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講演的訓練
在我為中國問題四處公開講演之時，我卻沒有受過做公開講演的正式訓練。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選修了一門訓練講演的課程。這是一門極有趣味的課程。我的老師艾沃裏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師。暑校是從7月初開課的。當我第一次被叫上講台做練習講演之時，我真是渾身發抖。此事說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經講演過多少次了，但是這一次卻是在課室內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雖然是盛暑，天氣極熱，但是我仍然渾身發冷、發顫；我必須扶著講台，始能想出我預備的講稿。艾教授看我扶著台子才能講話，第二次他再叫我時，他便把台子搬走了，當然我也就無所依據。因為要忙著想我的講詞，我也就忘記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發抖。這樣便開始了我後來有訓練的講演生涯[1]。
我在康乃爾時代，講演的地區是相當遼闊——東至波士頓，西及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這個區域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一個外國學生來說是相當遼闊的了。為著講演，我還要時常缺課。但是我樂此不疲，這一興趣對我真是曆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學四年級那一年，我獲得卜郎吟文學論文獎金（hiramcorson prize on robert browning）[2]。該項獎金原是英國文學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爾遜（hiram corson）所設立的。考氏曾在康乃爾大學教授卜郎吟詩。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寫了一篇《捍衛卜郎吟的樂觀主義》（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的論文投稿應征。那時我因為［轉係的關係］留學的生活費被減縮，同時我還要抽點錢接濟母親，所以生活甚為窘困[3]。這宗五十元的文學獎金對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於一個中國學生竟然得了一個卜郎吟文學獎，當時竟然變成新聞。紐約各報刊都加以報道。這樣一來，我這位薄有微名的講演者也頗為人所稱道，所以連當時美國文化重地的波士頓市內的“卜郎吟學會”（browning society）也請我去講演，這就是我講演的地區一直延伸到波士頓的原委。
雖然這些講演對我因為要充分準備而荒時廢業，但我從無懊悔之意。後來在我教書期間，縱使有些課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課之前我仍然是徹底地準備；其後縱是個把鍾頭的功課，我從不毫無準備地貿貿然上堂，雖然這種準備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幾個鍾頭。
當然我也受講演之累。其中最明顯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讀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時，我的獎學金被校方停止了。
康乃爾大學的哲學係亦名“塞基哲學院”（russell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羅素·塞基家庭捐資設立的，並另設塞基哲學獎學金以資助哲學研究生。我進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時本來就領有該項獎學金。但是當我於1915年申請延長時，卻被校方拒絕了。那專司審查獎金候選人的指導委員會主席索萊（frank 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說我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所以哲學係不讓我繼續領取該項獎金。
在我當學生時代，我便一直認為公開講演對我大有裨益。我發現公開講演時常強迫我對一個講題做有係統的和合乎邏輯的構想，然後再做有係統的又合乎邏輯和文化氣味的陳述。我時常舉出“儒教”這個題目為例。所有中國學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關儒教的教義，但是他們對儒教的了解多半流於空泛、少組織、無係統。假若一個中國學生被請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鍾有關儒教的講演，隻有在這種場合，他才被迫對這題目打個草稿，並從事思考如何去表達自己。他先要想從何說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對這題目的認識和印象，然後再加以合乎邏輯的組織，好使聽眾了解。這樣一來，他也可幫助他自己對這一題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將來對這一題目做更廣泛的研究，也就以此為出發點。
公開講演也是個最好的機會，讓一個人去訓練他自己的寫作，訓練他做筆記的係統化。這些不同形式的表達方法可以強迫一個人，對一項命題去組織他的感想、觀念和知識；這樣可使他以寫作的方式，對他要表達的題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對公開講演的好處，曾撰一簡單的格言來加以概括。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大凡一個人的觀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觀念事實上並不是他的私產。但是一個人如他的觀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邏輯，係統化地組織起來，在這情況之下——也隻有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觀念和感想，才可以說是真正屬於他的了。所以我用“專用”、“占有”（appropriation）來表明我的意思。
1915年的秋季，我自康乃爾大學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轉學的原因之一，便是經過一係列的公開講演之後，五年的康乃爾大學生活，使我在該校弄得盡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學日記裏便記載著，在這個小小的大學城內，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
平時我的訪客也太多。綺色佳一帶的教會、社團，尤其是婦女團體，經常來邀請我去講演，真是應接不暇。因而我想起一句中國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所以我想脫離小城鎮綺色佳，而轉到大城市紐約。該處人潮如海，一個人在街頭可以獨行踽踽，不受別人注意。這種心境至少也是促成我轉學的原因之一。其後兩年（1915——1917），我發現這個想法是有極大的道理。在一個數百萬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學習議會程序
在我所經曆的各項學生時代的活動裏，還有一件事對我後來的生活大有影響。那就是主持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時，使我對民主議會程序有所體會。在1910年至1920年這段時期裏，幾乎所有的美國學生會的章程都明文規定，各種會議的議事程序要以“羅氏議事規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為準則。我是“中國學生會”裏的幹事。我發現“中國學生會”的會章裏也有這一條。我也是康乃爾大學“世界學生會”的組織幹事，後來繼任該會主席。該會的會章上，也列有這一條。
康乃爾大學裏的“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是當時一個校際組織——“各大學世界學生聯合會”——之下的一個分會。這個聯合會每年在不同的校園內舉行年會。由於參加乃至主持這些會議，以及學習使用“羅氏議事規程”，使我逐漸了解民主議會議事程序的精義，這也是我當學生時參加學生活動的一大收獲。在我的留學日記裏，我曾記下我第一次主持學生會會議的經驗。我說那一小時做主席的經驗，實遠勝於對“羅氏議事規程”做幾個小時的研讀。
多少年後，我曾在南京考試院的考選委員會所召開的有關高普考的會議擔任主席。這個會議是考試院邀請各大學派員參加而召開的。我代表北京大學去南京出席大會。當我擔任主席所主持的那一次會議期間，我發現有些人特地來觀察我們開會的程序。當晚便有一位考試院的元老來看我。他說：“我們這一輩的民元老國會的議員，總以為我們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議會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時的老練程度，實在驚歎不置！胡先生，您在哪裏學會這一套的呀？”我告訴他我是在當學生時代，主持各種學生會議時學出來的。
我所以提這件小事的意思，就是說明這一方式的民主會議程序的掌握，使我對民主政治有所認識，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動的情形，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是多麽有益的一種訓練！因此我對孫中山先生的強調使用議會程序的號召，實有由衷的敬佩。孫先生把一種民主議會規則的標準本，譯成中文，名之曰《民權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議會程序，實在是實行民權政治的“初步”[4]！ 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
現在我想進一步地談談我對“世界主義”（cosmopolianism）、“和平主義”（pacif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學習的經過。我把“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分開。其原因便是我想使“國際主義”這一名詞為我將來討論我進一步發展的“新和平主義”作專題來發揮。
我在康乃爾和哥倫比亞做學生時代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便是我和來自世界各國留學生的交往。在康乃爾時期，自大二開始，我就住進康大新建的世界學生會的宿舍，一住就住了三年，一直住到大學四年級——也就是我讀研究院的第一年。換言之，我是從1911年的夏天一直住到1914年的夏天[5]。
當我在世界學生會的宿舍寄宿期間，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例如來自菲律賓、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印度、南非以及少數從歐洲來的。其中尤以從中南美洲來的為數更多。我們之間的友誼有的維持了三十餘年而未中斷。我有幾位波多黎各和南非的朋友，今日還和我繼續通信。這些國際友誼對我說來真受惠不淺，它使我的智慧天地為之擴大，使我能真正了解許多國家的習俗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那個世界學生會有個習俗，便是由不同種族的學生分別舉辦不同種族的民族晚會。晚會中所有會員及其友好均可參加。例如中國學生則主持一個中國晚會，菲律賓學生則主持一個菲律賓晚會，阿根廷學生舉辦阿根廷晚會，等等。就是在這些不同的民族晚會裏，我們對各種民族不同的習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還有各族學生間社交的接觸和親密的國際友誼之形成，使我們了解人種的團結和人類文明基本的要素[6]。
這就是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最重要的收獲之一方麵。再後來，全世界的學生都蜂擁來美進各大學和研究院留學，這種經驗自然就更為豐富，而國際間的接觸和了解，自然就更為擴大了。上麵我已經提過，我參加世界學生會的活動，實不限於康乃爾一隅，同時也有國際性的一麵。
康乃爾的世界學生會原是“世界學生會聯合會”（the associationof cosmopolitan clubs）的一個支部。而該聯合會又為一規模更大的國際學生組織“兄弟同心會”（corda frates；brothers at heart）的支會。這一國際性組織不特包含南美洲的學聯，並且包羅了意大利、德國和法國的學生。
此一國際學生組織曾於1914年在綺色佳舉行年會。我那時是義有地主之誼的康乃爾分會的會長，對此一“國際學生大會”（the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tudents）頗事奔波，因而對國際學生的接觸也就更為廣泛。
我到今天還記得，我們康乃爾分會的“會訓”便是：“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這句話原為康大史學名教授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的名言。斯氏原為英國人，是康大早期的名教授之一。他對康乃爾一往情深，因而慨捐巨款為康大文學院建造大樓，命名為葛得宏·斯密斯大樓（goldwin smith hall）。那是一幢壯麗的建築物，也是校園內建築群的中心建築。
以上便是我個人對“世界主義”的親身體驗。我特別想談談，在那些年的動亂世界裏，我自己那些年投身於世界和平運動中的個人活動。我在美國留學前後七年，自1910年至1917年。最初四年尚無戰事；後三年——1914年至1917年——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亦即美國參戰前的三年。這三年也是中國國運中最受考驗的三年，因為中國當時承受了日本不斷的壓迫。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年，英日兩國結為同盟。日本既為英國的盟國，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日本也就以英國的盟國關係而對德作戰，向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進攻。
占領了青島之後，日本複於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的要求本是秘密提出的，結果這一秘密被“泄漏”了，由美國新聞界傳了出來。我想這是中國外交部故意把它泄漏的[7]。消息既出，則全世界也就注視到中國對這項無理要求的反應，所以當我留美的最後三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三年，也是中日邦交上最不愉快的三年，我個人對當時的國際問題也頗加思索。
其後好多年，我都是個極端的和平主義者。原來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這兩位中國古代哲學家，對我的影響實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的“非攻”的理論實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裏的《非攻上》實在是最合乎邏輯的反戰名著；反對那些人類理智上最矛盾、最無理性、最違反邏輯的好戰的人性。
老子對我的影響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張“不爭”（不抵抗）。“不爭”便是他在耶穌誕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學之一環。老子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他一直主張弱能勝強，柔能克剛。老子總是拿水作比喻來解釋他的不抵抗哲學。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老子對我幼年的思想影響很深。記得我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己酉）作了一首詠“秋柳”的詩。這是一首絕句，在這詩前的小序上，我寫道：“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8]
我作這首小詩還不滿十八歲。我引這篇小序來說明我幼年便深受老子的教義和墨子非攻哲學的影響。
後來在學生時代，我讀了耶穌教的《聖經》，尤其是《新約》。在《福音》裏我體會到對邪惡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義，以及人家打你右頰，你把左頰再轉過去讓他打的道理，都和我國老子不爭的理論有極其相同之處。加以我又認識一批［極端反戰的］教友派的朋友，使我對幼年的信仰益發深入。所以我個人對不抵抗主義的信仰實發源於老子、耶穌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了。這一年我正由康乃爾大學畢業。那時我已對國際和平運動十分熱心了，並與當時一些活躍的和平運動人士如喬治·訥司密斯（george nasmyth）、路易·陸克納（louis p.lochner）、約翰·墨茨（john metz）等人往還。訥司密斯是康大物理係剛畢業的一位教友會家庭出身的青年。康乃爾結業後，他便在波士頓的“和平協會”（peace foundation）工作。陸克納則任“世界學生會總會”的總書記。約翰·墨茨則是一位德國籍的和平主義者。和他們往還，使我深信，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裏，和平是可能實現的。所以當世界大戰於1914年8月間爆發時，我真是驚詫不置！震悸之餘，我實在不相信戰爭真會打起來。因此我花了好多天時間去閱讀和研究這場戰爭如何爆發的前因後果，並寫成一篇長文保存在我的日記裏作為我自己的參考。我闡明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形成之經過，以及德國如何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終使英國對德宣戰。比利時的中立便是個不抵抗哲學的具體例證。關於比利時的抵抗德國的智與不智的問題，那些和平主義者之間，頗有爭論。所以比利時為中立被犯而奮起抗德一事，實是對不抵抗哲學活力如何的一個實際考驗。
一年之後中日之間又發生衝突了，日本以戰爭威脅中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自1915年2月底至5月初，中國留學生為此熱烈討論。通過《中國學生月報》大家主張對日作戰。“對日本立刻開戰”便是當時的口號。我為此事甚為焦慮，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讓我引一段信上的話以顯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戰爭意誌，以為我個人的態度和我個人對全體同學的忠告。我的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親愛弟兄們：
從上期［中國學生］月報上所表現的［抗日］情緒來看，我恐怕我們都已完全昏了頭，簡直是發瘋了。有一個同學會竟然主張：“對日作戰！必要的話，就戰至亡國滅種！”縱使是w.k.鍾君（譯音）這樣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說：“縱使對日作戰不幸戰敗而至於亡國——縱使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後果，我們也隻有對日作戰！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可循……讓我們對日抗戰，被日本征服，做比利時第二！”縱使是本刊的總編輯，他在社論上曾忠告我們說，感情衝動實無補於對當前國難的研討；我們除運用感情之外，也應訴諸理智——縱使如此主張，他在本刊的另一頁上也認為：“中國人如今隻有對日作戰（毫不遲疑地對日作戰），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從上麵這一段可以看到當時我的同學們主戰的情緒了。因此在我的公開信上，接著便陳述我個人對大家的忠告。我說：
這些在我看來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癲。我們都情感衝動，神經緊張——不是的，簡直是發了“愛國癲”！弟兄們，在這種緊要的關頭，衝動是毫無用處的。情感衝動，慷慨激昂地愛國呼號，和充滿情緒地建議條陳，未嚐有助於任何國家［的危難］。談兵“紙上”對我輩自稱為“［留］學生”和“幹材”的人們來說，實在是膚淺之極。
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聖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地繼續我們的學業。充實自己，為祖國力爭上遊，如祖國能度此大難的話——這點我想是絕無問題的；或者去為祖國起死回生，如果祖國真有此需要的話！
弟兄們，這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我敢說，在目前的條件下，對日作戰，簡直是發瘋。我們拿什麽去作戰呢？我們的總編輯說，我們有百萬雄師。讓我們正視現實：我們至多隻有十二萬部隊可以稱為“訓練有素”，但是裝備則甚為窳劣。我們壓根兒沒有海軍，我們最大的兵船隻是一艘排水量不過四千三百噸的第三級的巡洋艦。再看我們有多少軍火罷？！我們拿什麽來作戰呢？
所以出諸至誠和報國之心，我要說對日用兵論是胡說和愚昧。我們在戰爭中將毫無所獲，剩下的隻是一連串的毀滅、毀滅和再毀滅。
再說比利時罷。那個英勇的比利時！親愛的弟兄們，我願披肝瀝膽地向諸位陳述：用隻手來推挽大海的狂瀾，算不得勇敢；以卵擊石，更不算英雄。再者，比利時原亦無心自招覆滅。吾人試讀比國作家查理·沙羅利（charles sarolea）博士所著的《比利時如何拯救歐洲》一書，便見分曉。蓋比利時深知［一旦戰爭爆發］英法兩國必然赴援，加以該國對其號稱世界最堅固的堡壘的李格（liege）和安特渥堡（antwerp）兩地堅固防線也深具自信心，而自覺有恃無恐。所以，比利時才為國家的榮譽而孤注一擲。這是真正的勇敢和英雄氣概嗎？弟兄們，請為比利時著想；且看今日比國，為這一英雄光彩所做的犧牲，真正值得嗎？
我並無意非難比國人民，我隻是覺得比利時不值得我們仿效而已。若有人硬要中國去蹈比利時的覆轍，則此人必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總而言之，讓我重述前言，請大家不要衝動，讓我們各盡我們應有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求學！
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症結所在，不係於今日的對日作戰，也不係於一強或列強的外在幹涉，也不係於任何治標的辦法如勢力平衡或門戶開放，更不係於任何像日本門羅主義一類的策劃。最後的真正解決之道應另有法門——它較吾人今日所想象者當更為深奧。但其解決之道究在何處，我個人亦無從探索，我隻是知道其不在何處罷了。讓我們再為它深思熟慮、從長計議罷！
深盼大家在詛咒我之前，細讀拙文。［實不勝企禱之至！］
弟胡適於紐約之綺色佳城[9]
從上麵這封信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留學生當時衝動的情形，同時也可看出我自己在此緊急時期如何試用我的不爭哲學以盱衡世界大勢和中日關係。
在我為中國問題四處公開講演之時，我卻沒有受過做公開講演的正式訓練。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選修了一門訓練講演的課程。這是一門極有趣味的課程。我的老師艾沃裏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師。暑校是從7月初開課的。當我第一次被叫上講台做練習講演之時，我真是渾身發抖。此事說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經講演過多少次了，但是這一次卻是在課室內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雖然是盛暑，天氣極熱，但是我仍然渾身發冷、發顫；我必須扶著講台，始能想出我預備的講稿。艾教授看我扶著台子才能講話，第二次他再叫我時，他便把台子搬走了，當然我也就無所依據。因為要忙著想我的講詞，我也就忘記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發抖。這樣便開始了我後來有訓練的講演生涯[1]。
我在康乃爾時代，講演的地區是相當遼闊——東至波士頓，西及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這個區域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一個外國學生來說是相當遼闊的了。為著講演，我還要時常缺課。但是我樂此不疲，這一興趣對我真是曆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學四年級那一年，我獲得卜郎吟文學論文獎金（hiramcorson prize on robert browning）[2]。該項獎金原是英國文學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爾遜（hiram corson）所設立的。考氏曾在康乃爾大學教授卜郎吟詩。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寫了一篇《捍衛卜郎吟的樂觀主義》（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的論文投稿應征。那時我因為［轉係的關係］留學的生活費被減縮，同時我還要抽點錢接濟母親，所以生活甚為窘困[3]。這宗五十元的文學獎金對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於一個中國學生竟然得了一個卜郎吟文學獎，當時竟然變成新聞。紐約各報刊都加以報道。這樣一來，我這位薄有微名的講演者也頗為人所稱道，所以連當時美國文化重地的波士頓市內的“卜郎吟學會”（browning society）也請我去講演，這就是我講演的地區一直延伸到波士頓的原委。
雖然這些講演對我因為要充分準備而荒時廢業，但我從無懊悔之意。後來在我教書期間，縱使有些課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課之前我仍然是徹底地準備；其後縱是個把鍾頭的功課，我從不毫無準備地貿貿然上堂，雖然這種準備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幾個鍾頭。
當然我也受講演之累。其中最明顯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讀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時，我的獎學金被校方停止了。
康乃爾大學的哲學係亦名“塞基哲學院”（russell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羅素·塞基家庭捐資設立的，並另設塞基哲學獎學金以資助哲學研究生。我進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時本來就領有該項獎學金。但是當我於1915年申請延長時，卻被校方拒絕了。那專司審查獎金候選人的指導委員會主席索萊（frank 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說我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所以哲學係不讓我繼續領取該項獎金。
在我當學生時代，我便一直認為公開講演對我大有裨益。我發現公開講演時常強迫我對一個講題做有係統的和合乎邏輯的構想，然後再做有係統的又合乎邏輯和文化氣味的陳述。我時常舉出“儒教”這個題目為例。所有中國學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關儒教的教義，但是他們對儒教的了解多半流於空泛、少組織、無係統。假若一個中國學生被請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鍾有關儒教的講演，隻有在這種場合，他才被迫對這題目打個草稿，並從事思考如何去表達自己。他先要想從何說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對這題目的認識和印象，然後再加以合乎邏輯的組織，好使聽眾了解。這樣一來，他也可幫助他自己對這一題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將來對這一題目做更廣泛的研究，也就以此為出發點。
公開講演也是個最好的機會，讓一個人去訓練他自己的寫作，訓練他做筆記的係統化。這些不同形式的表達方法可以強迫一個人，對一項命題去組織他的感想、觀念和知識；這樣可使他以寫作的方式，對他要表達的題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對公開講演的好處，曾撰一簡單的格言來加以概括。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大凡一個人的觀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觀念事實上並不是他的私產。但是一個人如他的觀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邏輯，係統化地組織起來，在這情況之下——也隻有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觀念和感想，才可以說是真正屬於他的了。所以我用“專用”、“占有”（appropriation）來表明我的意思。
1915年的秋季，我自康乃爾大學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轉學的原因之一，便是經過一係列的公開講演之後，五年的康乃爾大學生活，使我在該校弄得盡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學日記裏便記載著，在這個小小的大學城內，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
平時我的訪客也太多。綺色佳一帶的教會、社團，尤其是婦女團體，經常來邀請我去講演，真是應接不暇。因而我想起一句中國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所以我想脫離小城鎮綺色佳，而轉到大城市紐約。該處人潮如海，一個人在街頭可以獨行踽踽，不受別人注意。這種心境至少也是促成我轉學的原因之一。其後兩年（1915——1917），我發現這個想法是有極大的道理。在一個數百萬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學習議會程序
在我所經曆的各項學生時代的活動裏，還有一件事對我後來的生活大有影響。那就是主持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時，使我對民主議會程序有所體會。在1910年至1920年這段時期裏，幾乎所有的美國學生會的章程都明文規定，各種會議的議事程序要以“羅氏議事規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為準則。我是“中國學生會”裏的幹事。我發現“中國學生會”的會章裏也有這一條。我也是康乃爾大學“世界學生會”的組織幹事，後來繼任該會主席。該會的會章上，也列有這一條。
康乃爾大學裏的“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是當時一個校際組織——“各大學世界學生聯合會”——之下的一個分會。這個聯合會每年在不同的校園內舉行年會。由於參加乃至主持這些會議，以及學習使用“羅氏議事規程”，使我逐漸了解民主議會議事程序的精義，這也是我當學生時參加學生活動的一大收獲。在我的留學日記裏，我曾記下我第一次主持學生會會議的經驗。我說那一小時做主席的經驗，實遠勝於對“羅氏議事規程”做幾個小時的研讀。
多少年後，我曾在南京考試院的考選委員會所召開的有關高普考的會議擔任主席。這個會議是考試院邀請各大學派員參加而召開的。我代表北京大學去南京出席大會。當我擔任主席所主持的那一次會議期間，我發現有些人特地來觀察我們開會的程序。當晚便有一位考試院的元老來看我。他說：“我們這一輩的民元老國會的議員，總以為我們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議會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時的老練程度，實在驚歎不置！胡先生，您在哪裏學會這一套的呀？”我告訴他我是在當學生時代，主持各種學生會議時學出來的。
我所以提這件小事的意思，就是說明這一方式的民主會議程序的掌握，使我對民主政治有所認識，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動的情形，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是多麽有益的一種訓練！因此我對孫中山先生的強調使用議會程序的號召，實有由衷的敬佩。孫先生把一種民主議會規則的標準本，譯成中文，名之曰《民權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議會程序，實在是實行民權政治的“初步”[4]！ 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
現在我想進一步地談談我對“世界主義”（cosmopolianism）、“和平主義”（pacif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學習的經過。我把“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分開。其原因便是我想使“國際主義”這一名詞為我將來討論我進一步發展的“新和平主義”作專題來發揮。
我在康乃爾和哥倫比亞做學生時代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便是我和來自世界各國留學生的交往。在康乃爾時期，自大二開始，我就住進康大新建的世界學生會的宿舍，一住就住了三年，一直住到大學四年級——也就是我讀研究院的第一年。換言之，我是從1911年的夏天一直住到1914年的夏天[5]。
當我在世界學生會的宿舍寄宿期間，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例如來自菲律賓、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印度、南非以及少數從歐洲來的。其中尤以從中南美洲來的為數更多。我們之間的友誼有的維持了三十餘年而未中斷。我有幾位波多黎各和南非的朋友，今日還和我繼續通信。這些國際友誼對我說來真受惠不淺，它使我的智慧天地為之擴大，使我能真正了解許多國家的習俗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那個世界學生會有個習俗，便是由不同種族的學生分別舉辦不同種族的民族晚會。晚會中所有會員及其友好均可參加。例如中國學生則主持一個中國晚會，菲律賓學生則主持一個菲律賓晚會，阿根廷學生舉辦阿根廷晚會，等等。就是在這些不同的民族晚會裏，我們對各種民族不同的習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還有各族學生間社交的接觸和親密的國際友誼之形成，使我們了解人種的團結和人類文明基本的要素[6]。
這就是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最重要的收獲之一方麵。再後來，全世界的學生都蜂擁來美進各大學和研究院留學，這種經驗自然就更為豐富，而國際間的接觸和了解，自然就更為擴大了。上麵我已經提過，我參加世界學生會的活動，實不限於康乃爾一隅，同時也有國際性的一麵。
康乃爾的世界學生會原是“世界學生會聯合會”（the associationof cosmopolitan clubs）的一個支部。而該聯合會又為一規模更大的國際學生組織“兄弟同心會”（corda frates；brothers at heart）的支會。這一國際性組織不特包含南美洲的學聯，並且包羅了意大利、德國和法國的學生。
此一國際學生組織曾於1914年在綺色佳舉行年會。我那時是義有地主之誼的康乃爾分會的會長，對此一“國際學生大會”（the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tudents）頗事奔波，因而對國際學生的接觸也就更為廣泛。
我到今天還記得，我們康乃爾分會的“會訓”便是：“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這句話原為康大史學名教授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的名言。斯氏原為英國人，是康大早期的名教授之一。他對康乃爾一往情深，因而慨捐巨款為康大文學院建造大樓，命名為葛得宏·斯密斯大樓（goldwin smith hall）。那是一幢壯麗的建築物，也是校園內建築群的中心建築。
以上便是我個人對“世界主義”的親身體驗。我特別想談談，在那些年的動亂世界裏，我自己那些年投身於世界和平運動中的個人活動。我在美國留學前後七年，自1910年至1917年。最初四年尚無戰事；後三年——1914年至1917年——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亦即美國參戰前的三年。這三年也是中國國運中最受考驗的三年，因為中國當時承受了日本不斷的壓迫。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年，英日兩國結為同盟。日本既為英國的盟國，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日本也就以英國的盟國關係而對德作戰，向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進攻。
占領了青島之後，日本複於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的要求本是秘密提出的，結果這一秘密被“泄漏”了，由美國新聞界傳了出來。我想這是中國外交部故意把它泄漏的[7]。消息既出，則全世界也就注視到中國對這項無理要求的反應，所以當我留美的最後三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三年，也是中日邦交上最不愉快的三年，我個人對當時的國際問題也頗加思索。
其後好多年，我都是個極端的和平主義者。原來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這兩位中國古代哲學家，對我的影響實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的“非攻”的理論實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裏的《非攻上》實在是最合乎邏輯的反戰名著；反對那些人類理智上最矛盾、最無理性、最違反邏輯的好戰的人性。
老子對我的影響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張“不爭”（不抵抗）。“不爭”便是他在耶穌誕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學之一環。老子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他一直主張弱能勝強，柔能克剛。老子總是拿水作比喻來解釋他的不抵抗哲學。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老子對我幼年的思想影響很深。記得我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己酉）作了一首詠“秋柳”的詩。這是一首絕句，在這詩前的小序上，我寫道：“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8]
我作這首小詩還不滿十八歲。我引這篇小序來說明我幼年便深受老子的教義和墨子非攻哲學的影響。
後來在學生時代，我讀了耶穌教的《聖經》，尤其是《新約》。在《福音》裏我體會到對邪惡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義，以及人家打你右頰，你把左頰再轉過去讓他打的道理，都和我國老子不爭的理論有極其相同之處。加以我又認識一批［極端反戰的］教友派的朋友，使我對幼年的信仰益發深入。所以我個人對不抵抗主義的信仰實發源於老子、耶穌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了。這一年我正由康乃爾大學畢業。那時我已對國際和平運動十分熱心了，並與當時一些活躍的和平運動人士如喬治·訥司密斯（george nasmyth）、路易·陸克納（louis p.lochner）、約翰·墨茨（john metz）等人往還。訥司密斯是康大物理係剛畢業的一位教友會家庭出身的青年。康乃爾結業後，他便在波士頓的“和平協會”（peace foundation）工作。陸克納則任“世界學生會總會”的總書記。約翰·墨茨則是一位德國籍的和平主義者。和他們往還，使我深信，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裏，和平是可能實現的。所以當世界大戰於1914年8月間爆發時，我真是驚詫不置！震悸之餘，我實在不相信戰爭真會打起來。因此我花了好多天時間去閱讀和研究這場戰爭如何爆發的前因後果，並寫成一篇長文保存在我的日記裏作為我自己的參考。我闡明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形成之經過，以及德國如何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終使英國對德宣戰。比利時的中立便是個不抵抗哲學的具體例證。關於比利時的抵抗德國的智與不智的問題，那些和平主義者之間，頗有爭論。所以比利時為中立被犯而奮起抗德一事，實是對不抵抗哲學活力如何的一個實際考驗。
一年之後中日之間又發生衝突了，日本以戰爭威脅中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自1915年2月底至5月初，中國留學生為此熱烈討論。通過《中國學生月報》大家主張對日作戰。“對日本立刻開戰”便是當時的口號。我為此事甚為焦慮，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讓我引一段信上的話以顯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戰爭意誌，以為我個人的態度和我個人對全體同學的忠告。我的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親愛弟兄們：
從上期［中國學生］月報上所表現的［抗日］情緒來看，我恐怕我們都已完全昏了頭，簡直是發瘋了。有一個同學會竟然主張：“對日作戰！必要的話，就戰至亡國滅種！”縱使是w.k.鍾君（譯音）這樣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說：“縱使對日作戰不幸戰敗而至於亡國——縱使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後果，我們也隻有對日作戰！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可循……讓我們對日抗戰，被日本征服，做比利時第二！”縱使是本刊的總編輯，他在社論上曾忠告我們說，感情衝動實無補於對當前國難的研討；我們除運用感情之外，也應訴諸理智——縱使如此主張，他在本刊的另一頁上也認為：“中國人如今隻有對日作戰（毫不遲疑地對日作戰），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從上麵這一段可以看到當時我的同學們主戰的情緒了。因此在我的公開信上，接著便陳述我個人對大家的忠告。我說：
這些在我看來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癲。我們都情感衝動，神經緊張——不是的，簡直是發了“愛國癲”！弟兄們，在這種緊要的關頭，衝動是毫無用處的。情感衝動，慷慨激昂地愛國呼號，和充滿情緒地建議條陳，未嚐有助於任何國家［的危難］。談兵“紙上”對我輩自稱為“［留］學生”和“幹材”的人們來說，實在是膚淺之極。
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聖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地繼續我們的學業。充實自己，為祖國力爭上遊，如祖國能度此大難的話——這點我想是絕無問題的；或者去為祖國起死回生，如果祖國真有此需要的話！
弟兄們，這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我敢說，在目前的條件下，對日作戰，簡直是發瘋。我們拿什麽去作戰呢？我們的總編輯說，我們有百萬雄師。讓我們正視現實：我們至多隻有十二萬部隊可以稱為“訓練有素”，但是裝備則甚為窳劣。我們壓根兒沒有海軍，我們最大的兵船隻是一艘排水量不過四千三百噸的第三級的巡洋艦。再看我們有多少軍火罷？！我們拿什麽來作戰呢？
所以出諸至誠和報國之心，我要說對日用兵論是胡說和愚昧。我們在戰爭中將毫無所獲，剩下的隻是一連串的毀滅、毀滅和再毀滅。
再說比利時罷。那個英勇的比利時！親愛的弟兄們，我願披肝瀝膽地向諸位陳述：用隻手來推挽大海的狂瀾，算不得勇敢；以卵擊石，更不算英雄。再者，比利時原亦無心自招覆滅。吾人試讀比國作家查理·沙羅利（charles sarolea）博士所著的《比利時如何拯救歐洲》一書，便見分曉。蓋比利時深知［一旦戰爭爆發］英法兩國必然赴援，加以該國對其號稱世界最堅固的堡壘的李格（liege）和安特渥堡（antwerp）兩地堅固防線也深具自信心，而自覺有恃無恐。所以，比利時才為國家的榮譽而孤注一擲。這是真正的勇敢和英雄氣概嗎？弟兄們，請為比利時著想；且看今日比國，為這一英雄光彩所做的犧牲，真正值得嗎？
我並無意非難比國人民，我隻是覺得比利時不值得我們仿效而已。若有人硬要中國去蹈比利時的覆轍，則此人必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總而言之，讓我重述前言，請大家不要衝動，讓我們各盡我們應有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求學！
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症結所在，不係於今日的對日作戰，也不係於一強或列強的外在幹涉，也不係於任何治標的辦法如勢力平衡或門戶開放，更不係於任何像日本門羅主義一類的策劃。最後的真正解決之道應另有法門——它較吾人今日所想象者當更為深奧。但其解決之道究在何處，我個人亦無從探索，我隻是知道其不在何處罷了。讓我們再為它深思熟慮、從長計議罷！
深盼大家在詛咒我之前，細讀拙文。［實不勝企禱之至！］
弟胡適於紐約之綺色佳城[9]
從上麵這封信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留學生當時衝動的情形，同時也可看出我自己在此緊急時期如何試用我的不爭哲學以盱衡世界大勢和中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