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四四年，昆明。
元旦剛過，美軍野戰司令官兼y軍參謀長多恩準將就在他的密室裏領受了一項來自華盛頓的秘密指令。
指令內容非常簡明扼要：必須幹淨、利落、不留痕跡地除掉蔣介石。為行文方便，我們姑且把這項指令稱作“藍鯨行動”。
弗蘭克·多恩將軍是一位完全職業化的美國軍人，對上司忠心耿耿，不持異議，因此他一點也不為指令內容感到吃驚。相反，越是冒險行動，越是艱巨任務越能激發軍人的才華和創造精神，因而也越能給軍人帶來榮譽和地位。從本質上說，軍人是這樣一種事業：它的成功在於野心和冒險，而不管冒險的後果。
多恩將軍為此感到光榮。
總指揮史迪威將軍親自往昆明密授指令。他沒有解釋指令的細節，隻是再三告誡這位心腹助手：“藍鯨行動”事關重大，必須萬無一失。他還隱約提到：美國總統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態度的新的政治領袖”。
暗殺蔣介石，搬掉中美合作的絆腳石，將中國抗戰納入盟軍對日作戰乃至全球戰略的新軌道，這就是“藍鯨行動”產生和出台的政治大背景。
該指令被嚴格保密，不形諸文字，不留下證據，隻限軍方極少數高級將領知道。指令規定執行期限為三個月，預期自動失效。
當年三月，蔣介石應邀訪問印度，並前往蘭姆伽視察中國駐印軍。“藍鯨行動”抓住這一天賜良機準備就緒。按照計劃，一切都將在委員長夫婦旅行途中發生，順理成章，不露破綻。首先，當蔣委員長的座機飛越兩萬英尺的喜馬拉雅山脈的時候，飛機發動機突然發生故障，這時機上所有人都不得不棄機跳傘。慌亂中，委員長夫婦將得到一副失靈的降落傘。為保證計劃萬無一失，機艙內所有乘客的降落傘都將失靈。這樣，在三月裏某一天，世界各國的報紙都將在頭版登出這一重大不幸的空難事故消息。
史迪威將行動方案呈報白宮，卻遲遲未獲批準。
不料三月初，日本人在中國正麵戰場發動全麵進攻，戰事吃緊，豫、湘、桂頻頻告急。委員長臨時取消訪印。四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滿，“藍鯨行動”無限期擱置起來。
天違人願，這不知是中國人的不幸還是大幸，史迪威隻好仰天長歎，引為終生遺憾。
好幾年後，多恩將軍再度出任台灣首席軍事顧問，與蔣氏父子共事十餘年。直到七十年代退休，他才在回憶錄裏首次公開了“藍鯨行動”的絕密內容，導致台灣社會輿論大嘩。
這項暗殺中國蔣委員長的秘密計劃被詳細載入一本有影響的美國曆史著作《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作者：【美】邁克爾·沙勒，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書中。
這個事實說明，在美國人眼中，中國的鐵幕政治已經逐漸曝光，蔣介石以一個半開化的封建君主的形象統治著一個貧窮落後的龐大帝國。美國人迫切需要利用中國的人力資源，以盡快打敗日本人，結束戰爭。但是對委員長來說，他首先需要保存實力，以便對付他戰後的敵人。
於是兩個大國之間的利害衝突就一再不可避免地爆發出來。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國重慶。
蔣介石由隨身侍從換上黃呢軍服。這是一套最新定製的軍服：考究的呢料，精細的做工，加上五顆熠熠生輝的將星（一級上將）簇擁在鑲金線的肩章上，使委員長瘦削的身軀看上去不僅挺拔有力，而且氣派十足，威風凜凜。
委員長是中國唯一佩戴五顆將星的軍人。五顆將星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資格，它表明委員長對軍隊擁有某種至高無上的權力。授予委員長這種權力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盡管委員長的軍銜從形式上完全取自美國，但是內容實質卻大相徑庭。在美國，三權分立，將軍聽命於總統，總統受製於議會；在重慶，黨政軍三位一體，政府聽命於軍人，軍人聽命於獨裁者。
今天，委員長的心情顯然很好，他對著鏡子慢慢打量自己，嘴角溢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開羅會議之後，太平洋戰局繼續好轉。六月，美軍越過菲律賓，登陸塞班島，把戰爭推進到日本本土。緬甸方麵，中美聯軍圍攻密支那，中印公路通車在即。半月前，美軍重型轟炸機首次從成都太平寺機場起飛轟炸日本東京，繼而把轟炸區域擴展到所有的日本城市。在大陸，盡管日軍“一號作戰”攻勢正猛，河南、湖北大部淪陷，衡陽保衛戰還在激烈進行，但是委員長已經敏銳地預見到，日軍的攻勢不過是強弩之末。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的勝利最終將導致日本人失敗。基於這一遠見，他已密令衡陽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如果萬不得已，就地停止抵抗，以圖保存實力。
“曲線救國”並非委員長的發明，它其實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韜略之一。
侍從為委員長戴上軍帽，佩上短劍。委員長用手正了正帽簷，又將短劍抽出來小心拭了拭，然後插回刀鞘裏。這是一柄精美的日本短劍，劍柄嵌有黃金菊花徽章，表明它是來自日本皇室的禮物。委員長有佩劍的習慣，佩劍與佩槍不同，佩劍更能表現東方武士堅韌不拔的氣概。我們不妨把這種個人習慣看作委員長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的直接後果。
今天，委員長要偕夫人一道出席重慶各界“紀念七·七抗戰七周年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陳布雷匆匆走進門來。他示意侍從退下，然後把一份急電遞給委員長。
急電來自大洋彼岸。發報人是美國總統羅斯福。
蔣介石閱過電報，臉色驟變。他忽然把電報撕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嚷道：“真是豈有此理！娘希匹！要是把軍隊都交給他，我就不如跟日本人講和好了！”
陳布雷對委員長發怒早有準備。他事先看過電報，知道美國總統給委員長出了一道難題。羅斯福以盡快打敗日本和配合太平洋戰場為理由，要求蔣介石把中國戰區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史迪威。
交出軍隊就意味著剝奪，剝奪地位、權利和一切。對中國領袖來說，交出軍隊甚至比交出生命更加困難。這無疑是場更大的危機，是幾個月前那場“怒江危機”的繼續。
陳布雷低聲勸道：“先生千萬不要動怒。美國人雖然利令智昏，但是南方戰場未見勝負，怒江和密支那戰事正烈，還望先生審時度勢，不要上了美國人的當。”
“難道美國人可以這樣為所欲為麽？”蔣介石氣咻咻地說。
“我以為這正是洋人短見之處。我中華民族源遠流長，豈能受製於區區史迪威？”陳布雷對蔣介石的脾氣了如指掌，他知道蔣介石城府極深，絕非感情用事之人，所以就不失時機地用話暗示他。
“畏壘有何高見？”蔣介石果然轉過身來。在眾多政客幕僚中，他尤其倚重眼前這位足智多謀的秘書長。
陳布雷急忙趨前一步，不慌不忙吐出八個字：“以退為進，剛柔兼濟。”
這是《孫子兵法》十六字訣中最著名的兩句。進非進，退非退，進退皆有定勢；剛易折，柔易彎，剛柔兼濟始成天意。
蔣介石的臉色很快平靜下來。
一個侍從在門外報告：“夫人請先生一道上車。”
蔣介石在屋裏踱了幾個來回，猛地站住，說道：“畏壘哪，我今天不用你那個講稿了。我要另外講一講抗戰的意義。我看現在國民黨裏的孫立人不止一個，很多，我要給他們敲一敲警鍾。”
“是，先生。您的演講已經安排現場向全國轉播。”陳布雷畢恭畢敬地回答。
十點，紀念大會在江北國會禮堂舉行。
在一片熱烈掌聲中，委員長登上主席台。領袖一如巨幅掛像上那樣偉岸、威嚴，臉上表情矜持而堅毅。他在麥克風前站定，慢慢摘下軍帽，露出那顆令人生畏的光頭來。
“各界朋友，同誌們，同胞們：
“今天是華北事變紀念日，是國難日，我的心情同你們一樣沉重。我提議，首先讓我們為在七年抗戰中死難的烈士和同胞們默哀。（全體起立，默哀半分鍾）
“大會主席要我來講幾句話。今天這樣的會，我是一定要講幾句的。有人替我寫好一份講稿，但是我不要念。（講稿揉成一團，扔掉）我要講一講自己的話。（鼓掌）”
蔣介石的聲音高亢、尖利，聲調裏充滿昂揚的戰鬥激情，仿佛在向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宣戰。
唯有陳布雷明白蔣介石在演戲。
“一個了不起的演員。”陳布雷在心裏暗暗讚歎道。他站在台下，身體站得筆直，直到感覺左腿酸脹發麻，才動了動心，把重心挪到右腿上。
陳布雷聽蔣介石演講從來如此。他真心崇拜委員長，崇拜委員長的權利、手腕和意誌。他認為蔣介石是一位偉人，一位天生的領袖，但決不是完人。在中國，恐怕沒有人比秘書長陳布雷更接近和了解蔣介石的為人、品格和心計了。蔣介石是個反複無常的小人，背信棄義的偽君子，玩弄權術的陰謀家，殘酷無情的暴君。但是這一切並不妨礙他同樣是個偉人。偉人是對國家、民族、政黨、戰爭而不是針對個人的道德品質而言的。陳布雷清醒地崇拜著委員長，一如他對三民主義的信仰那樣堅定不移。
史載：“陳布雷，浙江慈溪人，一九一一年畢業於浙江高等學校。曾任記者，譯述員，《商報》編輯主任等。一九二七年由蔣介石介紹加入國民黨，曆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總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等職，長期為蔣介石草擬文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南京總統府自殺。”
委員長正在滔滔不絕地曆數近百年來世界列強淩辱中國和強加給中國人民的無數苦難。這些仇恨如同古老的地火深埋在地下，一經點撥立刻就在聽眾心中噴發出猛烈而洶湧的岩漿來。委員長天生是口若懸河的煽動家，言而無信的政客，他輕而易舉地把聽眾情緒帶回一個仇恨外國勢力和捍衛民族自尊心的出發點上。
然後，委員長對自己的曆史觀加以發揮和總結——
“因此，我並不讚成西方資本社會的政治製度和自由平等，他們的製度同中國的國情是相抵觸的。中國當今之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皆是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的結果。國父在世之日提出拯救中國之大任，我現在還要重新提出，中國隻有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
“一個主義就是國父倡導之三民主義。（鼓掌）
“一個黨就是國父締造之中國國民黨。（鼓掌）
“一個領袖就是致力於完成國父遺誌的中國之國家領袖。（熱烈鼓掌）……”
從本質上講，委員長是這樣一位曆史人物：盡管他借助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打敗北洋軍閥，建立中央政府，完成推翻帝製和結束封建割據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他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一個維護家族血統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蔣氏王朝。
他是一個封建社會所產生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領袖。一個注定要遭受千年不散的大國陰魂所纏繞的封建帝王。
“……本人曾在《中國之命運》小冊子裏說過：如果今日之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簡單地說，中國之命運，完全寄托於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敗，那中國的國家命運，亦就無所寄托（熱烈鼓掌）……國民黨人的曆史任務，就是打到帝國主義的特權，恢複和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
委員長抹抹額頭上的汗珠，戴上軍帽，從容退場。
演講極為成功！
仿佛為了印證委員長的預言，一陣沉重的馬達聲由遠而近。這是美軍第十四航空隊應中國政府要求，於國難日出動b—29“空中堡壘”共一百二十架轟炸日本本土。美機掠過會場上空，渲染了勝利氣氛，於是會場沸騰起來。每個中國人都感到揚眉吐氣，感到激動萬分，仿佛中國的確已經強大起來，強大到可以象秦皇漢武那樣睥睨夷狄征服世界了。
陳布雷快步扶住委員長，遞給他一支手杖。隻有他心中明白，這是一個絕不打算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和交出權力的中國領袖的政治宣言。
委員長決心向美國人發起反擊了。
2
九月初，躊躇滿誌的史迪威帶著羅斯福總統的親筆信件飛到重慶。
這位新晉升的美國四星上將在一大群隨從簇擁下大踏步走下飛機。他毫不掩飾自己大功告成的愉快心情，在機場同前來迎接的何應欽、商震諸官員稍事寒暄，便鑽進汽車直奔下榻飯店。
當晚，委員長夫婦在黃山別墅會見史迪威。據《史迪威日記》記載，會見氣氛“出人意料的坦率和友好”。委員長以少有的熱情和謙恭態度歡迎史迪威的到來，他甚至屈尊親往山下迎接，弄得一向倨傲的美國客人甚感吃驚。
在會談中，委員長誠懇表示他正在考慮接受羅斯福總統的建議，將中國軍隊指揮權移交史迪威將軍。但他又表示移交應當慎重，有個過程，以免造成混亂，因此他建議史迪威先到南方戰區視察。信以為真的史迪威高興地接受了委員長建議。
深夜，毫無倦意的史迪威站在飯店陽台上眺望山城燈火，他感到一陣陣巨大的勝利喜悅湧上心頭。現在，美國將軍幾乎毫不懷疑已經勝券在握，“花生米”必將屈服，因為自己有美國總統撐腰，由美國對亞洲和世界事務的巨大作用力，包括政治、軍事和經濟力作為後盾，所以他沒有理由不相信自己不能獲得成功。曆史證明美國和美國總統的意誌是無法抗拒的，尤其對這個奄奄一息的亞洲盟國來說更是如此。
這天晚上，徹夜不眠的史迪威起草了一份給羅斯福總統的報告，報告提出一個大膽的戰略設想，即由他指揮中美聯軍在朝鮮半島登陸並進攻日本本土。這個計劃並非心血來潮的產物，它是史迪威一年多來在緬甸前線的叢林中萌生並逐漸醞釀成熟的方案。史迪威無疑是個優秀的美國軍人，他勇敢、堅定，具有無所畏懼和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他注重榮譽，同樣也注重美國人的優越感。他認為中國人的問題必須由美國人來解決，包括中國的軍隊和製度，這就使他百分之百地犯了政治目光短淺和越俎代庖的錯誤。中國的一切問題歸根到底都是政治問題，而中國的政治從屬於中國的文化和曆史，從屬於中國社會演進的全過程，任何企圖取消或者越過這個過程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注定要落空和走向願望的反麵。
過了一周，史迪威離開重慶前往桂林視察。
老謀深算的委員長開始同他的美國盟友進行一場實力懸殊的權力較量。
公正地說，委員長是本世紀以來第一位參與世界事物的中國政治家。他畢生致力於統一中國的戰爭，致力於加強集權統治和使他領導的國家躋身世界大國行列的事業，“恢複和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但是這始終是一個封建領袖無法實現的帝國夢。即使在美、英、中《開羅宣言》發表之後，委員長仍然沒有被西方列強當成真正的大國首腦對待。會議期間，丘吉爾首相多次在背地裏稱呼他“部落酋長”，斯大林幹脆拒絕會見中國人。
不管怎樣，委員長絕不打算向任何對手屈服，無論這些對手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早在七月，美國方麵就開始加大壓力，通牒式的電報紛至遝來。委員長始終好像一名功力深厚的太極高手，穩接八麵來風，以柔克剛，運用中國古老的謀略之術與咄咄逼人的美國總統進行周旋。
八月，委員長回電白宮，口吻極為謙恭，表示願意考慮總統的建議。他在電報中提出，需要有一位總統信任的特使來華商談有關移交指揮權事宜，該特使的身份必須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別的什麽將軍。
這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式陷阱。它等於提醒總統注意，軍隊將領們野心勃勃的權力欲是靠不住的，需要另辟一條由政治家來相互對話的渠道。
與此不謀而合的是，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軍人特使出使重慶的念頭。他並非信不過他的將軍，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職業敏感和判斷力。他曾對助手霍普金斯說：“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個人物到重慶走一趟？他必須是個外交家。”（《羅斯福與霍普金斯》）
三天後，委員長再次致電羅斯福，對特使提出附加條件，即來使權力須在史迪威之上並不受史控製。美國總統為了維護其尊嚴，否決了對方條件。
但是，總統在確定特使人選和明確其權限時恰恰順從了委員長提供的思路。他不顧馬歇爾參謀長的強烈反對，任命了一位老資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慶，而這位特使無論資曆還是權力都在史迪威將軍之上。
這個人物就是後來成為《毛澤東選集》中一個反麵角色的派屈克?j?赫爾利先生。
赫爾利先生是現代中美關係史上一位曇花一現的重要人物。羅斯福之所以選中他作為總統特使，就是因為他能夠以一種接近總統的政治眼光同時考察史迪威和蔣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雲層籠罩著暑熱未消的山城重慶，赫爾利首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著一塵不染，看上去十分灑脫自信，充滿白種民族對有色人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特使帶給委員長一份總統簽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來訪規定為“高級會談”。特使口頭轉告委員長，他負有調停蔣史矛盾和接受中國政府移交軍隊指揮權的全權使命。如果委員長真正予以合作，總統將通過外交途徑使下列兩項交換條件正式生效：
1、戰後美國承擔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的義務。
2、戰後將沒收全部日本企業並將其所有權轉交中國政府。
九月十一日，談判開始。中美關係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委員長既然已經達到將史迪威排除在談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讓總統特使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政治屬於中國人，任何外國人都無權幹涉。中國人雖然看重工業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統治權。（我認為，“統治權”應改為“主權”。軍隊的指揮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貼者）
一個月來，美國特使同委員長頻頻會晤，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一係列馬拉鬆式的艱苦談判，還應邀參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許多參觀視察和社會活動。作為一名老資格政治家，赫爾利很快覺察出中美之間這場“指揮權危機”遠比白宮和五角大樓估計的棘手。他還敏銳地從委員長身上嗅出一股陰謀家的險惡氣息，他漸漸意識到正是這個陰謀家自始至終操縱著他們的談判，並給談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陰影。
關鍵問題還在於委員長對於中國政治的巨大權威和影響力。赫爾利曾經相當深入地研究過東方政治，現在他更是深切認識到東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異。在派係林立的中國，政治鬥爭的複雜關係好比一張巨網，委員長就是經營這張網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長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比，製約和調整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關係。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他以他的絕對意誌為中心軸構成一個巨大的權利磁場。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委員長則是國家，是領袖和神，是軍隊、警察、官府、土地、稅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這種業已建立的權威如同天空的太陽，它的光芒幾乎隨時無所不在地覆蓋中國大地。
這是一個君臨萬方的封建領袖，這個同四億中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並始終淩駕於他們之上的大獨裁者，你能試圖用一個頭腦簡單的美國軍人來取代他的權威麽？即使你能夠廢黜一個封建領袖，但是你能廢黜根植在四億黃種人大腦深處千年不變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麽？
赫爾利終於不無遺憾地看到，連羅斯福總統這樣優秀的西方政治家對中國的認識也膚淺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赫爾利順著政治家的思路繼續研究這場由指揮權引發的危機。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蔣介石，又從中國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對中國人來說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符號，他代表美援、槍炮、國際援助和強大的同盟戰線，但是他永遠不能代表中國政治。任何給中國人強加一個美國總司令的作法必將危害業已存在的中美關係。從戰略的眼光看，中國在對日戰爭中的作用不會超過本土以外，這是由中國的戰爭能力和政治需要決定的，任何試圖依靠中國軍隊打敗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實際的。
勿庸置疑，作為政治家的赫爾利對中國政治以及這場指揮權危機的本質認識是相當清醒而深刻的，他斷然摒棄了連羅斯福總統也未能免俗的種族歧視意識和大國優越感，冷靜地評價了蔣委員長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領袖地位。他在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函和報告中再三強調：
……我的意見是：如果您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您就將失去蔣介石，並且您還將連同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
在戰爭中崩潰，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繼續參戰，那麽，即使天堂裏所有的天使都發誓說我們支持史迪威是對的，這也改變不了曆
史的結論。美國勢必在中國遭到失敗……我謹建議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任命另一位美國將軍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指揮在中
國的一切陸軍部隊。
……
——摘自《美國十字軍在中國》
史迪威也許是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他渴望榮譽，希望親自打敗日本人，創造輝煌的戰爭奇跡，但他畢竟是美國軍人，具有美國人的氣質和思維方式，不懂得中國特殊的政治和國情。中國的軍事從來屬於政治，是實現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軍隊從屬於政黨，從屬於個人，是個人實現政治統治和權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軍隊的領袖也都將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權力所賦予的一切。
這是一個簡單的東方權力方程式，作為軍人的史迪威也許一生也無法解開它，但是作為政治家的赫爾利隻在一個月時間裏便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
當赫爾利特使不再堅持中國必須移交軍隊指揮權和怒江前線的戰事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蔣委員長好像一個後發製人的高明拳師，突然向白宮攤牌了。
十月二日，委員長在重慶溫泉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委全會。委員長情緒非常激動，幾個月的克製已經耗盡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曆數了美國人的種種劣跡，並且在發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國罵“娘希匹”。
“美國人算什麽東西呢？”委員長的目光越過與會者的頭頂，憤怒地質問窗外。“他們住得那麽遠，在太平洋那邊，卻要來向我指手畫腳，做中國人的總司令，誰批準他們有這樣的特權呢？還不是他們運了一些東西到中國來，給中國人一點甜頭，就以為我們應該感恩戴德，應該讓他們來為所欲為。我要對他們講明白，我們抗日同樣是為了美國的利益，‘租借物資’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要是同日本人講和了，他們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我看美國人和日本人沒有什麽兩樣，他們隻不過采取另外一種方式來控製我們，娘希匹，都是帝國主義！”
常委們屏氣斂息，沒有人膽敢打斷委員長的講話或者發表不同意見。
“……要是我接受了美國人的條件，就違背了國父遺訓，有悖於三民主義的宗旨，同時，你們各位也都成了美國人的傀儡。與其這樣，我看還不如去投奔汪精衛算了。投奔汪精衛，你們有誰舉手讚成嗎？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們不會有人舉手的。要是我們這樣的人都做了傀儡，那麽幾百萬前線將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嗎？
“不要怕美國人！不要怕他們取消援助，撤走顧問團！不要怕這怕那！”委員長嚴厲的目光掃過常委。“沒有美國人我們照樣能過。史迪威必須離開中國，這是我們與美國人談判的先決條件。你們不要擔心華中華南日本人打得凶，我們軍隊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樣能打勝仗。日本人遲早要完蛋，我們還有半個中國。我們今天要形成一個決議，要向美國人表明我們的態度，這就是我找你們來開會的目的。”
與會常委自然一致舉手擁護，全體通過一份事先草擬的會議決議。決議對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美國總統立即收回移交指揮權的建議和撤換史迪威。與會者隻有陳布雷心裏明白，前線形勢遠非委員長描繪的那樣樂觀，日本人開始進攻貴陽，委員長已經指示他暗中著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準備工作。
向美國人攤牌是委員長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擲的險棋。
《會議紀要》當天便通過官方渠道到達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和特使赫爾利手中，次日白宮收到發自重慶的紀要全文。
羅斯福總統讀過《會議紀要》，感到十分震驚。中國人的態度是他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爾利特使的建議。他告訴總統：一個政治家的判斷力勝過十個最優秀的將軍。但是總統在決定是否應該拋棄史迪威和對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時仍然很費了一番躊躇，因為他同時遭到美國軍方和自己內心那種神聖的使命感的強烈反對。但是美國總統畢竟是有魄力和膽識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責任，懂得必須用理智排除情緒幹擾以便作出最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正確選擇。
英國盟友及時貢獻了一個重要的參考意見。
“史迪威將軍的確是一個受人尊敬但卻不好合作的夥伴，他會同所有人把關係搞糟。”蒙巴頓勳爵委婉地轉告總統，“我相信他在其他戰區也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後，美國總統複電重慶，宣布有條件撤銷對史迪威將軍任命的建議。又過了一周，總統簽發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邁的美國三星將軍接替他的職務。
委員長大獲全勝。
二十年後，美國曆史學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關係史上這場權力危機時，兩個名叫曼納斯和森德蘭的美國人這樣寫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種以為中國要依賴和服從美國，美國可以把自己的觀點任意強加在中國頭上的思想的必然結果。然而新的思想，無論史迪威還是羅斯福，都無法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國民黨的軍隊組織是由其政治製度造就的，要對其軍隊進行改革，首先必須變革國民黨政府的整個體製。至於責任問題，馬歇爾應負觸發它的責任；羅斯福應負批準它的責任；而史迪威本人則應負介入和促成它的責任。更深一步說，這場危機表麵上是蔣與史兩人的矛盾，實質上它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結果。”（《史迪威出使中國》）
另一位曆史學家易勞逸教授則寫道：“蔣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廟裏的金漆剝落的山神。……你要從外部打敗它，它的確顯得很羸弱，搖搖欲墜；但是你要讓僧眾來推倒它，它卻又顯得太強大……”（《毀滅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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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必須離開！”當委員長在常委會上憤怒咆哮之後兩周，史迪威從南方戰區視察歸來，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國總統簽署的解職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經昆明飛往重慶，在這座死氣沉沉的中國陪都最後停留了一天，然後取道澳洲回國。
史迪威當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麽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認那是錯誤，他依然堅持要打敗日本人必須取代蔣介石的觀點。馬歇爾是他最堅定的夥伴和支持者，但是馬歇爾畢竟不是總統。他認為總統受到赫爾利的蒙蔽，作為一名職業軍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將軍一樣，最看不起類似赫爾利這樣的政客。政客們總是象紅頭蒼蠅一樣圍著總統嗡嗡叫，希圖撈到一星半點好處，他認為赫爾利站在蔣介石一邊正是為了達到對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總統的命令畢竟不可抗拒。於是史迪威上將不得不象個政治角鬥場上的落魄者那樣暗淡無光地離開中國。他也許永遠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怪圈：強大的美國打敗了殘暴的日本人，殘暴的日本人打敗了貪婪的蔣介石，而蔣介石卻打敗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相生相克，循環往複。
委員長寬宏大量地來為被免職的美國將軍送行，同來的還有蔣夫人和外交部長宋子文先生。委員長滿臉歉意，仿佛趕走史迪威並不是他的本意。委員長提出要親自授予史將軍一枚“青天白日特別勳章”，這是在華外國官員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但是美國將軍斷然拒絕了。胸懷寬廣的中國委員長當然不會計較史迪威的態度，他始終麵帶微笑，寬容地打量麵前這個一敗塗地的美國將軍，就像一個暴發戶滿意地看著一個不幸破產的老對手。
深秋的重慶，寒風蕭瑟，陰雲密布。史迪威的飛機在白市驛機場的跑道上徐徐滑動。飛機發動機的巨大轟鳴使得空曠的機場充滿峽穀一樣隆隆的回聲。飛機開始加速，機輪在與地麵跑道的劇烈摩擦中爆發出一陣陣尖銳刺耳的震顫。這是人類智慧和意誌力量在掙脫大地束縛時發出的痛苦戰栗與呼號。很快，飛機昂起機首，機輪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掙脫地麵，騰空而起。
機艙裏，史迪威深情地注視著地麵上這座滿目瘡痍的城市，注視著生活在這片黃土地上備受苦難的人們，他在日記中寫下中國之行的最後一頁：
“走啦！——謹祝勝利，愛你們的美國人約瑟夫·w·史迪威。”
4
美國人民家喻戶曉的戰爭英雄，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史迪威在毫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抵達華盛頓機場。他一走下飛機，立即被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嚴密看護起來。沒有新聞記者，沒有高級官員和將領來迎接他，也沒有舉行歡迎英雄的凱旋儀式，隻有一名國防部上校公事公辦地向他轉述了總統和總參謀長的問候。
此前，史迪威已經得到警告，他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言行負責。因為此刻美國正在舉行四年一度的換屆大選，羅斯福總統不想給他的政敵有可乘之機。
一連幾個月，史迪威被軟禁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他的行動處處受到監視，房屋四周有憲兵站崗。為了防備那些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搗亂，聯邦調查局甚至取消他出門的自由。如此待遇使史迪威憤怒到極點。但是無論他怎樣大發雷霆或者抗議也無濟於事，昔日軍界那些老朋友全部銷聲匿跡，連馬歇爾將軍也借故不願見他，他們全都懾於白宮那個大人物的權威。
“天哪！”史迪威在日記中咒罵到，“難道這群混蛋真的以為我成了殺人犯？！”
唯一使得將軍得到安慰的是同家人的團聚。妻子溫妮和兩個女兒，還有小兒子本恩形影不離地陪伴他，陪他在花園裏散步，給他講述這些年來家鄉的種種趣聞。到晚上，一家人還有那條叫基爾的大耳狗都圍在壁爐旁，聽本恩長子小約瑟夫從南太平洋前線寄回的信件。但是無論家庭生活多麽溫馨也無法抹平史迪威心中的創傷，他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孤獨，更加暴躁。他的身體開始明顯變壞，胃病和肝區疼痛使他不得不住進醫院。
史迪威被解職軟禁和羅斯福總統屈服於忘恩負義的中國人的消息還是透露到報界。一時國內輿論大嘩。羅斯福總統不得不為此專門召開記者招待會。好在競選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總統的競選對手杜威議員尚未來得及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為期三天的全國公民投票就開始了。投票結果，羅斯福以壓倒多數第三次當選美國總統。
一九四五年元月，連任的美國總統解除了對史迪威的秘密禁令，並在白宮召見他。滿麵春風的總統邀請客人共進午餐，並宣布授予約瑟夫·w·史迪威上將“榮譽軍團勳章”和“橡葉勳章”各一枚，以表彰將軍在中國和亞洲戰場作出的巨大貢獻。有記者當場追問：既然史迪威將軍指揮了一場出色的戰爭，那麽怎麽解釋將軍突然被撤職一事？總統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史迪威，輕鬆地回答道：“哦先生，不是撤職，是召回。我想部分原因是因為將軍的身體不大適應那裏的氣候。”
元月下旬，中印公路全線開通，委員長代表中國政府宣布：把這條國際公路正式命名為“史迪威公路”。消息傳到美國，史迪威名聲大噪，再度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羅斯福順應民心，不失時機地任命史迪威擔任美國本土陸軍部隊總司令。鬱鬱不樂的史迪威始終念念不忘打敗日本的夙願，在他的堅持要求下，同年六月獲準轉赴南太平洋戰場，出任美國第十集團軍總司令，親自參加了進攻日本本土的最後作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九月二日，史迪威出席了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甲板上舉行的受降儀式。這是他作為軍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當他看到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將軍在投降書上簽字時，一切個人的委屈和辛勞都得到了報償。
將軍心中的傷痕部分地得到了撫平。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史迪威突然因健康惡化住進醫院。醫生在他的腹部發現多處腫塊，確診為胃癌晚期並擴散到肝髒。醫生無法解釋一個身患絕症的老人何以會那樣精力充沛地活躍在戰場上。政府和軍界要人聞訊紛紛趕到醫院同將軍訣別。當副總統問及病人有何心願時，史迪威隻提出一個要求，希望獲得一枚“戰鬥步兵紀念章”。人們俱感大惑不解。因為在將軍一生中，他已經獲得過幾乎所有重要的美國榮譽勳章，但是他在彌留之際卻念念不忘得到一枚凡是上過戰場的士兵都能得到的這種普通紀念章。
十月十一日，陸軍部長史汀生親自滿足了將軍這個渺小的願望。
十二日中午十一時，史迪威將軍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5
一個哲學家這樣寫道：
“曆史苛求個人固然是個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個人卻是整個民族的不幸。”
我希望我的同齡人，除了知道一個白求恩，還應當知道更多的外國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還應當知道更多的被稱作“曆史”的那種東西。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
委員長在總統官邸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基督教追悼儀式。事先沒有發布公告，沒有邀請各國使節，隻有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及夫人參加了悼念儀式。委員長剛剛出席完一次秘密軍事會議，滿臉倦容。他在牧師做完禱告後劃了一個馬馬虎虎的十字，然後請大使向美國政府及史迪威親屬轉達他的悲痛之情，隨即匆匆離去。
悼念儀式進行了不到二十分鍾。
一九四四年，昆明。
元旦剛過，美軍野戰司令官兼y軍參謀長多恩準將就在他的密室裏領受了一項來自華盛頓的秘密指令。
指令內容非常簡明扼要：必須幹淨、利落、不留痕跡地除掉蔣介石。為行文方便，我們姑且把這項指令稱作“藍鯨行動”。
弗蘭克·多恩將軍是一位完全職業化的美國軍人，對上司忠心耿耿，不持異議，因此他一點也不為指令內容感到吃驚。相反，越是冒險行動，越是艱巨任務越能激發軍人的才華和創造精神，因而也越能給軍人帶來榮譽和地位。從本質上說，軍人是這樣一種事業：它的成功在於野心和冒險，而不管冒險的後果。
多恩將軍為此感到光榮。
總指揮史迪威將軍親自往昆明密授指令。他沒有解釋指令的細節，隻是再三告誡這位心腹助手：“藍鯨行動”事關重大，必須萬無一失。他還隱約提到：美國總統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態度的新的政治領袖”。
暗殺蔣介石，搬掉中美合作的絆腳石，將中國抗戰納入盟軍對日作戰乃至全球戰略的新軌道，這就是“藍鯨行動”產生和出台的政治大背景。
該指令被嚴格保密，不形諸文字，不留下證據，隻限軍方極少數高級將領知道。指令規定執行期限為三個月，預期自動失效。
當年三月，蔣介石應邀訪問印度，並前往蘭姆伽視察中國駐印軍。“藍鯨行動”抓住這一天賜良機準備就緒。按照計劃，一切都將在委員長夫婦旅行途中發生，順理成章，不露破綻。首先，當蔣委員長的座機飛越兩萬英尺的喜馬拉雅山脈的時候，飛機發動機突然發生故障，這時機上所有人都不得不棄機跳傘。慌亂中，委員長夫婦將得到一副失靈的降落傘。為保證計劃萬無一失，機艙內所有乘客的降落傘都將失靈。這樣，在三月裏某一天，世界各國的報紙都將在頭版登出這一重大不幸的空難事故消息。
史迪威將行動方案呈報白宮，卻遲遲未獲批準。
不料三月初，日本人在中國正麵戰場發動全麵進攻，戰事吃緊，豫、湘、桂頻頻告急。委員長臨時取消訪印。四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滿，“藍鯨行動”無限期擱置起來。
天違人願，這不知是中國人的不幸還是大幸，史迪威隻好仰天長歎，引為終生遺憾。
好幾年後，多恩將軍再度出任台灣首席軍事顧問，與蔣氏父子共事十餘年。直到七十年代退休，他才在回憶錄裏首次公開了“藍鯨行動”的絕密內容，導致台灣社會輿論大嘩。
這項暗殺中國蔣委員長的秘密計劃被詳細載入一本有影響的美國曆史著作《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作者：【美】邁克爾·沙勒，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書中。
這個事實說明，在美國人眼中，中國的鐵幕政治已經逐漸曝光，蔣介石以一個半開化的封建君主的形象統治著一個貧窮落後的龐大帝國。美國人迫切需要利用中國的人力資源，以盡快打敗日本人，結束戰爭。但是對委員長來說，他首先需要保存實力，以便對付他戰後的敵人。
於是兩個大國之間的利害衝突就一再不可避免地爆發出來。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國重慶。
蔣介石由隨身侍從換上黃呢軍服。這是一套最新定製的軍服：考究的呢料，精細的做工，加上五顆熠熠生輝的將星（一級上將）簇擁在鑲金線的肩章上，使委員長瘦削的身軀看上去不僅挺拔有力，而且氣派十足，威風凜凜。
委員長是中國唯一佩戴五顆將星的軍人。五顆將星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資格，它表明委員長對軍隊擁有某種至高無上的權力。授予委員長這種權力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盡管委員長的軍銜從形式上完全取自美國，但是內容實質卻大相徑庭。在美國，三權分立，將軍聽命於總統，總統受製於議會；在重慶，黨政軍三位一體，政府聽命於軍人，軍人聽命於獨裁者。
今天，委員長的心情顯然很好，他對著鏡子慢慢打量自己，嘴角溢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開羅會議之後，太平洋戰局繼續好轉。六月，美軍越過菲律賓，登陸塞班島，把戰爭推進到日本本土。緬甸方麵，中美聯軍圍攻密支那，中印公路通車在即。半月前，美軍重型轟炸機首次從成都太平寺機場起飛轟炸日本東京，繼而把轟炸區域擴展到所有的日本城市。在大陸，盡管日軍“一號作戰”攻勢正猛，河南、湖北大部淪陷，衡陽保衛戰還在激烈進行，但是委員長已經敏銳地預見到，日軍的攻勢不過是強弩之末。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的勝利最終將導致日本人失敗。基於這一遠見，他已密令衡陽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如果萬不得已，就地停止抵抗，以圖保存實力。
“曲線救國”並非委員長的發明，它其實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韜略之一。
侍從為委員長戴上軍帽，佩上短劍。委員長用手正了正帽簷，又將短劍抽出來小心拭了拭，然後插回刀鞘裏。這是一柄精美的日本短劍，劍柄嵌有黃金菊花徽章，表明它是來自日本皇室的禮物。委員長有佩劍的習慣，佩劍與佩槍不同，佩劍更能表現東方武士堅韌不拔的氣概。我們不妨把這種個人習慣看作委員長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的直接後果。
今天，委員長要偕夫人一道出席重慶各界“紀念七·七抗戰七周年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陳布雷匆匆走進門來。他示意侍從退下，然後把一份急電遞給委員長。
急電來自大洋彼岸。發報人是美國總統羅斯福。
蔣介石閱過電報，臉色驟變。他忽然把電報撕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嚷道：“真是豈有此理！娘希匹！要是把軍隊都交給他，我就不如跟日本人講和好了！”
陳布雷對委員長發怒早有準備。他事先看過電報，知道美國總統給委員長出了一道難題。羅斯福以盡快打敗日本和配合太平洋戰場為理由，要求蔣介石把中國戰區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史迪威。
交出軍隊就意味著剝奪，剝奪地位、權利和一切。對中國領袖來說，交出軍隊甚至比交出生命更加困難。這無疑是場更大的危機，是幾個月前那場“怒江危機”的繼續。
陳布雷低聲勸道：“先生千萬不要動怒。美國人雖然利令智昏，但是南方戰場未見勝負，怒江和密支那戰事正烈，還望先生審時度勢，不要上了美國人的當。”
“難道美國人可以這樣為所欲為麽？”蔣介石氣咻咻地說。
“我以為這正是洋人短見之處。我中華民族源遠流長，豈能受製於區區史迪威？”陳布雷對蔣介石的脾氣了如指掌，他知道蔣介石城府極深，絕非感情用事之人，所以就不失時機地用話暗示他。
“畏壘有何高見？”蔣介石果然轉過身來。在眾多政客幕僚中，他尤其倚重眼前這位足智多謀的秘書長。
陳布雷急忙趨前一步，不慌不忙吐出八個字：“以退為進，剛柔兼濟。”
這是《孫子兵法》十六字訣中最著名的兩句。進非進，退非退，進退皆有定勢；剛易折，柔易彎，剛柔兼濟始成天意。
蔣介石的臉色很快平靜下來。
一個侍從在門外報告：“夫人請先生一道上車。”
蔣介石在屋裏踱了幾個來回，猛地站住，說道：“畏壘哪，我今天不用你那個講稿了。我要另外講一講抗戰的意義。我看現在國民黨裏的孫立人不止一個，很多，我要給他們敲一敲警鍾。”
“是，先生。您的演講已經安排現場向全國轉播。”陳布雷畢恭畢敬地回答。
十點，紀念大會在江北國會禮堂舉行。
在一片熱烈掌聲中，委員長登上主席台。領袖一如巨幅掛像上那樣偉岸、威嚴，臉上表情矜持而堅毅。他在麥克風前站定，慢慢摘下軍帽，露出那顆令人生畏的光頭來。
“各界朋友，同誌們，同胞們：
“今天是華北事變紀念日，是國難日，我的心情同你們一樣沉重。我提議，首先讓我們為在七年抗戰中死難的烈士和同胞們默哀。（全體起立，默哀半分鍾）
“大會主席要我來講幾句話。今天這樣的會，我是一定要講幾句的。有人替我寫好一份講稿，但是我不要念。（講稿揉成一團，扔掉）我要講一講自己的話。（鼓掌）”
蔣介石的聲音高亢、尖利，聲調裏充滿昂揚的戰鬥激情，仿佛在向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宣戰。
唯有陳布雷明白蔣介石在演戲。
“一個了不起的演員。”陳布雷在心裏暗暗讚歎道。他站在台下，身體站得筆直，直到感覺左腿酸脹發麻，才動了動心，把重心挪到右腿上。
陳布雷聽蔣介石演講從來如此。他真心崇拜委員長，崇拜委員長的權利、手腕和意誌。他認為蔣介石是一位偉人，一位天生的領袖，但決不是完人。在中國，恐怕沒有人比秘書長陳布雷更接近和了解蔣介石的為人、品格和心計了。蔣介石是個反複無常的小人，背信棄義的偽君子，玩弄權術的陰謀家，殘酷無情的暴君。但是這一切並不妨礙他同樣是個偉人。偉人是對國家、民族、政黨、戰爭而不是針對個人的道德品質而言的。陳布雷清醒地崇拜著委員長，一如他對三民主義的信仰那樣堅定不移。
史載：“陳布雷，浙江慈溪人，一九一一年畢業於浙江高等學校。曾任記者，譯述員，《商報》編輯主任等。一九二七年由蔣介石介紹加入國民黨，曆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總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等職，長期為蔣介石草擬文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南京總統府自殺。”
委員長正在滔滔不絕地曆數近百年來世界列強淩辱中國和強加給中國人民的無數苦難。這些仇恨如同古老的地火深埋在地下，一經點撥立刻就在聽眾心中噴發出猛烈而洶湧的岩漿來。委員長天生是口若懸河的煽動家，言而無信的政客，他輕而易舉地把聽眾情緒帶回一個仇恨外國勢力和捍衛民族自尊心的出發點上。
然後，委員長對自己的曆史觀加以發揮和總結——
“因此，我並不讚成西方資本社會的政治製度和自由平等，他們的製度同中國的國情是相抵觸的。中國當今之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皆是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的結果。國父在世之日提出拯救中國之大任，我現在還要重新提出，中國隻有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
“一個主義就是國父倡導之三民主義。（鼓掌）
“一個黨就是國父締造之中國國民黨。（鼓掌）
“一個領袖就是致力於完成國父遺誌的中國之國家領袖。（熱烈鼓掌）……”
從本質上講，委員長是這樣一位曆史人物：盡管他借助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打敗北洋軍閥，建立中央政府，完成推翻帝製和結束封建割據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他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一個維護家族血統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蔣氏王朝。
他是一個封建社會所產生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領袖。一個注定要遭受千年不散的大國陰魂所纏繞的封建帝王。
“……本人曾在《中國之命運》小冊子裏說過：如果今日之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簡單地說，中國之命運，完全寄托於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敗，那中國的國家命運，亦就無所寄托（熱烈鼓掌）……國民黨人的曆史任務，就是打到帝國主義的特權，恢複和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
委員長抹抹額頭上的汗珠，戴上軍帽，從容退場。
演講極為成功！
仿佛為了印證委員長的預言，一陣沉重的馬達聲由遠而近。這是美軍第十四航空隊應中國政府要求，於國難日出動b—29“空中堡壘”共一百二十架轟炸日本本土。美機掠過會場上空，渲染了勝利氣氛，於是會場沸騰起來。每個中國人都感到揚眉吐氣，感到激動萬分，仿佛中國的確已經強大起來，強大到可以象秦皇漢武那樣睥睨夷狄征服世界了。
陳布雷快步扶住委員長，遞給他一支手杖。隻有他心中明白，這是一個絕不打算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和交出權力的中國領袖的政治宣言。
委員長決心向美國人發起反擊了。
2
九月初，躊躇滿誌的史迪威帶著羅斯福總統的親筆信件飛到重慶。
這位新晉升的美國四星上將在一大群隨從簇擁下大踏步走下飛機。他毫不掩飾自己大功告成的愉快心情，在機場同前來迎接的何應欽、商震諸官員稍事寒暄，便鑽進汽車直奔下榻飯店。
當晚，委員長夫婦在黃山別墅會見史迪威。據《史迪威日記》記載，會見氣氛“出人意料的坦率和友好”。委員長以少有的熱情和謙恭態度歡迎史迪威的到來，他甚至屈尊親往山下迎接，弄得一向倨傲的美國客人甚感吃驚。
在會談中，委員長誠懇表示他正在考慮接受羅斯福總統的建議，將中國軍隊指揮權移交史迪威將軍。但他又表示移交應當慎重，有個過程，以免造成混亂，因此他建議史迪威先到南方戰區視察。信以為真的史迪威高興地接受了委員長建議。
深夜，毫無倦意的史迪威站在飯店陽台上眺望山城燈火，他感到一陣陣巨大的勝利喜悅湧上心頭。現在，美國將軍幾乎毫不懷疑已經勝券在握，“花生米”必將屈服，因為自己有美國總統撐腰，由美國對亞洲和世界事務的巨大作用力，包括政治、軍事和經濟力作為後盾，所以他沒有理由不相信自己不能獲得成功。曆史證明美國和美國總統的意誌是無法抗拒的，尤其對這個奄奄一息的亞洲盟國來說更是如此。
這天晚上，徹夜不眠的史迪威起草了一份給羅斯福總統的報告，報告提出一個大膽的戰略設想，即由他指揮中美聯軍在朝鮮半島登陸並進攻日本本土。這個計劃並非心血來潮的產物，它是史迪威一年多來在緬甸前線的叢林中萌生並逐漸醞釀成熟的方案。史迪威無疑是個優秀的美國軍人，他勇敢、堅定，具有無所畏懼和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他注重榮譽，同樣也注重美國人的優越感。他認為中國人的問題必須由美國人來解決，包括中國的軍隊和製度，這就使他百分之百地犯了政治目光短淺和越俎代庖的錯誤。中國的一切問題歸根到底都是政治問題，而中國的政治從屬於中國的文化和曆史，從屬於中國社會演進的全過程，任何企圖取消或者越過這個過程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注定要落空和走向願望的反麵。
過了一周，史迪威離開重慶前往桂林視察。
老謀深算的委員長開始同他的美國盟友進行一場實力懸殊的權力較量。
公正地說，委員長是本世紀以來第一位參與世界事物的中國政治家。他畢生致力於統一中國的戰爭，致力於加強集權統治和使他領導的國家躋身世界大國行列的事業，“恢複和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但是這始終是一個封建領袖無法實現的帝國夢。即使在美、英、中《開羅宣言》發表之後，委員長仍然沒有被西方列強當成真正的大國首腦對待。會議期間，丘吉爾首相多次在背地裏稱呼他“部落酋長”，斯大林幹脆拒絕會見中國人。
不管怎樣，委員長絕不打算向任何對手屈服，無論這些對手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早在七月，美國方麵就開始加大壓力，通牒式的電報紛至遝來。委員長始終好像一名功力深厚的太極高手，穩接八麵來風，以柔克剛，運用中國古老的謀略之術與咄咄逼人的美國總統進行周旋。
八月，委員長回電白宮，口吻極為謙恭，表示願意考慮總統的建議。他在電報中提出，需要有一位總統信任的特使來華商談有關移交指揮權事宜，該特使的身份必須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別的什麽將軍。
這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式陷阱。它等於提醒總統注意，軍隊將領們野心勃勃的權力欲是靠不住的，需要另辟一條由政治家來相互對話的渠道。
與此不謀而合的是，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軍人特使出使重慶的念頭。他並非信不過他的將軍，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職業敏感和判斷力。他曾對助手霍普金斯說：“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個人物到重慶走一趟？他必須是個外交家。”（《羅斯福與霍普金斯》）
三天後，委員長再次致電羅斯福，對特使提出附加條件，即來使權力須在史迪威之上並不受史控製。美國總統為了維護其尊嚴，否決了對方條件。
但是，總統在確定特使人選和明確其權限時恰恰順從了委員長提供的思路。他不顧馬歇爾參謀長的強烈反對，任命了一位老資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慶，而這位特使無論資曆還是權力都在史迪威將軍之上。
這個人物就是後來成為《毛澤東選集》中一個反麵角色的派屈克?j?赫爾利先生。
赫爾利先生是現代中美關係史上一位曇花一現的重要人物。羅斯福之所以選中他作為總統特使，就是因為他能夠以一種接近總統的政治眼光同時考察史迪威和蔣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雲層籠罩著暑熱未消的山城重慶，赫爾利首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著一塵不染，看上去十分灑脫自信，充滿白種民族對有色人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特使帶給委員長一份總統簽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來訪規定為“高級會談”。特使口頭轉告委員長，他負有調停蔣史矛盾和接受中國政府移交軍隊指揮權的全權使命。如果委員長真正予以合作，總統將通過外交途徑使下列兩項交換條件正式生效：
1、戰後美國承擔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的義務。
2、戰後將沒收全部日本企業並將其所有權轉交中國政府。
九月十一日，談判開始。中美關係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委員長既然已經達到將史迪威排除在談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讓總統特使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政治屬於中國人，任何外國人都無權幹涉。中國人雖然看重工業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統治權。（我認為，“統治權”應改為“主權”。軍隊的指揮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貼者）
一個月來，美國特使同委員長頻頻會晤，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一係列馬拉鬆式的艱苦談判，還應邀參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許多參觀視察和社會活動。作為一名老資格政治家，赫爾利很快覺察出中美之間這場“指揮權危機”遠比白宮和五角大樓估計的棘手。他還敏銳地從委員長身上嗅出一股陰謀家的險惡氣息，他漸漸意識到正是這個陰謀家自始至終操縱著他們的談判，並給談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陰影。
關鍵問題還在於委員長對於中國政治的巨大權威和影響力。赫爾利曾經相當深入地研究過東方政治，現在他更是深切認識到東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異。在派係林立的中國，政治鬥爭的複雜關係好比一張巨網，委員長就是經營這張網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長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比，製約和調整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關係。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他以他的絕對意誌為中心軸構成一個巨大的權利磁場。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委員長則是國家，是領袖和神，是軍隊、警察、官府、土地、稅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這種業已建立的權威如同天空的太陽，它的光芒幾乎隨時無所不在地覆蓋中國大地。
這是一個君臨萬方的封建領袖，這個同四億中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並始終淩駕於他們之上的大獨裁者，你能試圖用一個頭腦簡單的美國軍人來取代他的權威麽？即使你能夠廢黜一個封建領袖，但是你能廢黜根植在四億黃種人大腦深處千年不變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麽？
赫爾利終於不無遺憾地看到，連羅斯福總統這樣優秀的西方政治家對中國的認識也膚淺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赫爾利順著政治家的思路繼續研究這場由指揮權引發的危機。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蔣介石，又從中國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對中國人來說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符號，他代表美援、槍炮、國際援助和強大的同盟戰線，但是他永遠不能代表中國政治。任何給中國人強加一個美國總司令的作法必將危害業已存在的中美關係。從戰略的眼光看，中國在對日戰爭中的作用不會超過本土以外，這是由中國的戰爭能力和政治需要決定的，任何試圖依靠中國軍隊打敗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實際的。
勿庸置疑，作為政治家的赫爾利對中國政治以及這場指揮權危機的本質認識是相當清醒而深刻的，他斷然摒棄了連羅斯福總統也未能免俗的種族歧視意識和大國優越感，冷靜地評價了蔣委員長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領袖地位。他在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函和報告中再三強調：
……我的意見是：如果您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您就將失去蔣介石，並且您還將連同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
在戰爭中崩潰，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繼續參戰，那麽，即使天堂裏所有的天使都發誓說我們支持史迪威是對的，這也改變不了曆
史的結論。美國勢必在中國遭到失敗……我謹建議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任命另一位美國將軍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指揮在中
國的一切陸軍部隊。
……
——摘自《美國十字軍在中國》
史迪威也許是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他渴望榮譽，希望親自打敗日本人，創造輝煌的戰爭奇跡，但他畢竟是美國軍人，具有美國人的氣質和思維方式，不懂得中國特殊的政治和國情。中國的軍事從來屬於政治，是實現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軍隊從屬於政黨，從屬於個人，是個人實現政治統治和權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軍隊的領袖也都將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權力所賦予的一切。
這是一個簡單的東方權力方程式，作為軍人的史迪威也許一生也無法解開它，但是作為政治家的赫爾利隻在一個月時間裏便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
當赫爾利特使不再堅持中國必須移交軍隊指揮權和怒江前線的戰事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蔣委員長好像一個後發製人的高明拳師，突然向白宮攤牌了。
十月二日，委員長在重慶溫泉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委全會。委員長情緒非常激動，幾個月的克製已經耗盡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曆數了美國人的種種劣跡，並且在發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國罵“娘希匹”。
“美國人算什麽東西呢？”委員長的目光越過與會者的頭頂，憤怒地質問窗外。“他們住得那麽遠，在太平洋那邊，卻要來向我指手畫腳，做中國人的總司令，誰批準他們有這樣的特權呢？還不是他們運了一些東西到中國來，給中國人一點甜頭，就以為我們應該感恩戴德，應該讓他們來為所欲為。我要對他們講明白，我們抗日同樣是為了美國的利益，‘租借物資’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要是同日本人講和了，他們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我看美國人和日本人沒有什麽兩樣，他們隻不過采取另外一種方式來控製我們，娘希匹，都是帝國主義！”
常委們屏氣斂息，沒有人膽敢打斷委員長的講話或者發表不同意見。
“……要是我接受了美國人的條件，就違背了國父遺訓，有悖於三民主義的宗旨，同時，你們各位也都成了美國人的傀儡。與其這樣，我看還不如去投奔汪精衛算了。投奔汪精衛，你們有誰舉手讚成嗎？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們不會有人舉手的。要是我們這樣的人都做了傀儡，那麽幾百萬前線將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嗎？
“不要怕美國人！不要怕他們取消援助，撤走顧問團！不要怕這怕那！”委員長嚴厲的目光掃過常委。“沒有美國人我們照樣能過。史迪威必須離開中國，這是我們與美國人談判的先決條件。你們不要擔心華中華南日本人打得凶，我們軍隊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樣能打勝仗。日本人遲早要完蛋，我們還有半個中國。我們今天要形成一個決議，要向美國人表明我們的態度，這就是我找你們來開會的目的。”
與會常委自然一致舉手擁護，全體通過一份事先草擬的會議決議。決議對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美國總統立即收回移交指揮權的建議和撤換史迪威。與會者隻有陳布雷心裏明白，前線形勢遠非委員長描繪的那樣樂觀，日本人開始進攻貴陽，委員長已經指示他暗中著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準備工作。
向美國人攤牌是委員長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擲的險棋。
《會議紀要》當天便通過官方渠道到達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和特使赫爾利手中，次日白宮收到發自重慶的紀要全文。
羅斯福總統讀過《會議紀要》，感到十分震驚。中國人的態度是他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爾利特使的建議。他告訴總統：一個政治家的判斷力勝過十個最優秀的將軍。但是總統在決定是否應該拋棄史迪威和對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時仍然很費了一番躊躇，因為他同時遭到美國軍方和自己內心那種神聖的使命感的強烈反對。但是美國總統畢竟是有魄力和膽識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責任，懂得必須用理智排除情緒幹擾以便作出最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正確選擇。
英國盟友及時貢獻了一個重要的參考意見。
“史迪威將軍的確是一個受人尊敬但卻不好合作的夥伴，他會同所有人把關係搞糟。”蒙巴頓勳爵委婉地轉告總統，“我相信他在其他戰區也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後，美國總統複電重慶，宣布有條件撤銷對史迪威將軍任命的建議。又過了一周，總統簽發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邁的美國三星將軍接替他的職務。
委員長大獲全勝。
二十年後，美國曆史學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關係史上這場權力危機時，兩個名叫曼納斯和森德蘭的美國人這樣寫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種以為中國要依賴和服從美國，美國可以把自己的觀點任意強加在中國頭上的思想的必然結果。然而新的思想，無論史迪威還是羅斯福，都無法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國民黨的軍隊組織是由其政治製度造就的，要對其軍隊進行改革，首先必須變革國民黨政府的整個體製。至於責任問題，馬歇爾應負觸發它的責任；羅斯福應負批準它的責任；而史迪威本人則應負介入和促成它的責任。更深一步說，這場危機表麵上是蔣與史兩人的矛盾，實質上它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結果。”（《史迪威出使中國》）
另一位曆史學家易勞逸教授則寫道：“蔣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廟裏的金漆剝落的山神。……你要從外部打敗它，它的確顯得很羸弱，搖搖欲墜；但是你要讓僧眾來推倒它，它卻又顯得太強大……”（《毀滅的種子》）
3
“史迪威必須離開！”當委員長在常委會上憤怒咆哮之後兩周，史迪威從南方戰區視察歸來，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國總統簽署的解職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經昆明飛往重慶，在這座死氣沉沉的中國陪都最後停留了一天，然後取道澳洲回國。
史迪威當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麽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認那是錯誤，他依然堅持要打敗日本人必須取代蔣介石的觀點。馬歇爾是他最堅定的夥伴和支持者，但是馬歇爾畢竟不是總統。他認為總統受到赫爾利的蒙蔽，作為一名職業軍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將軍一樣，最看不起類似赫爾利這樣的政客。政客們總是象紅頭蒼蠅一樣圍著總統嗡嗡叫，希圖撈到一星半點好處，他認為赫爾利站在蔣介石一邊正是為了達到對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總統的命令畢竟不可抗拒。於是史迪威上將不得不象個政治角鬥場上的落魄者那樣暗淡無光地離開中國。他也許永遠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怪圈：強大的美國打敗了殘暴的日本人，殘暴的日本人打敗了貪婪的蔣介石，而蔣介石卻打敗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相生相克，循環往複。
委員長寬宏大量地來為被免職的美國將軍送行，同來的還有蔣夫人和外交部長宋子文先生。委員長滿臉歉意，仿佛趕走史迪威並不是他的本意。委員長提出要親自授予史將軍一枚“青天白日特別勳章”，這是在華外國官員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但是美國將軍斷然拒絕了。胸懷寬廣的中國委員長當然不會計較史迪威的態度，他始終麵帶微笑，寬容地打量麵前這個一敗塗地的美國將軍，就像一個暴發戶滿意地看著一個不幸破產的老對手。
深秋的重慶，寒風蕭瑟，陰雲密布。史迪威的飛機在白市驛機場的跑道上徐徐滑動。飛機發動機的巨大轟鳴使得空曠的機場充滿峽穀一樣隆隆的回聲。飛機開始加速，機輪在與地麵跑道的劇烈摩擦中爆發出一陣陣尖銳刺耳的震顫。這是人類智慧和意誌力量在掙脫大地束縛時發出的痛苦戰栗與呼號。很快，飛機昂起機首，機輪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掙脫地麵，騰空而起。
機艙裏，史迪威深情地注視著地麵上這座滿目瘡痍的城市，注視著生活在這片黃土地上備受苦難的人們，他在日記中寫下中國之行的最後一頁：
“走啦！——謹祝勝利，愛你們的美國人約瑟夫·w·史迪威。”
4
美國人民家喻戶曉的戰爭英雄，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史迪威在毫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抵達華盛頓機場。他一走下飛機，立即被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嚴密看護起來。沒有新聞記者，沒有高級官員和將領來迎接他，也沒有舉行歡迎英雄的凱旋儀式，隻有一名國防部上校公事公辦地向他轉述了總統和總參謀長的問候。
此前，史迪威已經得到警告，他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言行負責。因為此刻美國正在舉行四年一度的換屆大選，羅斯福總統不想給他的政敵有可乘之機。
一連幾個月，史迪威被軟禁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他的行動處處受到監視，房屋四周有憲兵站崗。為了防備那些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搗亂，聯邦調查局甚至取消他出門的自由。如此待遇使史迪威憤怒到極點。但是無論他怎樣大發雷霆或者抗議也無濟於事，昔日軍界那些老朋友全部銷聲匿跡，連馬歇爾將軍也借故不願見他，他們全都懾於白宮那個大人物的權威。
“天哪！”史迪威在日記中咒罵到，“難道這群混蛋真的以為我成了殺人犯？！”
唯一使得將軍得到安慰的是同家人的團聚。妻子溫妮和兩個女兒，還有小兒子本恩形影不離地陪伴他，陪他在花園裏散步，給他講述這些年來家鄉的種種趣聞。到晚上，一家人還有那條叫基爾的大耳狗都圍在壁爐旁，聽本恩長子小約瑟夫從南太平洋前線寄回的信件。但是無論家庭生活多麽溫馨也無法抹平史迪威心中的創傷，他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孤獨，更加暴躁。他的身體開始明顯變壞，胃病和肝區疼痛使他不得不住進醫院。
史迪威被解職軟禁和羅斯福總統屈服於忘恩負義的中國人的消息還是透露到報界。一時國內輿論大嘩。羅斯福總統不得不為此專門召開記者招待會。好在競選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總統的競選對手杜威議員尚未來得及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為期三天的全國公民投票就開始了。投票結果，羅斯福以壓倒多數第三次當選美國總統。
一九四五年元月，連任的美國總統解除了對史迪威的秘密禁令，並在白宮召見他。滿麵春風的總統邀請客人共進午餐，並宣布授予約瑟夫·w·史迪威上將“榮譽軍團勳章”和“橡葉勳章”各一枚，以表彰將軍在中國和亞洲戰場作出的巨大貢獻。有記者當場追問：既然史迪威將軍指揮了一場出色的戰爭，那麽怎麽解釋將軍突然被撤職一事？總統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史迪威，輕鬆地回答道：“哦先生，不是撤職，是召回。我想部分原因是因為將軍的身體不大適應那裏的氣候。”
元月下旬，中印公路全線開通，委員長代表中國政府宣布：把這條國際公路正式命名為“史迪威公路”。消息傳到美國，史迪威名聲大噪，再度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羅斯福順應民心，不失時機地任命史迪威擔任美國本土陸軍部隊總司令。鬱鬱不樂的史迪威始終念念不忘打敗日本的夙願，在他的堅持要求下，同年六月獲準轉赴南太平洋戰場，出任美國第十集團軍總司令，親自參加了進攻日本本土的最後作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九月二日，史迪威出席了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甲板上舉行的受降儀式。這是他作為軍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當他看到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將軍在投降書上簽字時，一切個人的委屈和辛勞都得到了報償。
將軍心中的傷痕部分地得到了撫平。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史迪威突然因健康惡化住進醫院。醫生在他的腹部發現多處腫塊，確診為胃癌晚期並擴散到肝髒。醫生無法解釋一個身患絕症的老人何以會那樣精力充沛地活躍在戰場上。政府和軍界要人聞訊紛紛趕到醫院同將軍訣別。當副總統問及病人有何心願時，史迪威隻提出一個要求，希望獲得一枚“戰鬥步兵紀念章”。人們俱感大惑不解。因為在將軍一生中，他已經獲得過幾乎所有重要的美國榮譽勳章，但是他在彌留之際卻念念不忘得到一枚凡是上過戰場的士兵都能得到的這種普通紀念章。
十月十一日，陸軍部長史汀生親自滿足了將軍這個渺小的願望。
十二日中午十一時，史迪威將軍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5
一個哲學家這樣寫道：
“曆史苛求個人固然是個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個人卻是整個民族的不幸。”
我希望我的同齡人，除了知道一個白求恩，還應當知道更多的外國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還應當知道更多的被稱作“曆史”的那種東西。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
委員長在總統官邸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基督教追悼儀式。事先沒有發布公告，沒有邀請各國使節，隻有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及夫人參加了悼念儀式。委員長剛剛出席完一次秘密軍事會議，滿臉倦容。他在牧師做完禱告後劃了一個馬馬虎虎的十字，然後請大使向美國政府及史迪威親屬轉達他的悲痛之情，隨即匆匆離去。
悼念儀式進行了不到二十分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