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五</h4>
關於胡適治學的範圍，他自己總喜歡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曆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1]因為他留學期間所學的是哲學，他最初成名的著作也是哲學。所以列“哲學”為百科之首。
但是胡先生為什麽隻寫了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呢？此事說來也不難理解。胡氏治學的態度原是最謹嚴的。成了大名之後，眾目所視，那就使他益發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學史時——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問題徹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動筆。但是把佛教問題“徹底”弄清楚，談何容易？一個神會和尚已夠他忙一輩子了！
胡先生治學的態度是和馮友蘭、顧頡剛諸先生不同的。馮、顧諸先生是舉一反三。有點證據，就先把議論發了再說。馮著《中國哲學史》的第一版就錯誤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則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號限製，堅守有論必有據的原則。所以就“無征不信”這一治學規律來說，胡先生絕對是當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書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錯。胡適之治學，讓人抓住小辮子，那還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別謹慎。
好多與胡氏很接近的後輩，在這方麵都上了他的大當。在他的影響之下，大家不把問題搞清楚，就不敢獻醜。但是此事閻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謂“留美學人”，在這個“不出版，就隕滅”（publish or perish）、以學問為商品的社會裏，讀三本書就應該寫五本書。禍棗災梨，那是果樹遭殃，與學人何幹？所以在美國的科舉裏，與果樹為敵，才是加薪晉級、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門！
加以現代的學問已與胡適當年不同。以前老一輩學者動輒來一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現在的學者能搞個“蕭紅女史”或“江青同誌”也可名利雙收。大家各鑽其牛角，你不必鑽得太深也就足夠做個專家了。何必學胡大師去鑽《水經注》呢？所以胡適那一套也是害盡蒼生，他地下有知真應該飲恨黃泉。
就因為落筆千鈞，所以胡先生寫起文章來也慢得出奇。他時常告我說：“人家都以為我胡適寫文章，總是下筆千言，一揮而就。其實我寫起文章來是極慢極慢的。”
吳國楨先生有一次告訴我說胡適之一定要回台灣。我問他，何所見而雲然？吳說：“他（指胡氏）告訴我他一篇講演稿子要寫兩三個禮拜，他如何能在美國謀生？”吳氏那時在美國是靠講演為生。他並且告訴我講演的行情以中等城市最好，因為小城市聽眾出不起錢，大城市聽眾見多識廣，你不算老幾。隻有中等城市——如新奧爾良、聖路易斯——那裏的聽眾，又未見過世麵，又肯出錢！
胡先生那時也偶爾去“中等城市”講講演。但是盛名之下，他不能胡吹。要篇篇講稿都能傳之後世，那他寫起來就“極慢、極慢”的了。極慢、極慢，那就不能“謀生”了。
胡先生搞神會和尚永遠搞不完也是這個道理。搞不完就拖，一拖二十年，再搞就興味索然；《中古哲學史》也就出不來了。加以胡氏博學多才，興趣廣泛，生性又好湊熱鬧，一個題目未完，又趕著去搞另外一個熱門。一個接一個，結果一個也搞不完。
胡先生在哥大當學生時就犯了這個大毛病。按理他那時應該規規矩矩搞“哲學”，把個“哲學博士”讀完再說。他不此之圖卻丟下正當“莊稼”不搞，而去和陳獨秀、蔡元培“撈魚摸蝦”。撈得熱鬧了，他就甩下哥大這個爛攤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時聲名赫赫，《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的封麵上也印出了“胡適博士著”的頭銜。[2]其實那時他在哥大的注冊記錄上仍然隻是個“博士候選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贈博士”（ph.d.candidate），離正式學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這個“待贈”階段一直維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紐約時才攜來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論文[3]，由杜威玉成，經過補交手續，始由校方正式頒予“哲學博士”學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冊時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學位的名字則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沒有前例的。 <h4>一六</h4>
本來有胡先生那樣成就的學者，博士不博士是無傷大雅的。老實說他那本論文，他在哥大的兩位主要論文導師——杜威和夏德（friedrich hirth）都是看不懂的。胡氏一個人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也足敵哥大一校在美國曆史上的地位。一個空頭學位，原不值一提。筆者在這篇隨筆式的文章裏，本也犯不著多廢筆墨。隻是一般讀者茶餘酒後或不免要提出做談助，好事者或不免要據此而亂事推測，所以筆者也就順便根據史實，約略交代一下，以免流傳失真。
為胡先生的學位問題弄出很尷尬場麵的第一人是已故哥大東亞圖書館前館長林頓（howard p.linton）先生。林氏為紀念哥大二百周年之校慶，於1952年開始編撰一本《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研究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4]這本目錄包羅萬有，獨獨把“胡適”的“論文”“編漏”了。校園內一時傳為笑談。林氏也自認為一件不可恕的大“烏龍”而搔首不得其解。他是根據校方正式記錄編纂的，為什麽校方的正式記錄裏沒有胡適論文的記錄呢？
第二個為這一問題傷腦筋的是袁同禮先生。袁氏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5]，在他費時十年的編纂期中，袁氏受了無數的意想不到的騷擾。因為有許多“老博士”都是袁先生數十年的老朋友，大家都已“博士”了大半輩子。如今在這本新出的洋進士題名錄中，居然錄上無名，豈不糟糕？
根據袁氏所收的資料，截至1960年，哥大授予華人博士學位的人數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據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單，則退居第二共二○三名（伊利諾伊大學第一共二○四名）。因而在袁氏編纂期中，他交給我一個名單要我在哥大替他幫忙“複查”一下。在這名單中，想不到“胡適”也是問題人物之一！
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為什麽哥大提供的正式記錄上卻晚了十年呢？筆者為替袁公幫忙，並為好奇心所驅使，乃自哥大“校史圖書館”（columbiana library）和其他有關部門，以胡適清查虛雲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齡的辦法，把胡適“老和尚”和其他十來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徹底清查一遍。結果我替虛雲老和尚報了個小仇。我告訴袁先生說胡先生的正式學位記錄確是1927而非1917。其他有關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處理這一問題相當棘手，因為那時大陸和台灣兩地都以“打胡適”為時髦。袁氏少知道一點真相，反可減少他精神上的壓力！這位誠實的迂夫子那時已被類似的問題弄得頭焦額爛。如果別人再說袁同禮說的，胡適是個假博士，那袁氏豈不要跳樓？袁先生最後決定把這兩個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的“目錄”上並列，才結束了我二人這段小“考據”。
胡、袁兩先生相繼謝世之後，那些“胡學”研究員和“待贈博士”，惑於袁書而向筆者問難。我隻告訴他們：“1927！”未及其他。那位專研“胡學”的哈佛博士格裏德在他的《胡適與中國文藝複興》[6]一書中也就根據我的一句話而照抄無訛，又未注明資料出處。幸好他的論文導師是費正清教授，如果審查員是胡適或區區，他這種無征而信的記載，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h4>一七</h4>
大凡一個人的一生總歸會有幾件“平生憾事”的。如果胡適之先生也有的話，上述小事可能也就是胡先生自認的“平生憾事”之一。當我在替袁先生“複查”之時，禮貌上我是不能向胡先生這位長輩直說的，但是道義上我又非向他報告不可。所以我隻有在適當的場合和氣氛裏，慢慢委婉地向胡先生透露；胡先生也就逐漸地向我說明其中原委。每次向我解釋時，他老人家都有點苦笑的表情。他的尷尬的情況，反而使我對他益發尊敬其為人。
須知胡適是我億萬炎黃子孫中，唯一拿了三十二個“博士”學位的真正的大博士。[7]他對上述這一小插曲真可有一百種以上的解釋而不感到絲毫尷尬。最直截了當的便是那時哥大根本沒有看得懂他的論文的導師，所以學位才稽延了。[8]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但是胡先生是個深染於孔孟之教的書生，他沒有“好官我自為之”的厚臉皮，所以他就為這宗小憾事而感到尷尬了。
其實“胡適學”裏的這個小小學位問題是不難理解的。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隻讀了兩年（1915—1917）。兩年時間連博士學位研讀過程中的“規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談不到通過一層層的考試了。美國所謂“常春藤盟校”領袖學府內，正統的“哲學博士”學位是相當難讀的。以創出哥大成績空前紀錄的顧維鈞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讀了四年（實修五年）。顧氏的論文也隻完成個“導論”。那時因辛亥革命的關係，校方鼓勵他“返國服務”才特別通融畢業的，這是哥大校史中一個有名的“例外”。其他華裔名校友如馬寅初、蔣夢麟、蔣廷黻、馮友蘭、羅隆基、金嶽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適以兩年時間讀完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放棄學位而急於回國的原因，實是個熊掌與魚的選擇問題。
胡先生在當學生期間已被陳獨秀的《新青年》捧得大紅大紫而全國馳名。1917年一紙北大聘書就強迫這位留美的“新青年”非在他的前途上作一抉擇不可：立刻回北京大學做教授，還是留在紐約做老童生，再熬兩年？到那時北大是否仍能等著他，就很難說了。麵對這個現實，那時的留學生恐怕任何人都會選擇前者。性好熱鬧的胡適自然更認為機不可失，所以也就卷鋪蓋回國了。後來事實證明他這一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當年的北京大學——這個擠滿了全國鴻儒碩彥的太學，豈可隨便插足？以一個乳臭未幹的小夥子，標新立異，傲視士林，胡適之多少有點膽怯。“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所以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封麵上，也印上個“博士著”字樣。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誰要來這麽一下，別人會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卻是另外一個時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轎太大，迎親之夕，要拆門而入，在那時是順理成章的。中國土舉人，祠堂門前尚且要加一對旗杆，況高中洋進士乎？
那時的中國士大夫被洋人嚇昏了頭，對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個留學七載、行萬裏路、讀萬卷書、重洋歸來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們是那個文化真空時代裏浪頭上的風雲人物，所以胡氏在他的處女作上加個“博士著”來嚇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憐費正清先生的高足格裏德博士就不了解這一點。他說當胡氏1917年返華之時，立刻覺察到自身為社會環境所幽囚，他所珍惜的價值標準受到了基本上的敵視（見格書第三三三頁）。這是格君對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發展，作“想當然耳”的論斷！他不知道在中國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國初年那一段！那時的美國留學生才真是說一不二。連袁大總統想做皇帝也要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古德諾教授（frank j.goodnow）一言為定呢！
不特此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經三胡”說成胡適的老祖宗。因而人們覺得胡適對中國哲學之所以有如此透徹的了解，實在是家學淵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當成別人的子孫，而胡氏亦默不作聲，把別人的祖宗據為己有。這些都顯示二十來歲的胡適對那浩如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國最高權威們眾目睽睽之下，沒有太大的自信心。
最可笑的是那時搞“胡禍”的草包，竟然不敢駁他。當梁啟超把胡氏的荀子、墨子諸章捧得天高之時，這些反胡鄉願也倒捧他一場，說這些傑作，是胡適“剽竊先人”的。那個在一旁暗笑、無先人可以剽竊的青年胡適，因而膽子越來越大，信心也就越來越強了。
以上這些小事都不足為胡氏盛德之玷。讀曆史的人絕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為眾矢之的的二十來歲的青年學者看成大乘至聖或我主耶穌。在那種排山倒海的反胡陣營之前，一個才高八鬥的濁世佳公子打點太極拳勉圖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為，也是絕對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試問出版了十六年的《傳記文學》裏不誠實的故事還不是所在多有嗎？青年胡適的那點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縱使是春秋責備賢者，也不應苛責於他的。 <h4>一八</h4>
胡先生既然以哲學為職業，所以他一開口總是自稱“我們治思想史的人”。顯然他是以治中國思想史為其職業的主要部門。
治中國思想史胡氏是確有創見的，但是他貢獻上更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戰之下，在治傳統經學和子學上開創新方向的第一人。這個所謂“實驗主義的”新方向，從“新”字方麵說事實上和接踵而來的“唯物主義的”新方向同樣都是新開箱的洋貨。隻是唯物主義是個最武斷的學派。它不許你零買零賣。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學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觀，在社會發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觀。
實驗主義卻是個混沌水。所謂“實驗主義的觀點”這句話本身就欠明確。若說胡適搞政治是從實驗主義的觀點出發的（筆者前篇亦持此論）那還沒大錯。若說胡氏治中國思想史也是如此，這話就有問題了。
胡氏治中國思想史是承繼傳統的，不像唯物主義者的全盤否定和全盤翻案。但是中國思想史上雖沒有唯物主義的傳統，卻也沒有實驗主義的傳統，所以主張承繼傳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胡適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適認為知“新”要由溫“故”開始。“全盤西化”不是“胡學”裏的口號。胡氏之所以沒有公開反對者，無非也是出於孫中山先生所謂“破壞難於建設”的意思，認為不破不立，矯枉必須過正。他認為沒有任何民族可以放棄他自己的傳統的。隻是我們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來，舊樣翻新。他搞的事實上是文化改製。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認為孔子是“托古改製”，胡適所搞的則是“托今改製”！
胡適把他的洋老師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適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嗎？杜威是個洋基文化傳教士，他搞的隻是一個單元的文化。胡適所搞的則是有選擇的承繼、有選擇的吸收，是兩個以上文化單元之間對立和統一的問題。杜威有幸被他“選擇”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統一”無望，因而“對立”永遠無法消除。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他言必稱杜威，結果尾巴搖狗，便做了一輩子杜威學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製的思想體係的發展，倒頗有點像早期宋代的“道學家”。道學先生們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終於驅佛入儒，因而發展出宋明的“理學”。而胡氏則由儒入杜，結果一發難收，有去無回，始終未能搞出如馮友蘭所自吹的“新理學”，卻做了一輩子的“實驗主義者”。
馮友蘭的“新理學”當然也隻是吹吹罷了，而胡適之始終未搞出一套，實在也怪不得這位“藏暉先生”！
宋代的道學家學佛能去而複返者，因為那隻是少數隱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內，思想上的反反複複罷了。閉著眼睛在廟裏打坐的釋迦牟尼本來就是個死人。這些道學先生思想上的波瀾也不是社會經濟變動的結果，當時的國計民生也不因這幾位夫子思想上的波瀾而隨之波動。由農村去，由農村回，風潮是大不到哪裏去的。
胡適就不同了。他要選擇和吸收的對象已經不是泥塑木雕的如來佛，而是聲光電氣席卷而來的洪水猛獸。他所身曆的社會，也已不是單純的農業社會。那有六千年曆史的中國農業經濟已開始崩潰，接踵而至的是個不可捉摸的工業文明。在這個文化交流、社會形態交替的大時代裏，思想家們頭腦裏電波的變動已不再是單純的抽象思想的反複；相反的，那是反映實際的社會經濟、文教製度、國內民生、國際政局，整個變動和改製的問題。
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個思想家，放眼今後世界，如果把中國傳統整個否定掉——像唯物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所計劃的——那他的問題便簡單多了。如果把中國文明也放進去，算一份，那他的問題就複雜到無以複加了。解決之道絕不是一兩個天生聖哲，甚或三兩代孝子賢孫所可完工的。這是五百年大計，豈可責功於少數“聖賢”？！
試看那在同一個國度之內，同一個社會形態上所產生的宋明“理學”，它和佛教的關係還談不上什麽文化的對立與統一，也要經過大師數十人，曆時數百載，才功德圓滿的。以宋明理學的發展比諸今日文化的交流與社會形態的遞嬗，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老實說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卷起，那麽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個開文化新運的宗師，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適豈是“百裏之才”？！他豈是一兩門學問、一兩本鑽牛角的小書可以局限得了的！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的開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匯流的開始——必然要有個極長的摸索時代，啟蒙大師們無一而非摸索專家。胡適之就是東摸西摸，摸了一輩子！
這也不是胡適之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體係的問題。因為在今日的世界上烏托邦是無法生根的，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與現實的社會變動相配合。要主觀客觀“裏應外合”才能產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這個裏應外合的局麵始終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遠開不了牌！ <h4>一九</h4>
有一次一位原來學曆史和神學的女同學天真地向胡先生說：“胡伯伯，我現在不學神學了，也不學曆史了。我改學化學！”
“good girl，good girl，應該學自然科學！”胡氏高興地把她拉過去拍一拍，說，“你看我們學人文科學的，我學了一輩子，現在還不知道在搞些什麽呢？”
在一邊靜立旁聽，我深深感覺胡氏這句話不是為稱讚那位小姐才說的。那是他的真心話。因而我心頭立刻的反應便是：非改行不可！胡氏搞了一輩子還未搞出啥名堂來，況餘小子乎！
事後我想想杜威會不會說這話呢？我敢說不會的。但是胡適為什麽說這樣的話呢？再翻翻胡適中西文著述目錄，我也知道，的確，他“一輩子”真“不知道在搞些什麽”，胡適之這樣的一個聰明而用功的人為什麽就這樣“不知……什麽”地“搞了一輩子呢”？他自己顯然是當局者迷，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在背後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拚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拚西湊，手忙腳亂，搞了一輩子！
再看他下家。那位太太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隻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其實“隻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止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裏，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隻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關於胡適治學的範圍，他自己總喜歡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曆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1]因為他留學期間所學的是哲學，他最初成名的著作也是哲學。所以列“哲學”為百科之首。
但是胡先生為什麽隻寫了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呢？此事說來也不難理解。胡氏治學的態度原是最謹嚴的。成了大名之後，眾目所視，那就使他益發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學史時——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問題徹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動筆。但是把佛教問題“徹底”弄清楚，談何容易？一個神會和尚已夠他忙一輩子了！
胡先生治學的態度是和馮友蘭、顧頡剛諸先生不同的。馮、顧諸先生是舉一反三。有點證據，就先把議論發了再說。馮著《中國哲學史》的第一版就錯誤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則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號限製，堅守有論必有據的原則。所以就“無征不信”這一治學規律來說，胡先生絕對是當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書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錯。胡適之治學，讓人抓住小辮子，那還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別謹慎。
好多與胡氏很接近的後輩，在這方麵都上了他的大當。在他的影響之下，大家不把問題搞清楚，就不敢獻醜。但是此事閻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謂“留美學人”，在這個“不出版，就隕滅”（publish or perish）、以學問為商品的社會裏，讀三本書就應該寫五本書。禍棗災梨，那是果樹遭殃，與學人何幹？所以在美國的科舉裏，與果樹為敵，才是加薪晉級、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門！
加以現代的學問已與胡適當年不同。以前老一輩學者動輒來一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現在的學者能搞個“蕭紅女史”或“江青同誌”也可名利雙收。大家各鑽其牛角，你不必鑽得太深也就足夠做個專家了。何必學胡大師去鑽《水經注》呢？所以胡適那一套也是害盡蒼生，他地下有知真應該飲恨黃泉。
就因為落筆千鈞，所以胡先生寫起文章來也慢得出奇。他時常告我說：“人家都以為我胡適寫文章，總是下筆千言，一揮而就。其實我寫起文章來是極慢極慢的。”
吳國楨先生有一次告訴我說胡適之一定要回台灣。我問他，何所見而雲然？吳說：“他（指胡氏）告訴我他一篇講演稿子要寫兩三個禮拜，他如何能在美國謀生？”吳氏那時在美國是靠講演為生。他並且告訴我講演的行情以中等城市最好，因為小城市聽眾出不起錢，大城市聽眾見多識廣，你不算老幾。隻有中等城市——如新奧爾良、聖路易斯——那裏的聽眾，又未見過世麵，又肯出錢！
胡先生那時也偶爾去“中等城市”講講演。但是盛名之下，他不能胡吹。要篇篇講稿都能傳之後世，那他寫起來就“極慢、極慢”的了。極慢、極慢，那就不能“謀生”了。
胡先生搞神會和尚永遠搞不完也是這個道理。搞不完就拖，一拖二十年，再搞就興味索然；《中古哲學史》也就出不來了。加以胡氏博學多才，興趣廣泛，生性又好湊熱鬧，一個題目未完，又趕著去搞另外一個熱門。一個接一個，結果一個也搞不完。
胡先生在哥大當學生時就犯了這個大毛病。按理他那時應該規規矩矩搞“哲學”，把個“哲學博士”讀完再說。他不此之圖卻丟下正當“莊稼”不搞，而去和陳獨秀、蔡元培“撈魚摸蝦”。撈得熱鬧了，他就甩下哥大這個爛攤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時聲名赫赫，《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的封麵上也印出了“胡適博士著”的頭銜。[2]其實那時他在哥大的注冊記錄上仍然隻是個“博士候選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贈博士”（ph.d.candidate），離正式學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這個“待贈”階段一直維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紐約時才攜來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論文[3]，由杜威玉成，經過補交手續，始由校方正式頒予“哲學博士”學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冊時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學位的名字則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沒有前例的。 <h4>一六</h4>
本來有胡先生那樣成就的學者，博士不博士是無傷大雅的。老實說他那本論文，他在哥大的兩位主要論文導師——杜威和夏德（friedrich hirth）都是看不懂的。胡氏一個人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也足敵哥大一校在美國曆史上的地位。一個空頭學位，原不值一提。筆者在這篇隨筆式的文章裏，本也犯不著多廢筆墨。隻是一般讀者茶餘酒後或不免要提出做談助，好事者或不免要據此而亂事推測，所以筆者也就順便根據史實，約略交代一下，以免流傳失真。
為胡先生的學位問題弄出很尷尬場麵的第一人是已故哥大東亞圖書館前館長林頓（howard p.linton）先生。林氏為紀念哥大二百周年之校慶，於1952年開始編撰一本《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研究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4]這本目錄包羅萬有，獨獨把“胡適”的“論文”“編漏”了。校園內一時傳為笑談。林氏也自認為一件不可恕的大“烏龍”而搔首不得其解。他是根據校方正式記錄編纂的，為什麽校方的正式記錄裏沒有胡適論文的記錄呢？
第二個為這一問題傷腦筋的是袁同禮先生。袁氏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5]，在他費時十年的編纂期中，袁氏受了無數的意想不到的騷擾。因為有許多“老博士”都是袁先生數十年的老朋友，大家都已“博士”了大半輩子。如今在這本新出的洋進士題名錄中，居然錄上無名，豈不糟糕？
根據袁氏所收的資料，截至1960年，哥大授予華人博士學位的人數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據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單，則退居第二共二○三名（伊利諾伊大學第一共二○四名）。因而在袁氏編纂期中，他交給我一個名單要我在哥大替他幫忙“複查”一下。在這名單中，想不到“胡適”也是問題人物之一！
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為什麽哥大提供的正式記錄上卻晚了十年呢？筆者為替袁公幫忙，並為好奇心所驅使，乃自哥大“校史圖書館”（columbiana library）和其他有關部門，以胡適清查虛雲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齡的辦法，把胡適“老和尚”和其他十來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徹底清查一遍。結果我替虛雲老和尚報了個小仇。我告訴袁先生說胡先生的正式學位記錄確是1927而非1917。其他有關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處理這一問題相當棘手，因為那時大陸和台灣兩地都以“打胡適”為時髦。袁氏少知道一點真相，反可減少他精神上的壓力！這位誠實的迂夫子那時已被類似的問題弄得頭焦額爛。如果別人再說袁同禮說的，胡適是個假博士，那袁氏豈不要跳樓？袁先生最後決定把這兩個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的“目錄”上並列，才結束了我二人這段小“考據”。
胡、袁兩先生相繼謝世之後，那些“胡學”研究員和“待贈博士”，惑於袁書而向筆者問難。我隻告訴他們：“1927！”未及其他。那位專研“胡學”的哈佛博士格裏德在他的《胡適與中國文藝複興》[6]一書中也就根據我的一句話而照抄無訛，又未注明資料出處。幸好他的論文導師是費正清教授，如果審查員是胡適或區區，他這種無征而信的記載，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h4>一七</h4>
大凡一個人的一生總歸會有幾件“平生憾事”的。如果胡適之先生也有的話，上述小事可能也就是胡先生自認的“平生憾事”之一。當我在替袁先生“複查”之時，禮貌上我是不能向胡先生這位長輩直說的，但是道義上我又非向他報告不可。所以我隻有在適當的場合和氣氛裏，慢慢委婉地向胡先生透露；胡先生也就逐漸地向我說明其中原委。每次向我解釋時，他老人家都有點苦笑的表情。他的尷尬的情況，反而使我對他益發尊敬其為人。
須知胡適是我億萬炎黃子孫中，唯一拿了三十二個“博士”學位的真正的大博士。[7]他對上述這一小插曲真可有一百種以上的解釋而不感到絲毫尷尬。最直截了當的便是那時哥大根本沒有看得懂他的論文的導師，所以學位才稽延了。[8]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但是胡先生是個深染於孔孟之教的書生，他沒有“好官我自為之”的厚臉皮，所以他就為這宗小憾事而感到尷尬了。
其實“胡適學”裏的這個小小學位問題是不難理解的。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隻讀了兩年（1915—1917）。兩年時間連博士學位研讀過程中的“規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談不到通過一層層的考試了。美國所謂“常春藤盟校”領袖學府內，正統的“哲學博士”學位是相當難讀的。以創出哥大成績空前紀錄的顧維鈞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讀了四年（實修五年）。顧氏的論文也隻完成個“導論”。那時因辛亥革命的關係，校方鼓勵他“返國服務”才特別通融畢業的，這是哥大校史中一個有名的“例外”。其他華裔名校友如馬寅初、蔣夢麟、蔣廷黻、馮友蘭、羅隆基、金嶽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適以兩年時間讀完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放棄學位而急於回國的原因，實是個熊掌與魚的選擇問題。
胡先生在當學生期間已被陳獨秀的《新青年》捧得大紅大紫而全國馳名。1917年一紙北大聘書就強迫這位留美的“新青年”非在他的前途上作一抉擇不可：立刻回北京大學做教授，還是留在紐約做老童生，再熬兩年？到那時北大是否仍能等著他，就很難說了。麵對這個現實，那時的留學生恐怕任何人都會選擇前者。性好熱鬧的胡適自然更認為機不可失，所以也就卷鋪蓋回國了。後來事實證明他這一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當年的北京大學——這個擠滿了全國鴻儒碩彥的太學，豈可隨便插足？以一個乳臭未幹的小夥子，標新立異，傲視士林，胡適之多少有點膽怯。“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所以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封麵上，也印上個“博士著”字樣。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誰要來這麽一下，別人會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卻是另外一個時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轎太大，迎親之夕，要拆門而入，在那時是順理成章的。中國土舉人，祠堂門前尚且要加一對旗杆，況高中洋進士乎？
那時的中國士大夫被洋人嚇昏了頭，對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個留學七載、行萬裏路、讀萬卷書、重洋歸來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們是那個文化真空時代裏浪頭上的風雲人物，所以胡氏在他的處女作上加個“博士著”來嚇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憐費正清先生的高足格裏德博士就不了解這一點。他說當胡氏1917年返華之時，立刻覺察到自身為社會環境所幽囚，他所珍惜的價值標準受到了基本上的敵視（見格書第三三三頁）。這是格君對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發展，作“想當然耳”的論斷！他不知道在中國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國初年那一段！那時的美國留學生才真是說一不二。連袁大總統想做皇帝也要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古德諾教授（frank j.goodnow）一言為定呢！
不特此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經三胡”說成胡適的老祖宗。因而人們覺得胡適對中國哲學之所以有如此透徹的了解，實在是家學淵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當成別人的子孫，而胡氏亦默不作聲，把別人的祖宗據為己有。這些都顯示二十來歲的胡適對那浩如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國最高權威們眾目睽睽之下，沒有太大的自信心。
最可笑的是那時搞“胡禍”的草包，竟然不敢駁他。當梁啟超把胡氏的荀子、墨子諸章捧得天高之時，這些反胡鄉願也倒捧他一場，說這些傑作，是胡適“剽竊先人”的。那個在一旁暗笑、無先人可以剽竊的青年胡適，因而膽子越來越大，信心也就越來越強了。
以上這些小事都不足為胡氏盛德之玷。讀曆史的人絕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為眾矢之的的二十來歲的青年學者看成大乘至聖或我主耶穌。在那種排山倒海的反胡陣營之前，一個才高八鬥的濁世佳公子打點太極拳勉圖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為，也是絕對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試問出版了十六年的《傳記文學》裏不誠實的故事還不是所在多有嗎？青年胡適的那點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縱使是春秋責備賢者，也不應苛責於他的。 <h4>一八</h4>
胡先生既然以哲學為職業，所以他一開口總是自稱“我們治思想史的人”。顯然他是以治中國思想史為其職業的主要部門。
治中國思想史胡氏是確有創見的，但是他貢獻上更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戰之下，在治傳統經學和子學上開創新方向的第一人。這個所謂“實驗主義的”新方向，從“新”字方麵說事實上和接踵而來的“唯物主義的”新方向同樣都是新開箱的洋貨。隻是唯物主義是個最武斷的學派。它不許你零買零賣。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學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觀，在社會發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觀。
實驗主義卻是個混沌水。所謂“實驗主義的觀點”這句話本身就欠明確。若說胡適搞政治是從實驗主義的觀點出發的（筆者前篇亦持此論）那還沒大錯。若說胡氏治中國思想史也是如此，這話就有問題了。
胡氏治中國思想史是承繼傳統的，不像唯物主義者的全盤否定和全盤翻案。但是中國思想史上雖沒有唯物主義的傳統，卻也沒有實驗主義的傳統，所以主張承繼傳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胡適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適認為知“新”要由溫“故”開始。“全盤西化”不是“胡學”裏的口號。胡氏之所以沒有公開反對者，無非也是出於孫中山先生所謂“破壞難於建設”的意思，認為不破不立，矯枉必須過正。他認為沒有任何民族可以放棄他自己的傳統的。隻是我們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來，舊樣翻新。他搞的事實上是文化改製。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認為孔子是“托古改製”，胡適所搞的則是“托今改製”！
胡適把他的洋老師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適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嗎？杜威是個洋基文化傳教士，他搞的隻是一個單元的文化。胡適所搞的則是有選擇的承繼、有選擇的吸收，是兩個以上文化單元之間對立和統一的問題。杜威有幸被他“選擇”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統一”無望，因而“對立”永遠無法消除。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他言必稱杜威，結果尾巴搖狗，便做了一輩子杜威學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製的思想體係的發展，倒頗有點像早期宋代的“道學家”。道學先生們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終於驅佛入儒，因而發展出宋明的“理學”。而胡氏則由儒入杜，結果一發難收，有去無回，始終未能搞出如馮友蘭所自吹的“新理學”，卻做了一輩子的“實驗主義者”。
馮友蘭的“新理學”當然也隻是吹吹罷了，而胡適之始終未搞出一套，實在也怪不得這位“藏暉先生”！
宋代的道學家學佛能去而複返者，因為那隻是少數隱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內，思想上的反反複複罷了。閉著眼睛在廟裏打坐的釋迦牟尼本來就是個死人。這些道學先生思想上的波瀾也不是社會經濟變動的結果，當時的國計民生也不因這幾位夫子思想上的波瀾而隨之波動。由農村去，由農村回，風潮是大不到哪裏去的。
胡適就不同了。他要選擇和吸收的對象已經不是泥塑木雕的如來佛，而是聲光電氣席卷而來的洪水猛獸。他所身曆的社會，也已不是單純的農業社會。那有六千年曆史的中國農業經濟已開始崩潰，接踵而至的是個不可捉摸的工業文明。在這個文化交流、社會形態交替的大時代裏，思想家們頭腦裏電波的變動已不再是單純的抽象思想的反複；相反的，那是反映實際的社會經濟、文教製度、國內民生、國際政局，整個變動和改製的問題。
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個思想家，放眼今後世界，如果把中國傳統整個否定掉——像唯物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所計劃的——那他的問題便簡單多了。如果把中國文明也放進去，算一份，那他的問題就複雜到無以複加了。解決之道絕不是一兩個天生聖哲，甚或三兩代孝子賢孫所可完工的。這是五百年大計，豈可責功於少數“聖賢”？！
試看那在同一個國度之內，同一個社會形態上所產生的宋明“理學”，它和佛教的關係還談不上什麽文化的對立與統一，也要經過大師數十人，曆時數百載，才功德圓滿的。以宋明理學的發展比諸今日文化的交流與社會形態的遞嬗，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老實說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卷起，那麽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個開文化新運的宗師，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適豈是“百裏之才”？！他豈是一兩門學問、一兩本鑽牛角的小書可以局限得了的！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的開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匯流的開始——必然要有個極長的摸索時代，啟蒙大師們無一而非摸索專家。胡適之就是東摸西摸，摸了一輩子！
這也不是胡適之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體係的問題。因為在今日的世界上烏托邦是無法生根的，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與現實的社會變動相配合。要主觀客觀“裏應外合”才能產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這個裏應外合的局麵始終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遠開不了牌！ <h4>一九</h4>
有一次一位原來學曆史和神學的女同學天真地向胡先生說：“胡伯伯，我現在不學神學了，也不學曆史了。我改學化學！”
“good girl，good girl，應該學自然科學！”胡氏高興地把她拉過去拍一拍，說，“你看我們學人文科學的，我學了一輩子，現在還不知道在搞些什麽呢？”
在一邊靜立旁聽，我深深感覺胡氏這句話不是為稱讚那位小姐才說的。那是他的真心話。因而我心頭立刻的反應便是：非改行不可！胡氏搞了一輩子還未搞出啥名堂來，況餘小子乎！
事後我想想杜威會不會說這話呢？我敢說不會的。但是胡適為什麽說這樣的話呢？再翻翻胡適中西文著述目錄，我也知道，的確，他“一輩子”真“不知道在搞些什麽”，胡適之這樣的一個聰明而用功的人為什麽就這樣“不知……什麽”地“搞了一輩子呢”？他自己顯然是當局者迷，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在背後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拚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拚西湊，手忙腳亂，搞了一輩子！
再看他下家。那位太太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隻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其實“隻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止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裏，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隻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