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我不會說海南後，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的賣主打聽。他說這是魚。我說我知道是魚，請問是什麽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麽。”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請問是“什、麽、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麽？”
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盡數的漁村，曆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詞匯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自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冬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致、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人普通話。即使是收集詞條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把這裏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禦製的筆硯之外。當我同這裏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隻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可憐地語言貧乏。我當然錯了。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嘲瞅嘔啞鞏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裏。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與電視、報紙溝通的必需，是我進人現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曆，隻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這同時意味著，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在一天天被異生的語言濾洗——它在這種濾洗之下，正在變成簡單的“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正在譯語的沙漠裏一點點幹枯。
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也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噴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隻已經離開了士地的蘋果，一隻已經被蒸熟了院製了的蘋果，還算不算一隻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維度。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係，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基本上鏟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差別。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穿著同樣的衣服，住著同樣的房子，流行著同樣的觀念，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到那個時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0二0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0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一樣困難。
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同一種方言內，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從業、政治等等方麵的觀念上，也開始表現在語言上——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詞語，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為我們周圍常見的事實。“三結合”、“豆效票”、“老話”、“成分”……一批詞匯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並沒有沉澱於古籍，沒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子裏流通，就像方言在老鄉圈子裏流通一樣。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還在造就出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裏說。即使人們超越了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一個語言教授做過一次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裏一閃而過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種多樣的；有紅旗，有領袖，有風暴，有父親，有酒宴，有監獄，有政治課老師，有報紙，有菜市場，有手風琴……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個人生命體驗，對“革命”這個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栓釋。當然，他們一旦進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從權威的規範，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但是誰能肯定，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一閃而過的形象，不會在意識的暗層裏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篡改事件呢？誰能肯定，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廣義普通話的時候，在克服各種語言障礙以求心靈溝通的時候，新的歧營、歧很、歧義、歧視現象不正在層出不窮呢？一個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過程不正在人們內心中同時推進呢？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所謂“共同的語言”，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如果我們下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銷，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
詞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們密密繁殖，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也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裏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一段時間以來，我的筆記本裏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我反複端詳揣度，審訊和調查，力圖像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麵的故事，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
這當然隻是我個人的一部詞典，對於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範的意義。這隻是語言學教授試驗課裏各種各樣的答案中的一種，人們一旦下課就可以把它忘記。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我不會說海南後，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的賣主打聽。他說這是魚。我說我知道是魚，請問是什麽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麽。”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請問是“什、麽、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麽？”
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盡數的漁村，曆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詞匯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自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冬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致、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人普通話。即使是收集詞條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把這裏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禦製的筆硯之外。當我同這裏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隻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可憐地語言貧乏。我當然錯了。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嘲瞅嘔啞鞏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裏。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與電視、報紙溝通的必需，是我進人現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曆，隻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這同時意味著，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在一天天被異生的語言濾洗——它在這種濾洗之下，正在變成簡單的“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正在譯語的沙漠裏一點點幹枯。
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也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噴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隻已經離開了士地的蘋果，一隻已經被蒸熟了院製了的蘋果，還算不算一隻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維度。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係，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基本上鏟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差別。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穿著同樣的衣服，住著同樣的房子，流行著同樣的觀念，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到那個時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0二0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0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一樣困難。
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同一種方言內，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從業、政治等等方麵的觀念上，也開始表現在語言上——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詞語，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為我們周圍常見的事實。“三結合”、“豆效票”、“老話”、“成分”……一批詞匯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並沒有沉澱於古籍，沒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子裏流通，就像方言在老鄉圈子裏流通一樣。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還在造就出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裏說。即使人們超越了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一個語言教授做過一次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裏一閃而過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種多樣的；有紅旗，有領袖，有風暴，有父親，有酒宴，有監獄，有政治課老師，有報紙，有菜市場，有手風琴……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個人生命體驗，對“革命”這個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栓釋。當然，他們一旦進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從權威的規範，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但是誰能肯定，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一閃而過的形象，不會在意識的暗層裏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篡改事件呢？誰能肯定，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廣義普通話的時候，在克服各種語言障礙以求心靈溝通的時候，新的歧營、歧很、歧義、歧視現象不正在層出不窮呢？一個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過程不正在人們內心中同時推進呢？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所謂“共同的語言”，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如果我們下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銷，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
詞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們密密繁殖，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也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裏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一段時間以來，我的筆記本裏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我反複端詳揣度，審訊和調查，力圖像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麵的故事，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
這當然隻是我個人的一部詞典，對於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範的意義。這隻是語言學教授試驗課裏各種各樣的答案中的一種，人們一旦下課就可以把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