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武漢撤退後，我方主力部隊都退往西南山區，抗戰乃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不過，敵人因深入我內地，戰區擴大，補給線延長，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勢。故無力對我作全麵進攻，隻有對各戰區不時作間歇性的戰鬥，但每次作戰時期亦不能超過一月以上，真所謂勢窮力竭、捉襟見肘了。
1938年11月間，我偕五戰區長官部退至棗陽時，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該處，與我會商防務。李部所轄的第八十四軍在應城一帶突破敵人包圍圈，到達隨縣。劉汝明的六十八軍也自左翼退下，同時到達。我便命令兩軍在隨縣布防，以待敵軍來襲。我長官部則暫設於樊城。因按軍令部於武漢失守後的新規劃，本戰區現轄防地，計包括自沙市至巴東一段長江的江防。北麵包括豫西的舞陽、方城、南陽、鎮平、內鄉數縣。東向則敵後的大別山和皖北、皖西、鄂東各縣也在本戰區防地之內。故樊城實為指揮本戰區內戰事的最適中地點。
長官部到樊城後，我遂將在武漢保衛戰中打殘了的部隊約十餘萬，加以整頓，重行部署，準備向武漢反攻。這一時期，我五戰區的戰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便隨時向武漢外圍出擊，同時與平漢路東大別山區內的廖磊集團軍相呼應，威脅平漢路的交通，使敵人疲於奔命，發揮機動戰與遊擊戰的最高效能。
敵人固亦深知我方戰略的重心所在，故視我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為眼中釘。無奈武漢四周我軍的遊擊隊實力強大，日軍四麵受敵，暫時無足夠兵力來掃蕩我五戰區，我們因而有充分時間來重行部署。而1938年歲暮，我們在樊城也能從容過年，未受敵軍騷擾。
孰知正當敵人陷入泥淖、攻勢日弱之時，我方陣營的悲觀論者卻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戰，開始做投降的活動。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突然秘密離渝飛滇，前往越南的河內，並發表反對抗戰、誣蔑抗戰將士的文告。
汪兆銘的叛國雖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對抗戰，我實早已親自領教過。我在上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專誠去拜望汪先生，見汪氏態度很是消極。他一再問我：“你看這個仗，能夠打下去嗎？”說時搖頭歎息。
我說：“汪先生，不打又怎麽辦呢？不是我們自動地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們抗戰呀！我們不打，難道等著亡國嗎？”汪氏遂未多言。也許他已認定我是好戰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時汪派反抗戰人士已組織一個“低調俱樂部”，當前方抗戰最緊張、後方民氣最沸騰時，這批悲觀分子卻打著“低調”旗號，在後方泄氣，實是可恨。直至武漢失守，全國精華地區全部淪陷，他們悲觀到了絕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顧一切，掉頭投敵，當起漢奸來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說一句公道話，便是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例如汪氏投敵後，以前與汪氏淵源最深的國軍將領，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都是抗戰陣營中的柱石，然終汪之世，未嚐作片紙隻字向張、黃等招降。足見大義所在，縱是賣國賊也頗覺不為已甚，而自我抑製。
汪氏投敵後，五戰區中袍澤雖亦紛紛議論，然究以敵愾同仇之心甚切，士氣未受絲毫影響。
1939年初，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師，自平漢路東大別山區潛至路西。原來在武漢保衛戰初期，在安徽太湖、潛山一帶作戰的，為徐部和川軍楊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團軍以及川軍王纘緒部的第二十九集團軍。武漢吃緊時，楊、王兩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則奉命入大別山，協同廖磊部在該山區作遊擊戰。
前在《完成北伐》一章中曾提及，徐源泉原為張宗昌的舊部，後經何成濬的居間，在天津一帶向革命軍投降的。嗣後何氏即引徐部為自己人，徐也仗何在中央為渠周旋。此次徐源泉不奉命令擅自自大別山潛來路西，實犯軍法，無奈何成濬在中央為其緩頰，遂不了了之。
再者，此次武勝關失守，亦由於第一軍軍長胡宗南不聽調遣所致。我抵樊城後，便呈報中央，要求嚴懲胡宗南。孰知此電報竟如石沉大海，永無反響。於是，武勝關一帶失守的責任問題，亦不了了之。
於此均可見中央政府的治軍、治政，全以人為依歸。凡中央“嫡係”部隊，或與中央可以發生“通天”關係的，因不聽將令、不受指揮而失城失地的，都可不了了之，實在不成個章法。如此上行下效起來，對敵抗戰的效能也就大大地減低了。 <h4>二</h4>
1939年4月，敵人經縝密計劃與充分補給之後，乃思掃蕩我五戰區的主力，以鞏固其武漢外圍。4月下旬，敵方乃集結其中國派遣軍的精銳：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師團和第四騎兵旅，約十餘萬人，挾輕、重炮二百餘門，戰車百輛，循襄花（襄陽至花園）及京鍾（京山至鍾祥）兩公路西犯。其初步戰略，想掃蕩我大洪山、桐柏山兩據點內的部隊，以占領隨縣、棗陽。其第二步目標，似在占領我襄陽、樊城與南陽。敵方如能完成此兩項戰果，則武漢可以安如磐石，而我軍對平漢路的威脅，也可解除了。為針對敵方此項戰略部署，我亦決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與敵長期周旋。
我判斷敵軍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進，作中央突破，直搗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的八十四軍和六十八軍守正麵隨、棗一線；以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擔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鍾公路和襄河兩岸的防務；而以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和孫震的第二十二集團軍守桐柏山北麓南陽、唐河至桐柏一線；長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務，則由江防司令郭懺所部兩個軍擔任。
部署既定，樊城長官部內的情報科收到我方諜報人員何益之自上海拍來密電，詳述敵軍此次掃蕩五戰區的戰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運）原為日方的譯員，嗣經我親自接洽而擔任我方在敵後的情報員。抗戰爆發後，何君即以為敵工作作掩護，並以其個人多年來培植的友誼，與反對侵華的日本少壯軍人領袖和知鷹二等相結納，由和知君等供給最重要的軍事機密。何君並在日籍友人私寓內設一秘密電台，與我五戰區的情報科通訊。其情報的迅速正確，抗戰初期可說是獨一無二。所以關於敵軍進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圍攻武漢的戰略及兵力分布，我方無不了若指掌。其後應驗也若合符契。每當我五戰區將此項情報轉呈中央時，中央情報人員尚一無所知。所以軍令部曾迭次來電嘉獎五戰區情報科，殊不知此種情報實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將軍處獲得而供給的。嗣後和知君因反對侵華而調職，乃另介一人與益之合作，繼續供給情報。直至太平洋戰事發生，日軍進入租界，何君因間諜嫌疑，為日方搜捕而逃離上海，我方情報始斷。此地我須特別提出一敘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險，為我方搜集情報，全係出乎愛國的熱忱。渠始終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義，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濟。如何君這樣愛國誌士，甘做無名英雄，其對抗戰之功，實不可沒。
我既獲何君的情報，乃一麵轉報中央，一麵在敵軍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一陷阱，預備來一個誘敵深入的殲滅戰。
當隨、棗吃緊時，中央軍令部曾調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部的五個師前來增援。湯部自徐州撤退後，即調往江南，嗣因江南兵力太多，乃又北調，自沙市渡江來五戰區。湯軍甫抵沙市，恩伯即乘輪赴渝，向委員長有所請示。所部陸續於4月中到達襄、樊一帶，聽候調遣。我便命令湯部五個師迅速開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為倚托，在側麵監視敵人。待我軍正麵將敵人主力吸入隨棗地區後，湯軍團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自桐柏山衝出，一舉截斷襄花公路，會同正麵我軍，將敵人包圍而殲滅之。
我判斷敵人此來，是以騎兵與機械化部隊為主，意在速戰速決。且因不知我方在側麵桐柏山上匿有重兵，必然以主力沿公路西進，而墜入我袋形部署之內，自招覆滅無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線敵我已有接觸，湯恩伯適自重慶返抵前方，到樊城來看我。我便將我所得的情報及計劃殲滅敵人的部署，說給他聽。未待我解釋完畢，恩伯便大發脾氣，說：“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亂拿我的部隊來犧牲！”
我再耐心地向他解釋說：“你以桐柏山為後方，有什麽危險？……”不待我說完，恩伯便牛性大發，竟不聽命令，拂袖而去。在任何戰爭中，當前線危急之時，部將不聽主官約束而擅自行動，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戰期中，所謂“嫡係”的“中央軍”如胡宗南、湯恩伯等，皆習以為常。當時作戰區司令長官的困難，也就可以想見了。
4月30日，沿襄花公路西犯之敵與我軍開始接觸，隨棗會戰之幕遂啟。襄花公路沿線俱係平原，敵人因而可以盡量發揮其機械化部隊的威力。敵坦克在陣地上橫衝直撞。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來的坦克簡直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的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內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然血肉之軀終究難敵坦克、大炮，以致敵人坦克過處，我軍的戰壕每被壓平，守壕士兵非被輾斃，即被活埋於壕內。坦克過後，敵方步兵隨之蜂擁而來，輕重機槍密集掃射，彈如雨下，銳不可當。
但是縱在這種劣勢下作戰，敵我在隨縣大洪山一帶激戰經旬，大小二十餘戰，我方正麵始終未被突破。此時湯恩伯軍團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側麵出擊，必可將敵人包圍，獲致與台兒莊相埒的戰果。無奈湯恩伯一意保存實力，不願配合友軍作殲滅戰。故當敵軍向襄花公路正麵突擊時，其掩護右側麵的少數部隊曾與湯部接觸，而湯部竟全軍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陽一帶。
正麵我軍因無友軍自側麵接應，無法與敵長期消耗，遂失隨縣。5月8日以後，敵人又加強對我軍兩翼的攻擊。南路以精銳騎兵自鍾祥沿襄河北竄，攻入棗陽；北路則自信陽西進，陷桐柏、唐河，擬與南路會師棗陽，對桐柏、大洪兩山區內的我軍作大包圍。我乃嚴令湯恩伯會同孫連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帶出擊。14日克複新野、唐河，與包圍圈內的友軍相呼應。我乃令我軍於15日起作總反攻。激戰三日三夜，至18日，敵卒開始總退卻。我軍克複棗陽，乘勢追擊，敵軍死守隨縣。我軍因無重武器，無法攻堅，乃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入於休戰狀態。
綜計此次隨棗會戰，敵軍以十萬以上的精銳部隊，猛烈的機械化配備，三個月以上的調度布置，對我桐柏山、大洪山兩遊擊基地及襄、樊、南陽發動攻勢，誌在必得。孰知經三十餘日的苦戰，卒至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算，狼狽而返。我方如不是湯恩伯不遵軍令，敵方機械化部隊，在襄花公路上，說不定就永無東歸之日呢！ <h4>三</h4>
第一次隨棗會戰，幾以湯恩伯的自由行動而僨大事，對湯恩伯的作風及其部隊的戰鬥力量，似有略作評述的必要。
湯恩伯為抗戰期間所謂“中央軍”中的戰將。他事實上並不善戰。每次臨陣，恩伯的指揮所均無固定地點，他隻帶少數隨從和電話機四處流動。因為每逢作戰，敵機總很活躍，他深恐目標為敵機發現而招致危險，所以不願停留於某一地點，以致他司令部內的人員都不知道總司令在何處。湯的畏葸行動影響指揮效率甚巨。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勝仗的基本條件。
再者，湯恩伯專喜歡打飄忽無常的機動戰。看到形勢絕對有利時，便迅速來個突擊，否則便竭力避戰。所以隨棗會戰時，他對我所布置的大規模殲滅戰，便望而生畏。
湯恩伯的最大缺點，還是他的治軍無法度，軍紀廢弛。湯軍借口防諜，凡所駐紮的村落，除老弱婦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離村往別處寄宿。村中細軟、糧食、牲口也不許外運。壯年人既去，則婦女、財產便一任駐軍支配了。以故湯軍過處，民怨沸騰。後來河南人民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據我所知，這並不是對湯軍過分誣蔑之辭。
隨棗戰後，湯軍五個師仍奉命駐於桐柏山一帶，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見，以故駐地被攪得雞犬不寧。當地居民乃央請該地區專員石毓靈來請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肅軍紀，以禁湯部擾民。在石專員訴苦之後，我便坦白地對他說，關於整肅軍紀的命令，我已不知下過多少道。不過對湯恩伯的軍隊，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無益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軍隊的紀律，斷非幾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況湯恩伯是委員長的心腹，縱使我向委員長報告，他也不會追究，徒然引起無謂的摩擦。
後來石專員又告訴我一個他目擊的故事：某次湯恩伯要石專員一起去視察防地，當地有一位老舉人，年約八十多歲，長髯拂胸，扶了一支拐杖，求見湯總司令。湯傳見後，這老丈便對恩伯說：湯將軍，我久仰大名，你在南口英勇殺敵時，全國對你真是敬若神明。但是我們老百姓實在沒想到你部隊的紀律是如此之壞。我癡生八十餘年，熟讀古書，遜清時代也還有個功名，從未聽說一支部隊軍紀廢弛到如此地步，而還可以殺敵致果的。言談之間，分明對恩伯以前抗日的英名表示懷疑。這老者年紀既已八十多歲，又是一位舉人，湯恩伯奈何他不得，隻好說：“請批評！請批評！”這老人便毫無隱諱地將湯軍如何占領村落，驅逐人民的事實和盤托出，語調甚為激動，說完也不管湯恩伯的反應如何，便拂袖而去。
湯恩伯聽了一番教訓之後，頗覺難為情，連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並立刻約石專員一同去各村巡視。所見實情，較諸該老者所言有過之無不及。恩伯便把駐軍的三位連長叫來，問他們當地老百姓哪裏去了。三位連長回說：“因為防諜，都按照本軍慣例，不許老百姓住在村內。”
恩伯聞言大怒，便吩咐將這三位連長綁起來，立刻推出村外，竟把這三個連長槍斃了。這種一怒殺人的幹法，簡直是發瘋。他受了那老舉人的氣，便殺幾個部下來出氣。事實上，他全軍皆是如此做法，相沿已久，今殺此三人，對軍紀並無改進，這就是湯恩伯的作風。
關於湯恩伯這種不遵軍令、部隊不守紀律的情形，我知道報到中央去，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把事弄糟。我們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一貫作風，便是鼓勵他部下將帥不和，以便分化控製。湯恩伯、胡宗南等不服從我的命令，是蔣先生所最高興的。他們也知道，如果他們認真執行我的命令，就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們動輒直接向委員長報告。戰區司令官哪在他們眼裏呢？
我如不明此理，據實報上去，蔣先生非但不辦湯、胡，反會將我的報告交給他們看，說你看你的長官在告你呢！這樣一來，湯、胡等人感知遇之恩，會對委員長更加服從。而我們戰區之內，軍紀沒有整肅好，部將與司令官間的摩擦卻隨之發生了。
湯、胡等人深知蔣先生的作風，知道別人告他們，委員長也不會聽，何況還有黃埔同學互相掩飾呢！因此他們就大膽蒙蔽領袖，國家軍政大事也就不堪設想了。
湯恩伯在五戰區不服從我，猶有可說，因為我曾經倒過蔣，是蔣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後來被調到第一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同是委員長的心腹，他們又是浙江同鄉，應該相處無間了。誰知在委員長慫恿之下，蔣、湯二人竟鬧到不能見麵的程度。蔣司令長官召集會議，湯恩伯竟不去參加。甚至蔣鼎文打電話來，湯也不接。而出人意外地，湯恩伯卻始終對我保持著表麵上極度恭順的態度。我也就想利用這一點點友誼，來替他調處調處，免得鬧大了，影響戰局。
1942年，湯恩伯在葉縣防次辦了一所“大學”。開學時，承他邀我前去“訓話”。公務既畢，我找了一個機會和他閑談。我開門見山地問他說：“我聽說你和蔣長官的關係鬧到不能見麵的程度，究竟是怎麽回事？”
恩伯說：“蔣長官昏聵糊塗，受左右宵小包圍，對我歧視。”我說：“恩伯兄，論軍界資曆，蔣長官是你老前輩；論私誼，他與你又都是委員長的同鄉。如你們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誰合作呢？你和蔣長官之間的摩擦，你縱無過，也是不對，何況你還不一定無過呢！在這大敵當前的局麵，你們帥將不和是多麽危險的事呀！本來，你們第一戰區如鬧糟了，我第五戰區還可乘機表現一番。不過就大局說，我希望你們不要鬧意見。”最後，我一再強調說：“恩伯兄，我比你癡長十來歲，我這番話實在是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恩伯聽後很為感動，說：“那我就到洛陽去看蔣長官去！”
嗣後不久，我因事與蔣鼎文碰麵。我遂問及此事。蔣鼎文說：“你指揮過湯恩伯，他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他眼睛長在頭頂上，哪瞧得起我們司令長官？他常常去告‘禦狀’，委員長不知底細，還常常打電話來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為的顧全大局。這個位子，我早就不想幹了。湯恩伯想當長官，讓他去當好了。但是我辭職，委員長又不準……”
接著，他就敘述他辭職不準的道理。鼎文說：“我也有我的長處呀！雜牌部隊不怕我，我還可以指揮他們。可是他們怕湯恩伯，湯恩伯如當了長官，他們恐怕都要跑了。所以這一位子，湯恩伯想幹也幹不了，我辭也辭不了。”
我當然也把湯恩伯在葉縣所說的一番話告訴蔣氏，並說湯恩伯有意到洛陽來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於千裏之外。“銘三兄，”我說，“為著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為國！”蔣鼎文也很感激我這一番善意的調解。
從這些小事，很可看出湯恩伯是怎樣一個飛揚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在河南時，除辦“大學”之外，還圈定民地數千畝，創辦什麽“傷殘將士農場”。將士既已傷殘，當然不能務農，他就雇用農民去耕種。此外，他又不恤民時，征用民工，大興土木，修建其“大學”，建築材料則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廟，甚至祖塋上的磚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隨時召集當地縣長、專員等地方官開會。凡征調民工，或按戶攤派錢糧等事，他從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縣長去執行。他生性又是個能說會講，而講過又不算的莽漢子。不僅他的部下對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當局”的縱容，恩伯就益發不知天高地厚了。終至中原鼎沸，一敗塗地而後已。
武漢撤退後，我方主力部隊都退往西南山區，抗戰乃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不過，敵人因深入我內地，戰區擴大，補給線延長，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勢。故無力對我作全麵進攻，隻有對各戰區不時作間歇性的戰鬥，但每次作戰時期亦不能超過一月以上，真所謂勢窮力竭、捉襟見肘了。
1938年11月間，我偕五戰區長官部退至棗陽時，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該處，與我會商防務。李部所轄的第八十四軍在應城一帶突破敵人包圍圈，到達隨縣。劉汝明的六十八軍也自左翼退下，同時到達。我便命令兩軍在隨縣布防，以待敵軍來襲。我長官部則暫設於樊城。因按軍令部於武漢失守後的新規劃，本戰區現轄防地，計包括自沙市至巴東一段長江的江防。北麵包括豫西的舞陽、方城、南陽、鎮平、內鄉數縣。東向則敵後的大別山和皖北、皖西、鄂東各縣也在本戰區防地之內。故樊城實為指揮本戰區內戰事的最適中地點。
長官部到樊城後，我遂將在武漢保衛戰中打殘了的部隊約十餘萬，加以整頓，重行部署，準備向武漢反攻。這一時期，我五戰區的戰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便隨時向武漢外圍出擊，同時與平漢路東大別山區內的廖磊集團軍相呼應，威脅平漢路的交通，使敵人疲於奔命，發揮機動戰與遊擊戰的最高效能。
敵人固亦深知我方戰略的重心所在，故視我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為眼中釘。無奈武漢四周我軍的遊擊隊實力強大，日軍四麵受敵，暫時無足夠兵力來掃蕩我五戰區，我們因而有充分時間來重行部署。而1938年歲暮，我們在樊城也能從容過年，未受敵軍騷擾。
孰知正當敵人陷入泥淖、攻勢日弱之時，我方陣營的悲觀論者卻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戰，開始做投降的活動。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突然秘密離渝飛滇，前往越南的河內，並發表反對抗戰、誣蔑抗戰將士的文告。
汪兆銘的叛國雖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對抗戰，我實早已親自領教過。我在上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專誠去拜望汪先生，見汪氏態度很是消極。他一再問我：“你看這個仗，能夠打下去嗎？”說時搖頭歎息。
我說：“汪先生，不打又怎麽辦呢？不是我們自動地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們抗戰呀！我們不打，難道等著亡國嗎？”汪氏遂未多言。也許他已認定我是好戰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時汪派反抗戰人士已組織一個“低調俱樂部”，當前方抗戰最緊張、後方民氣最沸騰時，這批悲觀分子卻打著“低調”旗號，在後方泄氣，實是可恨。直至武漢失守，全國精華地區全部淪陷，他們悲觀到了絕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顧一切，掉頭投敵，當起漢奸來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說一句公道話，便是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例如汪氏投敵後，以前與汪氏淵源最深的國軍將領，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都是抗戰陣營中的柱石，然終汪之世，未嚐作片紙隻字向張、黃等招降。足見大義所在，縱是賣國賊也頗覺不為已甚，而自我抑製。
汪氏投敵後，五戰區中袍澤雖亦紛紛議論，然究以敵愾同仇之心甚切，士氣未受絲毫影響。
1939年初，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師，自平漢路東大別山區潛至路西。原來在武漢保衛戰初期，在安徽太湖、潛山一帶作戰的，為徐部和川軍楊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團軍以及川軍王纘緒部的第二十九集團軍。武漢吃緊時，楊、王兩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則奉命入大別山，協同廖磊部在該山區作遊擊戰。
前在《完成北伐》一章中曾提及，徐源泉原為張宗昌的舊部，後經何成濬的居間，在天津一帶向革命軍投降的。嗣後何氏即引徐部為自己人，徐也仗何在中央為渠周旋。此次徐源泉不奉命令擅自自大別山潛來路西，實犯軍法，無奈何成濬在中央為其緩頰，遂不了了之。
再者，此次武勝關失守，亦由於第一軍軍長胡宗南不聽調遣所致。我抵樊城後，便呈報中央，要求嚴懲胡宗南。孰知此電報竟如石沉大海，永無反響。於是，武勝關一帶失守的責任問題，亦不了了之。
於此均可見中央政府的治軍、治政，全以人為依歸。凡中央“嫡係”部隊，或與中央可以發生“通天”關係的，因不聽將令、不受指揮而失城失地的，都可不了了之，實在不成個章法。如此上行下效起來，對敵抗戰的效能也就大大地減低了。 <h4>二</h4>
1939年4月，敵人經縝密計劃與充分補給之後，乃思掃蕩我五戰區的主力，以鞏固其武漢外圍。4月下旬，敵方乃集結其中國派遣軍的精銳：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師團和第四騎兵旅，約十餘萬人，挾輕、重炮二百餘門，戰車百輛，循襄花（襄陽至花園）及京鍾（京山至鍾祥）兩公路西犯。其初步戰略，想掃蕩我大洪山、桐柏山兩據點內的部隊，以占領隨縣、棗陽。其第二步目標，似在占領我襄陽、樊城與南陽。敵方如能完成此兩項戰果，則武漢可以安如磐石，而我軍對平漢路的威脅，也可解除了。為針對敵方此項戰略部署，我亦決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與敵長期周旋。
我判斷敵軍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進，作中央突破，直搗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的八十四軍和六十八軍守正麵隨、棗一線；以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擔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鍾公路和襄河兩岸的防務；而以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和孫震的第二十二集團軍守桐柏山北麓南陽、唐河至桐柏一線；長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務，則由江防司令郭懺所部兩個軍擔任。
部署既定，樊城長官部內的情報科收到我方諜報人員何益之自上海拍來密電，詳述敵軍此次掃蕩五戰區的戰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運）原為日方的譯員，嗣經我親自接洽而擔任我方在敵後的情報員。抗戰爆發後，何君即以為敵工作作掩護，並以其個人多年來培植的友誼，與反對侵華的日本少壯軍人領袖和知鷹二等相結納，由和知君等供給最重要的軍事機密。何君並在日籍友人私寓內設一秘密電台，與我五戰區的情報科通訊。其情報的迅速正確，抗戰初期可說是獨一無二。所以關於敵軍進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圍攻武漢的戰略及兵力分布，我方無不了若指掌。其後應驗也若合符契。每當我五戰區將此項情報轉呈中央時，中央情報人員尚一無所知。所以軍令部曾迭次來電嘉獎五戰區情報科，殊不知此種情報實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將軍處獲得而供給的。嗣後和知君因反對侵華而調職，乃另介一人與益之合作，繼續供給情報。直至太平洋戰事發生，日軍進入租界，何君因間諜嫌疑，為日方搜捕而逃離上海，我方情報始斷。此地我須特別提出一敘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險，為我方搜集情報，全係出乎愛國的熱忱。渠始終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義，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濟。如何君這樣愛國誌士，甘做無名英雄，其對抗戰之功，實不可沒。
我既獲何君的情報，乃一麵轉報中央，一麵在敵軍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一陷阱，預備來一個誘敵深入的殲滅戰。
當隨、棗吃緊時，中央軍令部曾調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部的五個師前來增援。湯部自徐州撤退後，即調往江南，嗣因江南兵力太多，乃又北調，自沙市渡江來五戰區。湯軍甫抵沙市，恩伯即乘輪赴渝，向委員長有所請示。所部陸續於4月中到達襄、樊一帶，聽候調遣。我便命令湯部五個師迅速開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為倚托，在側麵監視敵人。待我軍正麵將敵人主力吸入隨棗地區後，湯軍團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自桐柏山衝出，一舉截斷襄花公路，會同正麵我軍，將敵人包圍而殲滅之。
我判斷敵人此來，是以騎兵與機械化部隊為主，意在速戰速決。且因不知我方在側麵桐柏山上匿有重兵，必然以主力沿公路西進，而墜入我袋形部署之內，自招覆滅無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線敵我已有接觸，湯恩伯適自重慶返抵前方，到樊城來看我。我便將我所得的情報及計劃殲滅敵人的部署，說給他聽。未待我解釋完畢，恩伯便大發脾氣，說：“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亂拿我的部隊來犧牲！”
我再耐心地向他解釋說：“你以桐柏山為後方，有什麽危險？……”不待我說完，恩伯便牛性大發，竟不聽命令，拂袖而去。在任何戰爭中，當前線危急之時，部將不聽主官約束而擅自行動，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戰期中，所謂“嫡係”的“中央軍”如胡宗南、湯恩伯等，皆習以為常。當時作戰區司令長官的困難，也就可以想見了。
4月30日，沿襄花公路西犯之敵與我軍開始接觸，隨棗會戰之幕遂啟。襄花公路沿線俱係平原，敵人因而可以盡量發揮其機械化部隊的威力。敵坦克在陣地上橫衝直撞。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來的坦克簡直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的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內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然血肉之軀終究難敵坦克、大炮，以致敵人坦克過處，我軍的戰壕每被壓平，守壕士兵非被輾斃，即被活埋於壕內。坦克過後，敵方步兵隨之蜂擁而來，輕重機槍密集掃射，彈如雨下，銳不可當。
但是縱在這種劣勢下作戰，敵我在隨縣大洪山一帶激戰經旬，大小二十餘戰，我方正麵始終未被突破。此時湯恩伯軍團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側麵出擊，必可將敵人包圍，獲致與台兒莊相埒的戰果。無奈湯恩伯一意保存實力，不願配合友軍作殲滅戰。故當敵軍向襄花公路正麵突擊時，其掩護右側麵的少數部隊曾與湯部接觸，而湯部竟全軍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陽一帶。
正麵我軍因無友軍自側麵接應，無法與敵長期消耗，遂失隨縣。5月8日以後，敵人又加強對我軍兩翼的攻擊。南路以精銳騎兵自鍾祥沿襄河北竄，攻入棗陽；北路則自信陽西進，陷桐柏、唐河，擬與南路會師棗陽，對桐柏、大洪兩山區內的我軍作大包圍。我乃嚴令湯恩伯會同孫連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帶出擊。14日克複新野、唐河，與包圍圈內的友軍相呼應。我乃令我軍於15日起作總反攻。激戰三日三夜，至18日，敵卒開始總退卻。我軍克複棗陽，乘勢追擊，敵軍死守隨縣。我軍因無重武器，無法攻堅，乃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入於休戰狀態。
綜計此次隨棗會戰，敵軍以十萬以上的精銳部隊，猛烈的機械化配備，三個月以上的調度布置，對我桐柏山、大洪山兩遊擊基地及襄、樊、南陽發動攻勢，誌在必得。孰知經三十餘日的苦戰，卒至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算，狼狽而返。我方如不是湯恩伯不遵軍令，敵方機械化部隊，在襄花公路上，說不定就永無東歸之日呢！ <h4>三</h4>
第一次隨棗會戰，幾以湯恩伯的自由行動而僨大事，對湯恩伯的作風及其部隊的戰鬥力量，似有略作評述的必要。
湯恩伯為抗戰期間所謂“中央軍”中的戰將。他事實上並不善戰。每次臨陣，恩伯的指揮所均無固定地點，他隻帶少數隨從和電話機四處流動。因為每逢作戰，敵機總很活躍，他深恐目標為敵機發現而招致危險，所以不願停留於某一地點，以致他司令部內的人員都不知道總司令在何處。湯的畏葸行動影響指揮效率甚巨。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勝仗的基本條件。
再者，湯恩伯專喜歡打飄忽無常的機動戰。看到形勢絕對有利時，便迅速來個突擊，否則便竭力避戰。所以隨棗會戰時，他對我所布置的大規模殲滅戰，便望而生畏。
湯恩伯的最大缺點，還是他的治軍無法度，軍紀廢弛。湯軍借口防諜，凡所駐紮的村落，除老弱婦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離村往別處寄宿。村中細軟、糧食、牲口也不許外運。壯年人既去，則婦女、財產便一任駐軍支配了。以故湯軍過處，民怨沸騰。後來河南人民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據我所知，這並不是對湯軍過分誣蔑之辭。
隨棗戰後，湯軍五個師仍奉命駐於桐柏山一帶，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見，以故駐地被攪得雞犬不寧。當地居民乃央請該地區專員石毓靈來請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肅軍紀，以禁湯部擾民。在石專員訴苦之後，我便坦白地對他說，關於整肅軍紀的命令，我已不知下過多少道。不過對湯恩伯的軍隊，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無益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軍隊的紀律，斷非幾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況湯恩伯是委員長的心腹，縱使我向委員長報告，他也不會追究，徒然引起無謂的摩擦。
後來石專員又告訴我一個他目擊的故事：某次湯恩伯要石專員一起去視察防地，當地有一位老舉人，年約八十多歲，長髯拂胸，扶了一支拐杖，求見湯總司令。湯傳見後，這老丈便對恩伯說：湯將軍，我久仰大名，你在南口英勇殺敵時，全國對你真是敬若神明。但是我們老百姓實在沒想到你部隊的紀律是如此之壞。我癡生八十餘年，熟讀古書，遜清時代也還有個功名，從未聽說一支部隊軍紀廢弛到如此地步，而還可以殺敵致果的。言談之間，分明對恩伯以前抗日的英名表示懷疑。這老者年紀既已八十多歲，又是一位舉人，湯恩伯奈何他不得，隻好說：“請批評！請批評！”這老人便毫無隱諱地將湯軍如何占領村落，驅逐人民的事實和盤托出，語調甚為激動，說完也不管湯恩伯的反應如何，便拂袖而去。
湯恩伯聽了一番教訓之後，頗覺難為情，連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並立刻約石專員一同去各村巡視。所見實情，較諸該老者所言有過之無不及。恩伯便把駐軍的三位連長叫來，問他們當地老百姓哪裏去了。三位連長回說：“因為防諜，都按照本軍慣例，不許老百姓住在村內。”
恩伯聞言大怒，便吩咐將這三位連長綁起來，立刻推出村外，竟把這三個連長槍斃了。這種一怒殺人的幹法，簡直是發瘋。他受了那老舉人的氣，便殺幾個部下來出氣。事實上，他全軍皆是如此做法，相沿已久，今殺此三人，對軍紀並無改進，這就是湯恩伯的作風。
關於湯恩伯這種不遵軍令、部隊不守紀律的情形，我知道報到中央去，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把事弄糟。我們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一貫作風，便是鼓勵他部下將帥不和，以便分化控製。湯恩伯、胡宗南等不服從我的命令，是蔣先生所最高興的。他們也知道，如果他們認真執行我的命令，就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們動輒直接向委員長報告。戰區司令官哪在他們眼裏呢？
我如不明此理，據實報上去，蔣先生非但不辦湯、胡，反會將我的報告交給他們看，說你看你的長官在告你呢！這樣一來，湯、胡等人感知遇之恩，會對委員長更加服從。而我們戰區之內，軍紀沒有整肅好，部將與司令官間的摩擦卻隨之發生了。
湯、胡等人深知蔣先生的作風，知道別人告他們，委員長也不會聽，何況還有黃埔同學互相掩飾呢！因此他們就大膽蒙蔽領袖，國家軍政大事也就不堪設想了。
湯恩伯在五戰區不服從我，猶有可說，因為我曾經倒過蔣，是蔣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後來被調到第一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同是委員長的心腹，他們又是浙江同鄉，應該相處無間了。誰知在委員長慫恿之下，蔣、湯二人竟鬧到不能見麵的程度。蔣司令長官召集會議，湯恩伯竟不去參加。甚至蔣鼎文打電話來，湯也不接。而出人意外地，湯恩伯卻始終對我保持著表麵上極度恭順的態度。我也就想利用這一點點友誼，來替他調處調處，免得鬧大了，影響戰局。
1942年，湯恩伯在葉縣防次辦了一所“大學”。開學時，承他邀我前去“訓話”。公務既畢，我找了一個機會和他閑談。我開門見山地問他說：“我聽說你和蔣長官的關係鬧到不能見麵的程度，究竟是怎麽回事？”
恩伯說：“蔣長官昏聵糊塗，受左右宵小包圍，對我歧視。”我說：“恩伯兄，論軍界資曆，蔣長官是你老前輩；論私誼，他與你又都是委員長的同鄉。如你們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誰合作呢？你和蔣長官之間的摩擦，你縱無過，也是不對，何況你還不一定無過呢！在這大敵當前的局麵，你們帥將不和是多麽危險的事呀！本來，你們第一戰區如鬧糟了，我第五戰區還可乘機表現一番。不過就大局說，我希望你們不要鬧意見。”最後，我一再強調說：“恩伯兄，我比你癡長十來歲，我這番話實在是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恩伯聽後很為感動，說：“那我就到洛陽去看蔣長官去！”
嗣後不久，我因事與蔣鼎文碰麵。我遂問及此事。蔣鼎文說：“你指揮過湯恩伯，他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他眼睛長在頭頂上，哪瞧得起我們司令長官？他常常去告‘禦狀’，委員長不知底細，還常常打電話來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為的顧全大局。這個位子，我早就不想幹了。湯恩伯想當長官，讓他去當好了。但是我辭職，委員長又不準……”
接著，他就敘述他辭職不準的道理。鼎文說：“我也有我的長處呀！雜牌部隊不怕我，我還可以指揮他們。可是他們怕湯恩伯，湯恩伯如當了長官，他們恐怕都要跑了。所以這一位子，湯恩伯想幹也幹不了，我辭也辭不了。”
我當然也把湯恩伯在葉縣所說的一番話告訴蔣氏，並說湯恩伯有意到洛陽來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於千裏之外。“銘三兄，”我說，“為著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為國！”蔣鼎文也很感激我這一番善意的調解。
從這些小事，很可看出湯恩伯是怎樣一個飛揚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在河南時，除辦“大學”之外，還圈定民地數千畝，創辦什麽“傷殘將士農場”。將士既已傷殘，當然不能務農，他就雇用農民去耕種。此外，他又不恤民時，征用民工，大興土木，修建其“大學”，建築材料則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廟，甚至祖塋上的磚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隨時召集當地縣長、專員等地方官開會。凡征調民工，或按戶攤派錢糧等事，他從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縣長去執行。他生性又是個能說會講，而講過又不算的莽漢子。不僅他的部下對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當局”的縱容，恩伯就益發不知天高地厚了。終至中原鼎沸，一敗塗地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