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12月8日我由香港飛抵紐約。新聞記者和僑胞在機場歡迎的很多，美國國務院也派專員迎接。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和“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也在機場迎接，並由“顧大使”擔任傳譯，我即向新聞界宣布此行全係就醫性質，一俟身體複原，便當束裝返國。隨即乘車入紐約城，並專程到唐人街答謝留美華僑歡迎的盛意。
同時即住入哥倫比亞大學附設的長老會醫院檢查胃疾。該院係世界最佳醫院之一，主治醫師都係世界權威。檢查結果，發現我十二指腸發炎，亟待割治，我便留院醫治。時國務院忽派專人前來邀請我即赴華府一行。主治醫師聞訊，認為就我病情而論，非先行開刀不可做任何活動。不久，院方即為我施手術割治十二指腸。該院設備既佳，主治醫師又係名手，經過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複甚速。
此消息為美國國務院所知，國務卿艾奇遜君乃又著人送來一函，約我往華府一行，好和杜魯門總統麵商今後中美關係。該函原文如下：
總統先生閣下：
欣聞貴體於動手術之後日趨康複，迅速複原，早慶勿藥，實所至禱。如貴恙痊可後，有意來華府一行，餘深盼能有此榮幸，為貴我兩國之相互利益，拜晤閣下一敘也。
艾奇遜
不過我在來美之前，對美國已經絕望，今大陸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為時已晚，故對美國政府的邀請，早不感興趣，加以我仍在病中，不宜遠行。因請甘介侯君繕複一函，告以遵醫囑，俟身體完全複原後，再來華府拜候。
1950年1月間，我身體已大致複原，然接國內報告，大陸已全部失守，“國府”遷往台灣，蔣先生因我在美未表示意見，未便貿然複職，但他已是事實上的獨裁者。
白崇禧所部數十萬人在廣西被中共全部消滅，兵團司令張淦、魯道源等，悉數戰敗被俘。數十年來馳騁疆場、所向披靡的第七軍及第四集團軍舊部，至此可說已片甲不存。
白崇禧隻身飛往海南島，和退往海南島的粵籍將領陳濟棠、餘漢謀、薛嶽等會商防守海南島的計劃。此時海南島的守軍僅兩萬餘人，然殘餘海軍尚有不少艦隻，空軍亦仍完整，中共海軍、空軍皆缺，一時想渡海攻占海南島尚非易易。“政府”如堅守瓊、台二島，苦撐待變，則反攻大陸的機會遠比台灣一島為大。
無奈守海南島非蔣先生的心願。因為他的著重點仍在美援，美國國會最近通過了七千五百萬援華款項。蔣先生務必造成一事實，使美國不援華則已，援華則“隻此一家，別無分店”。而台灣又是蔣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所以他訓令海南島守軍全部撤往台灣。中共未發一矢，便揚長渡海將海南島占領。
在這種局麵下，我如貿然回台，則無異自投羅網，任其擺布，蔣的第一著必然是迫我“勸進”，等他“複正大位”之後，我將來的命運如何，就很難逆料了。以蔣先生過去對我銜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為張漢卿（學良）第二也不可得了。個人犧牲不足惜，然對國脈民命究有何補？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蔣先生在未能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對我還存有投鼠忌器的戒心。因為當時美國輿論界以及美國民主黨政府對蔣已感絕望。“蔣介石”三字，成為中國政府貪汙、無能、獨裁、專製的代名詞。蔣介石政權早為中國人民所唾棄。而我本人自競選副總統那時起，尚薄負時譽。中國人民痛恨蔣政權統治的，多寄我以無窮的希望。我本人因而成為國民黨政權中“民主改革”的象征。因此歐美友邦同情中國的人民，對我均極具同情與好感。我就任代總統後，美國朝野對我所受背後的挾製，亦殊感不平。
所以蔣先生對我這位民主象征，在未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必不敢加以毀滅。再者，蔣先生現在雖掌握了實權，而我仍身肩國家的名器。如果國內人民、海外僑胞，以及友邦輿論界與友邦政府，能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我未始不可把台灣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範區。這便是我當時的心境，也可說是萬分絕望中的一分希望，我要為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因為國家、民族既以“一國元首”的名器托之於我，我一息尚存，即不能在其位而不謀其政，這就是我病愈以後，在美勾留所努力的方向！
敘述至此，我且將甘介侯博士於1949年夏初奉我之命來美從事外交活動的經過，作一簡略的敘述，作為敘述我自己與美國杜魯門總統及國務院往還的注腳。
我派甘介侯來美的最初動機，是由於駐美大使顧維鈞的玩忽法統。顧大使當時對政府完全采敷衍態度，一切活動完全受命於蔣先生。政府如將其撤職，渠必抗不從命。如在國家將亡之際，還要在海外演一幕大使抗命的醜劇，未免太不成話了。所以政府為顧全大局，不加撤換，而另派甘介侯為總統的私人代表，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
介侯抵美後即分別與杜魯門總統、艾奇遜國務卿、巡回大使傑塞普、國防部部長約翰遜等人晤談。杜魯門總統對援華所存的疑慮，即南京失守後，中國政府是否能在華南立腳的問題。傑塞普個人對介侯極友善，曾兩度約介侯到其喬治鎮私寓用晚餐。但傑君顯然對國民政府已絕望，而對與中共建交已有腹案。他竟坦白告訴甘君說：“今日吾人如繼續援華，必將引起中國人民的敵視。”
證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言行，美國似已有承認中共政權的趨向。
不過當時國務院內幾位實際負責人，如副國務卿羅斯克、助理國務卿向德華、中國司司長潑魯斯、中國司副司長弗裏曼等則對援華尚未完全絕望。他們隻表示中國軍民已無繼續作戰的意誌，如要提高民心士氣，中國政府一定要改弦更張，改弦更張的第一項步驟便是蔣先生必須在幕後撒手，蔣一日不撒手，則美援必如往日一般墮入蔣集團的私囊。蔣如一日不放手，則美援一日不應繼續。
9月初旬，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萊竟在參院公開宣稱：“蔣介石已自其人民之前私逃至台灣，並席卷價值一億三千八百萬元原非其個人所有的黃金入其私囊。此項財產為中國政府所有，彼竟竊據之。若輩何不先用此一億三千八百萬元，然後再乞請吾人予以援手乎？”
然參院終於在康萊參議員主持之下，在9月中通過新援華法案七千五百萬元，以濟中國軍民之急。此項援助由杜魯門總統作全權支配，不以中國政府為唯一對象，凡中國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蔣先生偵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兩廣撐持的局麵拆垮不可。他首把胡璉調走，繼要劉安琪遲遲不行，大庾嶺天險不守，兩廣遂徹底為共軍占領。到了大陸全部失守，蔣先生又放棄海南島，使美援非送至台灣不可。
蔣先生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端低能，但其使權謀、用詐術則天下第一。1949年以後，美國本想撇開蔣介石另行支持新興的力量，而蔣先生卻有本事玩美國政客於股掌之上，使美國討厭他卻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獨裁反動的政權。在這方麵，美國人的笨拙和蔣先生的厲害，恰成一尖銳的對比。
我因和蔣先生共事數十年，對蔣先生的手法領教太多，所以他一舉一動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觀火。蔣之所以能每策皆售，固然是他的本事，同時也是國民黨內開明分子的力量太小。稍有改革舉動，蔣先生滲透、離間、威脅、利誘各種毒計一時俱來，必將其連根拔除而後已。如有一種革新的運動真正有力量、有方案、堅持到底，蔣先生未必就能一意孤行於天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便是一個例子。
至於台灣，我知道美國今後必繼續予以援助。蔣先生在台灣既已造成清一色的局麵，他今後在台灣的橫行霸道，獨裁專製，將十倍於大陸之時。
吾人醉心於民主改革，非至絕無可為，不願眼看國脈民命如斯而放棄奮鬥。所以我在1950年2月間病愈之後，即擬應杜魯門總統之約，赴華府聽聽美國人對我們的意見。然後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灣去，領導同胞，將台灣建成一個民主政治的示範區，使其不致變成如今日的貪官汙吏、反動政客的逋逃藪。
杜魯門總統如果真正是中國的友人，關心民主政治在中國今後的推行，他一定會拿出政治家的眼光來，在經濟方麵全力支持我，讓我團結海內外中國民主人士，回台灣去著手改革，使蔣氏投鼠忌器，不敢過分阻擾。這便是我接受杜魯門總統的邀請的主要動機。
2月下旬，甘介侯奉我之命去華府回拜艾奇遜，並接洽我和杜魯門總統會見的安排。艾奇遜當即預備請帖，不過他認為既是兩國元首晤麵，在外交禮節上，似應通過“大使館”。介侯乃往訪“顧大使”，孰知顧維鈞竟推托說，現值林肯及華盛頓誕辰，美國各機關都很忙，晤麵時間應安排得晚一點才好。不數日，顧氏竟以度假為名，飛往邁阿密去了。
顧氏去後，艾奇遜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魯門發出請柬，約我於3月2日至白宮用午餐。艾奇遜在電話內問介侯，請帖內是否應包括“顧大使”，介侯轉以問我。我說，請他把顧維鈞也包括在內。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在此期間，顧維鈞當然把全部經過報告了台北。3月1日，蔣先生便撕破麵皮，正式“複職”了。當晚我便收到他的電報說，由於環境的需要，他已於3月1日複任“總統”，希望我以“副總統”的身份做他的專使，在友邦爭取外援雲雲。
蔣先生的“複職”並未使我驚異，因為事實上他早已是台灣的獨裁者了。不過站在國家法統的立場上，我不能不通電斥其荒謬。按“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正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職權，並由立法院院長於三個月內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總統。今蔣先生複任總統是根據哪一條憲法呢？本來，與蔣先生往還，還有什麽法統可談？不過我的職位既受之於憲法，並非與蔣介石私相授受而來，蔣氏的“複職”，在法統上說便是“篡僭”。我至少亦應作誅鋤叛逆的表示，以為國家法統留一絲尊嚴。
我與杜魯門的會麵並未因蔣的“複職”而變化，杜氏給我的信函仍稱“總統先生”。有好奇的新聞記者問杜魯門對我如何稱呼，杜說：“我以總統身份請他，我就應稱呼他為總統。”記者又問他對蔣介石如何稱呼，杜說：“我和蔣介石尚無往還！”
3月2日我自紐約乘車抵華府，隨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賴爾莊午餐。顧維鈞聞訊，也臨時飛回華府。在初次會麵介紹禮節上，顧維鈞承蔣意旨，企圖以“副總統”一詞作介，為國務院執事者所否定。顧氏始被迫改用“代總統”為介紹詞。
杜魯門請客用的是一張圓桌。我坐於杜魯門與艾奇遜之間，甘介侯坐於杜之左，美國防部部長約翰遜與顧維鈞則坐於對麵。杜氏致歡迎詞後，按外交禮節，應請顧大使翻譯，然杜氏一反常例，卻請介侯翻譯，終席未與顧氏交一言。
我在席上，除對曆年來美國援華表示感謝外，並對共產黨勝利我方失敗的因素作一番分析，兼論我們今後反攻大陸的策略，以及我個人對促進中國政府民主化的方針。杜氏細心傾聽，不時以手輕輕擊桌說：“總統先生，你這分析深刻極了。”或是：“對極了！”他有時未聽明白，還請介侯重譯一遍，以表示他在留心地聽。杜氏所說是出於他的真心，或僅是外交辭令，我不得而知。我隻覺得我有說出來的義務，好讓一位與我國榮辱相關的友邦元首知道我們政府當局的真正意見。
飯後，杜魯門領我至餐室隔壁的客廳休息。這客廳之外尚有一小客廳。杜氏引著我邊走邊談，竟穿過大客廳走向小客廳。這時，跟在我們後麵的艾奇遜突然拉顧維鈞在大客廳坐下，介侯原擬隨之坐下，約翰遜連忙推介侯的背，要他隨我與杜魯門至小客廳，他自己則與艾、顧二人同在大客廳坐下了。
在小客廳內，杜魯門和我傾談很久。他說他是一切都了解，隻是來日方長，勸我務必暫時忍耐，並與他保持接觸。我知道杜魯門已決定應付現實環境，別的也就不必談了。
自杜魯門處辭出後，我們一行暫赴“大使館”休息。此時新聞記者數十人齊集於“大使館”客室內采訪消息。美國前駐法大使，後與中國官僚廝混極熟的美國政客蒲立德亦豁然出現。他在眾記者之前，舉手大罵甘介侯。無非是說，“蔣總統”已複職，甘介侯不應介紹李將軍以“總統”身份與杜魯門總統相見雲雲。
“大使館”內有一小職員李幹，與介侯是同學，是在中國購料委員會中當一名低級秘書，也居然當眾指摘介侯荒唐，怒脈賁張，像煞有介事。
介侯亦不甘示弱，首問蒲立德：“兩國元首會晤，幹卿何事，要你到中國‘大使館’來大聲疾呼？”再罵李幹說：“足下位不過小秘書，你有何職責在大庭廣眾中提出抗議？”
我把介侯叫進來說：“算了，算了。他們既不是向我抗議，更不是罵你，他們是做給蔣介石的特務看的，好去報功！”
蒲立德此人，與所謂“中國說客團”秘密勾當極多。他這番表演從蔣介石的美金戶頭下分得多少，我不得而知。不過這位姓李的表演之後，官運就亨通起來了。他由一名無關緊要的小職員，旦夕之間便被提升為國際銀行協會中國董事，年薪兩萬五千元，一直做了十年，到1960年才被免職。為著這個遠景，也難為他怒脈賁張地表演一番了。
國家一日沒亡盡，便一日仍有寡廉鮮恥的分子在繼續鑽營。這就是蔣介石統治中國三十年所養成的風氣啊！
12月8日我由香港飛抵紐約。新聞記者和僑胞在機場歡迎的很多，美國國務院也派專員迎接。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和“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也在機場迎接，並由“顧大使”擔任傳譯，我即向新聞界宣布此行全係就醫性質，一俟身體複原，便當束裝返國。隨即乘車入紐約城，並專程到唐人街答謝留美華僑歡迎的盛意。
同時即住入哥倫比亞大學附設的長老會醫院檢查胃疾。該院係世界最佳醫院之一，主治醫師都係世界權威。檢查結果，發現我十二指腸發炎，亟待割治，我便留院醫治。時國務院忽派專人前來邀請我即赴華府一行。主治醫師聞訊，認為就我病情而論，非先行開刀不可做任何活動。不久，院方即為我施手術割治十二指腸。該院設備既佳，主治醫師又係名手，經過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複甚速。
此消息為美國國務院所知，國務卿艾奇遜君乃又著人送來一函，約我往華府一行，好和杜魯門總統麵商今後中美關係。該函原文如下：
總統先生閣下：
欣聞貴體於動手術之後日趨康複，迅速複原，早慶勿藥，實所至禱。如貴恙痊可後，有意來華府一行，餘深盼能有此榮幸，為貴我兩國之相互利益，拜晤閣下一敘也。
艾奇遜
不過我在來美之前，對美國已經絕望，今大陸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為時已晚，故對美國政府的邀請，早不感興趣，加以我仍在病中，不宜遠行。因請甘介侯君繕複一函，告以遵醫囑，俟身體完全複原後，再來華府拜候。
1950年1月間，我身體已大致複原，然接國內報告，大陸已全部失守，“國府”遷往台灣，蔣先生因我在美未表示意見，未便貿然複職，但他已是事實上的獨裁者。
白崇禧所部數十萬人在廣西被中共全部消滅，兵團司令張淦、魯道源等，悉數戰敗被俘。數十年來馳騁疆場、所向披靡的第七軍及第四集團軍舊部，至此可說已片甲不存。
白崇禧隻身飛往海南島，和退往海南島的粵籍將領陳濟棠、餘漢謀、薛嶽等會商防守海南島的計劃。此時海南島的守軍僅兩萬餘人，然殘餘海軍尚有不少艦隻，空軍亦仍完整，中共海軍、空軍皆缺，一時想渡海攻占海南島尚非易易。“政府”如堅守瓊、台二島，苦撐待變，則反攻大陸的機會遠比台灣一島為大。
無奈守海南島非蔣先生的心願。因為他的著重點仍在美援，美國國會最近通過了七千五百萬援華款項。蔣先生務必造成一事實，使美國不援華則已，援華則“隻此一家，別無分店”。而台灣又是蔣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所以他訓令海南島守軍全部撤往台灣。中共未發一矢，便揚長渡海將海南島占領。
在這種局麵下，我如貿然回台，則無異自投羅網，任其擺布，蔣的第一著必然是迫我“勸進”，等他“複正大位”之後，我將來的命運如何，就很難逆料了。以蔣先生過去對我銜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為張漢卿（學良）第二也不可得了。個人犧牲不足惜，然對國脈民命究有何補？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蔣先生在未能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對我還存有投鼠忌器的戒心。因為當時美國輿論界以及美國民主黨政府對蔣已感絕望。“蔣介石”三字，成為中國政府貪汙、無能、獨裁、專製的代名詞。蔣介石政權早為中國人民所唾棄。而我本人自競選副總統那時起，尚薄負時譽。中國人民痛恨蔣政權統治的，多寄我以無窮的希望。我本人因而成為國民黨政權中“民主改革”的象征。因此歐美友邦同情中國的人民，對我均極具同情與好感。我就任代總統後，美國朝野對我所受背後的挾製，亦殊感不平。
所以蔣先生對我這位民主象征，在未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必不敢加以毀滅。再者，蔣先生現在雖掌握了實權，而我仍身肩國家的名器。如果國內人民、海外僑胞，以及友邦輿論界與友邦政府，能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我未始不可把台灣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範區。這便是我當時的心境，也可說是萬分絕望中的一分希望，我要為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因為國家、民族既以“一國元首”的名器托之於我，我一息尚存，即不能在其位而不謀其政，這就是我病愈以後，在美勾留所努力的方向！
敘述至此，我且將甘介侯博士於1949年夏初奉我之命來美從事外交活動的經過，作一簡略的敘述，作為敘述我自己與美國杜魯門總統及國務院往還的注腳。
我派甘介侯來美的最初動機，是由於駐美大使顧維鈞的玩忽法統。顧大使當時對政府完全采敷衍態度，一切活動完全受命於蔣先生。政府如將其撤職，渠必抗不從命。如在國家將亡之際，還要在海外演一幕大使抗命的醜劇，未免太不成話了。所以政府為顧全大局，不加撤換，而另派甘介侯為總統的私人代表，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
介侯抵美後即分別與杜魯門總統、艾奇遜國務卿、巡回大使傑塞普、國防部部長約翰遜等人晤談。杜魯門總統對援華所存的疑慮，即南京失守後，中國政府是否能在華南立腳的問題。傑塞普個人對介侯極友善，曾兩度約介侯到其喬治鎮私寓用晚餐。但傑君顯然對國民政府已絕望，而對與中共建交已有腹案。他竟坦白告訴甘君說：“今日吾人如繼續援華，必將引起中國人民的敵視。”
證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言行，美國似已有承認中共政權的趨向。
不過當時國務院內幾位實際負責人，如副國務卿羅斯克、助理國務卿向德華、中國司司長潑魯斯、中國司副司長弗裏曼等則對援華尚未完全絕望。他們隻表示中國軍民已無繼續作戰的意誌，如要提高民心士氣，中國政府一定要改弦更張，改弦更張的第一項步驟便是蔣先生必須在幕後撒手，蔣一日不撒手，則美援必如往日一般墮入蔣集團的私囊。蔣如一日不放手，則美援一日不應繼續。
9月初旬，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萊竟在參院公開宣稱：“蔣介石已自其人民之前私逃至台灣，並席卷價值一億三千八百萬元原非其個人所有的黃金入其私囊。此項財產為中國政府所有，彼竟竊據之。若輩何不先用此一億三千八百萬元，然後再乞請吾人予以援手乎？”
然參院終於在康萊參議員主持之下，在9月中通過新援華法案七千五百萬元，以濟中國軍民之急。此項援助由杜魯門總統作全權支配，不以中國政府為唯一對象，凡中國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蔣先生偵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兩廣撐持的局麵拆垮不可。他首把胡璉調走，繼要劉安琪遲遲不行，大庾嶺天險不守，兩廣遂徹底為共軍占領。到了大陸全部失守，蔣先生又放棄海南島，使美援非送至台灣不可。
蔣先生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端低能，但其使權謀、用詐術則天下第一。1949年以後，美國本想撇開蔣介石另行支持新興的力量，而蔣先生卻有本事玩美國政客於股掌之上，使美國討厭他卻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獨裁反動的政權。在這方麵，美國人的笨拙和蔣先生的厲害，恰成一尖銳的對比。
我因和蔣先生共事數十年，對蔣先生的手法領教太多，所以他一舉一動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觀火。蔣之所以能每策皆售，固然是他的本事，同時也是國民黨內開明分子的力量太小。稍有改革舉動，蔣先生滲透、離間、威脅、利誘各種毒計一時俱來，必將其連根拔除而後已。如有一種革新的運動真正有力量、有方案、堅持到底，蔣先生未必就能一意孤行於天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便是一個例子。
至於台灣，我知道美國今後必繼續予以援助。蔣先生在台灣既已造成清一色的局麵，他今後在台灣的橫行霸道，獨裁專製，將十倍於大陸之時。
吾人醉心於民主改革，非至絕無可為，不願眼看國脈民命如斯而放棄奮鬥。所以我在1950年2月間病愈之後，即擬應杜魯門總統之約，赴華府聽聽美國人對我們的意見。然後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灣去，領導同胞，將台灣建成一個民主政治的示範區，使其不致變成如今日的貪官汙吏、反動政客的逋逃藪。
杜魯門總統如果真正是中國的友人，關心民主政治在中國今後的推行，他一定會拿出政治家的眼光來，在經濟方麵全力支持我，讓我團結海內外中國民主人士，回台灣去著手改革，使蔣氏投鼠忌器，不敢過分阻擾。這便是我接受杜魯門總統的邀請的主要動機。
2月下旬，甘介侯奉我之命去華府回拜艾奇遜，並接洽我和杜魯門總統會見的安排。艾奇遜當即預備請帖，不過他認為既是兩國元首晤麵，在外交禮節上，似應通過“大使館”。介侯乃往訪“顧大使”，孰知顧維鈞竟推托說，現值林肯及華盛頓誕辰，美國各機關都很忙，晤麵時間應安排得晚一點才好。不數日，顧氏竟以度假為名，飛往邁阿密去了。
顧氏去後，艾奇遜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魯門發出請柬，約我於3月2日至白宮用午餐。艾奇遜在電話內問介侯，請帖內是否應包括“顧大使”，介侯轉以問我。我說，請他把顧維鈞也包括在內。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在此期間，顧維鈞當然把全部經過報告了台北。3月1日，蔣先生便撕破麵皮，正式“複職”了。當晚我便收到他的電報說，由於環境的需要，他已於3月1日複任“總統”，希望我以“副總統”的身份做他的專使，在友邦爭取外援雲雲。
蔣先生的“複職”並未使我驚異，因為事實上他早已是台灣的獨裁者了。不過站在國家法統的立場上，我不能不通電斥其荒謬。按“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正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職權，並由立法院院長於三個月內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總統。今蔣先生複任總統是根據哪一條憲法呢？本來，與蔣先生往還，還有什麽法統可談？不過我的職位既受之於憲法，並非與蔣介石私相授受而來，蔣氏的“複職”，在法統上說便是“篡僭”。我至少亦應作誅鋤叛逆的表示，以為國家法統留一絲尊嚴。
我與杜魯門的會麵並未因蔣的“複職”而變化，杜氏給我的信函仍稱“總統先生”。有好奇的新聞記者問杜魯門對我如何稱呼，杜說：“我以總統身份請他，我就應稱呼他為總統。”記者又問他對蔣介石如何稱呼，杜說：“我和蔣介石尚無往還！”
3月2日我自紐約乘車抵華府，隨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賴爾莊午餐。顧維鈞聞訊，也臨時飛回華府。在初次會麵介紹禮節上，顧維鈞承蔣意旨，企圖以“副總統”一詞作介，為國務院執事者所否定。顧氏始被迫改用“代總統”為介紹詞。
杜魯門請客用的是一張圓桌。我坐於杜魯門與艾奇遜之間，甘介侯坐於杜之左，美國防部部長約翰遜與顧維鈞則坐於對麵。杜氏致歡迎詞後，按外交禮節，應請顧大使翻譯，然杜氏一反常例，卻請介侯翻譯，終席未與顧氏交一言。
我在席上，除對曆年來美國援華表示感謝外，並對共產黨勝利我方失敗的因素作一番分析，兼論我們今後反攻大陸的策略，以及我個人對促進中國政府民主化的方針。杜氏細心傾聽，不時以手輕輕擊桌說：“總統先生，你這分析深刻極了。”或是：“對極了！”他有時未聽明白，還請介侯重譯一遍，以表示他在留心地聽。杜氏所說是出於他的真心，或僅是外交辭令，我不得而知。我隻覺得我有說出來的義務，好讓一位與我國榮辱相關的友邦元首知道我們政府當局的真正意見。
飯後，杜魯門領我至餐室隔壁的客廳休息。這客廳之外尚有一小客廳。杜氏引著我邊走邊談，竟穿過大客廳走向小客廳。這時，跟在我們後麵的艾奇遜突然拉顧維鈞在大客廳坐下，介侯原擬隨之坐下，約翰遜連忙推介侯的背，要他隨我與杜魯門至小客廳，他自己則與艾、顧二人同在大客廳坐下了。
在小客廳內，杜魯門和我傾談很久。他說他是一切都了解，隻是來日方長，勸我務必暫時忍耐，並與他保持接觸。我知道杜魯門已決定應付現實環境，別的也就不必談了。
自杜魯門處辭出後，我們一行暫赴“大使館”休息。此時新聞記者數十人齊集於“大使館”客室內采訪消息。美國前駐法大使，後與中國官僚廝混極熟的美國政客蒲立德亦豁然出現。他在眾記者之前，舉手大罵甘介侯。無非是說，“蔣總統”已複職，甘介侯不應介紹李將軍以“總統”身份與杜魯門總統相見雲雲。
“大使館”內有一小職員李幹，與介侯是同學，是在中國購料委員會中當一名低級秘書，也居然當眾指摘介侯荒唐，怒脈賁張，像煞有介事。
介侯亦不甘示弱，首問蒲立德：“兩國元首會晤，幹卿何事，要你到中國‘大使館’來大聲疾呼？”再罵李幹說：“足下位不過小秘書，你有何職責在大庭廣眾中提出抗議？”
我把介侯叫進來說：“算了，算了。他們既不是向我抗議，更不是罵你，他們是做給蔣介石的特務看的，好去報功！”
蒲立德此人，與所謂“中國說客團”秘密勾當極多。他這番表演從蔣介石的美金戶頭下分得多少，我不得而知。不過這位姓李的表演之後，官運就亨通起來了。他由一名無關緊要的小職員，旦夕之間便被提升為國際銀行協會中國董事，年薪兩萬五千元，一直做了十年，到1960年才被免職。為著這個遠景，也難為他怒脈賁張地表演一番了。
國家一日沒亡盡，便一日仍有寡廉鮮恥的分子在繼續鑽營。這就是蔣介石統治中國三十年所養成的風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