眾運動”感到十分不滿，唐固知之甚詳。我說：“你如不及早設法排解，消弭於無形，將來軍隊會不聽你指揮的。”唐則一再地說：“我有辦法！我有辦法！”
見到張發奎時，我也以同樣理由，向他解說。我說：“你們第四軍裏，共產黨最多，高級將領如葉挺等都是著名的共產黨，你如對他們不加約束，將來軍隊會不聽你指揮的。”張說葉挺和他是廣東北江的小同鄉，從小便在一起，可以說是如兄如弟，以他和葉的“私人關係”，他認為葉挺絕不會和他為難的。我說：“共產黨還談什麽私人關係，他們隻知道第三國際的命令，你別做夢了。”張說：“不會的，絕不會的。”
葉挺的確是個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產黨員，思想激進，一切都以共產黨員的準則要求自己。這時共產黨主張打倒舊禮教，解放婦女。葉挺雖也隨聲附和，但是他對他自己年輕貌美的妻子，卻金屋藏嬌，防範極嚴，絕不輕易介紹給大家一見。這也是四軍中盡人皆知的趣事。張發奎即舉此事為例，向我說葉挺不是那樣荒謬不念舊交的共產黨。
大致就在1月中旬蔣氏離漢之後，反蔣的說客到我第七軍軍部來訪的絡繹不絕。我們互相駁難的內容大體如上所述。其中最具體的，要算是鮑羅廷約我“酒敘”的一次了。
在蔣氏離漢後約一星期，鮑羅廷忽然專柬來約我小敘，我應約而往。我們首先寒暄一番，鮑氏也著實誇獎我的戰功。嗣後，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題，鮑說：“李將軍，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當日援湘也是你們廣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風順，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總不希望革命流產吧？！”
“當然不希望它流產，”我說，“相反，我正希望革命戰爭早日勝利，軍事時期早日結束，好讓和平建設早日開始。”
“那麽，你看蔣介石近日作風是個什麽樣子呢？我看他已經完全脫離群眾，眼看就要變成一個新軍閥。李將軍，你是革命元勳、北伐的發動者，我想你不應該跟著一個軍閥走吧！”鮑羅廷說時麵色十分嚴肅。
我說：“鮑先生，蔣總司令缺點是有的，但是無論怎樣，我不主張打倒他。我主張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幫助他、糾正他……”接著，我便列舉臨陣易帥的危險和洪楊內訌導致覆滅的故事。對他們所發動的反蔣運動，期期以為不可。
鮑說：“我看你們絕不能再讓蔣介石繼續當總司令了。再當下去，中國必然又要出現一個獨裁者，革命就會前功盡棄……”他沉思片刻，繼續說道：“你看蔣介石如果失敗了，誰能繼承他呢？……據我看，李將軍，論黨齡，論功勳，論將才，還是你最適當。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這問題！”鮑氏說著，露出很誠摯的麵色來等待我的回答。
我心想鮑羅廷今番竟欲置我於爐火之上，以總司令的位置來誘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訴他說：“鮑顧問，你還沒有認識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願望，乃至我的個性。我們革命軍人唯一的願望是革命早日勝利，國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設，我們也可以解甲歸農。革命不成，馬革裹屍就是我們唯一的歸宿。既參加革命，我就未考慮到我自己的前途。鮑顧問，你是親自在場的，你看我力辭前敵總指揮，並保薦唐生智擔任，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希望以唐為例，對外號召赴義，以廣招徠。你看我考慮到自己的名位沒有？鮑顧問，你並沒有認識我的為人！”
鮑羅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說得張口結舌，一聲不響。其實，他可能確是一番誠意。他們一心一意要打倒蔣介石，但是蔣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有另一人來當總司令呀！以當時軍功、資望來說，他們考慮到我，原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不過，我反對臨陣易帥，並且認為鮑氏是以名位誘惑我加入反蔣陣營的，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數十年，在這幾十年中滄桑幾變，蔣氏及其左右每每認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實，要推翻他，在1927年2月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那時我拒絕了鮑羅廷的誘惑，絲毫未為名利所動搖，而後來等到蔣氏羽毛豐滿，權力如日中天之時，反而要來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吧！
當時鮑氏被我說得啞口無言，我接著又說：“鮑顧問，我們國民革命至今日已是為山九仞，然而現在卻發生了困難。你是我們的顧問，你要負重大責任啊……”我便一項一項地數給他聽，例如：群眾運動的越軌，鬧得人人恐慌，社會嘖有煩言，妨礙革命進展等等。
“鮑顧問，”我說，“這種幼稚行動是否有人故意製造來和我們革命軍為難呢？……再說打倒禮教，解放婦女吧，也應該緩緩地進行，怎麽可以軍閥還沒有打倒，我們已進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這些都是群眾的幼稚病，革命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舉個例子來說吧，你說婦女們想不想生兒女？”鮑說時頗有得意之色。
“生產是婦女的天職！”我說，“既是女人，就要生兒育女。”
“請問，婦女生產痛苦不痛苦呢？”鮑說。
“豈但痛苦，”我說，“有時還有生命危險！”
“這就是你們的革命了。”鮑笑著說，“婦女知道生產痛苦，還是想生產，正如你們知道革命困難，還是要革命一樣。你們今日革命，由於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難，也就是婦女生產時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鮑羅廷本是一個有高度辯才的人，往往說得對方啞口無言。他這次回答我的問難，例子也舉得頗為切當。這時，我忽然靈機一動，立刻回答他說：“顧問先生，你是相信科學的啦！今日的產科醫生和各種醫藥設備，無不盡量減少產婦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絕沒有產科醫生任由產婦受苦，甚至聽憑她死亡之理。今日我們的國民革命，正如醫生對產婦一樣，不獨不設法減輕革命過程中的痛苦和損害，反而有意無意地任由他挫敗覆亡，這種道理說得通嗎？”
鮑氏聞言大笑，舉起酒杯說：“李將軍，你會說話，你會說話……哈哈！……咱們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當一碰，一飲而盡，結束了我們的一場小辯論。
鮑羅廷是有名的口若懸河的人，而我則一向不長於辭令。這一次不知哪裏來了一股靈感，居然把鮑羅廷說得無辭以對。這或者是“理直氣壯”的緣故吧！
事後，我反複思考這個問題，一班“左派”先生們和鮑羅廷的智能、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籌的。他們深知蔣總司令軍事獨裁一旦得逞，是無法製服的，必將貽患於無窮。而我隻是個存心忠厚，富於妥協性、忍讓性，具有婦人之仁的人，何補於國民革命。不過當時我也有兩個現實大問題橫梗在腦海中：其一就是大敵當前，孫傳芳敗回南京之後，即刻北上，投入張作霖的懷抱，張立刻補充他的軍實；奉軍並已沿京漢、津浦兩路源源南下，聲勢赫赫，實不容輕視。我軍萬一挫敗，退回兩廣，豈非前功盡棄？其次，即使蔣倒之後，仍能支撐現有局麵，占有湘鄂贛地區，黨政責任誰來負責領導？當時共產黨領導工、農、學生團體組織，國民黨則早已分崩離析，絕非共產黨的敵手，處此震撼環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協性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