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五七</h4>
胡適之先生自稱是有“考據癖”的人。但是有許多直接和他本身有關的事，他反而“考據”不出來。
一次我問胡先生“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是誰首先叫出來的呢？
“實在不知道！實在不知道！”胡氏笑嘻嘻地回答我。
“有人說是傅斯年，”我說，“但是又有人說，另有其人……究竟是誰呢？”
“考據不出來！考據不出來！”胡先生笑得非常得意，笑得有點像上海人所說的“賊忒嘻嘻”的。
筆者也曾問過適之先生的老朋友如李潤章（書華）、李幼椿（璜）諸先生。這些老前輩也言人人殊。因而民國史上這句《世說新語》式的佳話——“我的朋友胡適之”——也就不知道是“胡適之”的哪個“朋友”叫出來的了。
我國古書上時常描寫一些名人，說他們“交遊遍海內”，又是什麽“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等等。等到這些名人死了，又是什麽“國人道哭”，什麽“知與不知，皆吞聲流涕”一類頌揚的話。以前我們讀古書，總以為那是“白發三千丈”一類的文人誇大之詞。孰知民國時代出了個胡適之，他竟然把曆史上這些不可信的故事，一個個都活生生地表演出來！
胡氏生前真可說是交遊遍及海內外。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台、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賣漿……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筆者在紐約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館子——多半是他領我去的——即時常看到那遍手油膩的廚司匆匆地從廚房跑出，兩手在圍裙上大擦之後，來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談笑風生，真像是他們學生時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
一次餐畢，我從洗手間出來發現胡老師失蹤，我因而到馬路旁的店鋪內亂找一陣，原來他老人家為著等我，卻跑進廚房內和一些工友們，大聊其天！
胡先生當然也替我向他這些“老朋友”們介紹。因而那些希臘、意大利、法國、德國、荷蘭……移民的大廚子、總企台、老掌櫃……也就知道我是“侯大使”的“我的學生”了。他們對hu大使的“hu”字的音發不準，而群呼胡公為“侯大使”。胡氏有時亦自稱“侯博士”，聽來十分可笑。事隔多年，一次我舊館重吃，一位希臘企台還記得我是“侯大使的學生”！
以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嗣任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主任、最後在哥大混飯吃的大官僚盧索·晏文斯（luther evans）也曾告訴我一個有關胡先生的趣事：
珍珠港事變前，我國北平圖書館有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後者認為是件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院和該館館長特地敦請中國大使胡適，並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察看。誰知這位“大使”是個“書迷”，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一看便看了個把鍾頭，把那些陪他前來、而與“善本”無緣的外交大員和圖書館長，冷落在黝暗的書庫走廊，踱其方步。最後“大使”才從書堆裏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和這批要員們大談其“善本”的經緯！
這些小事，在他們所謂“外交使節”的圈子裏，都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適之我行我素而不自覺。別人也認為他是位“學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傳為佳話了。
筆者也靠管理圖書吃飯有年，有時也忝陪大員入書庫踱方步。其中亦有學者政要，一見琳琅插架便有如晤故人的反應。但我覺得他們的反應沒有胡適之反應來得自然和真切。胡先生基本上是位書生，愛書成癖。所以一旦遇到如許善本書，他便真情流露，忘其所以。這也該是所謂有“原始性”（instinct）的個人行為，和“表演性”（performing）的個人行為，區別之所在吧！
我國古語說：“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大英雄”和“真名士”豈是“搔首弄姿”所能“表演”出來的啊！ <h4>五八</h4>
胡適之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maic personality）這種性格實非我國文字裏什麽“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等形容詞所能概括得了的。有這種稟賦的人，他在人類群居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作用，恍如物理界帶有磁性物體所發生的磁場。它在社會上所發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視其在社會中影響力之高低；影響力愈高，則幅度愈大。
這種磁性人格在古往今來的許多的大英雄、大豪傑，乃至諸子百家和宗教領袖，以及草莽英雄的性格之中都普遍存在。但是這種人與人間的吸引力卻是與生俱來的，是一種稟賦，是一種“上帝的禮物”（gift from god）。它不是一個道德家（moralist）可以用修養功夫修養出來的。“修養功夫”深的道德家、哲學家或宗教家，他們可以為“聖”、為“賢”。但是“聖賢”可以引起社會上的“尊敬”，卻不一定能討人“歡喜”。
反之亦然。一個“擲果盈車”的梅蘭芳、賈寶玉，或“天下一人譚鑫培”，他能討盡人間“歡喜”，卻不一定能引起社會上普遍的“敬重”。能使社會上普遍的“敬”而“愛”之者，那就是胡適之這種具備有磁性人格，而他在社會上又無拳無勇，既不招忌、又不惹恨的傳統社會裏所產生的所謂“清流”了。
除去他這種先天稟賦之外，胡氏當然亦有其常人莫及的修養功夫。憑良心，胡適之該算是個真正當之無愧的“君子”了。他治學交友雖深具門戶之見，但是他為人處世則斷無害人之心。俗語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如果當今世界上，人人都像胡適之，老實說，人類的“防人之心”也大可不必有了。我斷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會有人為胡適之暗箭所傷的。
這一點，當然除了胡氏個人的稟賦和修養之外，他一輩子沒有卷入過“害人”或“防人”的環境，實在也是維持他一生清白的最大原因之一。
再者，胡氏絕頂聰明，興趣的範圍廣，欣賞（taste）的境界高。因而他在各行各業裏所交遊的都是些尖端人物。在這種情況之下，因而忌妒他的人也就不會太多。
金嶽霖先生說：“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這就很明顯的是一種“文人相輕”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國哲學界裏像金氏這種能夠和胡氏“相輕”一下的“文人”也實在不多啊！在文學、史學、宗教等各行各業上，其情形亦複如是。相輕者既鮮，剩下如我輩的芸芸眾生就隻有“愛而且慕”了。這也該是“我的朋友胡適之”能為舉國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
加以胡氏氣味好，有所為，有所不為，深知自重，因而縱使“批胡”或“搞胡禍”的專家們也斷難信口雌黃，罵胡適之“無聊”、“無恥”或“無行”。他們如果以三“無”中的任何一“無”來加諸胡適，也就會“不得人心”了。無聊、無行乃至無恥之人，在今日世界裏，真是滔滔皆是！但是，憑良心，不是胡適！
筆者作此論斷，深知師友中持反對意見者，亦大有人在。但是我們月旦時賢，卻不可把任何曆史性的人物，孤立起來加以分析。任何曆史性人物在曆史上的地位都是相對的。寫曆史的人不但要把受批評者的道德文章，與其他時賢互比；執筆者更應在人類所共有的七情五欲上，推己及人。如此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對胡老師的公平評價，雖不中亦不遠矣！ <h4>五九</h4>
胡老師是有高度國際聲望的人，因而他那人格上的“磁場”也就遠及海外。50年代初期，美國頗具影響力的《展望》（look）雜誌推舉出一百位當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偉人，“胡適”大名亦榮列其中，為百人幫之一。[1]但是這批推舉者顯然但知“胡適”其人，而不知“胡適”其事。因而他們推舉的理由——“發明簡體語文”——連胡適也不能接受！
“世界上哪有什麽人能‘發明’一種文字呢？”胡先生笑著向我解釋。
“倉頡！”我說。胡先生為之大笑。
我又問他：“既然他們對你的貢獻並不太清楚，為什麽偏把你選進去呢？”
“他們知道我的名字！”胡氏肯定地說。
知道“胡適”的名字也就夠了，貢獻是必然的；貢獻太多，不勝枚舉。搞個“發明”出來，也就可以代表一切了。
還有個洋人最耳熟能詳的故事。
珍珠港事變前有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thomas vernor smith）當選眾議員。胡氏因為與他有一飯之緣，得知其當選，乃柬請他來中國大使館晚餐。孰知這位史議員，紗帽初戴，官常欠熟；他在華府下車伊始，手忙腳亂。餐會時間已近，他匆忙叫了部出租車，趕往赴宴，據說他在車上忽然想起，他還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乃詢問出租車夫，車夫哪裏知道。好在與“大使”吃飯並不要叫名字。滿口“閣下”、“大使”……也就足夠應付了。所以終席賓主盡歡。
宴會結束之時，“大使”送客，當然也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遊”一類的話了。
“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我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麽地方呀？”
大使聞言，笑顏大開。他回答史議員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麵啊！”
二人乃相擁大笑！
史議員既然連胡適做了駐華府大使也不知道，他顯然對胡適在中國究竟搞了些啥名堂，也一無所知；既然對胡適博士一無所知，那他為什麽到敝國觀光，第一個就要拜會胡適博士呢？
這問題說穿了也無啥費解！
胡適之在紐約做寓公期間，好多人都笑他是紐約的中國“地保”。紐約又是世界旅遊必經之地。途過紐約的中國名流、學者、官僚、政客、立、監、國大代……一定要到胡家登門拜訪。過紐約未看到胡適，那就等於遊西湖未看到“三潭印月”、“雷峰夕照”一樣，西湖算是白遊了。胡適之也就是紐約市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是紐約的八景之一。路過紐約的中國名流，如果未見到胡適，那回家去，真要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無麵目見江東父老了！
加以胡適之生性好熱鬧，來者不拒，見者必談。他又見聞廣博，學富五車；任何小題目，都能談得絲絲入扣。訪客愈多，興趣愈大。縱有些麵目可憎、言語無味的客人，胡氏亦絕不慢客。所以他的紐約寓所，簡直是個熊貓館，終日“觀光之客”不絕。施耐庵說：“吾友……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這個東郡施家，就頗像紐約的胡家。隻是施家的客人是常客，胡家的客人是過路遊客罷了。
胡適之的磁場，其吸引力是可驚的。片刻坐對，整日春風。“我的朋友胡適之”也就交遊遍海內了。
抗戰勝利後，戴雨農將軍撞機身死，文人章士釗挽之以聯曰：“譽滿天下，謗滿天下……”本來吃戴將軍那行飯的人，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原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吃胡博士那行飯的人，就不同了。他雖然譽滿天下，但是謗從何來呢？有英雄行徑的人，總歡喜說“不招人忌是庸才”！吾人把胡先生的“學問”和“事功”分開來算，就“事功”而言，胡老師原來就是個“庸才”啊！有誰又去“忌”他呢？
如果一個人，大德無虧，別人硬要批評他，那就隻有觀其細行了。吾人如觀胡氏之細行，既然“無聊”二字亦不能加之於他，那麽“無恥”、“無行”就更無胡適之份了。在這三無遍地的世界裏，一個名滿天下而三無皆缺的書生，“我的朋友”之受人愛戴，也就不難理解的了。
史密斯議員雖然當麵也不認識他，但是如果到中國觀光，還是要慕名拜訪，這又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h4>六○</h4>
二次大戰以迄於今，三十年來中國文化史上忽然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古怪的知識分子集團曰“留美學人”。這批“學人”基本上是在中國受到大中學教育，然後浮洋至新大陸，在那裏又參加了變相的美國科舉，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洋功名；嗣後又向美國政府申請到“綠卡”（永久居留權）以至“公民權”，從此便在異國定居。故鄉無此好湖山！此間樂，不思蜀矣。
這些原都有高度專業訓練的中國知識分子，既然謀生異域，日子久了，他們也就打入美國各行各業——尤其是高等教育界，儼然變成一支小小的生力軍。我國以前軍隊裏麵有句話叫“無湘不成軍”。在今日美國的高等教育界，也幾乎是“無華不成校”。北美洲稍微像樣點的專科以上學校，差不多都有中國教授，其總人數蓋在萬人以上！
中國人之所以能在美國高等學校內一枝獨秀的道理，實在是美國教育生活最適合“百無一用”的中國書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專業知識，要有最高學位。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國知識分子所不願為、不屑為也不易為之事，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之所長、之所好。教書生活定安，人事單純。經濟收入，雖脹不昏，也餓不死。一個“清高”的頭銜，也足使禮儀之邦出來的窮秀才，發生足夠阿q式的自滿；也可使遠在港台的父母親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來笑逐顏開。教授！教授！你真是個中西通用、長幼鹹宜、港台大陸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胡適之先生事實上也是這個新興行業中的基本隊員。他十九歲留學來美，一住七年。嗣後短期旅行不算，1938年又以欽差身份駐美，四年任滿便在紐約當寓公。戰後除了擔任短期北大校長之外，跑回紐約再住又是十年。人生七十古來稀！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當中隻有五十年，胡老師有一半都在美國過了！你能說他不是一位十足的“留美學人”？胡公之所以與眾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請過“綠卡”；二是未和美國人搶飯吃罷了！
從胡適而下這一批旅美學人，他們彼此之間雖然長幼有別，科目各異，窮通互殊，但是一般說來他們的思想狀態和社會行為，大致也跳不出幾個典型。
歐美留學生以前即時常被國內的批評家咒罵為“崇洋媚外”的“買辦學者”。魯迅、郭沫若都曾以這種惡言惡語咒罵過胡適的。他們認為胡適者流，就是以西洋觀點研究漢學；在意識形態上，為帝國主義侵華開路的。
本來，任何大的社團，其中成員都是很複雜的。旅美學人既以治學為職業，其中部分人士，接受純洋觀點，以研討中國學術思想，也是邏輯上的必然。例如有些西方的著名漢學家（sinologist）就時常把“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興起以後才發生的諸種現代觀念，強加於傳統中國。這種在現代史學上叫作“現時觀念”（present-mindness）的偏見，如據以剖析西洋社會本身之發展，已犯為學之大忌；如據以推論中國曆史，當然更是鑿枘不投了。
即以今日歐美學者研究我國元、清兩朝的史實為例吧。他們有些學者發現兩朝鼎盛之時，漢人安居樂業初無反抗之意，便認為漢民族有習於異族統治的傳統；因而他們也就在傳統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硬加上一章漢民族亡國安心論了。
這批洋學者錯讀中國古書，他們不了解蒙、滿兩個邊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後所建的政權，基本上是個“中國模式”（chinese state）的王朝。這個“中國模式”之采取，早已是孟子所說的“以夏變夷”以後的事。換言之，即是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在意識形態上早已向漢民族投了降，也可說是漢民族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征服”。試問元世祖和康熙、乾隆諸帝，除了一條辮子之外，又與“漢人”何異呢？
“辮子問題”實在太小了。如果我們漢民族，大事不管而津津於一條辮子，那我們也就變成日本人和以色列人了，哪裏還談到什麽“漢家法度”？！老實說，大美帝國今日的泱泱之風，亦不遜漢唐，不愧為今日列強之首。不久將來，白宮也會出個黑主。等到美帝黑主臨朝，你能說，美國人民是“習於黑人統治”？
所以我國元、清二朝是漢民族安於漢家的政治體製，而非習於異族統治！當年北伐戰爭時，民間輿論曾有句話叫“軍事北伐，政治南伐”。滿蒙二族之入主，也是“軍事南征，政治北征”啊！華夷相安，各有取舍，又何足異？
再者，在傳統的東方式的“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裏，華夷之辨本不以皮膚顏色，或部落主義（tribalism）為標準的。這批洋學者以近百年來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強為傳統東方社會發展之詮釋，實是不折不扣的“現時觀念”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所產生的偏見的最好例證。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有時也有類似的偏見。
清朝末季，中國政府由於禁止鴉片和對外貿易不熱心而引起了“鴉片戰爭”。後來為反對西人在中國內河航行和在內地傳教，又引起了“義和拳”一類的群眾暴動。為解釋這一現象，部分西方學者又把上述理論扭轉一百八十度，說中國政府顢頇，無理反對外貿；中國人民愚昧、傳統、盲目排外（anti-foreign）；所以“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者，非鴉片與宗教之過也。不管鴉片、米片、麥片或尿片，中國政府反對任何一片，這場戰爭都是免不了的；隻要中國人民繼續排外，則八國聯軍、九國聯軍，也都是必然的後果！
在這些學者看來，哪個國家有像中國那種愚昧和落伍呢？傳教為你好，你為什麽一定要反對呢？（他們把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諸條件，一筆抹殺，他們也不能解釋今日美國人為什麽一定要反對文明？）大規模的國際貿易，也是為你好，你為何一定要搞出個“十三行”在廣州一口，統購統銷呢？這種閉關自守的愚昧民族，不臨之以堅船利炮，它哪知好歹？！所以“鴉片戰爭”與“八國聯軍”者，實是“白人之負擔”（whiteman’s burden），為文明進步，振聾發聵，不得已而用之兵也！
可恨的是，中國人生性保守。一百年過去了，現在的洋主教洋牧師還是不能在中國內河航行、內陸傳教；那些變相的“十三行”還不是在廣州一口，大搞其統購統銷？大英帝國的炮艇艇長們，再把鐵船開入虎門，轟它兩炮，不又可簽個虎門條約，恢複五口通商了嗎？他們不此之圖，而遇事戰戰兢兢，真把女皇陛下懿麵丟盡。約翰黃牛！亦何前倨而後恭也？
不過西方學者持此前後矛盾之論，實情有可原。因為在今日完全商業化了的西方學術風氣之下，一些“思過於學”（我不敢說“思而不學”）的學者，標新立異以嘩眾取寵，原不足怪。何況西人研究近代東方的第一部書，大半都是在炮船上寫的呢？他們既未經過五四運動，又無文化革命，這種炮艇史觀，一脈相貫，永垂不朽，正表示他們基殖深厚，學有師承！
本來，兩國爭雄，自相稱述，飾辭矯說，各掩其弊。這種劉知幾所說的曆史學上的“曲筆”和曆史家的“厚顏”，原是中外古今外交史家的通病。有的是因為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如上述炮船史觀——在作祟，而執筆不知其“曲”；有的是因為血濃於水，各為其主，執筆者臉皮太厚，良心太黑，而“各掩其弊”——如西方國家所發表的什麽“藍皮書”、“白皮書”，就是屬於這一類。但是不論怎樣，芳鄰的隔籬之論，正可為我輩閉門造車的冬烘學究做借鑒，啟發我們讀書的“煙士披裏純”，幫助我們探索治學的新方向。檢討過去，瞻望未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實未可厚非。
胡適之先生自稱是有“考據癖”的人。但是有許多直接和他本身有關的事，他反而“考據”不出來。
一次我問胡先生“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是誰首先叫出來的呢？
“實在不知道！實在不知道！”胡氏笑嘻嘻地回答我。
“有人說是傅斯年，”我說，“但是又有人說，另有其人……究竟是誰呢？”
“考據不出來！考據不出來！”胡先生笑得非常得意，笑得有點像上海人所說的“賊忒嘻嘻”的。
筆者也曾問過適之先生的老朋友如李潤章（書華）、李幼椿（璜）諸先生。這些老前輩也言人人殊。因而民國史上這句《世說新語》式的佳話——“我的朋友胡適之”——也就不知道是“胡適之”的哪個“朋友”叫出來的了。
我國古書上時常描寫一些名人，說他們“交遊遍海內”，又是什麽“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等等。等到這些名人死了，又是什麽“國人道哭”，什麽“知與不知，皆吞聲流涕”一類頌揚的話。以前我們讀古書，總以為那是“白發三千丈”一類的文人誇大之詞。孰知民國時代出了個胡適之，他竟然把曆史上這些不可信的故事，一個個都活生生地表演出來！
胡氏生前真可說是交遊遍及海內外。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台、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賣漿……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筆者在紐約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館子——多半是他領我去的——即時常看到那遍手油膩的廚司匆匆地從廚房跑出，兩手在圍裙上大擦之後，來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談笑風生，真像是他們學生時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
一次餐畢，我從洗手間出來發現胡老師失蹤，我因而到馬路旁的店鋪內亂找一陣，原來他老人家為著等我，卻跑進廚房內和一些工友們，大聊其天！
胡先生當然也替我向他這些“老朋友”們介紹。因而那些希臘、意大利、法國、德國、荷蘭……移民的大廚子、總企台、老掌櫃……也就知道我是“侯大使”的“我的學生”了。他們對hu大使的“hu”字的音發不準，而群呼胡公為“侯大使”。胡氏有時亦自稱“侯博士”，聽來十分可笑。事隔多年，一次我舊館重吃，一位希臘企台還記得我是“侯大使的學生”！
以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嗣任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主任、最後在哥大混飯吃的大官僚盧索·晏文斯（luther evans）也曾告訴我一個有關胡先生的趣事：
珍珠港事變前，我國北平圖書館有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後者認為是件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院和該館館長特地敦請中國大使胡適，並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察看。誰知這位“大使”是個“書迷”，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一看便看了個把鍾頭，把那些陪他前來、而與“善本”無緣的外交大員和圖書館長，冷落在黝暗的書庫走廊，踱其方步。最後“大使”才從書堆裏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和這批要員們大談其“善本”的經緯！
這些小事，在他們所謂“外交使節”的圈子裏，都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適之我行我素而不自覺。別人也認為他是位“學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傳為佳話了。
筆者也靠管理圖書吃飯有年，有時也忝陪大員入書庫踱方步。其中亦有學者政要，一見琳琅插架便有如晤故人的反應。但我覺得他們的反應沒有胡適之反應來得自然和真切。胡先生基本上是位書生，愛書成癖。所以一旦遇到如許善本書，他便真情流露，忘其所以。這也該是所謂有“原始性”（instinct）的個人行為，和“表演性”（performing）的個人行為，區別之所在吧！
我國古語說：“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大英雄”和“真名士”豈是“搔首弄姿”所能“表演”出來的啊！ <h4>五八</h4>
胡適之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maic personality）這種性格實非我國文字裏什麽“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等形容詞所能概括得了的。有這種稟賦的人，他在人類群居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作用，恍如物理界帶有磁性物體所發生的磁場。它在社會上所發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視其在社會中影響力之高低；影響力愈高，則幅度愈大。
這種磁性人格在古往今來的許多的大英雄、大豪傑，乃至諸子百家和宗教領袖，以及草莽英雄的性格之中都普遍存在。但是這種人與人間的吸引力卻是與生俱來的，是一種稟賦，是一種“上帝的禮物”（gift from god）。它不是一個道德家（moralist）可以用修養功夫修養出來的。“修養功夫”深的道德家、哲學家或宗教家，他們可以為“聖”、為“賢”。但是“聖賢”可以引起社會上的“尊敬”，卻不一定能討人“歡喜”。
反之亦然。一個“擲果盈車”的梅蘭芳、賈寶玉，或“天下一人譚鑫培”，他能討盡人間“歡喜”，卻不一定能引起社會上普遍的“敬重”。能使社會上普遍的“敬”而“愛”之者，那就是胡適之這種具備有磁性人格，而他在社會上又無拳無勇，既不招忌、又不惹恨的傳統社會裏所產生的所謂“清流”了。
除去他這種先天稟賦之外，胡氏當然亦有其常人莫及的修養功夫。憑良心，胡適之該算是個真正當之無愧的“君子”了。他治學交友雖深具門戶之見，但是他為人處世則斷無害人之心。俗語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如果當今世界上，人人都像胡適之，老實說，人類的“防人之心”也大可不必有了。我斷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會有人為胡適之暗箭所傷的。
這一點，當然除了胡氏個人的稟賦和修養之外，他一輩子沒有卷入過“害人”或“防人”的環境，實在也是維持他一生清白的最大原因之一。
再者，胡氏絕頂聰明，興趣的範圍廣，欣賞（taste）的境界高。因而他在各行各業裏所交遊的都是些尖端人物。在這種情況之下，因而忌妒他的人也就不會太多。
金嶽霖先生說：“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這就很明顯的是一種“文人相輕”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國哲學界裏像金氏這種能夠和胡氏“相輕”一下的“文人”也實在不多啊！在文學、史學、宗教等各行各業上，其情形亦複如是。相輕者既鮮，剩下如我輩的芸芸眾生就隻有“愛而且慕”了。這也該是“我的朋友胡適之”能為舉國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
加以胡氏氣味好，有所為，有所不為，深知自重，因而縱使“批胡”或“搞胡禍”的專家們也斷難信口雌黃，罵胡適之“無聊”、“無恥”或“無行”。他們如果以三“無”中的任何一“無”來加諸胡適，也就會“不得人心”了。無聊、無行乃至無恥之人，在今日世界裏，真是滔滔皆是！但是，憑良心，不是胡適！
筆者作此論斷，深知師友中持反對意見者，亦大有人在。但是我們月旦時賢，卻不可把任何曆史性的人物，孤立起來加以分析。任何曆史性人物在曆史上的地位都是相對的。寫曆史的人不但要把受批評者的道德文章，與其他時賢互比；執筆者更應在人類所共有的七情五欲上，推己及人。如此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對胡老師的公平評價，雖不中亦不遠矣！ <h4>五九</h4>
胡老師是有高度國際聲望的人，因而他那人格上的“磁場”也就遠及海外。50年代初期，美國頗具影響力的《展望》（look）雜誌推舉出一百位當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偉人，“胡適”大名亦榮列其中，為百人幫之一。[1]但是這批推舉者顯然但知“胡適”其人，而不知“胡適”其事。因而他們推舉的理由——“發明簡體語文”——連胡適也不能接受！
“世界上哪有什麽人能‘發明’一種文字呢？”胡先生笑著向我解釋。
“倉頡！”我說。胡先生為之大笑。
我又問他：“既然他們對你的貢獻並不太清楚，為什麽偏把你選進去呢？”
“他們知道我的名字！”胡氏肯定地說。
知道“胡適”的名字也就夠了，貢獻是必然的；貢獻太多，不勝枚舉。搞個“發明”出來，也就可以代表一切了。
還有個洋人最耳熟能詳的故事。
珍珠港事變前有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thomas vernor smith）當選眾議員。胡氏因為與他有一飯之緣，得知其當選，乃柬請他來中國大使館晚餐。孰知這位史議員，紗帽初戴，官常欠熟；他在華府下車伊始，手忙腳亂。餐會時間已近，他匆忙叫了部出租車，趕往赴宴，據說他在車上忽然想起，他還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乃詢問出租車夫，車夫哪裏知道。好在與“大使”吃飯並不要叫名字。滿口“閣下”、“大使”……也就足夠應付了。所以終席賓主盡歡。
宴會結束之時，“大使”送客，當然也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遊”一類的話了。
“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我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麽地方呀？”
大使聞言，笑顏大開。他回答史議員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麵啊！”
二人乃相擁大笑！
史議員既然連胡適做了駐華府大使也不知道，他顯然對胡適在中國究竟搞了些啥名堂，也一無所知；既然對胡適博士一無所知，那他為什麽到敝國觀光，第一個就要拜會胡適博士呢？
這問題說穿了也無啥費解！
胡適之在紐約做寓公期間，好多人都笑他是紐約的中國“地保”。紐約又是世界旅遊必經之地。途過紐約的中國名流、學者、官僚、政客、立、監、國大代……一定要到胡家登門拜訪。過紐約未看到胡適，那就等於遊西湖未看到“三潭印月”、“雷峰夕照”一樣，西湖算是白遊了。胡適之也就是紐約市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是紐約的八景之一。路過紐約的中國名流，如果未見到胡適，那回家去，真要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無麵目見江東父老了！
加以胡適之生性好熱鬧，來者不拒，見者必談。他又見聞廣博，學富五車；任何小題目，都能談得絲絲入扣。訪客愈多，興趣愈大。縱有些麵目可憎、言語無味的客人，胡氏亦絕不慢客。所以他的紐約寓所，簡直是個熊貓館，終日“觀光之客”不絕。施耐庵說：“吾友……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這個東郡施家，就頗像紐約的胡家。隻是施家的客人是常客，胡家的客人是過路遊客罷了。
胡適之的磁場，其吸引力是可驚的。片刻坐對，整日春風。“我的朋友胡適之”也就交遊遍海內了。
抗戰勝利後，戴雨農將軍撞機身死，文人章士釗挽之以聯曰：“譽滿天下，謗滿天下……”本來吃戴將軍那行飯的人，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原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吃胡博士那行飯的人，就不同了。他雖然譽滿天下，但是謗從何來呢？有英雄行徑的人，總歡喜說“不招人忌是庸才”！吾人把胡先生的“學問”和“事功”分開來算，就“事功”而言，胡老師原來就是個“庸才”啊！有誰又去“忌”他呢？
如果一個人，大德無虧，別人硬要批評他，那就隻有觀其細行了。吾人如觀胡氏之細行，既然“無聊”二字亦不能加之於他，那麽“無恥”、“無行”就更無胡適之份了。在這三無遍地的世界裏，一個名滿天下而三無皆缺的書生，“我的朋友”之受人愛戴，也就不難理解的了。
史密斯議員雖然當麵也不認識他，但是如果到中國觀光，還是要慕名拜訪，這又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h4>六○</h4>
二次大戰以迄於今，三十年來中國文化史上忽然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古怪的知識分子集團曰“留美學人”。這批“學人”基本上是在中國受到大中學教育，然後浮洋至新大陸，在那裏又參加了變相的美國科舉，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洋功名；嗣後又向美國政府申請到“綠卡”（永久居留權）以至“公民權”，從此便在異國定居。故鄉無此好湖山！此間樂，不思蜀矣。
這些原都有高度專業訓練的中國知識分子，既然謀生異域，日子久了，他們也就打入美國各行各業——尤其是高等教育界，儼然變成一支小小的生力軍。我國以前軍隊裏麵有句話叫“無湘不成軍”。在今日美國的高等教育界，也幾乎是“無華不成校”。北美洲稍微像樣點的專科以上學校，差不多都有中國教授，其總人數蓋在萬人以上！
中國人之所以能在美國高等學校內一枝獨秀的道理，實在是美國教育生活最適合“百無一用”的中國書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專業知識，要有最高學位。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國知識分子所不願為、不屑為也不易為之事，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之所長、之所好。教書生活定安，人事單純。經濟收入，雖脹不昏，也餓不死。一個“清高”的頭銜，也足使禮儀之邦出來的窮秀才，發生足夠阿q式的自滿；也可使遠在港台的父母親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來笑逐顏開。教授！教授！你真是個中西通用、長幼鹹宜、港台大陸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胡適之先生事實上也是這個新興行業中的基本隊員。他十九歲留學來美，一住七年。嗣後短期旅行不算，1938年又以欽差身份駐美，四年任滿便在紐約當寓公。戰後除了擔任短期北大校長之外，跑回紐約再住又是十年。人生七十古來稀！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當中隻有五十年，胡老師有一半都在美國過了！你能說他不是一位十足的“留美學人”？胡公之所以與眾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請過“綠卡”；二是未和美國人搶飯吃罷了！
從胡適而下這一批旅美學人，他們彼此之間雖然長幼有別，科目各異，窮通互殊，但是一般說來他們的思想狀態和社會行為，大致也跳不出幾個典型。
歐美留學生以前即時常被國內的批評家咒罵為“崇洋媚外”的“買辦學者”。魯迅、郭沫若都曾以這種惡言惡語咒罵過胡適的。他們認為胡適者流，就是以西洋觀點研究漢學；在意識形態上，為帝國主義侵華開路的。
本來，任何大的社團，其中成員都是很複雜的。旅美學人既以治學為職業，其中部分人士，接受純洋觀點，以研討中國學術思想，也是邏輯上的必然。例如有些西方的著名漢學家（sinologist）就時常把“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興起以後才發生的諸種現代觀念，強加於傳統中國。這種在現代史學上叫作“現時觀念”（present-mindness）的偏見，如據以剖析西洋社會本身之發展，已犯為學之大忌；如據以推論中國曆史，當然更是鑿枘不投了。
即以今日歐美學者研究我國元、清兩朝的史實為例吧。他們有些學者發現兩朝鼎盛之時，漢人安居樂業初無反抗之意，便認為漢民族有習於異族統治的傳統；因而他們也就在傳統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硬加上一章漢民族亡國安心論了。
這批洋學者錯讀中國古書，他們不了解蒙、滿兩個邊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後所建的政權，基本上是個“中國模式”（chinese state）的王朝。這個“中國模式”之采取，早已是孟子所說的“以夏變夷”以後的事。換言之，即是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在意識形態上早已向漢民族投了降，也可說是漢民族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征服”。試問元世祖和康熙、乾隆諸帝，除了一條辮子之外，又與“漢人”何異呢？
“辮子問題”實在太小了。如果我們漢民族，大事不管而津津於一條辮子，那我們也就變成日本人和以色列人了，哪裏還談到什麽“漢家法度”？！老實說，大美帝國今日的泱泱之風，亦不遜漢唐，不愧為今日列強之首。不久將來，白宮也會出個黑主。等到美帝黑主臨朝，你能說，美國人民是“習於黑人統治”？
所以我國元、清二朝是漢民族安於漢家的政治體製，而非習於異族統治！當年北伐戰爭時，民間輿論曾有句話叫“軍事北伐，政治南伐”。滿蒙二族之入主，也是“軍事南征，政治北征”啊！華夷相安，各有取舍，又何足異？
再者，在傳統的東方式的“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裏，華夷之辨本不以皮膚顏色，或部落主義（tribalism）為標準的。這批洋學者以近百年來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強為傳統東方社會發展之詮釋，實是不折不扣的“現時觀念”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所產生的偏見的最好例證。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有時也有類似的偏見。
清朝末季，中國政府由於禁止鴉片和對外貿易不熱心而引起了“鴉片戰爭”。後來為反對西人在中國內河航行和在內地傳教，又引起了“義和拳”一類的群眾暴動。為解釋這一現象，部分西方學者又把上述理論扭轉一百八十度，說中國政府顢頇，無理反對外貿；中國人民愚昧、傳統、盲目排外（anti-foreign）；所以“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者，非鴉片與宗教之過也。不管鴉片、米片、麥片或尿片，中國政府反對任何一片，這場戰爭都是免不了的；隻要中國人民繼續排外，則八國聯軍、九國聯軍，也都是必然的後果！
在這些學者看來，哪個國家有像中國那種愚昧和落伍呢？傳教為你好，你為什麽一定要反對呢？（他們把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諸條件，一筆抹殺，他們也不能解釋今日美國人為什麽一定要反對文明？）大規模的國際貿易，也是為你好，你為何一定要搞出個“十三行”在廣州一口，統購統銷呢？這種閉關自守的愚昧民族，不臨之以堅船利炮，它哪知好歹？！所以“鴉片戰爭”與“八國聯軍”者，實是“白人之負擔”（whiteman’s burden），為文明進步，振聾發聵，不得已而用之兵也！
可恨的是，中國人生性保守。一百年過去了，現在的洋主教洋牧師還是不能在中國內河航行、內陸傳教；那些變相的“十三行”還不是在廣州一口，大搞其統購統銷？大英帝國的炮艇艇長們，再把鐵船開入虎門，轟它兩炮，不又可簽個虎門條約，恢複五口通商了嗎？他們不此之圖，而遇事戰戰兢兢，真把女皇陛下懿麵丟盡。約翰黃牛！亦何前倨而後恭也？
不過西方學者持此前後矛盾之論，實情有可原。因為在今日完全商業化了的西方學術風氣之下，一些“思過於學”（我不敢說“思而不學”）的學者，標新立異以嘩眾取寵，原不足怪。何況西人研究近代東方的第一部書，大半都是在炮船上寫的呢？他們既未經過五四運動，又無文化革命，這種炮艇史觀，一脈相貫，永垂不朽，正表示他們基殖深厚，學有師承！
本來，兩國爭雄，自相稱述，飾辭矯說，各掩其弊。這種劉知幾所說的曆史學上的“曲筆”和曆史家的“厚顏”，原是中外古今外交史家的通病。有的是因為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如上述炮船史觀——在作祟，而執筆不知其“曲”；有的是因為血濃於水，各為其主，執筆者臉皮太厚，良心太黑，而“各掩其弊”——如西方國家所發表的什麽“藍皮書”、“白皮書”，就是屬於這一類。但是不論怎樣，芳鄰的隔籬之論，正可為我輩閉門造車的冬烘學究做借鑒，啟發我們讀書的“煙士披裏純”，幫助我們探索治學的新方向。檢討過去，瞻望未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實未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