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來吧,我聽候吩咐。要抽煙嗎?等一下,我們別把這地方弄髒了,”瑪斯連尼科夫說著拿來一個煙灰碟。“嗯,你說吧,有什麽事?”


    “我有兩件事要麻煩你。”


    “原來如此。”


    瑪斯連尼科夫的臉色變得陰鬱而頹喪了。那種象被主人搔過耳朵的小狗一樣興奮的神色頓時消失得影蹤全無。客廳裏傳來談話聲。一個女人說:“我絕對不相信,絕對不相信。”客廳另一頭有個男人重複說:“伏倫卓娃伯爵夫人和維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個方向傳來喧鬧的說笑聲。瑪斯連尼科夫一麵留神聽著客廳裏的談笑,一麵聽著聶赫留朵夫說話。


    “我還是為了那個女人的事來找你,”聶赫留朵夫說。


    “哦,就是那個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嗎?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調到醫院裏去工作。據說,可以這麽辦。”


    瑪斯連尼科夫抿緊嘴唇,考慮起來。


    “恐怕不行,”他說。“不過,我去同他們商量一下,明天給你回電。”


    “我聽說那裏病人很多,需要護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麽樣,我都會給你回音的。”


    “那麽,費神了,”聶赫留朵夫說。


    客廳裏傳來一陣哄笑聲,聽上去似乎不是裝出來的。


    “這是維克多在作怪,”瑪斯連尼科夫笑著說,“他興致好的時候,說話總是俏皮得很。”


    “再有一件事,”聶赫留朵夫說,“現在監獄裏還關著一百三十個人,他們沒有什麽罪,就因為身分證過期了。他們在那裏已經關了一個月了。”


    聶赫留朵夫就說明他們是怎樣被關押的。


    “你怎麽知道這些事?”瑪斯連尼科夫問,臉上忽然現出焦慮和惱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個被告,他們在走廊裏把我圍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個被告哇?”


    “一個農民,他平白無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請了一位律師。這且不去說它。難道那些人沒有犯一點罪,隻因為身分證過期就該坐牢嗎?……”


    “這是檢察官的事,”瑪斯連尼科夫惱怒地打斷聶赫留朵夫的話說。“這就是你所謂辦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審判製度。副檢察官本來有責任視察監獄,調查在押人員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續。可是他們什麽也不幹,隻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無辦法嗎?”聶赫留朵夫想起律師說過,省長會把責任往檢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興地說。


    “不,我會管的。我馬上就去處理。”


    “對她來說,這樣更糟。這個苦命的女人,”客廳裏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對剛剛講的那件事顯然漠不關心。


    “那樣更好,我把這個也帶走,”另一頭傳來一個男人戲謔的聲音,以及一個女人的嬉笑聲,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麽東西給他。


    “不行,不行,說什麽也不行,”女人的聲音說。


    “好吧,那些事讓我去辦吧,”瑪斯連尼科夫用戴綠鬆石戒指的白手熄滅香煙,重複說,“現在我們到太太們那兒去吧。”


    “對了,還有一件事,”聶赫留朵夫沒有走進客廳,在門口站住說。“我聽說昨天監牢裏有人受了體罰。真有這樣的事嗎?”


    瑪斯連尼科夫臉紅了。


    “阿,你是說那件事嗎?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監獄裏去,什麽閑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們了,”他說著挽住聶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緒又非常激動,就象剛才那位貴客光臨時一樣,但此刻不是興高采烈,而是驚惶不安。


    聶赫留朵夫從瑪斯連尼利夫的臂彎裏抽出胳膊,沒有向誰告別,也沒有說什麽,臉色陰沉地穿過客廳和大廳,從站起來向他致意的男仆們麵前經過,走到前廳,來到街上。


    “他怎麽了?你什麽事得罪他了?”安娜問丈夫。


    “他這是法國人作風,”有人說。


    “這哪兒是法國人作風,這是祖魯人1作風。”——


    1非洲東南部一個民族。


    “嗯,他向來是這樣的。”


    有人起身告辭,有人剛剛來到,嘰嘰喳喳的談話在繼續著。聶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談話的好話題。


    聶赫留朵夫走訪瑪斯連尼科夫後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來信。瑪斯連尼科夫在一張印有官銜、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紙上字跡奔放地寫道,關於把瑪絲洛娃調到醫院一事他已寫信給醫生,估計可以如願以償。信末署名是“熱愛你的老同事瑪斯連尼科夫”,而“瑪斯連尼科夫”這個名字則是用花俏粗大的字體簽署的。


    “蠢貨!”聶赫留朵夫忍不住說。從“同事”這兩個字上特別感覺到瑪斯連尼科夫對他有一種屈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瑪斯連尼科夫雖然擔任著傷天害理的無恥職務,仍自以為是個要人。他自稱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並未因自己名位顯赫而目中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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