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 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離開住所。路上隻見掉下來的招牌，斷了的電話線，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沒人看我們，我偷偷地看他。我們走進一所學校，隻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擠滿了房子，擠滿了院子。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律不佩符號，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比方說，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連長穿幹幹淨淨的軍服，團長穿嶄新的軍服。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裏管理我們，我們人數這麽多，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身旁幾個通信兵，門口幾個衛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
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反倒是我，我沒忘記我是（或者準備是）一個作家，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個個臉色憔悴，嘴唇皴裂，雙手赤紅，我擔心他們生凍瘡。有人光著頭，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很難得！他們沒穿大衣，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想是為了禦寒。裝備陳舊，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土布的顏色單調，軍容灰暗，隻有腰間插著一雙新布鞋嶄新，兵貴神速，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裏，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照例派人四出偵察，報告說百裏之內並無敵蹤，於是放心睡覺，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神通就在這雙布鞋。個別看，解放軍哪裏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卷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他抽煙，看不出香煙牌子，聞氣味品質不壞。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什麽團的團長，跟指導員攀同鄉，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讓他回去看看孩子，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目前人在市內，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麵。那位指導員一麵抽煙一麵微笑，慢動作撕開香煙盒，掏出鉛筆來寫字，他用香煙盒的反麵寫報告，向上級請示。通訊兵去了又回來，字條上麵批著兩個字：“不準”，用的也是鉛筆。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麽簡化到這般程度，我非常驚異。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不說話。
戰鬥結束了，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衛兵不許她們進來，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裏沒有？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裏，由院子裏傳到屋子裏，沒有反應。於是有人高聲喊叫，重複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聲。於是有人低聲議論，就算他在這裏也不敢出頭承認，他還想隱瞞身份呢。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將校官冒充尉官，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以後還有多次清查，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
俘虜實在太多了，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我們這裏一批人疏散出去，騰出空間，開始進行下一個程序，“區分山羊綿羊”。第一步，軍官和士兵分開，他們把士兵帶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斬頭去尾，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隻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別人早有脫身之計，人人秘而不宣。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發現我們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裏。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陸續遇見許多同人，他們也都是狡兔。
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指導員不再微笑，也沒有講話，他隻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隻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來天欲雪”的感覺。他們為什麽不講話？這是不祥之兆嗎？由鬧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虛，胡思亂想，想起滾進地下室的手榴彈，想起德國納粹把俘虜運到郊外集體槍決。
還好，我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楊柳青，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倉，看見碉堡殘破，交通壕翻邊，鐵絲網零亂，大概是炮兵猛轟造成的吧，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我們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這夜無星無月，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為什麽？）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身旁沒人監視，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整天僅此一餐，可是並不覺得餓。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隊解放軍同行。我放慢腳步，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我注意他們的槍械，那時，“共軍用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炮”，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我隻看見日軍的製式步槍“三八式”，國軍的製式步槍“中正式”。我心頭一凜，想起我在沈陽背過擦過的那支槍，那支槍流落何方？我還記得它的號碼，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解放軍打天津，除了飛機以外，大炮機槍衝鋒槍什麽武器都有，據“火器堂”網上資料，抗戰八年，內戰四年，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支中正式步槍，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總有三十萬支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韓戰發生，中共派誌願軍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
我們一直往北走，天氣忽然起了變化，風沙撲麵而來，那風沙強悍詭異，難以形容。我拉低帽簷，掏出手帕遮臉，閉緊眼睛趕路，每隔幾秒鍾睜開一條縫，看一看腳下的路，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四麵一片濛濛的黃，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難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時我隻為眼睛擔憂，作家可以沒有手，沒有腳，必須有眼睛。現在我知道，那天我們遇上了“沙塵暴”，西北風挾帶內蒙古的沙塵，向南撲來，它一年比一年嚴重，現在已經形成天災，華北東北都成災區。現在“沙塵暴”過境的時候，人取消戶外活動，飛機停飛，沙塵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沒法耕種，人民沒法安居。專家總是往壞處想，他們憂慮多少年後，東北華北一半變成沙漠。倘若真有那麽一天，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國共兩黨興兵百萬，血流成河，爭的就是這幾粒沙。
當時風沙中辛苦掙紮，哪會想這許多，我隻擔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風也停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瓦房很多。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鈔票、銀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籮筐裏，我能了解，這是防止我們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鋼筆、照片、符號、日記本，我明白，這是要從裏麵找情報。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什麽財物也沒有。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軍隊裏不是常說“窮書記、富軍需”嗎，解放軍軍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窮書記”？似乎懷疑，倒也讓我過關。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裏，屋裏沒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階級鬥爭”取走了一切浮財。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應該是民夫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欞，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來。既然門窗“洞”開，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要看要聽，十分方便。夜間風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
我必須說，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夥食也不壞，一天兩餐，菜裏有肉。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後，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這時，住在這個村子裏的俘虜全員到齊，有兩百人左右，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果然以一當十。跑步之後，大家在廣場集合，班長登台教唱，第一天學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天夜裏降了一場淺淺的雪，天公慈悲，沒刮大風，早晨白雲折射天光，總算晴了。第二天學的是“換槍換槍快換槍，蔣介石，運輸大隊長，送來大批美國槍”。我聽了不覺一笑，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還是我有幽默感。
所謂受訓，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難，終於有這麽一天，早操以後，班長教唱，劈頭就是“蔣介石，大流氓，無恥的漢奸賣國賊”。我張口結舌，這未免太離譜了吧？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全場默然，指導員一向不說話，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這時帶著槍的兵走過來，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你們為什麽不唱？為什麽不唱？”隊伍裏這才有了嗡嗡之聲。他不滿意，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大聲唱！大聲唱！”隊伍裏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學唱，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立正站好，姿勢筆挺，有問必答，一口一個“報告指導員”。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厲聲斥責，“你已經解放了，為什麽不唱解放軍的歌？”我告訴他，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不待他考問，我自動唱起來，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樹林裏，有我們無數好兄弟。”唱了兩句，馬上換另外一首，“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再換一首，“延水濁，延水清，情郎哥哥去當兵，當兵要當八路軍。”再換一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軍不打抗日軍。”
他大喝一聲：“夠了！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你到這裏來受訓，就是教你趕上形勢。”我說報告指導員，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我們愛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現在教的歌哪裏比得上？現在這支歌怎麽這麽低俗？這哪裏像解放軍的歌？我不顧他的反應，連唱帶說，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後來知道，他們認為抗拒或爭辯都是真情流露，他們對“真情”有興趣，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他反而認為是虛偽，引起他們的戒備懷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問我對這裏的生活有什麽意見。“報告指導員，沒有意見。”怎麽會沒有？他不信。“報告指導員，抗戰的時候，國民黨的遊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在這裏吃得飽，睡得好，當然沒有批評。”這幾句話他聽得進。你對國民黨還有什麽幻想？“報告指導員，沒有任何幻想。”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報告指導員，我跑江湖混飯吃，從來沒倚靠蔣介石。”大概這句話太沒水平，他皺了一下眉頭。那麽你對自己的前途有什麽打算？“報告指導員，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我簡化問題，隱瞞了弟弟和妹妹。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全中國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說他也有父母，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裏解決。
他靜待我的反應，我默不作聲。
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他用警告的語氣說，“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還要虛心。”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們逆風行軍，沙塵傷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
俘虜營裏沒有醫療服務，班長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紗布，我隻能把左眼包起來，乍看外表，倒是很像個傷兵。冷風吹拂，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標。他們閉上一隻耳朵，沒再強迫我唱歌，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代價是什麽？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也許因而不能脫身，我那年才二十四歲，對中共多少有用處。
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大我、紀律、信仰、奉獻，都是可怕的名詞，背後無數負麵的內容。我一心向往個人自由，我曾在新聞紀錄片裏看見要人走出飛機，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後是滿地奔跑追趕，我當時曾暗暗立下誌願，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其實“自由”也有陰暗麵，那時我還不知道“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麵發展”，以螺旋形的軌跡尋求救贖。
我已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我隻求能有必需的收入，養活父親，幫助弟弟妹妹長大。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我隻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裏去苟活。我必須奔向南京。
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顯然沒有。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必定失明，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我猜父親看見一個“眇目”的兒子回來，不會有快樂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麵臨選擇：損失一個兒子、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
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隻是偶然揭開封麵看了一眼。果真“開卷有益”，封麵裏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正好蓋在左下角。我大吃一驚，天造地設，一張空白的公文紙，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這時左右無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來。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製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沒有能力鑒別公文真偽，如果他們不放我，我也有辦法！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草莽色彩鮮明，後來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
左眼越來越痛，“難友”朱少校幫助我，他說用食鹽水衝洗可以延緩病情。我到附近農家討鹽，一位太太說，她家的鹽用光了，還沒有補充，她讓我進廚房察看，柴米油鹽一無所有，鍋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進另一農家，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但是必須班長許可。我又到處去找班長。
討到了鹽，朱少校卷起袖子，客串護士。每一次我隻能討到一撮鹽，好一個慈悲的班長，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他走在前麵，我在後麵六英尺左右跟著，他沉默無聲，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獲不是食鹽，我有機會看到“老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我沒看見男人。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打麥場邊怎麽沒有一群孩子嬉戲，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怎麽沒有老翁抽著旱煙袋聊天，怎麽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秸高粱稈。安靜，清靜，幹幹淨淨，一切投入戰爭，當初“不拿人民一針一線”，而今“人民不留一針一線”，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
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外麵發生了兩件大事，蔣介石總統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們看不到報紙，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布，我還記得，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我們都已躺好，宿舍裏沒電燈，班長站在黑暗裏說，蔣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視事”。我了解《中華民國憲法》，其中提到總統“缺位”和總統“因故不能視事”，兩者有很大的區別，班長聲調平靜，用字精準，把“不能視事”重複了一次，表示強調，很有政治水準。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大家竟鼓起掌來，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歹戲拖棚，不如早點落幕，散場回家。
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天曉得！資料顯示，內戰第一年，六十萬俘虜參軍，第二年，七十萬俘虜參軍。濟南十萬俘虜，或參軍，或勞動生產，一個不放。中共占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硬仗已經打完，俘虜太多，無處消耗，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黨，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又要防範他們，雙方必然產生矛盾，他們縱然抗拒洗腦，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成為活性的“病灶”。世事總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係於大人物一念之間。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國軍退守台灣，大陸失敗的教訓深刻難忘，萬事防諜當先，盡力布置一個無菌室，那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跟有潔癖的人吃一鍋飯，難免動輒得咎，軍政機構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額外消耗多少元氣。
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萬年曆顯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醜。事後推想，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大約是為了留些“去思”，過年這天午餐加菜，質量豐富，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據說是團政委。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踩高蹺”，親切，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做中國的“國風”。他們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個解放年，鑼鼓喧天鬧得歡，我給大家來拜年”。先是縱隊繞行，然後橫隊排開，唱到最後一句，全體向我們鞠躬，我又覺得折煞。
團政委登台訓話，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記得牢。他的氣質複雜，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文質彬彬，威風凜凜，陰氣沉沉。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跟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黨人完全不同，前者比較陰沉。
家鄉父老常說“一分材料一分福”，團政委口才好，勝過連指營指。他稱讚我們都是人才，可惜走錯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誰願意參加解放軍，他伸出雙手歡迎。然後他加強語氣，誰對國民黨還有幻想，解放軍發路費，發路條，願意去南京的去南京，願意去廣州的去廣州，願意去台灣的去台灣，你們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們前腳到，解放軍後腳到，水流千遭歸大海，誰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番話鏗鏘有聲，驚心動魄。他最後強調解放軍守信用，說話算數，路條路費明天就發給你們，任你們行動自由。大家聽呆了，不敢鼓掌。演說完畢，團政委上馬，他還要到另一個村莊去演說，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莊。
解放軍說話算數，第二天路條到手，我打開一看，有效期間隻有兩天，我今天出了這個門，明天路條就成廢紙，以後的路怎麽走？路條的效期是兩天，路費也是兩天的夥食錢，他們好像假定我兩天以後就可以到南京到廣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導員申述困難？正在猶豫不決，有個小夥子在我身旁急得團團轉，他反複自問：“我的戒指呢？我的手表呢？”
我想起來，我們進村子那天，人人把財物掏出來，一起放在大籮筐裏，交給解放軍保管，當時指導員明確交代，受訓期滿之日發還。這時候，有一個人，我心裏一直想著這個人，現在我才下筆寫到這個人，他也是個俘虜，看樣子是個中年人，是個病人，每天閉目打坐不說話，如果夜晚我們上了床不睡覺，如果我們談天說地東拉西扯，他才喝一聲：“趕快睡覺！不要擾亂別人！”倒還有幾分精氣神。有時候，我們三五個人在院子裏閑談幾句，他也要站在門口嗬斥：“走開走開！”聲調毫不客氣。他真有先見之明，總是我們聽從他的嗬斥之後，班長就像獵犬一樣跑過來，察言觀色一番。當那小夥子滿口戒指手表追問不舍的時候，那個沉默的中年人又喝一聲：“你這個混蛋！還不快滾！”人間確有當頭棒喝，我和那個小夥子陡然醒悟，兩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雜在一個大筐裏，哪個是你的？怎麽發還？當初解放軍收集俘虜財物的時候，並沒有一人一個封套包裝起來寫上名字，可見壓根兒就沒打算發還，那還囉唆什麽？難道想留下不走？我們大徹大悟，四大皆空，萬緣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寫到這裏我思念他，不知他後半生何處浮浮沉沉，可曾風平浪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當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過年，我次日釋放。中間管訓十五天，解放軍果然說話算話。無奈人心不足，我時常想起某某公司設計的一張海報：美女當前，含情望著你，下麵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諾：某月某日這位女郎全身脫光”。人人記住這個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報，海報換新，女郎果然全裸，海灘遼闊，她隻是個遙遠的背影，下麵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遠信守承諾”。
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離開住所。路上隻見掉下來的招牌，斷了的電話線，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沒人看我們，我偷偷地看他。我們走進一所學校，隻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擠滿了房子，擠滿了院子。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律不佩符號，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比方說，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連長穿幹幹淨淨的軍服，團長穿嶄新的軍服。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裏管理我們，我們人數這麽多，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身旁幾個通信兵，門口幾個衛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
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反倒是我，我沒忘記我是（或者準備是）一個作家，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個個臉色憔悴，嘴唇皴裂，雙手赤紅，我擔心他們生凍瘡。有人光著頭，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很難得！他們沒穿大衣，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想是為了禦寒。裝備陳舊，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土布的顏色單調，軍容灰暗，隻有腰間插著一雙新布鞋嶄新，兵貴神速，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裏，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照例派人四出偵察，報告說百裏之內並無敵蹤，於是放心睡覺，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神通就在這雙布鞋。個別看，解放軍哪裏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卷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他抽煙，看不出香煙牌子，聞氣味品質不壞。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什麽團的團長，跟指導員攀同鄉，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讓他回去看看孩子，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目前人在市內，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麵。那位指導員一麵抽煙一麵微笑，慢動作撕開香煙盒，掏出鉛筆來寫字，他用香煙盒的反麵寫報告，向上級請示。通訊兵去了又回來，字條上麵批著兩個字：“不準”，用的也是鉛筆。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麽簡化到這般程度，我非常驚異。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不說話。
戰鬥結束了，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衛兵不許她們進來，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裏沒有？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裏，由院子裏傳到屋子裏，沒有反應。於是有人高聲喊叫，重複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聲。於是有人低聲議論，就算他在這裏也不敢出頭承認，他還想隱瞞身份呢。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將校官冒充尉官，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以後還有多次清查，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
俘虜實在太多了，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我們這裏一批人疏散出去，騰出空間，開始進行下一個程序，“區分山羊綿羊”。第一步，軍官和士兵分開，他們把士兵帶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斬頭去尾，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隻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別人早有脫身之計，人人秘而不宣。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發現我們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裏。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陸續遇見許多同人，他們也都是狡兔。
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指導員不再微笑，也沒有講話，他隻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隻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來天欲雪”的感覺。他們為什麽不講話？這是不祥之兆嗎？由鬧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虛，胡思亂想，想起滾進地下室的手榴彈，想起德國納粹把俘虜運到郊外集體槍決。
還好，我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楊柳青，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倉，看見碉堡殘破，交通壕翻邊，鐵絲網零亂，大概是炮兵猛轟造成的吧，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我們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這夜無星無月，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為什麽？）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身旁沒人監視，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整天僅此一餐，可是並不覺得餓。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隊解放軍同行。我放慢腳步，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我注意他們的槍械，那時，“共軍用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炮”，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我隻看見日軍的製式步槍“三八式”，國軍的製式步槍“中正式”。我心頭一凜，想起我在沈陽背過擦過的那支槍，那支槍流落何方？我還記得它的號碼，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解放軍打天津，除了飛機以外，大炮機槍衝鋒槍什麽武器都有，據“火器堂”網上資料，抗戰八年，內戰四年，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支中正式步槍，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總有三十萬支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韓戰發生，中共派誌願軍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
我們一直往北走，天氣忽然起了變化，風沙撲麵而來，那風沙強悍詭異，難以形容。我拉低帽簷，掏出手帕遮臉，閉緊眼睛趕路，每隔幾秒鍾睜開一條縫，看一看腳下的路，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四麵一片濛濛的黃，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難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時我隻為眼睛擔憂，作家可以沒有手，沒有腳，必須有眼睛。現在我知道，那天我們遇上了“沙塵暴”，西北風挾帶內蒙古的沙塵，向南撲來，它一年比一年嚴重，現在已經形成天災，華北東北都成災區。現在“沙塵暴”過境的時候，人取消戶外活動，飛機停飛，沙塵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沒法耕種，人民沒法安居。專家總是往壞處想，他們憂慮多少年後，東北華北一半變成沙漠。倘若真有那麽一天，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國共兩黨興兵百萬，血流成河，爭的就是這幾粒沙。
當時風沙中辛苦掙紮，哪會想這許多，我隻擔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風也停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瓦房很多。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鈔票、銀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籮筐裏，我能了解，這是防止我們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鋼筆、照片、符號、日記本，我明白，這是要從裏麵找情報。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什麽財物也沒有。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軍隊裏不是常說“窮書記、富軍需”嗎，解放軍軍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窮書記”？似乎懷疑，倒也讓我過關。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裏，屋裏沒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階級鬥爭”取走了一切浮財。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應該是民夫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欞，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來。既然門窗“洞”開，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要看要聽，十分方便。夜間風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
我必須說，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夥食也不壞，一天兩餐，菜裏有肉。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後，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這時，住在這個村子裏的俘虜全員到齊，有兩百人左右，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果然以一當十。跑步之後，大家在廣場集合，班長登台教唱，第一天學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天夜裏降了一場淺淺的雪，天公慈悲，沒刮大風，早晨白雲折射天光，總算晴了。第二天學的是“換槍換槍快換槍，蔣介石，運輸大隊長，送來大批美國槍”。我聽了不覺一笑，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還是我有幽默感。
所謂受訓，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難，終於有這麽一天，早操以後，班長教唱，劈頭就是“蔣介石，大流氓，無恥的漢奸賣國賊”。我張口結舌，這未免太離譜了吧？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全場默然，指導員一向不說話，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這時帶著槍的兵走過來，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你們為什麽不唱？為什麽不唱？”隊伍裏這才有了嗡嗡之聲。他不滿意，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大聲唱！大聲唱！”隊伍裏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學唱，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立正站好，姿勢筆挺，有問必答，一口一個“報告指導員”。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厲聲斥責，“你已經解放了，為什麽不唱解放軍的歌？”我告訴他，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不待他考問，我自動唱起來，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樹林裏，有我們無數好兄弟。”唱了兩句，馬上換另外一首，“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再換一首，“延水濁，延水清，情郎哥哥去當兵，當兵要當八路軍。”再換一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軍不打抗日軍。”
他大喝一聲：“夠了！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你到這裏來受訓，就是教你趕上形勢。”我說報告指導員，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我們愛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現在教的歌哪裏比得上？現在這支歌怎麽這麽低俗？這哪裏像解放軍的歌？我不顧他的反應，連唱帶說，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後來知道，他們認為抗拒或爭辯都是真情流露，他們對“真情”有興趣，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他反而認為是虛偽，引起他們的戒備懷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問我對這裏的生活有什麽意見。“報告指導員，沒有意見。”怎麽會沒有？他不信。“報告指導員，抗戰的時候，國民黨的遊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在這裏吃得飽，睡得好，當然沒有批評。”這幾句話他聽得進。你對國民黨還有什麽幻想？“報告指導員，沒有任何幻想。”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報告指導員，我跑江湖混飯吃，從來沒倚靠蔣介石。”大概這句話太沒水平，他皺了一下眉頭。那麽你對自己的前途有什麽打算？“報告指導員，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我簡化問題，隱瞞了弟弟和妹妹。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全中國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說他也有父母，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裏解決。
他靜待我的反應，我默不作聲。
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他用警告的語氣說，“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還要虛心。”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們逆風行軍，沙塵傷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
俘虜營裏沒有醫療服務，班長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紗布，我隻能把左眼包起來，乍看外表，倒是很像個傷兵。冷風吹拂，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標。他們閉上一隻耳朵，沒再強迫我唱歌，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代價是什麽？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也許因而不能脫身，我那年才二十四歲，對中共多少有用處。
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大我、紀律、信仰、奉獻，都是可怕的名詞，背後無數負麵的內容。我一心向往個人自由，我曾在新聞紀錄片裏看見要人走出飛機，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後是滿地奔跑追趕，我當時曾暗暗立下誌願，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其實“自由”也有陰暗麵，那時我還不知道“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麵發展”，以螺旋形的軌跡尋求救贖。
我已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我隻求能有必需的收入，養活父親，幫助弟弟妹妹長大。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我隻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裏去苟活。我必須奔向南京。
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顯然沒有。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必定失明，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我猜父親看見一個“眇目”的兒子回來，不會有快樂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麵臨選擇：損失一個兒子、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
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隻是偶然揭開封麵看了一眼。果真“開卷有益”，封麵裏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正好蓋在左下角。我大吃一驚，天造地設，一張空白的公文紙，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這時左右無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來。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製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沒有能力鑒別公文真偽，如果他們不放我，我也有辦法！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草莽色彩鮮明，後來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
左眼越來越痛，“難友”朱少校幫助我，他說用食鹽水衝洗可以延緩病情。我到附近農家討鹽，一位太太說，她家的鹽用光了，還沒有補充，她讓我進廚房察看，柴米油鹽一無所有，鍋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進另一農家，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但是必須班長許可。我又到處去找班長。
討到了鹽，朱少校卷起袖子，客串護士。每一次我隻能討到一撮鹽，好一個慈悲的班長，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他走在前麵，我在後麵六英尺左右跟著，他沉默無聲，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獲不是食鹽，我有機會看到“老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我沒看見男人。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打麥場邊怎麽沒有一群孩子嬉戲，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怎麽沒有老翁抽著旱煙袋聊天，怎麽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秸高粱稈。安靜，清靜，幹幹淨淨，一切投入戰爭，當初“不拿人民一針一線”，而今“人民不留一針一線”，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
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外麵發生了兩件大事，蔣介石總統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們看不到報紙，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布，我還記得，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我們都已躺好，宿舍裏沒電燈，班長站在黑暗裏說，蔣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視事”。我了解《中華民國憲法》，其中提到總統“缺位”和總統“因故不能視事”，兩者有很大的區別，班長聲調平靜，用字精準，把“不能視事”重複了一次，表示強調，很有政治水準。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大家竟鼓起掌來，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歹戲拖棚，不如早點落幕，散場回家。
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天曉得！資料顯示，內戰第一年，六十萬俘虜參軍，第二年，七十萬俘虜參軍。濟南十萬俘虜，或參軍，或勞動生產，一個不放。中共占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硬仗已經打完，俘虜太多，無處消耗，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黨，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又要防範他們，雙方必然產生矛盾，他們縱然抗拒洗腦，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成為活性的“病灶”。世事總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係於大人物一念之間。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國軍退守台灣，大陸失敗的教訓深刻難忘，萬事防諜當先，盡力布置一個無菌室，那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跟有潔癖的人吃一鍋飯，難免動輒得咎，軍政機構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額外消耗多少元氣。
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萬年曆顯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醜。事後推想，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大約是為了留些“去思”，過年這天午餐加菜，質量豐富，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據說是團政委。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踩高蹺”，親切，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做中國的“國風”。他們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個解放年，鑼鼓喧天鬧得歡，我給大家來拜年”。先是縱隊繞行，然後橫隊排開，唱到最後一句，全體向我們鞠躬，我又覺得折煞。
團政委登台訓話，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記得牢。他的氣質複雜，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文質彬彬，威風凜凜，陰氣沉沉。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跟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黨人完全不同，前者比較陰沉。
家鄉父老常說“一分材料一分福”，團政委口才好，勝過連指營指。他稱讚我們都是人才，可惜走錯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誰願意參加解放軍，他伸出雙手歡迎。然後他加強語氣，誰對國民黨還有幻想，解放軍發路費，發路條，願意去南京的去南京，願意去廣州的去廣州，願意去台灣的去台灣，你們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們前腳到，解放軍後腳到，水流千遭歸大海，誰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番話鏗鏘有聲，驚心動魄。他最後強調解放軍守信用，說話算數，路條路費明天就發給你們，任你們行動自由。大家聽呆了，不敢鼓掌。演說完畢，團政委上馬，他還要到另一個村莊去演說，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莊。
解放軍說話算數，第二天路條到手，我打開一看，有效期間隻有兩天，我今天出了這個門，明天路條就成廢紙，以後的路怎麽走？路條的效期是兩天，路費也是兩天的夥食錢，他們好像假定我兩天以後就可以到南京到廣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導員申述困難？正在猶豫不決，有個小夥子在我身旁急得團團轉，他反複自問：“我的戒指呢？我的手表呢？”
我想起來，我們進村子那天，人人把財物掏出來，一起放在大籮筐裏，交給解放軍保管，當時指導員明確交代，受訓期滿之日發還。這時候，有一個人，我心裏一直想著這個人，現在我才下筆寫到這個人，他也是個俘虜，看樣子是個中年人，是個病人，每天閉目打坐不說話，如果夜晚我們上了床不睡覺，如果我們談天說地東拉西扯，他才喝一聲：“趕快睡覺！不要擾亂別人！”倒還有幾分精氣神。有時候，我們三五個人在院子裏閑談幾句，他也要站在門口嗬斥：“走開走開！”聲調毫不客氣。他真有先見之明，總是我們聽從他的嗬斥之後，班長就像獵犬一樣跑過來，察言觀色一番。當那小夥子滿口戒指手表追問不舍的時候，那個沉默的中年人又喝一聲：“你這個混蛋！還不快滾！”人間確有當頭棒喝，我和那個小夥子陡然醒悟，兩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雜在一個大筐裏，哪個是你的？怎麽發還？當初解放軍收集俘虜財物的時候，並沒有一人一個封套包裝起來寫上名字，可見壓根兒就沒打算發還，那還囉唆什麽？難道想留下不走？我們大徹大悟，四大皆空，萬緣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寫到這裏我思念他，不知他後半生何處浮浮沉沉，可曾風平浪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當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過年，我次日釋放。中間管訓十五天，解放軍果然說話算話。無奈人心不足，我時常想起某某公司設計的一張海報：美女當前，含情望著你，下麵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諾：某月某日這位女郎全身脫光”。人人記住這個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報，海報換新，女郎果然全裸，海灘遼闊，她隻是個遙遠的背影，下麵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遠信守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