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49年歲暮因胃病來紐約診治，在紐約城郊鄉居已十餘年。因不諳英語，平時和當地居民極少往還。日常除閱讀書報和偶有友好得暇來訪之外，閑居無事，對我國三十餘年來的變亂和個人所參與的軍國大事，曾不時作冷靜的深思及客觀的分析。對個人說，固不無“退思補過”的功用；對國事說，以個人的經驗與觀察，對將來當國者也未始不可作芻蕘的貢獻。餘妻郭德潔女士每每勸我撰寫回憶錄，以為後世國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1958年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克爾克博士、該校遠東學院院長幸爾勃博士也分別來函，以此相勸，並雲在幸爾勃、何淬廉兩教授所主持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學部為保存當代史料，極願襄讚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願，複承世界第一流學府之約，因欣然承諾。該校旋派研究員唐德剛博士前來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時並舉。我口述後，由唐筆錄，整理成篇，然後再就有關史料，詳加核訂，再經我複核認可後，視為定稿。英文譯稿則就中文原稿，略加刪節。三年以還，已積稿盈笥。原稿凡七十餘章，約五十餘萬言。雖仍覺言有未盡，然數十年來我個人所參與國事的要節，以及我個人生平事跡的大略，於斯篇已可見其梗概。茲於篇末，再綴數言，以為結論。 <h4>一</h4>
回憶我少年時代，正值清廷衰敝，國內仁人誌士群起力圖匡救之時。當時立憲維新和驅滿革命兩派人士，均朝氣勃勃，人盡忘其小我，為挽救國族而奮鬥。照常理推論，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國應可立臻富強，孰知辛亥以後，朝氣頓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為國的誌士，往往於旦夕之間即變為暮氣沉沉的政客，甚至為擁兵殃民的軍閥。那時我本人正是少年，目擊此種變易，失望之餘，便深覺革命大業開創固屬艱難，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後，我國在軍閥統治之下，幾十餘年，即以廣西而論，陸榮廷的十年統治，雖無赫赫之功，然亦無大過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對士大夫甚為尊重，對傳統道德規律也頗知敬畏，不敢過分越軌。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陳腐，無法與時俱進，至為時代所遺棄。然就我個人所目擊之事，以陸榮廷的治績與後來蔣先生標榜革命的省政相較，則陸氏實頗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歎息。
在陸氏及其他軍閥被剪除後，廣西各界在我和黃紹竑、白崇禧等共同領導之下，毅然加入國民黨，促成兩廣合作，奠定國民政府的基礎。當時革命勢力的膨脹，固不能不歸功於中山先生“聯俄容共”與改組國民黨的大計，然促成北伐軍的早日問鼎中原，統一中國，我們領導桂籍同誌，不計利害，擁護國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風，實是重要因素之一。當時我們一腔熱血，絕未想到最後竟演成“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慘痛局麵。
此種不幸結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實由兩大因素所養成。因國民黨改組後，一意“以俄為師”，實行一黨專政，使人治重於法治。而中央領導分子則拳拳以擴張個人權力為目的，致釀成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三人明爭暗鬥之局，終使全黨分裂，黨權無法統一。另一原因則為國共兩黨部分同誌的“左傾”幼稚病所促起。當時在革命大後方，工會、農會領導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不法行為層出不窮，造成社會上的大恐慌，此實為促成國民黨“清黨”的主因。“清黨”以後，黨內派係原可捐棄成見，團結一致，為國民革命而奮鬥，不幸手擁重兵又善用權術的蔣先生不此之圖，反而乘機擴大黨內派係的鬥爭，以便從中漁利，遂使國民黨的聲譽一落千丈，造成軍事獨裁、政治腐化的局麵。
北伐完成後，蔣先生如氣度恢弘，為政以德，以大公無私的精神領導建國事業，則偃武修文，並非難事。無奈蔣氏無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誅鋤功臣、消滅異己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連禍結，內戰之慘甚於軍閥時代。不論賢與不肖，俱被卷入漩渦，甚至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以拒敵圖存為職誌，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會正義沉淪無遺。本為吊民伐罪的革命軍，轉瞬竟變成軍閥爭權奪利的工具。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相持不下時，張學良受蔣的利誘率其奉軍入關參戰，終以東北防務空虛而引起“九一八”事變，東北四省淪陷於旦夕之間。雖滿族的顢頇與北洋軍閥的無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蔣氏主政中樞時之甚。
蔣先生經此慘痛的教訓，如能洗心革麵，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厲行如我輩在廣西的興革，號召全國軍民抵抗外侮，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無奈蔣氏不此之圖，反而挾寇自重，對日寇堅持不抵抗主義，對共軍則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迨共產黨武裝已發展至不可侮，蔣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滅赤之戰，作消滅異己軍隊的安排，終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勢而不可收拾。
到“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激於義憤，一致團結，擁護以蔣先生為首的中央，即陝北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亦不例外，形成民國以來空前未有的大團結。中央當局如於此時乘勢一變其以往褊私狹隘的作風，化人治為法治，納中華民國政府於正軌，“抗戰”、“建國”雙管齊下，則日本一旦投降，我國便可以嶄新局麵出而為四強之一，做安定世界的柱石。無奈蔣氏及其小集團，把持中央，其褊狹貪汙的作風竟變本加厲。政府仿獨裁政體的惡例，而無獨裁政體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風軍紀敗壞達於極點。抗戰勝利變接收為“劫收”，腐化頹風彌漫全國。直至民怨沸騰而不知悔，終為中共所乘，數百萬大軍一敗塗地。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係之？ <h4>二</h4>
以上所述固為近數十年來中國變亂的主因，然國際因素自亦不容忽視。清廷的覆亡和革命的興起，原為東西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民國成立後十餘年的紛亂，帝國主義者從中作祟亦為主要原因之一。由於英、日兩國在中國橫行無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聯俄容共。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完成，與夫革命軍北伐初期的勝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實為蘇聯的全力協助。無奈斯大林胸襟狹隘，違背列寧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遺教，故其對華援助，以義始而以利終。北伐軍尚在中途，第三國際即決議支持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結果引起國共的糾紛而使國民革命流產。嗣後數十年的紛爭因之而起。中國人民固遭其殃，於蘇聯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兩千年來日本雖未向中國正式稱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國精神多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實無可置辯。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國主義的後塵，對文化母國竟有吞象之心。結果戰敗乞降，蒙數千年未有的奇恥大辱。此固日本軍閥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實為對任何殘餘帝國主義者的教訓。因人類生而平等，民族自覺尤為不可阻遏的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戰後，仍有少數反動集團昧於時勢，繼續做其種族優越、弱肉強食等舊帝國主義的殘夢。如今日法國少數反動軍人仍欲維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權，又如南非聯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戀其自殺的種族歧視政策，將來終必自取其禍。我本人癡生七十年，為中國革命運動重要的一員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們以數萬之眾，不旋踵便自鎮南關打到山海關；抗日之役，我們以最落後的裝備陷數百萬現代化的日軍於泥淖之中，終至其無條件投降。此非我輩革命黨人生有三頭六臂，隻因革命浪潮為不可阻遏的曆史力量而已。嗣後中共的席卷大陸，其趨勢亦複如此。我本人親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凡數十年，深知其勢不可遏。任何反動力量，試攖其鋒，必遭摧毀，深願今後國家的秉政者能三複斯言。 <h4>三</h4>
次說美國。二次大戰後，美國實為影響中國國運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運動中，美國亦為對外劣跡最少而對內最為物阜民豐的西方大國。然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卻為一自了漢，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負起對世界和平的義務。1931年沈陽事變時，如美國振臂一呼，以後來聯合國對付朝鮮的方式對日，則“滿洲國”斷不致成立。日本侵華如因此受阻，則嗣後墨索裏尼與希特勒亦必有所顧慮，則第二次大戰或可避免。丘吉爾說，第二次大戰為不必要的戰爭，觀此豈不信然？
二次大戰結束，美國以古道熱腸的態度，遣馬歇爾專使調解國共之爭。然美國政府固不知中國問題症結所在，因而調解結果治絲益棼。到國共糾紛至無法和平解決時，美國竟一反常態，全盤撒手不問。白宮智囊以國民黨中央少數當權派的腐化無能，竟誤以為國民黨內全無開明可為的勢力，足以挽狂瀾於既倒。艾奇遜見不及此，直至捉襟見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時，竟以“等塵埃落定”為遁詞。
試即就美國利益立場來說，乘渾水始可摸大魚！如何能“等塵埃落定”？若就中美兩國之間利害相關的立場來說，我們闔室大亂、塵土飛揚之時，也正是我們需要友人幫同澄清之時。試看今日中國，塵埃已經落定，室內紅光耀目，煥然一新，請問艾奇遜先生，於美國究有何益？
今日東南亞乃至南美各國的局勢正亦步亦趨走向二次大戰後中國的局麵，而美國的對策則仍因襲昔日的窠臼，舉凡一切號稱反共的國家，不論良窳，美國悉加援助。因而美國所支持的往往為各國表麵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質上卻為最反動、失民心的政權。至治絲益棼，此種政權無法支持時，則美國又不加檢討，率爾撒手作壁上觀，徒呼奈何。
再就最近發生的西藏問題來說，美國朝野因為憎惡中共，竟抹殺客觀真理，認定西藏非中國的一部分，並把中共對西藏的改革措施當作侵略行為。須知遠在隋唐時代，中國政府即享有對西藏的宗主權，千餘年來即西藏土著亦未嚐否認。近百年來英國覬覦西藏，然亦未敢否認中國對西藏宗主權的事實。民國以後，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為中華民族主要成員之一，西藏更為中國領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朝野因為厭惡中共，便歪曲史實，硬欲將西藏劃出中國版圖，其幼稚無知，豈不可笑？
再者，中印疆界不清，有史已然。尼赫魯忽提出中國侵略之說，而又不願與中共談判劃界，其用意似不在疆界之爭，真正動機或有對內對外兩重作用。因印度民族衰老，共產潛力尤大。此時提出中共侵略口號，對內足以打擊印共，提高民族精神，轉為建國圖強的精神力量；對外則無非借反共的幌子，以騙取美援。美國扶日反共已有先例，印度正可乘機效尤。聰明政客如尼赫魯者，明知中共目前對內致力於建設，對外爭取友邦，並無心亦無力侵略任何國家，故敢虛放警報，混淆視聽。如中共真有侵略行為，則尼赫魯可能反要做睦鄰的活動了。美國朝野不明斯義，竟幫同搖旗呐喊，徒傷中國人的感情，實無益而有損，宜三思之。 <h4>四</h4>
最後擬對祖國國共兩黨現階段政權略作分析。
大陸上的中共政權，十年以來已漸趨穩定。唯中共急於工業化，及實現共產社會理想，不無躁進之嫌。然中共十餘年來百廢俱興，建設規模之大與成就之速，皆史無前例。國勢日振，真可說舉世矚目。我本人雖失敗去國，而對北平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我國變亂百餘年，民窮財盡，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設的機會，我們斷不應再使內戰出現於中國。至願紅色政權好自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轍。我個人戎馬半生，雅不願再見銅駝於荊棘中也。
至於台灣，十餘年來，蔣先生小朝廷內的一切作風似仍沿襲大陸時代的惡習而無甚改進。按常理說，蔣先生痛定思痛，應有一番新作風。辛亥革命時，中山先生曾有意劃崇明島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實驗區”。蔣先生統治中國三十年，未能在大陸實行“三民主義”，今日在台灣已做到黨政軍清一色的局麵，理應發揮理想，把台灣治成一“三民主義的實驗區”。但是蔣先生十餘年來的獨裁作風，且有甚於大陸時代。如此而猶欺人自欺，動輒以“反攻大陸”作宣傳，豈不可笑？一種政治宣傳，如果連自己都欺騙不了，如何能欺騙世人呢？
但是台灣問題今日必須解決。因台灣問題已成世界問題中最重要的一環。直接影響世界裁軍問題，乃至有導致中共與美國直接衝突的可能。是以台灣問題不解決，台灣便一日有變成世界火藥庫的危險。但是今日國共雙方已不可能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隻有政治解決一途。
政治解決台灣問題，則不外以下三種方式：
一、聯合國暫時托管；
二、成立獨立政府；
三、按現狀繼續拖下去。
這三種方式中，第一、二兩種國共雙方都不能接受。因據最近史家考證，遠在殷商時代，台灣即為中國人所發現。隋唐以後，中國即開始向台灣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蘭人雖一度作短期的占領，但不久即為鄭成功所驅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複明的英勇鬥爭，雖以眾寡不敵而失敗，而台灣一島卻成為中國民族運動上的永遠紀念碑。清末甲午戰爭後，台灣割歸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變起，美國對日正式宣戰。《馬關條約》失效，按照國際公法，台灣遂複還於中國。1943年開羅會議，更經同盟國領袖正式承認。故台灣絕無獨立的法律依據，任何中國人自皆不願接受。因此前述第一、二兩種方式均不會實現，則維持現狀，勢在不免。但台灣局勢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嚴重問題，對中國固不利，於友邦亦無益。按情理言，美國尤其不願拖。因中共視台灣問題的不解決，便等於中共政權的未完全統一。在其國力日盛之後，萬一中共有原子彈出現，渠可能和美國賭國運，冒世界大戰的危險，和美國攤牌。中共和美國之爭，朝鮮戰爭即是先例。蘇聯以華製美，正可一石兩鳥，全力支持中共對美作“局部的戰爭”。在此情況下，美國如不願為保持台灣而賭其國運，則台灣問題便要急轉直下了。
今後解決台灣問題之道，在我個人看來，可有甲、乙兩案可循：
甲案：恢複國共和談，中國人解決中國事，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乙案：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但目前暫劃為自治區，雙方宣布不設防，美國撤退第七艦隊，使成為純粹的中國內政問題，如此則戰爭危機可免。時日推移，大陸和台灣內部彼此敵視態度減輕，則真正解決便可實現了。我想蔣先生已逾七十高年，一生飽經憂患，至願以蒼生為念，毋使內戰重起於中國，想蔣先生亦不致河漢斯言。
我退休海外，不問世事已十餘年。以過去親身的經驗，觀察今日的變局，自信頗為冷靜而客觀，個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唯願中國日臻富強，世界永葆和平，也就別無所求了。 <h4>五</h4>
總之，今日中國，乃至任何國家內的嚴重糾紛，都為世界問題的一部。而世界局勢的變動對各該國國內問題亦有嚴重的影響。任何國家今後絕不能再孤立於世界。人類文明今已進入太空時代，宇宙飛船環繞地球一周，費時不足兩小時，世界已無形縮小。將來國界消滅，舉世界書同文，而車同軌，當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不幸今日文明社會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製度所困擾而不能自拔，而第三種的民主社會主義依違兩者之間又無法抬頭。如因此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雙方各以原子武器相對抗，則人類數千年文明或將從此斬絕。不過，就近代曆史的發展趨勢看，資本主義及其與之俱來的殖民主義經數百年的演變，今已日趨沒落。因資本主義製度對內每易發生無法解決的階級問題，對外則難免趨向擴張主義。時至今日，由於此兩項問題的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已至日暮途窮之境。
社會主義的興起原由於資本主義的沒落。其初時最吸引人的口號即為對內解決階級問題，對外扶持弱小民族的獨立以阻遏殖民主義。後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一些政治問題，反為保有民主製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引為反共的口實。兩大相持，是非不分，致使中立小國茫然不知何所取舍。
然今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雖劍拔弩張，真正訴諸武力，目前似無此可能。戰既不能，則和平共存，作政治、經濟建設的競賽，似為必然的趨勢。再者，在和平共存世局之中，落後國家因人民教育有限，生活水準極低，民主政治乃至民族資本主義均不易實現。勉強試行，常流為武人專政，如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以及今日的阿拉伯、巴基斯坦、南韓各國。以故第二次大戰後，民主集團的失勢即在此等落後國家之間。
不過近世科學昌明，工業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準與教育程度都在日漸提高之中。到人類生活水準普遍提高之後，其要求自由的呼聲必隨之高漲。極權主義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實為必然的趨勢。而資本主義經濟蛻變的趨向社會化，英美近代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後極權政治的國家與民主政治的國家的同時蛻變而殊途同歸，亦為必然的結果。為調劑二者的優劣，我國孫中山先生首已闡明此義。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亦試行其製。兩者功效雖均未大著，然就近年來世界政治製度演變的推測，民主社會主義終必大行於世界，蓋可斷言。我國先哲於兩千餘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後世界政體演變的終點，我亦將視其為國界消滅、種族平等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世界聯邦。後之讀者，重讀吾書於大同實現之時，亦將有感於斯文！
1958年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克爾克博士、該校遠東學院院長幸爾勃博士也分別來函，以此相勸，並雲在幸爾勃、何淬廉兩教授所主持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學部為保存當代史料，極願襄讚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願，複承世界第一流學府之約，因欣然承諾。該校旋派研究員唐德剛博士前來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時並舉。我口述後，由唐筆錄，整理成篇，然後再就有關史料，詳加核訂，再經我複核認可後，視為定稿。英文譯稿則就中文原稿，略加刪節。三年以還，已積稿盈笥。原稿凡七十餘章，約五十餘萬言。雖仍覺言有未盡，然數十年來我個人所參與國事的要節，以及我個人生平事跡的大略，於斯篇已可見其梗概。茲於篇末，再綴數言，以為結論。 <h4>一</h4>
回憶我少年時代，正值清廷衰敝，國內仁人誌士群起力圖匡救之時。當時立憲維新和驅滿革命兩派人士，均朝氣勃勃，人盡忘其小我，為挽救國族而奮鬥。照常理推論，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國應可立臻富強，孰知辛亥以後，朝氣頓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為國的誌士，往往於旦夕之間即變為暮氣沉沉的政客，甚至為擁兵殃民的軍閥。那時我本人正是少年，目擊此種變易，失望之餘，便深覺革命大業開創固屬艱難，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後，我國在軍閥統治之下，幾十餘年，即以廣西而論，陸榮廷的十年統治，雖無赫赫之功，然亦無大過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對士大夫甚為尊重，對傳統道德規律也頗知敬畏，不敢過分越軌。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陳腐，無法與時俱進，至為時代所遺棄。然就我個人所目擊之事，以陸榮廷的治績與後來蔣先生標榜革命的省政相較，則陸氏實頗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歎息。
在陸氏及其他軍閥被剪除後，廣西各界在我和黃紹竑、白崇禧等共同領導之下，毅然加入國民黨，促成兩廣合作，奠定國民政府的基礎。當時革命勢力的膨脹，固不能不歸功於中山先生“聯俄容共”與改組國民黨的大計，然促成北伐軍的早日問鼎中原，統一中國，我們領導桂籍同誌，不計利害，擁護國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風，實是重要因素之一。當時我們一腔熱血，絕未想到最後竟演成“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慘痛局麵。
此種不幸結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實由兩大因素所養成。因國民黨改組後，一意“以俄為師”，實行一黨專政，使人治重於法治。而中央領導分子則拳拳以擴張個人權力為目的，致釀成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三人明爭暗鬥之局，終使全黨分裂，黨權無法統一。另一原因則為國共兩黨部分同誌的“左傾”幼稚病所促起。當時在革命大後方，工會、農會領導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不法行為層出不窮，造成社會上的大恐慌，此實為促成國民黨“清黨”的主因。“清黨”以後，黨內派係原可捐棄成見，團結一致，為國民革命而奮鬥，不幸手擁重兵又善用權術的蔣先生不此之圖，反而乘機擴大黨內派係的鬥爭，以便從中漁利，遂使國民黨的聲譽一落千丈，造成軍事獨裁、政治腐化的局麵。
北伐完成後，蔣先生如氣度恢弘，為政以德，以大公無私的精神領導建國事業，則偃武修文，並非難事。無奈蔣氏無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誅鋤功臣、消滅異己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連禍結，內戰之慘甚於軍閥時代。不論賢與不肖，俱被卷入漩渦，甚至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以拒敵圖存為職誌，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會正義沉淪無遺。本為吊民伐罪的革命軍，轉瞬竟變成軍閥爭權奪利的工具。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相持不下時，張學良受蔣的利誘率其奉軍入關參戰，終以東北防務空虛而引起“九一八”事變，東北四省淪陷於旦夕之間。雖滿族的顢頇與北洋軍閥的無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蔣氏主政中樞時之甚。
蔣先生經此慘痛的教訓，如能洗心革麵，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厲行如我輩在廣西的興革，號召全國軍民抵抗外侮，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無奈蔣氏不此之圖，反而挾寇自重，對日寇堅持不抵抗主義，對共軍則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迨共產黨武裝已發展至不可侮，蔣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滅赤之戰，作消滅異己軍隊的安排，終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勢而不可收拾。
到“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激於義憤，一致團結，擁護以蔣先生為首的中央，即陝北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亦不例外，形成民國以來空前未有的大團結。中央當局如於此時乘勢一變其以往褊私狹隘的作風，化人治為法治，納中華民國政府於正軌，“抗戰”、“建國”雙管齊下，則日本一旦投降，我國便可以嶄新局麵出而為四強之一，做安定世界的柱石。無奈蔣氏及其小集團，把持中央，其褊狹貪汙的作風竟變本加厲。政府仿獨裁政體的惡例，而無獨裁政體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風軍紀敗壞達於極點。抗戰勝利變接收為“劫收”，腐化頹風彌漫全國。直至民怨沸騰而不知悔，終為中共所乘，數百萬大軍一敗塗地。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係之？ <h4>二</h4>
以上所述固為近數十年來中國變亂的主因，然國際因素自亦不容忽視。清廷的覆亡和革命的興起，原為東西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民國成立後十餘年的紛亂，帝國主義者從中作祟亦為主要原因之一。由於英、日兩國在中國橫行無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聯俄容共。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完成，與夫革命軍北伐初期的勝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實為蘇聯的全力協助。無奈斯大林胸襟狹隘，違背列寧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遺教，故其對華援助，以義始而以利終。北伐軍尚在中途，第三國際即決議支持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結果引起國共的糾紛而使國民革命流產。嗣後數十年的紛爭因之而起。中國人民固遭其殃，於蘇聯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兩千年來日本雖未向中國正式稱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國精神多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實無可置辯。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國主義的後塵，對文化母國竟有吞象之心。結果戰敗乞降，蒙數千年未有的奇恥大辱。此固日本軍閥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實為對任何殘餘帝國主義者的教訓。因人類生而平等，民族自覺尤為不可阻遏的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戰後，仍有少數反動集團昧於時勢，繼續做其種族優越、弱肉強食等舊帝國主義的殘夢。如今日法國少數反動軍人仍欲維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權，又如南非聯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戀其自殺的種族歧視政策，將來終必自取其禍。我本人癡生七十年，為中國革命運動重要的一員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們以數萬之眾，不旋踵便自鎮南關打到山海關；抗日之役，我們以最落後的裝備陷數百萬現代化的日軍於泥淖之中，終至其無條件投降。此非我輩革命黨人生有三頭六臂，隻因革命浪潮為不可阻遏的曆史力量而已。嗣後中共的席卷大陸，其趨勢亦複如此。我本人親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凡數十年，深知其勢不可遏。任何反動力量，試攖其鋒，必遭摧毀，深願今後國家的秉政者能三複斯言。 <h4>三</h4>
次說美國。二次大戰後，美國實為影響中國國運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運動中，美國亦為對外劣跡最少而對內最為物阜民豐的西方大國。然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卻為一自了漢，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負起對世界和平的義務。1931年沈陽事變時，如美國振臂一呼，以後來聯合國對付朝鮮的方式對日，則“滿洲國”斷不致成立。日本侵華如因此受阻，則嗣後墨索裏尼與希特勒亦必有所顧慮，則第二次大戰或可避免。丘吉爾說，第二次大戰為不必要的戰爭，觀此豈不信然？
二次大戰結束，美國以古道熱腸的態度，遣馬歇爾專使調解國共之爭。然美國政府固不知中國問題症結所在，因而調解結果治絲益棼。到國共糾紛至無法和平解決時，美國竟一反常態，全盤撒手不問。白宮智囊以國民黨中央少數當權派的腐化無能，竟誤以為國民黨內全無開明可為的勢力，足以挽狂瀾於既倒。艾奇遜見不及此，直至捉襟見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時，竟以“等塵埃落定”為遁詞。
試即就美國利益立場來說，乘渾水始可摸大魚！如何能“等塵埃落定”？若就中美兩國之間利害相關的立場來說，我們闔室大亂、塵土飛揚之時，也正是我們需要友人幫同澄清之時。試看今日中國，塵埃已經落定，室內紅光耀目，煥然一新，請問艾奇遜先生，於美國究有何益？
今日東南亞乃至南美各國的局勢正亦步亦趨走向二次大戰後中國的局麵，而美國的對策則仍因襲昔日的窠臼，舉凡一切號稱反共的國家，不論良窳，美國悉加援助。因而美國所支持的往往為各國表麵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質上卻為最反動、失民心的政權。至治絲益棼，此種政權無法支持時，則美國又不加檢討，率爾撒手作壁上觀，徒呼奈何。
再就最近發生的西藏問題來說，美國朝野因為憎惡中共，竟抹殺客觀真理，認定西藏非中國的一部分，並把中共對西藏的改革措施當作侵略行為。須知遠在隋唐時代，中國政府即享有對西藏的宗主權，千餘年來即西藏土著亦未嚐否認。近百年來英國覬覦西藏，然亦未敢否認中國對西藏宗主權的事實。民國以後，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為中華民族主要成員之一，西藏更為中國領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朝野因為厭惡中共，便歪曲史實，硬欲將西藏劃出中國版圖，其幼稚無知，豈不可笑？
再者，中印疆界不清，有史已然。尼赫魯忽提出中國侵略之說，而又不願與中共談判劃界，其用意似不在疆界之爭，真正動機或有對內對外兩重作用。因印度民族衰老，共產潛力尤大。此時提出中共侵略口號，對內足以打擊印共，提高民族精神，轉為建國圖強的精神力量；對外則無非借反共的幌子，以騙取美援。美國扶日反共已有先例，印度正可乘機效尤。聰明政客如尼赫魯者，明知中共目前對內致力於建設，對外爭取友邦，並無心亦無力侵略任何國家，故敢虛放警報，混淆視聽。如中共真有侵略行為，則尼赫魯可能反要做睦鄰的活動了。美國朝野不明斯義，竟幫同搖旗呐喊，徒傷中國人的感情，實無益而有損，宜三思之。 <h4>四</h4>
最後擬對祖國國共兩黨現階段政權略作分析。
大陸上的中共政權，十年以來已漸趨穩定。唯中共急於工業化，及實現共產社會理想，不無躁進之嫌。然中共十餘年來百廢俱興，建設規模之大與成就之速，皆史無前例。國勢日振，真可說舉世矚目。我本人雖失敗去國，而對北平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我國變亂百餘年，民窮財盡，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設的機會，我們斷不應再使內戰出現於中國。至願紅色政權好自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轍。我個人戎馬半生，雅不願再見銅駝於荊棘中也。
至於台灣，十餘年來，蔣先生小朝廷內的一切作風似仍沿襲大陸時代的惡習而無甚改進。按常理說，蔣先生痛定思痛，應有一番新作風。辛亥革命時，中山先生曾有意劃崇明島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實驗區”。蔣先生統治中國三十年，未能在大陸實行“三民主義”，今日在台灣已做到黨政軍清一色的局麵，理應發揮理想，把台灣治成一“三民主義的實驗區”。但是蔣先生十餘年來的獨裁作風，且有甚於大陸時代。如此而猶欺人自欺，動輒以“反攻大陸”作宣傳，豈不可笑？一種政治宣傳，如果連自己都欺騙不了，如何能欺騙世人呢？
但是台灣問題今日必須解決。因台灣問題已成世界問題中最重要的一環。直接影響世界裁軍問題，乃至有導致中共與美國直接衝突的可能。是以台灣問題不解決，台灣便一日有變成世界火藥庫的危險。但是今日國共雙方已不可能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隻有政治解決一途。
政治解決台灣問題，則不外以下三種方式：
一、聯合國暫時托管；
二、成立獨立政府；
三、按現狀繼續拖下去。
這三種方式中，第一、二兩種國共雙方都不能接受。因據最近史家考證，遠在殷商時代，台灣即為中國人所發現。隋唐以後，中國即開始向台灣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蘭人雖一度作短期的占領，但不久即為鄭成功所驅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複明的英勇鬥爭，雖以眾寡不敵而失敗，而台灣一島卻成為中國民族運動上的永遠紀念碑。清末甲午戰爭後，台灣割歸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變起，美國對日正式宣戰。《馬關條約》失效，按照國際公法，台灣遂複還於中國。1943年開羅會議，更經同盟國領袖正式承認。故台灣絕無獨立的法律依據，任何中國人自皆不願接受。因此前述第一、二兩種方式均不會實現，則維持現狀，勢在不免。但台灣局勢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嚴重問題，對中國固不利，於友邦亦無益。按情理言，美國尤其不願拖。因中共視台灣問題的不解決，便等於中共政權的未完全統一。在其國力日盛之後，萬一中共有原子彈出現，渠可能和美國賭國運，冒世界大戰的危險，和美國攤牌。中共和美國之爭，朝鮮戰爭即是先例。蘇聯以華製美，正可一石兩鳥，全力支持中共對美作“局部的戰爭”。在此情況下，美國如不願為保持台灣而賭其國運，則台灣問題便要急轉直下了。
今後解決台灣問題之道，在我個人看來，可有甲、乙兩案可循：
甲案：恢複國共和談，中國人解決中國事，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乙案：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但目前暫劃為自治區，雙方宣布不設防，美國撤退第七艦隊，使成為純粹的中國內政問題，如此則戰爭危機可免。時日推移，大陸和台灣內部彼此敵視態度減輕，則真正解決便可實現了。我想蔣先生已逾七十高年，一生飽經憂患，至願以蒼生為念，毋使內戰重起於中國，想蔣先生亦不致河漢斯言。
我退休海外，不問世事已十餘年。以過去親身的經驗，觀察今日的變局，自信頗為冷靜而客觀，個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唯願中國日臻富強，世界永葆和平，也就別無所求了。 <h4>五</h4>
總之，今日中國，乃至任何國家內的嚴重糾紛，都為世界問題的一部。而世界局勢的變動對各該國國內問題亦有嚴重的影響。任何國家今後絕不能再孤立於世界。人類文明今已進入太空時代，宇宙飛船環繞地球一周，費時不足兩小時，世界已無形縮小。將來國界消滅，舉世界書同文，而車同軌，當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不幸今日文明社會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製度所困擾而不能自拔，而第三種的民主社會主義依違兩者之間又無法抬頭。如因此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雙方各以原子武器相對抗，則人類數千年文明或將從此斬絕。不過，就近代曆史的發展趨勢看，資本主義及其與之俱來的殖民主義經數百年的演變，今已日趨沒落。因資本主義製度對內每易發生無法解決的階級問題，對外則難免趨向擴張主義。時至今日，由於此兩項問題的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已至日暮途窮之境。
社會主義的興起原由於資本主義的沒落。其初時最吸引人的口號即為對內解決階級問題，對外扶持弱小民族的獨立以阻遏殖民主義。後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一些政治問題，反為保有民主製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引為反共的口實。兩大相持，是非不分，致使中立小國茫然不知何所取舍。
然今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雖劍拔弩張，真正訴諸武力，目前似無此可能。戰既不能，則和平共存，作政治、經濟建設的競賽，似為必然的趨勢。再者，在和平共存世局之中，落後國家因人民教育有限，生活水準極低，民主政治乃至民族資本主義均不易實現。勉強試行，常流為武人專政，如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以及今日的阿拉伯、巴基斯坦、南韓各國。以故第二次大戰後，民主集團的失勢即在此等落後國家之間。
不過近世科學昌明，工業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準與教育程度都在日漸提高之中。到人類生活水準普遍提高之後，其要求自由的呼聲必隨之高漲。極權主義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實為必然的趨勢。而資本主義經濟蛻變的趨向社會化，英美近代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後極權政治的國家與民主政治的國家的同時蛻變而殊途同歸，亦為必然的結果。為調劑二者的優劣，我國孫中山先生首已闡明此義。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亦試行其製。兩者功效雖均未大著，然就近年來世界政治製度演變的推測，民主社會主義終必大行於世界，蓋可斷言。我國先哲於兩千餘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後世界政體演變的終點，我亦將視其為國界消滅、種族平等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世界聯邦。後之讀者，重讀吾書於大同實現之時，亦將有感於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