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沈陽,有幾個人物,我得為他們記上一段。


    先說熊式輝,他是東北行轅主任,“行轅”的全稱是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也就是蔣介石主席在東北的辦公廳,行轅主任等於說是蔣氏在東北的代表人,也就是東北九省軍政總管。這麽個大人物,有根神經跟我們相連。


    憲六團派憲兵秦毓慶做熊式輝的隨身保安人員。秦毓慶告訴我們,熊氏的工作很辛苦,白天要接見許多人,要開會,半夜還在辦公室批公文,熊氏沒有下班回家,他也得全副武裝伺候著。


    他說了一件軼聞。熊在辦公室外有個人專用的廁所,每天下班後廁所鎖起來,第二天上班時把門打開。這天晚上熊去上廁所,憲兵秦毓慶站在廁所門口等著,這時忽然停電,電燈都滅了,秦毓慶想起辦公室的門敞著,急忙回去關門,就在這個時候,專門負責打掃這間廁所的清潔工走過,他發現專用廁所的門還沒有上鎖,就隨手鎖好。熊氏打不開門,不好意思叫喊,秦毓慶在廁所門外恭候,不敢催促,害得這位儒將在廁所裏關了很久。熊氏大度包容,沒有申斥處分任何人。


    沈陽各界慶祝東北光複周年,請京戲“四小名旦”之一毛世來公演,隻演一場,轟動東北。進場看戲的人皆非等閑,無異是特權階級大展覽,六團負責安全,抽調憲兵嚴密作業,我的位置恰在戲院門側,望見熊式輝進場。他的氣概威儀可說是東北第一,可惜走路時兩腳高低不平,竟是一個輕微的跛子,難免減色,我大感意外。後來知道,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遼寧省主席徐箴,也都不良於行,更覺詫異。蔣主席用人一向講求相法和預感,接收東北怎會擺出一個步履艱難的畫麵?


    東北人對熊氏很有意見,認為這位儒將“儒”的成分多、“將”的成分少。熊氏長於折衝調和,東北人盼的是披荊斬棘之才。東北方言,“熊”是懦弱無能的意思,民間俗諺:“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行轅主任是上將職位,如何“熊”得?他們管熊式輝叫“熊十回”。蔣氏用人注意麵相,但是他不懂東北方言,這也算是千慮一失吧?


    熊氏也有英明果斷的一麵,四平街第二次戰役,守將陳明仁置之死地而後生,援軍苦戰解圍。熊式輝爭取在第一時間慰問將士,立即飛往四平,再坐汽車馳入市區,當時戰場尚未清掃,沿途布滿陣亡官兵的屍體,座車從死者身上碾過,熊氏麵不改色。那時大家都稱讚熊有帥風,可是我們這些上等兵的感受別是一番滋味。


    名將孫立人也有根神經跟我們相連。憲六團派出一個加強班到東北行轅站衛兵,大家對這位英雄十分崇敬,但是憲兵向他敬禮的時候他從不還禮。本來也沒有什麽,後來看電影,美國的巴頓將軍也不還禮,不過人所共知,孫將軍蔑視蔣氏的嫡係,他以愛兵著稱,獨薄憲兵,難免令人想得多一些。孫氏有軍事天才,但口形倔強,好像隨時準備吵架的樣子,出入行轅,總是帶著怒容。


    我在秋町十三號聽見高級軍官們談論他,認為他既不能與上級合作,又不能與同僚合作,得民而不能得君,將兵而不知將將。他們說孫將軍總認為和黃埔嫡係推擠才有他的空間,其實他也是嫡係,至少他也可以成為嫡係。不錯,他戰功顯赫,認為戰功高於一切那是中下級軍官心態,“兵驕必敗”,不僅是被敵人打敗,也包括被自己人打敗。一個人,無論他有多好,他不能取代所有的人,到了極不相容的時候,隻有調整少數,維護多數,這是“經濟”原則。有位軍官本是孫氏部屬,他千方百計調出來,他說良禽擇木而棲,孫立人這棵樹有危險。


    沈陽歲月,孫氏常有怨言,他的新一軍負荷太重,折損太多。我們無力分析每一戰役,不能指出指揮上的錯誤,一般而論,對付勁敵的時候當然要動用勁旅,最優秀的軍人常在最艱苦的任務中犧牲,這是戰爭的“反淘汰”現象,從古如斯,為之奈何!


    孫將軍有抱負,但東北戰局並非他能扭轉,塞翁失馬,到台灣訓練新兵,脫離了東北這一劫,本是幸事。他是英雄,看曆史另有見地,終於卷入“兵變”冤案,幽居終身,親信部屬遭到無情的整肅,千古痛惜。《荀子》一書暢論君道與臣道,現在檔案資料逐漸公開,孫將軍臣道有失,蔣先生君道有虧,都付出慘痛代價。


    我們最喜歡的將領是趙家驤,他擔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參謀長,主持沈陽各部隊的大會操,每星期一早晨舉行一次。沈陽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大操場大得出奇,東北真個地大物博。我們二連駐地鄰近操場,代表六團參加,趙家驤將軍聲音洪亮,措詞簡潔生動,善於掌握群眾心理,使人精神大振。


    那時軍政要人訓話,憲兵參加陪聽,隻見他總是拿出稿子照念,這是抗戰時期從未見過的事情。稿子由秘書撰寫,秘書長於寫挽聯、壽序、八行書、工作報告,不懂聽眾心理,未受過口語化訓練,演講者咬字不準,沒有節奏感,大部分聽不懂,小部分聽懂了,也沉悶無趣。蔣夫人在美國國會演講的時候透露,她在陳列館看見羅斯福總統的講稿,有時一篇稿子經過十二次修改,眼前這些長官幕僚根本不知道為什麽要修改。我隻遇上兩位不念稿子的人,除了趙家驥,還有陳誠,陳氏中氣不足,浙江鄉音極重,音質粗糙刺耳,我要第二天看報才知道他究竟講了什麽。趙將軍便不同了,那時聽演講不興鼓掌,每次聽他講話我都有鼓掌的衝動。


    大會操時,我的位置緊接傘兵的排尾,他們全是二十來歲的精壯青年,臉色放出光來,全套美式裝備,草綠色尼龍軍服,上裝翻領,拉鏈半敞,沒有扣紐扣的麻煩,一律佩帶卡賓槍,短小輕便而又火力強大,從步槍輕機槍的壓力下解放出來,風動袖管褲腳,若不是腳上一雙沉重的長筒皮靴,簡直飄飄欲仙,對那些扛著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來說,也就是天兵天將了。絕未料到中共能吃掉國民政府派出來的四十萬大軍。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沈陽不守,東北軍事最高負責人衛立煌和他的參謀長趙家驤坐飛機離開沈陽。後來一再有人寫文章稱讚趙家驤有智謀,當時東塔機場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滿地男女老幼箱籠行李,人群朝著衛立煌的座機一擁齊上,衛士把住機門,一腳一個踢下去,嫩江省主席逃到沈陽,擠不上飛機,挨了這麽一腳。許多人的箱子摔破了、擠破了,滿地美鈔飄散沒人撿,有人高呼“衛總司令我是某某”,有人大喊“我是國民黨四十年的老黨員,忠黨愛國,給我一條生路”。這些人堵住跑道,飛機無法起飛,趙家驤出麵宣布衛總司令有安排,後麵還有四架飛機馬上就到,請大家遵守秩序排隊等候。他說話有公信力,大家安靜下來,目送衛立煌的專機升空,等來等去四架飛機沒出現,解放軍倒衝進來了。趙家驤用“望梅止渴”之計排除障礙,大材小用,可惜了他的智謀!


    我還得記述一位東北耆宿馮庸。他原籍遼寧海城,在軍界、工業界、教育界乃至慈善事業都是名人,他和張學良、莫德惠同為東北的象征。政府委派他做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監察處長,主持“東北軍法執行部”,表示對東北人的信任尊重。他在“南七條”辦公,每個星期一開周會,憲兵第二連全連參加,論人數算是捧場最熱心的一個單位。


    東北軍紀越來越壞,他沒有多大作為,情有可原。執行軍法非他所長,周會訓話言之無物,好在這是國民政府籠絡東北的一個形式,大家也能理解。可是有件事很奇怪,馮氏掌理軍法,憲兵是他可用的力量,他對憲兵從來沒有好言好語,還經常找麻煩。有一次周會結束,值星官喊立正口令,向馮敬禮,馮指著憲兵連大聲斥責:“看!還有軍官不向長官注目,你懂軍人禮節嗎?”他的指頭正指著我的排長李戩。李排長高聲回應:根據陸軍禮節,由值星官發立正口令向受禮者敬禮,其他的人一律立正,立正的要領是抬頭、挺胸、兩眼向前平視,我沒有錯。馮當時很難下台。


    那是國民黨人充滿幻想的時代,每個人自己對著鏡子替自己看相,隻往好處看。他們個個麵龐寬闊,肌肉厚實,步履穩健,個個都能死守據點。他們對外演講無數,對內訓話無數,沒有一句“嘉言”流傳。但是有兩句話也許能在街談巷議中保存百年:第一句,接收之後,蔣介石主席和夫人宋美齡女士一同到東北視察,沈陽市民特別為蔣夫人舉行歡迎大會,萬眾雲集,某大員登上講台昭告群眾:“東北收複,你們常說回到母親的懷抱,現在母親來了!”台下有許多白胡子老頭兒,我不知夫人聽了感受如何。下一句:東北潰敗,四十萬精銳幾乎全軍覆沒,新六軍潘軍長逃到葫蘆島,新聞記者問他失敗的原因,他憤憤地說:“我們這一場戰役簡直是共產黨指揮的!”那時大家還不知道參謀本部主管作戰的次長和處長都是共諜。軍長一言透露消息,中央對東北戰事的決策和指揮犯了許多錯誤。


    沈陽不守,憲兵第六團團長沙靖指示官兵自行“突圍”,他發給每人一筆路費,指定到安徽省安慶市報到,六團是潰散,沒有起義也沒有投降,距離一九四六年六月出關,為時兩年零六個月。


    沙靖綽號“沙和尚”,因為他有異相,“豹頭環眼”,近似少數民族,也因為他廉潔嚴肅,清心寡欲。亂局之中,公財公物缺乏有效管理,遣散費是一筆大錢,他沒有私人吞沒,十分難得。他治軍極嚴,抗戰時期屢開殺戒,出納虧空少數公款,部下軍官與民間女子發生婚姻糾紛,都論罪處死,但他在東北未殺一人,未刑求一人,未借故羅織一人(“特高組”做的事不該由他負責)。眼看大局崩壞,他對從陝西帶出來的質樸子弟似有憐惜之心。他本人變裝離城,參加葫蘆島的最後撤退,輾轉入川。一九四九年解放軍破成都,沒留他這個活口(張學良、龍雲起事,都先殺憲兵團長)。我們說朱連長是好人,沒有用,得副團長說他好才行;我們說沙團長是好人,也沒有用,得中國共產黨說他好才行。共產黨也不是唯一的裁判,在這世界上誰也沒有最後發言權。


    我非常關心楊書質排長和張誌華排長,他倆個性不同,際遇有異。一九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一九八四年,我從紐約向國內寫信尋找楊排長,唯一的線索是先向陝西臨潼找張排長。當時軍中傳說,臨潼人做不了大官,蔣介石主席非常討厭“臨潼”這兩個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派兵到臨潼拘捕蔣氏,實行兵諫,這是蔣氏一生最嚴重的挫折,他從此陷入國共相爭的泥沼,步履艱難。蔣氏創巨痛深,對臨潼產生過敏症候。幸虧有這個傳說,我始終記住張排長的籍貫,也幸虧有臨潼這條線索,我於分別四十二年以後,先在臨潼鄉下找到張排長,承他提供線索,又在滄州鄉下找到楊排長。


    尋人談何容易,驚動了共和國的駐美大使館、僑辦、僑聯和統戰部,最後蒙滄州市委交統戰部辦理,賴承辦人王建國先生熱心,發現楊老在滄州市河西陶莊子務農。一九八九年開始通信,這年楊老六十八歲,張老七十七歲。張老三代同堂,生活正常,楊老受的苦可就多了。他離開沈陽,回到天津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鎮反,他判了十二年勞改,押送內蒙古勞動改造。一九五九年提前釋放,回滄州老家種田,這年楊老三十八歲。“像所有的故事一樣”,勞改期間,楊太太跟他離婚,劃清界限,幼子幼女無人撫養,離散失聯。“像所有的故事一樣”,國民黨舊人的家屬無論多麽痛苦,並不怪中共的政策,隻是同聲責難一家之長害了全家。


    我跟楊老通信,連續十年,安慰他,感謝他,勸他,幫助他建立基本生活,尋找子女的下落。我也幫張老買洗衣機、修理房子。楊老反對“平反”,反對我在回憶錄裏寫出他的名字,本書初版隻稱楊排長而不名,二十一年後本書改版,才把“書質”兩個字補上。他拒絕回憶當年東北的工作和生活。他對現在和未來完全絕望,也完全厭惡自己的曆史。他也不肯皈依佛教或耶教。他原是一個充滿理想和朝氣的青年,他原是一個充滿愛心和正義感的軍官,他原是一個安分守己苟全性命的小市民!可是這幾個角色命運一律不準他扮演。


    楊老接到我的信當然很激動,但是他在第一封信裏寫了一段他跟統戰部官員的對話,他對官員說明跟我的關係,聲明決不為任何搜集情報的人服務。雖然改革開放了,革命政黨還是革命政黨,我跟楊老張老通信得十分小心。後來我從《新新聞》雜誌上讀到一篇報道,一九四九年國軍撤出大陸時,情報機構曾在各地布置人員,繼續敵後工作。一九八○年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台灣的情報機構確曾派出人員,尋找當年的“布建”,看他們是否健在,還能否為台灣做什麽,據報道,這個方案叫“踩雷計劃”。這就難怪了!人生在世,你總是知道得越多,抱怨越少。


    我和楊老張老通信也有過虛驚。“六四”以後,美國華人寄給中國大陸親友的信常常夾帶反共傳單,寄信人並不知情,收信人十分困擾,究竟何方高人有這般能耐,頗費疑猜。我把情況告訴張老和楊老,我說:“我有政治主張,沒有政治活動,決不會自己夾帶傳單。”張老拿信給一個什麽人看,那人判斷這是我的伏筆,以後信中必有傳單出現。經驗發現,他們總是太聰明,冰雪聰明,玻璃片似的聰明,剃刀邊緣似的聰明,使你無地自容。他的判斷當然落空,可是害得張老好不擔憂。


    郭班長也是我心中的牽掛,他是陝西人,他也念過那首“男兒立誌出鄉關,學未成名誓不還”。他入潼關,出山海關,一路慷慨。到了沈陽不寫家信,若是收到家鄉來信,他在信封上批注“此人已死,原件退回”。


    我曾經把我的困境告訴他:父母已老,弟弟妹妹尚幼,全家已成難民。他把他的計劃告訴我:離開憲兵,到陸軍求發展,他認為他起碼也是個連長,很快就升成營長,他見過多少差勁的連長營長,才具儀表都在他之下,他要帶著我一同奮鬥。他告訴我,世上最勢利的人不在外鄉,在自己家裏,你要回去,坐著小包車回去,你這個樣子回去是步死棋,你去陪他們討飯也沒人感激你。人要升官發財再顧家,咱們留在東北奮鬥,混出名堂來回去光宗耀祖,那時候你隻要九牛一毛,他們就歌功頌德。我沒有聽他的,我的困難不能用他的方法解決。


    古來征戰幾人還,可是天下大亂也出奇跡,不知道郭班長是否“坐著小包車回去”。他山窮水盡找路走,形象突出,可以代表許多人。他看人情世故透徹,說出預言,大家心比天高,身似土賤,“有國有家終是夢,為龍為虎總成空。”他說得對,我做不到。他一直盤桓在我的心中,我很久很久不能放下。我也曾請求陝西省僑辦找他,拜托張排長找他,沒有結果。


    提到當年結伴出關的同學,我也得為他們寫上一筆。我還在沈陽的時候,同學之間忽然興起互相題字之風,為什麽要題字呢?“說不出原因來,好像覺得我們隨時可能分手。”我給他們寫:“時代如酒,健兒易醉。”或者是:“墨比血濃,寫不成一個歸字。”有人一直保存著他的紀念冊,經過多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拿出來影印給我看。袁自立同學也到了台北,也到了美國,他多次念給我聽。八十年代,他到山東老家探親,回美後對我說:“歸字到底寫成了,不過是個簡體字。”


    我和李孔思同學還有一段後話。陝南分手,他留在憲兵十四團,我改投憲兵六團,東北西北,雲裏霧裏。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在秦皇島,孔思突來一信,他說到西安考大學,不幸落榜,流落街頭,沒有出路。我欠他一筆人情,一九四三年我在阜陽病倒,正值日軍策應中原戰爭,由蚌埠出兵北攻,阜陽進入緊急狀態,幸虧他幫忙延醫買藥,治好了我的病,我應該回報他。無奈這時物價飛漲,我每月都把所有的錢匯給父親,勉強維持他的生活,讀了孔思的信非常羞愧。同事中有一位富上尉,本是一位江南佳公子,不知何種因緣也在我們這個單位落腳,他在西安有親戚,那人幹過師長,辭職後隱居。我借支薪水做電報費,央富上尉發了兩封電報,一封給這位退職的師長,請他為孔思找個職業,一封發給孔思,囑他依照地址前去拜訪。


    孔思又來一信,他要回憲兵十四團去了!我大吃一驚,以後斷了音信,我隻能悶在心裏。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找到定居浦口的陳培業,向他打聽,得到一個很好的故事。孔思在十四團受訓,學科術科都是第一名,而且性情憨直,十四團趙團長對他有深刻的印象。孔思流落西安,趙團長派人找他,親自接見麵談,要他重回十四團,並且立即派他做新兵連的訓練班長,免除了軍士隊受訓的過程。這是憲兵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趙團長行事風格不俗,很得我們的讚美。


    後事又如何呢?我希望找到孔思,我有能力回報他了。培業說,西北解放時,孔思駐川北廣元服勤,隨國軍撤入成都,在成都起義,參加解放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憲兵起義日),以後不知下落。他是孔思的好朋友,應該熟知實際經過。


    女同學孟繁英另有說法,據她所知,孔思回到二十二中,隨校遷往漢中,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漢中投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入川受訓,名列二十三期第三總隊步兵科。十二月起義,進入解放軍十八兵團隨營學校學習。一九五○年九月複員,然後失去聯絡。她言之鑿鑿,似乎也可信。孔思字希聖,單看名號,可知他出身書香人家,背負著父母很大的期望。可是道路如此曲折,他隻能破格做人,時也命也,為之奈何!


    我看電影的時候,常想劇中人物“出鏡”以後做什麽。我遍尋舊侶,向各地寫過五百多封信,他們的故事不能盡說。袁枚詩:“胸中沒有未了事,便是人間好光景。”我們無人修到這般境界,隻有一位同學約略近似。他當年考取陸軍中央軍官學校,“為什麽去考軍校?”他說考軍校是為了學殺人,學殺人是為了報父仇,他的父親死於土改,此恨難消。他說話的時候聲音低沉,鼻翼掀動,呼吸有聲。我找到他已是四十年後。當年他到成都入學,編入二十三期,他們還沒畢業,共軍已兵臨城下。他們三個總隊三千零四十一名學生,向劉伯承鄧小平統率的二野起義歸順。這個新政權教他如何適應?我很知道他的心路曆程,不能明問,我轉彎抹角,他也不能明答,他含糊其辭。他說有一年遊曆某地,參觀某寺,寺門有對聯一副,上聯是“天下事沒完沒了以不了了之”。這句上聯令我大驚大笑,這麽好的上聯必定有個非常好的下聯,可惜他忘記了。我東找西找終於找到,全聯是:   <blockquote>


    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慧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    </blockquote>


    上聯醒豁,下聯深奧,難怪上聯易傳,下聯易忘。曆史像擦黑板一樣,也能擦去恩怨情仇,我的好朋友僅得上聯已能解脫,下聯也就姑置不論了吧。


    國軍“入出”東北,惹人議論至今。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蘇聯占領東北,阻撓國軍接收,做過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將領魏德邁,反對國軍接收東北,他建議把東北問題交給聯合國解決,國府派最能幹的軍事將領和行政官吏,好好治理華北和華中,集中兵力與共軍在華北決戰。蔣著《蘇俄在中國》書中也說,蘇俄對東北問題既違約背信,中國也決定停止接收,最後又複動搖,仍然與他們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大錯誤。於是“如果不出兵接收東北,那就會如何如何”,一度是個熱門的話題。


    曆史隻有“曾經”,沒有“如果”。但是現在有“虛擬曆史”出現,引用楊豫譯介尼爾·弗格森的說法:作者以一種否定性假設的命題來挑戰曆史決定論觀點,同時企圖重新解釋現代史。“如果沒有發生美國大革命,英國持續統治美國,今日的北美洲將會是怎樣的局麵?”“如果英國沒有克倫威爾,那麽英國光榮革命會出現嗎?”“如果德國在‘二戰’打敗蘇聯,德國可能持續統治歐洲嗎?”“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蘇聯會垮台嗎?”饒富趣味的命題帶領我們另類思考曆史,沉思事件之間的因果意義是否那麽線性邏輯與必然。


    我想聯合國“監護”東北,中共多了一個民族主義的口號可以借用,它在東北的發展可能更順利。東北物產豐富,北鄰蘇聯,南鄰朝鮮,都是共產主義國家,有這麽一塊完整的根據地,華北豈有寧日?國民政府官吏怠惰,軍事係統又全為共諜滲透,所謂“好好治理華北和華中”,所謂“集中兵力與共軍在華北決戰”,看來也都不會成功。我實在不敢相信“那樣可以全力鞏固華北、華中和華南,國民政府可以保住政權”。


    東北人常說,倘若派張學良去接收東北就好了!這話感情豐富,表現了對少帥的疼惜敬愛,我們有共鳴。無奈先人遺澤和同袍道義很難遏阻中共發展,戰後東北的局麵,有形而上的問題,有形而下的問題,幽居十年的少帥究竟能了解多少?曆史不能假設,但可以想象,抗戰時期,如果少帥帶兵“打鬼子”,他極可能是另一個張自忠,抗戰勝利,如果派他主持東北軍政,他也許是另一個傅作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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