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讓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帶的地理環境，做個綜合的敘述：
徽州在舊製時代是個“府”，治下一共有六個“縣”。我家世居的績谿縣，便是徽州府裏最北的一縣。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便是婺源縣。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區都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農產品隻能供給當地居民大致三個月的食糧。不足的糧食，就隻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隻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裏去經商。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注定地成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經商，向東去便進入浙江；向東北則去江蘇；北上則去沿長江各城鎮；西向則去江西；南向則去福建。我們徽州六縣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隻有祁門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來［抗戰前後］，最西的婺源縣，被中央政府並入江西。但是婺源與安徽的徽州有長久的曆史淵源，居民引以為榮，不願脫離母省，所以群起反對，並發起了一個“婺源返皖”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統領大陸前幾年，婺源終於被劃回安徽；但是我聽說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婺源又被劃給江西了[1]。
所以一千多年來，我們徽州人都是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累積點基金，逐漸努力發展。有的就變成富商大賈了。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隻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有關“徽州幫”其他的故事還多著哩[2]。
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歲時便到城市裏去學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裏當學徒。在曆時三年的學徒期間，他們是沒有薪金的；其後則稍有報酬。直至學徒［和實習］期滿，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婚假期滿，他們又隻身返回原來店鋪，繼續經商。自此以後，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語，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說，一對夫婦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一輩子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3]。
當然徽州人也有經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錢，他們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國性的，並不限於鄰近各省。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歡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你一定聽過許多諷刺“徽州鹽商”的故事罷！所以我特地舉出鹽商來說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項大生意便是當鋪。當鋪也就是早年的一種銀行。通常社會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詞，原是專指當鋪裏的朝奉來說的，到後來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紳和商人了。“朝奉”的原義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個人勤儉刻苦；但有時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義，表示一個商人，別的不管，隻顧賺錢。總之，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於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葉、潘、胡、俞、餘、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當你翻閱中國電話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們的籍貫。正如在美國一樣，人們一看電話簿，便知道誰是蘇格蘭人，誰是愛爾蘭人，誰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樣的清楚[4]。 我的家族——績谿上莊胡氏
正因為我鄉山區糧食產量不足，我們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裏經商的家人，按時接濟。接濟的項目並不限於金錢，有時也兼及食物。例如鹹豬油（臘油），有時也從老遠的地方被送回家鄉。其他如布匹、棉紗，等等，在城市裏購買都遠比鄉間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離鄉撇井，四出經商，對我們徽州人來說，實是經濟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婦數年不見也是常事。同時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於造房屋、置田產，也都靠遠在外鄉的父兄子弟匯款接濟。
不過在經濟的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曆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裏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12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淩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占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5]。
現在再談談我們績谿縣。績谿是徽州府六縣之中最北的一縣，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縣。在經商一行中，我們績谿人也是比較落後的。績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離鄉遠去大城市。他們先由雜貨零售商做起，然後漸漸地由近及遠。所以一般說來，我們徽州人實在都是很落後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作川沙的小鎮[6]經營一家小茶葉店。根據家中記錄，這小店的本錢原來隻有銀洋一百元（約合製錢十萬文）。這樣的本錢實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長兄通力合作，不但發展了本店，同時為防止別人在本埠競爭，他們居然在川沙鎮上，又開了一家支店。
後來他們又從川沙本店撥款，在上海華界（城區）又開了另一個支店。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城區為匪徒所擄掠和焚毀，川沙鎮亦部分受劫[7]。先父對這場災難，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難期間，和以後如何掙紮，並以最有限的基金複振上海和川沙兩地店鋪的故事，都有詳盡的記錄[8]。這實在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鬥。
據1880年（清光緒六年）的估計，兩家茶葉店的總值大致合當時製錢二百九十八萬文（約合銀元三千元）。這兩個鋪子的收入便是我們一家四房、老幼二十餘口衣食的來源。
在這裏我也順便更正一項過去的錯誤記載。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谿城內胡氏的同宗[9]。蔡先生指出“績谿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翬（1782——1849）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10]。這個在十八九世紀時便以漢學聞名的書香望族，其遠祖可直溯至11世紀《苕溪漁隱叢話》的作者胡仔[11]。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將胡宗憲，也是他們一家。但是這個世居績谿城內的胡家，與我家並非同宗[12]。
我家世代鄉居。故宅在績谿城北約五十華裏。曆代都是靠小本經營為生的。我家第一個有誌為學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個鄉紳兼塾師。在鄉裏頗有名望，但是科場卻不甚得意[13]。
我們的村落［上莊］正與華南其他地區的村落一樣，是習於聚族而居的。洪楊起事之前，我們聚居的胡氏一族總人口在六千上下——當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經商的族人在內——大半務農為生。但是大多數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經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帶[14]。 <hr/>
注釋
[1]根據大陸出版各類分省地圖，婺源均被劃入江西省治。
[2]“無徽不成鎮”這句話的含意，正和“無湘不成軍”一樣，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當兵一樣地普遍罷了。胡氏上述這段話是解釋給外國讀者聽的。因為這句話如不加解釋，外國讀者便不能了解；如果囉囉唆唆地解釋，洋人還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決定做上項簡單明了但是並不十分正確的解釋。
[3]我國單音節的方塊字，和舊詩歌的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成語、格言以及一般民謠的構造。所以一般鄉土成語，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兩句平仄十分和諧的小詩或韻文。有些在農村“說書”或“講古”的民間藝人，他們雖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於聲音是“發乎天籟”，他們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韻和諧，出口成章。例如王公子進京“趕考”，三千裏路，走了好幾個月的艱難旅途，一個“說書”的藝人，兩句話就交代了。他說：“一路行程來得快，說書（的）嘴快風送雲。”這一來，王公子就從杭州府的一間破廟裏，一躍而進入長安城的相府裏招親去了。
胡適之先生的鄉親“徽州朝奉”夫婦的婚後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長，都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為顧全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語，他們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可是把這句話翻成洋文，洋讀者就多少有點茫然。他們要問：為什麽中國人結婚之後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他們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們語言表達的方式裏，所起的作用了。這也是“文化溝”在作祟罷！所以胡先生這篇口述自傳，基本的設計是說給洋人聽的。我們那時並沒有想到後來要把它譯成中文來出版的。
[4]胡先生畢竟是科舉時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說的“生當太後垂簾日”——所以他頭腦裏仍然裝滿了“科舉時代”的許多舊觀念。在那個“太後垂簾”的宗法社會裏，由於“籍貫”對一個士子的“出身”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讀書人”一碰頭便要敘鄉裏、攀宗親、談祖籍，盡管有些“祖籍”他們連做夢也沒有去過。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途中的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後遺症。這個傳統在一個流動性極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裏，是很難保留下去的。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裏，他卻無意中為我們這個“頗足珍惜”的傳統觀念，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第一手社會史料。
[5]朱熹以後的許多徽州學者如婺源的江永（1681——1762）、休寧的戴震（1724——1777）、黟縣的俞正燮（1775——1840）、歙縣的淩廷堪（1757——1809）和績溪的胡培翬（1782——1849），都是清初和中葉不世出的漢學大師。趙爾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張其昀續編的《清史》，在《儒林傳》裏，他們都有紀錄。房兆楹、杜聯喆夫婦為《清代名人傳》（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所撰的戴、俞、淩諸人的傳記，則尤為翔實，考訂亦遠較一般中文著作，更為審慎，足資參考。
[6]川沙位於上海之東約五十裏。城傍“鹽運河”，距海僅十二裏。其地原屬南匯縣，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駐兵戍守。清代改為川沙廳。“廳”是清代縣級單位的地方行政機構。民國成立，乃改川沙廳為川沙縣。關於川沙早期建製沿革見諸可寶監製《江蘇全省輿圖》（清光緒二十一年，江蘇書局印行），頁33——34。
[7]太平天國之亂時，小刀會占據上海縣城至一年半之久（從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軍無法收複。其時上海海關原設於英租界之內，小刀會未加幹擾，然英領事竟暗助小刀會拖長占領；並以此為借口，破壞中國海關，不讓中國政府課稅，直至英人完全控製中國海關管轄權而後已。筆者曾為英人趁火打劫、破壞我關稅自主之史實，在英美國家檔案裏稍事搜查，以闡明此事真相。詳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1860.seattle：univ.of washington press，1964.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兩處的茶葉店被毀，就是這時期的事。“小刀會”原與“太平天國”無關。上海所受的糜爛，當時英國的殖民主義者實在應負很大的責任。
[8]根據羅爾綱《師門辱教記》所載，適之先生的父親鐵花先生“全部遺集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稟、書啟、日記六種，約八十萬字”。在紐約我看過一部分羅爾綱的抄本。已印行的除《台灣紀錄兩種》（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另有1960年“台灣文獻叢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適通過潘光旦於《新月雜誌》所發表的《一本有趣的年譜》（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記得還看過另一本胡鐵花先生年譜的單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圖書館中，卻遍索不得。
[9]蔡元培於1918年8月3日，為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寫的序，大意是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谿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雲雲。這篇序後來在原書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1929年“萬有文庫”本，和1965年台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本）而重印之時仍被保存。筆者承乏哥大中文圖書館期間，曾為該館搜得該書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為該館“珍版書”之一。不幸此書已自哥大遺失。
[10]見注［5］。
[11]胡仔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十卷，後集四十卷）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據《四庫提要》的記述，該書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凡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相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一。
[12]胡宗憲（1511——1565）為明代抗倭名將。《明史》卷二○五，有專傳。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憲傳》載《明代名人傳》（c.carrintongoodrich，ed.，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ii，pp.631——638）頗可參考。
[13]參閱《胡鐵花先生家傳》（《台灣紀錄兩種》卷上《代序》。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李敖的《胡適評傳》（1972年，“文星叢刊”本）寫得很紮實。也是有關胡適的家庭和幼年時期最好的一本傳記，極有參考價值。隻是在他所製的《胡適一家子的譜係》裏，把“胡星五”列為“胡傳”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適之先生曾為筆者試擬一績谿上莊胡氏的五代世係表。此表後來由筆者轉交哥大中國口述曆史學部保存，現已無法尋覓。然據《胡鐵花先生家傳》，則胡星五為胡適的“伯祖”；適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親的訂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訂婚時的媒人。她說鐵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兒三哥”。所以，李敖書中的“譜係”可能有誤。
[14]胡鐵花先生在他的自述裏提到洪楊亂前，他們績谿上莊的胡氏，人口總數有六千之眾。這數字可能是筆誤——羅爾綱抄寫時所發生的筆誤，亦未可知。績谿是皖南山區裏的一個小縣，人口甚少，有這樣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太平之亂時，李鴻章奉旨回籍組織“團練”。這些後來發展成為清末有名的“淮軍”的“團練”，事實上便是皖北一帶——尤其是合肥一縣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動組織的子弟兵。合肥是當時安徽省，甚至是整個大清帝國裏人口最多的一縣；其時充當淮軍骨幹的周、劉、唐、張等大族，似乎沒有一族的人口是超過六千人的。據此類推，績谿八都上莊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這麽大的數目。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讓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帶的地理環境，做個綜合的敘述：
徽州在舊製時代是個“府”，治下一共有六個“縣”。我家世居的績谿縣，便是徽州府裏最北的一縣。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便是婺源縣。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區都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農產品隻能供給當地居民大致三個月的食糧。不足的糧食，就隻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隻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裏去經商。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注定地成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經商，向東去便進入浙江；向東北則去江蘇；北上則去沿長江各城鎮；西向則去江西；南向則去福建。我們徽州六縣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隻有祁門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來［抗戰前後］，最西的婺源縣，被中央政府並入江西。但是婺源與安徽的徽州有長久的曆史淵源，居民引以為榮，不願脫離母省，所以群起反對，並發起了一個“婺源返皖”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統領大陸前幾年，婺源終於被劃回安徽；但是我聽說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婺源又被劃給江西了[1]。
所以一千多年來，我們徽州人都是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累積點基金，逐漸努力發展。有的就變成富商大賈了。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隻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有關“徽州幫”其他的故事還多著哩[2]。
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歲時便到城市裏去學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裏當學徒。在曆時三年的學徒期間，他們是沒有薪金的；其後則稍有報酬。直至學徒［和實習］期滿，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婚假期滿，他們又隻身返回原來店鋪，繼續經商。自此以後，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語，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說，一對夫婦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一輩子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3]。
當然徽州人也有經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錢，他們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國性的，並不限於鄰近各省。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歡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你一定聽過許多諷刺“徽州鹽商”的故事罷！所以我特地舉出鹽商來說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項大生意便是當鋪。當鋪也就是早年的一種銀行。通常社會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詞，原是專指當鋪裏的朝奉來說的，到後來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紳和商人了。“朝奉”的原義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個人勤儉刻苦；但有時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義，表示一個商人，別的不管，隻顧賺錢。總之，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於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葉、潘、胡、俞、餘、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當你翻閱中國電話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們的籍貫。正如在美國一樣，人們一看電話簿，便知道誰是蘇格蘭人，誰是愛爾蘭人，誰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樣的清楚[4]。 我的家族——績谿上莊胡氏
正因為我鄉山區糧食產量不足，我們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裏經商的家人，按時接濟。接濟的項目並不限於金錢，有時也兼及食物。例如鹹豬油（臘油），有時也從老遠的地方被送回家鄉。其他如布匹、棉紗，等等，在城市裏購買都遠比鄉間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離鄉撇井，四出經商，對我們徽州人來說，實是經濟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婦數年不見也是常事。同時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於造房屋、置田產，也都靠遠在外鄉的父兄子弟匯款接濟。
不過在經濟的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曆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裏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12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淩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占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5]。
現在再談談我們績谿縣。績谿是徽州府六縣之中最北的一縣，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縣。在經商一行中，我們績谿人也是比較落後的。績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離鄉遠去大城市。他們先由雜貨零售商做起，然後漸漸地由近及遠。所以一般說來，我們徽州人實在都是很落後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作川沙的小鎮[6]經營一家小茶葉店。根據家中記錄，這小店的本錢原來隻有銀洋一百元（約合製錢十萬文）。這樣的本錢實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長兄通力合作，不但發展了本店，同時為防止別人在本埠競爭，他們居然在川沙鎮上，又開了一家支店。
後來他們又從川沙本店撥款，在上海華界（城區）又開了另一個支店。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城區為匪徒所擄掠和焚毀，川沙鎮亦部分受劫[7]。先父對這場災難，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難期間，和以後如何掙紮，並以最有限的基金複振上海和川沙兩地店鋪的故事，都有詳盡的記錄[8]。這實在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鬥。
據1880年（清光緒六年）的估計，兩家茶葉店的總值大致合當時製錢二百九十八萬文（約合銀元三千元）。這兩個鋪子的收入便是我們一家四房、老幼二十餘口衣食的來源。
在這裏我也順便更正一項過去的錯誤記載。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谿城內胡氏的同宗[9]。蔡先生指出“績谿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翬（1782——1849）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10]。這個在十八九世紀時便以漢學聞名的書香望族，其遠祖可直溯至11世紀《苕溪漁隱叢話》的作者胡仔[11]。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將胡宗憲，也是他們一家。但是這個世居績谿城內的胡家，與我家並非同宗[12]。
我家世代鄉居。故宅在績谿城北約五十華裏。曆代都是靠小本經營為生的。我家第一個有誌為學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個鄉紳兼塾師。在鄉裏頗有名望，但是科場卻不甚得意[13]。
我們的村落［上莊］正與華南其他地區的村落一樣，是習於聚族而居的。洪楊起事之前，我們聚居的胡氏一族總人口在六千上下——當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經商的族人在內——大半務農為生。但是大多數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經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帶[14]。 <hr/>
注釋
[1]根據大陸出版各類分省地圖，婺源均被劃入江西省治。
[2]“無徽不成鎮”這句話的含意，正和“無湘不成軍”一樣，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當兵一樣地普遍罷了。胡氏上述這段話是解釋給外國讀者聽的。因為這句話如不加解釋，外國讀者便不能了解；如果囉囉唆唆地解釋，洋人還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決定做上項簡單明了但是並不十分正確的解釋。
[3]我國單音節的方塊字，和舊詩歌的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成語、格言以及一般民謠的構造。所以一般鄉土成語，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兩句平仄十分和諧的小詩或韻文。有些在農村“說書”或“講古”的民間藝人，他們雖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於聲音是“發乎天籟”，他們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韻和諧，出口成章。例如王公子進京“趕考”，三千裏路，走了好幾個月的艱難旅途，一個“說書”的藝人，兩句話就交代了。他說：“一路行程來得快，說書（的）嘴快風送雲。”這一來，王公子就從杭州府的一間破廟裏，一躍而進入長安城的相府裏招親去了。
胡適之先生的鄉親“徽州朝奉”夫婦的婚後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長，都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為顧全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語，他們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可是把這句話翻成洋文，洋讀者就多少有點茫然。他們要問：為什麽中國人結婚之後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他們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們語言表達的方式裏，所起的作用了。這也是“文化溝”在作祟罷！所以胡先生這篇口述自傳，基本的設計是說給洋人聽的。我們那時並沒有想到後來要把它譯成中文來出版的。
[4]胡先生畢竟是科舉時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說的“生當太後垂簾日”——所以他頭腦裏仍然裝滿了“科舉時代”的許多舊觀念。在那個“太後垂簾”的宗法社會裏，由於“籍貫”對一個士子的“出身”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讀書人”一碰頭便要敘鄉裏、攀宗親、談祖籍，盡管有些“祖籍”他們連做夢也沒有去過。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途中的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後遺症。這個傳統在一個流動性極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裏，是很難保留下去的。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裏，他卻無意中為我們這個“頗足珍惜”的傳統觀念，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第一手社會史料。
[5]朱熹以後的許多徽州學者如婺源的江永（1681——1762）、休寧的戴震（1724——1777）、黟縣的俞正燮（1775——1840）、歙縣的淩廷堪（1757——1809）和績溪的胡培翬（1782——1849），都是清初和中葉不世出的漢學大師。趙爾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張其昀續編的《清史》，在《儒林傳》裏，他們都有紀錄。房兆楹、杜聯喆夫婦為《清代名人傳》（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所撰的戴、俞、淩諸人的傳記，則尤為翔實，考訂亦遠較一般中文著作，更為審慎，足資參考。
[6]川沙位於上海之東約五十裏。城傍“鹽運河”，距海僅十二裏。其地原屬南匯縣，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駐兵戍守。清代改為川沙廳。“廳”是清代縣級單位的地方行政機構。民國成立，乃改川沙廳為川沙縣。關於川沙早期建製沿革見諸可寶監製《江蘇全省輿圖》（清光緒二十一年，江蘇書局印行），頁33——34。
[7]太平天國之亂時，小刀會占據上海縣城至一年半之久（從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軍無法收複。其時上海海關原設於英租界之內，小刀會未加幹擾，然英領事竟暗助小刀會拖長占領；並以此為借口，破壞中國海關，不讓中國政府課稅，直至英人完全控製中國海關管轄權而後已。筆者曾為英人趁火打劫、破壞我關稅自主之史實，在英美國家檔案裏稍事搜查，以闡明此事真相。詳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1860.seattle：univ.of washington press，1964.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兩處的茶葉店被毀，就是這時期的事。“小刀會”原與“太平天國”無關。上海所受的糜爛，當時英國的殖民主義者實在應負很大的責任。
[8]根據羅爾綱《師門辱教記》所載，適之先生的父親鐵花先生“全部遺集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稟、書啟、日記六種，約八十萬字”。在紐約我看過一部分羅爾綱的抄本。已印行的除《台灣紀錄兩種》（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另有1960年“台灣文獻叢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適通過潘光旦於《新月雜誌》所發表的《一本有趣的年譜》（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記得還看過另一本胡鐵花先生年譜的單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圖書館中，卻遍索不得。
[9]蔡元培於1918年8月3日，為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寫的序，大意是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谿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雲雲。這篇序後來在原書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1929年“萬有文庫”本，和1965年台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本）而重印之時仍被保存。筆者承乏哥大中文圖書館期間，曾為該館搜得該書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為該館“珍版書”之一。不幸此書已自哥大遺失。
[10]見注［5］。
[11]胡仔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十卷，後集四十卷）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據《四庫提要》的記述，該書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凡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相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一。
[12]胡宗憲（1511——1565）為明代抗倭名將。《明史》卷二○五，有專傳。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憲傳》載《明代名人傳》（c.carrintongoodrich，ed.，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ii，pp.631——638）頗可參考。
[13]參閱《胡鐵花先生家傳》（《台灣紀錄兩種》卷上《代序》。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李敖的《胡適評傳》（1972年，“文星叢刊”本）寫得很紮實。也是有關胡適的家庭和幼年時期最好的一本傳記，極有參考價值。隻是在他所製的《胡適一家子的譜係》裏，把“胡星五”列為“胡傳”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適之先生曾為筆者試擬一績谿上莊胡氏的五代世係表。此表後來由筆者轉交哥大中國口述曆史學部保存，現已無法尋覓。然據《胡鐵花先生家傳》，則胡星五為胡適的“伯祖”；適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親的訂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訂婚時的媒人。她說鐵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兒三哥”。所以，李敖書中的“譜係”可能有誤。
[14]胡鐵花先生在他的自述裏提到洪楊亂前，他們績谿上莊的胡氏，人口總數有六千之眾。這數字可能是筆誤——羅爾綱抄寫時所發生的筆誤，亦未可知。績谿是皖南山區裏的一個小縣，人口甚少，有這樣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太平之亂時，李鴻章奉旨回籍組織“團練”。這些後來發展成為清末有名的“淮軍”的“團練”，事實上便是皖北一帶——尤其是合肥一縣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動組織的子弟兵。合肥是當時安徽省，甚至是整個大清帝國裏人口最多的一縣；其時充當淮軍骨幹的周、劉、唐、張等大族，似乎沒有一族的人口是超過六千人的。據此類推，績谿八都上莊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這麽大的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