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在全國軍事潰敗聲中，廣州內部的政潮亦正有增無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難而疲於應付的，便是何內閣於6月間辭職以後，新內閣繼任人選的問題。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黨國元老，為人正派，敢作敢為。對蔣先生的態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諛奉承之輩所能及。撐持廣州危局，居氏實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居氏如組閣，則蔣氏不易在幕後違法操縱。此外，蔣、居之間尚有一段不愉快的曆史。據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東民軍總司令，蔣先生曾活動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參謀長，為居所拒絕，不克如願。嗣後，1929、1930兩年全國反蔣運動進入高潮時，居亦嚐有反蔣論調，深為蔣先生所忌，一度被軟禁於上海。故當我提居正繼何，蔣先生即授係立委設法阻撓。同時居氏本人對組閣並無興趣。他向我建議說：“現在既已行憲，何不找民、青兩黨的領袖來擔任行政院院長？”他主張在張君勱、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選一人。我說曾、李等人資望似嫌不夠，君勱具有資望，但他未必肯幹。居說：“我去找他談談。”張君勱那時住於澳門，居遂秘密去澳訪張。張君勱聞言大驚，力辭不就。居、張正商談間，李璜適來訪張，也說君勱幹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強，便回來了。我又力勸居氏勉為其難，居正也答應了。但是對立法院的同意問題，他本人則未做絲毫活動。我認為立法院對居氏組閣當無異議，亦未加注意。孰知我於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獲通過。此時，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韋永成、張嶽靈二人正自香港啟程來穗開會，他們以為投票時間在30日下午，不意大會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幾個鍾點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過半數而組閣了。
居氏落選後，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等主張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張電召白崇禧返粵，組織軍人內閣。此二建議皆未被我采納。第一，我不願堅持己意而貶抑立法院，致損“法治”的尊嚴。第二，我認為白崇禧在前方指揮是最適當的人選，不宜內調。最後不得已，乃改提閻錫山。閻錫山於太原即將被圍之時，隻身入京，後隨政府南遷。閻善於觀風轉舵，素以手腕圓滑著稱。以他出掌行政院，自為蔣氏所喜。所以一經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絕大多數同意而正式組閣。
閻錫山組閣後第一項難題，便是如何解決經濟問題。財政部部長劉攻芸因擬起用存台金銀以安定金融，為蔣所嗬斥，憤而辭職。閻錫山請前財長徐堪重主財政，徐氏竟欣然承諾。徐堪接事後第一項措施便是收回“金圓券”，改發“銀元券”。按政府預算，每月須支出軍費三千萬銀元，政費一千五百萬銀元，合計四千五百萬銀元。但國庫的收入，每月僅一千萬銀元，不足之數，每月達三千五百萬銀元。政府的計劃便是以台灣的庫存作“銀元券”的兌換準備金。如蔣先生能同意這個計劃，則“銀元券”未始不可維持一兩年，不致重演惡性通貨膨脹的悲劇，民心士氣亦可賴以保持，則死裏或可求生。
至於政治方麵，粵籍將領都主張簡化政治機構，使廣東綏靖主任餘漢謀和廣東省省主席薛嶽能掌握實權，實行軍政配合。粵主席薛嶽尤竭力慫恿內政部部長李漢魂將廣州市府改製。因廣州為一直轄市，市府與省府平行。今因軍事的影響，致廣東全省的稅收不及廣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機構疊床架屋，尤無此需要。故薛嶽為便於掌握戰時行政起見，主張將廣州由直轄市改為省轄市。
至於防守廣東的軍事措施，國防部最初的計劃擬充分利用胡璉、劉安琪兩個兵團配合白崇禧的華中部隊，堅守湘南、粵北，當時更有人主張必要時將白部調入廣東，在廣州設立總部，居中調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閻錫山作縝密計劃，直接處理。我因實行責任內閣製，除按例蓋印之外，不加幹預。
不過身居幕後的蔣先生卻要作更進一步的積極控製。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隨員專機飛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梅花村陳濟棠舊寓召集一連串的會議。最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名義通過議案，設立一項法外機構叫作“中央非常委員會”，由中常會選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張群、閻錫山、吳鐵城、吳忠信、陳立夫等為委員。洪蘭友、程思遠分任正、副秘書長。這完全是蔣先生為加強他對黨政軍的直接控製，而特地設置的疊床架屋的機構。數月以來，他在幕後的非法操縱已加速了政治、軍事、財政的崩潰，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員會”加以控製，尤將使大局從速崩潰。我對蔣此舉深覺痛心，然而顧全大局，未便與蔣先生公開齟齬，隱忍了事。但是副秘書長程思遠卻萬分消極，他參加了一兩次會議之後，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據憲法，行政院按既定計劃推行政務，總統的職權隻是在各種法令頒布之前蓋印副署而已。今蔣先生妄自恢複一黨專政，設置“非常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將憲法束諸高閣。政府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非常委員會”議決通過，方為有效。蔣先生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員會”主席，無異恢複一人獨裁的把戲。如此他屢次聲言五年內不問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覺無事可辦，所以在7月底決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轄內軍事、民政的實際情形和民間的疾苦。 <h4>二</h4>
7月26日我自廣州飛往衡陽，在白崇禧指揮部裏與白氏晤談兩小時。白崇禧此時方從長沙脫險歸來。他認為戰局危急萬分，程潛和陳明仁既已叛變，中央軍嫡係又不聽調度，他隻有把第七軍用在衡陽正麵作總預備隊，以大卡車百餘輛集中待命，何處吃緊，便向何處輸送應急。因此那時湘南正麵唯一可用的精銳部隊——第七軍，在卡車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說：“這樣調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嗎？”白感慨地說：“現在能用的部隊實在太少了，有什麽辦法呢？”
衡陽晤白之後，正午乃續飛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率大批文武官員和各民眾團體代表在機場歡迎。我與朱主席同車入城，全城各機關、學校、團體以及全城民眾均佇立道左，歡迎情緒的熱烈，前所未有。晚間，朱氏並在省府設宴為我洗塵，所致歡迎詞，尤恭維備至，對我的招待亦極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輕車簡從，所到之處向例不願鋪張，朱紹良對我的歡迎實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蔣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熱烈招待我而惹蔣不快。所以我領其盛情，而內心頗為他的處境不安。
福建為我國東南濱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於冒險性，故赴海外謀生者甚眾。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跡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親臨其地。惜因政局逆轉，心情繚亂，又為時間所限，故此無心遊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兩夜，曾拜訪海軍宿將薩鎮冰。此公已九十高齡，而精神矍鑠，令人生敬。後聞為中共迎養於北平，尊為上賓。與朱紹良亦數度長談，他深恐招蔣之忌，對軍國大事多不涉及，不過對時局的悲觀，則時時溢於言表。
7月28日我乘原機飛往台北。台灣省省主席陳誠率領文武官員和各團體代表暨儀仗隊不下千人，在機場列隊迎接。我下機後，隻見金光閃耀，軍樂齊鳴，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場麵隆重肅穆，前所少見。我和趨至機前的陳主席及高級軍政官員一一握手寒暄。檢閱儀仗隊後，陳說：“德公，可否先到機場休息室小憩？”
我說：“不必了吧！”
陳微笑說：“蔣先生在裏麵等你！”
這倒使我受寵若驚。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蔣先生起立相迎，我們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別，蔣自回草山寓所，我則與陳誠同車駛入市區，學生與市民列隊歡迎，極一時之盛。當晚宿於台北第一賓館。默思本日的歡迎場麵，必出於蔣先生的授意，以取悅於我，其實我誌不在此繁縟的禮節。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禮貌上的拜訪，蔣先生留我晚餐，並邀我下榻於草山第二賓館。外界謠傳我台灣之行是為與蔣先生開談判而來的，第一要蔣先生在軍政大權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灣所存的金鈔。其實這些全係無稽之談。我們根本未涉及這些問題，因為我知道談亦無益。我們隻是約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後的動向，又說了些無關宏旨的應酬話而已。
在台時，我曾飛基隆視察海軍基地，並曾茶會招待在台的立委、監委，報告軍政設施。30日遂原機返穗。
8月2、3兩日，中央非常委員會連續舉行例會，通過閻錫山內閣所提如本章前述的關於政治、財政、軍事三項議案。適此時吳鐵城由蔣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訪問麥克阿瑟將軍，這三條議案便由他過台向蔣請示時，呈蔣先生核閱，以便付諸施行。
孰知不久蔣先生即拍來複電，對軍事部署方麵仍堅持重點作戰的守勢防禦，主張集中兵力保衛廣州等幾個據點。事實上胡璉既一去不返，劉安琪兵團亦故意延宕不來，致使大庾等天險無兵可守，廣東防禦已門戶洞開，靜候中共深入了。
至於財政方麵，蔣當然更不願放鬆絲毫。不肯以存台金鈔作“銀元券”的兌換準備金，隻允每月自台灣庫存支取一千二百萬銀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兩千三百萬銀元，須以不兌現的“銀元券”來彌補。故自“銀元券”於7月4日開始發行之後，中央銀行每日僅開一小門，允許市民兌現。市民擠兌的百不得一，因此，“銀元券”很快地變成“金圓券”第二，通貨膨脹一瀉千裏。各地農民拒收“銀元券”，各路大軍軍糧無法補充，後方人心惶惶。通貨膨脹便做了共軍南下的開路先鋒。
至於政治方麵的情形尤其糟亂。廣州市改為省轄市，尤使蔣先生氣憤。因廣州市市長歐陽駒為吳鐵城的私人，一舉一動完全聽命於蔣；廣州公安局長宣鐵吾和廣州警備司令李及蘭又係黃埔學生，一切皆由蔣直接控製。廣州改為省轄市，對蔣說來，無異與虎謀皮。內政部部長李漢魂受薛嶽的慫恿作此建議，尤成蔣的眼中釘。居正為此特地警告李漢魂說：“你如不趕快辭職，將來你生命都要發生危險。”
蔣對地方政治的控製還不止此。8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突被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職”。其事實經過尤為離奇滑稽。原來在我巡視台灣之後不久，湯恩伯忽銜蔣先生之命飛往福州，在機場上打電話給朱紹良，約其來機場相商要公。朱紹良即赴機場相見。湯恩伯遂取出蔣的手令，上稱朱已撤職，遺缺由湯接替。朱接閱手令大驚，聲稱當同回省府趕辦移交。湯說不必了，便促朱即時登機飛往台灣，簡直和綁票一般。湯便在福州發號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來。此事的發生，行政院與總統府毫無所知，真是荒唐絕頂。嗣後福建省政府有一職員離職來穗，閻錫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蔣先生派一秘書來穗，要閻錫山在行政院政務會議中追認此一既成事實，任命湯恩伯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向我報告此事，並問如何處理。
我說：“蔣先生今日在憲法之前隻是一個平民，以一個平民隨便撤換封疆大吏，成何體統？況且，蔣先生如要在幕後幹預行政，盡可向行政院建議。今政府事前既毫無所知，事後卻要追認此既成事實，實在太不成話。政府不應自毀法統，承認湯做主席。”
閻錫山苦笑說：“總統，你和蔣先生共事多年，難道還不知道蔣先生做事向來不顧法統？他如果看重法統，也不至有今天了。現在湯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們反對也反對不了，說出去反而有損政府威信。你已經忍耐很多了，這件事我勸你還是忍耐算了。”
後來閻錫山便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名通過，做了一些追認的手續，把任命狀送至國民政府文官處來蓋印。秘書長邱昌渭向我請示，我說：“暫時把它擱下去。”所以這張任命狀留在總統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閻院長又來疏通，才蓋印發出去。這就算是我的無言的抗議。
蔣經國在他的《負重致遠》一書中曾提到10月2日湯恩伯有電報致蔣，抱怨我反對他任閩省主席，“詞極憤懣”，蔣先生“甚表同情”雲雲。經國卻未曾寫出湯恩伯是怎樣地當了閩省主席，而我又為何反對。因為他如果把事實說出了，蔣先生也就見不得人了。
朱紹良原是蔣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難堪的處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蔣先生是個多疑而睚眥必報的人，心胸極狹，朱紹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轉眼之間變成仇讎了。
蔣先生連續不斷地自私違法而拖垮保衛西南及兩粵局麵的毒計，引起了誌在保衛兩粵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粵籍將領的普遍憤懣。曾在何內閣末期出任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便是最激烈的一個。南京失守後我留住桂林期間，張發奎特到桂林敦勸，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衛兩廣。那時他便看出蔣先生絕難坐視兩廣單獨成一局麵，繼續反共。因為兩粵將領在四、七兩軍早期革命的傳統上，對蔣都曾有過不滿。如今蔣政權瓦解，兩粵如在我領導之下，支撐下去，自非蔣所能容忍。張發奎有見於此，便主張保衛兩粵，必先清除蔣在背後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議說，把蔣介石請到廣州，然後把他扣留起來。我當即反對這種魯莽滅裂的舉動。
到了白崇禧兩翼為蔣所斷、廣東岌岌可危之時，粵籍將領已怒不可遏，張發奎再度向我建議“把蔣介石扣起來”。
我說：“向華（張發奎），這是徒招惡名，無補實際的莽事。”
張說：“德公，你膽子太小！德公，你膽子太小！”
我說：“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這位置，你也不會幹的。”
接著我便解釋說，在現今局麵下我們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錢。蔣先生把兵調走，把錢存在台灣。我們縱然把蔣扣起來，第一不能把兵調回，第二不能把錢取出，則扣蔣又有何用？固然，蔣的一連串拖垮兩粵局麵的毒計是罪無可逭，把蔣扣起來宣其罪狀於天下，可以泄一時之憤。但我覺得處理國家大事，應以國計民生為出發點，不可徒為泄一時之憤。現在失敗的局麵已定，我們既有“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的雅量，就應任其全始全終。不必於敗亡前夕，做無補於大局之事，為天下笑！
張發奎還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總是還替我們這批失敗的國民黨人，維持了一點失敗的光榮。
蔣先生不知底蘊，還不時在穗、台之間飛來飛去，並用盡一切威脅利誘的方法來阻止粵籍將領和我接近。一次，為廣州改省轄市問題，蔣先生在黃埔召見餘漢謀、薛嶽、李漢魂等粵籍將領，當麵大發雷霆說：“你們以為你們可以反對我咯？誰反對我，我就叫誰死在我之前！”這種話可說充滿了流氓氣。這批將領回來之後，莫不冷笑。其實別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事蔣先生會做，別人也會做，不過不願做罷了。
9月底，蔣先生單獨召見白崇禧於黃埔，閉門密談。略謂：1927年我們兩人精誠團結，所以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嗣後不幸為奸人挑撥離間，以致同室操戈。但後來盧溝橋事起，我兩人又複衷心合作，終把倭寇打敗，收複國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勢雖極危險，隻要我兩人能一德一心，徹底合作，事尚有可為。白崇禧是個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頗為蔣先生的甜言蜜語所感動。他回到廣州來對我說：“蔣先生這次倒很誠懇。”我知道蔣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這一弱點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內戰局勢逆轉以後，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南京失守後，他堅信華中可守。到華中戰局為蔣搞垮，他自信必要時退回兩廣，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員戰將，他處處以軍事觀點和局部形勢為著眼點。殊不知如今時移勢異，純軍事觀點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單獨存在。此次得蔣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頓釋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還有大西南和兩廣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蔣先生最後一次來穗，住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有時中央非常會議開會，我們彼此都感覺無話可說。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為設法衝淡這一尷尬場麵，曾向我建議，要我請蔣先生吃飯。
朱家驊在當時黨人中算是比較識大體的一位。他有時還肯為大局著想，不囿於小圈子的單純利益。為著維持“銀元券”，他曾兩度飛台，向蔣請示，擬運一批銀元來穗。此舉可說純為大局著想，遠非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驊可能因此而觸蔣氏之忌，嗣後在台幾度遭蔣的為難。此次他勸我請客，其用意不過想彌補我和蔣之間的隔閡，也是一番好意。
我說：“騮先兄（朱家驊），客我是可以請，蔣先生喜歡不喜歡我就不知道了。”
朱說：“蔣先生一定喜歡，一定會到的。”
他解釋說，蔣先生生活太嚴肅了，平日隻吃一些簡單的寧波菜，此次到廣州來，也應該嚐一下“食在廣州”的廣州菜啊。
朱家驊替我約好了，我便在迎賓館宴請蔣先生，並約黨政軍高級人員作陪。迎賓館在廣州城內靠西，蔣先生則住在城東的東山住宅區。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滿便衣隊，蔣先生帶著大批衛士，穿過廣州鬧市來迎賓館吃飯。我的住宅向來隻有兩個衛兵，兼司傳達。蔣來之後，他的衛士竟將迎賓館重重包圍，如臨大敵，殊使我看不慣。竊思蔣先生時時自炫是人民的領袖，到處扈從如雲，未免與“人民”相去太遠了。
我所備的廣東菜，依照蔣先生的習慣是中菜西吃。在蔣先生的許多隨員中，我看到蔣經國在裏麵穿穿插插忙個不停。到入席時，卻不見經國前來吃飯。我問蔣先生說：“經國為何不來吃飯？”蔣說：“不管他吧，我們吃我們的。”終席未見經國出來，我心裏頗為詫異。
事後才聽到我的副官說，蔣經國率了一大群隨員一直守在廚房裏，廚師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經他們檢查過。出鍋後，又須經他們嚐過，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經國在替我做監廚。他顯然懷疑我要毒害蔣先生，這也未免太過慮了。
我第一次見蔣經國是抗戰勝利後在北平行轅主任任內。經國那時為辦理青年軍常在北平視察，特來謁見。因我與他父親曾有金蘭之盟，所以他口口聲聲尊稱我為“李叔叔”。他那時曾告訴我留蘇十四年的經過。據他說，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肄業，後轉入列寧大學深造。結業後，被派在蘇聯一所工廠內當副廠長。我乃故意問他道：“據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陽事變之後，日本侵華日亟，中蘇因而恢複了邦交，聞蔣委員長曾命駐蘇大使向蘇聯外交部口頭交涉，欲調你回國服務，你為何遲遲其行？”經國說：“李叔叔，你知道蘇聯的新聞是被政府統製的，不過日子久了，我也輾轉聽到這消息，乃決心盡一晝夜的時間駛車逃到中國大使館。蘇聯秘密警察確實非常厲害，隨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館周圍監視，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無疑。”
我問：“若被逮捕，結果如何？”
經國說：“那就慘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亞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凍死。好在使館是有治外法權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於難。”
我又問：“後來你用什麽方法回到中國呢？”
他說：“化了裝，混入大使館的專機飛回的。”
其實他在蘇聯時早已加入共產黨，為稍留心時事的人們所周知。但他回國之後，並未宣布脫離共產黨，故特意對我撒謊，以掩蔽其共產黨員的身份。以經國與蔣先生的關係，斯大林如不讓他回國，而他居然能溜進中國大使館，並化裝潛上飛機，逃回中國，那麽以效率出名的蘇聯秘密警察機關也可關門大吉了。憶1940年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將參謀，奉命到鄂北第五戰區視察蘇聯軍事顧問工作成績時，曾告訴我說，他與經國乘同一飛機回國，首途之前，經國曾蒙斯大林召見，並贈以手槍一支。我說：“你何以不被召見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見的資格。足證經國是在對我撒謊。
在全國軍事潰敗聲中，廣州內部的政潮亦正有增無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難而疲於應付的，便是何內閣於6月間辭職以後，新內閣繼任人選的問題。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黨國元老，為人正派，敢作敢為。對蔣先生的態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諛奉承之輩所能及。撐持廣州危局，居氏實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居氏如組閣，則蔣氏不易在幕後違法操縱。此外，蔣、居之間尚有一段不愉快的曆史。據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東民軍總司令，蔣先生曾活動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參謀長，為居所拒絕，不克如願。嗣後，1929、1930兩年全國反蔣運動進入高潮時，居亦嚐有反蔣論調，深為蔣先生所忌，一度被軟禁於上海。故當我提居正繼何，蔣先生即授係立委設法阻撓。同時居氏本人對組閣並無興趣。他向我建議說：“現在既已行憲，何不找民、青兩黨的領袖來擔任行政院院長？”他主張在張君勱、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選一人。我說曾、李等人資望似嫌不夠，君勱具有資望，但他未必肯幹。居說：“我去找他談談。”張君勱那時住於澳門，居遂秘密去澳訪張。張君勱聞言大驚，力辭不就。居、張正商談間，李璜適來訪張，也說君勱幹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強，便回來了。我又力勸居氏勉為其難，居正也答應了。但是對立法院的同意問題，他本人則未做絲毫活動。我認為立法院對居氏組閣當無異議，亦未加注意。孰知我於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獲通過。此時，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韋永成、張嶽靈二人正自香港啟程來穗開會，他們以為投票時間在30日下午，不意大會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幾個鍾點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過半數而組閣了。
居氏落選後，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等主張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張電召白崇禧返粵，組織軍人內閣。此二建議皆未被我采納。第一，我不願堅持己意而貶抑立法院，致損“法治”的尊嚴。第二，我認為白崇禧在前方指揮是最適當的人選，不宜內調。最後不得已，乃改提閻錫山。閻錫山於太原即將被圍之時，隻身入京，後隨政府南遷。閻善於觀風轉舵，素以手腕圓滑著稱。以他出掌行政院，自為蔣氏所喜。所以一經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絕大多數同意而正式組閣。
閻錫山組閣後第一項難題，便是如何解決經濟問題。財政部部長劉攻芸因擬起用存台金銀以安定金融，為蔣所嗬斥，憤而辭職。閻錫山請前財長徐堪重主財政，徐氏竟欣然承諾。徐堪接事後第一項措施便是收回“金圓券”，改發“銀元券”。按政府預算，每月須支出軍費三千萬銀元，政費一千五百萬銀元，合計四千五百萬銀元。但國庫的收入，每月僅一千萬銀元，不足之數，每月達三千五百萬銀元。政府的計劃便是以台灣的庫存作“銀元券”的兌換準備金。如蔣先生能同意這個計劃，則“銀元券”未始不可維持一兩年，不致重演惡性通貨膨脹的悲劇，民心士氣亦可賴以保持，則死裏或可求生。
至於政治方麵，粵籍將領都主張簡化政治機構，使廣東綏靖主任餘漢謀和廣東省省主席薛嶽能掌握實權，實行軍政配合。粵主席薛嶽尤竭力慫恿內政部部長李漢魂將廣州市府改製。因廣州為一直轄市，市府與省府平行。今因軍事的影響，致廣東全省的稅收不及廣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機構疊床架屋，尤無此需要。故薛嶽為便於掌握戰時行政起見，主張將廣州由直轄市改為省轄市。
至於防守廣東的軍事措施，國防部最初的計劃擬充分利用胡璉、劉安琪兩個兵團配合白崇禧的華中部隊，堅守湘南、粵北，當時更有人主張必要時將白部調入廣東，在廣州設立總部，居中調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閻錫山作縝密計劃，直接處理。我因實行責任內閣製，除按例蓋印之外，不加幹預。
不過身居幕後的蔣先生卻要作更進一步的積極控製。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隨員專機飛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梅花村陳濟棠舊寓召集一連串的會議。最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名義通過議案，設立一項法外機構叫作“中央非常委員會”，由中常會選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張群、閻錫山、吳鐵城、吳忠信、陳立夫等為委員。洪蘭友、程思遠分任正、副秘書長。這完全是蔣先生為加強他對黨政軍的直接控製，而特地設置的疊床架屋的機構。數月以來，他在幕後的非法操縱已加速了政治、軍事、財政的崩潰，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員會”加以控製，尤將使大局從速崩潰。我對蔣此舉深覺痛心，然而顧全大局，未便與蔣先生公開齟齬，隱忍了事。但是副秘書長程思遠卻萬分消極，他參加了一兩次會議之後，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據憲法，行政院按既定計劃推行政務，總統的職權隻是在各種法令頒布之前蓋印副署而已。今蔣先生妄自恢複一黨專政，設置“非常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將憲法束諸高閣。政府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非常委員會”議決通過，方為有效。蔣先生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員會”主席，無異恢複一人獨裁的把戲。如此他屢次聲言五年內不問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覺無事可辦，所以在7月底決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轄內軍事、民政的實際情形和民間的疾苦。 <h4>二</h4>
7月26日我自廣州飛往衡陽，在白崇禧指揮部裏與白氏晤談兩小時。白崇禧此時方從長沙脫險歸來。他認為戰局危急萬分，程潛和陳明仁既已叛變，中央軍嫡係又不聽調度，他隻有把第七軍用在衡陽正麵作總預備隊，以大卡車百餘輛集中待命，何處吃緊，便向何處輸送應急。因此那時湘南正麵唯一可用的精銳部隊——第七軍，在卡車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說：“這樣調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嗎？”白感慨地說：“現在能用的部隊實在太少了，有什麽辦法呢？”
衡陽晤白之後，正午乃續飛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率大批文武官員和各民眾團體代表在機場歡迎。我與朱主席同車入城，全城各機關、學校、團體以及全城民眾均佇立道左，歡迎情緒的熱烈，前所未有。晚間，朱氏並在省府設宴為我洗塵，所致歡迎詞，尤恭維備至，對我的招待亦極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輕車簡從，所到之處向例不願鋪張，朱紹良對我的歡迎實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蔣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熱烈招待我而惹蔣不快。所以我領其盛情，而內心頗為他的處境不安。
福建為我國東南濱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於冒險性，故赴海外謀生者甚眾。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跡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親臨其地。惜因政局逆轉，心情繚亂，又為時間所限，故此無心遊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兩夜，曾拜訪海軍宿將薩鎮冰。此公已九十高齡，而精神矍鑠，令人生敬。後聞為中共迎養於北平，尊為上賓。與朱紹良亦數度長談，他深恐招蔣之忌，對軍國大事多不涉及，不過對時局的悲觀，則時時溢於言表。
7月28日我乘原機飛往台北。台灣省省主席陳誠率領文武官員和各團體代表暨儀仗隊不下千人，在機場列隊迎接。我下機後，隻見金光閃耀，軍樂齊鳴，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場麵隆重肅穆，前所少見。我和趨至機前的陳主席及高級軍政官員一一握手寒暄。檢閱儀仗隊後，陳說：“德公，可否先到機場休息室小憩？”
我說：“不必了吧！”
陳微笑說：“蔣先生在裏麵等你！”
這倒使我受寵若驚。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蔣先生起立相迎，我們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別，蔣自回草山寓所，我則與陳誠同車駛入市區，學生與市民列隊歡迎，極一時之盛。當晚宿於台北第一賓館。默思本日的歡迎場麵，必出於蔣先生的授意，以取悅於我，其實我誌不在此繁縟的禮節。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禮貌上的拜訪，蔣先生留我晚餐，並邀我下榻於草山第二賓館。外界謠傳我台灣之行是為與蔣先生開談判而來的，第一要蔣先生在軍政大權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灣所存的金鈔。其實這些全係無稽之談。我們根本未涉及這些問題，因為我知道談亦無益。我們隻是約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後的動向，又說了些無關宏旨的應酬話而已。
在台時，我曾飛基隆視察海軍基地，並曾茶會招待在台的立委、監委，報告軍政設施。30日遂原機返穗。
8月2、3兩日，中央非常委員會連續舉行例會，通過閻錫山內閣所提如本章前述的關於政治、財政、軍事三項議案。適此時吳鐵城由蔣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訪問麥克阿瑟將軍，這三條議案便由他過台向蔣請示時，呈蔣先生核閱，以便付諸施行。
孰知不久蔣先生即拍來複電，對軍事部署方麵仍堅持重點作戰的守勢防禦，主張集中兵力保衛廣州等幾個據點。事實上胡璉既一去不返，劉安琪兵團亦故意延宕不來，致使大庾等天險無兵可守，廣東防禦已門戶洞開，靜候中共深入了。
至於財政方麵，蔣當然更不願放鬆絲毫。不肯以存台金鈔作“銀元券”的兌換準備金，隻允每月自台灣庫存支取一千二百萬銀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兩千三百萬銀元，須以不兌現的“銀元券”來彌補。故自“銀元券”於7月4日開始發行之後，中央銀行每日僅開一小門，允許市民兌現。市民擠兌的百不得一，因此，“銀元券”很快地變成“金圓券”第二，通貨膨脹一瀉千裏。各地農民拒收“銀元券”，各路大軍軍糧無法補充，後方人心惶惶。通貨膨脹便做了共軍南下的開路先鋒。
至於政治方麵的情形尤其糟亂。廣州市改為省轄市，尤使蔣先生氣憤。因廣州市市長歐陽駒為吳鐵城的私人，一舉一動完全聽命於蔣；廣州公安局長宣鐵吾和廣州警備司令李及蘭又係黃埔學生，一切皆由蔣直接控製。廣州改為省轄市，對蔣說來，無異與虎謀皮。內政部部長李漢魂受薛嶽的慫恿作此建議，尤成蔣的眼中釘。居正為此特地警告李漢魂說：“你如不趕快辭職，將來你生命都要發生危險。”
蔣對地方政治的控製還不止此。8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突被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職”。其事實經過尤為離奇滑稽。原來在我巡視台灣之後不久，湯恩伯忽銜蔣先生之命飛往福州，在機場上打電話給朱紹良，約其來機場相商要公。朱紹良即赴機場相見。湯恩伯遂取出蔣的手令，上稱朱已撤職，遺缺由湯接替。朱接閱手令大驚，聲稱當同回省府趕辦移交。湯說不必了，便促朱即時登機飛往台灣，簡直和綁票一般。湯便在福州發號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來。此事的發生，行政院與總統府毫無所知，真是荒唐絕頂。嗣後福建省政府有一職員離職來穗，閻錫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蔣先生派一秘書來穗，要閻錫山在行政院政務會議中追認此一既成事實，任命湯恩伯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向我報告此事，並問如何處理。
我說：“蔣先生今日在憲法之前隻是一個平民，以一個平民隨便撤換封疆大吏，成何體統？況且，蔣先生如要在幕後幹預行政，盡可向行政院建議。今政府事前既毫無所知，事後卻要追認此既成事實，實在太不成話。政府不應自毀法統，承認湯做主席。”
閻錫山苦笑說：“總統，你和蔣先生共事多年，難道還不知道蔣先生做事向來不顧法統？他如果看重法統，也不至有今天了。現在湯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們反對也反對不了，說出去反而有損政府威信。你已經忍耐很多了，這件事我勸你還是忍耐算了。”
後來閻錫山便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名通過，做了一些追認的手續，把任命狀送至國民政府文官處來蓋印。秘書長邱昌渭向我請示，我說：“暫時把它擱下去。”所以這張任命狀留在總統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閻院長又來疏通，才蓋印發出去。這就算是我的無言的抗議。
蔣經國在他的《負重致遠》一書中曾提到10月2日湯恩伯有電報致蔣，抱怨我反對他任閩省主席，“詞極憤懣”，蔣先生“甚表同情”雲雲。經國卻未曾寫出湯恩伯是怎樣地當了閩省主席，而我又為何反對。因為他如果把事實說出了，蔣先生也就見不得人了。
朱紹良原是蔣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難堪的處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蔣先生是個多疑而睚眥必報的人，心胸極狹，朱紹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轉眼之間變成仇讎了。
蔣先生連續不斷地自私違法而拖垮保衛西南及兩粵局麵的毒計，引起了誌在保衛兩粵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粵籍將領的普遍憤懣。曾在何內閣末期出任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便是最激烈的一個。南京失守後我留住桂林期間，張發奎特到桂林敦勸，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衛兩廣。那時他便看出蔣先生絕難坐視兩廣單獨成一局麵，繼續反共。因為兩粵將領在四、七兩軍早期革命的傳統上，對蔣都曾有過不滿。如今蔣政權瓦解，兩粵如在我領導之下，支撐下去，自非蔣所能容忍。張發奎有見於此，便主張保衛兩粵，必先清除蔣在背後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議說，把蔣介石請到廣州，然後把他扣留起來。我當即反對這種魯莽滅裂的舉動。
到了白崇禧兩翼為蔣所斷、廣東岌岌可危之時，粵籍將領已怒不可遏，張發奎再度向我建議“把蔣介石扣起來”。
我說：“向華（張發奎），這是徒招惡名，無補實際的莽事。”
張說：“德公，你膽子太小！德公，你膽子太小！”
我說：“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這位置，你也不會幹的。”
接著我便解釋說，在現今局麵下我們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錢。蔣先生把兵調走，把錢存在台灣。我們縱然把蔣扣起來，第一不能把兵調回，第二不能把錢取出，則扣蔣又有何用？固然，蔣的一連串拖垮兩粵局麵的毒計是罪無可逭，把蔣扣起來宣其罪狀於天下，可以泄一時之憤。但我覺得處理國家大事，應以國計民生為出發點，不可徒為泄一時之憤。現在失敗的局麵已定，我們既有“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的雅量，就應任其全始全終。不必於敗亡前夕，做無補於大局之事，為天下笑！
張發奎還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總是還替我們這批失敗的國民黨人，維持了一點失敗的光榮。
蔣先生不知底蘊，還不時在穗、台之間飛來飛去，並用盡一切威脅利誘的方法來阻止粵籍將領和我接近。一次，為廣州改省轄市問題，蔣先生在黃埔召見餘漢謀、薛嶽、李漢魂等粵籍將領，當麵大發雷霆說：“你們以為你們可以反對我咯？誰反對我，我就叫誰死在我之前！”這種話可說充滿了流氓氣。這批將領回來之後，莫不冷笑。其實別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事蔣先生會做，別人也會做，不過不願做罷了。
9月底，蔣先生單獨召見白崇禧於黃埔，閉門密談。略謂：1927年我們兩人精誠團結，所以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嗣後不幸為奸人挑撥離間，以致同室操戈。但後來盧溝橋事起，我兩人又複衷心合作，終把倭寇打敗，收複國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勢雖極危險，隻要我兩人能一德一心，徹底合作，事尚有可為。白崇禧是個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頗為蔣先生的甜言蜜語所感動。他回到廣州來對我說：“蔣先生這次倒很誠懇。”我知道蔣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這一弱點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內戰局勢逆轉以後，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南京失守後，他堅信華中可守。到華中戰局為蔣搞垮，他自信必要時退回兩廣，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員戰將，他處處以軍事觀點和局部形勢為著眼點。殊不知如今時移勢異，純軍事觀點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單獨存在。此次得蔣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頓釋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還有大西南和兩廣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蔣先生最後一次來穗，住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有時中央非常會議開會，我們彼此都感覺無話可說。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為設法衝淡這一尷尬場麵，曾向我建議，要我請蔣先生吃飯。
朱家驊在當時黨人中算是比較識大體的一位。他有時還肯為大局著想，不囿於小圈子的單純利益。為著維持“銀元券”，他曾兩度飛台，向蔣請示，擬運一批銀元來穗。此舉可說純為大局著想，遠非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驊可能因此而觸蔣氏之忌，嗣後在台幾度遭蔣的為難。此次他勸我請客，其用意不過想彌補我和蔣之間的隔閡，也是一番好意。
我說：“騮先兄（朱家驊），客我是可以請，蔣先生喜歡不喜歡我就不知道了。”
朱說：“蔣先生一定喜歡，一定會到的。”
他解釋說，蔣先生生活太嚴肅了，平日隻吃一些簡單的寧波菜，此次到廣州來，也應該嚐一下“食在廣州”的廣州菜啊。
朱家驊替我約好了，我便在迎賓館宴請蔣先生，並約黨政軍高級人員作陪。迎賓館在廣州城內靠西，蔣先生則住在城東的東山住宅區。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滿便衣隊，蔣先生帶著大批衛士，穿過廣州鬧市來迎賓館吃飯。我的住宅向來隻有兩個衛兵，兼司傳達。蔣來之後，他的衛士竟將迎賓館重重包圍，如臨大敵，殊使我看不慣。竊思蔣先生時時自炫是人民的領袖，到處扈從如雲，未免與“人民”相去太遠了。
我所備的廣東菜，依照蔣先生的習慣是中菜西吃。在蔣先生的許多隨員中，我看到蔣經國在裏麵穿穿插插忙個不停。到入席時，卻不見經國前來吃飯。我問蔣先生說：“經國為何不來吃飯？”蔣說：“不管他吧，我們吃我們的。”終席未見經國出來，我心裏頗為詫異。
事後才聽到我的副官說，蔣經國率了一大群隨員一直守在廚房裏，廚師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經他們檢查過。出鍋後，又須經他們嚐過，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經國在替我做監廚。他顯然懷疑我要毒害蔣先生，這也未免太過慮了。
我第一次見蔣經國是抗戰勝利後在北平行轅主任任內。經國那時為辦理青年軍常在北平視察，特來謁見。因我與他父親曾有金蘭之盟，所以他口口聲聲尊稱我為“李叔叔”。他那時曾告訴我留蘇十四年的經過。據他說，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肄業，後轉入列寧大學深造。結業後，被派在蘇聯一所工廠內當副廠長。我乃故意問他道：“據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陽事變之後，日本侵華日亟，中蘇因而恢複了邦交，聞蔣委員長曾命駐蘇大使向蘇聯外交部口頭交涉，欲調你回國服務，你為何遲遲其行？”經國說：“李叔叔，你知道蘇聯的新聞是被政府統製的，不過日子久了，我也輾轉聽到這消息，乃決心盡一晝夜的時間駛車逃到中國大使館。蘇聯秘密警察確實非常厲害，隨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館周圍監視，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無疑。”
我問：“若被逮捕，結果如何？”
經國說：“那就慘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亞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凍死。好在使館是有治外法權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於難。”
我又問：“後來你用什麽方法回到中國呢？”
他說：“化了裝，混入大使館的專機飛回的。”
其實他在蘇聯時早已加入共產黨，為稍留心時事的人們所周知。但他回國之後，並未宣布脫離共產黨，故特意對我撒謊，以掩蔽其共產黨員的身份。以經國與蔣先生的關係，斯大林如不讓他回國，而他居然能溜進中國大使館，並化裝潛上飛機，逃回中國，那麽以效率出名的蘇聯秘密警察機關也可關門大吉了。憶1940年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將參謀，奉命到鄂北第五戰區視察蘇聯軍事顧問工作成績時，曾告訴我說，他與經國乘同一飛機回國，首途之前，經國曾蒙斯大林召見，並贈以手槍一支。我說：“你何以不被召見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見的資格。足證經國是在對我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