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小劄之一


    德剛按:1977年是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六十周年,也可說是中國“新文學”和“新詩”的“花甲大慶”!


    經過六十年的發展,“白話文運動”今日可以說是“天下大定”。在文學創作上,白話已完全替代了文言。“桐城謬種”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


    但是“新詩”呢?我們就不敢那樣肯定地說了。“新詩”雖然也有逐漸代替“舊詩”的趨勢,但是她本身也是多愁多病,照樣禁不起風吹雨打。


    六十年前胡適已開始“嚐試”做新詩了;六十年後這個“嚐試”階段顯然並沒有結束。相反的,當年“胡適之體”的新詩一出,閱讀的人數往往在百萬千萬以上。可是今日的“新詩”似乎隻有詩人們自己在沙龍之內,彼此欣賞,互相讚歎了。


    照這樣發展下去,則今後的詩人可能就逐漸變成“五四”時代的遜清遺老。他們拖著辮子,在紫禁城內三跪九叩,互歎忠貞,互擬諡法,自得其樂;皇城外麵的世界,就和他們無關了。這種現象總歸是不太健康的。


    今年夏天筆者受劉紹唐先生之托,正擬把胡適之先生當年口述的遺稿稍加整理之時,忽然收到老朋友周策縱先生自得克薩斯州寄來的信和詩。策縱是今日海外研究五四運動最有成就的學者,也是適之先生的忘年之交。二十多年來我們有關胡適的討論和通信也是屢斷屢續的。這雖然是我們少數朋友間的私議,但是像周先生那樣有深入研究的學者,雖是茶餘酒後的閑談,亦每有深入獨到的見解。所以我連複兩封信央請他對“胡適的詩”發表點“有係統的意見”。如此將有助於未來詩人在創作上尋找新方向。


    承老友不棄,在溽暑之際他複了我一封長信,也是一篇獨具隻眼的文學批評。因將原信寄請紹唐兄披露,以便公之同好。如因此而引起海內外更多和更深入的討論,那就是我們對新文學的花甲大慶最好的壽禮了。


    德剛:


    兩信都已收到,甚慰。近來因旅途轉徙多勞,作書頗遲。胡適之先生傳稿由你寫出,我嚐以為至當,盼早成,得先睹為快。你問我對胡詩的看法,這說來話長,現在你行色匆匆,我又忙於他事,隻好簡略談談。


    大約在1956年,我和適之先生在哈佛曾有過一些長談,除了討論到中國社會政治知識分子思潮等問題之外,也特別談起過他的新詩。問他為什麽不把《嚐試集》所沒有收入的詩,以及後來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做一詩全集。我說明以後的詩固然不會有那一集的影響了,但總還有曆史意義,而且可以綜合見到他個人對新詩的主張和努力。他很讚同我這看法,可是說,他似乎把一些稿件都放在某些地方,也許是放在別人處,卻記不清了。這很可以看出他晚年主要注意力已不在於此,這本來也是我們早已知道了的。


    我嚐覺得,胡適的嚐試新詩,在見解主張上,除了受英國湖畔詩人的看法及美國意象派主張的啟發外,當然受中國傳統詩詞及同時代作者主張的影響也很大。在詩一方麵,如元、白與袁枚,他在日記裏早已提到過。在詞一方麵,如前人所做淺近的小令,尤其如蘇、辛詞等,都是他的榜樣,從他後來和顧頡剛先生合編那本《詞選》,就可探出一點消息。此外我看他尤其受了一些通俗小說中淺近詩詞的啟發。試看他30年代寫《無心肝的月亮》時,在詩前還引了明人小說中兩句無名的詩:“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國舊式白話小說中引的或做的詩詞,多半比較淺顯通俗,因為茶餘酒後,說書人朗誦起來,聽眾才容易明白。胡適喜歡看小說,這種影響原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很欣賞好的打油詩,甚至有些歪詩,我看這也對他不無影響。他早期新詩的試作,往往脫不了淺顯絕句、歌行、小令,蘇、辛所喜用的中調,以至打油詩等的氣氛,不為無故也。


    至於同時代作者的影響,我曾在《五四運動史》裏提到過比他較早及同時的白話報運動。在《海外論壇·定形新詩體的提議》裏提到過梁啟超用曲牌白話譯英詩。在《論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第三二節裏指出王氏對文學的許多先驅見解。這裏不再多說了。


    我以為胡適的詩較好的一麵是文字流利,清淺而時露智慧。最好的幾首往往有逸趣或韻致。一部分佳作能在淺顯平常的語言裏表達言外一些悠遠的意味。這是繼承了中國過去小詩小詞一些較優秀的傳統。梁啟超說他特別喜歡的還是胡的小詞,可說很有道理。《嚐試集》中舊體小詩如《蝴蝶》、《中秋》、《江上》、《寒江》、《小詩》、《紀夢》、《秋柳》,小詞如《生查子》、《如夢令》,較長的如《百字令》、《臨江仙》、《水龍吟》,及數首《沁園春》,都可算好的一類;新詩如《一念》、《鴿子》、《人力車夫》、《老鴉》、《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一顆星兒》、《威權》、《樂觀》、《努力》、《示威》、《蔚藍的天上》、《一笑》等,也大致上合於上麵所說好的標準。胡適的某些好詩,可用江淹的“明月白露,光陰往來”一語作評,也可用他自己的兩行詩——


    蔚藍的天上,


    這裏那裏浮著兩三片白雲。


    作評。因為我手頭隻有第三版的《嚐試集》,沒有第四版本,所以這兒也不打算作一一細論。


    胡適詩雖然有上述的一些好處,但他還不能到達傳統那一類好的短詩裏幽深微妙無盡意味的境界。第一,他立誌要寫“明白清楚的詩”,這走入了詩的魔道,可能和那些寫極端不能懂的詩之作者同樣妨礙了好詩的發展。要用淺近明白的語言寫詩,本是不錯,但優秀詩人必能使這淺近明白的語言變成“詩的語言”,含有無限別的意義,才能得好詩,所以雖是明白清楚的語言,卻不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詩,而且最好的往往是最不明白清楚的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看似最明白清楚的語言,但詩人意指與詩趣何在,卻最不明白清楚。適之未能強調這一點,以致他的小詩小詞雖然也能偶然臻此境,而終於未能成大器,所以我說他的詩是“蔚藍的天上,這裏那裏浮著兩三片白雲”。白雲變幻,藍天深黝,本不可測,但適之隻重其藍與白,故其成就也往往隻是“這裏那裏浮著”罷了。


    其次,胡適沒有宗教信仰的虔誠,從好處說,他不迷信,雖然也有他的固執處;但從另一方麵說,他也沒有個人對大宇宙“深摯”的神秘感和默契。因此,他的詩不夠幽深,在中國傳統中不能到達陶潛、王維的境界,也不能到蘇東坡,因為胡又遠離老莊的幽玄和釋家的悲憫與他們的忘我。他可能隻得到一些禪宗的機鋒,而他對科學的信心又拉住他向另一方向跑。在西洋傳統中,他也無法完全了解像華茲華斯、柯立芝、歌德或福勞斯特的對形而上的虔誠感。這最可從他和徐誌摩兩人分別譯歌德的那首短詩harfenspieler看出來,他譯的,韻比徐譯得好,文法較合理,但隻不如徐的能引起我們一些虔誠的緒情。胡自己的詩也常不免缺少深度。


    第三點,胡適詩最大的缺點——這與他個性也有關——是欠缺熱情或摯情。中國“詩緣情而綺靡”的主流與他淵源不深。他的詩與屈原、杜甫相去頗遠;也和西洋浪漫主義詩人不相及。隻有早期的一二舊式詩詞,如《黃克強先生哀辭》等,及用騷體譯拜倫(斐倫)的《哀希臘》,是一二例外。大約因他學生時代終不能不受同時代中國青年一些愛國和革命熱情的影響,而且拜倫原詩本極熱烈而有思古之幽情,與胡的曆史癖也相合。以後他就和這種浪漫熱情的詩離得越遠了。他自己早已把《哀希臘》譯詩列在“死文學”的《去國集》裏。我在他的“新詩”裏幾乎找不到一首真正熱情摯情的詩來。


    他在年輕時也早就了解他自己的個性太冷靜、太“世故”了,這在他《留學日記》裏也已提到過。所以他的詩、文,都有點冷清感,與梁任公常帶感情的筆端大不相同。任公給他女兒的信尤其熱情奔溢。適之則“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顯得頗無情。他在1927年2月5日在美洲夢見亡女,寫了《素斐》一詩,雖自稱“醒來悲痛”,但詩寫得太做作、太輕浮、太不能動人感情了,前兩節還算自然流露,後兩節很快就顯得做作。這後兩節說:


    病院裏,那天晚上,


    我剛說出“大夫”兩個字,


    你那一聲怪叫,


    至今還在我耳朵邊直刺!


    ……


    今天夢裏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聲怪叫,


    素斐,不要叫我忘了,


    永永留作人間苦痛的記號。


    (見《嚐試後集》,頁八二)


    他把女兒臨死前的呼聲寫作“一聲怪叫”,很不近人情,而末了兩行那樣吩咐也是太輕鬆了。丁文江和徐誌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們的詩,也都沒有熱情流露感人之處。後集裏他哭丁在君的兩首七絕,還不如所附錄的丁寄別他的兩首表露了深切的友情。悼誌摩一詩用他自己的貓名“獅子”做題,好像是想要以淺語表深情,但末節寫著貓既已在“打呼”,還吩咐它“你好好地睡吧——你也失掉了一個好朋友”。其實與那“兩滴眼淚”都是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夠深沉厚重。


    從不夠摯情這一點而論,我覺得胡適的詩真是“無心肝的月亮”。我們或者會“可憐他跳不出他的軌道”。但適之卻要說:“看他無牽無掛的多麽好。”道家和釋家本來也都有這種出世絕情之教,但他們好的作品仍蘊有深情,莊子“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往矣!”固不消說一往情深,佛於眾生,亦蘊悲感。胡適卻自認隻要:“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他隻望做到荀子的“製天命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這種單純的自然科學精神,也許是當時中國人最迫切需要的,可是如此寫詩,好不好就大成問題了。他雖了解詩須憑借經驗,但對劉勰說的“物色相召,人誰獲安”,和鍾嶸說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似乎未能充分體認。所以他寫詩,多是在發宣言,有所為而作,有意見要發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衝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


    當然胡先生也有他的情詩,這方麵你一定知之深而會言之生動,不用我多說。這裏隻順便提到一點,就是上麵引到的他那首《無心肝的月亮》,這詩做於1936年5月19日,當然也可被人們解說成有關國家社會大事的諷喻詩。我看他自己把它和同年做的《扔了?》一詩緊編在一處,還是一類看待吧。你不妨去考究一番。他詩前引的那兩行明人小說中無名的詩,“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就我所知出於淩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六《東廊僧怠招魔,黑衣盜奸生殺》一回裏。原是用來描寫女子企圖私奔,但月夜來接她去的是別人,結果把她殺死了。原詩第一句我所有的“覆尚友堂本”作“本待將心托明月”,首二字“本待”胡引作“我本”,不知是另有所本還是誤記或有意更改。“我本”較切。總之,就《無心肝的月亮》與《扔了?》兩詩看來,所寫的主角,對感情壓抑得很厲害。胡適一生的愛情生活,約束於他自己所說的“分定”,他能做到“由分生情意”,我覺得我們應欽佩他,理智道義不為純粹的情欲所左右。這當然也是他詩中所寫的愛情多已遭理性約束的一個根由。他說的:“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這固然是他對自己約束自由戀愛的一種解說,我看他內心還有時難免一些“煩惱竟難逃”的。我嚐覺得這末了兩句,“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也正可用來描寫近代中國人民的苦難和自解,然而這種自解恐怕也仍然掩蓋不了內心的煩惱和痛苦,有一天總會引起“敢乃有歌吟動地哀”吧。


    話說回來,胡適的新詩,由於上述缺失,清新者有之,朦朧耐人尋味者則無;輕巧者有之,深沉厚重者則無;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膚動人摯情者亦無。同時詩人如陳三立等江西詩派之艱澀孤詣,康梁詩中迸發哀時救世之願,譚嗣同舍身慷慨之懷,王國維悲天憫人之感,蘇曼殊繾綣絕望之情,胡適的白話詩裏都付缺如。即與當時及稍後各新詩人相比,亦往往異趣,像學泰戈爾一派哲理小詩者多有宗教感,抒情浪漫派又靡麗纏綿,革命呼號派則務為激情奔放,豆腐幹式修辭詩人又引進更多模式與藻飾,而走象征現代主義一路者則崇尚朦朧惝恍,凡此皆與適之不類也。


    上麵這三點固然是他的缺失,可是若從反麵來看,“胡適之體的詩”,也許就自有它的獨特之處了。近來評論新詩的往往把他的作品看得一文不值,大概也過於一筆抹殺。至於他自己和捧他的人們,說他是你信中提到的“新詩老祖宗”恐怕也有點囫圇吞棗、後台裏喝彩吧。


    胡適主張做詩“說話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實”,這雖是他中年以後所說,但仔細檢討他前前後後的作品,大致還離此不遠。而缺點也就由此而生。過於水清則無魚,過於剪裁則無自然流露之趣,過於平實則淺淡,不能刻骨銘心,感人深切。


    在語言文字方麵,胡適的新詩雖流利平實,卻變化不多。試就一小處論,他最大一個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結句的停身韻太多了。現在隻從手頭所有的1922年三版《嚐試集》和1964年影印的《詩歌手跡》,略加統計。《嚐試集》中不押韻的、句末有“了”字的詩行結尾如下:


    “睡了”;“被人偷去了”;“死了”;“更高興了”,“高興了”;“好呀,來了”;“關不住了”(詩題);“挖空了”;“既來了”;“就是平路了”;“站不住了”;“後來怎樣了”。(“他的書來了”一句在《虞美人》舊詞中,暫不計入。)


    押韻的更多:


    “也是自由了”;


    “把門關了”,“和我為難了”;


    “有點醉了”,“心打碎了”;


    “磨斷了”,“要造反了”;


    “停止了”,“死了”;


    “自己來了”,“掛不起來了”;


    “斫倒了”,“哈哈!好了”;


    “也爛完了”,“很平安了”;


    “雪消了”,“風吹跑了”;


    “裂開了”,“又來了”;


    “都是大樹了”,“人到那裏去了”;


    “倦了”,“軟了”;


    “天已黑了”,“行不得了”,“喊聲也減了”;


    “將到了”,“煩躁了”;


    “放光了”,“清涼了”;


    “怪輕鬆了”,“就不同了”;


    “十點鍾了”,“有點風了”。


    以上三版《嚐試集》二十六個詩題中已有四十七行“了”!四版本似乎還多了些詩,尚有“病拖住了”、“快要去了”、“已過去了”等,這裏未算進去。《嚐試後集》裏不押韻的有:


    “下山來了”;“忘不了”(了字用法略異);“應該忘了”;“抵得我千萬般苦惱了”;“沒有人了”;“花瓣兒紛紛謝了”;“讓我忘了”;“扔了?”(詩題);“雲遮了”;“找著了”。


    押韻的有:


    “向最高峰上去了”,“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就是海了”,“隻剩一個空洞洞的世界了”;


    “跑了”,“笑了”;


    “驚覺了”,“重到了”;


    “上山來了”,“兩三回了”(我想他這兒是各字皆押韻);


    “把他忘了”,“又發狂了”;


    “看不見了”,“多麽遠了”;


    “四散飄揚了”,“天的那一方了”。


    以上二十九題共有二十六行(一行是題目)。《後集未收詩稿》中,1923年所寫的一首《別賦》一共隻二十八行,就有十五行用“了”字足句,其中十四行是押韻的;


    “滿足了”,“哭了”;


    “定了”,“病了”;


    “腫成核桃了”,“嘲笑了”;


    “走了”,“夠受了”;


    “坐不住了”,“回去了”;


    “睡了”,“便不覺得別離的苦味了”;


    “征服了相思了”,“是自由人了”,“不再做情癡了”。


    此外各詩押韻和不押韻而用“了”字做結的還有:


    “歇了”,“病了”;


    “完了”,“散了”,“留在人間了”;


    “坍了”,“爛了”,“永永在人間了”;


    “遮了”,“滅了”;


    “靜了”,“幹淨了”,“全醒了”。


    未收詩稿十三題中共有二十八例(雖然一例是詩題,但末例《八月四夜》一詩,“夜已深了,人都靜了”一行,我隻算進“靜了”,其實“深了”也是同一句法)。總計新體詩(舊體詩詞不算)共六十八題,有“了”結的詩行共一百零一條好漢,平均幾乎每詩快到兩行,不為不多“了”。我且學“紅學大師”嚐試歪詩《好了歌》一首為證:


    胡適詩寫好了,


    人忙天又黑了,


    周公數了“了”了,


    總算一了百了。


    第一句“好了”不僅出於《紅樓夢》,也見於上引胡詩《樂觀》中“哈哈!好了!”第二句你自然知道出於胡給梅光迪的打油詩:“人忙天又熱,老胡弄筆墨。文章須革命,你我都有責。”“天已黑了”又見上引胡的《努力》一詩。“一了百了”在這裏也可當動賓語讀。蔡元培先生和知堂老人新年自壽詩說:“不讓沙彌袈了裟。”自注雲:《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條引“經了筵”、“陣了亡”等語,謂此自一種文理。則“一了百”也算有例可循。這首新《好了歌》,似亦不失為一地道的“胡適之體的詩”,請以千金為賄,入尊詩話可乎?胡先生素來寬容,當不見怪。他老一生所做打油詩最有風趣,惜未能得上海靈學會請他和曹雪芹同時降壇,品題和韻,“欲呼才鬼一中之”也。


    因你問起對胡適詩的看法,又想起二十多年前我有一新“發現”,除偶在課堂上告學生外,從未對人言,我認為毛的《沁園春》詠雪一詞,實曾受過胡的《沁園春》(新俄萬歲)詠俄京革命事一詞的相當影響,蛛絲馬跡,不可沒也。胡詞既見於他的《留學日記》,又登載在《新青年》月刊三卷四號(民國六年六月一日),1920年3月又收入《嚐試集》中。據後者原詞雲:


    客子何思?凍雪層(《新青年》作“春”)冰,北國名都。想(月刊作“有”,日記原作“想”,後改作“看”。“想”字較好)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於(日記作“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裏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這詞做於1917年4月17日夜,所詠實是十月革命前的三月革命。毛氏當時,以至於《嚐試集》出版時,還是《新青年》和陳、胡的忠實讀者與崇拜者(這是他親口對史諾說過的),何況這詞是熱烈歌頌新俄革命的呢,所以他必受此詞感動很深,故十九年或十五六年後即用同一詞調。其主題雪,及頭三句“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即涉胡“凍雪層冰,北國名都”句轉變而來,字跡顯然。毛詞“千裏”、“萬裏”,也可能受了胡“一萬裏飛來”詞句的暗示。胡有“冰天十萬”語,毛則說“冰封”和與“天公”比高。毛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正由胡的“烏衣藍帽,軒昂年少”脫胎而來。烏衣藍帽是當時俄京參加三月革命的大學生的服色,毛句本亦暗表製服旗幟的顏色。至於“無數英雄競折腰”,也類於“萬眾歡呼”和“拍手高歌”。胡的“畢竟誰輸”有較量高下勝負之意,毛便說“欲與天公試比高”,且翻“狂態君休笑老胡”之意,而要惜笑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仍有比高下的意思。而且“惜秦皇漢武”的句法,也和“去獨夫沙”的句法相近。他如“看紅裝素裹”的“看”字,也和胡氏“看這般快事”一樣,用在五字句開頭。最巧的還是末了三句,胡說:“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而毛也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都是把今或後與過去相比。“從今後”化作了“俱往矣”與“今朝”,而且兩人在此又都用“看”字。隻是毛改疑問為肯定語氣,也正表示出二人的性質差異。當然,我並不是說毛有意模仿胡詞。兩人所詠的事本不相同,意境也大有差別,而當30年代時,毛已高視一切,更絕對不會學胡了。可是下意識裏,恐正無法擺脫少年時代所受的一些影響。這也是我所說的,胡氏年輕時一些舊體詩詞,比較熱情之一例。但仔細讀來,覺得他還是在發宣言、寫檄文。風格略近辛稼軒,不及蘇東坡的高雋。他一再鼓吹自由,沒強調個人英雄主義,還算差勝一籌。沉重一麵,卻仍然不足。我上麵這一看法,可能得不到多少讚同,也隻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罷了,別無其他褒貶附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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