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期間,聯勤運補東北國軍,開支龐大,據說占全國軍費的百分之四十。無數物資由上海運出,由秦皇島葫蘆島兩個港口運入,後來陸路交通斷絕,仰賴空運,仍然由葫蘆島運往錦州,由秦皇島運往天津,再由兩地空軍轉接。


    軍糧運補的工作最繁重,《孫子兵法》:“軍無糧則亡。”但我從未想到軍糧運補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續繁複而不精確,每一道手續都有侵吞的機會。


    第一步,運糧的輪船進港,起重機卸下米包,每次十包,臨時放在碼頭上。全船一共運來多少包,接糧的單位對“包數”要負責任。依照規定,準許有“船耗”,如果船艙漏水,一部分糧米潮濕黴壞,可以由船長出具證明,申請報廢。於是每一艘運糧船的船艙都進水,每一位船長也都願意證明,沒聽說哪位船長拒絕合作。為什麽每一艘輪船都會漏水?政府從未監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過磅,計算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糧的單位對“斤數”要負責任。俗語說,兩隻碗同樣大小,把滿滿一碗水倒進另一個空碗裏,不會仍然滿碗,依照規定,裝船時允許有損耗,卸船時也允許有損耗,按路程遠近定出百分比,於是每一船糧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軍米過磅以後,由碼頭工人背上火車。工人手裏拿著一支鐵鉤,先把鐵鉤插進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著一轉身,另一個工人兩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馱在背上,這時鐵鉤在麻袋上拉出縫隙,大米嘩啦嘩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掃幹淨,從地上掃起來的米仍是好米,可是依照規定,這些米受了汙染,需要整理,整理時有進一步的損耗,兩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會有相當數量的“汙染米”。工人為什麽一定要用那把鐵鉤?政府從未過問。


    第四步,軍糧裝滿火車,再一節車廂一節車廂過“地磅”,地磅裝在鐵軌上,稱出整節車廂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納悶,既要分包過磅,又要整廂過磅,這種設計有何必要?兩種重量的差距又將如何對待?這個秘密,我始終沒有窺破。


    有時候,船上運來的是麵粉,麵粉隻問多少袋,不問多少斤,因而受另外一種待遇。除了船艙漏水產生廢麵以外,所有的麵粉立即運到本單位特設的倉庫,這個倉庫由老板最信賴的軍官管理,最信賴的工人操作,我們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調動,新老板必定帶自己的人來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倉庫。


    據說這個倉庫除了存放“廢米”,有一間密室,四壁光潔,地上鋪著細紋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麵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條抽打,麵粉從布袋纖維間飛出來,落在席子上,再掃起來,裝進空袋裏,由老板待機支配。據說每一袋麵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規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訓練,瘦身後的一袋麵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沒有困難。有一次,隻有一次,我在二樓的辦公室憑窗下望,看見一個滿身雪白的工人經過,那天他一時怠忽,沒有卸裝就胡亂走動,算是讓我看到一個旁證。


    每年一次或兩次,本單位依法處理“廢米”,照例由三家大糧行競標,上級派員全程監督。依照規定,派下來的官員階級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須沒有曆史關係,也沒有親戚關係。這些規定都沒有發生作用,他們雖然沒有曆史關係和親戚關係,他們卻像電影裏的黑幫人物,盡管素昧平生,隻消一個手勢,一句暗號,立刻產生完全的默契。他們都熟悉音樂和舞步,可以一見鍾情,佳偶天成。高級首長派誰出來幹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個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給他機會找些外快,當時叫做“調劑調劑”,也許由他順便帶些油水回來分享。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關係超過同鄉同學同宗。


    監督者先視察倉庫,他看見了“九千斤廢米”,他做市場調查,證明“底標”的價格合理,他親自主持開標,親眼看見得標的糧商把“九千斤廢米”運走,他負責證明這一切,千真萬確。但是事實上三家糧行共同接下這筆大生意,他們以低價買去六萬多斤好米,我們不眠不休,動員配合,完成表麵作業。當年這叫“集體貪汙”,今天稱為“共犯結構”,可以想象,偌大一筆糧款,絕非老板可以獨占,許多人都會有一份。


    當時政府籌糧,多管齊下,公文中有采購、派購、攤購、配購、搶購、搜購等等字眼,可見籌糧之辛苦積極,也可見民力負荷之重,運補單位並未受到感動。政府對運補的損耗設想種種可能,也算十分體貼,運補人員反而受到鼓勵,渾水摸魚。防弊的規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一切如德國小說家茨威格所說,由軍糧處出發,有一條金線似的捷徑,直伸到銀行家和放高利貸的人。民間也有順口溜:“從糧(良)不如當倉(娼),當倉不如直接稅(睡)!”每年約有十艘萬噸級輪船前來卸糧,當局沒有絲毫檢討改進,我雖已放棄一切理想,仍不能甘心接受這樣的現實。


    有一位唐中尉,老板的小同鄉,他在十多位押運員中年齡最長。他在北洋政府時代當過憲兵,那時叫做陸軍警察隊,我倆有些共同語言。他偶爾找我聊天,他常說“吃紂王的飯不說紂王無道”。他說得對,可是我聽不進。老板常說,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說: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備智仁勇三德,才夠條件當老板。他說得對,可是我也聽不進。他說:“我們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聯勤不犯法,不能運作;國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時像歐幾裏得,動輒認為“那是不合理的”,然而唐老說,那是“合宜”的,人間事合宜為要,合理次之。他說得對,奈何我總是聽不進!今天回想,那時人人疏遠我,隻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有一天,他辦公桌上放了一堆舊子彈,他一個個用力擦拭。我問為什麽這樣做,他說,他押運重機槍子彈,賬目上短少一千發,上級催討,他還不出來,現在弄到幾百顆廢品,擦亮了,搪塞一下。這未免太荒唐了,子彈怎麽可以短少一千發,一旦短少,上級機關應該追查原因,怎麽可以要他賠,糧食可以賠,服裝可以賠,子彈教他怎麽賠!他的對策也奇怪,怎麽可以用廢品充數,接收的人難道是瞎子。我對唐老已經有感情,這些念頭都不在話下,衝口而出的是替他擔憂,我說,如果這些子彈發到某個連隊手中,如果他們作戰時不能射擊,陣地因此失守,如果事後檢討戰敗的原因,追究這批子彈的來源,唐老如何擔當得起?他說:“確實擔當不起,我現在是瞎子碰上小數點,一籌莫展。”唐老提出一個辦法,要我到軍械庫去找一位孫押運員,請他借給唐老一千顆子彈。是了,我有個“上校爺爺”主管軍械補給,唐老看上我這個背景。後來回想,他故意擦廢彈給我看,他是有心人。


    一千發子彈,而且是重機槍子彈,說是借,根本沒法還,我認為孫押運員沒有這麽大的彈性,關說一定無成。誰知這個短小精悍的中尉一口答應,不過他說要我們那個主管軍械的何上尉出借據。我想,何上尉為什麽要欠這筆賬?他必然拒絕,豈知何上尉欣欣然對唐老說:“咱們兩人給他寫個條子。”結果是唐老以借方簽字,何上尉以證明人簽字,我做雙方的信使,子彈如數到手。


    他怎麽會有那麽多子彈!他哪裏來的子彈!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唐老忽然變了臉,不理我了。這又是怎麽一回事,難道在他眼裏我隻有這麽一丁點兒利用價值,難道我像一顆子彈,隻能使用一次。這顆心正沒安頓處,消息傳來,孫押運員向我的“上校爺爺”討好,說是衝著我的麵子借出去一千顆子彈,這些子彈是賬外餘物,絕對與庫存無關。我以為我隻是一個傳話的人,做夢也沒想到有這麽大影響力,“上校爺爺”認為我多管閑事。“上校爺爺”那裏我留下壞印象,唐老那裏我沒留下交情,孫押運員那裏反而欠了債。他們有心我無心,無心卻被有心惱。


    這一段煩惱我久久不能忘記。並不是動機好就能把事情辦好,一顆好心可以受到各式各樣的利用。唐老從此緊閉雙唇,但是他說過的話收不回去,他說:“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至今令我拍案叫好。受他啟發,我長期思考貪汙問題,貪汙的確需要勇氣,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現在貪官汙吏勇者不懼,我就是這麽幹,看你一個字能賺多少稿費!偶有貪官撤職,我都想送一副對聯:“三德智仁勇,一官歸去來。”


    那時貪汙是熱門話題,輿論界八音連彈,有人說,貪汙是潮流,眾官不貪,一官難貪,眾官皆貪,一官難清。有人說,貪汙是人性,貪汙不能根絕,因為人性無法改變。有人說,貪汙使人樂業,增進祥和氣氛。有人說,貪汙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說,國富則多貪,“寄主”肥壯,寄生蟲營養良好,貪汙是好現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誰說了正言,誰說了反話,誰在規勸,誰在諷刺。


    遏息貪風,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貪,不敢貪,不願貪,不必貪”,也就是製度足以預防,法律足以嚇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約,薪俸足以維持合理的生活水準。看來麵麵俱到,實際上藥方很好,藥劑永遠配不齊。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實行一定困難,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采用的生產方法奏效,但果然國富多貪,輿論又翻出這十二字真言來,念念有詞。


    蔣介石本人是清廉的軍政領袖,但是“一二人心之所向”不能轉移社會風氣。那時國民政府治下,貪汙的現象嚴重而普遍,政府則表現了驚人的寬容,由蔣主席到蔣總統,發表多少文告訓詞,似乎從未針對懲治貪汙宣示決心,貪汙大案發生了,他可曾“幹涉司法”,指示徹查重判?他這一階段執政的特色是,未因操守問題殺一貪官,那時多少人罵他獨裁,看來他像是《紅樓夢》裏的晴雯,枉擔了虛名。他究竟是怎麽想的,沒人知道,也許得等到他的日記全部公開了,曆史學者才會給我們一個答案。但是他退守台灣以後十分注意官員的操守,他整飭聯勤的采購業務,他的第一家庭中有一位至親涉案,他強迫那人自殺,他的決心在中國近代史上再無二人。這時候我們應該知道他是怎麽想的了。


    毫無問題,秦葫港口司令何世禮操守高潔,他的父親是香港富豪,財產多,他本人的生活儉樸刻苦,花錢少。他因血統關係生有異相,小孩子看見他,叫喊“洋人來了”,雖然對方是孩子,他總是用中國話鄭重糾正:“我是中國人,不是洋人。”他的愛國心也不成問題。這人無論作戰還是辦補給都很認真,唯有對貪汙問題漠然視之,他是坐汽車的大官,心中仿佛有個汽車哲學,做官如坐車,車是你的,開車坐車是我的事,修車換新車不是我的事。他雖然在英國美國受軍事教育,卻跟所謂正統嫡係沒有矛盾,他在孫立人之外顯示另一種可能。


    那時代貪官的風險很小,可以說,“有所不為”的風險比“無所不為”的風險還要大。“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同事長官形成共識,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約,若是一個貪官倒下去、揭開來,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網之魚,他們必須互相保證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為如此,貪汙的數目必須竭力擴大,他必須計算各方打點之後還能剩下多少,他必須籌劃怎樣使加盟者皆大歡喜,結果貪得越多越安全。這是第一道防線。


    還有第二道防線。萬一官司上身,推給部下承擔,隻要部下說一句“這是我幹的,上司不知道”,上級順水推舟,貪官金蟬脫殼。東方文化有“替死”的傳統,首長平時注意物色人選,以備不時之需。如果有一個年輕人,樸實率真,講忠講義,沒有才能見異思遷,有一點把柄可以掌握脅持,首長就拔擢這個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達到的位置,由他感恩圖報,火中取栗。如果首長該坐牢,他也該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長還可以照顧他的家小,供應他在獄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獄後的工作。我有時對著鏡子看自己,覺得我好像正是這樣一塊材料,所以對進退出處特別謹慎。


    最大的恐懼是部下挺身檢舉,平時首長必須在維持尊嚴和安撫不馴之間取得平衡,這就增加了統馭的難度。倘若“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法網恢恢,那就啟用第三道防線。沒什麽了不起!抗戰時期,國府本有《懲治貪汙條例》,明文規定要沒收貪官的財產,勝利後檢討戰時法規,認為這一條很像是專製時代的抄家,不合時代潮流,予以徹底修正,貪官失去權位,仍可以保有財富。我曾聽見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時候說:“我們這輩子和下一輩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麽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貪汙判罪,正在獄中服刑。


    我永遠不能忘記通貨膨脹的噩夢,著名的“金圓券”,就在我掙紮覓食的那段年月出現,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一般軍公人員都不能靠本薪過活,物價像鞭子,驅使人人向法紀的反麵擁擠,貪官反而成了救星。什麽是通貨膨脹?外電報道有生動的注解,戰前法幣一元可以買到一隻牛犢,戰後一元法幣隻能買到一根油條。有位老太太,戰前把積蓄存進銀行,戰後再去提出來,回到家裏她瘋了。換個角度說,如果某人居住京滬地區,擁有“中儲券”一百萬元,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兌成法幣五千元,一九四八年廢法幣,隻能兌到金圓券六角。他的錢哪裏去了?老太太的牛又哪裏去了?政府用增加通貨發行的方式取去了!通貨膨脹是一個騙局,而且全麵行騙,天天行騙,悍然違反了林肯的告誡:“你不能永久欺騙所有的人。”


    “金圓券”並沒有結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連續劇,金圓券把它推向更高的高潮。金圓券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籠,規定銀元二元或美金四元換金圓券一元,黃金每市兩合金圓券二百元,民間的黃金白銀都要送進銀行。政府強力推行,今天槍殺糧商,明天逮捕金店老板,天天高呼打倒奸商豪門。據國府財政官員朱偰和黃元彬寫的文章,八個月後,一九四九年四月,銀元一元兌換金圓券三百六十萬元!此時我在上海,看見麵額一百萬元的大鈔,也看見臭水溝裏都是百元千元一張的金圓券,上麵印著蔣介石的側麵肖像,麵對五百元一千元的數字。鈔票變垃圾,景象恐怖,現實成虛幻,生存被徹底否定。丟棄鈔票的人有意汙損咒詛某一個人,這個人能有多大福分、禁得起這樣折損?有一個人用金圓券當壁紙,糊滿四壁,他邀我去參觀,他說要在這間屋子裏照一張相片傳家,教後世兒孫知道他住過這麽豪華的房子。到這般田地,軍公人員除了抱緊不法手段和不法所得,教他怎麽活?


    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國民政府再改幣製,廢除金圓券,發行銀圓券,竟規定金圓券五億元換銀圓券一元!財經大員的勇氣了得,可是智在哪裏?仁在哪裏?


    我每個月按時把錢寄給父親。這時國軍在山東連打敗仗,鄉人族人紛紛南下,父親有我那一丁點兒接濟,得以離開徐州,暫住浦口。百善孝為先,可是這一善究竟能抵消多少罪孽?當年山東土匪多,好漢們平時在遠方打家劫舍,過年回家先給老娘磕響頭,到了末日,基督怎樣審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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