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5月8日我自桂林飛抵廣州，隨即發表書麵談話，聲明中共破壞和談，一意孤行，政府隻有作戰到底。可是廣州此時情況較南京尤為艱難，蔣先生所開的空頭支票，一張也不兌現。通貨膨脹尤無法阻遏。行政院曾派副院長朱家驊兩度飛台謁蔣，希望能動用一點存台的銀元、黃金與美鈔，以安定金融，均無結果。
斯時唯一的希望，隻有美援一途。美民主黨政府如能於此最後五分鍾改變對華政策，則西南川、滇、黔、湘、桂、粵、閩七省，或許不致土崩瓦解。但是我每次電詢駐美顧大使，顧氏的複電均不著邊際。為搶救危局，美援實刻不容緩，非加派專使赴美直接接洽不可。因電召甘介侯博士於5月13日自港來穗，擬具計劃，任代總統私人代表，以專使身份赴美一行，向杜魯門總統及艾奇遜國務卿作最後的呼籲，甘君卒於5月19日自香港東飛。
但是戰局至此，政府方麵已瀕臨絕境。白崇禧的華中戰區為全盤戰事的心髒，得失關乎整個大陸的存亡。而白崇禧此時外臨強敵，內有反側，也已岌岌不可終日了。再原來當白崇禧出任華中軍政長官時，所轄地區為豫、鄂、湘三省，到徐蚌會戰敗績，國防部乃根據戰局演變的形勢，重新厘定華中戰區的作戰地境，擬將江西劃歸白崇禧指揮。無奈蔣先生別有用心，強迫國防部另成立一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派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駐於台北，而將江西劃歸其指揮。當5月初旬，共軍渡江，自皖南真空地帶進入浙西、贛東一帶，有南下切斷浙贛路的企圖時，白崇禧見局勢劇變，遂商承國防部的同意，雙方同時致電駐於上饒一帶的胡璉兵團（共轄第十及第十八兩軍精銳部隊約五萬人），略謂：如上饒不守，可撤往贛江上遊地區，協同華中區友軍據險防守。國防部並通令胡璉兵團，著撥歸白崇禧指揮。如此則可阻止共軍西入贛南、南下粵東的企圖。不料胡璉竟直接奉蔣先生的密令，率所部速循1927年賀龍、葉挺在南昌“八一暴動”後南進的舊路，取道撫州、汀州，直退潮、汕，以保存實力。贛南因此空虛。敵人如銜尾追來，即可切斷贛浙路，直搗南昌，威脅長沙。
為彌補胡璉所造成的裂罅，白崇禧乃急調原自安慶撤往鄂東的夏威兵團（轄第七、第四十八兩軍精銳部隊約五萬人）的第四十八軍，南下到贛江兩岸防守，共軍才不敢深入。但是鄂東既兵力單薄，第七軍乃不得不撤至武漢，敵軍遂威脅九江，會同平漢路正麵的共軍第四野戰軍的精銳部隊，自三麵向武漢合圍。
我自桂林到穗，即會同何應欽、白崇禧擬針對目前危局，將全國軍隊自寧夏、甘、陝，以至鄂北、湘北、贛南、粵東、閩西，通盤重新調整部署，以便與共軍作有計劃的長期作戰。
關於西北方麵的新部署：我們原擬調察哈爾的孫蘭峰兩騎兵旅和綏遠的董其武部共約三萬人退守寧夏。董原為傅作義的部屬。傅在北平投共時，原與中共簽有和平協定，但共方入據北平之後，未能充分履行協定，以致傅部駐察、綏的孫蘭峰和董其武兩部官兵有所不滿，而遲疑不願接受改編。所以我們有意令其西撤，以便縮短戰線，加強防守實力。
原駐寧夏、青海一帶的伊斯蘭教將領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等部，我們原擬令其南撤至陝甘一帶，而原駐陝甘的胡宗南部號稱精銳部隊六十萬人，則調至鄂北、鄂西一帶。原駐鄂西的川湘鄂綏靖主任宋希濂部兩個兵團（鍾彬、陳克非）約十餘萬人，則移防湖南西北部。另調胡璉兵團與新自青島南撤的劉安琪兵團，以及江西省省主席方天所部，防守贛南、粵北一帶。如上海不守，則取海道南撤的湯恩伯部，也調至汕頭登陸，進駐閩西和粵東潮梅一帶。廣州城郊方麵的防務，則由餘漢謀所部和薛嶽的省保安團擔任，由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統一指揮。
至於武漢至長沙一帶的粵漢路正麵，則由白崇禧華中戰區的部隊擔任，蓋華中戰區此時尚有能戰之兵二十餘萬人。張淦、魯道源兩兵團原守武漢，陳明仁和張軫兵團則布防於鄂南、湘北，黃傑和沈發藻兵團則駐於湘東及贛西南一帶。
此項調整如果實現，則我方防線自寧夏、甘肅、西安，經鄂北、湘北、南昌，至粵北、閩南，一字長蛇，未始不可與共軍作最後的周旋。如運用得宜，美援適時而至，則將來鹿死誰手，猶未可預卜。
無奈在背後操縱的蔣先生，無論如何不讓此計劃實現。前已言之，胡璉兵團一遁而不複返，劉安琪兵團擅自從青島撤往海南島，國防部連電北調，則均抗不從命。後來湯恩伯放棄上海，所部退入舟山、大陳，亦拒不入粵。致使我們原擬派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統一指揮贛南、粵北一帶的計劃無從實現。
5月上旬，原自河南撤往湘北的張軫兵團忽有叛變跡象。白崇禧不得已，於5月17日放棄武漢，回師解決張軫。張軫率殘部北遁，加入共軍第四野戰軍，回戈反擊白崇禧。白崇禧乃遷華中長官公署於長沙。仍擬以張淦、陳明仁、黃傑等兵團守武長路正麵，以徐啟明兵團（徐原為第七軍軍長，續夏威為兵團司令）守贛西為右翼，另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一線為左翼，再以由長江退入洞庭湖的海軍為輔佐，構成一堅固防線以阻共軍第四野戰軍南下。
在何應欽、白崇禧二人想象中，均認為我軍左翼可萬無一失。蓋宋希濂部十餘萬人，彈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軍短期內絕無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聽命令，擅自將全軍撤至鄂川邊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線門戶洞開。共軍如乘隙南下，即可將白崇禧的主力包圍。何應欽見情勢急迫，乃以長途電話命令宋希濂，按計劃迅速撤往湘西。
何應欽那時是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負責指揮全國軍事。孰知宋希濂態度傲慢，抗不從命。當何氏一再強迫其調兵南下時，宋說：“我撤到恩施去是老總的命令！”
他所謂“老總”，就是蔣先生。
何說：“恩施一帶並無敵人，你到那裏去實無必要！常德一帶異常空虛，你如不來，湖南戰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絕路。”
宋說：“我管不了許多，老總要我怎麽辦，就怎麽辦！”
何說：“我是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負責指揮全國部隊，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
宋氣憤地說：“我就不知道什麽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部長。”說畢就把電話掛了。
何應欽氣得麵孔發紫，立即趕來向我報告說：“這成什麽體統，這成什麽體統！我有生以來也未受過這種侮辱！”
何、白二人的保衛華南計劃既一挫於胡璉的南撤，再挫於宋希濂的抗命，則華中戰區的徹底瓦解，將為必然的後果。何應欽見勢難挽回，再加以政治、經濟諸多問題的無法解決，乃向我堅請辭職。最初我曾經誠摯地挽留，立委、監委聞訊亦群起籲請何氏打消辭意。何氏最後竟以最沉痛的語調對我說：“德公，如要我繼續幹下去，我隻有兩條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殺。”
他求去的意誌既如此堅決，我強留也無益，立委、監委也不再勉強，我乃於5月下旬批準他辭職。
何氏在黃埔係中的地位僅次於蔣先生。何氏去後，黃埔係的將領益發不聽命令，戰局就更不可收拾了。 <h4>二</h4>
值此緊要關頭，湖南省省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的態度忽起變化。白崇禧知道他二人異動在即，便將張淦兵團撤出長沙，設防於長沙、衡陽之間，並遷華中軍政長官部於衡陽。程潛、陳明仁和客串的唐生智等早與共軍暗通款曲，準備“起義”已是公開的秘密。白崇禧為做最後五分鍾的挽救，於6月下旬隻身飛往長沙，希圖說服程、陳兩氏，不可臨危變節。
程潛和陳明仁有一批部下急於向中共邀功，認為白崇禧今番自投羅網，正好將其劫持，獻於共軍，據說唐生智主張尤力。所幸程潛和陳明仁都還算是有為有守的正派人，陳明仁尤其因為在東北蒙冤莫雪時，白氏對他的扶植，曾使他感激涕零，故白氏留長沙數日，他們對白還盡量敷衍周旋。白氏心知環境險惡，但他還強作鎮定，言笑自若。最後上飛機時，陳明仁還親赴機場送行，才結束了這驚險的一幕。
白氏返衡陽後不久，程、陳、唐遂正式聯名通電易幟。他們三人都曾參與白崇禧華中戰略部署的機要，又都是湖南人，對本省地形和國軍部署了如指掌。共軍五萬餘人遂在我叛將指點之下，攻入湖南，威脅華中戰區的左翼。白崇禧固早已預料及此，他在返抵衡陽之後，即將湘南防務重行調整。“入侵”共軍竟墮入白氏預設的包圍圈中，被國軍包圍於寶慶以北的青樹坪。血戰兩日，共軍終被擊敗，為徐蚌會戰以來，國軍所打的唯一勝仗。自此共軍為整理部隊，消化既得戰果，對白部不敢輕犯，白崇禧因得在衡陽一帶與共軍相持達三月之久。
但是整個局勢發展至此，已無法挽救。白崇禧固然是一位卓越的戰將，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部在衡陽糧彈兩缺，孤立無援。
上海於5月27日棄守時，何應欽、白崇禧曾一再電請蔣先生將精銳部隊由海道調至汕頭，北上布防，以阻共軍入粵，而蔣氏不聽。待共軍攻大庾時，胡璉兵團竟由汕頭乘船退至廈門，最後渡海撤至金門、馬祖等島嶼，使粵東完全空虛。行政院院長閻錫山為鞏固廣州防務計，屢請蔣先生把劉安琪兵團從海南島調至廣東增防；廣州人民團體更函電紛馳，作此呼籲。蔣先生雖口頭答應，劉兵團卻遲遲不來，終至粵局無可收拾。
7月下旬共軍在贛南發動攻勢，守吉安的徐啟明兵團及第四十八軍孤立無援，白崇禧乃將徐啟明兵團調入湘南，共軍遂陷吉安，南下攻擊贛縣。原守贛縣的沈發藻兵團不支，8月16日贛縣遂為共軍所陷。
沈發藻兵團在名義上雖轄有第二十三和第七十兩軍，事實上這兩軍等於空番號。沈氏所部隻是一些新成立的部隊，彈械兩缺，戰鬥力異常薄弱。自贛縣南撤後，沈軍遂退守粵贛交界的大庾嶺，阻共軍南下廣東。此時原在粵東一帶的胡璉兵團如接受國防部命令，協守大庾，劉安琪兵團再適時趕到，則共軍於短期內絕無翻越大庾嶺的可能。無奈蔣先生硬要破壞此一防守計劃，致大庾天險，瞬亦拱手相讓。9月中旬，共軍第四野戰軍自贛南分兩路南下攻粵。一部突破大庾防線，沿北江而下，直趨曲江；一部自大庾以東突入粵東真空地帶，直趨廣州。廣東防線未經任何激烈戰鬥，便土崩瓦解了。 <h4>三</h4>
在此期間，西北防線在中共政治與軍事雙重攻勢之下，亦土崩瓦解。傅作義原駐察哈爾的孫蘭峰和駐防綏遠的董其武兩部軍隊共約四萬人，既不肯接受中共改編，而且共軍主力的四個野戰軍中，除彭德懷第一野戰軍滯留西北地區對付胡宗南和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等伊斯蘭教部隊之外，其他劉伯承、陳毅、林彪的第二、第三、第四三個野戰軍早已渡長江，深入東南和西南地區作戰，以故毛澤東深恐發號施令的北平受到威脅，乃特派傅作義率大批政工人員到察、綏向孫、董暨軍民人等進行廣泛的安撫說服工作，並許以若幹優待條件。我政府聞此消息，立即采取對策，遴選要員中委徐永昌於5月中旬飛往包頭，邀傅作義、孫蘭峰、董其武等將領晤麵，進行拉攏工作。因徐、傅二人均屬山西籍，誼屬同鄉，1928年北伐完成後，又同為閻錫山將軍的重要幹部，私交甚篤。徐氏負此使命，應可勝任愉快。中央同人原希望由傅作義率孫、董兩部軍隊撤往寧夏，至萬不得已時，即退守甘、陝，甚至退入四川，作困獸猶鬥的打算。不料形格勢禁，在大局急轉直下之際，所謂形勢比人強。徐、傅諸人在包頭雖曾一度於嚴肅暗淡的氣氛中集會，首由徐永昌申明其前來的意義與目的，繼由傅作義慷慨陳詞，略謂：國軍已至“兵敗如山倒”的絕境，民心軍心已去，敗亡僅指顧間事。即使勉強將察、綏殘餘之眾撤至寧夏或甘、陝，甚至四川，亦無補於大局的危亡，徒增軍民的痛苦與犧牲。倒不如聽天由命，替國脈民命保存一點元氣之為愈。兼以傅作義秉性誠實，不願二三其德，做朝秦暮楚的小人。就這樣結束了這場小小的政治鬥爭。徐永昌既不能完成任務，中央同人的希望自是徹頭徹尾地消失了。平心而論，傅君不無先見之明，故吾人亦諒解其處境與苦衷。嗣後朝鮮戰爭爆發，聞董其武曾率領所部參加朝鮮戰爭，戰果頗佳，為中共政權所嘉許雲。此是後話。
察綏局麵演變至此，益陷西北的伊斯蘭教部隊於孤危，蔣亦存心使其毀滅。蓋馬鴻逵、馬步芳等與白崇禧同為伊斯蘭教徒，一向對白極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調，他二人亦願死守陝、甘。是年夏初，國防部曾令二馬派其騎兵勁旅南下渡涇河，肅清該處的共軍，並嚴令胡宗南與馬氏約定日期，出兵作呼應，且派空軍助戰，以鞏固涇河兩岸的防地。孰知馬軍渡過涇河後，胡宗南竟因蔣的密令，不肯出兵接應，駐紮西安的空軍亦不見蹤影，致馬軍為共軍所乘，損失極大。二馬以胡宗南不獨公然違抗中央軍令，且對友軍背信忘義，憤恨達於極點。尤以馬鴻逵為甚，一麵電呈中央，力辭所兼軍政各職，一麵著其堂兄馬鴻賓軍長從權暫行代理其所辭各職。同時不惜重大代價，租賃陳納德主辦的“中國民航大隊”飛機，將其積蓄的金銀財寶運至香港，隨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馬鴻賓旋因大勢已去，獨力難支，乃通電擁護中共政權，被中共委為寧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軍長馬步芳則不受中共的招降，彭德懷乃分兵進攻西寧。而馬步芳性極倔強，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於西寧一帶，企圖死裏求生，背城一戰。殊不知此在戰略上已屬失著，因外無援兵而死守孤城，何異甕中之鱉，且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懷的敵手（若馬氏采用運動戰術，則當可發揮牽製的作用）。以故激戰數日，城被攻破，演成全軍覆沒的慘劇。馬步芳狼狽逃至機場，乘機到香港，僅以身免，為西北地區“剿共”戰役中失敗的最慘烈者。後來，他曾到廣州向我請罪，旋赴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過其逃亡生活。
於是，毛澤東派前議和首席代表張治中飛蘭州，進行綏撫工作；同時命令彭德懷分數路向陝甘進兵。除陶峙嶽所部遠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屬西北係之xxx將軍（這位“將軍”的姓名原稿是空著的。據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馬步芳的嫡係馬呈祥，當時他擔任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易幟為中共改編之外，其餘甘肅省省主席郭寄嶠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餘萬人，概不敢戀戰，聞風潰退四川。共軍遂得隴而望蜀了。
綜計此次西南保衛戰，尤其是全局關鍵所在的華中戰區的失敗，實係蔣先生一手造成。蔣先生何以處心積慮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美國政府曾透露消息，將對中國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權給以援助。蔣先生深恐白崇禧在華中站穩了，美國乘勢改變政策對我大量援助，則他將永無重攬政權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權早日垮台，好讓他在台灣重起爐灶，運用美援，建立一個小朝廷，以終餘年。居心可誅，一至於此。所以我在1954年反對他“連任”總統時，曾寫一長信給他。信中說：“並在緊急關頭，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團西撤鄂西，扼守贛南之胡璉軍南撤汕頭，置戰區司令長官之命令於不顧。國防部原令撤退青島之劉安琪軍南下增援粵北，吾兄則密令開赴海南島，結果共軍遂得乘虛而入，可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這一段慘痛的史實！
5月8日我自桂林飛抵廣州，隨即發表書麵談話，聲明中共破壞和談，一意孤行，政府隻有作戰到底。可是廣州此時情況較南京尤為艱難，蔣先生所開的空頭支票，一張也不兌現。通貨膨脹尤無法阻遏。行政院曾派副院長朱家驊兩度飛台謁蔣，希望能動用一點存台的銀元、黃金與美鈔，以安定金融，均無結果。
斯時唯一的希望，隻有美援一途。美民主黨政府如能於此最後五分鍾改變對華政策，則西南川、滇、黔、湘、桂、粵、閩七省，或許不致土崩瓦解。但是我每次電詢駐美顧大使，顧氏的複電均不著邊際。為搶救危局，美援實刻不容緩，非加派專使赴美直接接洽不可。因電召甘介侯博士於5月13日自港來穗，擬具計劃，任代總統私人代表，以專使身份赴美一行，向杜魯門總統及艾奇遜國務卿作最後的呼籲，甘君卒於5月19日自香港東飛。
但是戰局至此，政府方麵已瀕臨絕境。白崇禧的華中戰區為全盤戰事的心髒，得失關乎整個大陸的存亡。而白崇禧此時外臨強敵，內有反側，也已岌岌不可終日了。再原來當白崇禧出任華中軍政長官時，所轄地區為豫、鄂、湘三省，到徐蚌會戰敗績，國防部乃根據戰局演變的形勢，重新厘定華中戰區的作戰地境，擬將江西劃歸白崇禧指揮。無奈蔣先生別有用心，強迫國防部另成立一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派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駐於台北，而將江西劃歸其指揮。當5月初旬，共軍渡江，自皖南真空地帶進入浙西、贛東一帶，有南下切斷浙贛路的企圖時，白崇禧見局勢劇變，遂商承國防部的同意，雙方同時致電駐於上饒一帶的胡璉兵團（共轄第十及第十八兩軍精銳部隊約五萬人），略謂：如上饒不守，可撤往贛江上遊地區，協同華中區友軍據險防守。國防部並通令胡璉兵團，著撥歸白崇禧指揮。如此則可阻止共軍西入贛南、南下粵東的企圖。不料胡璉竟直接奉蔣先生的密令，率所部速循1927年賀龍、葉挺在南昌“八一暴動”後南進的舊路，取道撫州、汀州，直退潮、汕，以保存實力。贛南因此空虛。敵人如銜尾追來，即可切斷贛浙路，直搗南昌，威脅長沙。
為彌補胡璉所造成的裂罅，白崇禧乃急調原自安慶撤往鄂東的夏威兵團（轄第七、第四十八兩軍精銳部隊約五萬人）的第四十八軍，南下到贛江兩岸防守，共軍才不敢深入。但是鄂東既兵力單薄，第七軍乃不得不撤至武漢，敵軍遂威脅九江，會同平漢路正麵的共軍第四野戰軍的精銳部隊，自三麵向武漢合圍。
我自桂林到穗，即會同何應欽、白崇禧擬針對目前危局，將全國軍隊自寧夏、甘、陝，以至鄂北、湘北、贛南、粵東、閩西，通盤重新調整部署，以便與共軍作有計劃的長期作戰。
關於西北方麵的新部署：我們原擬調察哈爾的孫蘭峰兩騎兵旅和綏遠的董其武部共約三萬人退守寧夏。董原為傅作義的部屬。傅在北平投共時，原與中共簽有和平協定，但共方入據北平之後，未能充分履行協定，以致傅部駐察、綏的孫蘭峰和董其武兩部官兵有所不滿，而遲疑不願接受改編。所以我們有意令其西撤，以便縮短戰線，加強防守實力。
原駐寧夏、青海一帶的伊斯蘭教將領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等部，我們原擬令其南撤至陝甘一帶，而原駐陝甘的胡宗南部號稱精銳部隊六十萬人，則調至鄂北、鄂西一帶。原駐鄂西的川湘鄂綏靖主任宋希濂部兩個兵團（鍾彬、陳克非）約十餘萬人，則移防湖南西北部。另調胡璉兵團與新自青島南撤的劉安琪兵團，以及江西省省主席方天所部，防守贛南、粵北一帶。如上海不守，則取海道南撤的湯恩伯部，也調至汕頭登陸，進駐閩西和粵東潮梅一帶。廣州城郊方麵的防務，則由餘漢謀所部和薛嶽的省保安團擔任，由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統一指揮。
至於武漢至長沙一帶的粵漢路正麵，則由白崇禧華中戰區的部隊擔任，蓋華中戰區此時尚有能戰之兵二十餘萬人。張淦、魯道源兩兵團原守武漢，陳明仁和張軫兵團則布防於鄂南、湘北，黃傑和沈發藻兵團則駐於湘東及贛西南一帶。
此項調整如果實現，則我方防線自寧夏、甘肅、西安，經鄂北、湘北、南昌，至粵北、閩南，一字長蛇，未始不可與共軍作最後的周旋。如運用得宜，美援適時而至，則將來鹿死誰手，猶未可預卜。
無奈在背後操縱的蔣先生，無論如何不讓此計劃實現。前已言之，胡璉兵團一遁而不複返，劉安琪兵團擅自從青島撤往海南島，國防部連電北調，則均抗不從命。後來湯恩伯放棄上海，所部退入舟山、大陳，亦拒不入粵。致使我們原擬派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統一指揮贛南、粵北一帶的計劃無從實現。
5月上旬，原自河南撤往湘北的張軫兵團忽有叛變跡象。白崇禧不得已，於5月17日放棄武漢，回師解決張軫。張軫率殘部北遁，加入共軍第四野戰軍，回戈反擊白崇禧。白崇禧乃遷華中長官公署於長沙。仍擬以張淦、陳明仁、黃傑等兵團守武長路正麵，以徐啟明兵團（徐原為第七軍軍長，續夏威為兵團司令）守贛西為右翼，另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一線為左翼，再以由長江退入洞庭湖的海軍為輔佐，構成一堅固防線以阻共軍第四野戰軍南下。
在何應欽、白崇禧二人想象中，均認為我軍左翼可萬無一失。蓋宋希濂部十餘萬人，彈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軍短期內絕無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聽命令，擅自將全軍撤至鄂川邊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線門戶洞開。共軍如乘隙南下，即可將白崇禧的主力包圍。何應欽見情勢急迫，乃以長途電話命令宋希濂，按計劃迅速撤往湘西。
何應欽那時是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負責指揮全國軍事。孰知宋希濂態度傲慢，抗不從命。當何氏一再強迫其調兵南下時，宋說：“我撤到恩施去是老總的命令！”
他所謂“老總”，就是蔣先生。
何說：“恩施一帶並無敵人，你到那裏去實無必要！常德一帶異常空虛，你如不來，湖南戰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絕路。”
宋說：“我管不了許多，老總要我怎麽辦，就怎麽辦！”
何說：“我是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負責指揮全國部隊，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
宋氣憤地說：“我就不知道什麽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部長。”說畢就把電話掛了。
何應欽氣得麵孔發紫，立即趕來向我報告說：“這成什麽體統，這成什麽體統！我有生以來也未受過這種侮辱！”
何、白二人的保衛華南計劃既一挫於胡璉的南撤，再挫於宋希濂的抗命，則華中戰區的徹底瓦解，將為必然的後果。何應欽見勢難挽回，再加以政治、經濟諸多問題的無法解決，乃向我堅請辭職。最初我曾經誠摯地挽留，立委、監委聞訊亦群起籲請何氏打消辭意。何氏最後竟以最沉痛的語調對我說：“德公，如要我繼續幹下去，我隻有兩條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殺。”
他求去的意誌既如此堅決，我強留也無益，立委、監委也不再勉強，我乃於5月下旬批準他辭職。
何氏在黃埔係中的地位僅次於蔣先生。何氏去後，黃埔係的將領益發不聽命令，戰局就更不可收拾了。 <h4>二</h4>
值此緊要關頭，湖南省省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的態度忽起變化。白崇禧知道他二人異動在即，便將張淦兵團撤出長沙，設防於長沙、衡陽之間，並遷華中軍政長官部於衡陽。程潛、陳明仁和客串的唐生智等早與共軍暗通款曲，準備“起義”已是公開的秘密。白崇禧為做最後五分鍾的挽救，於6月下旬隻身飛往長沙，希圖說服程、陳兩氏，不可臨危變節。
程潛和陳明仁有一批部下急於向中共邀功，認為白崇禧今番自投羅網，正好將其劫持，獻於共軍，據說唐生智主張尤力。所幸程潛和陳明仁都還算是有為有守的正派人，陳明仁尤其因為在東北蒙冤莫雪時，白氏對他的扶植，曾使他感激涕零，故白氏留長沙數日，他們對白還盡量敷衍周旋。白氏心知環境險惡，但他還強作鎮定，言笑自若。最後上飛機時，陳明仁還親赴機場送行，才結束了這驚險的一幕。
白氏返衡陽後不久，程、陳、唐遂正式聯名通電易幟。他們三人都曾參與白崇禧華中戰略部署的機要，又都是湖南人，對本省地形和國軍部署了如指掌。共軍五萬餘人遂在我叛將指點之下，攻入湖南，威脅華中戰區的左翼。白崇禧固早已預料及此，他在返抵衡陽之後，即將湘南防務重行調整。“入侵”共軍竟墮入白氏預設的包圍圈中，被國軍包圍於寶慶以北的青樹坪。血戰兩日，共軍終被擊敗，為徐蚌會戰以來，國軍所打的唯一勝仗。自此共軍為整理部隊，消化既得戰果，對白部不敢輕犯，白崇禧因得在衡陽一帶與共軍相持達三月之久。
但是整個局勢發展至此，已無法挽救。白崇禧固然是一位卓越的戰將，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部在衡陽糧彈兩缺，孤立無援。
上海於5月27日棄守時，何應欽、白崇禧曾一再電請蔣先生將精銳部隊由海道調至汕頭，北上布防，以阻共軍入粵，而蔣氏不聽。待共軍攻大庾時，胡璉兵團竟由汕頭乘船退至廈門，最後渡海撤至金門、馬祖等島嶼，使粵東完全空虛。行政院院長閻錫山為鞏固廣州防務計，屢請蔣先生把劉安琪兵團從海南島調至廣東增防；廣州人民團體更函電紛馳，作此呼籲。蔣先生雖口頭答應，劉兵團卻遲遲不來，終至粵局無可收拾。
7月下旬共軍在贛南發動攻勢，守吉安的徐啟明兵團及第四十八軍孤立無援，白崇禧乃將徐啟明兵團調入湘南，共軍遂陷吉安，南下攻擊贛縣。原守贛縣的沈發藻兵團不支，8月16日贛縣遂為共軍所陷。
沈發藻兵團在名義上雖轄有第二十三和第七十兩軍，事實上這兩軍等於空番號。沈氏所部隻是一些新成立的部隊，彈械兩缺，戰鬥力異常薄弱。自贛縣南撤後，沈軍遂退守粵贛交界的大庾嶺，阻共軍南下廣東。此時原在粵東一帶的胡璉兵團如接受國防部命令，協守大庾，劉安琪兵團再適時趕到，則共軍於短期內絕無翻越大庾嶺的可能。無奈蔣先生硬要破壞此一防守計劃，致大庾天險，瞬亦拱手相讓。9月中旬，共軍第四野戰軍自贛南分兩路南下攻粵。一部突破大庾防線，沿北江而下，直趨曲江；一部自大庾以東突入粵東真空地帶，直趨廣州。廣東防線未經任何激烈戰鬥，便土崩瓦解了。 <h4>三</h4>
在此期間，西北防線在中共政治與軍事雙重攻勢之下，亦土崩瓦解。傅作義原駐察哈爾的孫蘭峰和駐防綏遠的董其武兩部軍隊共約四萬人，既不肯接受中共改編，而且共軍主力的四個野戰軍中，除彭德懷第一野戰軍滯留西北地區對付胡宗南和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等伊斯蘭教部隊之外，其他劉伯承、陳毅、林彪的第二、第三、第四三個野戰軍早已渡長江，深入東南和西南地區作戰，以故毛澤東深恐發號施令的北平受到威脅，乃特派傅作義率大批政工人員到察、綏向孫、董暨軍民人等進行廣泛的安撫說服工作，並許以若幹優待條件。我政府聞此消息，立即采取對策，遴選要員中委徐永昌於5月中旬飛往包頭，邀傅作義、孫蘭峰、董其武等將領晤麵，進行拉攏工作。因徐、傅二人均屬山西籍，誼屬同鄉，1928年北伐完成後，又同為閻錫山將軍的重要幹部，私交甚篤。徐氏負此使命，應可勝任愉快。中央同人原希望由傅作義率孫、董兩部軍隊撤往寧夏，至萬不得已時，即退守甘、陝，甚至退入四川，作困獸猶鬥的打算。不料形格勢禁，在大局急轉直下之際，所謂形勢比人強。徐、傅諸人在包頭雖曾一度於嚴肅暗淡的氣氛中集會，首由徐永昌申明其前來的意義與目的，繼由傅作義慷慨陳詞，略謂：國軍已至“兵敗如山倒”的絕境，民心軍心已去，敗亡僅指顧間事。即使勉強將察、綏殘餘之眾撤至寧夏或甘、陝，甚至四川，亦無補於大局的危亡，徒增軍民的痛苦與犧牲。倒不如聽天由命，替國脈民命保存一點元氣之為愈。兼以傅作義秉性誠實，不願二三其德，做朝秦暮楚的小人。就這樣結束了這場小小的政治鬥爭。徐永昌既不能完成任務，中央同人的希望自是徹頭徹尾地消失了。平心而論，傅君不無先見之明，故吾人亦諒解其處境與苦衷。嗣後朝鮮戰爭爆發，聞董其武曾率領所部參加朝鮮戰爭，戰果頗佳，為中共政權所嘉許雲。此是後話。
察綏局麵演變至此，益陷西北的伊斯蘭教部隊於孤危，蔣亦存心使其毀滅。蓋馬鴻逵、馬步芳等與白崇禧同為伊斯蘭教徒，一向對白極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調，他二人亦願死守陝、甘。是年夏初，國防部曾令二馬派其騎兵勁旅南下渡涇河，肅清該處的共軍，並嚴令胡宗南與馬氏約定日期，出兵作呼應，且派空軍助戰，以鞏固涇河兩岸的防地。孰知馬軍渡過涇河後，胡宗南竟因蔣的密令，不肯出兵接應，駐紮西安的空軍亦不見蹤影，致馬軍為共軍所乘，損失極大。二馬以胡宗南不獨公然違抗中央軍令，且對友軍背信忘義，憤恨達於極點。尤以馬鴻逵為甚，一麵電呈中央，力辭所兼軍政各職，一麵著其堂兄馬鴻賓軍長從權暫行代理其所辭各職。同時不惜重大代價，租賃陳納德主辦的“中國民航大隊”飛機，將其積蓄的金銀財寶運至香港，隨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馬鴻賓旋因大勢已去，獨力難支，乃通電擁護中共政權，被中共委為寧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軍長馬步芳則不受中共的招降，彭德懷乃分兵進攻西寧。而馬步芳性極倔強，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於西寧一帶，企圖死裏求生，背城一戰。殊不知此在戰略上已屬失著，因外無援兵而死守孤城，何異甕中之鱉，且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懷的敵手（若馬氏采用運動戰術，則當可發揮牽製的作用）。以故激戰數日，城被攻破，演成全軍覆沒的慘劇。馬步芳狼狽逃至機場，乘機到香港，僅以身免，為西北地區“剿共”戰役中失敗的最慘烈者。後來，他曾到廣州向我請罪，旋赴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過其逃亡生活。
於是，毛澤東派前議和首席代表張治中飛蘭州，進行綏撫工作；同時命令彭德懷分數路向陝甘進兵。除陶峙嶽所部遠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屬西北係之xxx將軍（這位“將軍”的姓名原稿是空著的。據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馬步芳的嫡係馬呈祥，當時他擔任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易幟為中共改編之外，其餘甘肅省省主席郭寄嶠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餘萬人，概不敢戀戰，聞風潰退四川。共軍遂得隴而望蜀了。
綜計此次西南保衛戰，尤其是全局關鍵所在的華中戰區的失敗，實係蔣先生一手造成。蔣先生何以處心積慮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美國政府曾透露消息，將對中國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權給以援助。蔣先生深恐白崇禧在華中站穩了，美國乘勢改變政策對我大量援助，則他將永無重攬政權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權早日垮台，好讓他在台灣重起爐灶，運用美援，建立一個小朝廷，以終餘年。居心可誅，一至於此。所以我在1954年反對他“連任”總統時，曾寫一長信給他。信中說：“並在緊急關頭，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團西撤鄂西，扼守贛南之胡璉軍南撤汕頭，置戰區司令長官之命令於不顧。國防部原令撤退青島之劉安琪軍南下增援粵北，吾兄則密令開赴海南島，結果共軍遂得乘虛而入，可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這一段慘痛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