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手翻譯這本小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裏糊塗地寫了十餘萬言；結果自成一部小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誌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小書的英文原稿已經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幹，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隻有在《雜憶》脫稿之後，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麽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麽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後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小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麵、自成一格的“學術性的自傳”。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的還是這三點。可是最近一年來，我對我以前的看法，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生了什麽“今日”對“昨日”的挑戰；隻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小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麵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象，有感而發：
最近一兩年來，由於報章雜誌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係，“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裏，我也在無意中發現，那些自港台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係，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於什麽“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麽“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總之那樣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識”的“我的朋友”，現在已漸次被曆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才，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同一個人，也發生了疑問！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後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的“身後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的胡適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後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麽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嚐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於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閑文、閑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餘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嗎？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曆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裏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隻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於“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誌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餘酒後——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
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因而就“看胡適”（hu shih watchin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其“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致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麽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
這就是50年代裏，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適是老幾”；所以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著太平洋，大叫其“胡適算老幾”了。大家對“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寫起打差文章來，也就容易繳卷了。
60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台兩地皆哭的現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雲際會五十年；最後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鹹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
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曆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爿後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麽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而愈來愈模糊了。
記得筆者在1970年冬季至台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裏？”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餘，我心裏也在想，工商業社會的變動多大啊！
“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後永遠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它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後世學人還會去繼續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什麽“民主”、“自由”、“實驗哲學”、“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明，但是當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於“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而胡適也當仁不讓地據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後，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屍還魂，又成為後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的模糊的“曆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涵義呢？“後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隻有求之於“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禍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老實說，這些巨著都會使“後世青年”愈看愈糊塗，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什麽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隻是一本簡單明了、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麵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於時代轉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麽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所編撰的最後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
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一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
一般遣興讀者，工餘飯後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並沒有“自賣自誇”，他隻是“據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後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未曾想到的。現在筆者既然有感於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寫一點譯後的感想。
還有我想在譯後補充說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這本自述，從頭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說給我一個人聽的。他那時想象中的“將來讀者”，則是美國大學裏治漢學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從他的意思，在章目結構、材料取舍上，以“美國研究生”為對象。同時我自覺我對這些可能的讀者，漢文底子和學習風尚，所知較深，因而在編稿時，有許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後才由適之先生查閱認可的。所以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須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發無須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本來，“對話”（dialogue）比“講課”（lecture）更有價值，原是世界學術史上的通例。古代的聖哲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釋迦、耶穌、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們的哲學和教義，多半是當時聽眾和弟子們，從對話中筆記或默記下來的。蘇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對話錄》傳於後世，而儒教“經書”中的《論語》、《檀弓》等著作，又何嚐不是孔子的“對話錄”呢？而這些對話錄就遠比其他“經書”更有價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對話錄”所記的往往都是些脫口而出的老實話，不像那些三思而後言的“講學”、“說教”等的官腔官調也。
適之先生和我們的“對話”還不是一樣的嗎？例如在胡氏著作裏，我們就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但是在“對話”裏，他卻說做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
又如談政治罷。他曾一再公開地說：“c c反對我！”意思是說國民黨裏c c係的領袖們，曾經反對他做總統。可是後來他又私下告訴我說：“c c在擁護我！”（筆者自己的1958年8月8日“日記”所載）這句話我就未嚐聽他在公共場所說過。
其他的例子還多著呢。可惜當時我未留意把它們全部記下來，以後大半也都忘記了。可是每當我深夜獨坐，回譯胡氏自述時，昔年與胡老師的對話，往往又重浮腦海。想起來了，我就隨手在譯稿上寫個小眉批。等到一章譯完，我就把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釋”的一部分。有時下筆不能自已，就寫得老長老長的，簡直變成胡適春秋裏的《公羊傳》、《榖梁傳》了。
當然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甚至本稿的錄音和繕校都會有錯誤。朱熹就說過，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裏，我也就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切的“口述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聖先哲，亦所難免。
《禮記》的《檀弓篇》裏，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來孔夫子曾說過一句“死欲速朽”（“死後就趕快爛掉算了”）的話。曾子聽到了，便以為老師在喪葬的傳統觀念上，發生了“修正主義”。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喪”的教義，這一下來個早死早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諸弟子對曾參這位學長的“口述曆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說：“我是聽老師親口說的啊！”（“參也，聞諸夫子也！”）大家還是不相信。曾子又舉出人證，說：“我是和老同學子遊一道聽老師說的啊！”（“參也，與子遊聞之！”）大家最後又去追問子遊，才發現實在不是曾子在說謊，而是他的“錄音機”，出了毛病。
原來當孔子在宋國逃難時，聽到那位蓄意想謀殺他的貪官汙吏司馬桓魋，在訂製一套預備將來“蒙主恩召”時自用的石頭棺材。這個石棺的製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廠鑿了三年還沒有鑿成。孔老夫子聽到這故事，氣得胡子直飄，所以才說：“死後趕快爛掉算了！（還造什麽石頭棺材呢？）”
他老夫子這句氣話，幾乎被曾子在“口述曆史”裏，錄錯了音。如不經眾人臨時發覺加以改正，那麽儒家兩千年來的教條，便大大地不一樣了。後世的孝子賢孫們，不用說要省掉多少事；訂製玻璃棺材，也就犯不著了。
所以在這本小書裏，我也不敢說，“吾聞諸夫子也”，是絕對正確的。縱使我能找出個“子遊”來人證一番，我還是不敢說，我的記錄是沒有錯誤的。好在現在還去古未遠，適之先生的門生故舊，筆者的賢師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實在是感盼不盡的。
至於我自己的譯文，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錯誤。這本小書上的文字，事實上是“複原”重於“翻譯”。在我們當初編撰英文原稿時，為顧慮到洋學生的漢學程度，所以對中國古籍的征引，一般都是“削足適履”的。如今既然“複原”給中國讀者們看，就得重新“量腳做鞋”才對。對著英文原稿，按照英語結構，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為著使譯文讀起來比較順口，並使古籍引證上比較明確易解，筆者乃於譯文上酌添字句；然為求盡量忠實於原稿，凡是譯文中為英文原稿所沒有的，我一概加個“方括號”［］以標明之；或在腳注上加以說明，務使魚目不致混珠。縱使如此，筆者還是不敢說譯文與原文絕對一致也。
再者，筆者謀生海外，平時實在忙亂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務的紐約市立大學，由於紐約市幾度麵臨破產而動蕩不安。日常課務與正規研究之外，雜務也多如牛毛，無法抽暇做太多的額外工作。晚間和周末雖可忙裏偷閑，略事翻譯，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之下執筆的，因而對譯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過且過了。偶然誤譯，亦或難免。所以當拙譯在《傳記文學》上連載結束之時，筆者原打算把譯文與原稿再逐字對校一遍。無奈俗務太忙，夜對熒光幕校書，往往也頭昏目眩，力難從心；一拖數月，還未能終篇。然竊思譯文中雖小誤多有，大錯應不會太多，甚或沒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後，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罷了。讀者賢達，如發現譯文有欠妥之處，至乞不遺在遠，隨時惠教為幸。
總之，胡適之先生是現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今後若幹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後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的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後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曆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塗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時賢各抒己見，把我們大家都認識的胡適之先生的學術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將盡之時，提出來公開討論討論，使他的學術地位，將來在中國文化史上，益得其平；這樣，則筆者不學，寫這兩本小書，就是拋磚引玉了。
唐德剛
1979年冬於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廬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小書的英文原稿已經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幹，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隻有在《雜憶》脫稿之後，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麽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麽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後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小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麵、自成一格的“學術性的自傳”。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的還是這三點。可是最近一年來，我對我以前的看法，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生了什麽“今日”對“昨日”的挑戰；隻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小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麵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象，有感而發：
最近一兩年來，由於報章雜誌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係，“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裏，我也在無意中發現，那些自港台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係，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於什麽“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麽“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總之那樣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識”的“我的朋友”，現在已漸次被曆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才，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同一個人，也發生了疑問！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後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的“身後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的胡適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後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麽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嚐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於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閑文、閑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餘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嗎？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曆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裏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隻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於“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誌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餘酒後——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
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因而就“看胡適”（hu shih watchin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其“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致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麽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
這就是50年代裏，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適是老幾”；所以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著太平洋，大叫其“胡適算老幾”了。大家對“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寫起打差文章來，也就容易繳卷了。
60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台兩地皆哭的現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雲際會五十年；最後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鹹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
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曆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爿後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麽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而愈來愈模糊了。
記得筆者在1970年冬季至台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裏？”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餘，我心裏也在想，工商業社會的變動多大啊！
“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後永遠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它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後世學人還會去繼續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什麽“民主”、“自由”、“實驗哲學”、“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明，但是當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於“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而胡適也當仁不讓地據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後，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屍還魂，又成為後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的模糊的“曆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涵義呢？“後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隻有求之於“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禍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老實說，這些巨著都會使“後世青年”愈看愈糊塗，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什麽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隻是一本簡單明了、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麵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於時代轉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麽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所編撰的最後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
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一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
一般遣興讀者，工餘飯後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並沒有“自賣自誇”，他隻是“據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後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未曾想到的。現在筆者既然有感於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寫一點譯後的感想。
還有我想在譯後補充說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這本自述，從頭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說給我一個人聽的。他那時想象中的“將來讀者”，則是美國大學裏治漢學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從他的意思，在章目結構、材料取舍上，以“美國研究生”為對象。同時我自覺我對這些可能的讀者，漢文底子和學習風尚，所知較深，因而在編稿時，有許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後才由適之先生查閱認可的。所以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須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發無須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本來，“對話”（dialogue）比“講課”（lecture）更有價值，原是世界學術史上的通例。古代的聖哲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釋迦、耶穌、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們的哲學和教義，多半是當時聽眾和弟子們，從對話中筆記或默記下來的。蘇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對話錄》傳於後世，而儒教“經書”中的《論語》、《檀弓》等著作，又何嚐不是孔子的“對話錄”呢？而這些對話錄就遠比其他“經書”更有價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對話錄”所記的往往都是些脫口而出的老實話，不像那些三思而後言的“講學”、“說教”等的官腔官調也。
適之先生和我們的“對話”還不是一樣的嗎？例如在胡氏著作裏，我們就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但是在“對話”裏，他卻說做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
又如談政治罷。他曾一再公開地說：“c c反對我！”意思是說國民黨裏c c係的領袖們，曾經反對他做總統。可是後來他又私下告訴我說：“c c在擁護我！”（筆者自己的1958年8月8日“日記”所載）這句話我就未嚐聽他在公共場所說過。
其他的例子還多著呢。可惜當時我未留意把它們全部記下來，以後大半也都忘記了。可是每當我深夜獨坐，回譯胡氏自述時，昔年與胡老師的對話，往往又重浮腦海。想起來了，我就隨手在譯稿上寫個小眉批。等到一章譯完，我就把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釋”的一部分。有時下筆不能自已，就寫得老長老長的，簡直變成胡適春秋裏的《公羊傳》、《榖梁傳》了。
當然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甚至本稿的錄音和繕校都會有錯誤。朱熹就說過，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裏，我也就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切的“口述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聖先哲，亦所難免。
《禮記》的《檀弓篇》裏，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來孔夫子曾說過一句“死欲速朽”（“死後就趕快爛掉算了”）的話。曾子聽到了，便以為老師在喪葬的傳統觀念上，發生了“修正主義”。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喪”的教義，這一下來個早死早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諸弟子對曾參這位學長的“口述曆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說：“我是聽老師親口說的啊！”（“參也，聞諸夫子也！”）大家還是不相信。曾子又舉出人證，說：“我是和老同學子遊一道聽老師說的啊！”（“參也，與子遊聞之！”）大家最後又去追問子遊，才發現實在不是曾子在說謊，而是他的“錄音機”，出了毛病。
原來當孔子在宋國逃難時，聽到那位蓄意想謀殺他的貪官汙吏司馬桓魋，在訂製一套預備將來“蒙主恩召”時自用的石頭棺材。這個石棺的製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廠鑿了三年還沒有鑿成。孔老夫子聽到這故事，氣得胡子直飄，所以才說：“死後趕快爛掉算了！（還造什麽石頭棺材呢？）”
他老夫子這句氣話，幾乎被曾子在“口述曆史”裏，錄錯了音。如不經眾人臨時發覺加以改正，那麽儒家兩千年來的教條，便大大地不一樣了。後世的孝子賢孫們，不用說要省掉多少事；訂製玻璃棺材，也就犯不著了。
所以在這本小書裏，我也不敢說，“吾聞諸夫子也”，是絕對正確的。縱使我能找出個“子遊”來人證一番，我還是不敢說，我的記錄是沒有錯誤的。好在現在還去古未遠，適之先生的門生故舊，筆者的賢師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實在是感盼不盡的。
至於我自己的譯文，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錯誤。這本小書上的文字，事實上是“複原”重於“翻譯”。在我們當初編撰英文原稿時，為顧慮到洋學生的漢學程度，所以對中國古籍的征引，一般都是“削足適履”的。如今既然“複原”給中國讀者們看，就得重新“量腳做鞋”才對。對著英文原稿，按照英語結構，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為著使譯文讀起來比較順口，並使古籍引證上比較明確易解，筆者乃於譯文上酌添字句；然為求盡量忠實於原稿，凡是譯文中為英文原稿所沒有的，我一概加個“方括號”［］以標明之；或在腳注上加以說明，務使魚目不致混珠。縱使如此，筆者還是不敢說譯文與原文絕對一致也。
再者，筆者謀生海外，平時實在忙亂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務的紐約市立大學，由於紐約市幾度麵臨破產而動蕩不安。日常課務與正規研究之外，雜務也多如牛毛，無法抽暇做太多的額外工作。晚間和周末雖可忙裏偷閑，略事翻譯，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之下執筆的，因而對譯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過且過了。偶然誤譯，亦或難免。所以當拙譯在《傳記文學》上連載結束之時，筆者原打算把譯文與原稿再逐字對校一遍。無奈俗務太忙，夜對熒光幕校書，往往也頭昏目眩，力難從心；一拖數月，還未能終篇。然竊思譯文中雖小誤多有，大錯應不會太多，甚或沒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後，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罷了。讀者賢達，如發現譯文有欠妥之處，至乞不遺在遠，隨時惠教為幸。
總之，胡適之先生是現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今後若幹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後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的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後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曆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塗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時賢各抒己見，把我們大家都認識的胡適之先生的學術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將盡之時，提出來公開討論討論，使他的學術地位，將來在中國文化史上，益得其平；這樣，則筆者不學，寫這兩本小書，就是拋磚引玉了。
唐德剛
1979年冬於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