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敵人自在隨棗地區受創之後，短期內無力再犯，我方亦得一喘息機會，軍事委員會乃將五、六兩戰區作戰地境略作調整。
第五戰區在當時轄地最廣。不特在敵後的大別山地區仍歸我直接指揮，即魯南、蘇北名義上亦屬五戰區戰鬥序列之內。但是自武漢失守，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因素為蔣先生所寵信而身兼數要職，然事實上未能常川坐鎮前方，指揮作戰。軍委會乃將其轄區分割，另成立第九戰區，任命薛嶽為司令長官。另將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戰區劃出，改歸陳誠指揮。五戰區重心既已北移，則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1939年秋，我乃將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遷往光化縣的老河口。
老河口為鄂北襄河東岸的商業市鎮，亦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戰場。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貫通豫西平原，直達洛陽。另有公路通漢中，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況因該市在襄河東岸，故也兼有水路運輸之便。雖雲山高水陡，道路崎嶇，然抗戰八年，軍事物質的運輸實利賴之，以故就形勢說，長官部設於老河口，實較適中。
遷老河口以後，使我最感詫異的，是人民生活極苦，教育水準極低，唯天主教勢力卻極為雄厚。教堂建築巍峨，擁有大量的耕地，據說從未納糧完稅，官吏也莫奈伊何。佃農多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會包庇為非作歹，而官廳則唯恐引起外交糾紛，隻得隱忍不問。以故意大利的神父儼然一方的土皇帝。不過當地基督教會的作風則比較開明。
我遷老河口後的第一項設施，便是在市外約五裏地的楊林鋪成立第五戰區幹部訓練班，由我擔任主任，調本戰區校官以上各級軍官前來受訓。旨在提高戰鬥精神，檢討作戰經驗，增進戰鬥技術，並聯絡感情，收效極宏。另於襄河西岸距老河口約九十裏地的草店成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八分校。校址設於武當山下諸宮殿式建築的驛站中。相傳這些驛站建於明代，那時武當山寺廟香火鼎盛，各方士大夫多來朝山，每年且有朝中大臣奉敕前來進香。這些驛站即於是時奉聖旨所修建，規模宏大，雖經數百年猶未改舊觀，加以山林幽靜，古柏參天，真是最理想的軍校校址。該校除招收知識青年外，並調各軍下級幹部前來受訓，故有學生隊與學員隊之分。因抗戰已過三年，全國軍隊久經戰鬥，下級軍官傷亡甚巨，亟待補充之故。
第八分校校長名義上為蔣委員長兼任，實際上，設一教育長負其全責。第一期，我呈請中央調桂林綏靖公署中將參謀長張任民為教育長。第二期，調五戰區參謀長徐祖詒中將擔任。徐的遺缺則由副參謀長王鴻韶接替。徐、王二人都是我國軍界難得的人才，各有所長。然二人在長官部工作，意見時時相左，此亦中外所恒有的人事問題，足使身為主管長官的，有難為左右袒之苦，適祖詒有意擔任斯職，我乃特為舉薦，以作一事兩全的安排。
此時在敵我對峙的休戰狀態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幹部訓練班事宜。本戰區所轄部隊，大半都是中央所認為的“雜牌軍”。各軍曆史不同，習性各異，裝備參差，作戰能力也不免有強弱之分。對於這些部隊的駕馭指揮，必須一視同仁，恩威並用，因勢利導，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長。例如川軍和舊西北軍的將領，積習甚深，斷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又如在抗戰前，川軍將領因爭奪地盤，各霸一方，視同敵國。今一旦並肩作戰，自難期其泯除前嫌，融和無間。對付這些將領，我隻有以身作則，並導之以為國家、為人民的大義。人非木石，經過長期潛移默化之後，行為習俗都能逐漸改善。如王纘緒集團軍守大洪山數載，1941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帶發生大饑荒，赤地千裏，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講求高度生活享受的王總司令，那時竟能與士卒共甘苦，食樹皮草根而無怨。後來王部調至後方整訓，官兵見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守紀律聞名，那時雖垂涎欲滴，也絕未聞有搶劫米店的事發生。且抗戰數年，出生入死，王纘緒所部之功亦不讓友軍。可見人心向善，領導者苟能以身作則，大公無私，天下實無不可用之兵。
其次，如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積習亦深，軍中煙賭，習以為常。甚至張總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師長劉振三等均有煙癖。他們沾染於舊社會的傳統惡習，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願當麵訓斥，使其難堪。一次，我親赴襄河西岸荊門張部防地檢閱，集合部隊訓話。略謂：我們軍人在此國難期間，為國家、民族圖生存，個人的生命均隨時準備犧牲，難道我們還沒有勇氣與決心來維持軍紀嗎？但是煙賭兩項，實是軍中的大忌。這兩項如不能戒絕，我們還說什麽殺敵報國呢？訓話檢閱之後，我便離開張軍他去，隻望其聞言內疚，逐漸改正。
孰知張自忠是個血性漢子，他聽了我諄諄開導，自覺慚愧萬分。我離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隊訓話，以革除惡習、誓死報國的大義勖全軍將士。最後，自忠大聲問：“昨天李司令長官對我們的訓話，你們聽到了沒有？”
全軍將士大聲同答：“聽到了！”
自忠又問：“戒除煙賭嗜好，你們做得到，做不到？”
將士又大聲同答：“我們做得到！”
自忠說：“我們要做，應先自我總司令和軍長、師長做起。”便命副官將他的煙具拿出來，當眾搗毀。並宣布，此後軍中官兵有煙癖的，若不自動戒除，即依軍法懲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團軍中原已發展至無可救藥的煙賭兩項惡習，數日之內，竟根絕無遺。而戒煙後的張自忠，未幾竟身先士卒，戰死沙場。凡此均可見中國軍人坦率、忠誠的可敬可愛，以及“師克在和”一語意義的重大。 <h4>二</h4>
1939年9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蘭，英、法因與波蘭締有軍事同盟條約，遂被迫對德宣戰，歐戰爆發了。為應付這個突如其來的新局麵，蔣委員長特地在重慶召集軍事會議，加以商討。我便應召赴渝。其實在會上所討論的仍然隻是一些國內戰事的問題罷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興的便是我又見到美國大使館武官史迪威上校。他聽說我到了重慶，特地專柬請我吃飯。一見麵，史迪威便蹺起大拇指向我說：“李將軍，給你說對了，歐戰真的打起來了！哈哈！”
我說：“上校，事不隻此啊！萬一不幸，英法聯軍為德國所敗，以我預測，它的侵略箭頭大有指向蘇聯的可能呢！”
史迪威大笑說：“將軍，你又要作新推測了。德、蘇已簽了十年互不侵犯協議，你知道嗎？況且英法聯軍有馬其諾防線為屏障，德軍要突破此一堅固無比的要塞地帶，談何容易，所以歐戰一定成為持久消耗戰之局。誰勝誰負，將軍言之未免過早。”
我說：“史上校，你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上，不是以消滅共產主義為己任嗎？難道你相信希特勒和你一樣誠實，真的在十年之內不侵犯蘇聯嗎？照我看來，希特勒的話不算話！至於馬其諾防線，雖然堅固，也須有戰鬥意誌堅強的部隊防守，與激昂的民氣作後盾，才可予希特勒以嚴重的打擊。英法當局以往一味以姑息政策對付侵略者，自無從提高軍心與民氣。今日倉促應戰，試一分析雙方運用政略和戰略的優劣，英法初期軍事的挫敗恐難避免。再者，今英法既有事於歐洲，自無力保護其在東亞的殖民地，所以近來日本特別強調‘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其欲稱霸太平洋，已甚明顯。說不定將有不利於貴國的行動呢！”至此，史上校似仍半信半疑，但也不再置辯，隻說這種變化太大了，隻有上帝才曉得。乃相與大笑。
過了兩天，蘇聯大使也請我喝茶，在座隻有首席顧問朱可夫中將和一中國譯員。蘇大使約我晤麵的動機，可能是由於塔斯社遠東副社長羅可夫曾在徐州戰地聽我分析未來國際形勢，事隔一年又半，一部分竟已不幸而言中，故朱可夫等也想親自聽聽我的言論。
蘇大使中等身材，文質彬彬，有東方人麵孔。朱可夫則身材魁梧，麵孔巨大而眼睛細小，不愧為北極熊的典型。兩君性情沉默，很少言笑，一見而知為深思沉毅的人物。與史迪威上校的豪放活潑、談笑風生恰成一對照。稍事寒暄，蘇大使即開始問我，對歐戰今後發展的觀察如何。我乃用極客觀的態度作分析，略謂：英法因與波蘭訂有軍事同盟條約，此次被迫對德宣戰，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在戰略上已居下風。聞英法軍民戰鬥意誌並不旺盛，唯馬其諾防線是賴，須知在戰爭史上，未有攻不破的要塞。若英法聯軍不幸失敗，巴黎淪陷，法國屈服，則希特勒動員了數百萬勁旅，一旦失去攻擊的目標便很可能乘戰勝的餘威，東向進攻蘇聯，實現其《我的奮鬥》一書上的預言，故蘇聯應早為之計。說至此，朱可夫忽然離座，在客廳中躑躅思索，似頗有同感。
我繼續說，屆時日本的動向甚可注意，因日本素有南進派與北進派之分，此後南進乎，抑北進乎？頗可尋味。日本雖負有德、日、意三國軸心反共同盟的義務，似應向西伯利亞進軍，夾擊蘇聯。可是它的侵略大陸政策已陷在中國泥沼之中，自不願再向西伯利亞酷寒荒漠地區進軍，以免一誤再誤，不能自拔。今日英法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已成真空地帶，日本隻要一舉手之勞，此資源豐富的地區即為其所有。此舉抑且不負希特勒以日本分散西方國家力量的期望。從這點看，一俟時機成熟，日本實行南進政策，為形勢所必然。世界大戰範圍愈益擴大，亦為必然的結果。隻要受軸心侵略的國家能同心協力，奮鬥到底，必獲最後的勝利。談話至此，遂告一結束。他們並未多加評論，乃盡歡而散。
在重慶會畢，我乘機向蔣委員長告假半月，回桂林省親。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軍事委員會乃特地為我預備一架小飛機，直飛桂林。這是“七七事變”後我第一次返鄉。桂林各界歡迎的熱烈，與母子相見的歡愉，自不待言。
桂林是抗戰中期西南的文化中心。由於地方當局比較開明，大批自由主義者及左翼文化人，都以桂林為樂土，群聚於這一座以“山水甲天下”聞名的省城。我到了桂林，這批文化界人士在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領導之下，為我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歡迎會和時事座談會。會中，大家對歐戰爆發後的國際新形勢作了極為熱烈的討論。
一般左派人士對蘇聯在歐戰前夕簽訂《德蘇協議》的批評，都認為斯大林有眼光，有手段。在他們看來，目前的歐戰是資本主義的內戰，社會主義的蘇聯可以坐收其利。
另一派人士則對英法的勝利表示有信心。他們認為英法是歐洲最強盛的國家，潛力雄厚，曠日持久，德國必然失敗。德國的失敗無疑造成對中國極有利的形勢，但中國是否有力量支持到那個時候，則不無疑問。因此油然而生惴惴不安的心理。
我聽了他們的意見，便針對這兩點發言。首先，我預料英法在歐洲大陸上的戰爭可能一敗塗地。因為我在重慶時，適孫科一行剛自歐洲考察歸來，對英法兩國的觀察甚為透徹，認為英法毫無準備，倉促應戰，殊可憂慮。當我引證孫科的話時，會中右派人士不以為然。
我又繼續分析德蘇形勢，說英法若不幸戰敗，德國既已動員了幾百萬軍隊，必然回師東征，以貫徹其《我的奮鬥》上的反蘇主張。所以歐戰之火必愈燒愈大，絕難一時熄滅。我作此預料時，在場左翼文化人個個搖頭，大不以為然。
我說：“諸君，歐洲戰局的發展是不會隨我們的好惡而改變的。不管我們高興不高興，歐戰是朝這方向發展的，請大家用恬靜的心等著瞧吧！”
我的一席話，潑了左右兩派文人滿頭冷水。他們既不願英法戰敗，也不希望蘇聯挨打。無奈希特勒掃他們的興，其後果不出我所料。
會後，胡愈之來同我握手說：“德公，你以前是說對了，以後怎樣就不敢說了。”因為當武漢保衛戰時，胡愈之率領了“文化慰勞團”到鄂東前線勞軍，在宋埠曾與我作竟夕之談。那時，我便預料歐戰要爆發，而胡君不信，還和我辯論。到現在他才承認我說對了。
“胡先生，”我說，“我現在預測的許多變化以後也是要實現的。”大家哈哈一笑。
翌日，馬君武請我到廣西大學演講，他特地引證我和胡愈之辯論的這段故事。馬先生說：“希望李將軍現在的預言，將來再度實現！”
在講演中，我仍然強調我的看法不會錯。誰知一年多之後，希特勒所做的和我所逆料的竟然若合符契。真是天下事亦未始不可以常理推測。 <h4>三</h4>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獲可靠情報，敵人受德國閃電戰勝利的刺激，也預備和我們來一個閃電戰。1939年9月，敵方成立所謂“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以西尾壽造為總司令，板垣征四郎為總參謀長。1942年4月中旬，集中了六七個師團的兵力，要再到隨棗地區來掃蕩我五戰區。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銳的黃琪翔第十一集團軍八十四軍守襄花路正麵。（二）以川軍第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許紹宗代總司令）部守襄河以東地區。（三）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守襄河西岸。（四）以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守北線桐柏山以北地區。
戰事於5月1日開始。敵軍仍分三路西進，大致如前次隨棗會戰時的姿態。不過，此次敵方對我正麵隻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餘輛和飛機七八十架，自襄河東岸北進，猛攻我許紹宗部。許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敵遂長驅直入，直搗雙溝，擬與北路會師，對我方主力進行大包圍的殲滅戰。我即令黃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圍。敵於5月8日衝入棗陽，與我掩護撤退的第一七三師發生激戰。我方以眾寡不敵，且戰且走，節節抵抗。第一七三師自師長鍾毅以下，大半於新野縣境殉國。而我方主力卻賴以撤出敵人包圍圈。敵人既撲一個空，我軍乃自外線實行反包圍，由兩翼將敵軍向中央壓縮，加以殲滅。雙方戰鬥至為激烈。至11日，敵卒不支，向東南撤退。16日，我軍且一度克複棗陽。
此時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尚有一部未參戰，我乃電令張自忠總司令“派有力部隊，迅速渡河，向敵後出擊”，以便將襄河東岸之敵攔腰斬斷。自忠乃親率其總司令部直屬的特務營和七十四師的兩個團，遵令渡河，於南瓜店附近一舉將敵軍截為兩段。敵軍被斬，乃密集重兵，自南北兩路向張部夾攻。大兵萬餘人，如潮湧而來。自忠所部僅兩團一營，斷不能抵禦，隨行參謀人員暨蘇聯顧問都勸自忠迅速脫離戰場。孰知自忠已下必死決心，欲將敵軍拖住，以便友軍反攻，堅持直至所部將士傷亡殆盡，自忠亦受重傷倒地，才對身旁衛士說：“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殺敵報仇！”遂壯烈殉國，為抗戰八年中，集團軍總司令督戰殉國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時，曾有親筆信致該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略謂：“因戰區全麵戰爭關係，及本身的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拚。如不能與各師取得聯絡，本著最後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後公私，請弟負責。由現在起，或暫別，或永別，不得而知。”足見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決心。
回憶抗戰開始時，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幾被人誣為漢奸而遭受審判。我當時隻覺得不應冤枉好人，故設法加以解脫，絕未稍存望報之心。孰知張自忠竟是這樣一位血性漢子，一旦沉冤獲雪，便決心以死報國。在他暝目前的一刹那，“國家”“民族”之外，對我這位“司令長官”猶念念不忘。我國古代的仁人誌士都以“殺身報國”，以及以“死”字來報答“知己”為最高德性。張自忠將軍實兼而有之了。
張自忠死後，我方雖損一員能將，然敵在隨棗一帶，終不能得逞。各路敵軍與我軍均陷入膠著狀態。
敵人在五戰區既無法越雷池一步，乃在6月初再度增援，舍開五戰區正麵，在襄河下遊強渡，向六戰區采取攻勢，與陳誠將軍展開宜昌爭奪戰。6月1日，敵人一度侵入襄陽、樊城。經我們自外線反擊，敵人不敢死守，乃將襄、樊焚毀一空，於6月2日向南竄撤。我軍乃於6月3日連克襄、樊與棗陽。唯六戰區方麵之敵，於6月14日侵入宜昌，據城死守，我軍屢攻不克，宜昌遂為敵所有。
自此我五戰區通往重慶後方的水路被阻。以後隻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嶺，改走巴東一線了。
敵人雖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帶，我軍對其威脅始終無法解除。1940年9月我軍為策應長沙會戰，曾對宜昌之敵發動反攻，以牽製其兵力。故敵人對隨棗一帶我軍根據地，終視為眼中釘，必去之而後快。是年11月，汪兆銘在南京組織的偽政府正式獲得敵方承認。敵人以軍事配合政治，又以幾師團兵力再向隨棗地區進攻。自11月24日至30日，經七晝夜的苦戰，襄花路上敵遺屍數千具，仍一無所獲而返。
敵軍在隨棗一帶三度受挫，心仍不甘。1941年1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敵軍共約七個半師團，重炮一聯隊，戰車三百輛，飛機百餘架，在豫南集結，企圖沿平漢路北犯，打通平漢路。1月25日，敵軍自信陽、確山、駐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進犯，與我軍展開大規模的戰鬥，是為“豫南鄂北會戰”。
敵軍所用的戰略，仍是以大兵團向我主力迂回包圍的老套子。我對敵我戰鬥力估計甚為明白，斷不與敵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敵包圍尚未合圍時，我便主動地轉移，使敵撲空，然後自外圍向敵反包圍，敵軍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這樣，敵我雙方數十萬眾，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敵疲於奔命。敵軍徒有最優良的配備與訓練，終莫奈我何，士氣沮喪之極。我軍得機即行反攻，足使敵軍落膽。2月4日我軍一度撤離南陽，敵軍竄入之後，亦不敢守，6日即自南陽遁去。鄂北敵騎兵一度曾竄至離老河口僅三十裏的地區。老河口雖隻有一個特務營駐守，我諒他不敢前來。無奈參謀長王鴻韶為人謹慎，力主將長官部遷往襄河西岸暫避。我也認為此時沒有與敵軍玩“空城計”的必要，遂率長官部渡河。旋即遷回。是時敵軍因已陷入我軍包圍圈，不敢戀戰，南北兩路一時俱退。豫南、鄂北之戰，遂告勝利結束。
敵人自在隨棗地區受創之後，短期內無力再犯，我方亦得一喘息機會，軍事委員會乃將五、六兩戰區作戰地境略作調整。
第五戰區在當時轄地最廣。不特在敵後的大別山地區仍歸我直接指揮，即魯南、蘇北名義上亦屬五戰區戰鬥序列之內。但是自武漢失守，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因素為蔣先生所寵信而身兼數要職，然事實上未能常川坐鎮前方，指揮作戰。軍委會乃將其轄區分割，另成立第九戰區，任命薛嶽為司令長官。另將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戰區劃出，改歸陳誠指揮。五戰區重心既已北移，則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1939年秋，我乃將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遷往光化縣的老河口。
老河口為鄂北襄河東岸的商業市鎮，亦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戰場。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貫通豫西平原，直達洛陽。另有公路通漢中，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況因該市在襄河東岸，故也兼有水路運輸之便。雖雲山高水陡，道路崎嶇，然抗戰八年，軍事物質的運輸實利賴之，以故就形勢說，長官部設於老河口，實較適中。
遷老河口以後，使我最感詫異的，是人民生活極苦，教育水準極低，唯天主教勢力卻極為雄厚。教堂建築巍峨，擁有大量的耕地，據說從未納糧完稅，官吏也莫奈伊何。佃農多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會包庇為非作歹，而官廳則唯恐引起外交糾紛，隻得隱忍不問。以故意大利的神父儼然一方的土皇帝。不過當地基督教會的作風則比較開明。
我遷老河口後的第一項設施，便是在市外約五裏地的楊林鋪成立第五戰區幹部訓練班，由我擔任主任，調本戰區校官以上各級軍官前來受訓。旨在提高戰鬥精神，檢討作戰經驗，增進戰鬥技術，並聯絡感情，收效極宏。另於襄河西岸距老河口約九十裏地的草店成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八分校。校址設於武當山下諸宮殿式建築的驛站中。相傳這些驛站建於明代，那時武當山寺廟香火鼎盛，各方士大夫多來朝山，每年且有朝中大臣奉敕前來進香。這些驛站即於是時奉聖旨所修建，規模宏大，雖經數百年猶未改舊觀，加以山林幽靜，古柏參天，真是最理想的軍校校址。該校除招收知識青年外，並調各軍下級幹部前來受訓，故有學生隊與學員隊之分。因抗戰已過三年，全國軍隊久經戰鬥，下級軍官傷亡甚巨，亟待補充之故。
第八分校校長名義上為蔣委員長兼任，實際上，設一教育長負其全責。第一期，我呈請中央調桂林綏靖公署中將參謀長張任民為教育長。第二期，調五戰區參謀長徐祖詒中將擔任。徐的遺缺則由副參謀長王鴻韶接替。徐、王二人都是我國軍界難得的人才，各有所長。然二人在長官部工作，意見時時相左，此亦中外所恒有的人事問題，足使身為主管長官的，有難為左右袒之苦，適祖詒有意擔任斯職，我乃特為舉薦，以作一事兩全的安排。
此時在敵我對峙的休戰狀態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幹部訓練班事宜。本戰區所轄部隊，大半都是中央所認為的“雜牌軍”。各軍曆史不同，習性各異，裝備參差，作戰能力也不免有強弱之分。對於這些部隊的駕馭指揮，必須一視同仁，恩威並用，因勢利導，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長。例如川軍和舊西北軍的將領，積習甚深，斷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又如在抗戰前，川軍將領因爭奪地盤，各霸一方，視同敵國。今一旦並肩作戰，自難期其泯除前嫌，融和無間。對付這些將領，我隻有以身作則，並導之以為國家、為人民的大義。人非木石，經過長期潛移默化之後，行為習俗都能逐漸改善。如王纘緒集團軍守大洪山數載，1941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帶發生大饑荒，赤地千裏，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講求高度生活享受的王總司令，那時竟能與士卒共甘苦，食樹皮草根而無怨。後來王部調至後方整訓，官兵見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守紀律聞名，那時雖垂涎欲滴，也絕未聞有搶劫米店的事發生。且抗戰數年，出生入死，王纘緒所部之功亦不讓友軍。可見人心向善，領導者苟能以身作則，大公無私，天下實無不可用之兵。
其次，如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積習亦深，軍中煙賭，習以為常。甚至張總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師長劉振三等均有煙癖。他們沾染於舊社會的傳統惡習，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願當麵訓斥，使其難堪。一次，我親赴襄河西岸荊門張部防地檢閱，集合部隊訓話。略謂：我們軍人在此國難期間，為國家、民族圖生存，個人的生命均隨時準備犧牲，難道我們還沒有勇氣與決心來維持軍紀嗎？但是煙賭兩項，實是軍中的大忌。這兩項如不能戒絕，我們還說什麽殺敵報國呢？訓話檢閱之後，我便離開張軍他去，隻望其聞言內疚，逐漸改正。
孰知張自忠是個血性漢子，他聽了我諄諄開導，自覺慚愧萬分。我離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隊訓話，以革除惡習、誓死報國的大義勖全軍將士。最後，自忠大聲問：“昨天李司令長官對我們的訓話，你們聽到了沒有？”
全軍將士大聲同答：“聽到了！”
自忠又問：“戒除煙賭嗜好，你們做得到，做不到？”
將士又大聲同答：“我們做得到！”
自忠說：“我們要做，應先自我總司令和軍長、師長做起。”便命副官將他的煙具拿出來，當眾搗毀。並宣布，此後軍中官兵有煙癖的，若不自動戒除，即依軍法懲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團軍中原已發展至無可救藥的煙賭兩項惡習，數日之內，竟根絕無遺。而戒煙後的張自忠，未幾竟身先士卒，戰死沙場。凡此均可見中國軍人坦率、忠誠的可敬可愛，以及“師克在和”一語意義的重大。 <h4>二</h4>
1939年9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蘭，英、法因與波蘭締有軍事同盟條約，遂被迫對德宣戰，歐戰爆發了。為應付這個突如其來的新局麵，蔣委員長特地在重慶召集軍事會議，加以商討。我便應召赴渝。其實在會上所討論的仍然隻是一些國內戰事的問題罷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興的便是我又見到美國大使館武官史迪威上校。他聽說我到了重慶，特地專柬請我吃飯。一見麵，史迪威便蹺起大拇指向我說：“李將軍，給你說對了，歐戰真的打起來了！哈哈！”
我說：“上校，事不隻此啊！萬一不幸，英法聯軍為德國所敗，以我預測，它的侵略箭頭大有指向蘇聯的可能呢！”
史迪威大笑說：“將軍，你又要作新推測了。德、蘇已簽了十年互不侵犯協議，你知道嗎？況且英法聯軍有馬其諾防線為屏障，德軍要突破此一堅固無比的要塞地帶，談何容易，所以歐戰一定成為持久消耗戰之局。誰勝誰負，將軍言之未免過早。”
我說：“史上校，你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上，不是以消滅共產主義為己任嗎？難道你相信希特勒和你一樣誠實，真的在十年之內不侵犯蘇聯嗎？照我看來，希特勒的話不算話！至於馬其諾防線，雖然堅固，也須有戰鬥意誌堅強的部隊防守，與激昂的民氣作後盾，才可予希特勒以嚴重的打擊。英法當局以往一味以姑息政策對付侵略者，自無從提高軍心與民氣。今日倉促應戰，試一分析雙方運用政略和戰略的優劣，英法初期軍事的挫敗恐難避免。再者，今英法既有事於歐洲，自無力保護其在東亞的殖民地，所以近來日本特別強調‘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其欲稱霸太平洋，已甚明顯。說不定將有不利於貴國的行動呢！”至此，史上校似仍半信半疑，但也不再置辯，隻說這種變化太大了，隻有上帝才曉得。乃相與大笑。
過了兩天，蘇聯大使也請我喝茶，在座隻有首席顧問朱可夫中將和一中國譯員。蘇大使約我晤麵的動機，可能是由於塔斯社遠東副社長羅可夫曾在徐州戰地聽我分析未來國際形勢，事隔一年又半，一部分竟已不幸而言中，故朱可夫等也想親自聽聽我的言論。
蘇大使中等身材，文質彬彬，有東方人麵孔。朱可夫則身材魁梧，麵孔巨大而眼睛細小，不愧為北極熊的典型。兩君性情沉默，很少言笑，一見而知為深思沉毅的人物。與史迪威上校的豪放活潑、談笑風生恰成一對照。稍事寒暄，蘇大使即開始問我，對歐戰今後發展的觀察如何。我乃用極客觀的態度作分析，略謂：英法因與波蘭訂有軍事同盟條約，此次被迫對德宣戰，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在戰略上已居下風。聞英法軍民戰鬥意誌並不旺盛，唯馬其諾防線是賴，須知在戰爭史上，未有攻不破的要塞。若英法聯軍不幸失敗，巴黎淪陷，法國屈服，則希特勒動員了數百萬勁旅，一旦失去攻擊的目標便很可能乘戰勝的餘威，東向進攻蘇聯，實現其《我的奮鬥》一書上的預言，故蘇聯應早為之計。說至此，朱可夫忽然離座，在客廳中躑躅思索，似頗有同感。
我繼續說，屆時日本的動向甚可注意，因日本素有南進派與北進派之分，此後南進乎，抑北進乎？頗可尋味。日本雖負有德、日、意三國軸心反共同盟的義務，似應向西伯利亞進軍，夾擊蘇聯。可是它的侵略大陸政策已陷在中國泥沼之中，自不願再向西伯利亞酷寒荒漠地區進軍，以免一誤再誤，不能自拔。今日英法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已成真空地帶，日本隻要一舉手之勞，此資源豐富的地區即為其所有。此舉抑且不負希特勒以日本分散西方國家力量的期望。從這點看，一俟時機成熟，日本實行南進政策，為形勢所必然。世界大戰範圍愈益擴大，亦為必然的結果。隻要受軸心侵略的國家能同心協力，奮鬥到底，必獲最後的勝利。談話至此，遂告一結束。他們並未多加評論，乃盡歡而散。
在重慶會畢，我乘機向蔣委員長告假半月，回桂林省親。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軍事委員會乃特地為我預備一架小飛機，直飛桂林。這是“七七事變”後我第一次返鄉。桂林各界歡迎的熱烈，與母子相見的歡愉，自不待言。
桂林是抗戰中期西南的文化中心。由於地方當局比較開明，大批自由主義者及左翼文化人，都以桂林為樂土，群聚於這一座以“山水甲天下”聞名的省城。我到了桂林，這批文化界人士在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領導之下，為我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歡迎會和時事座談會。會中，大家對歐戰爆發後的國際新形勢作了極為熱烈的討論。
一般左派人士對蘇聯在歐戰前夕簽訂《德蘇協議》的批評，都認為斯大林有眼光，有手段。在他們看來，目前的歐戰是資本主義的內戰，社會主義的蘇聯可以坐收其利。
另一派人士則對英法的勝利表示有信心。他們認為英法是歐洲最強盛的國家，潛力雄厚，曠日持久，德國必然失敗。德國的失敗無疑造成對中國極有利的形勢，但中國是否有力量支持到那個時候，則不無疑問。因此油然而生惴惴不安的心理。
我聽了他們的意見，便針對這兩點發言。首先，我預料英法在歐洲大陸上的戰爭可能一敗塗地。因為我在重慶時，適孫科一行剛自歐洲考察歸來，對英法兩國的觀察甚為透徹，認為英法毫無準備，倉促應戰，殊可憂慮。當我引證孫科的話時，會中右派人士不以為然。
我又繼續分析德蘇形勢，說英法若不幸戰敗，德國既已動員了幾百萬軍隊，必然回師東征，以貫徹其《我的奮鬥》上的反蘇主張。所以歐戰之火必愈燒愈大，絕難一時熄滅。我作此預料時，在場左翼文化人個個搖頭，大不以為然。
我說：“諸君，歐洲戰局的發展是不會隨我們的好惡而改變的。不管我們高興不高興，歐戰是朝這方向發展的，請大家用恬靜的心等著瞧吧！”
我的一席話，潑了左右兩派文人滿頭冷水。他們既不願英法戰敗，也不希望蘇聯挨打。無奈希特勒掃他們的興，其後果不出我所料。
會後，胡愈之來同我握手說：“德公，你以前是說對了，以後怎樣就不敢說了。”因為當武漢保衛戰時，胡愈之率領了“文化慰勞團”到鄂東前線勞軍，在宋埠曾與我作竟夕之談。那時，我便預料歐戰要爆發，而胡君不信，還和我辯論。到現在他才承認我說對了。
“胡先生，”我說，“我現在預測的許多變化以後也是要實現的。”大家哈哈一笑。
翌日，馬君武請我到廣西大學演講，他特地引證我和胡愈之辯論的這段故事。馬先生說：“希望李將軍現在的預言，將來再度實現！”
在講演中，我仍然強調我的看法不會錯。誰知一年多之後，希特勒所做的和我所逆料的竟然若合符契。真是天下事亦未始不可以常理推測。 <h4>三</h4>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獲可靠情報，敵人受德國閃電戰勝利的刺激，也預備和我們來一個閃電戰。1939年9月，敵方成立所謂“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以西尾壽造為總司令，板垣征四郎為總參謀長。1942年4月中旬，集中了六七個師團的兵力，要再到隨棗地區來掃蕩我五戰區。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銳的黃琪翔第十一集團軍八十四軍守襄花路正麵。（二）以川軍第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許紹宗代總司令）部守襄河以東地區。（三）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守襄河西岸。（四）以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守北線桐柏山以北地區。
戰事於5月1日開始。敵軍仍分三路西進，大致如前次隨棗會戰時的姿態。不過，此次敵方對我正麵隻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餘輛和飛機七八十架，自襄河東岸北進，猛攻我許紹宗部。許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敵遂長驅直入，直搗雙溝，擬與北路會師，對我方主力進行大包圍的殲滅戰。我即令黃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圍。敵於5月8日衝入棗陽，與我掩護撤退的第一七三師發生激戰。我方以眾寡不敵，且戰且走，節節抵抗。第一七三師自師長鍾毅以下，大半於新野縣境殉國。而我方主力卻賴以撤出敵人包圍圈。敵人既撲一個空，我軍乃自外線實行反包圍，由兩翼將敵軍向中央壓縮，加以殲滅。雙方戰鬥至為激烈。至11日，敵卒不支，向東南撤退。16日，我軍且一度克複棗陽。
此時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尚有一部未參戰，我乃電令張自忠總司令“派有力部隊，迅速渡河，向敵後出擊”，以便將襄河東岸之敵攔腰斬斷。自忠乃親率其總司令部直屬的特務營和七十四師的兩個團，遵令渡河，於南瓜店附近一舉將敵軍截為兩段。敵軍被斬，乃密集重兵，自南北兩路向張部夾攻。大兵萬餘人，如潮湧而來。自忠所部僅兩團一營，斷不能抵禦，隨行參謀人員暨蘇聯顧問都勸自忠迅速脫離戰場。孰知自忠已下必死決心，欲將敵軍拖住，以便友軍反攻，堅持直至所部將士傷亡殆盡，自忠亦受重傷倒地，才對身旁衛士說：“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殺敵報仇！”遂壯烈殉國，為抗戰八年中，集團軍總司令督戰殉國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時，曾有親筆信致該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略謂：“因戰區全麵戰爭關係，及本身的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拚。如不能與各師取得聯絡，本著最後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後公私，請弟負責。由現在起，或暫別，或永別，不得而知。”足見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決心。
回憶抗戰開始時，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幾被人誣為漢奸而遭受審判。我當時隻覺得不應冤枉好人，故設法加以解脫，絕未稍存望報之心。孰知張自忠竟是這樣一位血性漢子，一旦沉冤獲雪，便決心以死報國。在他暝目前的一刹那，“國家”“民族”之外，對我這位“司令長官”猶念念不忘。我國古代的仁人誌士都以“殺身報國”，以及以“死”字來報答“知己”為最高德性。張自忠將軍實兼而有之了。
張自忠死後，我方雖損一員能將，然敵在隨棗一帶，終不能得逞。各路敵軍與我軍均陷入膠著狀態。
敵人在五戰區既無法越雷池一步，乃在6月初再度增援，舍開五戰區正麵，在襄河下遊強渡，向六戰區采取攻勢，與陳誠將軍展開宜昌爭奪戰。6月1日，敵人一度侵入襄陽、樊城。經我們自外線反擊，敵人不敢死守，乃將襄、樊焚毀一空，於6月2日向南竄撤。我軍乃於6月3日連克襄、樊與棗陽。唯六戰區方麵之敵，於6月14日侵入宜昌，據城死守，我軍屢攻不克，宜昌遂為敵所有。
自此我五戰區通往重慶後方的水路被阻。以後隻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嶺，改走巴東一線了。
敵人雖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帶，我軍對其威脅始終無法解除。1940年9月我軍為策應長沙會戰，曾對宜昌之敵發動反攻，以牽製其兵力。故敵人對隨棗一帶我軍根據地，終視為眼中釘，必去之而後快。是年11月，汪兆銘在南京組織的偽政府正式獲得敵方承認。敵人以軍事配合政治，又以幾師團兵力再向隨棗地區進攻。自11月24日至30日，經七晝夜的苦戰，襄花路上敵遺屍數千具，仍一無所獲而返。
敵軍在隨棗一帶三度受挫，心仍不甘。1941年1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敵軍共約七個半師團，重炮一聯隊，戰車三百輛，飛機百餘架，在豫南集結，企圖沿平漢路北犯，打通平漢路。1月25日，敵軍自信陽、確山、駐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進犯，與我軍展開大規模的戰鬥，是為“豫南鄂北會戰”。
敵軍所用的戰略，仍是以大兵團向我主力迂回包圍的老套子。我對敵我戰鬥力估計甚為明白，斷不與敵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敵包圍尚未合圍時，我便主動地轉移，使敵撲空，然後自外圍向敵反包圍，敵軍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這樣，敵我雙方數十萬眾，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敵疲於奔命。敵軍徒有最優良的配備與訓練，終莫奈我何，士氣沮喪之極。我軍得機即行反攻，足使敵軍落膽。2月4日我軍一度撤離南陽，敵軍竄入之後，亦不敢守，6日即自南陽遁去。鄂北敵騎兵一度曾竄至離老河口僅三十裏的地區。老河口雖隻有一個特務營駐守，我諒他不敢前來。無奈參謀長王鴻韶為人謹慎，力主將長官部遷往襄河西岸暫避。我也認為此時沒有與敵軍玩“空城計”的必要，遂率長官部渡河。旋即遷回。是時敵軍因已陷入我軍包圍圈，不敢戀戰，南北兩路一時俱退。豫南、鄂北之戰，遂告勝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