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七四</h4>
胡適之先生是個有“曆史癖”的人，“曆史”也是他的“訓練”。可是“口述曆史”對他卻是個新鮮的玩意兒！談到“口述曆史”（oral history），一般學者總以為是哥大教授芮文斯（an nevins）先生一人提倡起來的，殊不知它是我國曆史學裏的老傳統。
兩千一百多年以前，當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末期，東亞大陸上發生了一件轟動國際的大政治謀殺案——“荊軻刺秦王”。荊軻原是燕國派往秦國商討解決邊界糾紛的大使，誰知這位荊大使在呈遞國書時，忽然在地圖內抽出一把刀來，搞出一幕追殺秦王的鬧劇。
這一件所謂“圖窮匕見”的暗殺案，從開始到結束，不過短短數分鍾。當時在場者除荊軻與秦王之外，隻有一個醫生夏無且在側。夏醫師手無寸鐵，介入打鬥之中，他隻好用裝藥品的皮口袋向刺客打去，為秦王救命。他君臣二人最後總算把那位發瘋的燕國大使製服了。
這樣大的政治謀殺事件，不用說是當時東亞大陸的“頭條新聞”了。外界人不明真相，新聞記者再添油加醋，以訛傳訛，便傳出一些荒誕不經的什麽“天雨粟、馬生角、烏頭白……”的傳奇故事來。
後來數十年過去了，當事人也都死了。曆史學家司馬遷要寫這段曆史，他當然不會相信這些荒謬的傳說。為發掘曆史的真相，他可能也像劉紹唐先生一樣，舉辦了個曆史人物座談會，敦請了夏無且醫生的老朋友公孫季功和一位董先生來主講。他二人都聽過夏醫生親口說過這件暗殺事件的始末，現在司馬公再訪問他二人以明真相。最後他才根據這個訪問記錄，寫出那比較可靠的驚心動魄的《刺客列傳》來！
這就是我國史籍中最早的“口述曆史”。《史記》裏根據“口述”而寫出的“曆史”還可以數出很多條。司馬遷那時雖然還不會使用“錄音機”，“口述曆史”的筆記記錄，倒被這位傑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可是這個了不起的“口述”傳統，後來我國的史學界卻沒有認真地承繼；因而這個埋沒了兩千多年的“文藝”，到二次大戰後，才被芮文斯先生“複興”了出來。但是在50年代出產的錄音機，仍是個很笨重、複雜、一般人不太容易操縱的機械。白馬社成立之初，我們就曾勸適之先生自己錄音，交我們整理發表。胡先生遲遲不做的道理，雖然可能是因為我們所編的小僑刊學術分量不夠，使他遲疑；而他這位中國傳統士大夫不善於操縱美國“機器”，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胡先生對一些複雜的機器是望而卻步的，他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就始終不會開汽車！
據胡先生告訴我，他在1917年回國時，汽車還不太普遍；等到他十年後重訪美洲時，幾乎每家都有一輛。一些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夫婦，居然也開著汽車在馬路上，風馳電掣，使他坐在車中，心驚膽怕。
可是美國人也不一定個個都是像賽珍珠所說的“玩機器的動物”。相反的，有許多美國教授，笨手笨腳，望機器而興歎的程度，也不在胡先生之下。記得當吳國楨先生應邀參加哥大“口述曆史”之時，校方以吳氏當時是位是非人物，因而以海關“檢疫”（quarantine）的方式把他孤立起來，以期保持他口述記錄的絕對機密。為著訪問他，校方也扳請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來和他“密談”。筆者當時雖被指派為該老教授的“技術助理”，但不許旁聽。我把機器裝好，就得“回避”。誰知這位老教授對機械毫無辦法，沒有我這位“修械士”在側，他就無法錄音。雖然我把那架機器使用表，向他詳細解釋，他仍然食而不化，真是“臨表涕泣，不知所雲”！
“這真使我丟盡‘麵子’（face）！”老教授擺出個中國通的味兒，尷尬地笑著向我說。
“但是我們仍然充滿了‘信念’（faith）！”靈巧的吳先生，信口答下去，真是恰到好處。
最後承他二老對我有faith，要求我坐在一旁，專司“錄音”。對他二人“絕對保密”的對話，“充耳不聞”！
“唐君！”老教授有時在他們談話的高潮時，半真半假地提醒我一下，“你不許聽呀！”
“不聽！不聽！”我向他老人家保證。
但是我又不是聾子。他二人講到有趣之處，我也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陰陽怪氣地、無可奈何地望著我傻笑。
以上所說的隻是“口述曆史”訪問錄音的一部分。至於錄音以後的“回放”（y back）、謄清、校對、節刪、增補、考訂等等，麻煩是搞不盡的。“口述曆史”一本本地搞出來，也實在不太簡單。所以胡先生試了一下，便說這是個professional job（專業性的工作），不是個amateur（非職業或“玩票的”）可以承擔得了的。
為著寫他自己的“口述”自傳，胡先生總是向我歎息說，這工作有誰能承擔起來，職業化一下就好做了！可是那時除胡公本人之外，我們都是有“全時”或“超時”工作的人，有誰人能來幫他老人家“職業化”一下呢？！ <h4>七五</h4>
天下事有時就有巧合。正當我們為口述曆史職業化動腦筋之時，忽有一位前美國駐華記者羅拔·卜頓（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圖轉來紐約。卜君於1949年脫離新聞界之後，便自福特基金會申請一筆研究費，留在香港訪問中國共產黨創造者之一的張國燾先生。工作經年，積稿數百頁。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學術界的極大興趣。
卜君之“計劃”（project）原是由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出麵“讚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經該校介紹來哥大的“中國曆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從事校訂工作，因為這個“研究部”原是哥大、華大兩校聯合設立的。[1]
筆者為著糊口，那時也在該部做個“半時研究員兼翻譯”，因而與卜君朝夕見麵。羅拔是位十分爽朗熱誠的美國青年。我們個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處得如兄若弟。半時工作不夠糊口，筆者又在哥大“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個“半時助理研究員”，作為該所代所長c.martin wilbur（後取中文名曰“韋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國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題是“漢代社會史”；韋慕庭教授的研究範圍則是“北伐”；而筆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論文則是美國內戰期間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時的“研究工作”，說來可笑，我上午搞漢書，下午參加“北伐”，夜晚鑽美國檔案。一日三餐前後所“研究”的是三個毫無關係的學術題目！
好友羅拔對我這“一雞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為然。他認為我既然學位已快讀完，就應趕快脫離這三個不同的“勢力範圍”，來自己招兵買馬，像他一樣做個“割據一方”的“小軍閥”。
卜君之言可謂深得我心。可是“小軍閥”又豈是容易做的呢？羅拔給我的建議是仿效他的辦法，先找一位中國名人做訪問對象，然後再向福特基金申請一筆研究費，組織個小“計劃”。如此，我就可以自做一寨之主，無須再為人作嫁矣。卜君並說關於向福特基金申請補助，他可以幫很大的忙。第一，福特基金會的輔助政策正在向此方發展；第二，他的摯友包大可（a.doak bat）君，正主持此事，他很有把握，不過要怎樣去找訪問對象（subject）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告訴羅拔說，中國“名人”那時在紐約當“難民”的真是“車載鬥量”了，不過我所認識的隻有胡適之先生和陳立夫先生二人。卜君聞言大為高興說他二人之中有一位答應訪問就成。他說話的語氣大有“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之慨，不過他認為陳立夫先生更具“誘惑力”。
立夫先生那時住在紐約郊外有六十英裏之遙。我為曆史的好奇心所驅使，雖也曾隨老友張淵揚先生之後，去拜看過他一次，而我個人與立夫先生初無淵源，我又未嚐加入過國民黨。隻有一麵之緣，他老人家是否記得我名字還是問題。冒昧函請，未免荒唐。所以我就向卜君說還是胡先生對我比較適當，因為適之先生與我早已談過多少次了。
“‘胡適’也絕對是個好題目！”羅拔說。所以我就向適之先生打電話了。
有關他的學生張國燾先生寫自傳的故事，胡先生這時還是第一次聽到。至於哥大芮文斯教授“口述曆史”進行的程序，他也不太清楚。當我把這些方麵情形向他陳述時，胡公頗感興奮，並誇獎我“有辦法”！
胡先生和我談了一整晚他自己的“傳記”或“自傳”寫作應當采取的方式。談得起勁了，他並找出本地圖，用張薄紙蒙在上麵，為我畫了一張他故鄉的地圖。那是1956年的冬季。
根據卜君為我們的策劃：先由適之先生和筆者共同擬定一個研究計劃，言明進展速度和費用項目；然後由我二人聯名向福特基金會遞申請書，申請資助。我們的口味很小，但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胡先生的“研究費”，也可說是“生活費”吧。那時福特基金對中國研究，揮金如土，所以羅拔和我們都很樂觀。
當胡先生和我把一切文件都預備齊全之後，卻獨缺“東風”。原來一切研究“計劃”向基金會請款，一定要有個“讚助機構”。由這個機構來替你管賬、打雜。而胡先生和我這個小“計劃”應請什麽“機構”來“讚助”呢？“中國曆史研究部”？該部當時已接近尾聲。加以主持人魏複古教授又因政治問題與哥大同事意見相左，校園之內一個“驅魏”的暗潮正在滋長。“中國曆史研究部”之被迫遷，隻是時間問題，它不可能“讚助”我們。
我們的另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選擇，便是“東亞研究所”了。當我把這“計劃”告訴遇我極厚的老教授晏文斯先生時，晏先生和晏師母也都認為和“東亞研究所”合作是順理成章的事。適之先生也認為那是“較適當的選擇”，所以我才去看韋慕庭教授，希望他“讚助”！
韋慕庭翻一翻胡先生和我所擬的計劃，立刻就說：“你來的時間正好！”原來他在組織一個更大規模的“計劃”叫“中國口述曆史計劃”（或譯為“學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他叫我不要另外組織了，把胡適和我所擬的小“計劃”就並到他的大“計劃”裏去算了。
這種大魚吃小魚，大企業並吞小企業，大“計劃”並吞小“計劃”，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常規，是無法抗拒的，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我那時本不知道韋公已有此腹案，所以才去找胡先生自行組織的。我如早知他有此計劃，我們也不會另行組織了。
胡先生和我這一小“計劃”之胎死腹中，對我來說，並無關緊要，但是胡先生多少有點失望。
“wilbur是學什麽的？”胡氏問我，“他做得了嗎？”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胡先生對歐美“漢學家”不大信任的內心感覺。他並要我找一份韋氏的“學曆”來看看，並問他論文寫的是什麽題目。我告訴他韋氏論文題目是“漢代奴隸製度”，他的論文導師是魏斯特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教授[2]。
“他是westermann的學生？”胡先生驚奇地問我。
“是的！”我說。
“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胡先生對魏斯特曼教授傾慕的神情是十分真實的。他對魏氏的學生也完全信任。這也可以看出胡氏治學的門戶之見。
關於我們那個“計劃”小事，胡先生以後也就未再提了。我當然也失去了一個做“小軍閥”的機會。其後在哥大竟一直做了十來年的“雇傭兵”，夫複何言！
以上這段小故事，筆者在哥大的一批同事們，資曆較淺的，當然不會知道；年資較深的，可能也忘懷了！可是胡適之先生雖早已謝世，而當事諸人健在者猶多，口述曆史，均可複核也！ <h4>七六</h4>
哥大這個“中國口述曆史學部”在福特基金撥助之下，果然漸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盡釋前嫌，開誠與哥大合作。他要我擬訂一個“訪問計劃”，我也就遵命擬訂了一個誌大才疏的“工作大綱”。
我計劃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關他自傳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暉室劄記》、曆年日記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個隊，並擇要整編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訪問”（interview）方式來填補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個詳細的“胡適年（日）譜”[3]；第三步再根據這個係統中的高潮，擇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麵我可以幫助“胡適”“口述”其“自傳”；另一方麵我自己也可以根據這個係統和資料，從旁補充而評論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國文學教授王際真先生（《紅樓夢》和《阿q正傳》的譯者），就反對人寫“自傳”。他說寫“自傳”的人，多半是自己“賣膏藥”，“胡吹一通”。當然，“胡吹”的自傳，實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離譜了。
但是“自傳”這個東西也是個“兩刃刀”——它能幫我輩沒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製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黨的高層領袖們，新舊兩派的尖端學人們……他們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寫起自傳來卻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傳”和“傳記”是兩門不同的學問。“自傳”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傳記”是“史學”，是有訓練的曆史學者的工作。寫“自傳”的人，其內容的真實性和所保存史料的價值，則是根據作者自己對社會的貢獻而定；他要憑自己的記憶力、組織才能、見識和私德來寫作，信不信由你。
寫“傳記”的人則根據他的“職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職業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執筆。偏信無征，則是訓練不足；曲筆厚顏，則是道德有虧。訓練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虧，則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說的“穢史”了。如果一位執筆人自信訓練有素，而道德無虧，則為人作傳，雖不中亦不遠矣。所以筆者當時替胡先生所擬的“胡適口述曆史計劃大綱”是“自傳”、“傳記”兩方兼顧的。我要把“胡適學”裏麵的資料，盡量發掘出來。發掘的方式是以老胡適做礦工，我做助手！
另一方麵則是根據這些真實而完備的第一手史料，讓公正無私的曆史寫作者——包括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筆者自己在內——在高度“職業道德”的標準之內，是則是之，非則非之。當吹者，從而鼓之；當批者，則揪出而批判之。這才是學術界應有的批判態度。中國史學批評界，如尚有前途的話，愚意便認為這是唯一的可通之途！
“四人幫”說，寫曆史要“七真三假”。張春橋、姚文元這批文人，壞事做盡。但是他們卻說出了一句做壞事的老實話。寫曆史的人們所怕的則是，所搞的全是“七真三假”，而嘴偏說是“全真不假”。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也會同意的，試問吾人今日讀曆史——尤其是近代史——有幾本不是“七真三假”呢？！說良心話，這也是筆者當時對海內外捧胡、罵胡、批胡等等洛陽紙貴的大作，讀後所起的反應。
胡先生看了我的計劃書以後，也倒頗為欣賞，但是他說我的“計劃”“too ambitious（野心太大）！”那時他出長“中央研究院”的呼聲已甚高，胡氏亦顯然有意返台，他或許自知旅美時日無多，所以他囑咐我把規模縮小。
這時已拿了資本家一筆小款的哥大當局，當然也希望早出點“貨”，庶幾可以向他們展示點我們的“產品”，好讓他們繼續“投資”。主持人對中文稿當然也毫無興趣，認為應該完全省去。
“計劃”我是遵命減縮了，中文稿也決定刪除。但是我仍然主張采取“填空白”的原則，因為對已知道的部分，何必再去浪費時間呢？
再者，胡先生一世，學術之外，所見所聞亦多。那都是最珍貴的社會史料和政治史料。我們又何必自宥於“學術範圍”之內呢？胡先生則認為既然哥大無意留中文稿，那麽這一自傳的作用隻是向英語讀者介紹“胡適”。如此，則不應采“填空白”方式。全文還是以有係統的綜合敘述為佳。社會史料、政治史料，也就可有可無了。
我遵胡公之意三易其稿。胡氏再根據我擬的“大綱”逐條修正。他一條條地抄改下去，就謄出那件手書“自述大綱”來。
老實說，我個人對這個“大綱”的定稿，甚不滿意；胡先生在匆忙中，拿起筆來且改且抄，也未加深思。我覺得這個自傳的主要讀者如果是洋人的話，那我們這種寫法，對他們實在是隔靴搔癢了。洋學者中有幾個人能了解什麽《爾汝篇》、《吾我篇》呢？真能了解的高手，他們也就可以啃中文原著了，何勞闡譯？
如果這個稿子以中國知識分子為對象，那就更無啥新鮮！老胡適翻來覆去，把這些問題已談了幾十年了；如今年老作自傳還把這些陳鍋粑爛豆腐再搬出來炫耀一番，也太沒意思了。但是那時哥大急於出貨，胡先生又有著摒擋返國的念頭；加以《自由中國》雜誌的問題也日趨嚴重，胡氏終日棲棲皇皇，自傳這件事對他來說也是次要的次要了。我為四易其稿，再去找他老人家搞這個不急之需，那我也未免有點“不識時務”，所以我也就抱著“出點貨再說”的心理，沒有再去麻煩他。誰又想到，這本中國知識分子的馬虎作風之下所產生的“未定稿”，後來竟變成《胡適口述自傳》的孤本！ <h4>七七</h4>
根據上述這個“大綱”，我們的工作就在1957年的冬初開始了。首先由我攜了部笨重的錄音機——那時還沒有袖珍錄音機和卡式錄音帶（cassette）——到胡府“訪問”。最先胡先生約我下午去工作，晚了就在他家中吃晚飯。胡先生也預備在我們工作之前做點“home work”（準備點“功課”）。可是我第一次攜機訪問時，他已抱歉地說他的“功課”被人打擾了，沒有好好地做。
原來他出長“中央研究院”，久經醞釀，這時已正式發表。消息一出，我們的“口述曆史”做起來就有困難了。“職業化”的“口述曆史”是胡適之先生多少年的心願。如今理想成為現實，他反而沒有工夫做了。
“官場”這個東西在我們“東方”的社會裏發生的作用太大了。胡先生在紐約的那個破公寓，以前雖然也訪客盈門，但是一看去，便覺得它有“觀光”氣味，胡博士送往迎來，也很像遊覽區內、專門陪人照相的印第安酋長（indian chief），施施然也。
可是“院長”新職一發表，氣氛就不同了。酋長大人倒沒有什麽改變，隻是出入的客人卻由輕鬆的遊客，變為嚴肅的官僚了。這個觀光區，也逐漸變成衙門重地。胡公館門前所缺少的，也隻是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
一個山野散人和一個一品大員之間的距離實在太大了。豈怪掌權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來？蘇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勢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官”這個東西在我們中華文化這個傳統裏所作的惡，實在太多了！
正當胡先生為著做官而忙的時候，筆者也正忙著找房子結婚。各忙其忙，工作就拖下去了。婚後我去看他，胡先生主張我們繼續工作。隻是他已沒有太多時間“準備功課”了，就請我“多多偏勞”吧。所以當我們恢複工作時他隻是零零星星地談，我也就零零星星地問。
胡適之先生是個有“曆史癖”的人，“曆史”也是他的“訓練”。可是“口述曆史”對他卻是個新鮮的玩意兒！談到“口述曆史”（oral history），一般學者總以為是哥大教授芮文斯（an nevins）先生一人提倡起來的，殊不知它是我國曆史學裏的老傳統。
兩千一百多年以前，當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末期，東亞大陸上發生了一件轟動國際的大政治謀殺案——“荊軻刺秦王”。荊軻原是燕國派往秦國商討解決邊界糾紛的大使，誰知這位荊大使在呈遞國書時，忽然在地圖內抽出一把刀來，搞出一幕追殺秦王的鬧劇。
這一件所謂“圖窮匕見”的暗殺案，從開始到結束，不過短短數分鍾。當時在場者除荊軻與秦王之外，隻有一個醫生夏無且在側。夏醫師手無寸鐵，介入打鬥之中，他隻好用裝藥品的皮口袋向刺客打去，為秦王救命。他君臣二人最後總算把那位發瘋的燕國大使製服了。
這樣大的政治謀殺事件，不用說是當時東亞大陸的“頭條新聞”了。外界人不明真相，新聞記者再添油加醋，以訛傳訛，便傳出一些荒誕不經的什麽“天雨粟、馬生角、烏頭白……”的傳奇故事來。
後來數十年過去了，當事人也都死了。曆史學家司馬遷要寫這段曆史，他當然不會相信這些荒謬的傳說。為發掘曆史的真相，他可能也像劉紹唐先生一樣，舉辦了個曆史人物座談會，敦請了夏無且醫生的老朋友公孫季功和一位董先生來主講。他二人都聽過夏醫生親口說過這件暗殺事件的始末，現在司馬公再訪問他二人以明真相。最後他才根據這個訪問記錄，寫出那比較可靠的驚心動魄的《刺客列傳》來！
這就是我國史籍中最早的“口述曆史”。《史記》裏根據“口述”而寫出的“曆史”還可以數出很多條。司馬遷那時雖然還不會使用“錄音機”，“口述曆史”的筆記記錄，倒被這位傑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可是這個了不起的“口述”傳統，後來我國的史學界卻沒有認真地承繼；因而這個埋沒了兩千多年的“文藝”，到二次大戰後，才被芮文斯先生“複興”了出來。但是在50年代出產的錄音機，仍是個很笨重、複雜、一般人不太容易操縱的機械。白馬社成立之初，我們就曾勸適之先生自己錄音，交我們整理發表。胡先生遲遲不做的道理，雖然可能是因為我們所編的小僑刊學術分量不夠，使他遲疑；而他這位中國傳統士大夫不善於操縱美國“機器”，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胡先生對一些複雜的機器是望而卻步的，他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就始終不會開汽車！
據胡先生告訴我，他在1917年回國時，汽車還不太普遍；等到他十年後重訪美洲時，幾乎每家都有一輛。一些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夫婦，居然也開著汽車在馬路上，風馳電掣，使他坐在車中，心驚膽怕。
可是美國人也不一定個個都是像賽珍珠所說的“玩機器的動物”。相反的，有許多美國教授，笨手笨腳，望機器而興歎的程度，也不在胡先生之下。記得當吳國楨先生應邀參加哥大“口述曆史”之時，校方以吳氏當時是位是非人物，因而以海關“檢疫”（quarantine）的方式把他孤立起來，以期保持他口述記錄的絕對機密。為著訪問他，校方也扳請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來和他“密談”。筆者當時雖被指派為該老教授的“技術助理”，但不許旁聽。我把機器裝好，就得“回避”。誰知這位老教授對機械毫無辦法，沒有我這位“修械士”在側，他就無法錄音。雖然我把那架機器使用表，向他詳細解釋，他仍然食而不化，真是“臨表涕泣，不知所雲”！
“這真使我丟盡‘麵子’（face）！”老教授擺出個中國通的味兒，尷尬地笑著向我說。
“但是我們仍然充滿了‘信念’（faith）！”靈巧的吳先生，信口答下去，真是恰到好處。
最後承他二老對我有faith，要求我坐在一旁，專司“錄音”。對他二人“絕對保密”的對話，“充耳不聞”！
“唐君！”老教授有時在他們談話的高潮時，半真半假地提醒我一下，“你不許聽呀！”
“不聽！不聽！”我向他老人家保證。
但是我又不是聾子。他二人講到有趣之處，我也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陰陽怪氣地、無可奈何地望著我傻笑。
以上所說的隻是“口述曆史”訪問錄音的一部分。至於錄音以後的“回放”（y back）、謄清、校對、節刪、增補、考訂等等，麻煩是搞不盡的。“口述曆史”一本本地搞出來，也實在不太簡單。所以胡先生試了一下，便說這是個professional job（專業性的工作），不是個amateur（非職業或“玩票的”）可以承擔得了的。
為著寫他自己的“口述”自傳，胡先生總是向我歎息說，這工作有誰能承擔起來，職業化一下就好做了！可是那時除胡公本人之外，我們都是有“全時”或“超時”工作的人，有誰人能來幫他老人家“職業化”一下呢？！ <h4>七五</h4>
天下事有時就有巧合。正當我們為口述曆史職業化動腦筋之時，忽有一位前美國駐華記者羅拔·卜頓（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圖轉來紐約。卜君於1949年脫離新聞界之後，便自福特基金會申請一筆研究費，留在香港訪問中國共產黨創造者之一的張國燾先生。工作經年，積稿數百頁。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學術界的極大興趣。
卜君之“計劃”（project）原是由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出麵“讚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經該校介紹來哥大的“中國曆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從事校訂工作，因為這個“研究部”原是哥大、華大兩校聯合設立的。[1]
筆者為著糊口，那時也在該部做個“半時研究員兼翻譯”，因而與卜君朝夕見麵。羅拔是位十分爽朗熱誠的美國青年。我們個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處得如兄若弟。半時工作不夠糊口，筆者又在哥大“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個“半時助理研究員”，作為該所代所長c.martin wilbur（後取中文名曰“韋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國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題是“漢代社會史”；韋慕庭教授的研究範圍則是“北伐”；而筆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論文則是美國內戰期間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時的“研究工作”，說來可笑，我上午搞漢書，下午參加“北伐”，夜晚鑽美國檔案。一日三餐前後所“研究”的是三個毫無關係的學術題目！
好友羅拔對我這“一雞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為然。他認為我既然學位已快讀完，就應趕快脫離這三個不同的“勢力範圍”，來自己招兵買馬，像他一樣做個“割據一方”的“小軍閥”。
卜君之言可謂深得我心。可是“小軍閥”又豈是容易做的呢？羅拔給我的建議是仿效他的辦法，先找一位中國名人做訪問對象，然後再向福特基金申請一筆研究費，組織個小“計劃”。如此，我就可以自做一寨之主，無須再為人作嫁矣。卜君並說關於向福特基金申請補助，他可以幫很大的忙。第一，福特基金會的輔助政策正在向此方發展；第二，他的摯友包大可（a.doak bat）君，正主持此事，他很有把握，不過要怎樣去找訪問對象（subject）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告訴羅拔說，中國“名人”那時在紐約當“難民”的真是“車載鬥量”了，不過我所認識的隻有胡適之先生和陳立夫先生二人。卜君聞言大為高興說他二人之中有一位答應訪問就成。他說話的語氣大有“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之慨，不過他認為陳立夫先生更具“誘惑力”。
立夫先生那時住在紐約郊外有六十英裏之遙。我為曆史的好奇心所驅使，雖也曾隨老友張淵揚先生之後，去拜看過他一次，而我個人與立夫先生初無淵源，我又未嚐加入過國民黨。隻有一麵之緣，他老人家是否記得我名字還是問題。冒昧函請，未免荒唐。所以我就向卜君說還是胡先生對我比較適當，因為適之先生與我早已談過多少次了。
“‘胡適’也絕對是個好題目！”羅拔說。所以我就向適之先生打電話了。
有關他的學生張國燾先生寫自傳的故事，胡先生這時還是第一次聽到。至於哥大芮文斯教授“口述曆史”進行的程序，他也不太清楚。當我把這些方麵情形向他陳述時，胡公頗感興奮，並誇獎我“有辦法”！
胡先生和我談了一整晚他自己的“傳記”或“自傳”寫作應當采取的方式。談得起勁了，他並找出本地圖，用張薄紙蒙在上麵，為我畫了一張他故鄉的地圖。那是1956年的冬季。
根據卜君為我們的策劃：先由適之先生和筆者共同擬定一個研究計劃，言明進展速度和費用項目；然後由我二人聯名向福特基金會遞申請書，申請資助。我們的口味很小，但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胡先生的“研究費”，也可說是“生活費”吧。那時福特基金對中國研究，揮金如土，所以羅拔和我們都很樂觀。
當胡先生和我把一切文件都預備齊全之後，卻獨缺“東風”。原來一切研究“計劃”向基金會請款，一定要有個“讚助機構”。由這個機構來替你管賬、打雜。而胡先生和我這個小“計劃”應請什麽“機構”來“讚助”呢？“中國曆史研究部”？該部當時已接近尾聲。加以主持人魏複古教授又因政治問題與哥大同事意見相左，校園之內一個“驅魏”的暗潮正在滋長。“中國曆史研究部”之被迫遷，隻是時間問題，它不可能“讚助”我們。
我們的另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選擇，便是“東亞研究所”了。當我把這“計劃”告訴遇我極厚的老教授晏文斯先生時，晏先生和晏師母也都認為和“東亞研究所”合作是順理成章的事。適之先生也認為那是“較適當的選擇”，所以我才去看韋慕庭教授，希望他“讚助”！
韋慕庭翻一翻胡先生和我所擬的計劃，立刻就說：“你來的時間正好！”原來他在組織一個更大規模的“計劃”叫“中國口述曆史計劃”（或譯為“學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他叫我不要另外組織了，把胡適和我所擬的小“計劃”就並到他的大“計劃”裏去算了。
這種大魚吃小魚，大企業並吞小企業，大“計劃”並吞小“計劃”，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常規，是無法抗拒的，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我那時本不知道韋公已有此腹案，所以才去找胡先生自行組織的。我如早知他有此計劃，我們也不會另行組織了。
胡先生和我這一小“計劃”之胎死腹中，對我來說，並無關緊要，但是胡先生多少有點失望。
“wilbur是學什麽的？”胡氏問我，“他做得了嗎？”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胡先生對歐美“漢學家”不大信任的內心感覺。他並要我找一份韋氏的“學曆”來看看，並問他論文寫的是什麽題目。我告訴他韋氏論文題目是“漢代奴隸製度”，他的論文導師是魏斯特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教授[2]。
“他是westermann的學生？”胡先生驚奇地問我。
“是的！”我說。
“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胡先生對魏斯特曼教授傾慕的神情是十分真實的。他對魏氏的學生也完全信任。這也可以看出胡氏治學的門戶之見。
關於我們那個“計劃”小事，胡先生以後也就未再提了。我當然也失去了一個做“小軍閥”的機會。其後在哥大竟一直做了十來年的“雇傭兵”，夫複何言！
以上這段小故事，筆者在哥大的一批同事們，資曆較淺的，當然不會知道；年資較深的，可能也忘懷了！可是胡適之先生雖早已謝世，而當事諸人健在者猶多，口述曆史，均可複核也！ <h4>七六</h4>
哥大這個“中國口述曆史學部”在福特基金撥助之下，果然漸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盡釋前嫌，開誠與哥大合作。他要我擬訂一個“訪問計劃”，我也就遵命擬訂了一個誌大才疏的“工作大綱”。
我計劃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關他自傳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暉室劄記》、曆年日記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個隊，並擇要整編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訪問”（interview）方式來填補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個詳細的“胡適年（日）譜”[3]；第三步再根據這個係統中的高潮，擇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麵我可以幫助“胡適”“口述”其“自傳”；另一方麵我自己也可以根據這個係統和資料，從旁補充而評論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國文學教授王際真先生（《紅樓夢》和《阿q正傳》的譯者），就反對人寫“自傳”。他說寫“自傳”的人，多半是自己“賣膏藥”，“胡吹一通”。當然，“胡吹”的自傳，實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離譜了。
但是“自傳”這個東西也是個“兩刃刀”——它能幫我輩沒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製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黨的高層領袖們，新舊兩派的尖端學人們……他們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寫起自傳來卻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傳”和“傳記”是兩門不同的學問。“自傳”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傳記”是“史學”，是有訓練的曆史學者的工作。寫“自傳”的人，其內容的真實性和所保存史料的價值，則是根據作者自己對社會的貢獻而定；他要憑自己的記憶力、組織才能、見識和私德來寫作，信不信由你。
寫“傳記”的人則根據他的“職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職業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執筆。偏信無征，則是訓練不足；曲筆厚顏，則是道德有虧。訓練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虧，則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說的“穢史”了。如果一位執筆人自信訓練有素，而道德無虧，則為人作傳，雖不中亦不遠矣。所以筆者當時替胡先生所擬的“胡適口述曆史計劃大綱”是“自傳”、“傳記”兩方兼顧的。我要把“胡適學”裏麵的資料，盡量發掘出來。發掘的方式是以老胡適做礦工，我做助手！
另一方麵則是根據這些真實而完備的第一手史料，讓公正無私的曆史寫作者——包括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筆者自己在內——在高度“職業道德”的標準之內，是則是之，非則非之。當吹者，從而鼓之；當批者，則揪出而批判之。這才是學術界應有的批判態度。中國史學批評界，如尚有前途的話，愚意便認為這是唯一的可通之途！
“四人幫”說，寫曆史要“七真三假”。張春橋、姚文元這批文人，壞事做盡。但是他們卻說出了一句做壞事的老實話。寫曆史的人們所怕的則是，所搞的全是“七真三假”，而嘴偏說是“全真不假”。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也會同意的，試問吾人今日讀曆史——尤其是近代史——有幾本不是“七真三假”呢？！說良心話，這也是筆者當時對海內外捧胡、罵胡、批胡等等洛陽紙貴的大作，讀後所起的反應。
胡先生看了我的計劃書以後，也倒頗為欣賞，但是他說我的“計劃”“too ambitious（野心太大）！”那時他出長“中央研究院”的呼聲已甚高，胡氏亦顯然有意返台，他或許自知旅美時日無多，所以他囑咐我把規模縮小。
這時已拿了資本家一筆小款的哥大當局，當然也希望早出點“貨”，庶幾可以向他們展示點我們的“產品”，好讓他們繼續“投資”。主持人對中文稿當然也毫無興趣，認為應該完全省去。
“計劃”我是遵命減縮了，中文稿也決定刪除。但是我仍然主張采取“填空白”的原則，因為對已知道的部分，何必再去浪費時間呢？
再者，胡先生一世，學術之外，所見所聞亦多。那都是最珍貴的社會史料和政治史料。我們又何必自宥於“學術範圍”之內呢？胡先生則認為既然哥大無意留中文稿，那麽這一自傳的作用隻是向英語讀者介紹“胡適”。如此，則不應采“填空白”方式。全文還是以有係統的綜合敘述為佳。社會史料、政治史料，也就可有可無了。
我遵胡公之意三易其稿。胡氏再根據我擬的“大綱”逐條修正。他一條條地抄改下去，就謄出那件手書“自述大綱”來。
老實說，我個人對這個“大綱”的定稿，甚不滿意；胡先生在匆忙中，拿起筆來且改且抄，也未加深思。我覺得這個自傳的主要讀者如果是洋人的話，那我們這種寫法，對他們實在是隔靴搔癢了。洋學者中有幾個人能了解什麽《爾汝篇》、《吾我篇》呢？真能了解的高手，他們也就可以啃中文原著了，何勞闡譯？
如果這個稿子以中國知識分子為對象，那就更無啥新鮮！老胡適翻來覆去，把這些問題已談了幾十年了；如今年老作自傳還把這些陳鍋粑爛豆腐再搬出來炫耀一番，也太沒意思了。但是那時哥大急於出貨，胡先生又有著摒擋返國的念頭；加以《自由中國》雜誌的問題也日趨嚴重，胡氏終日棲棲皇皇，自傳這件事對他來說也是次要的次要了。我為四易其稿，再去找他老人家搞這個不急之需，那我也未免有點“不識時務”，所以我也就抱著“出點貨再說”的心理，沒有再去麻煩他。誰又想到，這本中國知識分子的馬虎作風之下所產生的“未定稿”，後來竟變成《胡適口述自傳》的孤本！ <h4>七七</h4>
根據上述這個“大綱”，我們的工作就在1957年的冬初開始了。首先由我攜了部笨重的錄音機——那時還沒有袖珍錄音機和卡式錄音帶（cassette）——到胡府“訪問”。最先胡先生約我下午去工作，晚了就在他家中吃晚飯。胡先生也預備在我們工作之前做點“home work”（準備點“功課”）。可是我第一次攜機訪問時，他已抱歉地說他的“功課”被人打擾了，沒有好好地做。
原來他出長“中央研究院”，久經醞釀，這時已正式發表。消息一出，我們的“口述曆史”做起來就有困難了。“職業化”的“口述曆史”是胡適之先生多少年的心願。如今理想成為現實，他反而沒有工夫做了。
“官場”這個東西在我們“東方”的社會裏發生的作用太大了。胡先生在紐約的那個破公寓，以前雖然也訪客盈門，但是一看去，便覺得它有“觀光”氣味，胡博士送往迎來，也很像遊覽區內、專門陪人照相的印第安酋長（indian chief），施施然也。
可是“院長”新職一發表，氣氛就不同了。酋長大人倒沒有什麽改變，隻是出入的客人卻由輕鬆的遊客，變為嚴肅的官僚了。這個觀光區，也逐漸變成衙門重地。胡公館門前所缺少的，也隻是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
一個山野散人和一個一品大員之間的距離實在太大了。豈怪掌權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來？蘇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勢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官”這個東西在我們中華文化這個傳統裏所作的惡，實在太多了！
正當胡先生為著做官而忙的時候，筆者也正忙著找房子結婚。各忙其忙，工作就拖下去了。婚後我去看他，胡先生主張我們繼續工作。隻是他已沒有太多時間“準備功課”了，就請我“多多偏勞”吧。所以當我們恢複工作時他隻是零零星星地談，我也就零零星星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